她所在的语文部门，仅有两个工作人员，另一位叫陈少聪，负责为张爱玲做一些辅助工作。他写的回忆，最为传神，不妨引一段如下：
我和她同一办公室，在走廊尽头。开门之后，先是我的办公园地，再推开一扇门进去，里面就是她的天下了。我和她之间只隔一层薄板，呼吸咳嗽之声相闻。她每天大约一点多钟到达，推开门，朝我微微一粲，一阵烟也似地溜进了里屋，整个下午再也难得见她出来。我尽量识相地按捺住自己，不去骚扰她的清静，但是，身为她的助理，工作上我总不能不对她有所交代。有好几次我轻轻叩门进去，张先生便立刻腼腆不安地从她的坐椅上站了起来眯眼看着我，却又不像看着我，于是我也不自在了起来。她不说话；我只好自说自话。她静静地听我嗫嗫嚅嚅语焉不详地说了一会儿，然后神思恍惚答非所问地敷衍了我几句，我恍恍惚惚懵懵懂懂地点点头，最后狼狼狈狈地落荒而逃。
这类“荒谬剧场”式的演出，彩排了几次之后，我终于知难而退，没法再续演下去。鲁钝的我终于渐渐觉悟了这个事实：对于张先生来说，任何一个外人所释出的善意、恭敬，乃至期望与她沟通的意图，对她都是一种精神的负担和心理的压力。至少那一个时期的她确是如此。
从此我改变了做法。每过几个星期，我将一叠我做的资料卡用橡皮筋扣好，趁她不在时放在她的桌上，上面加一小字条。除非她主动叫我做什么，我绝不进去打扰她。结果，她一直坚持着她那贯彻始终的沉寂。在我们“共事”将近一年的日子里，张先生从来没对我有过任何吩咐或要求。我交给她的资料她后来用了没用我也不知道，因为不到一年我就离开加州了。
深悉了她的孤癖之后，为了体恤她的心意，我又采取了一个新的对策：每天接近她到达之时刻，我便索性避开一下，暂时溜到图书室去找别人闲聊，直到确定她已经平安稳妥地进入了她的孤独王国之后，才回归原位。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让她能够省掉应酬我的力气。（陈少聪《与张爱玲擦肩而过》）
离群索居已经成了她的“品牌”。陈世骧夫妇都是甚喜热闹的人，而“偏偏爱玲难得到他家里去请安，或者陪他们到旧金山中国城去吃饭”。
有一天，陈世骧在家中宴请张爱玲，特地叫了几个晚辈学生陪同。座中有人后来回忆，那一天，张爱玲和陈世骧同坐在沙发上，陈世骧滔滔不绝，张爱玲却很少说话，说话也是有一句没一句的，声音又小，好像在自语。无论是听人讲话，还是自己说话，都是眼睛朝上看着，像小孩子一样的神情。
她只和陈世骧说话，偶尔应一声陈夫人的招呼，对其他人一概不理——在旁观者看来，她只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见李渝《跋扈的自恋》。。
去过陈世骧家里两次后，张爱玲就再不去应酬，任陈氏夫妇怎么邀请，她都婉言拒绝。陈世骧也只好偶尔以电话问候。
当然，张爱玲也有她独特的人情味。一次她患感冒，请了假。陈少聪打了几次电话去问候，又跑去中药房配了几副草药给她送去。为了不打扰她，摁了几下门铃，把药包放在门口就走了。
几天后，张爱玲来上班了，什么话也没说。但陈少聪却忽然发现，自己桌上有一张小纸条，只写着“谢谢”两字，压在一瓶新买的“香奈儿五号”香水下面。陈少聪不禁生出诸多感慨来。
待人处事如此，倒也罢了，大家见多也就不怪。可是，在工作上与“老板”的分歧，问题就有些严重了。
张爱玲的预感果然应验了——据夏志清回忆，陈世骧看到她递交的研究报告，“所集词语太少，极为失望”。
陈世骧把报告给另外三位学者看，都说看不懂。张爱玲只得重写，但陈世骧还是说看不懂。两人因此起了争执。
一段友情，也就到此中止。
张爱玲，永远苦恼于这些人际关系！
在研究中心期间，她还接待了一位很特殊的人物——若克兰?卫基特。
这也是一位传奇女性，30岁不到，是加州大学一位教授的太太，眼下正在读博。她研究的课题，是中国人的“女侠崇拜”，连带也研究中国功夫和女权运动。
卫基特请教张爱玲：为什么中国人既要求女人“幽娴贞静”，却又很喜欢虚构的女侠形象？
张爱玲认为：阿拉伯人管女人，要比中国人严格得多，随便外出都不行，于是女人肥胖多肉，让男人瞧不起，反而是更喜欢男风。中国人就太正常了，“把女人管得笔直之后，只另在社会体系外创造了一个侠女”。
这侠女，是不可能真实介入生活的，但是男人们却按这个模子，在年轻女孩中寻找类似的替代品，哪怕是幻想也好。
两人的这次谈话，还不到一个小时，以后也未再见过面，但是张爱玲记住了这个“漂亮得一般影星都不在话下”的女人。
卫基特和她丈夫在思想上都是“左派”，1972年一起到过中国，还见到了毛泽东、江青。
张爱玲一直留意着她。后来这个“传奇女侠”为江青写了一本传记《红都女皇》，“四人帮”倒台后，江青被指控向卫基特泄露了国家机密。这些事情，张爱玲都是知道的。
当时有美国学者认为，江青是一个受男权社会伤害的女人，张爱玲则将此论嗤之为公式化的女权主义论调，说是“令人失笑”。
这一年，“亚洲年会”在波士顿举行，张爱玲又去了，其间与夏志清、庄信正、於梨华共进了一回午餐。不久后，她居然应於梨华之邀，去加州大学给学生做了一次演讲。
这是她平生仅有的一次，看来她对於梨华相当买账。
其时於梨华正在加州大学任教。张爱玲这次来演讲，当天还要坐飞机返回波士顿。
演讲时间定在下午3～4点，於梨华心情紧张，早早就去机场迎候，偏巧班机又误点了20分钟，她在候机室不知兜了几十个圈子，外加喝了两杯黑咖啡。直到见了张爱玲下飞机时的那份安闲，她才平静下来。
张爱玲穿一件暗灰色的薄呢裙装，肩搭一条紫红丝巾，没有戴眼镜。想必是有隐形眼镜，所以看人时半抬下巴，半垂眼睑。
於梨华一眼看去，不认为张爱玲好看，但觉得“她的模样确是独一无二”。
到了学校，已经迟了十几分钟，张爱玲却说要去洗手间整理一下。於梨华怕学生等得急，心里十分焦灼，但还是带她去了。张爱玲对着镜子，掠了一下并不纷乱的头发，又审视了一下脸上的淡妆，满意了，才进入教室。
那天，她演讲的题目是《奇异的西方：从一个未经驯化者的角度》。原定是演讲而不是念稿，可是张爱玲还是念了稿子，也许是担心时间不够用了，念稿可以快一些。
她说的英语，字正腔圆。讲完后有人发问，她的回答也很简明扼要。在提问时，曾有片刻冷场，於梨华坐在台下，忐忑不安，但张爱玲却神态怡然，一点不窘。事先约定的时间一到，她一点头，就走下了台来。
比较文学系为她准备了茶点，她推说要赶飞机，婉言谢绝了。其实时间还早得很，於梨华不放她走，两人最后商定，到学校附近一个小咖啡室去坐坐。
入座后，张爱玲说：“我要一杯香草冰淇凌苏打。”说完，朝於梨华企盼地望着。
等冰淇凌苏打上来，她露齿一笑，那神情，简直像小孩子猛然得到渴盼的玩具一样。这样的眼神，还有张爱玲吸第一口冰淇凌苏打的神情，於梨华就此再也忘不了……
她在伯克莱大学时的住所，也是庄信正帮助找的，就在伯克莱城的杜兰街。是那种一间半的小公寓，厨卫齐全，很干净，离办公室又近，一切都符合她的条件。
公寓的外观是白的，起居室也如雪洞一般白，墙上没有任何装饰物或者画片，一排落地长窗，拉开白色纱幔，可见梧桐树绿、近海水蓝。屋内没有书桌，只有一张放在床头的小几，她把当初在香港为美新处工作时的习惯，一直保留到现在，就只伏在小几上写作。
每晚，她几乎要熬到天亮才睡，到中午时才起来，因此有人说她是“与月亮共进退的人”。
吃的方面，几乎到了极简的地步，一天只吃半个English Muffin英式松饼。，曾经喜欢吃鱼，但是怕血管硬化，遵医嘱不再吃了。但自小就爱吃零食的习惯，还是没改，将一天所需要的热量，一点一点分开来吃。
她怀疑自己患有“高胆固醇”疾病；还有初到纽约时患的“感冒”，现在也成了老毛病，一发作就只能卧床，几天不吃饭，一吃就吐。
她现在已经不喜欢购物了，“血拼”对她不再构成刺激和惊喜。长期以来更是不买书，她曾经对宋淇说过：“一添置了这些东西，就仿佛生了根。”
加州的这种生活，对她来说，非常合意。生活简约，并不意味着寒酸，而是长达20年漂泊经历养成的习惯。
赖雅去世后，沉重的家庭负担没有了，“皇冠”为她带来的源源不断的稿费，使她能够安享宁静。
她在60年代初那么渴望的“转运”，就在此时悄悄地降临了。
在台湾，她40年代的作品已赢得了至尊地位，使她名声日隆。她在港台两地发表文章，可以拿到很高的报酬，就像今日我们这里的“一线作家”了。
到1972年，她已获得了完全可靠的经济保障，结束了自离开上海以来的颠沛生活。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她的归隐，不是简单的自闭，也不是失意之后的蛰伏，而是在再度蹿红时的主动放弃，因为她只渴望自由！
我们总算可以替她长舒一口气了。当年出走香港，固然使她躲过了“反右”、“文革”之类的灾难，但资本社会中凶猛如虎的“游戏规则”，也曾让她苦不堪言！
多年的左冲右突，可以说一无成就；但是，她40年代在上海的那次“超新星”式的爆发，给她提供了一笔远期的收益，使她能够免于晚年的困厄。
她的家族留下的“特殊遗产”，使她在文学上独树一帜、历久弥新，这也令她受益不小。
在加州，只喜山中无客来，她也甚少出门和打电话，与外界的联系就是通信。她与宋淇之间多年前的不快早已冰释，与宋淇夫妇的通信，是她最主要的一个倾诉渠道。
但就在她把自己封闭起来以后，却有一次破例，长时间地接待了一位访客。
这位幸运者，就是前面曾提到过的“超级张迷”水晶。
水晶原名杨沂，是江苏南通人，生于1935年，15岁去台湾，在台大外文系毕业后，做过各种行业，还到南洋去教过书、当过翻译。32岁时又到美国读比较文学硕士，学成后在加州大学任教。
他在台大读书时，就崇拜张爱玲，可以大段背诵张爱玲的小说。他的好友王祯和在台湾接待过张爱玲，这让他羡慕不止，老是打听张爱玲来访的情况，可又不敢去见她。
水晶到美国后，于1970年9月获得了一个机会，到伯克莱大学进修一年，恰和张爱玲撞到了一起。
这才是天赐机缘！他满心欢喜，一到伯克莱，马上就上门求见。
哪知道，他的探访，要比“三顾茅庐”耗时得多了，整整9个月后，才如愿以偿。
第一次到门口摁了门铃，过了好久，才从送话器里传出一个声音，迟缓而且模糊：“Hello?”
张爱玲大概当他是跑街的送货员了。
水晶一紧张，竟然也用英语作答，自我介绍了一番。
张爱玲说，不能见，因为感冒了，躺在床上，然后说了一声抱歉，就把送话器挂断了。
水晶后来又尝试挂电话，却是次次无人接听。一次周末，凌晨两点钟，他想试试看，一打，竟然打通了。
这次，张爱玲与他多说了几句。水晶先是说了在花莲那时候如何仰慕而又不敢近前的往事，之后又提出约见之请。
张爱玲还是答以不舒服，正躺在床上，婉言谢绝了。但是却要了水晶的住址和电话，说若是方便见的话，会先给他写张“便条”，然后请他打电话来联系。
水晶巴巴地等了一个月，音信皆无，才知道张爱玲确实是不想见，也只好作罢。
直到转过年的暑假，水晶在伯克莱进修期满，准备回到东岸去。临走前，把自己写的《试论〈倾城之恋〉的神话终结结构》影印了一份寄给张爱玲，算是留念。
至于见张爱玲的念头，早就断了。
大概是水晶的文章写得聪明，看起来孺子可教，张爱玲马上回了一信，说：“我总希望在你动身前能见着——已经病了一冬天，讲着都腻烦。”信里，请水晶下星期找个时间来，不过，还是要先电话联系。
6月份的一个周末，晚上7∶30，水晶终于走进了张爱玲的寓所。
他们这一谈，竟然谈了7个小时！
张爱玲生平不愿意见人，见了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与水晶这样的交谈，在她一生中几乎绝无仅有。
她在赖雅去世后，何所思，何所想，甚至居处如何，外人都雾里看花。甚至像庄信正、夏志清这样的好友，也都难得见一面，一切都是通信往来。唯独水晶，算是近距离接触了一回。
水晶后来把这次晤面的经过，详详细细写了出来，发表在台湾的《中国时报》上，题为《蝉——夜访张爱玲》，这才让我们窥见了张爱玲隐居生活的一点真相。
在见张爱玲之前，水晶熟知胡兰成的名言——见到张爱玲，诸天都要起各种震动。可是真的一见，还是觉得与想象中的大为不同。
他忍不住，把这感觉说了出来，而且是说了再三。
张爱玲听了，似乎颇受触动，但仍笑容满面地答：“是这样的。”
水晶想象中的张爱玲，是个病恹恹、懒兮兮的女人，如果借用李贺的诗句来形容，是“蓝溪之水厌生人”，哪像她现在这样活泼和笑语晏晏！
他所见到的张爱玲，已经51岁了，给他的第一印象就是瘦。“尤其瘦的是两条胳膊，如果借用杜老的诗来形容，是‘清晖玉臂寒’。像是她生命中所有的力量和血液，统统流进她稿纸的格子里去了。”
此外，张爱玲也确如胡兰成所说，脸庞很大。不仅如此，她眼睛也大，眼神清炯。那天，张爱玲穿着高领青莲色旗袍，斜身坐在沙发上，逸兴湍飞，笑容可掬，状态无比之好。
在水晶造访之前，张爱玲就备好了一份礼物。她知道水晶去年订婚了，特地去买了一瓶8盎司的香水，也是“香奈儿五号”。这倒让水晶十分不安，因为他来得匆忙，竟是空着手来的。
接着，张爱玲站起来，问他要不要喝点酒，是要苦艾酒，还是“波旁威士忌”。她说：“一个人家里，总得预备一点酒。”水晶回答不会喝酒，张爱玲便去开了一罐可乐。
水晶在一旁看她吃力地揭开罐头盖口的时候，非常担心，深怕她一不小心，把手划破了，就像他在《留言》里写的那样。
而后，张爱玲又开了一罐糖腌番石榴，因为知道水晶在南洋待过，可能会喜欢热带水果。
水晶简直想不到张爱玲会这样了解他，原来还一直以为，自己在她眼里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罢了。
他们谈话所涉及的范围很广，随意且又十分深入。
张爱玲说自己喜欢看章回小说，尤其是张恨水的几本小说，“一看神经就会松懈下来，有一种relaxed松懈的、随意的。的感觉。”正因如此，读起来才“嗜之若命”。
水晶告诉她，自己最近看了《歇浦潮》，叫好不止，很少碰到这样好的小说。张爱玲显然是遇到了知音，很高兴，说一直没有人提到过这本小说，应该有人提一提。
《歇浦潮》是民国初年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作者叫朱瘦菊，笔名“海上说梦人”。小说写的是民初上海十里洋场众生相，写了妓女、新剧艺术家，还有革命党人等各色人物。不仅场景逼真，在挖掘人性的卑劣方面，也很透彻。
张爱玲说，这本书是中国“自然主义”作品中最好的一部。她很欣赏水晶对《歇浦潮》的品评，对水晶说：“真应该写下来，比你写我更要好，更值得做。”
二人从《歇浦潮》，自然就谈到了《海上花》。张爱玲用手势比划着说：“像红楼有头没尾，海上花中间烂掉一块她说时用手比成一个圆圈。，都算是缺点。”
再讲到30年代的小说，她总喜欢用“拖一条光明的尾巴”来形容，又用“戏肉”一词来形容小说中的精彩部分，这都让水晶感到新奇。
接着，水晶又对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沉香屑第一炉香》、《阿小悲秋》、《红玫瑰与白玫瑰》、《半生缘》等逐个评点。张爱玲说，自己早年的东西，都不大记得了，只有《半生缘》最近重印过一次，所以记忆还算新。
水晶的评说，令她相当感慨：“你看得真仔细！要不是你这样一说，我完全记不起来了。”顿了一顿，她又说，“我的作品要是能出一个有批注的版本，像脂本红楼梦一样，你这些评论就像脂批。”
张爱玲也谈到了五四以来的作家，说她非常喜欢读沈从文的作品——“这样好的一个文体家。”
她对《骆驼祥子》评价不高，认为老舍还是短篇精彩。对钱钟书，说只看过《围城》，没有碰过他的短篇。
还有现代作家中最重要的一位——鲁迅，张爱玲的评价是：“觉得他很能暴露中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这一种传统等到鲁迅一死，突告中断，很是可惜。因为后来的中国作家，在提高民族自信心的旗帜下，走的都是‘文过饰非’的路子，只说好的，不说坏的，实在可惜。”
对当时的台湾作家，她也熟知，但未予置评。她认为台湾作家聚会太多，是不好的。作家还是分散一点的好，避免彼此受到妨害。
水晶跟着便说，夏济安也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过，台湾作家不是隐士，是“声名狼藉的朝夕聚会的社交家，notoriously gregarious。声名狼藉的群居者。”
——作家频繁相聚，何以不好，甚至会“彼此受到妨害”？
大概是彼此吹嘘，就易于满足；思想水准都不由自主朝低处走吧。张爱玲一贯的“孤军”式的写作状态，在这里也就找到了合理的依据。
在谈话过程中，她站起身来，走到厨房里，给自己泡了一杯速溶咖啡，不搁糖，只放牛奶。然后，又给水晶端了一杯来。
她解释说，一向喜欢喝茶，不过在美国买不到好茶叶，只有改喝咖啡。
水晶问：“为什么不请朋友从香港或者台湾寄点来？”张爱玲连忙说：“我顶怕麻烦人家，因为大家都忙。我什么事都图个简单。”
说话间，她一杯咖啡已尽，又去斟了一杯来。她说自己，一喝起咖啡来，就要喝个不停。
这样的谈话，真是漶漫无边，着实尽兴！
谈话最后还涉及到了一个关键问题——张爱玲对于自己创作的评价：
谈到她自己作品留传的问题，她说感到非常的uncertain（不确定），因为似乎从“五四”一开始，就让几个作家决定了一切，后来的人根本就不被重视。她开始写作的时候，便感到这层困恼，现在困恼是越来越深了。
水晶听了，不胜黯然！
真要感谢水晶先生为我们透露了这个信息。在当今对张爱玲须要“高山仰止”的时候，我们很难想象她曾有过那样的困惑。
文学，也有所谓的“潮流”，裹挟于其中的，声势就要比别人大得多。边缘者、后来者、不属于幸运儿的，就永无出头之日。
一直到这次谈话的时候，她还在忧伤：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的。——展示台上没有，就等于没出现过。文学史之残酷，不亚于“二十四史”！
操控这一切的，不过是几十个gregarious而已！
“不过，一个作家实在无法顾忌这些，”她说，“我现在写东西，完全是还债，因为从前曾经许下心愿。……我这个人是非常stubbom顽强。的。”
她还以描写上海为例，说：像许多洋人心目中的上海，不知多么彩色缤纷；可是我写的上海，是暗淡破败的。而且——她用手比划着——就连这样的上海，今天也像古代的“大西洋城”，沉到海底去了。
水晶听着，不禁凛然——“她说这话的时候，有一种玉石俱焚的感慨。”
一个人的顽强，不在于体魄，而在于精神。张爱玲，骨子里根本就不是什么“临水照花人”！
当夜，水晶从她的三层楼公寓出来，已是凌晨2∶30了，仍觉谈兴未尽。临别前，张爱玲还送了水晶一本亲笔题赠的《怨女》英文本。
正如张爱玲在谈话结束时所说：这样的谈话，10年大概才能一次！她还说，朋友间会面，有时终身才得一次。
那么，这次水晶是满载而归了。
28、太平洋上的辉煌落幕
80年代，中国大陆从动荡走向安稳，各种禁忌也随之消失。
对多难的人民来说，这是个福音频至的时代，远在海外的张爱玲，也体会到了丝丝缕缕的暖风。
1979年，姑姑辗转和她取得了联系。
——这感觉，真是“忽闻海上有仙山”！
当年爱玲离开上海时，和姑姑相约，断绝一切通讯联系。这个做法，不免有点草木皆兵，但是到了文革，就显出姑侄俩的远见了：正因为没有联系，姑姑便没背上“海外关系”的沉重包袱。
几十年间，张茂渊基本平安无事，但她当年的初恋情人李开第却难逃一劫，扣上了“洋奴”的帽子，被折腾得半死，直弄到“六亲断绝”，妻子也在1975年病逝了。
这时候的李开第，孤苦伶仃，只有张茂渊还常来照顾他。他后来回忆说：“没有人敢来看我，惟有张小姐仍来看我。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但还转不上念头要结婚，人都老了。”陈怡真《到底是上海人》。
1979年，李开第获平反，在朋友们的撮合下，与张茂渊结婚。两人同龄，都是78岁，是地地道道的“黄昏恋”。
改革开放以后，姑姑联系上了宋淇，给张爱玲寄去了第一封信。
堪称传奇的是，姑姑此时，仍旧住在爱玲走时的那个“卡尔登公寓”。
爱玲回信叹道：“我真笨，也想找你们，却找不到，没想到你们还是在这个房子住。”
不过，姑侄俩此后的通信并不频繁，有时姑姑半年也收不到爱玲一封信。
1981年底，上海《文汇月刊》刊出张葆莘的文章《张爱玲传奇》。这是大陆报刊1949年以后第一次出现张爱玲的名字。
弟弟张子静看到了，欣喜莫名。
他们的父亲张廷重，早就于1953年因肺病去世。解放前，张廷重几乎把所有的家产败光，和孙用蕃租住在江苏路一间只有14平方米的房子里，相依为命。
那时，张氏家族在青岛还有一处房产是在张廷重的名下，解放后人民政府实行赎买政策，将房产收归国有，每年发给张廷重一千多元定息。这样，他晚年虽然夹着尾巴做人，但好歹不至于潦倒了。
孙用蕃在解放后为经济条件所困，人也变勤快了，东奔西走地揽些活儿干，以补家用。张廷重去世后，她靠着定息收入，还是活得下去的。
文革爆发后，定息不再发了，可巧孙用蕃有个弟弟在东京，以前欠她的钱，这时候就隔三差五给她寄钱，这么维持了下来。70年代中，她因患眼疾双目失明，雇了一个小保姆伺候，于1986年去世。
张子静一直未婚。解放后，在上海浦东当小学教师，先后换了几所学校。后来他任教的小学升格为中学，他也就成了中学教师，1986年正式退休。退休后，就搬到江苏路的14平方米小屋来住了。
因为张子静和姑姑素无联系，所以姑姑和张爱玲通信，他一直不知道。1983年，他通过香港和美国的朋友，才和姐姐取得联系。
他给姐姐写信，附上了张葆莘的文章。后来，又写信劝张爱玲回国来看看，张爱玲复信说不会回去，只要能通信就好。
此后有一段时间，张子静再写信去，就杳无回音。原来，张爱玲在洛杉矶频频搬家，一直到1989年初，两人才又联系上。
这一年，她在给弟弟的信中说：“传说我发了财，又有一说是赤贫。其实我勉强够过，等以后大陆再开放了些，你会知道这都是实话。没能力帮你的忙，是真觉得惭愧，惟有祝安好。”
她还是她，对弟弟仍是淡淡的，也不愿有钱财上的牵扯。但是在同一年，她得知姑姑生病，又逢“多事之秋”，便急着想给姑姑汇钱，希望姑姑的日常生活不至受太大影响。显然，她还是与姑姑亲。
早在1982年时，张爱玲就有机会回国省亲。那一年，北大著名学者乐黛云在哈佛做访问学者，偶然看到张爱玲的作品，大为赞赏，于是辗转托人，想请张爱玲到北大做一次“私人访问”。
张爱玲回信致谢，但表示并不想回国：“我的情形跟一般不同些，在大陆没有什么牵挂，所以不想回去看看。去过的地方太少，有机会也想到别处去……”
据说这里所说的“别处”，就是欧洲。张爱玲平生所憾“去过的地方太少”，就是指她一直未能去欧洲看看。
张爱玲因为当年“香港之行”的创伤，不愿回国一游，可是故土对她的热情却与日俱增。
80年代中期以后，不仅张爱玲“重归”中国现代文学史，而且大陆读者对张爱玲“迟来的爱”也汹涌而至。
短短几年时间内，《倾城之恋》在《收获》杂志发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发行，柯灵文章《遥寄张爱玲》在《收获》和《读书》杂志发表，掀起了“张爱玲热”的第一波大潮。
1985年，上海书店影印出版了旧版《传奇》，这是内地最早出版的张爱玲作品。到1992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了一套《张爱玲文集》，终于使“张爱玲热”走入了大众层面。
张爱玲这个名字，就此成为家喻户晓的一个“传奇”。
众多的女作家也蜂起效仿“张氏语言”，一时女性文字中“底子”、“芯子”之类的词汇夹缠不清。
此后，大陆各出版社狂印张爱玲作品，以满足读者需要，但大都未经授权。张爱玲当然很不满，授权姑父李开第处理她的大陆版权，但李开第已是八十老翁了，哪里管得过来？
在解放初的上海，以梁京为笔名发表的《小艾》，此时也在港台被人“发现”，两地报纸同时连载，香港还有人出了单行本。
张爱玲“望洋兴叹”，只好搜集整理了一批旧作，由台湾皇冠出版了《余韵》（1987）和《续集》（1988）两本集子。
那么，她在80年代中期，为何要频频搬家？
这是张爱玲研究中的又一段公案了——她是在“躲跳蚤”！
从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这三年半时间内，为了“躲跳蚤”，据说她平均每个星期搬家一次。按这样算的话，张爱玲搬家次数高达一百八十多次，简直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她给夏志清的一封信里所说的，就更玄了：“天天上午忙搬家，下午远道上城按：主要去看医生。，有时候回来已经过午夜了，最后一段公车停驶，要叫汽车——剩下的时间只够吃睡……”
一周搬一次家，应是夸张的说法了，再说洛杉矶也没有那么多汽车旅馆可供她选择。
汽车旅馆虽简陋，却定期有人清扫，连床也不用铺，对她倒也正合适。这段期间内，为减轻拖累，她不得不尽量丢弃一些“身外之物”，后来渐成习惯，反倒视一般家居摆设为累赘了。
早在“躲虫子”之前，庄信正担心张爱玲的健康，就把自己的一位朋友介绍给张爱玲，以便就近照顾。
这位新朋友叫林式同，是土木工程师、建筑商，既不爱好文学，也从未闻张爱玲大名。
他第一次去找张爱玲，是在电话里约好的，路上开了40分钟的车，还因为违章接受了一张罚款单。找到张爱玲住的公寓305室，他敲了敲门，里面仿佛有动静，却没有人应门。
他再敲一次，并且自我介绍：“张女士！我是庄先生的朋友，我姓林！他托我拿东西给您！我跟您通过电话！”
屋里有了动静，又过了半天，一个缓慢轻柔的声音带着一点抱歉的口吻应答：“我衣服还没换好！请你把东西摆在门口就回去吧！谢谢！”
林式同大为诧异，但也只能应一声好，把东西放在门口，就往电梯口走。忽然听到身后有开门关门的声音，回头一看，刚才留在房门口的黄色信封袋已经不见了。
——真是太神秘了！
其实，张爱玲一是怕生；二则受英式教育影响，不想在卧室里见客——她一直住单身公寓，只有卧室，没有客厅。
直到一年后，张爱玲为躲“跳蚤”开始频繁搬家，不得不求助于林式同，才打电话把林式同约来，在一家汽车旅馆的会客厅“接见”了他。
当时林式同看见，“……走来一位瘦瘦高高、潇潇洒洒的女士，头上包着一幅灰色的方巾，身上罩着一件近乎灰色的宽大的灯笼衣，就这样无声无息地飘了过来”。
——宽袍大袖是怕皮肤痒，走路无声息是穿了浴室用的毛拖鞋，头上包头巾是怕虱子而把头发都剪了。她晚年的装束一直如此，出门也穿毛拖鞋，有时戴上假发套。
这次张爱玲谈了躲跳蚤的事，说将来如果需要，还要请林先生帮忙物色房子。林式同大惑不解，但他尊重张爱玲的意愿，后来竟然成了张爱玲专门的“租房代理人”。
张爱玲对那个卡夫卡式“蚤子”的存在，坚信不疑。有的朋友不理解，写信给她说，杀灭跳蚤很容易，用喷杀剂就行了，何必搬家？
张爱玲答复：是南美种的蚤子，非常顽强，小得肉眼看不见，根本就杀不净。
她去看医生，医生也难以置信，疑心是她心理有问题，但又不便明说。
宋淇对这件事也是牵肠挂肚，便邀请张爱玲到香港来治病。但张爱玲在频繁的搬家过程中，扔掉和丢失了不少东西，她自己说是“三搬当一烧”，不但把《海上花》的英译稿给弄丢了，连护照也不知何时被清洁工偷走，想去香港，也去不成了。
她这一段过得相当不安稳，兼之牙痛又发作，怎么也看不好。据夏志清讲，她不像夏志清他们看病有固定的私人医生，她看病，是到政府指定的专为穷人治病的免费医院，路途很远，要搭公车去，看病时还要等候多时。
洛杉矶的公共交通极不方便，去一个地方常要转车几次。稍有能力者，都要买部旧车代步；搭公车的，十有八九是穷人、流浪汉、不懂英文的非法劳工。可以想见，张爱玲装束怪诞，手提纸袋混迹其中，有如潦倒的bag lady“纸袋流浪女”之意。，该是何等狼狈！
夏志清教授后来提及此事，痛心疾首。
也有张传作者不解：从各方面资料来看，她这时收入已经不低，为何不去找私人医生？——那就不得而知了。
她的健康成了问题，朋友们辗转相告，都很忧心。大家认为，张爱玲长期独居，过于封闭，且起居无规律、饮食简单，人也就老得快。
10年前，张爱玲曾经认识了一位美籍华人、哈佛研究生司马新。司马新因为选了《海上花列传》做学位论文题目，通过夏志清向张爱玲请教，与张爱玲建立了书信联系，后来也加入了张爱玲朋友们的行列。
此时，司马新已在波士顿一家公司任职。1988年，他辗转托人，在洛杉矶找到了一位名医，答应可以给张爱玲看一看。不久，司马新收到张爱玲来信，说已经看好了病，盛赞那位名医“医道高明，佩服到极点”。
医生的诊断是，以前大概遭遇过跳蚤，但两三年前就没有了，现在的瘙痒是皮肤特殊敏感，敷了药就好。张爱玲说，用药过后“奏效如神”，现在已经找到房子定居了。
朋友们这才放了心。
司马新后来在他写的张爱玲传记里，坚决否认了“张爱玲晚年有心理疾病”的说法，但是，这三年间惊人的搬家次数，似乎也不是心理正常者所为，大概还是老年心理偏执的反应。
在张爱玲治疗期间，水晶在《中国时报》副刊发表了一篇短文《张爱玲病了！》，以唤起各地张迷的共同关注。可是，张爱玲并不领情，怪他泄露了个人隐私。水晶只能叹息：“无意间得罪了她，被摒于‘张门’之外，连‘看张’的资格都失去了！”
“跳蚤事件”到此似乎告一段落，但接下来，张爱玲又遭遇了“垃圾事件”。
1988年秋，张爱玲写信告诉林式同，皮肤病好了，可以找固定住所了。
没过几天，张爱玲又从一家汽车旅馆写信，请林式同赶快替她找房子。还没等林找到合适的房子，她自己就在下城东边找到了一家公寓，离她最后住的那家汽车旅馆只有一英里路。在这里，她住了有大半年。
这是一条比较嘈杂的街道，居住的人各种肤色都有，是大都市里的“第三世界”；但张爱玲租住的公寓却似鹤立鸡群，相当整洁。不过，价格也够昂贵的，每月380美元。
她的房间，是走廊最里边的一个套间，家具齐全。门口有信箱和对讲机，信箱上用了她的本名E.ZHANG。
她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整天不出门。一天开12个小时的电视，大概是以此抵抗寂寞。偶尔出门，就是购物。她事先在随手拿来的小纸头上记下购物清单，比如咖啡、牛奶、胡桃派、熨斗、衣架、奶油、抹布、刮刷、香皂等等，然后出去，跑几家店一次买齐。
偶尔也看报纸，不过都是挑着看，不大认真。去楼下取信的次数极少，十天半个月去拿一次，还要半夜三更才去，以防遇见人。
在屋内，她只穿一次性拖鞋，觉得脏了就扔。不再打理发型，只以假发替代，也不再化妆，但是用很好的护肤品。
就在她自以为这样的“老鼠洞”生活绝对无人打扰的时候，她的隔壁，不声不响，住进了一位神秘女客！
这女客，是来自台湾的戴文采女士。很多张传都说她是“台湾某报”的记者，实际上，她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旅美作家，后来曾与台湾明星演员赵文瑄有过一段“姐弟恋”，不过，当时还只是一个“文坛新人”。
戴文采从19岁起就崇拜张爱玲，刻意学过张爱玲的文笔。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得到了张爱玲的地址，就写信去给张爱玲，表示希望能够拜访一下。
这当然不可能有回音，“类似的信件，到了张爱玲手里就如落进太平洋”。戴小姐决定不放弃努力，1988年秋，她跟台湾《联合报》副刊主编、诗人痖弦约定，算是由报社派遣，前去采访张爱玲。
戴文采找到了张爱玲住的公寓，向管理员提出，要租住张爱玲隔壁的那间房。
一连等了十多天，那房子才空出来，她立刻入住。
她并不想打扰张爱玲，只是在悄悄地等待张爱玲出现。只要看见人，也就达到了目的。
结果整整等了一个月，每天贴着墙壁听张爱玲住房的动静，最终才看见了一次——张爱玲出来倒垃圾！
戴文采其实并无恶意，虽然张爱玲对此类举动肯定要愤怒，但也多亏了戴文采的这次“卧底”，世人才得以了解张爱玲晚年的一个真实侧面：
她真瘦，顶重略过八十磅。生得长手长脚，骨架却极细窄，穿着一件白颜色衬衫，亮如洛佳水海岸的蓝裙子，女学生般把衬衫扎进裙腰里，腰上打了无数碎细褶，像只收口的软手袋。因为太瘦，衬衫肩头以及裙摆的褶线始终撑不圆，笔直的线条使瘦长多了不可轻侮。午后的阳光邓肯式在雪洞般墙上裸舞，但她正巧站在暗处，看不出衬衫白底上是不是印有小花，只觉得她皮肤很白，头发剪短了烫出大鬈发花，发花没有用流行的挑子挑松，一丝不苟的开出一朵一朵像黑颜色的绣球花。她侧身脸朝内弯着腰整理几只该扔的纸袋子，门外已放了七八只，有许多翻开又叠过的旧报纸和牛奶空盒。她弯腰的姿势极隽逸，因为身体太像两片薄叶子贴在一起，即使前倾着上半身，仍毫无下坠之势，整个人成了飘落两字，我当下惭愧我身上所有的累赘太多。她的腿修长，也许瘦到一定程度之后根本没有年龄，叫人想起新烫了发的女学生；我正想多看一眼，她微偏了偏身，我慌忙走开，怕惊动她。佯作晒太阳，把裙子撩起，两脚踏在游泳池浅水里。她也许察觉外头有人，一直没有出来，我只好回房，待我一带上门，立即听到她开门下锁急步前走，我当下绕另外一条小径躲在墙后远远看她，她走着，像一卷细龙卷风，低着头，仿佛大难将至，仓皇赶路，垃圾桶后院落一棵合欢叶开满紫花的树，在她背后私语般骇纷纷飘坠无数绿与紫，因为距离太远，始终没有看清她的眉眼，仅是如此已经十分震动，如见林黛玉从书里走出来葬花，真实到几乎极不真实。岁月攻不进张爱玲自己的氛围，甚至想起绿野仙踪。
看见张爱玲这样警觉，戴文采当然不敢作他想。一个月来，她除了听见隔壁的电视机声音之外，一无所获，就这样看了一眼就走，未免不甘心。于是她灵机一动，把垃圾桶里张爱玲刚丢下的全部纸袋用树枝勾了上来。
拿到“战利品”后，戴小姐有如侦探，对这些废弃物做了一番分析，得出了结论。比如，张爱玲平时吃什么东西、喝什么饮料、读什么报纸、存钱的银行是哪一家；她打鸡蛋壳的技术如何糟糕，牙齿如何不行了（因为没见有零食）等等。
最富有戏剧性的是，戴文采给张爱玲的那封信的信封，也在垃圾里。张爱玲喜欢用废旧信封做草稿纸，这张信封上，恰巧有一段文章草稿涉及戴文采，说是现在好不容易希望安静，如果要被采访，就好比“一个人只剩下两个铜板，还给人要了去”。
在一些废纸里，还有写给夏志清和痖弦等人的信稿。
这些文稿，都被戴文采收藏，内容至今没有披露。
戴文采在兴奋中，写下了一篇采访记：《我的邻居张爱玲》，全文有洋洋万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