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黄逸梵是1924年撇下家去留洋的。走的时候，小煐才4岁，离别时母亲的哀伤，她尚有清晰的记忆片断：
“上船的那天她伏在竹床上痛哭，绿衣绿裙上面钉有抽搐发光的小片子。佣人几次来催说已经到了时候了，她像是没听见，他们不敢开口了，把我推上前去，叫我说：‘婶婶，时候不早了。’（我算是过继给另一房的，所以称叔叔婶婶。）她不理我，只是哭。她睡在那里像船舱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绿色的小薄片，然而有海洋的无穷尽的颠波悲恸。”
黄逸梵是中国第一代留学的女性。要挣脱枷锁了，她为什么要悲哀？
小煐当然不会懂。
其实，黄逸梵是在哀伤往日理想的幻灭。由长辈们决定的婚姻，就为了图个门当户对，便葬送了她花信年华里的几乎全部憧憬。
说起来，门当户对并不完全错，起码两人可以少一些文化背景冲突。但不幸，两个19岁的年轻人在结合时，时代在轰隆隆地转轨，他们各自选择的方向太不一样了。
小煐的感受，也就到此为止。久之，“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因为她很早就不在那里了”。
母亲走后，父亲在外面蓄养的一个妾，就堂而皇之搬进了家来。
这位姨太太，小煐唤她做“姨奶奶”，早就被父亲包养在外面的小公馆里。父亲还曾经抱小煐去那里玩过。那次出家门时，走到后门口，小煐忽然不愿意去，拼命地扳住门，双脚乱踢，父亲气得把她横过来打几下，她才终于肯了。
可是到了那边，小煐却又很随和地吃了许多糖，没有再闹——闯过江湖的“姨奶奶”，还是很会哄小孩子的。在这儿，小煐还注意到：小公馆里有红木家具，云母石心子的雕花圆桌上放着高脚银碟子，那气氛是古香古色的。
姨太太的出身不大正，是张廷重在外寻花问柳时结识的妓女，绰号老八。在她搬进来之后，家里开始公然举办叫“条子”召妓作陪。的宴会。
那是小女孩所不能解的风尘场景：“家里很热闹，时常有宴会，叫条子。我躲在帘子背后偷偷看，尤其注意同坐在一张沙发上的十六七岁的两姊妹，打着前刘海，穿着一样的玉色裤袄，雪白的偎倚着，像生在一起似的。”
有人推测，黄逸梵的出洋，与这个女人的存在有直接关系。
这位姨太太，不知为何不喜欢小煐的弟弟，也许因为弟弟是将来家产的继承人吧。为了特别凸显这个态度，她就反过来抬举小煐，每天晚上带小煐到“起士林”去看跳舞。
坐在桌边，小煐惊讶于“面前的蛋糕上的白奶油高齐眉毛”，然而她却能把一整块蛋糕全吃了。而后，在那微红的黄昏里渐渐打起盹，照例到后半夜三四点钟，才由仆人背着回家。
“起士林”是天津最早的西餐馆，1900年，八国联军占了天津后，据说是由一个随军而来的德国厨师办起来的。起士林里如何会有人跳舞？不得而知。也许是助兴的节目吧。
姨太太还为小煐做了一套雪青丝绒的短袄和长裙，说：“看我待你多好！你母亲给你们做衣服，总是拿旧布料东拼西改，哪儿舍得用整幅的丝绒？你喜欢我还是喜欢你母亲？”
小煐自然满心欢喜，毫不犹豫地答道：“喜欢你。”
对这件事，成年之后的张爱玲仍感到“耿耿于心”，好像不该那样见利忘义，而且那是她当时真实的想法，“并没有说谎”。
不过，姨太太毕竟是另一路人。她用了些心机，但终究也融不进这个家，反而给公馆带来了一股戾气。据张爱玲回忆说：“姨奶奶住在楼下一间阴暗杂乱的大房里，我难得进去，立在父亲烟炕前背书。姨奶奶也识字，教她自己的一个侄儿读‘池中鱼，游来游去’，恣意打他，他的一张脸常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
不仅如此，她连丈夫也敢打，用痰盂砸破了张廷重的头。直闹到张家的族里有人不能容忍，出面施加压力，要逼她离开。
姨太太终于被赶走了。小煐坐在楼上的窗台上，看见两辆塌车方言，人力运货车。从大门里缓缓出来，装着姨太太带走的银器家什。仆人们厌恶她，都说：“这下子好了！”
这样的一个女人，走得这样平静，大约是从张廷重那儿索要到了足够的补偿。
除此之外，小煐8岁这一年，家里还有一连串的变化。
姨太太被撵走后，父亲紧接着就把家从天津迁回了上海；出洋四年的母亲和姑姑，也即将从英国归来。
张爱玲在晚年著作《对照记》里，提到过这些事情，但她对父亲当年的种种，早已经释怀，所以并未写出从天津搬回上海的真正原因。
据张子静晚年透露，搬家的缘故是——张廷重的饭碗不保了！
铁路局的英文秘书本是个闲差，又是在堂兄直接管辖的单位里，就更是近水楼台。张廷重于是经常不去上班。这本无问题，因为人家总要看大官的面子，但是他又吸鸦片、又嫖妓、又与姨太太打架，闹得丑闻远播，免不了要影响到堂兄的官声。
待到1927年1月，张志潭被免去交通部总长之职，张廷重也就失去了遮凉大树，没法儿再做下去了。
丢了这平生惟一的一份“官差”，张廷重受的刺激不小，决心痛改前非。他写信给妻子黄逸梵，答应戒鸦片、赶走姨太太，并保证今后不再纳妾，央求她回国。
黄逸梵同意了。她之所以愿意回来，原因不是很清楚，从《小团圆》里的线索推测，她在留学时已另有所爱，回国来可能是想找机会着手离婚的事。
母亲后来对小煐说：“有些事等你大了自然就明白了。我这次回来是跟你父亲讲好的，我回来不过是替他管家。”
就这样拖了一年后，1928年春，张廷重携带孩子和仆佣，先期乘船回到了上海。
把家搬到上海，是夫妇俩在信中商量好的，因为小煐的舅舅黄定柱一家住在上海，互相间可以有个照应。
对小煐来说，旅途是快乐的：“坐船经过黑水洋绿水洋，仿佛的确是黑的漆黑，绿的碧绿，虽然从来没在书里看到海的礼赞，也有一种快心的感觉。”
初回上海，他们三人先是住在武定路一条弄堂的石库门房子里，等母亲和姑姑回来。
到上海后的所见，也让她欣喜：“坐在马车上，我是非常侉气而快乐的，粉红地子的洋纱衫裤上飞着蓝蝴蝶。我们住着很小的石库门房子，红油板壁。对于我，那也有一种紧紧的硃红的快乐。”
然而父亲却没有喜获新生的感觉，接连的失败，给他刺激太深。他为此注射了过量的吗啡，几乎要死去：“他独自坐在阳台上，头上搭一块湿手巾，两目直视，檐前挂下了牛筋绳索那样的粗而白的雨。哗哗下着雨，听不清楚他嘴里喃喃说些什么，我很害怕了。”
与此相反的是，家中一切都好像将有转机。
女佣们告诉小煐：应当高兴，母亲要回来了！
果然，母亲回来以后，就把父亲送到医院里治疗，父亲也信誓旦旦，要让一切阴霾成为过去。
母亲没受过正规教育，去欧洲学别的不行，学的是绘画。经过四年欧风熏陶的母亲，对日常生活的“品质”已是相当挑剔了。
她对临时的住所不能忍受，马上和姑姑去找了一个合意的地方。
全家住进了宝隆花园的一座欧式洋房在今陕西南路。，房顶是尖的，很像童话世界。《私语》里记述道：“我们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家里陡然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
房间和书房的墙壁颜色，是让孩子们自己选择，找人刷好的。小煐选了深粉红色，“第一次生活在自制的世界里，狂喜得心脏都要绷裂了”。见《小团圆》。
小煐和舅舅家的表姐、表兄弟们亲密来往，大约就从这时起。
张家老照片里，有一张他们的合影，是在南京西路“宝德”照相馆里照的。孩子们似乎是按个子高矮顺序排列的，“五个小萝卜头”，小煐在正中。小表弟一人穿马褂长泡，表姐妹们穿的则是旧式棉袍，料子都很好。孩子们表情略显严肃，但看起来确是“蕴藉华美”。
表姐们都是“大人”了，常来陪母亲、姑姑出去喝茶、跳舞，有时也来家里打开电唱机跳舞。见《小团圆》。
这是大转折到来之前的灿烂一刻。
小煐显然是心花怒放了，她写信给天津的一个玩伴，描述新屋的模样，写了三张信纸，还画了图样。可惜人家没有回信，可能是不喜欢她这样炫耀。
从这时候起，母亲开始关心和干预她的成长了，给她做了合身的新衣，让她学绘画、弹钢琴、学英文。张爱玲后来曾慨叹：“大约生平只有这一个时期是具有洋式淑女的风度的。”
有母亲在身边的日子，像一连串琶音一样，轻快，跳跃。
新的、来自西洋的那种昂扬的浪漫气无处不在。
姑姑每天练钢琴，琴上的玻璃瓶里鲜花怒放，母亲则手按在姑姑肩膀上，跟着琴练唱，“啦啦啦啦”地吊嗓子。
有一次，母亲和一个胖伯母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小煐坐在地上看着，大笑起来，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
据《小团圆》里透露，姑姑喜欢逗弟弟：“你的眼睫毛借给我好不好？我明天要出去，借给我一天就还你。”
母亲听了就笑：“廷重这个人倒是有这一点好，子静这样像外国人，倒不疑心，其实那时候有那教唱歌的意大利人……”后面的话，小煐听不大清楚了。
如果这个细节是真实的，那么弟弟张子静之所以长得像漂亮的洋娃娃，就有另外的原因了，读者对黄逸梵的“勇敢”也将会有新的评价。
母亲那年32岁了，可是穿起从欧洲带回的新奇洋服，还是一样地迷人。姐弟俩望着母亲弹琴唱歌，偶尔小煐会扭头看看弟弟，朝他眨眨眼，意思是说：“你看多好！妈妈回来了！”
回国后的母亲，对国内的新事物仍然着迷，一回来就订阅了不少杂志。当时的《小说月报》上，正登着老舍写的小说《二马》。杂志每月寄到了，母亲就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读出声来，小煐就靠在门框上笑，母女俩有会心之乐。
——这场面很温暖，以至张爱玲后来在老舍的作品中，一直偏爱《二马》。
在幸福中，小小少年的心头，也有调味品似的“优裕的感伤”。小煐看到书里夹的一朵花，听母亲说起它的历史，竟掉下泪来。母亲见了，就向弟弟夸奖她的领悟力。
每天吃饭，父亲总是匆匆吃完就走，余下的时间里，母亲便对两个孩子进行饭后训话，大致意思就是，小孩受教育最要紧，不能说话，不要哭等等，偶尔也讲两句营养学。
9岁的小煐，这时竟然开始考虑终身的事业了，是做画家呢，还是做音乐家？后来她看了一场关于贫困画家的电影，大哭一场，死了做画家的心，决心做一个钢琴家了，因为钢琴家能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
母亲说：“既然是一生一世的事，第一要知道怎样爱惜你的琴。”
小煐用的琴，琴键一个个雪白，没洗过手不能碰，每天还要用一块“鹦哥绿”绒布细心擦拭……
是母亲带来了这一切充沛之气。
因为有母亲，小煐喜爱这新居；因为母亲从英国来，她又开始喜欢英国了——
家里的一切我都认为是美的顶巅。蓝椅套配着旧的玫瑰红地毯，其实是不甚谐和的，然而我喜欢它，连带的也喜欢英国了，因为英格兰三个字使我想起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浴室的磁砖，沾着生发油的香，母亲告诉我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晴朗的，可是我没法矫正我最初的印象。
“英格兰”如何就像“小红房子”？“法兰西”又如何像“浴室的磁砖”？无道理可言。这样的联想，便是童年那倏忽一闪的天赋之思吧？
如此两年后，也就是1930年，黄逸梵又下了决心，要干预女儿的教育问题了——她要送小煐进新式的学校，让孩子有本领走进一个新世界。
母亲没受过正规教育，尝尽了男女不平等之苦，她不想让女儿重蹈覆辙。因此她对女儿的爱，也就特别地集中在教育上。
但父亲不同意，他不愿在这上面花钱。母亲回国后，两人为此多次争吵过。现在重提这事，父亲还是大闹不依。
母亲索性趁父亲上楼去休息的时候，拐卖人口一般，拉着小煐的手从后门溜出去，把小煐送进了教会办的黄氏小学。
因为先前小煐已有知识基础，所以一进去，就入六年级插班。这一年，她已是10岁了。
在报名处填写入学证时，母亲一时踌躇，不知该为女儿填什么名字，只觉得“张煐”这两个字叫起来“嗡嗡”地毫不响亮，于是暂且用英文名字Eileen“胡乱”译了中文，写成“爱玲”填上。母亲想的是，以后再改也不迟。
母女俩都没有料想到：“张爱玲”，这个一时应急而想出来的名字，日后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有何等的意义！
母亲后来一直想替女儿改名，可是没有改成。在这类小事上，黄逸梵大抵是有些粗疏的。
再后来，张爱玲自己也不想改了，尽管她极不满意。在杂文《必也正名乎》中，她说到了自己的一个心结——“我自己有一个恶俗不堪的名字”。
在文章中对自己的名字做了一番调侃后，她半是认真地说：“我愿意保留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向我自己作为一种警告，设法除去一般知书识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积习，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
她这个说法，实际上是一个相当认真的文学宣言。张爱玲就是凭着描画“实际的人生”的本领，使得众多的读者对她感到亲近。甚至不妨可以设想：假如她当初是以“张煐”名世的话，是否还能让人感到如此的亲近？
1931年夏，天分很不错的张爱玲，从黄氏小学顺利毕业，当年入读上海圣马利亚女校。
这是个六年制的女子中学，是由美国圣公会办的一所教会学校，在上海大有名气。校址就在今中山公园以西，学生全部住校。
从张爱玲就学的轨迹看，在母亲的督导下，她正一步步地学习做一个欧式的现代淑女。再往前的发展，看样子应该是直线形的。
张爱玲进了黄氏小学后，仍没放弃学钢琴，在学校里继续学钢琴课。进入圣马利亚女校以后，除了在学校里学琴外，又开始到一位白俄老太太家里去学琴，每周末一次。
这样的日子，像是如歌的行板，大概要让人有晕眩感。
然而，幸福总是短暂的。这个家，似乎逃脱不了一种宿命。
黄逸梵想不到，她兴致勃勃地营建起的这个“幸福的家庭”，刚开始不久就临近了尾声。
张廷重病愈出院后，立刻就反悔，重新操起了鸦片烟枪。但他又怕黄逸梵再跑掉，便不肯拿出生活费，而是要妻子贴钱。他的打算是，等把黄逸梵的钱榨干了，她也就走不成了。
父亲的这种做法，给幼年张爱玲以极深的印象，后来成为了她小说中的情节素材，多次出现。在《金锁记》、《倾城之恋》、《创世纪》、《小艾》等篇什中，都有男人企图骗光女人钱财的故事。
可是母亲哪能忍得了这种小市侩的把戏，两人经常大吵。那场面是骇人的——争吵声越来越大，偶尔还夹杂着母亲的哭声和不知是谁摔碎东西的声音。
在天津的时候，从来没有这样吓人的场面，小煐的心里，想必是害怕得很，她只能祈愿风暴早点过去。
父母终于协议离婚了。
父母的离婚，主动一方是母亲。而父亲当初在母亲回国时曾有两个承诺：赶走姨太太、戒除鸦片。“戒除鸦片”一条，他现在做不到，自知理亏，当然也就无话可说。
在办理离婚手续时，母亲请来一个英国籍的洋律师。父亲绕室徘徊，犹豫不决，几次拿起笔来要签字，却又反悔，说：“我们张家从来没有离婚的事。”
律师气得险些要打他，见他那个样子，就反过去问母亲是否要改变心意。母亲只说：“我的心已像一块木头！”
闻听此言，父亲才悟到事情已不可挽回，只得在离婚书上签了字。
两个孩子，归父亲抚养，但母亲在协议里坚持加上了一条：小煐以后的教育问题——亦即进什么样的学校，须先征求她的意见。应该说，在这之前与之后，母亲对张爱玲的关爱，一直都是于大处着眼的，并不体现在细小的地方。
父母婚姻的破裂，张爱玲那时似乎很能理解，在日后提及此事时，倒是不无幽默：“虽然他们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是表示赞成的，心里自然也惆怅，因为那红的蓝的家无法再维持下去了。”
童话样的家崩塌了。
姑姑和父亲一向也是意见不合的，因此也和母亲一同搬走，租屋另住。她们住进法租界今延安路以南。的一座西式大厦，买了一部白色汽车，雇了一个白俄司机、一个法国厨师，过起了时尚生活。父亲这边，也搬到了另一处弄堂房子——康乐村10号。
但所幸，按照父母的协议，张爱玲可以去看望母亲。母亲的居所，现在成了她迷惘中的惟一精神支点。
对母亲住的屋子，她甚至有些迷恋：“在她的公寓里第一次见到生在地上的瓷砖浴盆和煤气炉子，我非常高兴，觉得安慰了。”
在她的面前，是黑白分明的两个世界……
就在张爱玲在这两极之间游移时，又有大变化到来：母亲又要去法国学绘画了！这其实是张爱玲成长坦途的最后毁灭，但是当时，母女俩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张爱玲住校，只有周末能回家，母亲在临别时去学校看了她。
后来张爱玲描述过分别时刻的情景：
她来看我，我没有任何惜别的表示，她也像是很高兴，事情可以这样光滑无痕迹地度过，一点麻烦也没有，可是我知道她在那里想：“下一代的人，心真狠呀！”一直等她出了校门，我在校园里隔着高大的松杉远远望着那关闭了的红铁门，还是漠然，但渐渐地觉到这种情形下眼泪的需要，于是眼泪来了，在寒风中大声抽噎着，哭给自己看。
这一段回忆，信息的含量实在是太复杂了。
母亲固然是童年张爱玲生活中惟一的阳光，但是张爱玲对母亲却是另有期待，她实际上是希望，母亲的爱能更细微、更世俗化一点。
两年前，母亲刚从国外回来那一天，曾有一个细节：“母亲回来的那一天我吵着要穿上我认为最俏皮的小红袄，可是她看见我第一句话就说：‘怎么给她穿这样小的衣服？’”
彼时，张爱玲一定是失望的——刻意的、小小的心思，却一点没引起母亲的注意。
母亲也是时代的产物。她的心胸是阔大的，眼光望着的是遥不可及之处。她和上世纪的很多中国知识女性一样，更多关注的是自我的实现，内心承载着一些很巨大的东西，而独独缺少了一点普普通通的母性。
所以，这次分别时，女孩张爱玲，在情感上才有表和里的如此不同。
可以说，张爱玲日后孤僻性格的形成，与父母离异以及父女关系急剧恶化有关，同时也与母亲黄逸梵在主观和客观上对孩子的“疏远”有关。
细算起来是惊心的：从2岁有稀微的记忆开始，两年后母亲就远离；再过四年母亲回来，母女俩相处还不到一年，家庭就解体了！
童年母爱的这种缺失，对张爱玲的性格不可能毫无影响，她一生都对外界采取退缩、警戒和淡漠的态度，应源出于此。与此相应，她在25岁以前的作品，自然地也就表现出一种冷漠色彩。
她在创作盛期阶段的小说，一般都如此，缺少悲悯，仅是冷冷地在揭破人性的自私或人性的丑恶。直到后来的《十八春》，因是写在婚恋幻灭的剧痛之后，才有了一些大悲悯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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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青青校树下的灰姑娘
张爱玲后来总结，说“中学时代是不愉快的”，说她那时候很压抑，不大愿说话。
我想，这只是一个总体的感觉，且主要是因后母的缘故。而她中学生活的细部，还不至于全都一塌糊涂。
她在中学时代，也有普通小女生的快乐。
她喜欢吃零食，每次带弟弟出去，都要买紫雪糕和爆玉米花。她喜欢吃一个老女仆做的山芋糖，只要周末一回到家，那老女仆就会做给她吃。
她常和表姐妹们一起逛街、看电影。在这种时候，她都显得相当开朗，特别是和三表姐黄家漪聊起天来，就更是嘻嘻哈哈，乐不可支。
她也渴望成熟与享受。在中学时代，她画了一张漫画投到英文《大美晚报》上，报馆给了她5块钱稿酬，她立刻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母亲还怪她：为何不把那张钞票留着做个纪念……
她的性格，在中学时就已经基本形成，后来也没有太大的改变。她性格内向，审美天赋很好，不大注意俗务。
她需要的是审美知音——人群中很稀少的那种。
在遇到年龄比她大或陌生人时，她一向话少，只有和表姐妹们或要好的同学在一起，话才比较多。但是有一个例外，就是谈起她所喜欢的小说、电影、戏剧等话题，就忍不住逸兴飞扬，滔滔不绝。后来跟弟弟谈话，也多是这类内容，很少谈到俗事。
因为太爱看书，在中学时她眼睛就近视了，带了一副淡黄颜色镜架的眼镜。那时她人很瘦，又很高，衣着随便，但整个人透出一种书卷气，沉静肃穆，给人感觉不是一个普通女孩。
她所读的圣马利亚女校，在上海白利南路今长宁路187号。，创立于1887年，到那时已建校44年了。它和圣约翰大学附中一道，为当时沪上最著名的两大美国基督教教会学校。
这个女校的毕业生，一般会成为买办或外交官的太太，独立一些的，将来可能会成为交际明星，或者出洋去深造。
师生们很为这所学校而自豪，她们亲切地简称自己的学校为“圣校”。
这里的学生，每年都有因不堪课程压力和管制严格而退学的，但张爱玲似乎游刃有余，各科成绩都是甲或A。而且，在这里，她还发展了自己的多方面爱好。
学校的课程，分为中英文两大部分。
英文部，设置了英语、数学、物理、西洋史、地理和圣经等课程，全部采用英文授课，教师也全都是从英、美来的，其中以“老小姐”居多。
中文部则设置了国文、国史和中国地理三科，担任教师的，初中部多为师范毕业的中国女性，高中部则多是前清科举出身的遗老。
张爱玲入校后很长时间内，学校不大重视“国文”。教她们班级国文的，是一位30岁的老小姐，不苟言笑。
这位女老师的思维也很刻板，课讲得乏味。一次作文课，她郑重其事地讲，文章开头一定要好，如何如何；又讲结尾也一定要好，如何如何。大家洗耳恭听，只听她又一字一板地说：“中间一定也要好……”
不等她说出下文，全班已经哄堂大笑！
如此畸轻畸重，学生们的英文当然都很好，国文水平则不敢恭维。有人连病假条都写不通顺，居然可以写成：“某某因病故请假一天。”
1936年秋，在张爱玲中学生涯的最后一年，情况有了变化。学校新聘了一位国文教师汪宏声，来当中文部的教务主任，并兼任张爱玲这一班的国文课。
在这里顺便说一下，“国文”，相当于现在的“语文”之意。一直到1956年，中国内地的课本还曾保留着这个叫法。我觉得这个名称，准确而亲切，有尊严感。被废弃多年不用，现在看起来是那样陌生了。
汪先生是个有才华、有见地的人，到校后，对国文课的教法做了改订，为图书馆增添了中国的书报杂志，力图扭转校方过去轻视国文的倾向。
他上的第一堂作文课，就在黑板上为学生出了两个题目：《学艺叙》和《幕前人语》。
女学生们一片哗然。过去老师出的作文章题，不是说立志，就是说知耻，只能照着新八股的路子去作，从没见过这样谈艺术的题目。
汪老师解释道：第一个题，是写学习钢琴和唱歌的感想；第二个题《幕前人语》，实际上就是影评。他还鼓励同学们，假如有另外的思想要发表，不妨自由命题，且可以使用任何体裁。
等到作文卷交齐，汪老师发现，大家的文章多为短短二三百字，似通非通，全无思想，无非以虚词连缀了几百字而已。看来，孩子们缺乏最基本的训练。
但有一篇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是惟一的一篇自命题作文，题目是《看云》。行文很潇洒，词藻也华丽，只是有一些别字。
汪先生注意看了一下署名，是——张爱玲。
发回作文的那天，汪先生在讲台上唱名，学生们依次上来领回。念到张爱玲的名字时，汪先生特别留意了一下。
只见从最后一排最末一个座位上，站起一个高个儿而清瘦的女生，表情板滞，衣着也不入时——那时流行的是窄袖旗袍，可她穿的是宽袖。
汪先生对张爱玲的作文大加赞赏，当众朗读了一遍，以为示范。同学们自然是投来欣羡的目光，但张爱玲依然是面无表情。
在汪宏声老师的带动下，圣校的文艺空气渐渐活跃起来。学生们自组了“国光社”，创办了同仁刊物《国光》。发起者请张爱玲当编者，爱玲没有同意，只答应为刊物投稿。
有意思的是，在中学时，张爱玲在同学中并非以文采闻名，而是以“贵人多忘事”而出名。
她经常欠交作业卷。老师问起，她总是毫无愧色地说一句“我忘啦”，说时，两手还无奈地摊开。
老师们对此毫无办法。
以至有一次，汪老师向她催交一篇作文，她一张嘴就是：“我——”汪老师便紧接上：“——忘啦！”张爱玲也只是笑笑，并无太多愧意。
隔不多久，她交上了一篇《霸王别姬》（上半篇）。这是一篇随兴而写的历史小说，而且还拆成了两篇来顶数。
她的懒散，也有名。上课时总在末一排，并不听讲，用铅笔不停地在纸上画，似是在记笔记，实则在画上课教师的速写像。
她不事修饰，总是那么灰朴朴的，卧室也是最乱的一间。
那时候，舍监如果发现有人的鞋子不按规定放在鞋柜里，就会把鞋放在寝室门口的走廊上示众。女生们如有被抓住的，都深以为耻，而张爱玲的皮鞋“出镜率”最高。可是她并不在意，大不了说声：“啊哟，我忘了放在柜子里啦！”
她给汪老师的印象是“不说话、懒惰、不交朋友、不活动，精神长期萎靡不振”。
除了高级琴会和《凤藻》美术部，圣校的其他活动团体，如国光会、清心会、体育会、唱诗会、歌咏团等，都不见张爱玲的踪影。
这样的女生，给老师和同学们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很淡薄。
圣校时期的张爱玲，低调得似乎有些近于自虐，但她的个性棱角与不从流俗，也时有表现。
一次，汪老师收到了一份给《国光》的投稿，是两首不署名的打油诗。
其一：
橙黄眼镜翠蓝袍，步步摆来步步摇；
师母裁来衣料省，领头只有一分高。
其二：
夫子善催眠，嘘嘘莫闹喧；笼袖当堂坐，白眼望青天。
汪老师一看便知，这是张爱玲的“杰作”，讽刺两位男老师的。学生写诗“以下犯上”，本为不妥，但汪老师想：圣校气氛太过肃穆，有少许调剂也不妨，于是予以放行。
讽刺诗登出后，引发了一场风波，险些收不了场。
头一首诗讽刺的，是姜适君老师。姜老师为人随和，认为这种小诗谑而不虐，游戏而已，于是一笑了之。而另外一位，可没有这么大度，他愤然向美籍校长投诉。
校长便将汪老师和《国光》编者谢振同学请去问话，给了三个处理办法，请他们自选。一是向该老师书面道歉；二是《国光》停刊；三是作者张爱玲不准毕业。
汪老师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同意第一个办法。不过，“受辱”的老师也自觉做得过了，怕伤了和气，于是婉拒道歉，此风波才告消弭。
在文学写作上，中学时代是张爱玲的一个孕育期。她此时的热爱阅读、多思、内向、敏感，都是日后成为名家的基本素质。
在那篇著名的《我的天才梦》里，张爱玲曾说过，她在7岁时就写过第一篇小说，写的是一个家庭的悲剧，情节一波三折，有点《三言二拍》的意思。接着，又提笔要写《隋唐演义》，起首一句就是“话说隋末唐初的时候”，有石破天惊之效果，令成人都吃惊。可惜都只开了一个头，便写不下去了。
9岁的时候，她就开始向《新闻报》本埠副刊投稿，可惜均不见回音。
张爱玲后来的散文集《流言》的1945年版，就收录了一封她当年的投稿信，其语一派稚气：“记者先生：我今年九岁，因为英文不够，所以还没有进学堂……”
小学时代她已写过完整的小说，是一个罗曼蒂克故事，被同学们狂热传阅。
上高中那一年，她写过一篇散文《理想中的理想村》，写了一个幻想中的乌托邦村庄，显露出令人惊讶的想象力。里面的用语“这里有的是活跃的青春，有的是热的火红的心”，还有对那种完美社会的憧憬，可以看到乌托邦思想在那个年代对人们的影响之深。只是文字尚浅显，属于小布尔乔亚式的新文艺腔，还看不出日后的功底。
实事求是地讲，张爱玲的父亲对她这方面的“天才”，是为颇赞赏的，给了她不少鼓励。
一次寒假里，张爱玲仿照报纸副刊的模式，自己编写了一份以家里杂事为内容的手抄副刊，还插了图。父亲看了大为高兴，有亲友来，就拿出来炫耀：“看，这是小煐做的报纸副刊！”
父亲年轻时，也是个爱好文学的青年，书房里中外名著都有。张爱玲上中学后，一回到家，就扎进父亲的书房里看书。如果有了读书的感想，也可和父亲聊一聊。
据她讲，《红楼梦》她8岁起就看过，以后每过三四年就再看一遍。她慨叹“每次的印象各各不同。现在再看只看见人与人之间感应的烦恼。——个人的欣赏能力有限，而《红楼梦》永远是‘要一奉十’的。”
十二三岁的时候，她翻阅家藏的石印本《红楼梦》，竟然看出了八十回之后“狗尾”的不好：“看到八十一回‘四美钓游鱼’，忽然天日无光，百样无味起来，此后完全是另一个世界。”见张爱玲《忆胡适之》。
再读《红楼梦》时，大概是受了“香菱学诗”一节的触动，张爱玲忽然就有了学做旧体诗的兴趣。她回忆说：“我父亲对于我的作文很得意，曾经鼓励我学做诗。一共做过三首七绝，第二首咏《夏雨》，有两句经先生浓圈密点，所以我也认为很好了：‘声如羯鼓催花发，带雨莲开第一枝。’第三首咏花木兰，太不像样，就没有兴致再学下去了。”
罕有人知的是，张爱玲在“圣校”时，还用课余时间写过一部章回小说《摩登红楼梦》，有上、下两册。
她拿回家给父亲看，父亲大喜过望，拿过笔来，替张爱玲亲拟了回目。一共拟了六个回目，对仗工稳，很像模像样。全书大概是也就写了这六回。
这部《摩登红楼梦》，就相当于现在的《水煮××》，将古典人物现代化，属调侃之作。但其中有些揶谕，颇具深意：“今儿晚上老爷乘专车从南京回上海，叫你去应一应卯儿呢”“去向你琏二哥道个喜吧！老爷栽培他，给了他一个铁道局局长干了！”等等，将世态大大挖苦了一通。
——其实，老爸才是她最初的文学蒙师。
自幼痴迷《红楼梦》，这也是张爱玲日后成为中国小说巨匠的因素之一。
中国的现代小说写作，历史短浅，可借鉴的来源有两个，一是古代白话小说，一是翻译小说。翻译小说，终究隔了一层，有文化上的绝大差异；专走模仿翻译小说的一路，罕有大成功者。
而源自白话小说的一路，就须吃透《红楼梦》（抑或说须吃透《金瓶梅》）。凡是深受《红楼梦》熏陶的作家，很容易取得读者大众的认同。因为中国人的那种很微妙的心理，古今相似，读者自有会心。
其余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聊斋志异》、《老残游记》、《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七侠五义》和张恨水的小说，也都是一本本地从父亲书房里找出来读的。这是形成她文学审美趣味的主要来源。
此外，张子静也说过，姐姐经常向他推荐书看，其中包括一些现代小说，有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子夜》、老舍的《二马》、《牛天赐传》，以及冰心的作品。这证明，这些当时颇为“主流”的文学，她也是很留意的。
外国文学方面，她看过《琥珀》、《失去的地平线》，均是一些有些奇诡的东西。
在很长时间里，“张迷”们一直以为，张爱玲1940年写的征文《天才梦》是她公开发表的处女作。后来经“张学”专家陈子善钩沉，在圣马利亚女校1932年的年刊《凤藻》上，曾登过张爱玲的一则短篇小说《不幸的她》，这才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张爱玲最早变为铅字的作品。
《不幸的她》写的是一对亲密的小学女同学，叙述两人在成长过程中的命运离合。这篇小说篇幅不长，文字也稚嫩，但是写离情别绪的那种沧桑感，显出了张爱玲的早熟。那一年，正是母亲再赴欧洲之年，张爱玲显是将自己对离别的伤感融化了进去；并且，文中有些句子，出自一个12岁的小女生之手，也确有老成气息。比如——“别了！人生聚散，本是常事，无论怎样，我们总有藏着泪珠撒手的一日！”
下一年，她又在校刊上发表了第一篇散文《迟暮》。
这一篇就明明白白是在写母亲了——想象一个迟暮美人在越洋轮船上的孤独。文字上的单薄、唯美，一如前一篇。但有的句子，已然有了些她后来的那种很独特的表述风格。
小小的校刊，成为张爱玲崭露头角的第一个文学平台。现在看来，刊名“凤藻”二字，是何其贴切！
之后的几年，她又有《秋雨》、《牛》、《霸王别姬》等一系列篇什，发表在校刊和学生自办刊物上。其中引起研究者普遍关注的，是她发表在学生刊物《国光》上的历史小说《霸王别姬》。
这篇小说的体裁，是所谓的“故事新编”。汪宏声老师曾对此文不遗余力地赞美，说它“与郭沫若的《楚霸王之死》应为《楚霸王自杀》。相比较，简直可以说一声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努力为之，将来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
老师的评价，对张爱玲无疑是莫大的鼓舞。
在小说中，虞姬不是死于对项羽失败的绝望，而是死于对巅峰之后衰落的忧惧。她果决地在这一切可能都还未到来之前，结束了自己。
她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比较喜欢那样的收梢。”
一个17岁的女孩，有这样的奇思，也算是相当不俗了。
1937年夏，张爱玲从圣校毕业。不过她们的毕业典礼，是过了一年后，才借用贝当路上的美国礼拜堂举行的。
在典礼上，汪宏声专门找到张爱玲，其言殷殷，鼓励她今后不妨多写。
中学时代就这样结束了。
——别了！朝露清纯的校园！
我们要感谢张爱玲的同学顾淑琪女士，一直保留着学校当年的校刊《凤藻》（总第17期），让我们得以窥见当年张爱玲和她同学们的风采。
刊物很精致，16开本，羊皮封面，道林纸印刷，内容有中英文两部分。里面有大量张爱玲留下的痕迹，刊载了她的中英文稿件3篇。此外，她还担任了美术部助理员，包揽下了大部分的插图，表现得相当活跃。
在性格测试部分，张爱玲留下了有趣的答案：
最喜欢吃的——叉烧炒饭
最喜欢的人——爱德华八世
最怕——死
最恨——一个有天才的女人忽然结婚
常挂在嘴边的话——我又忘啦！
拿手好戏——绘画
答案中出现的英王“爱德华八世”，就是后来的“温莎公爵”。他在上世纪30年代离经叛道，为了与离过婚的美国平民女子辛普森夫人恋爱、结婚，宁肯舍弃王位。这件事，被誉为“二十世纪最轰动的爱情”。
张爱玲的这个答案，在同学中显得很另类，能见出她对爱的渴望，也能看出她骨子里的叛逆。
这期校刊中，还发表了张爱玲的3篇中英文习作，即《心愿》、《牧羊者素描》和《论卡通画之前途》。
雏凤新声，非同凡响，其中《论卡通画之前途》更为后人津津乐道。其时美国的华德?狄斯耐创造的米老鼠、唐老鸭、白雪公主等动画形象，正风靡全球，张爱玲显然也是动画影迷之一。
她在这篇文章中大胆预言：“卡通的价值决不在电影之下。如果电影是文学的小妹妹，那么卡通便是二十世纪女神新赐予文艺的另一个玉雪可爱的小妹妹了。我们应当用全力去培植她，给人类的艺术发达史上再添上灿烂光明的一页。”
以当今世界动漫流行的盛况看，足以证明张爱玲的预见不虚！
毕业时，顾淑琪曾请每一位同学在她保存的校刊上留言。其他人多是写下一两句公式化的祝福，而张爱玲却不。
她们这个班，以前曾去常熟玩过三天，顾淑琪小时候在常熟生活过，就当仁不让地充了向导。
常熟，特别是那里的名胜虞山之美，给了张爱玲以深刻印象，因此她的留言是：
替我告诉虞山，只有她，静肃、壮美的她，配做你的伴侣；也只有你，天真泼辣的你，配做她的乡亲。
爱玲
少女的纯真美好之心，跃然纸上！
校刊里还有一项内容，最为宝贵。那是三十多幅毕业班同学的肖像图，犹如一盘什锦水果，琳琅满目。肖像的头部，采用的是真人相片，脖颈以下，则是张爱玲手绘的卡通画，两者融合，趣味盎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