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为典型的“三个女人一台戏”。
不过，细心的读者一定注意到了，在这台戏中，还牵扯到一个名人胡兰成。
这个张爱玲命中注定绕不开的男人，就要出场了。
——张爱玲此刻御风而上、恣情飞扬，一个潘柳黛是绊不住她的，却有人能够一把抓住她的命运之索！?
12、热恋恰似飞蛾扑火
说到这个人——胡兰成（1906-1981），我想到的只能是“魏晋人物”。这是乱世里才有的极聪明的人。
有才气，有性格，在乱世里，想到即便是循规蹈矩地活，怕也是活不多久，于是就恣情放任地活。果然，也就活出了个模样。
这样的人物，隋唐以来就不多了。
民国是乱世，于是民国就多有这样的人。
从陈独秀起，到闻一多止，成为一个谱系。他们的为人、品质，其实很不一样，有的如阮籍，有的如王戎，有的极刚烈，有的善阿附，惟有才气饱满这一点相似。
但是那些人们，如陈独秀等，是可以归类的，而胡兰成则不能。
一个知识分子，却不是思想的人、不是学术的人，亦不是文学的人——来无源流，去无归属，是乱世里的一粒灰尘在飘荡。
民国的人物恒河沙数，偏偏就是他，撞上了张爱玲。
胡兰成，原名蕊生，生于1906年，是浙江嵊县人，家在距县城几十里的下北乡胡村。他是个农村苦孩子，家境贫寒，随母长大，自幼喜读书。论起他的学历，其实只有中学二年级。
如果在盛世里，这样的根苗是基本长不起来的，无论哪个科层系统，都不可能接纳他。然而在乱世里，他就有了缝隙，钻了出来。
他有著作留下来，洋洋洒洒几大本，其中最著名的是《今生今世》。有了这一本，其他的人就再无须再做《胡兰成传》了，他把一切都已写尽，没人可以比他自己写得更好。
无数的张迷，无数的张学研究者，面对他，只有尴尬。
在《小团圆》问世之前，如果没有《今生今世》，那么他与张爱玲的一段婚恋，具体是如何，就再也无人可证了。
正如止庵先生所说：胡兰成有负于张爱玲，张迷们恨他。可毕竟是他，给我们描述了这段姻缘，因此张迷们又私心有所感激，否则，张爱玲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在资料上将付阙如。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的描绘，时有至情至性处，不由得人们不信。可是，那能是真的么？假如不真的话，又何以为真呢？
张爱玲传记的编写者们，也是痛苦。有的只好声明：本节“胡张恋”之情节，系胡兰成一面之辞，真假难判。
其他所有的亲朋，都没有提供细节，炎樱没有，姑姑没有，苏青也没有。她们三人没说话，真相就永远也无法得知了。
而当事人之一的张爱玲，在1966年看了《今生今世》之后，给好友夏志清写信，说：“胡兰成书中讲我的部分，缠夹得奇怪，他也不至于老到这样。”
“缠夹”，是方言，意谓头脑不清，举措多有误。
这里面传达出的意思明白无误：胡兰成是在胡说八道。
直到2009年初《小团圆》横空出世，世人才得知——《今生今世》里并没有撒谎。
“胡张恋”的真相，不仅基本如胡兰成所述，而且《小团圆》还爆出了许多令人瞠目的细节。
我们还是从胡兰成的身世讲起。
他的祖父胡载元，是茶栈老板，为当地一大富户。父亲胡秀铭继承家业后不知怎么搞的，破了产，沦为普通农民，但却喜爱摆弄乐器，乐于帮闲，绝非闰土式的愚蛮人物。
胡兰成的求学之路颇不平坦，高小毕业后先上了绍兴第五中学，只读了一个学期，就因学生闹学潮而辍学，后又考入教会学校杭州惠兰中学。
在惠兰读了四年后，又因编辑校刊与教务主任起了冲突，被开除，后来考取了杭州邮务局的邮务生，从此就没再接受过常规教育。
邮政人员在“旧社会”是个铁饭碗，地位是令人欣羡的，可惜只干了一个月，他又因指斥局长“崇洋媚外”而被开除。
这年他21岁，为谋出路，毅然去了北平，在燕京大学校长室做抄写文书，同时旁听学校的课程。
这一步，是他蛹化为蝶的关键一步。在燕京的时间虽不长，却大大开了眼界。北伐军兴起后，他回到了浙江，先后在杭州、萧山两所专科学校任教，成了知识分子。
1932年，他返回家乡，发妻唐玉凤恰在此时去世，家中无力下葬。他四处苦苦告贷，竟求助无门，最后在干妈那里借得60元，还招来一通奚落和鄙夷。此事对他刺激甚深，从此放弃了任何正义感，一心只想向上爬。
他后来回忆说：“我对于怎样天崩地裂的灾难，与人世的割恩难爱，要我流一滴眼泪，总也不能了。我是幼年时的啼哭，都已还给了母亲，成年的号泣，都已还给了玉凤，此心已回到了如天地之不仁！”
如此冷血的人，日后在政治上的表现种种，也就可以索解了。
之后，他又南下广西，辗转于南宁、百色、柳州，做了5年的中学教师。此间他不安于三尺讲台，常有大言，写东西也爱用“兵气”、“民间起兵”、“开创新朝”等等字样，显是以刘伯温、李善长一类人物为楷模，要在乱世里做个摇羽毛扇的人。
1936年，“两广事件”发生，广西的桂系第七军发动兵谏，要求中央政府抗日。胡兰成受第七军军长廖磊之聘，兼办《柳州日报》，在报纸上发表鼓吹兵谏的文章，开始崭露“政论一支笔”的头角，引起各方注意。
可是，“两广事件”旋即受挫，胡兰成脱不了干系，被抓到桂林第四集团军司令部，受军法审判，监禁了一月有余。后来因白崇禧惜才，才没有再为难他，给了他500元，算是礼送出境。
没想到，这次的文字贾祸，反而给他带来更大的“上行空间”。当时，具有汪派背景的《中华日报》邀他为撰稿人，他便奔赴上海就职。不久，他有两篇经济文章被日本《大陆新报》译载。这一来，引起汪系高度重视，遂将他擢升为《中华日报》的总主笔。
自此他成了汪系的干将，且日益扶摇直上，再回首乡村“惨绿少年”的种种，则如同隔世。
沪战爆发后，汪系将他调到香港的《南华日报》任总主笔，以笔名“流沙”撰写社论，其中最有名的一篇，是卖国高论《战难，和亦不易》。
不过，此时胡兰成的名气虽大，却无任何政治实力，经济收入也很可怜，月薪只有区区60元。
就在他弹铗抱怨之时，机会又来了！
汪精卫这时，叛国已是箭在弦上，急欲组织伪政府，有意延揽胡兰成做他的“文胆”。他通过亲汪的《南华日报》社长林柏生从中引线，派亲信陈春圃带了亲笔字条给胡兰成：“兹派春圃同志代表汪兆铭向胡兰成先生致意。”
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不久后来到香港，也想顺便一见胡兰成。经打听，方知胡兰成月薪微薄，生活艰难，且患有严重眼疾，无法面见“夫人”。陈璧君严厉斥责林柏生埋没人才，亲自将胡兰成的月薪，由60元一下加到360元，还附送了2000元的“保密费”。
对这些笼络，胡兰成心领神会，欣然受之。自此，正式上了汪记贼船。
这以后，汪精卫开始鼓吹“和平运动”，最需要的是吹鼓手，胡兰成的地位随之急剧上升。《中华日报》专门成立了社论委员会，为汪伪宣传定调。委员会主席是汪逆本人，总主笔是胡兰成，他手下的一批撰述，个个都是“名流”，有周佛海、陶希圣、林柏生、梅思平、李圣五等。
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后，他先后担任“中央执行委员”、“宣传部政务次长”、“行政院法制局局长”，还短暂地担任过汪精卫的侍从秘书，可直接向汪本人进言。汪很赏识他，呼为“兰成先生”，常向他“殷殷垂询”。
其时，他俨然是汪精卫嫡系“公馆派”中的栋梁，在汪政府中的位置，要远远高于著名“文胆”陈布雷在蒋介石那里的分量。
他直把汪伪当做“新朝”，以“布衣卿相”而沾沾自喜，在上世纪70年代写《今生今世》时，还津津乐道于“和平运动时位居第五”的荣耀。
他这一生，颇多荒谬。最为荒谬的，是他自己后来曾说，解放初一度化名留在大陆，还差一点经梁漱溟引介去见毛泽东。
到1980年代初，在邓小平访问美、日之后，他还在日本写了一封致邓小平的万言书，纵论天下大势、中西文明优劣和中国经济问题，洋洋洒洒一大篇“之乎者也”——当然不会有人理睬他。
不过，当时胡兰成在汪伪政府里的好日子，并不持久。傀儡政府成立后，造舆论就不是最重要的了，他的地位自然下降。加之胡一贯恃才傲物，得罪人甚多，渐渐地，也不讨汪精卫的喜欢了，至1943年，实际上已被冷落。
他这个人，坐不得冷板凳，旋即通过日本使馆的官员清水、池田笃纪，与日本军界对战争前景不乐观的少壮派频繁接触，又把他攻击汪伪、预言日本必败的文章翻译成日文发表，引起了一些日本军人的瞩目。
此时，汪精卫因日军在战场上已渐露战败之象，与日本人正在互相猜疑之间，见这些文章发表，也不知是什么来头，大为紧张。大概是怕日本人“换马”吧，汪精卫一怒之下，将胡兰成逮了起来。
胡兰成入狱后，一度绝望，以为此番性命将不保。后来在日本军人的强力干预下，方获释放。
他与张爱玲的相识，就在这之后不久。那时，他行动尚不自由，正在南京的家里休养。
顺便提一句，遇见张爱玲的时候，胡兰成是“已婚”状态，第二任妻子全慧文，是个教师。这段婚姻尚未了，又有第三个女人应英娣在身边。英娣原是上海百乐门当红歌女，艺名小白云一说为小白杨。，算是胡的姨太太，一如今日之“二奶”。
胡兰成与张爱玲的“迎头相撞”，并非偶然。在此之前，彼此就已耳闻对方大名。
而且在张爱玲这一方面，实际上距胡兰成要更近一些。
彼时苏青很推崇胡兰成，听说胡被拘捕，就跑到周佛海家，去为胡兰成说情。陪她一起去的，就是张爱玲。
周佛海是汪伪政府中与“公馆派”相抗衡的另一派势力，对胡兰成早就嫉恨在心，所以这次说情是不可能有效果的。不过张爱玲此行倒是很不寻常，她平日是根本不可能做这类事的，即使这次是个陪伴，也说明她对胡兰成的才名起码是认可的。
这时的胡兰成，并不知世上还有个张爱玲。他热衷仕途，不好文艺，对走红了一年多的女作家张爱玲毫无所知。
命运之枢，打开在1944年1月24日。
这是旧历的除夕，胡兰成刚出狱，有关方面不许他与外人接触，即使是旧历新年，他也只能带着妻小，以及他的画家朋友胡金人、殷萱夫妇去逛夫子庙而已。
这天，胡兰成在南京石婆巷20号家中闲得无事，见有一位叫冯和仪的主编给他寄了两本《天地》杂志来。他本无心浏览，但又觉得“冯和仪”这名字好，便在院子里的草地上，搬了一把藤椅坐下，晒着冬日的太阳，翻开杂志读起了发刊辞。
这一读，才知道，这冯和仪的笔名叫苏青，是个女文人。他心想：“女娘笔下这样大方利落，倒是难为她。”
接着又翻，在第2期上看到了《封锁》，看看作者的名字，叫张爱玲。
胡兰成是个有天赋的人，才看了一二节，就觉张爱玲的这一篇不同凡响，连忙坐直身体，读完第一遍，又读第二遍，心里大起震动。过后，见到胡金人来，便推荐给他看。胡金人看完了也称赞好，但胡兰成仍感意犹未尽。
《封锁》中所流溢出的无奈感，也许正契合他此时的心境。小说娴熟的文字、幽微的心理描写，也使胡兰成有似曾相识的亲切感。由文及人，他浮想联翩，起了要结识张爱玲的念头。
在那个年代，常有男子化名为女士发表作品的，胡兰成忍不住写信给苏青，问：“这张爱玲果系何人？”
苏青回信说：“是女子。”
自此，胡兰成心里便放不下，只要是张爱玲的，看着“便皆成为好”。不久，又有新的《天地》陆续寄到，内有张爱玲的散文《公寓生活记趣》、《道路以目》，还刊登了张爱玲的一张照片。
这照片，是张爱玲本人也很满意的一张。胡兰成见了，好似得了实证一般，心里踏实了。
文是这样好，已经令人难以置信；现在知道了，人又是这样不错，胡兰成不由发了痴，“一回又一回傻里傻气地高兴”。
从《小团圆》里的情节看，张爱玲从苏青那里，此时也知道了胡兰成的态度，心中很有些暗自得意。
一天炎樱来看她，爱玲把这事当做“这时代的笑话”说了。
2月初，胡兰成的事情了结，获得了完全自由。他立刻就动身去上海，一下火车，就去编辑部找苏青。
苏青见到胡兰成，很高兴，正好碰上饭时，便陪他去街上吃蛋炒饭。
胡兰成此来，其实只为见张爱玲，所以话题马上转到这个上。
苏青说：“张爱玲不见人的。”
胡兰成不肯罢休，想想，就向苏青要张的地址。苏青迟疑了一会儿，最后还是给他写了出来。
——命运之诡异，人实不能左右之。
这一餐蛋炒饭，彻底扭转了张爱玲的一切：从情感，到创作，一直到晚年的归宿！
那胡兰成是个狂狷的人，政治上的失意，他不会撕心裂肺地痛，现在他满心期待的，就是桃花运！
翌日，胡兰成便去拜访张爱玲。
他一袭长袍，彬彬有礼，站在赫德路公寓65室紧闭的门外——张爱玲难道真的不见？
门里是一个温厚沉静的女声：“你找谁？”
胡兰成说：“想见张爱玲小姐，是从南京慕名而来的读者。”
门里迟疑了一阵，说道：“张爱玲身体不适，不见客人。”
这是姑姑，她替爱玲挡了陌生人的驾。
这个闭门羹，浇不熄胡兰成的热情，他没有带名片，便从公文包里摸出纸笔，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电话号码，从传信口里把字条递了进去，里面有人接过。
胡兰成知道急不得，便缓缓离开，下楼去了。
张爱玲从姑姑手里接过纸条，不由一愣：胡兰成？
没想到，慕名而来的读者，竟然是他！
见还是不见，24岁的姑娘，拿不定主意了。
她和姑姑商量。姑姑到底还是老练得多，觉得这个人有些背景，应该谨慎处理。她认为，本没有必要趋炎附势，但是假如不见，会不会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张爱玲也是犹豫。
不过，这个犹豫没有持续多久，只隔了一日，张爱玲就打电话给胡兰成，说要到他的家里来回访。
胡兰成在上海也有一个家，由他的侄女青芸打理，他的正妻全慧文，平日也在这边。这位太太只求丈夫按时供给家用，对胡的行为不加限制。二奶英娣则一般在南京，常陪着胡兰成。
胡兰成上海的家，位置就在大西路美丽园，与赫德路公寓相距不远。也就是说，张爱玲电话一放，马上就要到了。
——张爱玲素来孤傲，成名之后更是闭门谢客，连弟弟想见上一面都不容易，她为何要屈尊来看胡兰成？
这是她生命史上的又一个谜。
我以为，张爱玲之所以“屈尊”，只可能是两个因素：一是，苏青先已把胡兰成激赏《封锁》的事，转告给了张爱玲；二是,张爱玲对胡的“文才”极为推崇。
现在胡兰成出来了，她出于感谢和钦佩，自然要前来见一面。
两人的见面，是在美丽园三层楼上胡兰成自己的房间里。
胡兰成对这次见面，肯定有一种期待，他潜意识里，想见的是一个窈窕美人，可是一见之下，却大为惊异：“一见张爱玲的人，只觉得与我所想的全不对。她进到客厅里，似乎她的人太大，坐在那里又幼稚可怜相，待说她是个女学生，又连女学生的成熟亦没有。”
那小女生似的特别神态，即便胡兰成阅人多矣，也不由感到好奇：“她的神情，是小女孩放学回家，路上一人独行，肚里在想什么心事，遇见小同学叫她，她亦不理，她脸上的那种正经样子。”
胡兰成以名士风流自居，见过的女人多，随处留情的事也多。但是，张爱玲，这样一个旁人不可比拟的女子，他没见过。
张爱玲的气质，是从内在里溢出来的，要把人慑住。
她不漂亮，并无妩媚姿容；她高大，令男人无所措手足；这都无关紧要了，惟有这无形无声的气质，充满了整个房间。
据胡兰成后来的回忆，征服他的，不知道是张爱玲身上的什么东西，既不是青春活力，也不是女性魅力，只觉得她已遮蔽了眼前一切万物。
张爱玲的出现，把胡兰成过去对女性的审美，完全给打乱了：“我常时以为很懂得了什么叫惊艳，遇到真事，却艳亦不是那艳法，惊也不是那惊法。”
片刻之间，胡兰成完全被迷倒：“张爱玲顶天立地，世界都要起六种震动，是我的客厅今天变得不合适了。”
胡兰成的侄女胡青芸，是他们初识的见证人。多年以后，她说起过当年的印象：
“张爱玲长得很高，不漂亮，看上去比我叔叔还高了点。服装跟人家两样的——奇装异服。她是自己做的鞋子，半只鞋子黄，半只鞋子黑的，这种鞋子人家全没有穿的；衣裳做的古老衣裳，穿旗袍，短旗袍，跟别人家两样的……”
在胡兰成面前的这个女性，是独一无二的。
他马上就意识到了。
他不会一下就喜欢上这样的女人，也不认为她有什么美，但他知道这个女子有多么难能可贵。
胡兰成是从乡间底层挣扎上来的，对张爱玲身上的“贵族气”很敏感。他又是杂七杂八读过很多书的人，知道有内涵的女子在世间实在太罕见。
于是，他内心激起了要与张爱玲较量一下的愿望——“我竟是要和爱玲斗”。接下来就夸夸其谈，把自己头脑中最过硬的货色拿出来。
他谈了对当时流行作品的批评，谈了张爱玲的作品好在哪里，又谈了他自己在南京的事情。在这种知己气氛的叙述中，胡兰成忽然找到了真正的自我——这是别的女人不会带来的。
他这时候对张爱玲所抱有的，还只是爱怜之心。他知道战时文化人生活苦，怕张爱玲生活贫寒，但面对这样一个小女生，怎么也不能当她是个作家。
他终究还是问了张爱玲每月写稿的收入，张爱玲也老实地答了。胡兰成晓得问人家年轻小姐的收入是不礼貌的，但爱怜之心涌起，总忍不住……
这一谈，竟然就是5个小时！
这其间，是胡兰成说得多，张爱玲只是很有兴趣地听着。
这5个小时，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关系：从以前的慕名，到现在的知音。
在张爱玲看来，胡兰成“眉眼很英秀，国语说得有点像湖南话。像个职业志士”。——完全符合她的想象和期待。
以张爱玲的性格，与一个初次见面的陌生男人可以畅谈5个小时，不可想象，恐怕不是仅以“欣逢知音”就能解释的。
——他们一见钟情!
也不能指责胡兰成一开始就居心不良，他大概也是真诚的：想见，见了便有了爱意。
可是，这毕竟是他风流史上的又一个“新篇”而已，不大可能有他后来渲染的那样惊天动地。
在人间，痴情女子薄情郎的故事太多了，这不新鲜。重要的是，这是张爱玲的第一次恋爱。
——这段故事，之所以被无数的作家演绎，就是因为这个。
话，终于说够了，张爱玲要走，胡兰成送她到弄堂口。巷子长长，两人并肩而行。
这时候的感觉，无比之好。
胡兰成竟然脱口而出：“你的身材这样高，这怎么可以？”
这话里的潜台词，这里边的亲昵，就是少女也听得出来。
张爱玲一怔，几乎要起了反感，但却也没说什么。在这样温馨的氛围中，就算是对方有一点不得体，也是可以原谅的吧。
不可言说，不可言说呀！
这时刻弄堂里凛冽的风，也都是温暖的。
回到家里，姑姑有些诧异：“谈了这么久？”
张爱玲故意淡淡地答：“是谈了很久。”
姑姑是受过欧式熏陶的人，她只是暗示，不会立刻就干预。
第二天，胡兰成又去见张爱玲。
姑姑是第一次正式面对胡兰成，她忽然恶作剧似地问：“太太一块儿来了没有？”
爱玲被惹得笑了：中国人到了这个年纪，哪有没结婚的？姑姑的这个提醒，也未免太露骨了。
胡兰成回答的时候，也忍不住笑。
张爱玲屋中陈设的优雅，令胡兰成惊诧。家具很简单，可是颜色却又鲜亮而刺激。“阳台外是全上海在天际云影日色里，底下电车当当地来去”。
这一切烘托的是一个优雅的主人。
张爱玲今日华服恭迎，穿了宝蓝色绸袄裤，戴了嫩黄边框眼镜，脸庞越显丰满。
胡兰成忽然不很自信了——
这人，这屋！
他想到《三国》里讲的，刘备到孙夫人房里竟然胆怯，不由觉得，张爱玲的房里也有这样的“兵气”。
胡兰成回忆，张爱玲后来告诉他，这房间还是母亲出国前布置的，如果是她自己来布置的话，可能颜色还要更刺激些。她是喜欢火红刺激的颜色的，小时候作画，亦是爱用橙色做背景，虽不合道理，却让人感到暖和与亲近。
《小团圆》也证实了这一点。胡兰成当时说：“你们这里布置得非常好，我去过好些讲究的地方，都不及这里。”
张爱玲说：“这都是我母亲跟姑姑布置的，跟我不相干。”
胡兰成稍稍有些吃惊：“你喜欢什么样的呢？”
张爱玲想：是深深的洞窟。
任何浓烈的色彩她都喜欢，但是没见过谁家有深紫的墙，除非是舞厅。最好是要个没有回忆的颜色，回忆总有点悲哀。
胡兰成这一坐，又坐了很久。他滔滔不绝，讲理论，讲自己的生平，张爱玲依旧只是听。
在张爱玲面前，胡兰成仍是想炫耀，炫耀自己的才情与见识。他觉得男女欢悦，既似舞，又似斗，双人舞需要协调，阵上相斗也须要棋逢对手。
他又想到，唱民歌的风俗里有男女相难的惯例，说书里有苏小妹三难新郎的段子，民间亦有王安石智斗苏学士的传说，无非都是比聪明。
他平日在官场，所遇者都是浊世的人，不可能有灵气，所以他“向来与人比也不比，斗也不斗”，如今遇到张爱玲，却不由自主地想斗一下。
但是张爱玲并没有像他那样应战，胡兰成这里是使尽武器，那么张爱玲就好比是徒手，只淡淡地一来一往而已。
张爱玲又提起，前阵子听说胡兰成在南京下狱，不由动了“怜才之念”，才甘愿与苏青一同去奔走的。
胡兰成听了，顾不得感激，只是惊诧，觉得张爱玲实在是幼稚得可爱。
如此一坐，又是半日过去，胡兰成告辞后，姑姑便笑爱玲，好似无意地说了一句：“他的眼睛倒是非常亮。”
爱玲也只笑笑，没做辩解。
如今的读者，还能够看到胡兰成年轻时的照片，似乎豪壮有余，但缺少一些英气，而且也没有晚年的那一副儒雅模样。不过，他虽在官府里混，毕竟中西书籍涉猎了不少，还没有彻底地油滑，谈吐举止想必是不讨人厌的。
此前，张爱玲能近距离接触的男人，无论是父亲、舅舅，还是弟弟，都无一个是像样的。待到情窦初开时，忽然遇到一个倜傥之至的胡兰成，免不了先就乱了阵脚。
两个人都多才，且又离经叛道。特别是胡兰成对文艺、人生的看法，全无既定成说，有他自己的一套，知识来源多属“旁门左道”。
张爱玲就欣赏这个。
这就是机缘，不过——
为何偏偏是这个胡兰成！
回到家，胡兰成再也把持不住，叫侄女青芸为他准备好纸笔，给张爱玲写了一封信，一诉倾慕之情。这信，竟写成了像他素所鄙视的“五四”新诗一样，连他自己也觉幼稚可笑。
张爱玲收到读了，也不免诧异。信里，胡兰成还说了一些，比如说到张爱玲很谦逊。对这个恭维，张爱玲感到很受用，回了信，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这句话的意思，在原文语境中出现，说得朦胧，多数张迷大概都不甚了了。胡的行文，在这里很含糊，要靠读者自己去悟。其实他是说张爱玲骨子里是并不张扬的，能体会到众生的不易，所以能对俗世报以宽容。
——心有灵犀吧，也许他们确实是互相懂得。
自此，从美丽园到赫德路公寓，就等于无距离了。胡兰成把“正事”全抛开，每隔一天必去看一趟张爱玲，坐在那个颜色刺激的小房间里，喝红茶、吃点心、谈文艺。
张爱玲对此，毫无不妥的感觉。人一相投，就像认识了几十年一样。她天天在家中恭候，连炎樱来约她看电影，也要等胡兰成来过以后再去，或者索性三人一起去。
如此三四回，姑姑就是再宽容，也看出不对来了。她很不安，找爱玲深谈了一回。
沦陷时期的上海市民，对日寇的横暴大多怀有仇恨，且都坚信“小鬼子长不了”。姑姑大概是从两件事上，谈了与胡亲近的不妥：一是此人背景不干净，还是敬而远之为好；二是此人已有妻室家小，一个清清白白的大小姐与他交往，所图者何？
姑姑的话，是“现实”的，爱玲不能置之不理，她陷入了恋爱不成的痛苦。事情如此不圆满，她感到凄凉。
无奈中，张爱玲给胡兰成送去了一个字条，人也没见，纸条上只几个字：“你不要来见我了。”
胡兰成不知原因，但知道这是恋爱中的女人才有的举动，于是也不理，当天还是照常去了张爱玲那里。
张爱玲正在恍惚中。忽听得电梯“空通空通”一阵响，有人走过来敲门。
她犹豫着，开了门。
是他呀！张爱玲见了胡兰成，仍又是欢喜，掩饰不住的。
男女相悦，到了这一步，是无人能阻挡了。此后，胡兰成索性天天都去张爱玲那里，两人关系等于公开化。
胡兰成来了就在客室里关着门和张爱玲聊天，虽然姑姑这里的习惯是每间房门都关着，但张爱玲还是感到窘。
姑姑也是皱着眉，半笑着轻声说“天天来——！”
爱玲坐在胡兰成的一侧，隔得远远地听他讲，因此“永远看见他的半侧面，背着亮坐在斜面的沙发椅上，瘦削的面颊，眼窝里略有些憔悴的阴影。弓形的嘴唇，边上有棱”。
这期间，他带她去参加过一次某文化名人的沙龙。爱玲终不是红尘中人，“穿着件喇叭袖孔雀蓝宁绸棉袍，整个看上去有点怪，见了人也还是有点僵，也不大有人跟她说话”。
她正自无趣，偶然看见胡兰成跟别人说话时，眼睛里有轻藐的神气，于是感到很震动。
每次胡兰成走后，都要留下一烟灰盘的烟蒂，爱玲便把烟蒂都收集起来，装在一个旧信封里。下回胡兰成再来，爱玲就拿给他看。胡兰成自是会心一笑。
胡兰成在张爱玲那里信马由缰地聊时，提起了登在《天地》上的那张照片，大约赞美`了几句。
第二天，张爱玲就准备了一张，送给了他。翻过背面来，有张爱玲写的话：
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的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这是无可救药了。
——飞蛾扑火！
旧时男女间赠照片，大多是明明白白的示爱，张爱玲的那一段话，就更是无保留的表白。
胡兰成说，对这照片，他“端然地接受，没有神魂颠倒”。为什么？因为这样的结果，他早就了然于心：不可能有别的结局！
这件事，在《小团圆》里也得到了印证：这张照片，是在一个德国摄影师那里照的，特别贵，所以只洗了一张。
当时爱玲手头有两张新照的相片，拿给胡兰成看。因为照的时候没戴眼镜，所以爱玲觉得这才是自己的本来面目。见胡兰成喜欢，就送了他一张。
胡兰成起初还是小心翼翼的，每次来都问：“打搅了你写东西吧？”
他看见爱玲吃住都在这间房里，太过简朴，就笑：“你还是过的学生生活。”
由此两人扯到了生活贫富的问题，爱玲申明：“我不觉得穷是正常的。家里穷，可以连吃只水果都成了道德问题。”
胡兰成叹道：“你像我年轻的时候一样。”
他说起年轻时，爱过一位同乡的“四小姐”，她要去日本留学，本来可以一块儿去，可是……胡兰成一笑：“要四百块钱——就是没有。”
几天来，胡兰成不光是跟她讲生平的小事，也讲理论。不过，爱玲觉得他的理论往往会有“愿望性质的思想”，一厢情愿地把事实归纳到一个框框里；对中国农村也有太多的理想化，不过是怀旧而已。所以爱玲也不大注意听。
每天晚上胡兰成走后，爱玲都“累的发抖，整个人淘虚了一样”，坐在姑姑房间里俯身向着小电炉，抱着胳膊望着红红的火。
姑姑也不大说话，像大祸临头一样。
胡兰成的造访，姑侄俩其实都各有尴尬。爱玲一向是不留朋友吃饭的，因为做饭要姑姑动手。可是胡兰成来，一坐就坐到晚上七八点钟，不留吃晚饭，也成了一件窘事。
再加上面对姑姑的窘，两面夹攻，简直让爱玲承受不了。她很想秘密出门旅行一次，稍作缓解。可是时局不靖，日本兵到处发威，可不是旅行的好时候，再说也没有这笔闲钱。
有天晚上胡兰成走，爱玲站起来送他出去。胡兰成灭掉了烟蒂，双手按在爱玲的手臂上笑道：“眼镜拿掉它好不好？“
爱玲会意，笑着摘下眼镜。胡兰成吻了她，她感觉到他的胳膊有一阵强烈的痉挛向下流去，也感觉到他袖子里的手臂很粗。
爱玲想道：“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小团圆》里的这句话，和《色?戒》里王佳芝在关键时刻的那句话一字不差。
第二天，胡兰成在外面有饭局，吃过了晚饭才来，爱玲给他端茶的时候闻见有酒气。
谈了一会儿，胡兰成就坐到了爱玲身边来，直通通地问：“我们永远在一起好不好？”
昏黄的灯下，爱玲靠在沙发背上，转过头微笑地望着他：“你喝醉了。”
“我醉了也只有觉得好的东西更好，憎恶的东西更憎恶。”他抓过爱玲的手，看了看两个手掌心的纹路，笑道：“这样无聊，看起手相来了。”而后，又说了一遍，“我们永远在一起好吗？”
爱玲问：“你太太呢？”
胡兰成不假思索就答：“我可以离婚。”
爱玲想，那不知道要花多少钱？于是说：“我现在不想结婚，过几年我会去找你。”
不想结婚，也是因为时局不靖，谁说得清楚战后会怎样？胡兰成也明白，微笑着没有做声。
话题又说到了张爱玲的名字，胡兰成说：“你这名字脂粉气很重，也不像笔名，我想着不知道是不是男人化名，如果是男人，也要去找他，所有能发生的关系都要发生。”
临走，胡兰成把爱玲拦在门边，一只胳膊撑在门上，喜滋滋地久久望着爱玲。
他的脸，正面比较横宽，有点女人气，而且是个市井的泼辣的女人。
爱玲不去看他。
他终于只说了一句：“你眉毛很高。”
胡兰成走后，爱玲对姑姑说了他求婚的事——关起门来单独相对了那么长时间，总要对姑姑有个交代。
姑姑说：“当然你知道，在婚姻上你跟他情形不同。”
爱玲说：“我知道。”
第二天，胡兰成破例没来。又过了一两个星期，连姑姑也发觉了：“有好些天没来了。”这正是早春时节，马路上两行洋梧桐树抽出了新叶，每一棵都像高举着一盏绿点子的碗。爱玲独自在这路上走着，心情非常轻快。这件事，该就这么圆满结束了吧？
——不过，也有点怅惘。
张爱玲此时的想法，很简单。她在这一时期写的一篇小说《年轻的时候》，有一句话，多少透露了个中消息——“谁不喜欢同自己喜欢的人来往呢？”
《小团圆》里说得就更明白：“她崇拜他，为什么不能让他知道？等于走过的时候送一束花，像中世纪欧洲流行的恋爱一样绝望……”
张爱玲怎么会爱上这样一个人？
无数她的传记作者，都不吝笔墨，渲染了两人的这段“执手”之爱。
——其实，这只是胡兰成司空见惯的一段风流史。
很多传记作者，也都为张爱玲做了辩护，大概都是说：乱世里，谁还能顾忌那么多呢？
——不对，这是张爱玲一生中最大的错误。
张爱玲个性特异，看人一贯将情趣与气质放在首位，对胡兰成的污浊背景竟然毫不以为意。这是错其一。
她自小与父亲不睦，又受五四之后青年们普遍的“弑父”思想影响，有叛逆倾向。而这叛逆恰恰又针对着五四以后的新文化主潮，凡主潮主张的，她都充耳不闻。因此，在对胡兰成的认识上，远不如姑姑那样警觉。这是错其二。
甚至，她在《花凋》里讥讽过的自民国纪元起“就没长过岁数”的舅舅，在看待张爱玲与胡兰成恋爱问题上，也曾忧心忡忡：“小煐怎么会和胡兰成在一起呢？”
张爱玲不问政治，但日后政治却要来问她。
如果没有这场恋爱，那么张爱玲无论怎样我行我素，外部世界都奈何不得她。但是，一和胡兰成有了关联，她就必须接受舆论最严厉的评判。
她的成功与人生价值，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一旦想以自己的率性与整个现实对抗，那就只有身败名裂。
可惜张爱玲在意气风发之际，毫不理会这一点。
她不相信谁还能把她击败！
苦酒就是这样在最甜蜜时酿成。她的“倾城之恋”， 要付出的是一生一世的代价！
14、尘埃里的花凋落了
张爱玲爱错了人，这是不争的事实。有的“张传”作家把胡张恋写成了“宝黛爱情”，这是因为他们不会用别的手法写爱情，只能以才子佳人做比。
这一段乱世姻缘，实是复杂得很。
胡兰成的闯入，对张爱玲来说，并非像流星那样倏忽而没，而是对她后来的人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首先一个，就是导致张爱玲创作势头的明显减弱。
前面提到过，两人的热恋、同居，其情也炽，结果弄得“两人都吃力”，胡兰成只好回南京去，让张爱玲有时间写作。
这之后，张爱玲的写作仍然勤奋，重头散文联翩而出，蔚为大观。但在小说创作上，则明显衰退。虽有《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出来，但丰瞻华丽的高峰期已过，无法与《金锁记》、《倾城之恋》等相提并论了。
特别是从1944年1月在《万象》连载的长篇小说《连环套》，就更为粗糙。连载6期后，不得不自行“腰斩”。
她在香港时曾听炎樱讲过麦唐纳太太的故事，加之她在上海又认识了麦唐纳太太，《连环套》就是根据这位太太的经历而写出，主人公霓喜也即麦唐纳太太的化身。素材用得不错，不过，故事和人物对话却是用了酷似章回小说的语言写出，有人觉得不伦不类。
就在这年5月，文坛中有一位“大将”，匿名给了张爱玲一记迎头闷棍。这位大将，就是当时蛰居上海的大翻译家傅雷。
傅雷先生翻译的巴尔扎克小说，和在战前就开始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文笔美轮美奂，后人恐再不可企及。
他对张爱玲的崛起，也一直关注着，深为张爱玲出头过早而惋惜。直到《连环套》出来，见竟是沿用旧小说的腔调来写现代故事，觉得不能忍了，要当头棒喝一声。
他以“迅雨”为笔名，写了一篇批评文章，题为《论张爱玲的小说》，交给了柯灵，就在5月的《万象》上登出。
这篇万字长文一出，立刻引发诸多猜测——“迅雨”是谁？
众人都知道肯定是个大手笔，但怎么也没法从“雨”猜到“雷”上去。倒是因为文中多次引用法国作家的掌故，所以有人怀疑是大名鼎鼎的作家、法国文学翻译家李健吾，但看文风又不像。
傅雷的这篇“砸砖”文章，首先还是肯定了张爱玲的好，说张爱玲的出现，是让人始料不及的“奇花异卉”，特别《金锁记》“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而后就抡开了“政治正确”大棒，说张爱玲的作品，主人公全都是遗少和小资，“全都为男女问题这恶梦所苦”。
接着是对《连环套》集中开火，说这篇小说不仅放弃了有意义的主题，还放弃了作者最擅长的心理描写，单凭想象的技巧编故事。这是“熟极而流”，跟读者打哈哈。这种不负责任的写作，发生在《金锁记》的作者身上，太出人意外。
傅雷断言：“《连环套》逃不过刚下地就夭折的命运。”他警告张爱玲不要太醉心于玩技巧，尤其是用旧小说笔法，如同玩火，弄不好会把自己的才华给烧掉了。题材方面也要更宽一些，因为“除了男女之外，世界毕竟还辽阔得很”。
全文结尾，仅有两句：
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下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