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没发生关系”呢？他没说，其实也说到了边缘上。
不过爱玲还是相信，小周是个有心机的女孩子，早熟，又在外面历练了好几年，不会轻易就范的。
张爱玲此时的心态很奇怪，执着于这样具体的细节。实际上她是不愿、也不敢承认现实。她不再追问胡兰成，宁愿就这么自己折磨自己。
她的那张小床，就在L形房间的拐角里，以前两人睡，并不觉得狭窄，这一夜却显得非常挤。
这个角落里的回忆太多了，不想起它们，就会感到窒息。壁灯照在砖红色的床脸上，似在红灯影里。
胡兰成觉得气闷，提议到阳台上去站一会儿。还是灯火管制，四周一无所有，爱玲不能想象，自己在绝望时，曾经想在这儿跳楼。
两个人好像无话可说了。回到房间后，爱玲恍惚看到，胡兰成从前的五六个女人好像都裹着长袍，像一些剪影。又想起有两个外国作家都说过性爱的姿势滑稽，想着想着忍不住大笑起来，弄得胡兰成也泄了气。
……后来，他睡着了。她看着他的脸，黄黯的灯光里，是她不喜欢的正面。
她有种茫茫无依的感觉。
其实，抗战胜利，她也高兴，诸般禁忌与愁苦总算是消散了！她曾和炎樱一起，挽了手上街去逛，体会自由的空气。
她们看见，从前沿街的栏板上，原都是女明星的照片，人称“招贴女郎”，现在则一律换成了蒋介石像。
炎樱俯耳对她说：“看，招贴男郎！”说得爱玲大笑。
今夜，她才真切地感觉到，她原是没有资格这样笑的！她很茫然，对命运完全失去了自信。
在这个逃亡的前夜，他睡着了，正好背对着她。
爱玲在胡思乱想——厨房里有一把斩肉的刀，不过太重了，还有一把切西瓜的长刀，比较顺手。
对准了他狭窄的脊背一刀！
他现在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了，宰了他，拖下楼梯往街上一丢，看青芸有什么办法？
但是爱玲看过侦探小说，知道凶手永远会有疏忽的地方，或是一个不巧，碰见了人。
“你要为不爱你的人而死？”她这样问自己。
是啊，为他坐牢、丢人出丑，都犯不着。
——这是张爱玲一生中，最辗转难眠的一夜！
胡兰成似乎意识到了什么，转过了身来，但是并没有醒。爱玲不愿和他面对面，于是也翻了一个身。
还是让他远远地走吧！早上一起来，她就去为胡兰成测了字。
测字的结果，是朝东为吉。
白天，青芸和丈夫沈凤林也来了，听了测字的结果，都默然不语。
最后，沈凤林说：“那便去我姐姐家躲躲吧，她家在东关。”
胡兰成要的只是离开上海，去哪里都无不可，便说：“也好。”
事情就这样定了，由沈凤林护送他去绍兴皋埠。青芸把他们送到码头，胡兰成把一张小周的照片交给青芸保管，就仓皇离去了。
送走胡兰成一行人，张爱玲在大门前怔了一会儿。秋空晴明，街道寂寂，仿佛人都走空了。
她转身进去，邻家的一个犹太小女孩在楼梯上唱着“哈罗！哈罗！再会！再会……”
一个男人远行了，可他并不是张爱玲满心向往的“良人”，他负心在前，很可能又要绝情在后，给风雨飘摇中的女人留下伤痛，就转身遁去了。
从去年的2月份相识到现在，不过才一年半，刨除在武汉半年的“金屋藏娇”，胡兰成对张爱玲的感情，仅仅才维持了一年左右。
胡兰成后来在写他与小周的一段缱绻之情时，所用标题极富诗意，乃是“汉皋解佩”。这是用了西汉刘向《列仙传》疑为东汉人伪托之作。里的典故。
所谓“汉皋”，就是“汉江之岸”。《列仙传》里说：有江妃二女，不知是何方神仙，常出游于江汉之畔。二女皆丽服华裳，佩有明珠，大如鸡卵。浮浪公子郑交甫“见而悦之，不知其神人也”。
郑公子遂起意想勾搭，便厚着脸皮向二位美女索要明珠，两个女子居然也就解下来给了他。郑公子大喜，将明珠捧在心口，走了几十步，却见怀中已空，明珠不见了，再回头看，美女忽然也没了。
这个“人神之恋”的典故，曹植在《洛神赋》里就曾经引用过。
“灵妃艳逸，时见江湄。”——胡兰成对小周，才是真正的仰之若神。
就连《今生今世》这个书名，也有人发现：书中惟一的一次点题，“今生今世呵，端的此时心意难说”，也是针对周训德而发！
西谚云：爱人的誓言，是写在水上的。现在再想，什么“岁月静好，现世安稳”，能有几分是实！
张爱玲过于沉迷于个人的小世界，过于强调小人物与大历史的分离，不睁眼去看更广大世界里的黑白正邪，执意要把命运与这个不清白的男人拴在一起。那么，欠债还钱，从眼下起就要开始付代价了。
9月里，是上海少见的艳阳天，人人都在喜庆太平的重临，张爱玲却是心情黯淡：今后所有的事，都是未知的。
那朵从尘埃里开出的花，说碎落就碎落了么？
16、回首看他形同陌路
这是张爱玲一生中最黯淡的时刻。
三十多年后，她在写《小团圆》的时候，笔端仍流露出凄凉，说“那痛苦像火车一样轰隆轰隆一天到晚开着，日夜之间没有一点空隙”。
回到上海后，走在马路上听见店家播出的京剧，唱须生的声音非常像胡兰成，她立刻眼睛里就有泪。
在饭桌上想起胡兰成寄人篱下，在斯家亲戚的大圆桌旁蹭饭吃，立刻吃什么东西都索然无味。
她没有当姑姑的面哭，但是姑姑也知道，劝她说这样下去是会撑不住的。
姑侄俩说起与胡兰成的种种扯不断的牵系，姑姑默然，而后叹道：“他也是太滥了。”
吃不下饭，爱玲有两个月就是靠喝美国大兵的罐头西柚汁维持营养。有一天，在街上的橱窗里看见一个又老又瘦的女人迎面走来——原来是自己！
她在此时的很多举动，只能理解为，一个感情受挫的女人出于绝望的行为。
就在此前不久，和苏青一起接受杂志记者采访时，她还对自己的婚恋信心满满：“我一直想着，男人的年龄应该大十岁甚至十岁以上，大多一点无所谓，我总觉得女人应当天真一点，男人应当有经验一点！”
看似平淡的话，里面其实透着许多快乐。
——出名要早，嫁人也要别具一格。
可惜，这两样恰恰都错了！
在离开温州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与胡兰成一直还通着消息，但是长信她再也不写了。
胡兰成不敢写信，怕被追查到，就托颂远给张带去字条。张爱玲有时也回个字条，捎些外国香烟和剃须刀片给胡。
一次在信中，张爱玲忍不住写道：“你居温州，犹如王宝钏守寒窑，不过虽是在寒窑，但日子过得仍如宝石的川流，有不绝的惬意。”
暗含讽刺，犹带怨幽！
1946年3月，也就在张爱玲走后不久，胡兰成在报上看到，温州行政专员公署发动突击检查，要在城内严格清理人口。
他不禁胆战心惊！
恰在此时，又遇到一个“国军”士兵大概是找路，在范家的门前张望了一会儿，而后穿院而去。
这可把胡兰成给吓到了，他当天就和范秀美坐船离开温州，回到诸暨斯家去躲避。
在斯家，两人不敢暴露关系，但斯家老小都心知肚明，老四颂远甚至还颇有赞同之意。
胡兰成躲进斯家楼上一间房里，平日将房门反锁，四邻皆不知，就在里面写自己与小周的情史《武汉记》。
胡兰成离开温州回杭州乡下之后，颂远又到过一趟上海，对张爱玲说：“他要把小周接来，这怎么行？她一口外乡话，在乡下太引人注意了。他一定要我去接她来。”
爱玲不大相信小周肯过来，团圆的时候还没到呢，于是说：“他对女人不大实际。”
颂远怔了一怔，反驳说：“很实际的哦！”
这下轮到爱玲怔住了，两人就都没再往下说。
爱玲终于明白，胡兰成和小周之间的肉体关系，“至少临别的时候有过”。胡兰成之所以能做“三美团圆”的梦，这是个前提条件，不然再海誓山盟也没用。
张爱玲不是守旧之人，但她就是受不了这个。
偏巧在这时，范秀美又怀了孕！
在这时生下孩子来，是决无可能的，哪怕连迹象都不能暴露。但旧时流产，又不似今日之开通，找医生做手术相当困难。胡兰成无法，只好让范秀美找个借口，到上海就医。
范秀美拿了胡兰成的字条，去上海找到了青芸。
青芸是叔叔的“死党”，所有的事都可以照应。她见纸条上只有一语“范先生来看病，伊带侬去看病”，便问：“你是什么病啊？”
范秀美眼圈一红，忸怩了一回，才说：“我身上有了。”说罢，流下了泪来。
青芸一怔，立刻明白了这女人与叔叔的关系，便也不语，先安排她住了旅馆。——此时大概斯家的老四颂远正临时住在美丽园，范氏不便去那里凑趣。
因为做流产手术在当时为违法，所以一般都是找私人医生。不过，成都路上有一家妇产科医院，是个大医院，有一位男医生表示可以效劳，但要100元手术费。
范秀美大惊：“我没钞票哦！”她迟疑了一下，又拿出一张纸条来，却是胡兰成写给张爱玲的。
青芸心里有数，带着范秀美便去了爱丁顿公寓。
张爱玲猛地见到“情敌”，心中一震，却也没说什么。看了字条，转身进屋拿了一只金手镯出来，交给青芸：“把它当掉吧，给范先生做手术。”当下就再也无话。
青芸马上出去了，范秀美一人留在公寓吃午饭。看见“范先生”在饭桌上吃不下饭的样子，爱玲心里就腻烦，倒是姑姑与范秀美寒暄了几句。
范秀美走后，姑姑悄声说：“她倒是跟胡兰成非常配。”
爱玲只“嗯”了一声，已经毫不介意。
从《小团圆》里看，胡兰成给过爱玲一大笔钱，一直没怎么动用，现在他落魄了，按理说应该给他一点钱用，可是爱玲还惦记着还母亲的钱，所以心里很矛盾。
胡兰成当然不可能出面要钱，但他知道，范秀美的事爱玲不可能不管。
至此，胡兰成已把事情做绝！
胡兰成在斯家楼上，一待就是8个月，把那《武汉记》写了竟有50万字。想想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料想温州那边风头已过，还不如回温州去住。
于是，在这年年底，胡兰成便由颂远陪同，取道上海，再去温州。范秀美不便马上就跟去，只好暂时别离。
到了上海，因去温州的船要第二天才开，须在上海住上一晚。这一晚，竟是在张爱玲那里住的。
他们是中午到的爱丁顿公寓，青芸闻讯过来看了一下，顺便把颂远带去了美丽园。
客人们走后，胡兰成反倒埋怨张爱玲不会招待客人：“斯君也是为我的事，刚才他送我来，你却连午饭也不留他一留。”
本已是恩断义绝，却还要出面来解决这些琐事，张爱玲原本就没有什么好心情。颂远有青芸接待，是再好不过，却不料胡兰成却这样无端地责难。
张爱玲听了很难受，激动起来：“我是招待不来客人的，你本来也原谅，但我亦不以为有哪桩事是错了！”
胡兰成的发火，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原来是张爱玲上次去温州，中途在诸暨斯家住了几天，有些生活习惯触犯了乡下人的规矩，比如用脸盆来洗脚等等。颂远是个年轻人，心里装不住事，跟胡兰成说起过。胡兰成听了，就不大高兴。
此外，青芸的丈夫沈凤林是个粗人，护送胡兰成去诸暨，回上海后对张爱玲讲起途中情况，说得过于狼狈，因此，胡兰成也觉得丢了面子。到了此时，就一起都爆发出来。
不想张爱玲却以眼还眼，倒弄得胡兰成瞠目结舌！
张爱玲接着又说：“斯君与我说，你得知周小姐在汉口被捕，你要赶去出首，只求开脱她，我听了很气。还有许多无关紧要的话，是他说你的，我都愿他别说了，可他一点不晓事。这斯君，就是不识相，为你之故，我待他已经够了，过此我是再也不能了。”
听了这番话，胡兰成连忙做了些解释。
在他的观念里，夫妻不是冤家不碰头，“本来是要叮叮对对，有时像狗咬的才好”。可是，他和张爱玲之间，就是不能吵架，一吵就要伤感情，势不两立。
也许他认为，张爱玲对他来说，也是“不宜于室”的吧？
这场小风波好不容易过去，晚饭后两人又并膝坐在灯下，本可以心平气和地聊聊，胡兰成却鬼使神差讲起了范秀美，把他的新情史原原本本地道出来。
这是女人爱听的么？张爱玲听罢，心情越发阴郁。
胡兰成偏要再问：“《武汉记》的稿子可曾看了？”这稿子，应是先前颂远跑上海时捎来的。
张爱玲淡淡答道：“看不下去。”
胡兰成一时默然。他完全不顾及张爱玲的心境已被他践踏得七零八落，只埋怨张爱玲辜负了他的信任，稿子竟连看也不看。
想到此，他半开玩笑地打了张爱玲手背一下。
张爱玲不禁骇怒：“啊！”
这一叫，胡兰成才明白过来：往事岂可追？旧梦岂可回？两人间已是隔了关山万重！
夜里，两人分房而寝。胡兰成心里什么都清楚了，但也不以为意——张爱玲在他心中的位置，是早就搁置在一旁的了。
第二天天还未亮，胡兰成起来，到隔壁张爱玲睡的房间，在床前俯下身来去亲她。
张爱玲从被窝里伸手抱住胡兰成，忽然泪流满面，只叫得一声：“兰成！”
这一声唤，是绝望中的一喊。
她并不是在喊胡兰成，她是在痛惜自己曾经的付出与憧憬！
胡兰成心里也有所震动，但他之心猿意马，已不是谁能唤得回的了。稍后，他回到自己房间，又睡了一会儿，天亮后起来，收拾到中午，就赶去外滩上船了。
——两人从此再未见面！
转眼来到1947年，两人间还是常有一些书信往还。那时胡兰成只是闭门看书和写作，范秀美为了生计，又去了杭州蚕种场做技师。
张爱玲做菩萨做到底，还是照常寄钱过来。胡兰成无言以对，写信时又怕被检查，所以只好写些乡间趣事敷衍，又不肯老老实实写，连“邻妇有时来我灯下坐”这样的无聊话也写，再三地刺痛张爱玲。
张爱玲终不可忍，回信道：“我觉得渐渐的不认识你了。”胡兰成自小周之后就看轻了张爱玲，竟也没察觉出这话里面有话。
开春以后，南京、上海两地的汉奸陆续被判决，当局搜捕汉奸的风头已过。胡兰成野心又开始萌动，想以某种方式重出江湖。
他化名张嘉仪之后，自称是跑单帮的生意人，但又对文化不能忘情，以此身份与理由，频繁与当地乃至全国的文化名人交流。
隐伏温州期间，他开始动笔写一部文化专著，名曰《山河岁月》，行文风格多得益于张爱玲。对此他颇为自得。
他还写信给一代鸿儒梁漱溟，与老先生切磋学问。梁漱溟不知这“张嘉仪”是何许人也，读信后大为赏识，回信把他赞扬了一番：“几十年的老友中，未有针砭漱溟之切如先生者。”
胡兰成因此越发得意，索性以“张佩纶后人”作招牌，在温州广交名流，结识了温州“第一名耆”刘景晨，互有诗文往还后又经刘景晨引介，去了温州中学教书，半年后转到雁荡山淮南中学做教务主任。。
这个架势，眼看着困龙入水，很有复苏的势头了。
他按捺不住喜悦，以为“再出中原”的机会马上就要到了，忙不迭地向张爱玲炫耀。怎奈虽是化名写信，但还是担心邮检，写得含含糊糊，比如梁漱溟、刘景晨的名字，都以隐语替代。张爱玲看得一头雾水，满腹狐疑，只道他是脱离险情，且前程远大了。
于是，这年6月10日，一封张爱玲写的“最后通牒”寄到了胡兰成手中。他万想不到是这个结果，刚看了第一句，就如晴天霹雳。
信中写道：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时唯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信内提到的“小吉”，是“小劫”的隐语，就是指胡兰成被通缉的事。
胡兰成读罢，虽强作镇静，但也不能不有所思。他想起张爱玲来温州时，要他选择小周或者她，现在看来那决不是一时气话。又想起张爱玲离温州时在船上，以及在上海的最后一夜，都曾经哭过。
诀别之念，大概从那时起就有了的！
胡兰成这时候反倒委屈起来，他觉得自己一直是把张爱玲视为知己，《山河岁月》写得顺手，温州的局面渐渐打开，都要急不可待地告诉她。今日做种种努力，还不都是为了将来鸳梦重温？
他以为张爱玲的烦恼，不过是女人耍小性子，待到什么时候想通了，他也就可“大美并陈”，坦坦荡荡地有3个妻。哪知道张爱玲迎头给了他这一记！
不过，张爱玲此举，也令他无话可说，毕竟是等到他“灾星退了”，她才来信绝交的。
张爱玲随信还附了30万元，是她写电影剧本《不了情》和《太太万岁》的稿费。在胡兰成逃亡的两年当中，张爱玲一直都给他寄钱。现在是最后一次，还寄得这样多，这显是做到了仁至义尽。
他放下信，心有些乱，就到屋后菜田边，在路上走了走，以平息自己。他想，张爱玲的这种“清坚决绝”也有道理，她是不能忍受自己落到了“雾数”里，也算是一种自卫吧。
此后，胡兰成虽还是如常写他的《山河岁月》，却免不了常常要唉声叹气。
他当然不会去找张爱玲，也不想再写信给她，但是又想，人之常情总还是要有，于是写了信给炎樱，有些话请炎樱转告。
这封信当然是有去无回——炎樱接到信，是一定要给张爱玲看的，而张爱玲也一定是不会理睬的，炎樱本人则不好有什么话说，因此也就无回音。
张爱玲毅然斩断关系，玩世不恭惯了的胡兰成也莫可奈何。他后来说张爱玲“临事心狠手辣”，大概就缘于此。
其实，张爱玲处理这个问题，既有原则，也有分寸，是无可挑剔的。当然，以那些习惯于“大词”思维的人来看，她最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胡兰成立刻拽去衙门“报官”，让他蹲入大牢。
——但这是脱离了具体情境来谈问题了，假如张爱玲真的那样做了，我们对她倒真的不好评价了！
她不是个有泪轻弹的人，但在与胡兰成分手前后，哭了3次，这是因为被伤害得太深。
她一旦决心下定，就不再给对方以回旋的余地，这是为了维护尊严。
胡兰成，渐行渐远了……
而这段乱世情缘，给张爱玲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真是一言难尽！
1947年后，她不再有任何的意态飞扬。她变得沉默，埋头独行，甚至连文风也开始转变——昔日的丰瞻华丽全收敛起来了，先转向平实，又转向枯瘦。
就个人际遇而言，她自小就向往的“兴兴轰轰橙红色的时代”，与她永远告别了。
她与胡兰成的交往，此后还有无法断绝的余音。
1949年，大江南北天翻地覆，胡兰成亲眼见解放军进入温州。此后，他仍在中学做他的教务长。
据他自己讲，1950年代初，他化名张嘉仪议论国事的信函甚至“直达天听”，由梁漱溟送抵毛泽东手中，梁漱溟还正式致函“张嘉仪”，邀他进京共襄国事。
胡兰成竟然又做起了大梦，束装就命。在赴京途中，路过杭州、上海，都有停留。在上海时就住在熊剑东家。
他对张爱玲还是不能释怀，起了念头想去看看，“几次三番思想，想去又不想去”。犹豫再三，觉得还是要尽到世俗人情，便最后一次登上了爱丁顿公寓六楼。
可是，出来开门的是一个陌生女人——张爱玲早就搬走了！
后来他改变了北上的主意，于3月底与当年在武汉共事的“司令”邹平凡等人离开上海，取道广州前往香港。
火车经过杭州时，他与范秀美匆匆见了最后一面。后来，胡兰成跑到日本，还给范秀美去过信。
到了香港后，胡兰成恢复本名。立刻打听到了小周的消息，原来小周已移居四川。他写了信去，得回信方知：小周当初被捕，仅两月就被释放，当时为情势所迫，一气之下嫁了原《大楚报》的一个李姓年轻编辑，两人同去了他四川老家。不想李编辑家中早有了正妻，小周大感沮丧，但已经生了孩子，是走是留，正在踌躇间。
接到胡兰成信后，小周大哭一场，回信说：“这回我是决意出走了。”胡兰成又写信并汇路费去，让她来香港相聚，但邮件都被退回，想是已经离开了四川。二人就此断了音信。
50年代初，胡兰成逃亡到日本，张爱玲也到了香港。其时，池田笃纪有事要去香港，胡兰成便托他去看望一下张爱玲，然而池田到港后，访而未遇，只好在张的寓所留下了胡的地址。
半年后，胡兰成忽然收到张爱玲的一张明信片，上无抬头，下无署名，只写着：“手边如有《战难和亦不易》、《文明的传统》等书(《山河岁月》除外)，能否暂借数月作参考？”
此时张爱玲已去了美国，明信片是从美国寄出的。
《战难和亦不易》是胡兰成最早的一部文集，收进了他在1939年为《南华日报》写的社论，而《文明的传统》则是他在武汉主持《大楚报》时写的社论汇编，两书的出版已有十多年之久。而胡兰成自己最看重的《山河岁月》在日本出版。，张爱玲却是根本不要看。
胡兰成此前已知，香港小报上说，有人曾问张爱玲对《山河岁月》的评价，张爱玲不置一词。对张爱玲的学问及文笔，他一直认为自己不及。现在看到张爱玲居然郑重其事地索书，喜出望外。
逃亡日本的胡兰成，改不了滥情的老毛病，在日本曾与他的房东太太一枝发生过一段暧昧恋情。后来，又与汉奸吴四宝的遗孀佘爱珍结婚。这次他在给张爱玲的回信中，仍如情人间的老套，附上了一帧自己新近的照片。信中说：
爱玲：
《战难和亦不易》与《文明的传统》二书手边没有，惟《今生今世》大约于下月底可付印，出版后寄与你。《今生今世》是来日本后所写。收到你的信已旬日，我把《山河岁月》与《赤地之恋》来比并着又看了一遍，所以回信迟了。
胡兰成自认识张爱玲后，就一直在暗中“较劲”，与张爱玲比文章的高下，但往往心虚。张爱玲到香港后，写了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他看后，不得不服。原以为《山河岁月》出来，自己写得要比张爱玲好了，可是将这两部小说对比着读，仍觉得不可及。
待到1959年9月，《今生今世》上卷在日本出版，胡兰成想，此书总算可以超越张爱玲了，便急急地寄书去美国，又写了信，“在信里写了夹七夹八的话去撩她”。
胡兰成侥幸逃脱了历史惩罚，在日本乖张狂妄一如往昔，他这时对张爱玲态度的判断，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
张爱玲显然厌恶他的这种不知好歹，没有立即作答，过了许久，才回了一个短笺，叫胡兰成还是把胡思乱想“打住”为好：
兰成：
你的信和书都收到了，非常感谢。我不想写信，请你原谅。我因为实在无法找到你的旧著作参考，所以冒失地向你借，如果使你误会，我是真的觉得抱歉。《今生今世》下卷出版的时候，你若是不感到不快，请寄一本给我。我在这里预先道谢，不另写信了。
爱玲十二月廿七
寥寥数语，如同陌路。对胡兰成为之得意的《今生今世》，仍是没有评语。胡兰成接到回信后，只能徒唤奈何！
1960年9月，《今生今世》下卷出版，胡兰成马上给张爱玲寄去，但未获任何回音。
早在抗美援朝时期，胡兰成就设法与台湾的国民党方面缓和了关系，曾受嘱写了一份关于“韩战”的意见书转呈蒋介石，颇受蒋的欣赏。
1974年，经蒋介石同意，胡兰成应台湾“中国文化学院”之邀赴台，受聘为终身教授，登台开讲。
同年5月，他的《山河岁月》由远景出版社在台湾出版，引起诗人余光中的愤怒，写了一篇文章《山河岁月话渔樵》予以驳斥，从而引发台湾文化界的“批胡”浪潮。到11月，台湾警总在舆论压力下，查禁了该书。胡兰成在台湾的教职，也不得不黯然收场，于次年返回日本。
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台湾作家朱西宁、朱天心、朱天文父女。从文化学院离职后，曾有半年时间暂住在朱家隔壁，埋头写《禅是一枝花》，同时也成了朱西宁两个女儿的“精神导师”。
朱西宁是台湾的“首席张迷”，认识了胡兰成后，对胡兰成也推崇备至。他早年在南京读书时，就是个铁杆张迷，这时便起了念头，要为张爱玲写传。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张爱玲，表示了写传的意思，同时也为胡兰成曲意辩解，试图令二人重修旧好。
朱西宁的这一动作，使胡兰成也有所心动，便将他新出的《华学、科学与哲学》一书立即寄去美国。但张爱玲在复朱西宁的信中，只是请朱不要写她的传记，对胡兰成则一字不提，而后也再没有与朱联络。至于胡兰成寄去的书，连拆也没拆开，就原封退回了。
——“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鲁迅语。
这就是胡、张之间数十年恩怨的大结局。
对于张爱玲的“无言”，胡兰成大约是深受刺激。他可能认为，张爱玲的轻蔑，是因为她在学识上仍压了他一头。
于是，他越发刻苦读书，与日本的数学家冈洁、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汤村秀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频繁交往，以增进自己的“品位”。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他又有《禅是一枝花》、《中国文学史话》在台湾“三三书坊”相继出版。这个书坊，就是他的崇拜者、女作家朱天文开办的。
许是写书写得太辛苦了吧，1981年7月25日胡兰成在东京，参加完一个活动回到家，晚上因天热洗了个冷水澡，之后在灯下继续写作，突然心脏衰竭，倒了下去。
尘埃至此全部落下——他再也无法和张爱玲继续“较量”了。
中年之后的张爱玲，只有两次对友人提起过胡兰成。一次是在给夏志清的信中，这已是在《今生今世》出版9年之后：
胡兰成书中讲我的部分缠夹得奇怪，他也不至于老到这样。不知从哪里来的quote（引用）我姑姑的话，幸而她看不到，不然要气死了。后来来过许多信，我要是回信势必“出恶声”。
（1966年11月4日致夏志清信）
1970年代某一年过年前后，张爱玲在给夏志清的信中再次提及：
三十年不见，大家都老了——胡兰成会把我说成他的妾之一，大概是报复，因为写过许多信来我没回信。
按说在《今生今世》里，提到姑姑张茂渊的地方只有4处，比如“与姑姑分房同居，二人锱铢必较”、“爱玲说祖父好，姑姑却不喜”之类，似并无不敬之处。但张爱玲反应如此之激烈，怕意不是指此，而是想申明全书的不可靠。
很多张迷也据此认为，《今生今世》是掺了许多水分的。而待到2009年2月《小团圆》出版，人们才大吃一惊：原来《今生今世》基本是纪实！
——作家的声明，有时是靠不住的，连张爱玲也在内。
18、有惊无险的罗湖桥头
1949年的张爱玲，平静地迎接了巨变。
姑姑当时在上海一家电影公司任职，爱玲就常和姑姑一起去看电影，见了熟人就点头微笑，但仍如过去那样不应酬、不抛头露面。
只是她和“燕山”的一段情缘，不知为何，无疾而终了。
从《小团圆》提供的线索看，两个人并没有闹翻，一直友好相处，可是燕山却要娶一个女演员为妻了。
看样子爱玲是和燕山有过协议的，不想再拖累燕山。那个女孩长得很漂亮，被母亲管得很严，要是在解放前，一定是会嫁给开戏院的大老板，轮不到燕山这样的年轻人。
燕山结婚后，爱玲还不知道，有一次问他：“预备什么时候结婚？”
燕山说：“已经结了婚了。”
她怔住了，“立刻觉得有条河隔在他们中间汤汤地流着”。
他的脸色也变了——他也听见了那河水声！
在当时上海惟一剩下的一份小报上，张爱玲看到了一则报道——《燕山、雪艳秋小夫妻俩来报社拜客》。
后来燕山考虑到，张爱玲看了一定会受刺激，就托人去说了，今后报社不要再登他私生活的事。
爱玲曾经看过雪艳秋的戏装照片，没什么印象，只能看出相当瘦小。
她恍惚看见，他的头，现在是依偎在另一个女人的胸前了。那个女人就像是自己，那个女人的身体，也就像是自己的。
她感到心里像火烧一样！
《小团圆》里对这件事，是以这样一句话作为结束的：“但是燕山的事她从来没懊悔过，因为那时候幸亏有他。”
俱往矣！
新的时代降临了，新的命运在等待着张爱玲。
应该特别提一句的是，张爱玲在这一时期还很用心地看了一批“革命电影”，有《小二黑结婚》、《白毛女》、《新儿女英雄传》等，感观还不错，特地向弟弟张子静做了推荐。
有时，她和姑姑也到书店去淘旧书。有一次，淘到一本英文原版的《大卫?科伯菲尔》，她们看完了，就拿去给几个朋友传阅。
那一时期，很严酷的东西还没有出现，张爱玲对于前景的一点担忧也渐渐消散，开始想写一点什么东西，记录下社会的变化。
这里，就要再次提到她与左翼文艺的关系。
她对左翼文艺，向来不感冒，很早就曾说过：“自从一九三几年起看书，就感到左派的压力，虽然本能的起反感，而且像一切潮流一样，我永远是在外面的……”
她之所以不满，是因为左翼文艺观里有一种意识形态的强迫性，她不能接受。再一个，她也不大相信，人一旦信仰了什么就真能超凡入圣。她认为，唱意识形态高调的知识分子，多半是只知道怎么说，却不知道该怎么做。
左翼文艺从1920年代发端，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到1950年代已经蔚为大观，登上了至尊地位。
当时左翼人士对张爱玲相当看重，将她列入了争取、利用的对象。
1949年6月，以往领导上海进步戏剧界的中共地下党文化负责人、戏剧家夏衍，也戴着解放军的臂章，随军进入上海，出任了军管会文管会副主任，负责全盘接管上海原国民党的文教系统。
夏公当然很关注上海文艺界的现状，柯灵就在此时，向他推荐了几篇张爱玲的小说。夏公读后，显然是十分欣赏，认为人才难得。他是个爱才若命的人，从此记住了张爱玲。
那时的上海，百废待兴。还是在上海解放前夕，许多小报就纷纷自动关张，报馆老板和主持人也大都离沪赴港。
夏公看到这种情形，觉得不妥，他认为上海不能成为一个没有小报的城市。于是，找来了龚之方，让龚之方和唐大郎一道，办一个格调健康的小报，不要像过去的小报那样专事散布流言蜚语。
龚之方当然来了劲头，当年7月，就和唐大郎办起了一份《亦报》。此外，还有陈蝶衣等人主办的《大报》也于此时创刊。
这两份小报，与旧上海的小报相比，确有很大区别，风格较为清新。沪上的文化名流也都纷纷向它们投稿。
此时，龚之方、唐大郎自然要想起老朋友张爱玲。
两位报人便兴冲冲地跑去找张爱玲，请她写一部长篇小说在《亦报》上连载。张爱玲欣然允诺，但要求用笔名发表。
龚之方没料到她会有这样的请求，但也只得随她。
据龚之方后来推测，张爱玲这次之所以要使用笔名，是出于两个考虑：一是，当初她曾在杂志上连载过长篇小说《连环套》，效果不理想，因此，这次在小报上连载就要谨慎，先用一个笔名去探路；二是，胡兰成的问题虽已是旧账，但读者们对此是否能淡忘，她没有把握，所以还是用笔名保险一些。
这次在小报上连载的小说，叫做《十八春》。这部作品，很有一些里程碑的意义，它既是张爱玲在1949年以后的第一部作品，又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她篇幅最长的一部作品。
她第一次学起了张恨水的功夫，边写边刊登。从1950年3月开始连载，到1951年3月完毕，全文有25万字。在连载结束后，又出了单行本。
张爱玲所用的笔名，叫“梁京”。这个笔名的来源，据说是“张”、“玲”两个字相互交错的音韵反切。
龚之方非常看好这个《十八春》。他深谙小报的连载之道，在连载开始前三天就登出预告，明示这一篇是“名家之作”。之后隔了一天，又有桑弧署名“叔红”的文章发表，郑重予以推介。
小说连载到大约一半时，唐大郎按捺不住，索性抛出署名“传奇”的文章，猜测小说作者不是徐訏，就是张爱玲，以此大吊读者的胃口。
徐訏原是上海《天地人》、《作风》等刊物的主编，1937年以短篇小说《鬼恋》一举成名，1944年又有长篇小说《风萧萧》出版，也是当时很有读者缘的作家之一；但他的风格与《十八春》毕竟不相类，且唐大郎文章又署名“传奇”，这几乎就是明明白白把谜底告诉给了读者。
《十八春》是一个现代的上海故事，与张爱玲的生活完全同步。所谓“十八春”，即故事是从1949年倒溯18年开始写起的。
小说讲述的是，平民之女顾曼桢与世家子弟沈世钧相恋，中途却突生变故，沈世钧因父亲急病赶回老家南京，曼桢恰在此时落入姐姐曼璐布下的圈套。
身为舞女的姐姐曼璐，为了笼络住花心丈夫祝鸿才，不惜让妹妹曼桢作为祝鸿才的猎物，并把曼桢幽禁起来，直到曼桢生下祝鸿才的孩子。
这中间，沈世钧找到曼璐询问曼桢的下落，曼璐欺骗他说，曼桢已经嫁了人。世钧万念俱灰，不久，便遵父嘱另娶了他人。而曼桢因为割舍不得孩子，在姐姐曼璐死后，竟然正式嫁给了祝鸿才。
18年后，也就是解放之后，顾曼桢与沈世钧偶然相遇，但两人的命运早成殊途，已绝无复合的可能。沈世钧回首往事，只能徒生感慨了。
这个《十八春》，是很值得研究的一部小说，其中有三个因素非常值得注意。
一是，这部小说的故事结构以及人物设置，完全是“抄袭”了美国作家马宽德（John Marquand）的小说《普汉先生》(H.P.Pulham，Esquire)。
二是，它是1949年以后张爱玲在新时代里的第一次写作，动笔前曾对小说的主题有过“与时俱进”的考虑。
三是，这篇小说是张爱玲自成名以来，在上海市民中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
据台湾女作家苏友贞的文章《张爱玲怕谁？》载于2005年3月号《万象》杂志。指出，张爱玲本人曾经明明白白地承认，《十八春》就是根据《普汉先生》改写的。
马宽德在美国并非经典作家，但在上世纪30年代也曾风光一时，获得过普利策文学奖。《普汉先生》写的是一个很复杂的“四角恋爱”故事，当时是一本畅销书，后来被拍成电影，但反响平平。
《十八春》不仅袭用了《普汉先生》的基本情节与人物，而且还借用了其中大量细节。《十八春》中令读者饶有兴味的“四角恋爱”关系，就是出自《普汉先生》。
还有，《十八春》中的一些精彩对话，也是从《普汉先生》中移植而来，比如结尾最令人荡气回肠的那句“世钧，我们回不去了”，就是来自《普汉先生》的原创。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说《十八春》是“改写”，一点也不错。
两文的人物侧重有所不同，《十八春》主要讲的是曼桢的故事；而在《普汉先生》中，与曼桢相对应的“玛文”，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因此，当曼桢最后说出“世钧，我们回不去了”时，其效果足以震撼读者，而原著中玛文说出同样的话来，却显得稍嫌做作。
还有一点最大的不同，就是男女主角分手的原因。在《普汉先生》那里，分手是没有什么理由的，只因两人的感情都淡了。而在《十八春》中，张爱玲则设计了一个典型的通俗剧情节——“曼桢被诱奸”，以此作为斩断男女主角情缘的关节点。
马宽德那种美国式的“爱情慢死”，在今天大概很容易为读者所接受，但在当时，决不可能引起中国读者的兴趣，因此，张爱玲在移植时才用了一个比较夸张的情节——用哥特式的密室阴谋，造成全篇的悲剧根源，好让读者读了之后恨恨不已。
惟其如此，才有很多评论家觉得，曼璐设圈套让妹妹被祝鸿才诱奸这一情节，太过突兀。也有人认为，曼璐的这种疯狂，已到了狞厉可怖的程度，远超过曹七巧。
张爱玲写《十八春》时，马宽德还在世，后来他们两人在香港还曾有过一面之缘。按理说，《普汉先生》的故事情节是应受版权法保护的，可是两人之间绝无这种纠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