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写得非常详尽，看得出她确是一个超级张迷，对张爱玲的语录信手拈来。文章最后说，关于“铜板”的那两句话，“确实叫人十分抱歉，一口好井在人语喧哗中兀自凉着，也那样喜欢着外头世界的繁华，我们何必像顽童般非要扔石头惊她一惊呢？”
她的崇拜还是很虔诚的，知道决不能莽撞。
但此刻，她实在按捺不住激动，便打电话给旧金山的台湾女作家T女士，详述了她的奇遇。
戴文采冒险得了手，又想进一步设法接近张爱玲，于是叮嘱T女士：你千万不要对别人说啊！
但是，戴文采的这位朋友T女士，法律意识要比她强得多。按照美国法律，随意翻检别人的垃圾属于侵犯隐私权，是违法的。即便不考虑美国法律，T女士也觉得大为不妥。
于是，T女士马上电告夏志清，夏志清又转告了庄信正。庄信正不敢怠慢，立刻给张爱玲打电话。
张爱玲平常是从不接电话的，这次，也许是心灵感应，一打就通。
庄信正急急忙忙地说：“现在你隔壁住了一个戴小姐，据说是台湾《联合报》委托的……”
张爱玲立刻挂断了电话。庄信正第二天再打去，就无人接听了。他没有办法，赶忙给林式同打电话，想不到林式同轻松地说：“没问题，已经搬好了。”
在“躲跳蚤”的三年中，张爱玲早已练出了迅速搬家的本领，在林式同的协助下，她第二天就搬了家。戴文采枉做了一回超级间谍，竟然对隔壁的动静一无所知。
她仍是每天贴着墙壁听声音，发觉没有了电视机声，以为是张爱玲病了。可是一连几天没动静，她疑心起来，跑到公寓管理员那里打听，才知张爱玲已从她眼皮底下转移了！
戴小姐着了急，赶忙把自己写的稿件寄往台湾《联合报》副刊，想藉此一鸣惊人。但是痖弦看过后，毫不客气地说：“我们要等张爱玲百年之后，才能发表你这篇稿子！”
原来《联合报》的委托，是想让戴文采直接采访到张爱玲，搜集到材料，为将来的“讣闻版”做准备。他们过去一直是这样，名人一旦逝世，次日便有大幅专版出来，内容详尽，在舆论界常引起轰动。
这次也是为将来“未雨绸缪”，并不准备马上登出报道。张爱玲的信息，自从1972年水晶在《中国时报》发表《夜访张爱玲》之后，16年间再也无人能打探得到，《联合报》这个策划可谓洞察先机。但这样一篇“翻垃圾”的稿件，势必对报纸的形象有很大杀伤，所以痖弦断然拒绝采用。
戴文采无法，便又将稿子转给《联合报》的竞争对手《中国时报》，并且三番五次打越洋电话，催问该报副刊编辑李季，谈到了稿子何时能发、报酬如何给、“卧底”的费用如何报销等问题。
李季也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她看了稿子后，同样拒绝发表，还打电话通知了庄信正，请庄迅速转告张爱玲。庄信正告诉她：“她们都已经搬走了。”——她们，是指张爱玲和戴文采。
稿件被《中国时报》拒绝，戴文采大感意外，后来另找途径发表了这篇“淘垃圾”的采访记，还把文章收入了自己的文集中。
这个事件纷纷扬扬了一阵，遂告落幕。“戴文采”这个名字，也因这次“出位”举动，永远留在了关于张爱玲的研究史中。
张爱玲在这之后，两次在给司马新的信中提到“戴文采事件”，并解释说，这就是自己的地址对外保密的原因。她的地址，连她的姑姑都不知道，只是租用了一个信箱收信件。她说，“中国人不尊重隐私权”，所以她不能住在港台。
她对司马新的帮助，铭感于心，强调说“不亏了你热心，我还住在旅馆流浪”。但感激是感激，她的地址还是不告诉几乎所有的朋友，也不接待朋友。这在她，是完全不能混淆的两回事。
张爱玲从庄信正那里得知了李季处理这事的态度，在1988年圣诞节前夕，寄了一张贺卡给李季，上面写道：“感谢所有的一切。”
张爱玲的晚年，多亏有林式同的就近帮忙，才使她免去了许多烦劳。
垃圾事件之后不久，张爱玲又要找房子，恰好就在半英里外，林式同设计和建造的公寓楼群刚刚竣工，张爱玲看过后很满意，很快就搬入了。
林式同嘱咐公寓经理，请为张爱玲的住址保密，如果万一有急事，要马上通知他。
但张爱玲仍然很要强，轻易不肯麻烦朋友。搬家时，林式同要为她叫计程车，她说东西少，不用麻烦了。
1989年3月，她在过街时被一位中南美洲的青年撞倒，跌破了肩骨。她在给姑姑的信中说“这些偷渡客，都是乡下人，莽撞有蛮力”，看来是伤得不轻。
去看医生，医生嘱咐先做体操、水疗，观察一段再说。后来，幸而不用开刀了。
公寓经理不明所以，看见张爱玲手臂摔坏了，包着布像个大圆球，连忙打电话给林式同。林式同立刻来电话询问，张爱玲轻描淡写地说：是坐火车摔了一跤，多躺着就好了，不必担心。
林式同问她还有什么问题，张爱玲说牙齿、皮肤、眼睛都有问题，但并不需要他帮助。
林式同古道热肠，助人不求回报。十多年间，他其实只见过张爱玲一次，但需要帮忙时却毫不迟疑。他帮助张爱玲补办了所有遗失的身份证件，以他自己的住址作为张爱玲的永久地址，申请了张爱玲的身份、保险、老人福利等证件。
张爱玲对他，也是百分之百的信任，几乎视为亲人。她跟林式同讲话，从来不说英语，连一个英文单词都不带。林式同是她晚年与之通电话最多的人，有一次，她说：“我很喜欢和你聊天。”
张爱玲在电话里抱怨牙痛，林式同就说：“牙齿不好就拔掉。我也牙痛，拔掉就没事了！”
张爱玲若有所悟，自言自语地说：“身外之物还是丢的不够彻底！”
1991年，张爱玲住的那座公寓，搬来了一些南美和亚洲移民，素质不高，嘈杂、不讲卫生。有人还养了猫，招来了蟑螂和蚂蚁。张爱玲不能忍受，给林式同写信说要搬家。
她提出了找房子的条件，有8项之多，其中有一条是，房子要足够新、没虫。
——卡夫卡的“蚤子”又在骚扰她了！她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每月要花两百美元买杀虫剂”，“橱柜一格一罐”。
还有一条也很怪，是要求“附近要有火车”。她是喜欢听火车的声音。无论对生人还是熟人，她都恐惧；但是扰攘的“市声”，却是她的良友！
7月初，林式同选好了房子，房东是伊朗人。林式同开车来陪张爱玲一起去签约，这是林式同十多年来第二次见到她，距第一次见她已有7年之久！
在车上，林式同问她健康情况怎么样，张爱玲说牙齿问题是个苦恼。林式同注意到，她的牙齿真的是有点走样了，连嘴唇都受到了影响。
张爱玲还提到三毛，说“她怎么自杀了”，言下不以为然。
可是，三毛是谁？林式同不知道，就更不知道三毛曾写了一个以“胡张恋”为蓝本的电影《滚滚红尘》，于是，只好一声不吭。
新居是单身公寓，在西木区（Westwood）。搬家的时候，她仍然坚持自己搬，不要林式同帮忙。这是张爱玲最后的居所，也是张爱玲在洛杉矶住过的最好的一个区，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很近。
在林式同看来，这里环境虽好，但恐怕还不是张爱玲最理想的住所，因为听不见她喜欢的喧闹“市声”。顺便提一句，在签约的时候，林式同还是十多年来第一次听见张爱玲说英语。
在新居住了半个多月，那位伊朗房东有些沉不住气，打电话给林式同，说老太太经常忘记带钥匙，要他帮忙开门；又频繁抱怨浴室的设备有问题，要他去修理；还有诸如此类的麻烦事。
伊朗房东很担心：“这位房客是怎么回事？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潜台词已经很明白。
林式同早有思想准备，说：“她没有问题，过去还做过我的房客，按时交房租，不爱打扰别人，你尽管放心，有事找我好了！”
为了防止再有“卧底”跑来，她干脆在信箱上用了一个越南人的名字。房东问她是怎么回事，她说，自己的亲戚很多，都传说她发了大财，怕他们找上门来借钱。
不过，这个信箱她也很少开启，一个月才打开一次，邮件常常塞得满满的，闹得邮政局很有意见。
在她频频搬家，与张子静中断了联系的那几年，弟弟还是很牵挂她。1988年，一位熟知张家家世的老人，拿了一张报纸，神色慌张地跑来找张子静：“你姊姊可能出事了！”
张子静一看，报纸上用红圆珠笔画出了一行字：
已故女作家张爱玲……
张子静一时呆住，难道音信不通是因为这个？
他将信将疑起来。张家的人不长寿，爷爷张佩纶、父亲张廷重，都没有活过60岁。母亲黄素琼也仅是61岁就谢世。姐姐如今已是68岁了，难道真有不测？
可是，张爱玲，是著名作家，假若真的“已故”了，应该有大规模的报道才对呀！
张子静问遍了在上海和在美国的亲戚，都说不知有此事。他又跑到上海市政府侨务办公室，把一封写给张爱玲的信委托他们转交。
这封信的转送途径规格之高，令人咂舌，是由上海市侨办转呈国务院侨办，再由国务院侨办寄到洛杉矶中国领事馆，请领事馆代为送达。
这本来是连领事馆也办不到的事，可巧领事馆有人认识戴文采，这才知道了地址，把信寄到了张爱玲那里。
张爱玲回了信，张子静方才放了心：所谓“已故”，是舞文弄墨的人想当然耳！
这时，姑姑有病，弟弟也热情相邀，但是张爱玲打定主意不回去。
即使是和林式同在电话里聊天，她也极少提及旧事。只有一次林式同告诉她，自己要去上海一趟，张爱玲似有所感，停顿了一两分钟，说：“哦，上海，恍如隔世！”
1990年，台湾《中国时报》创刊40周年，报社邀请张爱玲赴台担任当年的“时报文学奖”评委，允诺评奖结束后，可出路费、派专人陪她去上海看望姑姑。
她还是婉言谢绝了。台湾她不会再去；上海，也只有永远放在记忆的搁物架上了。
1991年，张爱玲半个世纪的好友炎樱去世了。此前，张爱玲虽与炎樱有所疏远，但通信往来还是有的。
同年6月，又有消息传来，姑姑张茂渊在上海逝世，享年90岁。留有遗嘱，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骨灰随便撒掉。
张家是弱枝，本来亲人就不多，姑姑是张爱玲一生中最亲的一个。如今，他们一个又一个隐进了历史的烟尘。
——在那个年代里出生、成长、盛放，也许本来就是错？
大概是亲朋的离去，对她有所触动，第二年2月份，林式同忽然收到张爱玲寄来的一份遗嘱副本。
遗嘱的内容有两点：“一、如我去世，我将所有的财产遗赠给宋淇和宋邝文美夫妇。二、我希望立即火化，不要存放在骨灰存放处，骨灰应撒在任何无人居住的地方，如果撒在陆地上，应撒在荒野处。”
在“遗嘱执行人”一栏里，张爱玲写的是林式同的名字。
她考虑到林式同一定会感到突兀，便在信中解释道，前不久因为要委托上海的姑父代理大陆版权，她去文具店买委托书，顺便就买了一份遗嘱，“免得有钱剩下来就会充公”。
张爱玲对林式同说：“也没先问一声，真对不起。附寄了个副本来给您过目，不用还我。好在立这遗嘱一共只二十美元，如有难处，不便担任，再立一份，这一张就失效了。我除了点存款没值钱的东西，非常简单。万一有费用不够付，宋淇夫妇会补还。是否能行，等有空请晚间打个电话告诉我(477－9453)，可行的话我就拿去登记。”
林式同当然摸不着头脑：“一看之下我心里觉得这人真怪，好好的给我遗书干什么……遗书中提到宋淇，我并不认识，信中也没有说明他们夫妇的联系处，仅说如果我不肯当执行人，可以让她另请他人。我觉得这件事有点子虚乌有，张爱玲不是好好的吗？我母亲比她大得多，一点事也没有……因此，我把这封信摆在一边，没有答复她。可是在张爱玲看来，我不回音，就等于是默许，后来我们从未再提起这件事，我几乎把它忘了。”见《有缘得识张爱玲》。
可以看出，张爱玲对于生死问题，看得很开，对身后安排是有条不紊的。可是，她恰恰没有留意自己最大、最具价值的一笔遗产——著作版权。这笔无形资产，在她，真的也就是无形吧，跟没有一样。
她的这种超脱，留给世间的却是一些不超脱——在她身后，皇冠出版社和大陆多家出版社为张爱玲著作的版权，打起了无穷无尽的官司。
3月，张爱玲又给宋淇写了信，告诉他自己的遗物将赠与他们夫妇：“还有钱剩下的话，一、用在我的作品上，例如请高手译。没出版的出版……；二、给你们俩买点东西留念。即使有较多的钱剩下，也不想立基金会纪念。”
张爱玲又一次隐身在深深的雾中了。
她最后这几年是怎么过的，林式同也不甚清楚。
她住的公寓，位于西木大道与罗切斯特街交叉的地方，是一幢淡灰色的四层楼，门前有一棵松树和一棵棕榈树。
公寓大门对面，有小书店、修鞋铺。她偶尔出来散步，邻居跟她打招呼，她也回应一声，只是一声Hello，就再无多话，以至旁人都以为她不会说英语。
书店的老板也常见她，但她去书店，都是匆匆来去，从不说话。——去小书店，能买什么书呢？是那种她喜欢读的“垃圾小说”吧？
1993年春，有一位大陆学者，差一点就见到了她。
这个人与她甚有渊源，就是著名的红学专家魏绍昌先生。
细心的读者应该还记得，魏绍昌就是当年桑弧在家里宴请张爱玲时的座中客，不过，那时他还在金融界做事。
这次魏绍昌到美国来访问，在洛杉矶，巧遇一位与张爱玲同住一幢楼的女邻居！
世界果然很小。魏绍昌既惊且喜，试探可否能联系上张爱玲。女邻居答应，如果给张爱玲写信，她可以帮忙塞到张爱玲的信箱里去。
魏绍昌当然知道张爱玲不见人，尤其对大陆去的人更抱着戒心。
不过，偶而也有例外，80年代初，著名翻译家冯亦代先生到洛杉矶，想去看望她，托熟人向她联系。张爱玲知道冯亦代过去也在上海，表示同意见面。
可是，张爱玲的答复总是“迟复为歉”，待冯先生得到通知时，人已经离开洛城了。后来，冯亦代提到此事，感到万分惋惜。
魏绍昌对吴语小说、越剧和评弹都很有研究，他考虑了一下，认为自己和张爱玲可说的话很多，想来她也会乐于听的，何况他们在上海还有过一面之缘。于是，写了一封信说明来意，并写上了他在洛城的联络电话。
信虽发了，但魏绍昌知道她性情孤僻，并不抱太大的希望。果然等了几天，杳无消息，他也就离开洛杉矶了。
半年以后，魏绍昌已回到上海。洛城的友人来电话告诉他：在他离开洛城一个多月之后，有一位自称姓张的老太太来过电话，问：“魏先生在吗?”朋友告知早已走了，她又说了一句：“我刚看到信呀!”电话便挂断了。
魏先生后来回忆说：“我知道后，曾激动了一阵，张爱玲对上海毕竟还是有感情的!”见《两记张爱玲》。
魏绍昌大概不会想到，这是张爱玲生前与大陆方面来人的最后一次联系。
张爱玲几年来心里就有急迫感，她在给司马新的信里说：“剩下的时日已经有限……想做的事来不及做……”
她又有了小时候“穿上新鞋也赶不及”的焦虑。
进入90年代，她有几个计划，都在“急管哀弦”地进行着。
首先是编订《张爱玲全集》，准备收入已发表的全部著作。
此前，“皇冠”虽然已经出版了张爱玲的作品十余种，但没出《全集》毕竟是遗憾。这次编者和作者双方都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大意义，进度相当之快。从1991年着手，一年以后就陆续出版。《全集》里的每篇文章都是张爱玲亲自校订，稿件在台北和洛城飞来飞去，耗费了双方不少的精力。
第二，是编一本图文并茂的《对照记》。
这一本，编写得也相当快，1992年秋，稿件就寄到了台北。出版社对残损照片进行了精心修补，在1993年11月的《皇冠》杂志上先行登出。而后在1994年6月，作为《张爱玲全集》第15卷出版。
《对照记》一出，张迷们争相购买，又是一番洛阳纸贵的盛况，一年半内，就印刷了7次。
该书收入老照片50余幅，从张爱玲的童年时起，到她40多岁止，50岁以后的一张也没有。其中有一幅，很值得一说。
那是1944年拍摄的一张，她原本穿着薄呢旗袍，但怕单色旗袍不上相，便又披了件浴衣在身上。
这幅照片后来“出镜率”很高——她颔首低回的样子，很有些惊艳。假如不是她自己说出来，谁能想到，照片上的服饰竟是临时凑合的！
书里还收入了李菊耦、张佩纶、黄素琼、张茂渊、炎樱等人的照片，但没有胡兰成和赖雅的。张爱玲在文字说明里声称：“惟一的取舍标准是怕不怕丢失。”这当然不能解释不收两位丈夫照片的原因。
也许没有什么更复杂的原因。她只是——不愿意让人家指指点点。
第三项计划，是重写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小团圆》。
何以名之“小团圆”？这书名大概也含有张爱玲一贯的反讽吧。
中国人讲究凡事的结局要“大团圆”，一生要功成名就，子孙满堂。可是，张爱玲揣度自己的一生，莫说“成功”，就连一般人的“圆满”也没达到。她无头衔、无功名、无房产、无子嗣、无金婚之福，一辈子都是“无产者”。
但是，这样的人生结局，如果不叫“团圆”又叫什么呢？于是，只能名之为“小团圆”。
《小团圆》的这一稿原定1993年内写完，在1994年2月“皇冠”40周年庆典时，与《对照记》合为一集出版。可是，后来因她身体不佳的原因，一再延期。此外，张爱玲还考虑，两书合为一集，书太厚，书价也会太高，于是要求先出《对照记》。
这一延宕，竟然就再也没写完！
《小团圆》实际上有两稿，前一稿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动笔并完稿。据张爱玲的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表示，在整理张爱玲的书信时，发现她上世纪60年代在美国，曾以英文撰写了23万字的自传性小说《易经》（Book of Change），因找不到出版社出版而作罢。
1964年台湾作家朱西宁打算根据胡兰成的叙述，为张爱玲写传记。张爱玲深感不安，一面写信给朱西宁劝阻，一面从《易经》中抽取一段，用10个月时间改写成《小团圆》，此谓第一稿。如此匆忙，意在与朱西宁的传记“打擂台”。
第一稿并未出版。张爱玲在1992年写给宋淇的一封信中，曾明确提出“《小团圆》小说要销毁”。
而后，她又在1993年重写，结果第二稿没有写完。现在所出版的，不知是哪一稿。
《小团圆》是张爱玲最为“神秘”的作品，创作历时约20年，几易其稿，却一直没有出版。文稿压在台湾皇冠文化公司创办人平鑫涛的手里，珍藏多年。
2009年2月23日，也就是台湾皇冠文化公司成立55周年纪念日的次日，《小团圆》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由皇冠公司在台湾出版发行。
《小团圆》的面世，令广大张迷们极为兴奋，但也引起了一些人对出版方违背作者遗嘱的质疑。
《小团圆》的手稿在此之前从未曝光，仅有宋淇、平鑫涛等人看过。
张爱玲生前曾经说：“这是一个热情故事，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
这部书，讲了太多的事情，足够张学研究者们消化好些年的。
我们还是回到当年——
1994年秋，《中国时报》鉴于《对照记》的特别价值，把第17届“时报文学奖”的“特别成就奖”授予张爱玲。
张爱玲欣然接受了这个奖，还写了一篇获奖感言，发表在1994年12月3日台北《中国时报》副刊上。
这个感言的题目，就是《忆〈西风〉》。她在感言中，对当年写《我的天才梦》，因字数超限被取消了原定首奖的“往事”仍耿耿于怀。她说，因为十几岁时最敏感，易于受伤，因此现在获奖一点喜悦感觉都没有了。
本书前面已经讲过，这个记忆是靠不住的。而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这是她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字，其中流露出来的不平之气，是缘何而来？
从《五四遗事》到《色?戒》，到《同学少年都不贱》，再到这篇《忆〈西风〉》，实际上都埋藏着一条连贯的情绪伏线——
谁对她的一生坎坷负责？
这是她终生也不能释然的一个问题。
实际上，没有谁！
也不能埋怨时代，只能归之于命运；而且，如果再晚一点，就连那昙花似的盛放也都不可能了。
值得一提的是，为接受这个奖，她特地到照相馆照了一张“近照”，寄到台北，刊登在获奖次日的《中国时报》上。
照片中的张爱玲，面容清癯，目光炯炯，但明显已是苍然一老妇了！
最可称奇的，是她手拿一张卷着的华文报纸，露出赫然几个标题大字：“主席金日成昨猝逝。”
——到最后，她也要惊世骇俗一次！
这个亮相，使不少张迷惊骇，甚至有人认为很不祥。但，这就是张爱玲——命运就是再严酷，她也没有屈从，到最后也还有心情挑战与调侃。
她通知皇冠出版社，再版《对照记》时，要把这张照片放在最后一页，并补充了如下的文字说明：
写这本书，在老照相簿里钻研太久，出来透口气。跟大家一起看同一头条新闻，有“天涯共此时”的即刻感。手持报纸倒像绑匪寄给肉票家人的照片，证明他当天还活着。其实这倒也不是拟于不伦，有诗为证。诗曰：
人老了大都
是时间的俘虏，
被圈禁禁足。
它待我还好——
当然随时可以撕票。
一笑。
幽默依然如故。不过，她虽老了，却绝没有被时间所俘虏。最后的这几年，是她相当勤奋的几年，写作的速度很惊人。
无人打扰，不为钱所困，尚有精力书写回忆录——这不正是一个作家晚年最圆满的境界？
在《红楼梦魇》里，张爱玲就感叹过“去日苦多”。
流走的岁月，确是太多了。一部《小团圆》，至今还没写完，何日能杀青，还在一片迷雾中。
送走了一个“急管哀弦”的冬天，又是一年盛夏来临，老年张爱玲忽然又不安宁了。
1995年5月17日，她给林式同写信，又要搬家。她说，伊朗房东在找她的麻烦，让她雇人清扫房间，吵得她吃不消。她想搬到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或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去，还在信中附上了剪报资料。
不知她是怎样想的——两个地方都在沙漠中，比洛杉矶更热、更干。
林式同接信大吃一惊：张爱玲这么大年纪，到那么远的地方，怎么可以？
他赶忙打电话给张爱玲，问她在拉斯维加斯有没有熟人，张爱玲说没有。林式同这次没有尊重她的意见，坚决反对。
张爱玲又提出，可否在洛杉矶找一处新建的房子。林式同对房地产业“门儿清”，他告诉张爱玲：这几年美国经济不景气，要找新房子很难，还是先不动为好。反正租期7月份才到，这期间一定能为她选到一个好住处。
如此过了半个月，张爱玲打电话来，说房东又不赶她走了，可以继续住下去。但皮肤病又发作了，来势汹汹，连衣服都不能穿。整天要照紫外线灯，人常感冒，久久也不好。
林式同想了想，建议她去买一件墨西哥人穿的斗篷。那其实只是一块布，上面有个洞，往头上一套就是一件衣服，穿脱都比较方便。
张爱玲没有做声。
听她讲话，与往日并无不同。林式同没感觉到有什么异常，他哪能想到，这竟是他与张爱玲的最后一次通话！
……
“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
这是最不可思议的事——年轻时的张爱玲，怎能写出这样苍凉的句子？
如今更尽漏残，她自己的故事，也还没有完。
有人说她“是和月亮共进退的人”。
不错，这也算是谶语吧。她是在中秋节后第四天来到这世上的。
在她生命中第75个中秋圆月将要升起的时候，张爱玲，这个只有上世纪的中国才能诞生的传奇女性，带着她的绝代风华，走了！
1995年9月8日，中国的“中秋节”前一天。
中午12:30，林式同回到家，正打算浏览当天的报纸，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把他从沙发上惊了起来！
电话里说话的人，是伊朗房东的女儿：“你是我知道的惟一认识Elieen Chang Reyher 的人，所以我打电话给你，我想她已经去世了。”
林式同大惊：“我不信，不久前我才和她通过电话。”
房东女儿说：“我们几天没见过她，也没听见过她房间有任何声响，估计她已经不行了。刚才我已叫过急救车，他们马上到。”
言之凿凿，再无可疑。林式同说：“我马上过去。”忽而又想到，张爱玲三年前曾给他寄过遗嘱，不禁叫了一声：“我有她的遗书！”说罢放下了电话。
他找出遗嘱，收拾好正准备出门，电话铃又一次响起。
他忙抓起电话，只听对方说：“这里是洛杉矶警局，您是林先生吗？张女士已经去世，我们在这儿调查，请您20分钟以后再打电话来。”
林式同后来经过允许，来到了公寓，见警察和房东正在房间里忙碌，他上前告知了身份，并把遗嘱出示给警察确认。
他想进房间，但被警察拦住，要他在走廊等候。一位女警拿了一个手提包交给林式同，好心地叮嘱说，这都是重要的遗物，不能让房东收去。
林式同打开袋子看了看，里面装满了信件和文件，还有一串钥匙。
殡仪馆的人也随后赶到，要求林式同在火化手续单上签字。林式同说，我没见到遗体，怎么能签字？警察这才允许他进房间去。
这是一个安详的世界。
照紫外线的太阳灯还开着，电视机却是关着的。
张爱玲躺在房间里惟一的一张靠墙的行军床上，溘然长逝。
她身穿旗袍——是一件赭红色的旗袍。
身下垫着的是一张灰蓝色的毯子。
身上没有盖任何东西。
她头发很短，手脚自然平放着。
她合上了眼，神态安详，只是出奇地瘦。
她走了。走得平静，有尊严……
她走的时候，仍是我们中国的女人……
据法医检验的结果，张爱玲大约死于六七天前，也就是9月1日或2日，死因是心血管疾病。林式同只知道张爱玲一直有牙病、眼疾和皮肤病，平日易患感冒，没想到她会有心血管疾病。
张爱玲平时不愿自己动手烹饪，也不愿到外面去吃，仅以罐头蔬菜、盒装鲜奶、鸡丁派、胡桃派、苏格兰松饼等作为饭食，罐头蔬菜用电炉加热一下就吃，充其量再煎个鸡蛋。如此长年累月，营养跟不上，免疫力下降，人都瘦干了。一遇大病，就顶不住了。
从房间里的情况看，她临终前头脑很清醒，知道大限已至，有条不紊地整理好了各种证件和信件，装进手提包，放在了靠门边易被发现的折叠桌上。
林式同在清理房间时，为方便起见，还特地请了一位朱小姐来帮忙。
他们亲眼目睹了张爱玲“家徒四壁”的极简生活之状。
墙上是空空的，没有悬挂任何装饰物。靠窗是一沓纸盒，这就是张爱玲的“写字台”，《对照记》、《小团圆》就是伏在这些纸盒上写的。
床前的地上，放着电视机。她喜欢靠在床上看电视，靠看电视来忘记病痛、甚至催眠。
房间里的地上，摆着许多纸袋。贮衣室里除了近年来买的衣服，也有一些纸袋。但是没有箱子，她嫌搬家时麻烦。
她用的拖鞋，是浴用的橡胶拖鞋，用脏了就扔，还有几大包新的没用过。
厨房里也多是纸碗和塑料刀叉，用过即扔。所有的金属餐具都是新的，像是没用过，只有咖啡壶是常用的。
她的浴室里，显得很凌乱，没有毛巾，到处是扔掉的纸巾。林式同和朱小姐推测，她最后大概连拧毛巾的力气都没有了，所以才用了这么多纸巾。
张爱玲还另外租了一个小仓库，有3英尺见方，里面收藏着她的英文著作、打字手稿等，都用手提袋装着。后来，在律师的帮助下，林式同遵照遗嘱的内容，把这些遗物分装十余个中型纸箱，寄给了在香港的宋淇。
在这些遗物中，有英文小说《少帅》、《上海闲游人》和未完成的《小团圆》、《描金凤》等手稿，除了《小团圆》外，其余至今尚未公诸于世。
9月19日，张爱玲的遗体在洛杉机惠捷尔市玫瑰岗墓园火化，到场的是林式同和他的几位友人，没有举行任何仪式。
9月30日，是张爱玲75岁生日，按照中国的传统，是她的“七十六岁冥诞”。在这一天，她的骨灰，由林式同和友人张错、高张信生、高全之、张绍迁、许媛翔等，乘船护送至海上。 众人对骨灰盒三鞠躬，主持者念了简短的祭文。
在船笛长鸣声中，朋友们将她的骨灰撒向太平洋，同时还撒祭了红白玫瑰花瓣。
张爱玲之魂，就此永远漂荡在海上。
浩瀚。博大。苍凉……
此后的十几天内，张爱玲去世的消息在华人世界所引起的反响，可用“猛烈”二字来形容。
港台和大陆的媒体在显著位置发表了消息，并刊登了有关的专访和悼念文章。受到华人媒体的感染，美国的《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也有讣闻登出。
美国的华人文学圈中，人们自发地举办了各种纪念活动。
国内的读者们，更是爆发出了空前的热情，有关张爱玲的书籍在海峡两岸再次热销。
“张爱玲”这个名字，又一次被放大。
这是上世纪末，一件与文学有关的事在华人世界所引起的最大轰动。
这样的胜景，张爱玲已无从得知了。
她什么也不需要了。
只要那红玫瑰与白玫瑰的花瓣在飘……
她带着满足感，飘然而去——把自己的文字，给了整个民族。所有的赞美与攀附，所有的不屑与挑战，都不能再来搅扰她了。
只隐隐可闻，一个声音在浩茫世界的某处回响：
——“我比较喜欢那样的收梢。”
2009年3月20日完稿于海口海甸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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