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转念一想，这恐怕还是张爱玲“我忘啦”的老毛病又犯了，考试过于敷衍，所以也就懒得去为她打抱不平了。
不过，马失前蹄毕竟属偶然，张爱玲很快就从国文初级班跳到了高级班。
姐弟俩这一时期，有时候会在一起谈起写作。这是爱玲很愿意谈的话题，在弟弟听来，她在这方面已经足够老到。
张子静记忆中，姐姐有一段话足可以证明，她早已做好了写小说的一切准备：
“积累优美的词汇和生动语言的最佳方法就是随时随地留心人们的谈话；不管是在路上，车上，家里，学校里，办公室里，一听到就设法记住，写在本子里，以后就成为你写作时最好的原始材料。”
圣约翰的校园里，此时又见港大的那一对“姊妹花”——子静常看见姐姐和炎樱在一起，“是个强烈的对比”。
炎樱矮而黑，爱玲高而白；炎樱开朗，爱玲沉郁。
有这样一个朋友还是好。她们仍是一起逛街、买零食，有时在姑姑家里聚谈。
两人醉心于服装，甚至在一家杂志上打出了广告，说：“炎樱姊妹与张爱玲合办时装设计：大衣、旗袍、背心、袄裤、西式衣裙。电约时间：电话三八一三五，下午三时至八时。”不过这桩业务究竟开展过没有，就弄不清了。
张爱玲的服饰打扮，从香港回来后就有惊人变化，开始喜欢突兀风格。此后很长时间都如此，这成了她的“招牌”之一。
她从香港回来，弟弟去看她，见她穿着几乎没有领子的布旗袍，大红颜色的底子，上面印着一朵一朵蓝的、白的大花，两边都没有纽扣，是跟外国衣裳一样钻进去穿的。
弟弟觉得稀奇，问她是不是最新的旗袍款式，她淡然一笑：“你真是少见多怪，在香港这种衣裳太普通了，我正嫌这样不够特别呢！”
她在圣约翰校园里，常穿一件鹅黄旗袍，下摆上缀了长四五寸的流苏，走起来，摇摇曳曳！
这种打扮，怕是只在戏台上才有，即使大学里周六开舞会，也不会有人这么穿；但张爱玲就这样昂然于校园，惹得女生们惊问：“她是谁？是新来的插班生么？”
张爱玲有奇思，在香港买的广东土布，是玫瑰红的底、淡红大花、嫩黄绿叶，这花色即使在乡下也只有婴儿才穿，她后来却做了衣服，“仿佛穿了博物馆的名画到处走”，完全不顾别人的感观。
还有一次，她穿着前清样式的绣花袄裤，大摇大摆，去参加同学之兄的喜宴，满座皆为之惊倒！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好。在港大被富家同学压制了三年，她现在需要有自信！
她在圣约翰只念了两个月，就决意辍学了。弟弟从炎樱那里得到消息，特地到姑姑家去问她。
爱玲一开始只是说，圣约翰没有几个好教授，引不起她的上学兴趣，想读的课目又都没有开，“还不如到图书馆借几本书回家自己读”。
谈到后来，她还是兜出了问题的实质——缺钱！
张爱玲想自己去赚钱。
弟弟建议：“你可以去找个教书的工作。”
爱玲摇头：“不可能。”
“你英文、国文都好，怎么不可能呢？”
爱玲说，教书不仅要求文化程度，还要会表达，“这事我做不来”。性格内向的她，惧于和叽叽喳喳的中学生打交道。
那么去报馆做编辑如何？
爱玲说：“我替报馆写稿就好。这阵子我写稿也赚了些稿费。”
这话又缘何而来？
原来，她回到上海不久，就开始给英文的《泰晤士报》（The Times）写了一些影评和剧评。
她已经在试探能否卖文为生了，选择的这个突破口，是厚积薄发。
在学生时代，张爱玲最大的爱好，还不是读小说，而是看电影——上海的电影市场，彼时乃东方之最，连日本的时髦阔人，都要坐飞机周末来上海看好莱坞新片。她在家订阅的杂志，也以电影杂志居多。
这样看来，张爱玲这个人，也是时代的产物。嘉宝、克劳馥、盖博、邓波儿、费雯?丽的片子，她每部必看。中国演员中，她喜欢阮玲玉、谈瑛、陈燕燕、顾兰君、上官云珠、石挥、蓝马、赵丹，凡他们主演的，也是一部不漏。
她受父亲影响，对传统戏剧的兴趣也始终很大，京剧、评剧、绍兴戏，无一不好。在后来，她还看过越剧《借红灯》，对剧名把玩了几日，意犹未尽，索性借来作为自己一篇散文的题目，取名《借银灯》。
上海成为“孤岛”之后，外国电影片来源不畅，国产片胶片不足，电影随之衰落，话剧趁势崛起。张爱玲先后看过《雷雨》、《日出》、《大马戏团》、《秋海棠》和《浮生六记》，感觉都非常好。这是当时上海市民在日伪治下最大的文艺乐趣，张爱玲也并未在潮流之外。
在英文报上发表了一些剧评后，就有英文杂志来向她约稿了。
以英文写作、以影剧评论作为突破——张爱玲的卖文之路，就这样走出了成功的一步。
她选择卖文为生这条路，是对的。以她的内向羞怯性格，做职员、做教师，恐怕都应付不来。
直到晚年，她也无法适应稍微复杂一点的环境。而在传媒发达条件下的写作，恰恰无须与人周旋，一个人可以清静。
现在，她出手的这个时机，也很凑巧。
到1942年，上海沦陷已近5年，文艺刊物上早已不见巴金、茅盾、老舍的大名，就连报纸上连载的张恨水小说，也销声匿迹。文化人绝大多数都爱惜羽毛、鄙弃敌伪，他们或是撤离，或是搁笔，或是被封杀，留出了一大片空白。
正如柯灵先生后来所说：“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山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见《遥寄张爱玲》。
柯灵这段话，还另有文化传承上的一层意思，不大为人注意。那就是“大腕不走，新手难出”——张爱玲恰在这个空档冒了出来。
发现文坛出了个新手，率先主动向她约稿的，是英文月刊《二十世纪》（The Twentieth Century）。
这个刊物的主编克劳斯?梅涅特，是德国人，阅历复杂。他曾获柏林大学的博士文凭，在莫斯科做过记者，又在美国做过大学教授，太平洋战争前夕来到上海，1941年创办了这个刊物。那时战火遍及欧洲，欧洲书刊已很难再运到上海，他的意思，是要给战时滞留在上海的欧美人一个“精神家园”。
机会是不期而遇的。
张爱玲就此出手了！
1943年1月，她在《二十世纪》首发一篇长文，多达8页，还附有她手绘的12幅女子发式、服饰插图，文章题为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直译为《中国的生活与服饰》。当年底，她又将此文改写成中文，发表在《古今》半月刊，即著名的散文《更衣记》。
这篇英文文章，文字流畅，略带维多利亚末期文风；插图线条简洁，勾勒传神。文章不单是谈了中国人的服饰沿革，还发掘了服饰所包含的文化心理，说中国服饰在细节上的繁复与变化，是“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而这，“正是中国有闲阶级一贯的态度”。
她的长文，出手不凡，主编梅涅特惊为天人，特在“编者例言”中隆重推荐，声言“她有能力向外国人诠释中国人”。他不吝赞美之词，夸张爱玲是“极有前途的青年天才”。
——别人的“天才”赞词，与她自己的“天才”自许，在这里暗合了！这给了她极大鼓舞。
此后，她一发不可收拾，一年内共在该刊上发表9篇文章，其中6篇是影评。
《二十世纪》的封面上，曾经登过一些撰稿人照片。张爱玲也有一张，长发及肩，描了眉、涂了口红，模样相当之时尚，应是她照得最漂亮的一张。
还有，她写的关于中国文化的文章，即中文译名为《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和《中国人的宗教》这两篇，也极受读者欢迎。
这几篇文章，都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视点，就是“用洋人看京戏的眼光来看中国的一切”，找出那锣鼓喧天背后“凄寂的况味”。
一般为她作传的人，都不大深谈这几篇文章。实际上，她此后文学创作的要窍和视角，在此都已基本成型——有如旁观似地冷眼审视，细细密密地摹写，其骨子里是在描画凄凉。
在《二十世纪》上一炮打响的时候，她还在圣约翰边读书边写作，名气在校内和文化圈内已经很大。那时英文系有个女生刘金川，也是课余撰稿人，经同学介绍，曾见过她。
她们俩见面是在女生休息室，介绍人因为有课先走了，仅余两人面面相对。可是，刘同学立刻就面临了尴尬：“张既不说话，仿佛连眼睛也不看我。由于很窘，我只好打开书本看书，直到快到下一节课时，我才向张打招呼走出休息室。”刘金川《我所知道的张爱玲》。
傲慢乎？羞怯乎？还是兼而有之？
在刘金川的记忆里，张爱玲的形象，是“戴很厚的眼镜片”、“长脸”、“身材高大”、“动作斯文”，再有就是“笑眯眯地不发一言”。这是张爱玲成年后一贯的形象和风格。
她写文章，需要全身心地投入，如果再继续上学，就感到很累。考虑到几方面因素，不久她便辍学了，连毕业证也没拿到。
从这时候起，写文章就成了她的职业。后来她在《童言无忌》里说：“苦虽苦一点，我喜欢我的职业。”
当然，她不可能就此固守在这里。她的心中，也有一种“穷年忧黎元”之思。张爱玲对于人间世，有比谈论文化更深邃的认识。
后来在《烬余录》里的一句话，可以体现她对世事多艰的认识：“在那不可解的喧嚣中偶然也有清澄的、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刹那，听得出音乐的调子，但立刻又被重重黑暗拥上来，淹没了那点了解。”
那光明的一刹那，她要写。
那黑暗又拥上来的无语之痛，她也要写。
这都不是散文所能表达的。
张爱玲自言“生来就是写小说的”——她的降生于世，怕只是为此！
这样很好。就在爱丁顿公寓里写作。
不写的时候，她就读母亲留在姑姑这里的西洋小说。欧洲作家里，她特别钟情毛姆。毛姆的叙事是平和、细腻的，很会讲故事。张爱玲喜欢这个，因为这和她的审美兴趣相契合。
她不喜欢情节上的大喜大悲，只愿意看不动声色的刻划。
当然，与姑姑同住，也是一件令人惬意的事。
姑姑在爱玲心目中，一直就处于“代母”的位置。
这一年姑姑年已四十，但因没有家庭拖累，看起来还相当年轻。也许是当年越洋轮船上的惊鸿一瞥，给了她足够的心理力量，她完全没有嫁个人过日子的念头，倒是对这种自足的单身生活习以为常。
姑姑后来在德国人办的广播电台找了个事，做国语新闻播音员。每天晚上都要拿着一盏小油灯，徒步走过灯火管制的街道去上班。
那油灯的灯罩，是紫红色玻璃的，上面有累累的颗粒防滑。可是上海沦陷后马路失修，到处坑坑洼洼的，姑姑有一晚看不清踩进了水坑，还是把灯给摔碎了。
摸黑回来后，她摇摇头，只叹了一声：“嗐！”
每晚上班，姑姑都在旗袍上罩一件藏青哔叽大棉袍，这就是她的夜行衣。
姑姑常年独居，整个生活已成一个精致的体系，有时可能不大近人情。不过爱玲很知趣，完全可以做到相安无事。
有次爱玲不小心打碎了桌面的一块玻璃，尽管恰逢“钱紧”，但还是急急地找了木匠来，花了600元照原样赔偿。
还有一次急着去阳台收衣裳，推玻璃门没有推开，用膝盖顶了一下，不慎将玻璃顶碎，腿上擦破了皮。涂了红药水后，样子反而更可怕，“仿佛吃了大刀王五的一刀似的”。
她让姑姑看伤口，姑姑弯下腰只匆匆一瞥，知道不致命，就马上关注起玻璃的问题来了。爱玲赶忙又自己掏钱去配了一块。
老打碎东西，说明这儿毕竟不是自己的家，不能那样“合身”。爱玲想得通这一点，她更珍视的，是眼下这惟一的亲情。
和姑姑交谈，现在也成了生活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内容。
她喜欢问姑姑一些生活上的细小事，大约是嫌以前活得太空疏了。
爱玲虽然有了很大名气，姑姑却当做是没有，被爱玲问得不耐烦时，就抱怨：“跟你住在一起，人都变得饶舌和自大起来。”
但姑姑还是会跟她讲，尤其愿意讲家族里人的事。这些讲述，日后便成了张爱玲小说内容的一个来源。
爱玲劝姑姑也动笔写文章，姑姑不屑，却另外找了个理由拒绝：“我做文人是不行的。在公事房里只管打电报，养成了一种电报作风，只会一味地省字，拿起稿费来不上算。”
姑侄俩的对话，比以前有意思得多了，因为张爱玲已经长大，能领悟较深刻一点的幽默了。
那时，报纸上发表过周作人译的一首著名的日本诗：“夏日之夜，有如苦竹，竹细节密，顷刻之间，随即天明。”西行法师作，载于《山家集》。
张爱玲很喜欢，就拿去劝姑姑看。姑姑读了，说不懂，但想想又说：“既然这么出名，相比总有点什么东西罢？可是也说不定。一个人出名到某一个程度，就有权利胡说八道。”
姑姑有个朋友，老是愿意说些废话，姑姑就很苦恼：“生命太短了，费那么长时间和这样的人一起是太可惜——可是和她在一起，又使人觉得生命太长了！”
一天夜里寒冷，姑姑冷得不行，就急急地钻到床上，说：“视睡如归。”爱玲听了，大感有趣，说这就是一首小诗了：“冬之夜，视睡如归。”
还有一次，两人吃萝卜煨肉汤，爱玲问胡萝卜是如何从外国传入的，姑姑的回答简洁利落。爱玲就把它记下来，称赞是时髦散文：“妙在短——才起头，已经完了，更使人低回不已。”
姑姑也有她隐秘的感情世界，并不是木知木觉的老小姐一个。除了爱玲，她也许没向任何人透露过。
如果《小团圆》关于这方面的描写是实，那姑姑的情史也是有“猛料”的。
在《小团圆》里，与姑姑对应的角色，叫做“三姑”，曾亲口述说自己与一个表侄的私情，又因那位晚辈移情别恋，这段不伦之恋无疾而终。
姑姑由于失恋，每天在洋行办公室里待到很晚，与一个混血儿年轻男同事调情，打发寂寞。
可是不曾想，那位年轻漂亮的男同事后来竟会强奸了她！
说完了许许多多错综复杂的事之后，姑姑忽然不经意地说：“他喜欢你。”
这个“他”，是指那位表侄，而爱玲应该叫表哥了。
爱玲听了只是诧异，也不敢再问什么了。
姑姑有了新职业后，爱玲也有了稿费收入，两人一下“阔”了起来。两位德国房客搬走了一个，空出了一间房来，爱玲可以单独住了。
葱油饼从此告别，雇的老妈子也给辞退了。
姑姑早年在国外学过烹饪，这时就自己动手做菜。爱玲只会煮饭，便把买菜的任务承揽下来。
有天晚上，她乘着月色去买“蟹壳黄”，穿了一件紧窄的紫花短旗袍，亭亭玉立，长发半卷着。路边山东煎饼摊子的摊主看见她，摸不清是什么路数，不禁多看了她两眼。
买菜回来，明月正当头，她心里一阵空虚：“二十二岁了，写爱情故事，却从来没恋爱过，给人知道了不好。”
这一时期的张爱玲，有福了！
这样睿智而又亲切的日子，何其珍贵——“值得一看的正多着”。
譬如这个爱丁顿公寓，就很可留恋。
它是七层楼，最上面的两层是收缩进去的，于是就像一艘远洋轮，富丽而昂扬。
这种Art?Deco风格的公寓，在当时是一种时髦，上世纪初在静安寺路两侧建了不少。时至今日，公寓被遮挡在静安寺林立的高楼之下，肉色墙面也旧得有些发黑，但仍属鹤立鸡群的那一种。
公寓的电梯，是富有贵族气的铁栅门式，开起来轧轧作响。
从公寓走出去，10分钟就可以走进后来《色?戒》描写的场景里去——“从义利饼干行过街，到平安戏院、全市惟一一个清洁的二轮电影院……对面就是刚才那家‘凯司令’咖啡馆，然后西伯利亚皮货店、绿屋夫人时装店……”
这里，是静安寺路最昂贵的地段，到现在也还是。
公寓的最美处，还在于它阔大的阳台。爱玲常站在这里，看临近电车厂的电车“回家”，听不远处军营里单调的号声，俯瞰“肥白如瓠”的上海人在路上行走……
住在公寓里的姑姑，这时候会在她耳边猛然冒出一句：“我简直一天到晚发出冲淡之气来。”
这个情景，像是乱世里忽然就有了知己。
——命运给予张爱玲的温情，真的也不算少！
11、朋友亦有形形色色
在张爱玲成名之前，仅有炎樱这一个朋友。在她的视野打开以后，陆续又有了一些朋友。
朋友这个东西，在现代社会里的定义，已经很复杂。他们也许是与你气味相投的人，也许是交往得较多的人，或者，仅仅就是一些有利益关系的人。
朋友，在特定的情形下，可以深刻地影响你的一生，而又不用负什么责任。
这是他们与你血缘的亲属很不同的地方。
一个朋友，假如他把你带入了深渊，那么，你连谴责他的权利都没有。
因此，古今中外都有关于“慎交友”的格言。张爱玲对这些格言，似乎不以为意，她交朋友，是随着性子来，话不投机半句多。
现在，张爱玲的文章中，开始频繁出现一个女人的名字，这便是她的新朋友。
1944年3月16日，上文曾提到过的那场“女作家座谈会”，在《新中国报》社举行。从名义上说，这场女子群英会，是请了潘柳黛、关露、汪丽玲、吴婴之、苏青等一干女作家来畅谈文学思想和创作体会，而实则专为张爱玲造势。
张爱玲的发言，果然也不同凡响，她说：“在古代的女作家中最喜欢李清照，李清照的优点，早有定评，用不着我来分析介绍了。近代最喜欢苏青，苏青之前，冰心的清婉往往流于做作，丁玲的初期作品是好的，后来略有点力不从心。踏实地把握生活的情趣的，苏青是第一个。她的特点是‘伟大的单纯’。经过她那俊洁的表现方法，最普通的话成为最动人的，因为人类的共同性，她比谁都懂得。”
这是她年轻气盛时的评语，对冰心、丁玲等前辈作家的臧否，未见得公允。可是以她之气傲，能说出“古有李清照，今有苏青”的话来，实是惊人！
这个苏青，是什么来头？
苏青(1914-1982)，也是个当红女作家，比张爱玲出道还要早些，从1941年起就以“苏青”为笔名卖文为生，因自传体长篇小说《结婚十年》而暴得大名。这本书刚出来时，半年内曾经再版九次！
她是浙江鄞县人，本名冯和仪——典出“鸾凤和鸣，有凤来仪”；抗战胜利后，她又改用笔名冯允庄。
她比张爱玲大4岁，书香门第出身。祖父冯丙然是清末举人，曾任杭州副参议长。父亲冯浦是庚子赔款的留美学生，曾在汉口和上海的银行里做过经理。
苏青在中学的时候，成绩出众，写作上也很冒尖，被同学誉为“天才的文艺女神”。那时，她爱国也不落人后，“九一八”事变爆发，苏青曾和同学们一道上街游行、发传单。
自淞沪战事后，国事蜩螗，她便埋首读书，渐渐淡泊了下来。
苏青在中山公学读初中时，有位同窗李钦后，是个相貌英俊的少年，外语好，家境也富裕。一次，苏青与他同台演出《罗密欧与朱丽叶》，擦出爱情火花。李家随后便来提亲，时值苏青之父已过世，家境拮据，家里人便同意两人订婚。
苏青后来考上了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还没等毕业，就奉母之命回家完婚，后因怀孕而完全中断了学业。结婚后，便随丈夫迁居上海。
可是，恋爱中的“罗密欧”也好、“朱丽叶”也好，并不等于就是合适的配偶。苏青结婚后，本意是做贤妻良母，但不幸丈夫“少爷气”十足，婆家又因她生了女儿而给她难堪。苏青甚感郁闷，平日便以看书消遣。
她最爱看《论语》、《人间世》这类杂志，看得多了，忽然开窍，自己也动笔写了一篇《产女》，记述了自己在生育过程中的感受种种。她把文章投给了《论语》，编辑将题目改为《生男与育女》发了出来。这时，她还没打算以写作为职业。
婚后的小家庭，与她想象的大为不同，夫妻间常有不睦。一次，她向李钦后索要家庭支出用钱，两人发生争吵，李钦后竟打了她一记耳光，说：“你也是知识分子，可以自己去赚钱啊！”
这一记耳光，把苏青彻底推上了文学之路。此后，她便开始卖文，以稿费获得了独立的经济地位。
结婚10年后，她已是3个儿女的母亲，但最终还是夫妻反目，各自分飞。
她把自己从结婚、婚变、育儿、求职的真实经历写成小说《结婚十年》，引起了轰动，创下连续印刷36版的惊人记录。
小说在描写中，稍微涉及了夫妻生活中的性心理，这在当时尚属罕见，结果，引得舆论一片哗然。有人认为她这是“色情”文学，还有人干脆就称她为“文妓”。
苏青是个有性格的人，敢言人所不敢言。当时“女子经济独立”是个颇为时髦的潮流，但她却不以为然，抱怨说：“我想想，我家连一枚钉子，也是我用自己的劳力换来的，可又有什么意思呢！”
苏青口无遮拦是出了名的。《秋海棠》的作者秦瘦鸥体胖，她见之就打趣儿：“你不是叫瘦鸥吗，还那么胖？”顺便就送了他一个诨号，叫做“肥鸭”。
在前面提到的那次女作家聚谈会上，她说起冰心，用语十分刻薄：“从前看冰心的诗和文章，觉得很美丽，后来看到她的照片，原来非常难看，又想到她在作品中常卖弄她的女性美，就没有兴趣再读她的文章了。真是说也可笑。”
那年头的上海文化圈，还哄传着她的一句名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把圣人古训“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只改动了一处断句，就变成了赤裸裸的“新女性宣言”。
这样的新女性，素为张爱玲所喜。
自从张爱玲崛起后，人们便将她与苏青并列，誉之为“目前最红的两位女作家”。
几乎所有的张爱玲传记，对苏青的背景介绍，基本都到此为止。其实“豪放女”苏青还有另外的一些事，说来头绪蛮多。
曾在旧上海十分有名气的一位老中医陈存仁，后来在香港写过一本《抗战时期生活史》，内中有一处记载，是与苏青有关的。
当时因伪上海市市长接二连三被暗杀，最后就由大汉奸陈公博亲任。“自从他做了伪府的上海市市长之后，情妇不少，大有醇酒妇人之意。曾经有一位发表‘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言论的著名女作家和陈公博有染，陈设法配给她很多白报纸，作家坐在满载白报纸的卡车上招摇过市，顾盼自喜，文化界一时传为笑谈。”陈存仁《抗战时期生活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这个女作家，必是苏青无疑。
那么，苏青究竟是不是汪伪二号大汉奸陈公博的情妇？查无实据，只是传闻罢了，但她与陈公博关系确乎非同寻常。
两人的相识，有如传奇。
苏青曾在《古今》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论离婚》，言论别致，引起了陈公博的注意。那时苏青的丈夫不肯养家、她自己又找不到工作，正是百般烦恼时。《古今》的老板朱朴就对她说：“陈公博看了《论离婚》，非常赞赏，你何不写点文章奉承奉承他呢，这样你找工作的事就好办了。”
苏青求职心切，便写了篇《〈古今〉的印象》，拍了陈公博“市长”一马屁，发表在1943年3月的《古今》上。陈公博看了，心中自然有数。
陈公博后来听说苏青竟为职业而烦恼，就亲自写信给苏青，请她做自己的秘书，或者到“市政府”来做科室的专员。
苏青接到信后，担心陈公博对她别有企图，就不想做秘书，而选择了做专员，被安排在伪市府秘书处做事。这下，饭碗是有了，但代价是沾上了汉奸的嫌疑。
不过这段“伪公务员”的生涯仅有3个月，苏青便因撰文批评了“衙门作风”，而被迫辞职。
那时苏青已与丈夫分居，做了离家出走的“娜拉”，借住在平襟亚的家里。陈公博得知后，心有所念，给了她8万元作租赁房屋之用，让她有了安身之所。
闲下来的苏青不甘寂寞，想自办杂志《天地》，便去请求陈公博支持。陈公博给了她5万元，这个数目在当时可买50令白报纸，所谓“坐在满载白报纸的卡车上招摇过市”，当是指此。
1943年10月，《天地》月刊创刊，“天地出版社”也同时挂牌开张，苏青自兼老板、编辑和发行，一个人拳打脚踢。后来陈公博、周佛海及其妻子杨淑慧、儿子周幼海，均有作品在《天地》上发表。
她与陈公博、周佛海、胡兰成的关系都很不错。她甚至可以自由出入陈公博的官邸，陈公博也偶尔找她诉一诉“文人从政”之苦，不过两人的关系仅此而已。
她之“落水”，起初仅仅是为了生存，与伪酋的关系也仅止于私交，而没有资敌通敌的叛国行为，因此战后“国民政府”并未追究她，但说她背景复杂，应是不错的。
——这样的一个人，向张爱玲走来，张爱玲未来的命运，便逃无可逃了！
1943年秋，苏青的《天地》开张，地址就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160号，她的发刊词，写得口气甚大：“天地之大，固无物不可谈者，只要你谈得有味道。”旗下作者也是她用心网罗的，从大名鼎鼎的周作人，到刚露头角的施济美，都一网打尽。
张爱玲，当然也跑不出她的视线。苏青把张爱玲作为《天地》的头牌作家全力追捧，她给张爱玲的约稿信，总是一上来就说：“叨在同性看在都是女流的面上、敬请帮忙之意。……”看得张爱玲要笑。
在《天地》创刊号上，张爱玲只发表了一篇散文《论语言不通》。其后，大概彼此都发现气味相投，很快便结为至交。
其后，张爱玲又应苏青之邀，写了一篇小说《封锁》，发在《天地》第2期上。
这个短篇，当是张爱玲的人生大转折点——它引起了胡兰成的注意，继之，给张爱玲带来了半生的不安宁！
《封锁》是个很精致的小说，张爱玲写的，是在一个封闭的场景中，一对在电车上萍水相逢的男女，所做的一场虚假的艳遇之梦。
喜欢它的研究者，津津乐道的是它的现代性、人性化，或者心理刻画的功夫等等。
谈这个小说，首先要解题，也就是什么是“封锁”？
这是日伪统治时期的一个专用术语。在沦陷后的上海，只要在什么地方发现有地下抗日人员的行踪，日军就会封锁该区域，少则个把小时，多则十几天。
具体办法是将有关街区用绳子圈住，各保甲当时都有“自警团”，成员为该街区18～30岁男子，由这些人担任岗哨，禁止行人进出，而后日军或伪警察开进，挨家挨户搜查。抓到抗日分子之后，才可解除封锁。
张爱玲在《封锁》中的描写，与实际情况完全吻合。小说里讲，当封锁开始了一小会儿之后，“街上一阵乱，轰隆轰隆来了两辆卡车，载满了兵……”每当街上有封锁发生，就预示着将有地下抗日分子被逮捕。
这种“封锁”，不仅给百姓生活带来很大不便，而且对有爱国心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大大的梦魇。
但是，这种压抑和恐怖的气氛，在《封锁》里根本看不到。我相信，几乎所有的读者，都把这个小说的背景，当成了时下的“堵车”来体会——那不过是现代都市中的一种无奈。
她写得很好：“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也就是说，都市里对现状不满的人，在一个偶然机会里宣泄了一下。
可是，在生与死、善与恶搏杀的背景下，精雕细刻，写出这样的一场旖梦来，不是太冷血了么！
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一些正义人士对张爱玲的窜红，会有何等的不安或抵触。
苏青对“后起之秀”张爱玲高看一眼，张爱玲对苏青也就极有好感，后来又陆续把一批作品给了苏青。
自《封锁》起，每期《天地》都有张爱玲的作品发出来，先后有《公寓生活记趣》、《烬余录》、《谈女人》、《私语》、《中国人的宗教》、《道路以目》、《谈跳舞》等，这里面，有不少是张爱玲的重头散文。
不过，平心而论，苏青对张爱玲并非仅有利用，她原本是不大喜欢和“同性”交往的，嫌女性太琐碎；但对张爱玲，却是实心笃意地好。
两个人算是惺惺相惜吧——都是靠自己的一支笔打拼出来的女人。
在《传奇》出版后的茶会上，苏青大约是怕“言语不通”，郑重其事地写了评语，请吴江枫向众人念出来，其中道：“我读张爱玲的作品，觉得自有一种魅力，非急切地吞读下去不可。读下去像听凄幽的音乐，即使是片段也会感动起来……”
张爱玲自然是投桃报李，除了给文章，还经常为《天地》手绘插图，并亲自为《天地》设计了新封面，背景是青空，有轻云数朵，下为一女子脸庞，神情似熟睡亦似冥想，大有以天地为衾被之意。
后来张爱玲索性写了一篇《我看苏青》，大大地抬举了好友苏青一番。
她说：“低估了苏青的文章的价值，就是低估了现代的文化水准。如果必须把女作者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
这段话说得比较狂，而实际上她也做到了——张爱玲要的就是超越前代！
这篇《我看苏青》，篇幅非常之长，活画出了一个张爱玲心目中的苏青——“乱世佳人”。
张爱玲是个内向抑郁的人，她需要有像苏青这样性格粗糙一些的朋友。
这篇写苏青的文章，比较著名的一段文字是在结尾，写一次苏青离开张爱玲的公寓之后，张爱玲自己的心情：
她走了之后，我一个人在黄昏的阳台上，骤然看到远处的一个高楼，边缘上附着一大块胭脂红，还当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再一看，却是元宵的月亮，红红地升起来了。我想着：“这是乱世。”晚烟里，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我想到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身世之感”普通总是自伤、自怜的意思罢，但我想是可以有更广大的解释的。将来的平安，来到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
这篇文章，发表在1945年5月，离日本投降不到三个月。“将来的平安，来到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张爱玲有这个预感。
苏青却一点都没有。
在张爱玲的“朋友”中，与苏青相映成趣的，是另一个女作家——潘柳黛（1920-2001）。
潘柳黛的成名也比张爱玲略早，两人一度走得较近，据推测，她与张爱玲的相识，应是出于苏青的介绍，但后来，她对胡兰成在《杂志》上公开吹捧张爱玲有气，便写了文章大加讽刺，从而与张爱玲结怨。日后在她回忆张爱玲的文字中，对张也多有不敬。
她所描写的张爱玲，比较夸张——
比方与人约会，如果她和你约定的是下午三点钟到她家里来，不巧你若时间没有把握准确，两点三刻就到了的话，那么即使她来为你应门，还是照样会把脸一板，对你说：“张爱玲小姐现在不会客。”然后把门嘭的一声关上，就请你暂时尝一尝闭门羹的滋味。万一你迟到了，三点一刻才去呢，那她更会振振有词地告诉你说：“张爱玲小姐已经出去了。”她的时间观念，是比飞机开航还要准确的。不能早一点，也不能晚一点，早晚都不会被她通融。所以虽然她是中国人，却已经养成了标准的外国人脾气。
张爱玲喜欢奇装异服，旗袍外边罩件短袄，就是她发明的奇装异服之一。有一次，我和苏青打个电话和她约好，到她赫德路的公寓去看她，见她穿着一件柠檬黄袒胸露臂的晚礼服，浑身香气袭人，手镯项链，满头珠翠，使人一望而知她是在盛妆打扮中。
我和苏青不禁为之一怔，问她是不是要上街？她说：“不是上街，是等朋友到家里来吃茶。”当时苏青与我的衣饰都很随便，相形之下，觉得很窘，怕她有什么重要客人要来，以为我们在场，也许不太方便，便交换了一下眼色，非常识相地说：“既然你有朋友要来，我们就走了，改日再来也是一样。”谁知张爱玲却慢条斯理地道：“我的朋友已经来了，就是你们两人呀！”这时我们才知道原来她的盛妆正是款待我们的，弄得我们两人感到更窘，好像一点礼貌也不懂的野人一样。
还有一次，张爱玲忽然问我：“你找得到你祖母的衣裳找不到？”我说：“干吗？”她说：“你可以穿她的衣裳呀！”我说：“我穿她的衣裳，不是像穿寿衣一样吗？”她说：“那有什么关系，别致。”张爱玲穿着奇装异服到苏青家去，使整条斜桥弄（苏青官式香闺）轰动了，她走在前面，后面就追满了看热闹的小孩子。一面追，一面叫。
她为出版《传奇》，到印刷所去校稿样，穿着奇装异服，使整个印刷所的工人停了工。她着西装，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十八世纪少妇，她穿旗袍，会把自己打扮得像我们的祖母或太祖母，脸是年轻人的脸，服装是老古董的服装，就是这一记，融合了中外古今的大噱头，她把自己先安排成一个传奇人物。有人问过她为什么如此？她说：“我既不是美人，又没有什么特点，不用这些来招摇，怎么引得起别人的注意？”（《记张爱玲》，载于香港《南北极》杂志第58期，1975年3月出版）
这些描述，有掩饰不住的挖苦，也有皮里阳秋，特别是最末一句话，素质低得可以，不大可能是出自张爱玲之口。但其中大部分多少也可看出：这只能是张爱玲才有的“特异”。
在这篇文章中，她对张爱玲进入文坛的介绍人、张爱玲与李鸿章的关系这类重要情节，都有很严重的“误记”。比如她把介绍人说成是苏青，而不是周瘦鹃。
我以为，从这些“误记”来看，上面所摘引一些描述，也很可能是故意夸张，而原本面貌，并非她说的这个样子。
这个潘柳黛，笔名南宫夫人，也是个靠文字打天下的新女性。她出身于北京一个旗人家庭，受过良好教育，18岁时只身南下到南京报馆求职，由誊稿员晋升到采访记者。后来到上海发展，逐渐崛起于上海文坛，与张爱玲、苏青、关露并称为“文坛四才女”。
她的婚恋经历，亦颇多坎坷。一次酒醉后，她糊里糊涂地失身于人，从此走上了脱离常规的人生之路。
她的追求者不少，却没有一个能让她心动的，后来遇到了一个叫“阿乘”的男人，以为可以托付终身。但这位极善于哄女人的男人，却是个极端自私之徒，本误以为她身家富裕而靠近她，一旦发现了“真相”就背叛了她。此后，潘柳黛结婚又离婚，尝尽了苦头。
她后来去了香港，具体情况不详，只知道她上世纪70年代还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她的成名作《退职夫人自传》，近年来大陆也有出版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出版。。
她当年写的讽刺胡兰成的文章，题目是《论胡兰成论张爱玲》，虽然她自称这不过是“游戏文章”，但挖苦得未免太过刻毒。
比如，她不怀好意地问：“胡兰成对张爱玲的赞美‘横看成岭侧成峰’，是什么时候‘横看’？什么时候‘侧看’？”这基本上就不是文学评论了，且语涉下流。
对她的评价，历来不一。有人夸赞她“是个心直口快、幽默、尖刻，能一针见血戳到某些人痛处的人。因此得罪了不少人，包括胡兰成和张爱玲。”见周文杰《文坛四才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
也有人由于她对张爱玲不恭而对她切齿痛恨。
不过潘柳黛的上述回忆文章，确实是有些问题。
比如她说：“当时张爱玲在发表文章之余，对于她自己的身怀‘贵族血液’却是‘引以殊荣’，一再加以提及，裨众周知。”此说仅见于她的一家之言，与其他一些人士的说法正好相反，其真实性令人怀疑。
她在文章中，还弄错了张爱玲和李鸿章的辈分及关系。
她敢于撰文直刺当时颇有权势的胡兰成，却似乎比较怕苏青。她腰身较粗，苏青因为看不惯她的做派，曾当着友人的面笑谑她：“你眉既不黛，腰又不柳，为何叫柳黛呢？”这幽默也是够损的，但并不见她反唇相讥。
据潘柳黛自己说：她因为写讥讽文章而与张爱玲疏远，后来张爱玲从内地到香港，有人对张说潘柳黛也在香港，张爱玲余怒未消，反问道:“潘柳黛是谁？我不认识！”
对于潘柳黛的发难，张爱玲的确从未回应，只一个不理就是了。
这一段张、潘之间的恩怨过节，只能说是文人反目的一段逸事。
近代以来的名作家，特别是那一时期上海的一批“小姐作家”，喜欢以大言抬高自己，比方说声称“从不看别人的小说”云云。
张爱玲公开说“近代最喜欢苏青”，苏青也曾在《传奇》座谈会上宣称：“张女士真可以说是一个‘仙才’了，我最钦佩她，并不是瞎捧。”两人简直视文坛为无物。
无怪潘柳黛要恼，要发难，直到30年后还要放冷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