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是好意，技巧问题说得也对，但是对张爱玲基本没有正面效果。她大受刺激，不仅不听，反而决定立即出版小说集《传奇》，公开申明，就是要“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
但是对《连环套》，她本人也不满意，决定在当年《万象》第6期后中断连载，此后就再也没给《万象》稿件了。
两个月后，张爱玲有《自己的文章》一文在《新东方》杂志发表。这可以说是对“迅雨”文章立刻做出了回应。
大家都晓得，吾国吾民，有一句流行的俗语：“老婆是别人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张爱玲此文的标题，就是取自此意。
她说：“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永恒的意味。”
张爱玲主张写小人物，她声称：“一般所说的‘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
在这里，她是把傅雷的“主题狭窄论”完全驳回，坚信自己的小说“永恒”。
张爱玲虽然在文艺观上不接受傅雷的批评，但潜意识里自信心大为受损，主动对《连环套》“腰斩”，其实就是默认了批评；并且“腰斩”后没再续写，也没收进作品集里。
当今有人评价，《连环套》其实是张爱玲小说中结构最严谨的一部，环环相扣，少一环都不行，每个人物都不是多余的，每处伏笔都是精心设计过的，可见她用功之大。
原以为必得喝彩，却不料横遭狙击，她怎能不黯然！
至于“迅雨”究竟是何方神圣？张爱玲则长期蒙在鼓里，直到1952年，她去了香港，结识了宋淇笔名林以亮。夫妇，才从他们口中知道“迅雨”原来是傅雷。
张爱玲听了，很惊讶，但也没说什么。
傅雷先生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其译著《约翰?克利斯朵夫》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前后不知影响了多少“时代青年”的世界观。可惜，在1966年9月文革爆发之初，他遭遇了红卫兵更为严酷的“政治正确”大棒，夫妇俩含冤自尽。
他对张爱玲，其实还是很爱惜的。其子傅聪后来回忆说：在他10岁左右的时候，整天听父母议论张爱玲长张爱玲短的，可谓“念念在兹”！
无独有偶，就在傅雷文章发表的当月起，胡兰成也有文章《论张爱玲》在《杂志》上分2期发表，高调热捧张爱玲。这篇文章，应是在三四月间写的——正是胡、张热恋时。
他将张爱玲定位为“个人主义者”。这个表述，误导了后来的一些张传作家，把张爱玲的创作界定为“个人主义写作”；而且，这个词完全被他们误读，成了“自私自利”、“冷酷无情”的代名词。
其实胡兰成的意思是：张爱玲的写作，是以人为本位的写作，探究作为个体的人不幸命运的根源，揭示“时代的阴暗”对个人的摧残，诉说老百姓寻求安稳的愿望。
胡兰成对张爱玲的这些评价，极为精当，迄今很少有人能超越。
比较诡异的是，胡兰成与傅雷一样，也对张爱玲未来的“江郎才尽”有隐忧：“她对于人生的初恋将有一天成为过去，那时候将有一种难以排遣的怅然若失，而她的才华将枯萎。”
——这两个最早评论张爱玲的人，都“不幸而言中”！
胡兰成初识张爱玲之时，就已是官场失意人，宣传部政务次长之职在前一年就已失去，这时百无聊赖，对文学也有了兴趣。
1944年秋，由日本人出钱，他去南京出面办了一份文艺刊物《苦竹》。这期间，张爱玲也曾经去南京暂住，全力支持，将《桂花蒸——阿小悲秋》等3篇重要作品交《苦竹》发表，反倒冷落了她的老东家《杂志》。
不过，《苦竹》在办了两期后，主旨转向时政。原来是胡兰成预见时局要变，想为自己留后手，要先造一些舆论。张爱玲也就把阵地转回了《杂志》和《天地》。
《苦竹》在上海印行，一共出了4期。在此期间，胡兰成野心复萌，又办了一份政论性刊物，叫《大公周刊》，在南京发行。
他与一批“持不同政见”的日本军人交往颇深，所以这个刊物上连续发表主张日本撤兵的政论文，还刊登了延安、重庆的电讯，显出了与南京伪政府很不同的立场。
这一年夏秋，还是张爱玲的好日子，创作势头虽然减弱了，但因有《传奇》出版，外面一时还很热闹。
《传奇》的封面，是她亲手设计的——“整个一色的孔雀蓝，没有图章，只印上黑字，不留半点空白，浓稠得使人窒息。”见《对照记》。
8月15日，也就是她结婚前后，《传奇》出版，4天内一销而空。9月，又趁势再版，封面特意请炎樱重新设计，由张爱玲自己临摹而成。
盛名之下，张爱玲踌躇满志。其时，弟弟张子静不安于室，与几个同学合办同仁刊物《飙》。几个小孩子也是了得，居然拉到了唐?
、董乐山、施济美的稿子。大家都知道张爱玲的名声如日中天，就鼓动张子静去找他姐姐索稿。
张爱玲听弟弟讲完来意，一口回绝：“你们办的这种不出名的刊物，我不能给你们写稿，败坏自己的名誉。”
说完，又略有些歉意，随手拿了一张她自己画的素描，交给弟弟，允许他拿去做插图。
张子静失望之余，在同学的怂恿下，斗胆写了一篇千字文《我的姊姊张爱玲》，发表在自己的刊物上，里面说了一些姐姐的小掌故。好在张爱玲后来看了也没有生气，一笑置之。
这一时期，又发生了一个“灰钿”事件，宣告张爱玲与《万象》的关系公开破裂。
张爱玲7月份腰斩了《连环套》，《万象》编辑室很被动，连续两期不得不向读者再三解释，但是始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再加上《传奇》没给中央书店做，而给了《杂志》出版，老板平襟亚有气，于是，在一份小报《海报》上，发表署名“秋翁”的文章《一千元的灰钿》，称张爱玲在1943年底预支《连环套》稿费时，双方讲好每期1000元，先交两期稿件，第一笔预支2000元，下年1月开始连载，以后每月预支1000元。依此累计预支了7000元，到5月份时已将第7期稿费支走，可是第7期的稿子没有交，就此腰斩，这就等于多支了1000元未退还。
张爱玲不认这个账，先是去信辩白，后来又写了《不得不说的废话》，寄给《语林》杂志主编钱公侠，钱主编又请平襟亚也写一篇《一千元的经过》，两篇在《语林》第2期上同时刊出。
据张爱玲说：“三十二年指1943年。十一月底，秋翁先生当面交给我一张两千元的支票，作为下年正月份、二月份的稿费。我说：‘讲好了每月一千元，还是每月拿罢，不然寅年吃卯年粮，使我很担心。’于是他收回那张支票，另开了一张一千元的支票给我。但是不知为什么账簿却记下的还是两千元。”
平襟亚话说得也很硬，说一共领取了7期的稿费，都有张爱玲的收据在：“当时曾搜集到张小姐每次取款证据收条与回单。，汇粘一册……物证尚在，还希张小姐前来查验，倘有诬陷张小姐处，愿受法律裁制，并刊登各大报广告不论若干次向张小姐道歉。”
该文还附了稿费清单，笔笔清楚。特别是有异议的第一次预支的2000元，“秋翁”先生写明，是“永丰银行支票，银行有账可以查对”。
在发表两方声明的同时，钱公侠做了和事佬，以编者身份称：“深信此一千元决为某一方面之误记，而非图赖或有意为难，希望此一桩公案从此不了了之，彼此勿存芥蒂。”
这笔“灰色钞票”，张爱玲到底拿了还是没拿，当时就这么以糊涂官司收场。
在“争吵”中，张爱玲的文章题目很冲，可见火气很大，除了对秋翁小题大做有气外，估计也是对《万象》登载了“迅雨”的文章耿耿于怀。
平襟亚也是有气难消，后来有刊物约请10位文人写一篇“接力”小说，题目为《红叶》，轮到平襟亚，他便借题发挥，写了一对年轻夫妇在自家园中观赏花树。那女子忽发奇想，问老园丁：“这里有没有狐仙？”老园丁答：“这里是没有的，而某家园中，每逢月夜，时常出现一妖狐，对月儿焚香拜祷，香焚了一炉，又焚一炉，一炉一炉地焚着。直到最后，竟修炼成功，幻为婵娟美女，出来迷人……”所指再明白不过。
“灰钿事件”后来经人考证，曲在张爱玲，直在平老板，大概是张爱玲少年时“我忘了”的毛病又犯了。不过至今也有一些“张传”作家坚信张爱玲无辜，认为她“平白无故地受了平襟亚的信口雌黄的诬蔑”。
当此大红大紫之时，忽然受到这许多“攻击”，张爱玲虽还不至于睚眦必报，但也一句软话没说。她生性冷傲，现在更不管是什么大人物，都一概回敬了过去。
不过，此期间也有两件事，可说明她并非一味地“冷”或“傲”，知遇之恩，她还是念念不忘的。
张爱玲的中学老师汪宏声，于1944年12月，在《语林》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长文《记张爱玲》，回忆中学时代张爱玲的趣事种种。文字浅白，但深情可感。
就在这期杂志还在印刷时，张爱玲在路上偶遇《语林》主编钱公侠。钱主编告诉了她此事。
张爱玲等不及杂志付印，立即跟钱主编去印刷厂看了清样。看后“万感交集”，特地写了一大段话作为该文的“附记”，称“中学时代的先生我最喜欢的一个是汪宏声先生，教授法新颖，人又是非常好的”。
张爱玲平生不大“尊师”，直接对老师进行正面评价的，唯此一例。
可惜，这位仁厚的汪宏声老师，后来竟不知所终。
另一件事，是柯灵曾两次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张爱玲主动施予援救。
柯灵被捕的原因，是由于“文字狱”。日本宪兵队发现柯灵接办之后的《万象》上，经常以曲折、暗示的方式，揭露日军在各地的暴行。比如，其中一个游记栏目叫“屐痕处处”，这个“屐”，就是日本人爱穿的木拖鞋，暗喻日军铁蹄到处践踏。
宪兵队先是在1944年6月把柯灵抓进去了一个星期，因“查无实据”不得不放了；后来到1945年6月又抓了一次，并迫使《万象》停刊。
当柯灵第二次被捕时，张爱玲闻知，觉得不能坐视，带着胡兰成一同去柯灵家询问了情况；而后，又由胡兰成出面，去向日本宪兵队打招呼，要他们能释放则释放。
柯灵脱险后，回到家中，见到张爱玲留下的字条，知道是她来问过了此事，不禁感动异常，立即用文言写了一个表示感谢的短笺，寄给张爱玲。柯灵后来回忆，这个短笺“在记忆里是我最好的作品之一，很难有这种激动的心情”。见《遥寄张爱玲》。
这事有胡兰成参与，柯灵却一直不知道，直到40年后，柯灵在读《今生今世》时，看到有这一节，才恍然大悟，一时竟产生了“难分难解的复杂情绪”。
在《小团圆》里，关于这件事的叙述，则与我们已知的相距甚远。《小团圆》里，也有一段胡兰成从宪兵队里救出一位编辑荀桦的情节，可是荀桦被释放后，是曾经三次到过张爱玲家登门道谢的。对这个人物的言行，也描写得比较不堪。
因此这个“荀桦”的原型究竟是谁，有待考证。
在张爱玲的散文《更衣记》里，有个很别致的结尾：“……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笔者注：甜玉米秸秆。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
她在1943年底写的这段话，写尽了属于她的1944年——
绚烂恣肆，不守常规，飞扬高张，惊世骇俗！
她一点没有意识到，她的创作力正在衰退；更没意识到，胡兰成介入她的生活，会给她带来怎样的危险！
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到了1944年底，正合着中国一句“盛极而衰”的老话，张爱玲万没料到的转折发生了。
她很快就再也不能这样痛快地“撒手”了！
1944年底，汪精卫因枪伤复发不治，死在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南京伪政府一片哀鸣。大小汉奸们都知道，路已经走不多远了。
不甘寂寞的胡兰成，在池田的斡旋下，于当年11月前往武汉，接手主持《大楚报》。同时还带去了三个人，一个沈启无，任副社长；一个关永吉，为总编辑；一个潘龙潜，为编撰主任。
这次他关注的，其实并不是新闻事业，而是打算在日军势力扶植下，成立一个有别于南京伪政府的傀儡政权“大楚国”，再办一个军政学校，以备在将来时局变化时，占一个山头，捞一笔政治资本。
据《小团圆》中透露出来的细节，胡兰成这次去武汉之前，提了一个大手提箱，放到了张爱玲住处，里面是满满一箱子钱。
起初爱玲只当是办报的经费，没有在意，可是胡兰成并没有带走，爱玲这才领悟到，这是胡兰成为她筹集的钱。
爱玲把箱子拿去给姑姑看：“胡兰成拿来给我还母亲的钱。”
姑姑只是笑道：“他倒是会弄钱。”
这个细节，解开了无数张迷心中的一个谜团——为什么后来张爱玲决定和胡兰成分手了，却还是照常给他寄钱。
张爱玲不想欠胡兰成的这个情！
胡兰成在风雨飘摇中到了武汉。
大楚报的社址在汉口，而胡兰成一行四人，则由汪伪汉阳县县长张人骏安排在县立医院暂住。汉阳医院与大楚报社之间，隔着一条汉水，胡兰成每天须过江去上班。
新婚还不到一年，夫妻就两地分居，张爱玲自然不免寞落。不过她这一时期忙于《倾城之恋》的改编、上演，倒也冲淡了思念。
这出戏，在兰心大戏院排练，张爱玲甚为挂心，几乎天天到场，旁观导演选演员。
排练的动静之大，闹得苏青也向她打听选角内幕。当苏青听说白流苏由名角罗兰饰演时，长舒一口气道：“这最合适不过了。”
张爱玲第一次去看罗兰排戏，见她一身蓝旗袍，怯怯的身材、红削的脸颊、幽咽的眼睛，说起话来如风振箫，不由大起惊动，认为这活脱脱就是真的流苏。张爱玲甚至想：如果早些看到罗兰，也许小说还可以写得更好些。
罗兰不愧是大牌演员，颖悟力极强。张爱玲看了，大受鼓舞，回家后立即写了《写〈倾城之恋〉的老实话》和《罗兰观感》，掩饰不住成功在即的喜悦：“我希望《倾城之恋》的观众不拿它当个遥远的传奇，它是你贴身的人和事。”
到12月16日这天，在上海新光大戏院举行首场公演，门票销售一空，连后面几天的也都卖光。
首演当晚天气奇寒，场内观众都不敢脱掉大衣外套，但丝毫没能影响众人的热情。
电影导演桑弧观看了首演后，决意要与张爱玲进行合作。
著名报人、影人陈蝶衣看完演出，回家时不慎跌了一跤，他不久后撰文说“这冷与跌并没有冷掉或跌掉我对于《倾城之恋》的好印象。
著名汉学家柳存仁华裔澳大利亚学者。本来已获张爱玲赠的17日的夜场票，结果16日就按捺不住，自掏腰包购票入场，要先睹为快。
报纸上也是一片好评如潮。
当时上海话剧剧本奇缺，能够在那种政治高压下演出的剧目太少，《倾城之恋》生逢其时，连演80场，也算是一个“传奇”了，可惜现代戏剧史上，完全忽略了这一幕。
就连一向对张爱玲的写作不予置评的姑姑，也以“张爱姑”为笔名撰文，假借白流苏和范柳原的口气，把话剧《倾城之恋》大大夸赞一番。
这个严冬，张爱玲大概有过无数次难捺的心花怒放，但是，她不知道——这已是她最后的辉煌了！
从这以后，她所有的新作，就再没能获得如此一面倒的好评。
小说《倾城之恋》的末尾，有一句话：“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
后来的好多研究者和“张传”作家都说，这是她“一语成谶”。
漏尽更残，天明时就是她凋落季节的开始，她是否能有一点点预感呢？
张爱玲万没料到的事情还多着呢。
她的“赌书泼茶”的夫君，就在短短的几个月间，竟然在武汉又有了新欢！
这个胡兰成，实在是个滥情的种子，到武汉不过一个月，就盯上了一个刚满17岁的女孩子。
这段新鲜的故事，套路却不新鲜：几个报社的“老男人”，住的地方恰与汉阳医院的几个女护士为邻。女护士们有六七个，都是花样年华、活泼无羁，撩得胡兰成坐立不安，一下班就去病房与小护士们厮混。
女孩子中的一个叫周训德，是见习护士，学产科的，聪明调皮，但人很有志气。胡兰成说她“虽穿一件布衣，亦洗得比别人的洁白，烧一碗菜，亦捧来时端端正正”。
胡兰成盯上的，就是这个小周，他起先还一本正经，教她背唐诗宋词。小周待人热心，经常帮他抄写文章，两人搞得形影不离。
这女孩其实是良家之女，家境贫苦。父亲原是银行秘书，因病早死，母亲是妾，嫡母也不在世了，家中还有弟弟、妹妹。胡兰成这个情场老手，见到这样的猎物，焉能不抓？于是连连献殷勤，请吃饭，约去江边散步，后来索性赤裸裸地求爱。小周起初并未答应，但两人关系开始暧昧。
小周送给他一张照片，他要小周在后面题字，小周写了。胡兰成拿过一看，原来就是他刚刚教她的隋乐府诗：
春江水沉沉，上有双竹林。
竹叶坏水色，郎亦坏心人。
他看了，心中有数，越发厚起脸皮来追。他的步骤，还是老一套，并不讳言张爱玲的存在。
小周起初不愿做“小三”，怕人议论，后来禁不起胡兰成的甜言蜜语，一来二去，也就成了胡的情人，两人公开同居。
这过程中，胡兰成也曾“憬然思省”，想刹住车，反省自己这样做，是否对得起张爱玲。不过，也就是一闪而过的犹豫而已，他的本性，是一定要将艳遇进行到底的。
小周方面，先是顾忌胡兰成比她大22岁，又因为自己的娘是做妾的，她不愿再做“妾”；胡兰成却有耐心，只是慢慢地磨，终于等到了小周心甘情愿，不再计较什么名分。
胡兰成的这个搞法，闹得跟他一起来的沈启无也看不下去了。
沈启无是个著名的学者兼诗人，与俞平伯、废名、江绍原并称“周作人四大弟子”。他在北平沦陷后，先于他的老师“落水”。
他看小周这样懵懂，深为惋惜，找了个机会对她说：“胡社长是有太太的，你这样好比是桃树被砍了一刀！”
小周听了，闷闷不乐，回来后对胡兰成讲了。胡兰成闻言大怒，险些当场就去找沈启无算账，被小周死活劝住。
小周是下层出身，心地纯良，见胡兰成这样一个“有权有势”的人对她好，她和她的母亲便都有感恩之心。连胡兰成平时给她一些钱物，她都不要，只以为遇到了君子。哪里知道，她不过是人家又集了一张“珍稀邮票”而已！
这时候张爱玲也有信来说，上海亦和武汉一样，有了防空灯火管制。她与姑姑做了黑灯罩，爬上高高的桌上去把灯遮好。一边动手，一边还念起了沈启无的诗：“我轻轻地挂起我的镜，静静地点上我的灯。”
信上写道：“这样冒渎沈启无的诗真不该，但是对于世界上最神圣的东西不妨开个小玩笑。”
胡兰成读了，尽管也觉得有趣，可是却不能像过去那样，觉得世界都要起诸般震动了。
旧历春节到了，因为各种事务脱不开，胡兰成就在武汉过的年。小周在除夕日回家去看了一下，便又回医院来陪胡兰成。
下午，两人去汉口街上买了年画，一张门神，一张和合二仙，傍晚就拿来在胡兰成的房间里贴好。两人并肩而立，把那和合二仙看了很久。
“和合二仙”是中国的民间神，主婚姻。年画上画的是唐代诗僧寒山、拾得二人的形象，一个手持荷花，一个手捧圆盒，取“荷”、“盒”二字的谐音。婚礼之日，民户必将这神像挂悬于花烛洞房中。
胡兰成与小周，在这除夕之夜，感觉像是有新婚样的喜气，但又无比凄凉。
3月里，胡兰成因和汪伪新任的湖北省长叶蓬不睦，要去南京斡旋，而后顺便回一趟上海。
他跟小周说了，小周也不多想，只笑吟吟地说：“你回去也该看看张小姐哩！”又半真半假地说：“你此去不必再来了的……你走后我就嫁人。”
出发的前一天，胡兰成一整天没出医院。小周只是一心为胡兰成洗衣服，到下午，衣服洗好晾出，两人就到江边去散步。
胡兰成说起此行的一些事，小周光听不说话，到后来，却唱起了一支流行歌：“郎呀，郎呀，我的郎……”
晚饭后整理行装，都是小周一手包办。因为飞机要避开盟军战机，所以在黎明前起飞，胡兰成就与护士长她们闲谈，打发时间。小周因为白天辛苦，说了没几句，就在床上和衣睡着了。
到后半夜要动身时，胡兰成不忍叫醒她，可是护士长说：“小周醒来见你走了，她会哭的！”胡兰成便走近前去，看了一会儿小周熟睡的脸，俯身叫醒她。
小周一惊坐起，身体上还有睡香，迷迷糊糊地爬起来。她和护士长打着手电筒，把胡兰成送到了大门外。
回到上海，一住就是月余。胡兰成对张爱玲说起了小周。一向花言巧语的他，这次却不知怎么表达好，勉强说了个大概。
据《小团圆》里描写，胡兰成从一开始就没有向张爱玲隐瞒小周的存在，在到武汉后写回的第一封信中，就提到了小周。
他说小周这人非常好，大家都称赞她，他也喜欢和她开玩笑。
张爱玲没当回事，回信还问小周好，只轻飘飘地说了一句：“我是最妒忌的女人，但是当然高兴你在那里生活不太枯寂。”
《小团圆》里透露，胡兰成曾经承认，在出狱后去见苏青时，两人有过一次鱼水之欢。完事后两人还互相问道：“你有性病没有？”
但张爱玲知道后也没嫉妒，认为这是胡兰成出狱后一种反常心理所致。而且胡兰成以前也有过许多“很有情调的小故事”，张爱玲都认为是他感情没有寄托才会发生的。
张爱玲以为，胡兰成对小周大概是“止于欣赏”——跟一个16岁的正经女孩子还能怎样？
于是张爱玲在信上就常问候小周，胡兰成也时不时地提起小周，经常引用小周的话，像新做父母的人喜欢转述小孩子的妙语一样。
张爱玲这才感觉到，小周在胡兰成的精神生活中是多么重要。
可是，张爱玲实在太了解胡兰成了，“他对女人太博爱，又较富幻想，一来就把人理想化了，所以到处留情”。这样一个人，有什么办法，如果他是真爱了别人，那就像树上长出一个枝干，还能把它砍掉吗？
胡兰成这次从武汉回来，又给了张爱玲一笔钱，仍是说让爱玲拿去还母亲的“债”。可是爱玲的感觉就不大对了，因为胡兰成说：“你这里也应该有一笔钱。”
“你这里”三个字，爱玲听起来非常刺耳。
她忍不住问：“小周小姐是什么样子？”
胡兰成有些心虚，声音很低，怎么也说不清楚，只说是“一件蓝布长衫穿在她身上也非常干净”。
爱玲问：“头发烫了吗？”
“没烫，不过有点……朝里弯。”胡兰成挺费劲地比划了一下。
他也是被女人宠惯了，潜意识里，觉得自己是可以享有“一妻一妾”的士大夫，完全顾及不到这对张爱玲会有多大伤害。据他讲，张爱玲听了，居然“糊涂得不知道妒忌”。
有意思的是，过了几天，张爱玲也对他“无心地”提起一件事，说有个外国人通过姑姑转达意思，想和张爱玲发生关系，条件是每月可贴补一点零用小钱。
这事情，究竟有或没有，不好分辨。只是张爱玲说起时，竟然心平气和，没有一点气恼。这倒把胡兰成气了一气。后来他想，也许是张爱玲在编故事吧。
考究张爱玲这时的态度，可能是想忍耐一下，等事情慢慢过去再说。
当月，在《天地》上有她的一篇《双声》，是她与炎樱的谈话录，里面恰好提到了女人的嫉妒心问题。张爱玲的观点是，自己的男人夸别的女人好，“听着总有些难过，不能每一趟都发脾气。而且发了脾气，他什么都不跟你说了……我想还是忍着的好”。
《小团圆》里也印证了她的这个想法。
只是张爱玲想错了！像胡兰成这种男人，滥情不说，而且很在乎女人的“颜色”、“淘气”、“玲珑”之类，思想上的琴瑟和谐，远抵不上一个“淹然百媚”的笑。小周的事情，哪里能就这样淡出？
《小团圆》里透露，张爱玲一直以为胡兰成和小周并没有“发生关系”。她大概认为，如果没有肌肤之亲，也就可以挽回。
胡兰成这人，也是毫无心肝，在上海的一个月，又是带着张爱玲到处炫耀。与人交往，也不忘记借机夸老婆。见着文化人，就说张爱玲的英文无与伦比，对西洋文学了若指掌；见着官宦太太，就说张爱玲家世高贵，9岁就学钢琴，母亲是留洋的；见着当“军长”的朋友，就拿出张爱玲珠光宝气的照片，给人家看……总之，务必要让人惊讶、让人叹。
张爱玲被胡兰成一哄，心也就软了，仍是喜欢在众人面前欣赏自己的丈夫。
一次，胡兰成要去出席一个座谈会，张爱玲一反常态也愿意跟着去，两人就同乘三轮车去了法租界。
当时是旧历3月艳阳天，一路柳絮飞舞，如漫天大雪。胡兰成又使出温柔手段，在张爱玲的发际和膝盖上捉柳絮，恩爱一如往常。
这个“捉柳絮”的场景，至今还被一些张迷们津津乐道，甚或很向往。
在上海期间，胡兰成还抽空送侄女青芸去杭州旅行结婚。青芸年已三十，一直伺候着他的生活；现在，嫁的是老家胡村附近的一个木材商人。这汉子现在是出来跟着胡兰成做事的，跑跑腿而已。
完婚后，青芸还是继续打理胡兰成在上海的那个家。
动身回武汉的前一夜，胡兰成邀张爱玲去了他在美丽园的家。
这是个面积相当大的弄堂房子，胡兰成把张爱玲领到三楼一个房间里，就出去了。一会儿，一个高个子女人开门探头看了看，又悄没声息地掩了门。
爱玲只见到一张苍黄的长方脸，仿佛长眉俊目，头发正中有个波浪卷。她猜想，一定是那位有点神经质的第二任太太全慧文，以前胡兰成写信提到过，说是“有沉默的夫妻关系”。
爱玲想起《简?爱》的故事，不禁毛骨悚然。
胡兰成很快就进屋来了，给她拿来一本埃及童话书，说是里边有个没心肝的小女孩很像炎樱。张爱玲也没提刚才有人来过。
这一晚，两人就住在了美丽园，这是他们仅有的一次。床不大，似乎有灰尘，两人都有点不大自在。
这是仅有的一次。一个充满肉欲的狂乱之夜。
第二天一早，爱玲带着童话书回家，路上惟一想的，是进门时该如何不要吵醒了姑姑。
胡兰成5月回到武汉，一下飞机，见到汉口的万家炊烟，顿觉“真是回来了”。当下归心似箭，渡汉水，回医院，恨不能早一刻看到小周。
他的心内，早就没了张爱玲的“正大仙容”。多情男人的不可靠，万古如此。
两人见面后，一切如旧。小周原是憔悴了几分，现在忽然又容光焕发，只是多了几分心事，听胡兰成说起在上海和张爱玲的事，便有几分不高兴：“你有了张小姐，是你的太太？”
胡兰成诧异道：“我一直都跟你说的。”
小周到底还是小，面露惊痛之色：“我还以为是假的！”
她痛是痛，但还是接受了这一事实。谈到结婚之事时，胡兰成认为，与张爱玲尚未举行仪式，与小周则不可先办，只能等；且时局越发不稳，不要再牵连了小周，所以拖一拖也好。
武汉此时受到的空袭愈加频繁。有一次，盟军的飞机在附近扫射，又低空掠过医院，险些把屋顶都掀翻了。生死之际，小周把胡兰成一把拖进厨房里堆柴的地方，又以身遮蔽，自己连性命都不顾了。
但是这样的危局，又能撑多久？胡兰成在上海时所担心的“大难”，终于临头了！
1945年8月15日，广播里播出了日本天皇的投降诏书，胡兰成走在汉口街上听到，惊出了一身大汗。
主子倒了，奴才焉附？
他决定做一次政治投机。
蒋介石方面，此时还来不及马上收复沦陷区，就委任原汪伪湖北省长叶蓬为第七路军总司令，暂时控制鄂、赣、湘局势。叶蓬此时正在南京，刚接到新主子的任命，尚未赴任。
胡兰成利用的就是这个空档。他与汪伪第29军军长邹平凡联手，连夜将叶蓬的特务营缴了械，宣布“武汉独立”。
这两人挑起大旗，成立了所谓“武汉警备司令部”，以邹平凡为司令，收编了汪伪的另外两个师，又向日军要了一万人的装备，如此拥兵数万，成了一方势力。
这样的逆流而动，怎能有好结果？恰在此时，命运偏也跟他过不去——他不早不晚得了一场登革热，大睡了七天七夜。
待得醒来，他的武汉“独立”大梦已土崩瓦解！那位邹平凡“司令”投靠了蒋介石，还请来了重庆方面的接收大员袁雍。
袁雍倒也没小瞧胡兰成，特地给他送来了“民国政府”的委任状，但胡兰成只是虚与周旋。
他心里很明白：丧家之犬，只有跑掉！
临走前，胡兰成还不忘浪漫，嘱咐小周：“你的笑非常美，要为我保持，到将来再见时，你仍像今天的美目流盼。”
他前几日给了小周一些钱买衣服，小周却给他买了羊毛衫裤、一块浴巾、一只闹钟，自己什么也没买。现在他又给小周留下一些金饰，估计够此后一些年的花费，让小周务必收下。但是小周表示，等局势稍微平静了，就会把这些东西送到上海他的家中。
——这姑娘，太过痴情、也太过可怜了！
一日晚间，她刚睡下不久，忽然惊起，悲恸道：“兰成，我爱你！”
胡兰成早料到事有今日，无悲无戚，也不去安慰。
送走胡兰成的那天，小周哭得跟泪人儿一般，怕人看见不好，没法子送出屋门。两人就此诀别——此生再未能相见。
白日晃晃，遍照汉阳。胡兰成惶惶地渡过汉水，跑到汉口。在轮渡上，他把随身带着的一只手枪，悄悄扔到了水里。
几天后，在当地日本军人的帮助下，他装扮成日本伤兵，登上一艘运送日本伤兵的船，逃离武汉，踏上了他的“天涯道路”。
9月5日，船抵南京。与他离开时相比，南京已是换了天地。陈公博逃往日本，周佛海摇身一变，成了蒋介石任命的“京沪卫戍总指挥”。
胡兰成无处可去，只能在日本人的安排下东躲西藏。到第三天，胡兰成改扮成日军少佐，从南京乘火车到了上海，匿居在虹口一个日本军官家里。
日本军中有人劝他转道东北逃往日本，但他执意要隐藏在民间。
这期间，他还鼓动日本军方不要向美军投降，而是把日军与伪军合编起来，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再与美国讨价还价。可是，日军首脑对此议而不决，他也就心灰意冷了。
他给张爱玲写了一封信，告知了自己的行踪，想让张爱玲稍微放心些。
张爱玲此时，也在承受巨变带来的震荡，收到胡兰成的信，真是又惊又喜，也为胡兰成的处境担心。
两个星期后，池田忽然来电话，告诉张爱玲，胡兰成已经回到上海。池田表示，可以马上陪张爱玲去看他。
爱玲这时居然想的是，自己“偏偏前两天刚烫了头发，是最难看的时期”。
两人分坐两辆人力车到了虹口，池田略坐了一下就走了。
胡兰成简单说了一下自己的情况，看看张爱玲，忽然笑道：“还是爱人，不是太太。”
爱玲只当这是赞美的话，也笑了笑。
“你能不能到日本去？”爱玲轻声问。
胡兰成摇了摇头，只说要到一个小同乡的家里去，在乡下。
张爱玲想，是自己糊涂了，也许这样最妥当，本乡本土不惹人注意，而日本是美军占领的，怎么能去自投罗网？
她很关切：“你想这样要有多久？”
胡兰成想了想：“四年。”
她想问他可需要钱，但是想想又没问。因为母亲就要回来，一回来就要还母亲钱，而且香港大学已经给她来了信，催她回去念完学业，这也要用钱。
去香港的事爱玲也不想说，说了胡兰成一定以为她要离开他了。至于胡兰成的家用，有青芸的丈夫负担，应该没问题。
到近午，不方便在日本人家里吃饭，爱玲就先走了。
第二天，她买了一个大盒蛋糕，带去送给主人家表示谢意。可是这家的日本主妇却不领情，一开门脸色就很不愉快。张爱玲觉得可能是嫉妒，于是也没有笑脸，淡淡地把蛋糕交给了主妇。
张爱玲前一天就在想，胡兰成到底是在什么状态下跟小周分别的？
她的预感不好，于是很怕听到真相，幸而胡兰成也没提。但是两人见了面，竟一度无语。看来这个问题绕不过去。
自从胡兰成上次回上海，承认“爱两个人”之后，张爱玲就采取了冷处理的方式，一句没再提小周的事。还是胡兰成自己主动答应放弃小周的。
张爱玲已经学会了忍耐，现在，她不再像以前提醒他和英娣离婚那样了，而是要看他自己怎么做。
胡兰成去关房间的门，张爱玲知道他又想亲热，觉得这太唐突了：一是在危难的时候，二是在别人家里。胡兰成却不管那些。
床很大，但是张爱玲觉得还不如她自己狭窄的小床舒服。
她蜷缩在胡兰成怀里，忽然幽幽地说了声：“我要跟你去。”
胡兰成好像感到了一阵恐惧：“那不是两个人都缴械了吗？”
张爱玲有些绝望：“我现在也没有出路。”
胡兰成安慰道：“那是暂时的事。”
张爱玲不能想象乡下是什么样子，她印象中的乡村就是赤地千里。人到了那里，怎么躲，怎么藏？也许胡兰成和青芸有办法联络。
“能不能到英国、美国去？”她轻声问道。
她又感觉到胡兰成涌起一阵强烈的恐惧。
是啊，难道去做华工？一旦被查出来，就是战犯；而且她自己去了也没法谋生。
——所有的路，都已经被堵死了。
张爱玲从胡兰成那里回来，坐电车走到外滩，遇到民众庆祝胜利大游行，过不去，只好下车步行。
回到家里，爱玲精疲力竭，重重地往床上一倒。
不久，“国民政府”开始调查上海的日本人情况，惩治汉奸的风声也日日加紧。胡兰成心知上海不可久留，便决定去张爱玲那里一趟，算是话别。
他连住在美丽园的孩子都没敢见，只差人去美丽园叫了青芸来，让她先去爱丁顿公寓通知一下。
次日晚，胡兰成稍事化装，穿了一件日军的士兵服，由青芸悄悄送到公寓，约好次日一早再来接胡兰成去乡下。
爱玲去告诉了姑姑：“胡兰成来了。”
姑姑在客室接见了胡兰成。
胡兰成换了西装，但还是一副病愈不久的样子。他讲了一些战后的混乱情况，自嘲道：“造造反，又造不成。”
姑姑随后去张罗晚饭，爱玲跟着打下手。姑姑悄悄笑道：“造造反？胡兰成像要做皇帝的样子。”
这天夜里，胡兰成算是第一次公开在公寓里住。晚饭后，姑姑立刻回房，过道上几扇门都关得铁桶似的，爱玲觉得很不是滋味。
胡兰成也一改往日嬉皮，没有多言，只站在窗边，拉开窗帘看下面的动静。
良久，他转过身来，说池田想送他去日本，可是他嫌跟日本人一起走目标太大，因此还在犹豫。
张爱玲听了，不置可否，只说起了曾外祖父李鸿章的一件往事。
李鸿章曾代表清廷与日本签定《马关条约》，深感耻辱，发誓“终身不复履日地”。后来，他赴俄签定《中俄条约》，要在日本换船，日本人早在岸上准备好了住处，可是他拒绝上岸。
次日，要换的轮船来了，他又不肯登上过渡的日本小艇，人家只好在两船中间搭起桥来，让他过去。
爱玲只是慢慢地讲来，与今日事毫不相干的样子。讲完，轻笑一声，说：“那年他已七十二高龄了，倒恁的倔犟！”
胡兰成听了，半晌不语。
他当然听出了话外之音。不过此时哪是讲掌故、说气节的时候，想想不禁要恼怒起来，只说：“明天还有得忙呢！”
睡下后，胡兰成终于讲起小周：“我走的时候她一直哭。她哭也很美的。那时候院子里灯光零乱，人来人往的，她一直躺在床上哭。她说：‘他是有太太的，我怎么办呢？’”
原来是跟小周生离死别来的！
“躺在床上哭”——是什么地方的床？护士宿舍的寝室里？他可以进去？
爱玲总不愿意正视现实，所以老往好一些的地方想。
可是，真相就是严酷的。当然是在他床上。他要走，当然是在他屋里，是躺在他床上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