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幅人像的下面，是张爱玲以英文手写的祝福语，“预言”了每个女孩的未来。
这些沐浴着30年代阳光的女孩们，有的被画成摄影师、科学家、芭蕾舞演员、传教士，有的被画成时装店主、园艺师、诺贝尔奖作家、浪漫诗人，还有的居然是英姿勃勃的骑手、穿戴欧洲铠甲的武士、赴意大利大使和1949年“中国总统候选人”！
最奇的，是一位女生被画成驾驶飞机首个登月的太空人——那是在“阿波罗”登月30年前！显然那时的女生也为儒勒?凡尔纳所倾倒。
张爱玲的绘画天赋，在这几张画页上尽情显露。小人儿的动态活泼，富有创意，多少表现出了各自的性情与抱负。画的人体解剖也对，看来是有相当的素描功底。
值得一提的是，她把自己画成了一个占卜师，捧着一个水晶球在看。
——她能看到自己后来的命运吗？
在这个可贵的纪念册中，叶莲珍同学在《年级史》结尾的一段话，读来令人感慨：
他日回味起来，圣校给我们的印象确似慈母一般的温柔、仁爱；又如玛利亚像那样的严肃、贞静。但不知我们这群顽皮的孩子所留给母校的印象是什么?
中国的现代教育制度，到那时，历史还不长；但是上世纪30年代的教育制度，在百年来的教育史上却是比较“健康”的一段。好的教育，就应该是这样——让孩子们身有“才艺”，内心有阳光。
现在的“张迷”们，还能看到当年圣马利亚女校学生的一张照片：学生们一律短发，穿着浅得近于白色的旗袍，在拱形门外分两排而立，如玉树临风。
宁静、朴素、圣洁。无怪有人用了“绝代风华”来形容她们。
——是我们现在太少这个东西了！
张爱玲在《心愿》一文中，提到了校园中的梅林、纵横小路和古老钟楼，似有无限的留恋。她写道，那钟声仿佛在说：“与全中国其他学校相比，圣马利亚的宿舍未必是最大的，校内的花园未必是最美丽的，但她无疑有最优秀、最勤奋好学的小姑娘……”
今天的“圣校”旧址，已属上海女子三中。校舍、拱门、回廊，都还在。“爬山虎”的绿叶，遮住了当年教堂的整整一面墙……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张爱玲不大喜欢她的中学时代，但对这个地方，恐怕还是偶尔有梦回之时吧？?
7、香港的浓绿与火红
凡是看过《倾城之恋》的读者，都难忘张爱玲在里面写的，一种香港的花：
到了浅水湾，他搀着她下车，指着汽车道旁郁郁的丛林道：“你看那种树，是南边的特产。英国人叫它‘野火花’。”流苏道：“是红的么？”柳原道：“红！”黑夜里，她看不出那红色，然而她直觉地知道它是红得不能再红了，红得不可收拾，一蓬蓬一蓬蓬的小花，窝在参天大树上，壁栗剥落燃烧着，一路烧过去，把那紫蓝的天也熏红了。她仰着脸望上去。柳原道：“广东人叫它‘影树’。你看这叶子。”叶子像凤尾草，一阵风过，那轻纤的黑色剪影零零落落颤动着，耳边恍惚听见一串小小的音符，不成腔，像檐前铁马的叮当。
那是什么树，是什么花？现在的香港，还有没有？
就连当地人也不知道，说不清。那谜一样的花！
其实，那——就是凤凰花。小叶羽状、互生成扇子形，有如凤凰的羽翅，花开时团团簇簇的火红……
应该说，香港这个城，对张爱玲的成长史来说，就是“一路烧过去”的野火花，让她有了蓬勃的生命力。
港大的三年，就是从一些热烈的颜色开始的。从少年变为成人，她不再是灰色的了！
船靠近香港码头时，张爱玲就领略了这个城在色彩上的热闹。
这印象，后来被她用在了《倾城之恋》里：“望过去最触目的便是码头上围列着的巨型广告牌，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一条条，一抹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窜上落下，在水底下厮杀得异常热闹。”
她比喻说：“在这夸张的城里，就是栽个跟头，只怕也比别处痛些。”
张爱玲提着母亲出洋时用过的旧皮箱，只身南下，来到这连语言都不通的殖民地城市，母亲和姑姑都不免为她担心，怕她“栽个跟头”，便事先安排好了接应的人。
前来码头接爱玲的人，是个谦和的中年男子，叫李开第。母亲指定他作为爱玲在港期间的法定保护人。
这李开第是何许人？说来话长。
——他是姑姑的初恋情人。
姑姑张茂渊25岁时出洋，在开往英国的轮船上，遇到了26岁的青年才俊李开第，两人一见钟情。
但因种种原因，不久，李开第另有所爱，并且很快就结了婚。
张茂渊经历了失恋的剧痛之后，抽身而退，留给了李开第一句话：“今生等不到，我等来生！”
从此，张茂渊独守空闺，竟为这个李开第守了50年。两人后来都没离开大陆，且都熬过了文革，到1979年竟老来携手，圆了并蒂之梦。——当然这都是后话。
李开第这年已经38岁，从曼彻斯特留学归来，目前在香港做工程师，他对黄逸梵的托付，自是心领神会。
在码头接到了爱玲，见爱玲寡言，他便也不多说什么，接过行李，只顾在前面引路。上了车，李先生亲自开车把爱玲送到港大。
这所香港大学，也很有殖民地色彩，坐落在半山腰的一座法国修道院内。管理学生宿舍的，都是天主教的修士和修女。如此，这大学也就有了别样的气息。
山路。野火花。港湾夜色。——这里的许多景色，后来都成了张爱玲小说中人物的“舞台背景”。
学生宿舍是每人住一小间，中间由板壁隔开，而门就是那种酒吧式的半截百叶门。
母亲此前曾经把港大的章程研究了一个透，知道学校的宿舍什么都有，只有台灯需要自备，于是就在先施公司给爱玲买了一盏“乙字式”的小台灯，塞进皮箱，让爱玲千里万里地带了来。
爱玲在宿舍早上起来，点亮窗台上的台灯，然后去洗漱。乳黄色球形灯罩的光，映在透着蓝色海面的窗子上，有一种妖异的感觉。参见《小团圆》。
港大的学生，多来自东南亚，是华侨富商们的子女。即便是本埠和上海来的学生，家境也都相当优越。他们出手阔绰，社交频繁，有的人上学是有汽车接送的。
那些侨生们英文都很好，但中文水平仅能识字；本埠学生则大多在修道院的书院里受过教育。
张爱玲在这里，算是穷学生。正如《小团圆》里所说，“在这橡胶大王子女进的学校里，只有她没有自来水笔（只能用蘸水笔），总是一瓶墨水带来带去，非常触目”。为了省钱，她不敢参加社交活动，结果连跳舞都没学会——因为跳舞要额外置办衣裙，她舍不得。
同宿舍有一个香港女孩，叫周妙儿。其父与鼎鼎大名的何东爵士齐名，阔得不得了，自家竟然买下了一整座离岛——青衣岛，在上面盖了豪宅。她邀请同宿舍女生去她家玩一天，去的时候要租小轮船，说好大家分摊船钱，每人十多块钱。
张爱玲最怕这类额外支出，只好向负责管理的修女解释说，因为父母离异，自己被迫出走，母亲送她进大学已经非常吃力，因此不想去。那修女做不了主，又去请示上司，最终闹得修道院长都知道了有这么一位贫困生。
这一来，连张爱玲的密友都为她感到大失颜面。可是，穷人——又能怎么办？她只有发奋苦读以雪耻。
她学习英文极其努力，可以背下整本的弥尔顿《失乐园》。
为了考出好成绩，她动了一番脑筋，“能够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结果，每样功课都能考第一。到第二年，港大文科二年级的两项奖学金，被她一人拿下，大大扬眉吐气了一回。如此一来，不仅学费、膳宿费全免，毕业后还可免费保送去牛津大学深造。
有一位以严厉出名的英国籍教授惊叹：教书十几年，从未有人考过这么高的分数！
为学业而付出的代价，是她在大学里放弃了写小说的爱好。
三年里，她几乎没用中文写过东西，给母亲和姑姑写信，也用的是英文。姑姑那时常用漂亮的粉红色拷贝纸给她写英文信，上面是淑女样的蓝色字迹。姑姑的英文很棒，爱玲对来的每一封都要细加品味。
经过一番苦学，她的英文逐渐老到，以至可以用作谋生之道了。晚年在美国时，还曾有教授夸她：英文写作比美国人还地道、还要富有文采。
对港大的老师，她多不感兴趣，但也有几个，给了她深刻印象。
教西方文学的，是一位绅士气很足的先生，最爱讲莎士比亚，讲到忘情处就掏出雪茄来，顺手点燃，在袅袅青烟中陶醉。
教古典文学的，是一位长髯老先生，穿一袭长袍，有仙风道骨的样子。爱玲喜欢听他吟《楚辞》：“长太息以掩泣兮……”
图书馆是爱玲常去的地方。她喜欢那些乌木长台、影沉沉的书架子和带着冷香的书卷气。有几间旧书库，显是好久没有人来。里面的象牙签、清代礼服的五色图版、大臣奏折……都让她有他乡遇故知的惊喜。
在这里看书，偶尔抬起头来，能看见窗外斜坡上的花园，那里有艳红的杜鹃花。
路边铁栏杆外就是雾，再远，就是海湾对面的青山。坐在这里，心里有一种君临天下的安泰感。
她把大学的这三年，当做来之不易的甜甘蔗，非要榨出最多的汁来不可。偶而出去游玩、拜访人、谈天，都感觉心里不安，以为是浪费了时间。
惟一没放弃的爱好，就是画画，因为绘画不占用脑子吧，也可以稍微放松一下神经。
应该说，张爱玲在港大最大的收获，还不是在学业方面的，因为她后来没能沿着这个阶梯往上攀。作为一个潜在的作家，她在这所生源来自“五湖四海”的大学，最大的收获是看到了不同的人、不同的人性，开始了对人世的独立观察。
脱离了父亲的老屋，走出了寄宿制中学，她的视野大大开阔起来。
这里不像颜色单纯的圣马利亚女校。在这里，来自热带地区的华侨子女，人生态度是恣意放任的，就像那些自顾盛放的野火花。
——这种对生活所抱有的热情，大大地影响了张爱玲的性格。
在港大的生活中，能见到各种很刺激的颜色。
那些女同学们，也好像个个都异乎寻常。
有个来自马来亚的女同学，叫金桃，淡黑的脸，牙齿很可爱地向外龅着。她从小在娇生惯养中长大。张爱玲最喜欢她教大家学马来人怎样跳舞。
——喏，是这样的：男女排成两行，摇摆着小步小步走，或是仅只摇摆；女的捏着大手帕子悠然挥洒，唱着：“沙扬啊！沙扬啊！”
“沙扬”是爱人的意思。歌声因为单调，在张爱玲听起来，反而“更觉得太平而美丽”。
马来亚就是今天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张爱玲有一种偏见，认为那里的人生活习俗“不甚文明”，所以看金桃身上总有不讨人喜欢的小家子气。金桃晚上去看电影，见到其他富家女孩穿了洋装，总要匆忙跑回去，换了洋装再来。这种小小的虚荣，张爱玲说：“就像一床太小的花洋布棉被，遮住了头，盖不住脚。”
还有一个女孩，叫月女。张爱玲初见她时，她刚抵达香港，在宿舍卫生间里冲了凉出来，新换了白地小花的睡衣，胸前挂着小巧的银十字架，向大家含笑鞠躬。
她的父亲，是个刚刚发达起来的商人，阔了以后就迷上了一个不正经的女人，昏了头，回到家总是打孩子。因此月女的脸上，就常有一种“羞耻伤恸的神情”。
月女很天真，她有一个奇怪的念头：老是怕被强奸。可又不懂强奸是怎样一回事，只是整天地想着，脸色惨白而浮肿。
张爱玲很怜惜这女孩，静静地为她难过，觉得“一个人这样的空虚，像是一间空关着的、出了霉虫的白粉墙小房间”。
港大的女学生，分医科和文科两种。医科的学制特别长，竟有7年之久，又容易留级，因此有三十多岁的女学生也不奇怪。
医科女生们一点都不死板，平时在饭桌上总是大说大笑的，说一些专业内的笑话，还夹杂着许多术语。爱玲只有一次听懂了，是说一个学生真要死，把酒精罐里的一根性器官扔在了解剖室门口的路上。几个女生说着，都笑得前仰后合。
女生们并非纯洁天使，有的在同班同学中有了男朋友，有的跟有妇之夫有暧昧关系。
男同学们也敢于对她们示爱。“夏夜，男生成群的上山散步，距她们宿舍不远处便打住了，互挽着手臂排成长排，在马路上来回走，合唱流行歌。有时候也叫她们宿舍里女生的名字，叫一声，一阵杂乱的笑声”。见《小团圆》。
女同学们形形色色，匪夷所思，对张爱玲来说，这仍是一个他者的世界。张爱玲晚年时回忆：“我是孤独惯了的，以前在大学里的时候，同学们常会说他们听不懂我在说些什么，但我也不在乎。”见殷允芃《访张爱玲女士》。
但是，有一个女同学却打破了她的孤独，让她狭小的天地一下子广阔起来。
这就是她在港大结识的、情同手足的好友——炎樱。
张爱玲的一生中，包括血缘的亲属在内，与她有亲密关系的人非常少。而且这些人，从性格上说，多半不“健康”。惟有这个炎樱，是完全健康的。
无论张爱玲本人，还是如今的“张迷”，都应该感谢炎樱；在张爱玲的生命史中，只要炎樱出现了，就有欢笑。
——这是命运的安排。她们两个，居然是坐同一条船从上海来香港的。
炎樱是个混血的锡兰今斯里兰卡。姑娘。父亲是阿拉伯裔的锡兰人，伊斯兰教徒，在上海开珠宝店；母亲是天津人，早年为了跨国婚姻的事，跟家里断绝了关系。
炎樱皮肤黝黑，娇小丰满，五官轮廓很分明。从照片上看，在港大时期的她，像个英俊的小男孩；再稍长，便有惊人之美。
这姑娘笑起来很响亮，说话又快、又不讲道理。她天性饱满的热情，多少改变了张爱玲一贯的阴郁。
她本名Fatima Mohideen，“炎樱”这个中文名，是张爱玲为她取的，两个字的搭配很美。但她本人好像不很满意，自己改名“莫黛”。张爱玲说，这个听起来不好，像“麻袋”，于是又改为“貘梦”。——这是有典故的，貘，是一种专门吃梦的动物。
不过，还是以“炎樱”最为贴切吧，张爱玲就愿意这么叫她。
炎樱幽默风趣，经常出语惊人。张爱玲在后来写的《炎樱语录》里，搜集了她的一些经典名言和逸事。
她身材短小，时时有发胖的危险，但她并不担忧，反而很达观，说：“两个满怀较胜于不满怀。”张爱玲解释说：“这是我根据‘软玉温香抱满怀’勉强翻译的，她原来的话是：Two armfuls is better than no armful.”。
她在报摊上翻阅画报，统统翻遍之后，一本也没买。报贩讽刺道：“谢谢你！”炎缨答道：“不要客气。”
炎樱买东西，在付账时，总要抹掉一些零头，即使在精明的犹太人开的商店里，也要这样。她把皮包里的东西兜底掏出来，说：“你看，没有了，真的，全在这儿……”
炎樱头脑机智，文学天赋也很好，有不少话，都说得很奇崛。
她说：“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自己。”
西方有谚语云：“两个头总比一个头好。”意为“集思广益”；而炎樱在作文里写道：“两个头总比一个头好——在枕上。”判作文卷的神甫教授看了，目瞪口呆。
张爱玲孤僻，炎樱热情。这一对密友可谓相得益彰。
她们的共同爱好着实不少，绘画就是其中一项。在后来香港沦陷时，为了打发光阴，两人就常在一起作画，一个勾图，另一个就上色。爱玲曾给炎樱画过一幅肖像，形神毕肖，颇得人欣赏。一位俄国老师，甚至要出5美元买下来。
炎樱虽不是专攻绘画的，可在这方面有天赋，后来张爱玲小说集《传奇》的封面，两次都是她设计的，在构思上确有奇思。
在香港求学期间，凡是看电影、逛街、买零食，张爱玲都是与炎樱做伴。
炎樱的父母亲在上海，与张爱玲的母亲家相距不远。有一次放暑假，炎樱起先答应留下来陪张爱玲，但不知何故，未打招呼就回上海了。爱玲有一种被遗弃感，倒在床上哭得不可开交。
据张爱玲说，她平生只大哭过两回，此其一也。可见她与炎樱的友情之深。
炎樱发现，沉默的张爱玲，内心竟有那么多细微精致的感受。她对爱玲是怜惜的。炎樱在香港亲戚朋友多，去拜访的时候，也多拉着爱玲去，这也让爱玲看到了一些别样的人生。
一天，炎樱兴致勃勃，请张爱玲去看电影，爱玲照例推托。但炎樱劝说再三，说是有她父亲的一位老朋友在这里，听说炎樱来香港读书，非要一见。爱玲拗不过，只得答应。
电影院在中环，已经很古旧，类似澳门早期的建筑，阴暗、污秽却又大而无当。相形之下，门前的街道显得狭窄而拥挤。广告牌上，是一些杂驳的电影画面。两人刚走到门口，便有一个人，向她们迎上来。
来的这位，是个约五十多岁的高大男子，但瘦得像个架子，穿着一件泛黄的白西装，还是一二十年前的款式。他的头发、他的肤色，都是那种很脏的白色，就像毛姆小说里流落在远东或南太平洋的白种人。只有充满了血丝的大眼睛，是麻黄色的，看得出像个印度人。
炎樱向他介绍了爱玲：“希望你不介意她陪我来。她是我的同学，叫张爱玲。”
不料那人忽然露出非常窘迫的神色，从口袋里掏出两张票，朝炎樱手里一塞，很不安地说了一声：“你们进去。”转身便要走。
炎樱连忙说：“不不，你不要走。潘那矶先生，我们去补一张票。”
爱玲呆在一旁，不明所以。只见那人摆了摆手，又猛地想起什么，把手中的一个纸包塞给炎樱，就走了。
炎樱恍然大悟，有点不好意思，笑着低声对爱玲解释道：“他带的钱只够买两张票。”
两人打开纸包看，原来是两块带加糖鸡蛋的煎面包，用半透明的花色纸包着，外面的黄纸袋已沁出了油渍来。
电影厅很小，看不清楚影像，也听不大清声音。爱玲想到刚才那位先生的窘迫神情，心里不是滋味。强忍着看了一会儿，两人便都说：“走吧，不看了。”
坐在回学校的车上，外面有闪烁的街灯，炎樱跟爱玲讲起了那位先生的故事。
原来那位潘那矶先生，是个帕西人（Parsee）——祖籍波斯的印度拜火教徒。他出生在香港，从前生意做得很大。后来倒了运，原因是认识了一位麦唐纳太太。
这位“麦太太”，原是广东人家的一个养女，先后三次跟人同居，最后跟的一个是苏格兰人麦唐纳，所以她自称是麦唐纳太太。
麦太太有一大堆女儿，她非要把大女儿宓妮嫁给潘先生。老潘那一边，对宓妮也是很中意的，但宓妮那时只有15岁，还在念书，不愿意嫁人。麦太太就骑在女儿身上打，硬逼着女儿嫁过去了。
这样的婚姻，当然不牢固，宓妮到22岁时，就和老潘离婚了，把他们的儿子也给带走了，不准老潘探望。老潘想念儿子，精神恍惚，从此生意就越做越亏，成了落魄的“失败者”。而宓妮却还年轻，入了洋行做事，越过越好。现在儿子也19岁了，跟着她，别人看着就像一对姐弟。
在不久后，张爱玲居然见到了这个宓妮。是宓妮请炎樱吃饭，炎樱便拉了爱玲去。饭局是在一家广东茶楼，爱玲还是在这里第一次喝到了菊花茶，原来是要放糖的。
传奇故事的主角宓妮，这时候已经再婚，嫁的居然是儿子的一个朋友，年纪比她小得太多，可是三人在一起生活得非常开心。
她看上去还不到30岁的样子，体态轻盈，高眉深目。爱玲看她，觉得很像自己的母亲，一顿饭吃完了，爱玲还在看着她。爱玲的母亲到过香港，炎樱是见过的。后来爱玲问炎樱像不像，炎樱说：“是同一个典型。”
在这段传奇里，有忍受着挫败的男人和不甘心于命运的女人，折射的东西实在太多，因此在张爱玲脑子里“潜伏浸润了好几年”。后来，终于成了她《连环套》里的故事原型。
至于炎樱是何时见到张爱玲母亲的，《小团圆》里有描述。是在1914年夏天，炎樱暑假里回上海，爱玲母亲约她喝茶，两人见过面。
在这个暑假，爱玲因为经济困窘原因，不能回家，学校又不能专门为她一人开伙，于是嬷嬷们就把她带到修道院白吃白住，算是对她得高分的奖赏。
暑假后期，母亲到了香港，专门去看了爱玲的宿舍。
看见母亲，爱玲吃了一惊：母亲明显憔悴了!也许是因为她改了发型，头发束起来，向后梳，所以显瘦。
这次母亲的穿着，也很朴素，是湖绿麻布衬衫，白帆布喇叭管长裤。大概是因为到学校来，所以尽量穿得简朴些。
母亲一见面，就解释说：这次来香港应牌友之邀，说来就来了。
她只在房间门口望了望，就说：“好了，我还要到别处去，想着顺便来看看你们宿舍。”
爱玲也没有问起姑姑。
临别时，母亲说：“那你明天来吧，你会乘公共汽车吗？”
负责接待的亨利嬷嬷忽然想起：“你住在哪里？”
母亲略迟疑一下道：“浅水湾饭店。”
亨利嬷嬷没动声色，而爱玲在一旁却感到奇窘。她知道那是香港最贵的旅馆，而自己却以家穷为名，在修道院白吃白住了一个暑假。
以后的几天，她天天都到浅水湾酒店去看妈妈。
据《小团圆》里的描写，黄逸梵一行在香港迟滞了多日，却不见有去哪里的打算。
其间，港大的佛朗士老师很欣赏爱玲的刻苦，特地送给了爱玲800元钱作为“奖学金”。爱玲喜滋滋地把这钱拿去给母亲看。
母亲却主张不要用别人的钱，要还给人家。爱玲连忙解释佛朗士是好人，除了上课自己跟他根本没来往，退还回去会伤了人家的心。
母亲便说：“先搁这儿再说吧。”
可是，两天后爱玲无意中得知：母亲打牌输掉了800元钱！而此后，母亲就再也不提那笔钱的事了。
这件事，对爱玲的触动极大。多年后在上海，她对姑姑说起了这事：“自从那回，我不知道怎么，简直不管了。”
——什么叫“简直不管了”？
就是与母亲完全恩断义绝。这是爱玲与母亲彻底疏远的一个关节点。
不过姑姑倒还通达，默然了一会儿，笑道：“她倒是为你花了不少钱。”
爱玲怕姑姑认为自己太看重那800元港币，就说：“母亲的钱，我无论如何是一定要还的。”
母亲这次来，谈了她对炎樱的印象，说：“人是能干的，她可以帮你的忙，就是不要让她控制你，那不好。”最后三个字，说得声音很低，别有意味似的。
敏感的爱玲知道这是指同性恋。以前她听母亲和姑姑谈论过，有些女朋友要好，一个完全听从另一个指挥。
但是爱玲心里不服，母亲一度跟姑姑关系也很密切，舅舅甚至常常嘲笑她俩是同性恋。为什么“她自己的事永远是高尚的，别人无论什么事马上就想到最坏的方面去”。
后来爱玲跟炎樱说起过这事，炎樱说也许这是更年期的缘故。
此次母亲还对爱玲讲了一段家族传奇，就是爱玲的舅舅其实并不是血缘的亲属，当初是从山东流民手里买回的一个男婴。
黄逸梵的母亲是小妾，丈夫死后，黄家的族人要赶小妾出门。得知小妾已经有孕，族人就派了人看管起来，如果生下的是个男孩，才可免于被驱赶。结果生下的是女孩，情急之下，一个女佣冒死到外面买了一个男婴回来，充作龙凤双胞胎。
这事情，舅舅本人并不知道。
爱玲对这件事，听得非常有趣。母亲却叮嘱道：“你可不要去跟舅舅打官司，争家产。”
这句话，说得爱玲发怔：“我怎么会……去跟舅舅打官司？”
母亲还对爱玲提起，这次一离开上海，姑姑就有信来：“我一走，男朋友也有了！倒好像我挡住了她。真是——！”母亲嗤笑地说，语气却是愤愤的。
爱玲心里想：她们现在的感情坏到了这样，勉强还住在一起，不过是为了省钱。姑姑有了男友，母亲生气，大概是失落感所致吧。
这次与母亲之间的会面，好像有太多的不和谐。
这点点滴滴的不和谐积累在一起，爱玲看母亲越来越陌生了。
后来黄逸梵因为和一位年轻的英国军官来往密切，那军官竟然以为她是间谍，向香港警察局进行了举报。警局把她们一行人当间谍监视了起来，还偷偷搜查了她们的物品。
同行的几个人之间，也开始闹起一点小小的醋海风波。
母亲很生气，这才不得不走了，爱玲也没问她要去哪里。走的那天，爱玲到浅水湾饭店去送行，天下着大雨，租来的汽车里坐满了人，都在故作夸张地簇拥着黄逸梵说说笑笑。
母亲从人堆里探出身来，不耐烦地对爱玲说：“好了，你回去吧！”像是说她根本就无心来送似的。
这样的分别，太让人感到心冷。爱玲强作欢笑，站在门阶前，看着车子开了，水花溅上身来。
母亲这次是真的走远了，她不会太多过问爱玲的事了。
后来她的监护人李开第先生去了重庆，将爱玲转托给他的一个朋友。那位朋友，也是工程师，在港大教书，还兼任着一个男生宿舍的舍监。
舍监先生与太太就住在宿舍里，张爱玲曾经前去拜访。坐谈了片刻，他便打量了瘦高的爱玲一下，忽然笑道：“有一种鸟，叫什么……” 张爱玲略怔了怔，忽而领悟：“鹭鸶。”舍监先生有点不好意思地笑道：“对了。”
在港大，还有一件事，在她的写作史上至关重要。
张爱玲在这时期，惟一一次用中文写了一篇文章，这就是她早期著名的短文《我的天才梦》。
这篇文章，是她写了参加《西风》杂志创刊30周年征文比赛的。这个《西风》杂志，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红极一时，宗旨是“译述西洋杂志精华，介绍欧美人生社会”，读者涵盖面极广，甚至普及到舞女、囚犯与流浪者阶层。
大抵是爱玲初入学不久，在图书馆里偶然看到杂志上的启事，遂动了参赛的念头。
写这文章时，张爱玲才19岁。应该说，一个刚刚成年的女孩，写这文章的文笔与感觉，都堪称老辣。
此文前半部分写了自己幼时的各种才气，后边写了自己如何在现实中“不行”。结尾处，便是那句被当代“小资”们挂在嘴边的名言——
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张爱玲在这里想写的，也许是“虱子”，一个无伤大雅的笔误。在中国古代，先贤有“扪虱而谈”的高雅，读过古典的张爱玲，会熟悉这个意象。不过这“蚤子”一词，却成了她的独创，后来有的版本改为“虱子”，便索然无味。
当然，她在文章中无论怎样批判自己，也掩盖不住一种自信。她有足够的底气要去摘取桂冠，至于那桂冠有多么华贵，她暂时还想不到。
关于这篇文章，还有一段纷争了半个世纪的公案。
在1976年出版的《张看》附记里，张爱玲提到，这个《我的天才梦》当年获《西风》杂志征文第13名，为名誉奖。因为字数受限制，所以当初写的时候，只好极力压缩。可是获奖的第1名，字数要多出好几倍。她在36年后言及此，仍愤愤不平。
1994年，《对照记》在台北《中国时报》获第17届文学奖的特别成就奖，张爱玲应邀写了获奖感言《忆〈西风〉》，重提旧事。这一年，距离“西风事件”足有55年。
最后这次，她对这个“西风门”事件说得格外详细。她说，当年《西风》杂志悬赏征文，题目是《我的……》，限五百字。首奖大概是五百元，记不清楚了。她受五百字限制，写好后，曾一遍遍数得头痛，务必删成四百九十几个字，少了也不甘心。
不久，《西风》杂志通知她得了首奖，但收到全部获奖名单，才发现首奖题目是《我的妻》。而她的《天才梦》排在末尾，仿佛名义是“特别奖”。《我的妻》写的是一对贫困夫妻的事，长达三千字。
杂志社没给她片纸只字的解释。张爱玲自嘲道：“我不过是个大学一年生”。唯有一点可欣慰的，就是获奖文章结集出版时，书名用了张爱玲的题目《天才梦》。
待“张学”蜂起，这件事自然考证者众。专家陈子善钩沉辑佚，挖出了1939年9月1日出版的《西风》第37期的原件，“征文启事”赫然在目！
原来，字数限制并非五百字，而是“五千字以内”。首奖《断了的琴弦——我的亡妻》，字数恰好为五千字，《西风》杂志并没有“不计字数，破格录取”。而且张爱玲自己的那篇《天才梦》，全文亦有一千多字——也超过了五百字。
还有首奖仅有五十元，而不是张爱玲记忆中的“五百元”。
在原定的10名获奖者确定后，因佳作甚多，编辑部不忍心遗珠，又临时加了三个“名誉奖”，张爱玲得到的是名誉奖中的第3名，也就是最末一名。
张爱玲对这件事的记忆，为何有这么多的不确之处？究竟是记忆漫漶，还是当年曾经道听途说？
这都无法考证了。
我倒是认为，有如下几种可能：
或是由于张爱玲少年时代的情结所致。来自父亲一边的压迫，使她的意识中埋进了“受虐倾向”，她总是在怀疑命运对她不公，导致对一件小小往事的扭曲记忆。
或是当初张爱玲应征投稿时，期望值过高。不料却排在末位，导致心理严重受挫，终于形成“误记”，以作为平衡。
《我的天才梦》让我们知道：张爱玲在向写作的天地冲刺之前，曾有过一次这样的牛刀小试。
——当她的下一篇中文作品变为铅字出现时，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天才”就要横空出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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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她用英文小试锋芒
张爱玲回到了上海。这里算是她的福地吧，是她肉身的丰沃土壤，更是她文学抱负的“麦子地”。
她感觉到“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认为这智慧，乃是新旧文化种种畸形的交流所致。
是啊，上海，一如既往。
走时惨烈的疮痍隐去了，它现已成了沉闷的沦陷区。
母亲去了新加坡之后没有回来。
爱玲回来的落脚处，是在姑姑租住的赫德路爱丁顿公寓。
张爱玲还是挺喜欢公寓生活的，因为“公寓是最理想的逃世的地方”。
余温尚在，姑姑的家，虽然从当年的5楼51室，搬到了6楼65室，格局较先前为小，但在爱玲心里，仍有一种天长地久的感觉：“阳台上看见毛毛的黄月亮。古代的夜里有更鼓，现在有卖馄饨的梆子，千年来无数人的梦的拍板：‘托，托，托，托’……”见《私语》。
这房子很大，住着很舒服。在阳台上可以鸟瞰全城，对面就是哈同花园，隔壁是起士林咖啡馆；再远，还有“百乐门”舞厅。
客厅里有壁炉，家具和地毯的样式，都是姑姑自己设计的。沙发低矮，坐着等于半躺着。落地灯也很摩登，灯罩像个扁的方盒子。半躺在沙发上看书，可以连眼下的年代都忘掉。
“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这已经很可满足了，已经是乐土。
张爱玲在经历了香港的惶然后，在姑姑这里，有了一段短暂的喘息。
通过《小团圆》的描述，我们可以知道，姑姑这时的情况已大不如前，日军开进租界后，她就不在洋行做事了，过得很俭省。
爱玲刚回到上海那天，姑姑备下一桌饭菜接风。第二天姑姑就不好意思地解释：“我现在就吃葱油饼，省事。”
爱玲心里明白，忙说：“我喜欢吃葱油饼。”
从此一日三餐都是葱油饼，倒也吃不厌。爱玲从小听母亲在午餐时讲营养学，习惯了，一天不吃蔬果鱼肉就有犯罪感，而现在则有了一种逃学的感觉。
姑姑雇了一个女佣，天天来洗衣服、打扫，此外就是在煤气灶上煎葱油饼。
原来住的一整套公寓，母亲走后，姑姑把其中两间分租给了两个德国籍单身汉，姑姑自己只留了一间。租给单身汉，是觉得他们好打发，而女人的是非要多些。
爱玲来了以后，要出一半的膳宿费。姑姑知道爱玲手头拮据，就托亲戚给爱玲介绍了两个女中学生补课。
爱玲心下歉然：姑姑才享受了几天幽静的生活，自己又跑来投奔，真是不应该！
母亲的那班朋友，有时候来找姑姑聊天。姑姑告诉爱玲：开战后，母亲的男友死在了新加坡的海滩上。爱玲完全不知道这个消息，只知道母亲乘坐难民船去了印度。
姑姑还告诉爱玲，母亲当初闹离婚，是为了一个在外交部工作的年轻人——那还是在留学时认识的朋友。可是那位却害怕娶个离过婚的女人会妨碍事业，就在南京娶了当地一个女大学生。
这年轻人后来还来看过母亲，“两人眼睁睁对看了半天，一句话都没说”。见《小团圆》。
母亲留学时代的朋友，爱玲唯独没见过这个人，不知道他来看母亲是什么时候。她还真没想到，母亲有过这么一段“悲剧性的恋史”。
想想也是，母亲一开始要离婚，就搬出去了，跟姑姑一块儿住公寓。可是，母亲是回国四年后才办的离婚手续，如果是为了嫁那年轻人，怕不会拖这么久。想必是那年轻人回国不久就已另娶。
母亲在这之后拖延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离婚。
爱玲没有问姑姑详情，只是自己在心里琢磨了一下。她知道姑姑最忌讳好奇心。
她其实不大愿意回忆往事，因为“回忆不管是愉快还是不愉快的，都有一种悲哀，虽然淡，她怕那滋味”。见《小团圆》。
好朋友炎樱的运气总是非常好，回上海后，就进了一所英国人的学校任prefect，即校方指派的“学生长”。这个职位，要求品学兼优，外带还要人缘好、能服众；估计相当于今日的辅导员。后来她又考进上海圣约翰大学，一直读到毕业。
爱玲的命运则要曲折得多。
她一回来，弟弟就兴冲冲地来看她。
弟弟张子静在前一年，考进了复旦大学中文系，可惜太平洋战争一起，租界也落入日军之手，复旦停课内迁。父亲不同意他去内地，就领了转学证在家里自学。过去几年父母不相往来，他亦无机会见到姐姐。香港沦陷后，他原本以为姐姐可能回不来了。
在弟弟眼里，三年多不见，姐姐的模样改变了许多——长发垂肩，身穿从香港带回的时髦衣服，更显得高挑瘦削，有种飘逸之美。
爱玲跟他谈起港战的零碎事，愤然道：“只差半年就要毕业了呀！”她还说，眼下想转入圣约翰大学，把学业续完，“至少拿张文凭”。
弟弟很高兴，说自己也想报考圣约翰。
可是钱从何出？张爱玲叹了一口气：“姑姑没有钱。”
但姑姑却有个好主意，说是入圣约翰大学的学费，应由爱玲的爸爸出。
因为当初张廷重夫妻的离婚协议上，是写明了张廷重须承担女儿的教育费用的。可是港大三年，父亲没拿一个铜子儿。现在，只有半年的学费，由父亲出也是理所应当。
张爱玲却颇感踌躇。自从出逃后，父女间不通音信，形同路人，要钱的事如何张得了口？
弟弟很赞同姑姑的意见，回家后，避开后母，就径自去跟父亲谈了。
张廷重不能原谅女儿的背叛，但是仍然欣赏爱玲的才华，对这个不晓事的女儿爱恨交加。他沉吟了一下，对张子静说：“你叫她来吧。”
四年睽违，他也很想见见成年后的女儿，于是做了一个让步的姿态。
这时的父亲，经济情况已大不如前。1937年，日寇占领上海，他不愿意被人误认是汉奸，就离开了日本人开的住友银行，和两个同事一起开钱庄。后来因为挥霍把股本都透支光了，现在已住不起“走马楼”的老宅了，换了一座小得多的洋房。
会面的那天，后母孙用蕃事先知道消息，躲在楼上没有露面。
见面是淡淡的。爱玲“神色冷漠，一无笑容”，简明扼要地谈了自己的问题。
父亲也没计较她的态度，只叫她先去报名考试，告诉她：“学费我叫你弟弟送去。”
整个过程不足10分钟，决无旁枝斜蔓。
两人的这次见面，在凝重的底下，实际是很有戏剧性的。互相再见一面，张廷重显然有“招安”的意思，但张爱玲却决无此念！
张子静说：“那是姊姊最后一次走进家门，也是最后一次离开。此后，她和父亲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秋日里，爱玲转入圣约翰大学文学系四年级，弟弟张子静也考入该校经济系，两人成了校友。不过有一件事令人大跌眼镜：在转学考试时，张爱玲的国文居然不及格！
校方要求她在入学后，去参加学校的一个国文补习班。
她倒并不在意，当笑话说给了弟弟听。
是一时大意了么？现在的研究者，一般都认为是她久不用国文写作，荒疏了。
爱玲的中学老师汪宏声听说之后，“颇为愤愤”。因为他知道，圣约翰近年招生的质量已大不如前，可是入学考试为何还如此苛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