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类似这样对同代或前代人作品的改写、借用与仿作，并不违背写作道德。张爱玲深受古典文化浸淫，头脑中对改写并无不妥的概念。后世的研究者们，也无一人指责她这是“抄袭”。
有学者还发现，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构思也颇类毛姆的短篇小说《天作之合》，毛姆的那篇小说里，同样是一个淑女爱上了“恶棍”见刘锋杰《想象张爱玲：关于张爱玲的阅读研究》。。
有意思的是，这个《十八春》改写事例，与2003年郭敬明《梦里花落知多少》抄袭庄羽《圈里圈外》的案例，几乎一模一样。
世事总有奇诡之处。马宽德在美国早已过气，在当代读者中几乎无人知晓，但他的《普汉先生》故事却透过《十八春》，不知为多少中国读者所熟知与喜爱，流传正未有穷期！
《十八春》是张爱玲在平实写作风格上的一大成功，考虑到1949年后文艺语境的变化，张爱玲的这篇小说，放弃了以往对意象、比喻的苦心经营，也放弃了那种随处可见的机智与辛辣，而用了一种很温厚的叙事风格，娓娓道来。
这种特色，最易走入平民大众。至今也还有为数不少的一批张迷，在张爱玲的小说系列中，独爱《十八春》。
小说的结尾，有意安了一个光明的尾巴：曼桢和世钧不期而遇，曼桢细述前因，解开了埋藏在世钧心头多年的一个谜。后来，两人先后到东北参加建设，而曼桢最初的追慕者张慕瑾也适时出现，给了曼桢一个隐约可见的美满结局。
所有的苦难，都因新时代的到来而结束——这是当时比较流行的小说构思。
这也是张爱玲为适应时代所做的一点功夫吧。
《十八春》一经发表，立刻引起轰动，在上海出现了一大批“梁迷”。因为小说写得很真实，所以大众也很投入，天天追着报纸看，恨不能与小说中的人物同悲欢。
其时，有个女读者，恰好与曼桢有过相同的命运，看了《十八春》后悲不自胜，跑到报社打听到张爱玲家的地址，跑上门来，倚门大哭。吓得张爱玲不敢出来，只得由姑姑出面，好言好语将来人劝走。
周作人于解放前夕获释，此时就住在上海，靠为报刊写稿为生。他同样也是天天读这篇小说，曾两次在话题中涉及《十八春》，可见小说在当时的影响之大。
那时，《十八春》已连载到曼璐设下圈套，让祝鸿才奸污了曼桢。读者阅之，无不义愤填膺，为曼桢掬一捧同情之泪，但周作人却说：“我看《十八春》对于曼桢却不怎么关情，因为我知道那是假的。”——他的确是老马识途，居然能看出这一情节大大地不合逻辑。
《十八春》的轰动效应，也引起了已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的夏衍的注意，他专门找来龚之方，询问“梁京”是何许人。龚之方对他透了底，夏公显得相当高兴，感叹道：“这是个值得重视的人才啊！”
《十八春》的反响之热烈，远超出了龚之方等人的预想。时有署名“齐甘”的一篇文章就更为耸动，说他邻居有位三十多岁的胖太太，经常向他借报纸看，就为了能读到《十八春》。在看到第163天的报纸时，写到祝鸿才强占了曼桢，那女人竟跑来吼着说：“恨不得两个耳刮子打到梁京脸上去！”
《亦报》编辑部也不断收到读者来信，要求作者千万不要太狠心，一定要让曼桢“坚强地活下去”。害得桑弧不得不再发一篇短文，请读者放心，说作者定会给曼桢一个好结局的。
小说单行本出版后，报社为了造势，还专门组织了一次座谈会，请张爱玲在会上做了发言。
从这个势头看，几乎重现了40年代“满城争说”的盛况！
——张爱玲，终于完成了一次华丽转身！
她经过数年的潜心揣摩，从小说的主题到文风，都完成了转型。同时，千夫所指的尴尬场面也已远去，现在的情况是，只要是瞄准大众写作，报纸上可以登，书也可以出，读者欢迎自不必说，文艺界的强势人物也会给予支持。
比起3年前来，状态要好得多了。
看来，在新的时代里，她也完全有可能再飞扬一回！
为报答朋友们对她的支持，1950年7月25日《亦报》创刊一周年之际，张爱玲特地写了一篇《亦报的好文章》，称该报是自己“一个极熟的朋友”，“有许多文章是我看过一遍就永远不能忘怀的”。
《十八春》连载还未结束，唐大郎就心痒难忍，想要乘胜追击，急着向她索要下一部连载稿。
张爱玲一时没有答应。因为她很不适应这种边写边登的“急就章”方式，写到后面如果发现前面有疏漏的话也无法更改。于是她提出，下一篇要写完了再发。
大作家是有资格提条件的，唐大郎也只好同意。到1951年10月初，张爱玲用了近半年时间，拿出了第二部连载小说《小艾》。
这部中篇小说《小艾》，讲的是一个很纯粹的“无产阶级故事”，这也是张爱玲创作中的一个异数。在民国时期，曾有人问张爱玲是否能写无产阶级故事，她的答复是不大熟悉：“要么只有阿妈她们指佣人。的事情，我稍微知道一点。”言下很有一点不屑。
但是现在时势改易，她要认真来对待这个问题了。
在对解放区文艺和新时代文化潮流进行过一番研究后，她已经很清楚应该写什么和怎么写。
她看过《白毛女》，知道无产阶级的故事就是“苦情戏”。这本来是左翼文艺的拿手好戏，茅盾、夏衍、柔石、叶紫在这方面都有传世名作，左翼电影也是以苦情戏而风靡市场的。张爱玲历来对左翼的普罗大众文艺观点颇有微词，现在却阴差阳错，也走上了左翼的路子。
《十八春》的成功让她知道了：同情弱者是普遍的人性，苦情戏具有最广大的受众——赚人眼泪的作品没有不走俏的。因此，《小艾》在悲情方面，又狠狠戳了一下人心。
小说写的是“旧社会”里一个身份低微的婢女。
主人公小艾从小被卖给席家，辛辛苦苦做到十几岁，不幸被席家老爷强奸，怀了孕，后来又遭席家姨太太毒打而流产。所幸与排字工人金槐结了婚，才得以脱离魔窟。小艾与丈夫苦苦挣扎，终于等来了好世道，翻身得解放。她幻想着，自己将来的孩子“不知道是怎样一个幸福的世界”。但可惜，她因身体遭受过摧残，已不能生育了，在幸福中又不免有挥之不去的伤感。
这部小说，比《十八春》更为彻底，不仅有左翼文艺的色彩，而且与后来60年代的忆苦思甜小说十分相似。
张爱玲自己虽无底层生活经验，但对仆佣和排字工人的生活倒也不陌生，努力去写，还是写得出来的。
不过，有一点非常值得注意：她原来的创作大纲，规模相当恢宏，是从辛亥革命一直写到解放前夕，要搞一个旧社会劳动妇女的史诗出来。
可是，一路写下来，难度超过了她的想象，结果很多地方只好偷懒，变得异乎寻常地简略。越到后面，越是草草。异常宏大的背景下，却是一个过于枯瘦的故事。
她实在是勉为其难。
张爱玲是个真正的作家，知道硬写是不成的，最后只好放弃，勉强完成一个文本了事。
而且，她原来的构思中，有的情节与写成后的故事也很不相同。原构思中的小艾，是有心要脱离底层身份的，曾主动去挑逗席家大太太的儿子。与排字工人结婚后，又一门心思地想发财，待到解放后发财无望，才怅然笑道：“现在没指望了。”
在最后成形的故事里，这些真实的人之欲望，全都被抹掉了，变成了“现在大家都好了”的大团圆结局。
新的主题与风格，都能看出张爱玲力求与当时环境吻合的努力。可是，她内心大约是明白了：此路不通！
于是，她的“探索”到此戛然而止。
不仅如此，她还萌生了离开上海、远赴香港的念头，并果断地付诸实施。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再度走红的帷幕已经拉开，是什么原因要匆匆收场？除了“探索”的艰难之外，还有什么外因？
以往的张学研究者，都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我们要回过头去再研究一下她在这一时期的活动。
张爱玲并不是像有的张传作者渲染的那样，在1949年以后就两耳不闻窗外事了。她其实还是蛮活跃的，说是开始拥抱新时代也不为过。
就在《十八春》连载3个月后，1950年7月，夏衍亲自点名，有关方面通知张爱玲参加上海市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
她欣然赴会，在思想上并无抵触。这是她生平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出席这样的正式会议。
7月24日，大会在解放剧场开幕，张爱玲以作家“梁京”的身份被分配在文学界代表第四小组。
这个小组，组长是赵景深，副组长是赵家璧、陆万美；组员有周而复、潘汉年、孙福熙、姚蓬子、谷斯范、刘北汜、平襟亚、梁京、邓散木、陈灵犀、陈涤夷、张慧剑、柯兰、姚苏凤、严独鹤等，个个都是文学艺术界的翘楚。
略为尴尬的是，张爱玲与平襟亚分到一个小组，甚至在名单上两人也是紧挨着的。无法猜测，两人见面时心情会如何。
开这个会，旨在把文艺家们组织起来，为新社会服务。一些国统区的作家当场表了态，表示要洗心革面。例如“甜姐儿”黄宗英、流行歌曲《毛毛雨》的作者黎锦晖、作家巴金、赵景深、靳以等，都在会上慷慨陈词，表示要贬斥旧我、重塑新我。
龚之方说：“张爱玲当时坐在会场看眼前的光景，心里想的是什么，没有人知道。”
现在的论者，对她的这次赴会，一般都是根据柯灵的回忆文章，强调张爱玲在服饰方面与广大与会者的不同。
柯灵的描述也确实很生动：
她坐在后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使人想起她引用过的苏东坡词句“高处不胜寒”。那时全国最时髦的装束，是男女一律的蓝布和灰布中山装，后来因此在西方博得“蓝蚂蚁”的徽号。张爱玲的打扮，尽管由绚烂归于平淡，比较之下，还是显得很突出（我也不敢想张爱玲会穿中山装，穿上了又是什么样子）。
还有的论者断定：就是因为在这次会议上她与诸人在服装上的反差，使张爱玲感到了不安，觉得自己和新社会格格不入，从而萌生了离开大陆的念头。
这就不免有点以偏概全了。
1950年代初，固然是中山装、列宁服风靡一时，但也仅在年轻人和干部中间流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统一了服装。张爱玲在《十八春》中就写到了年轻女子换列宁装、剪发的事，她不可能为会场里的服装倾向而感到惊诧。
旗袍外面套白色网眼衫，固然不是当时的时髦行头，但也不是什么奇装异服。旗袍一直到60年代初，还是国内很多城市妇女的装束，谈不上就如何地“格格不入”。若以张爱玲40年代的装束而论，那岂不是与旧社会更加格格不入了？
即使是在新时代里的换装，她也只有滑稽的感觉，并未见得有什么悲愤。
她那时也能领到配给布，一段湖色土布、一段雪青洋纱，便给自己做了一件喇叭袖唐装单衫和一条裤子。她去弄堂口排队登记户口时，穿的就是这样一套衣服：
街边人行道上搁着一张弄堂小学课室里的黄漆小书桌。穿草黄制服的大汉伛偻着伏在桌上写字，西北口音，似是老八路提干。轮到我，他一抬头见是个老乡妇女，便道：“认识字吗？”
我笑着咕哝了一声“认识”，心里惊喜交集。不像个知识分子！（《对照记》）
她的惊喜，是由于没想到这么容易就可以转换身份。
年轻时奇装炫人、出够了风头的她，不会在乎鹤立鸡群的孤立，也不会在意在服装上泯然众人。对她心理上产生巨大冲击的，恐怕还是50年代初发动的一场又一场群众运动。
有一个说法是，1950年7～8月间，也就是开完“文代会”后，在夏衍的安排下，张爱玲曾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到苏北农村参加土改工作。
在殷允芃的《访张爱玲女士》中记载道，张爱玲说，她在写《秧歌》之前，在乡下住了三四个月，当是指这件事。但时间又不大对头，那时是在冬天，在乡下获得的印象，都用到《秧歌》里去了。她说：“这也是我胆子小，写的时候就担心着，如果故事发展到了春天可要怎么写啊？”
言之凿凿，不由人不信。
如果参加土改是真实的，那么这几个月的生活，当是她和大众距离最近的一段经历，对她后来的人生轨迹影响应该甚大。
但是，她的亲友们都没有提到这件事。柯灵更是在批评《秧歌》、《赤地之恋》时说，张爱玲“平生足迹未履农村，笔杆不是魔杖，怎么能凭空变出东西来”。因此，张爱玲是否参加过土改，就成了一个谜。
可以肯定的是，她对这场运动是关注的，也听到了一些匪夷所思的传闻，不能不令她有所疑虑。
1951年9月，全国开始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大学、文化及科研单位的知识分子中清算剥削阶级思想残余，消除崇美恐美思想。各单位都搞人人过关。这个运动，也就是杨绛先生所写的“洗澡”运动，一直延续到次年秋季方告结束。
在此期间，文化界还掀起过声势浩大的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因为电影是上海的电影公司拍的，连夏衍也难辞其咎，不得不向中央做了检讨。
1951年底，“三反五反运动”又在全国发动，到1952年1月底，其中的“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开始触及“民族资产阶级”。
自2月中旬起，因有的地方上政策掌握不好，运动方式简单粗暴，导致一些挨整的工商业者不堪忍受而自杀。据过来人回忆，当时，上海的情况比较严重，自杀者约有1300人。
更令人扼腕的是，1952年2月8日，我国著名实业家、现代化建设的先驱者卢作孚先生也在运动中蒙冤，在重庆愤而自杀，此事令高层大为震动。
后经毛泽东严厉批评，基层“三反”、“五反”中的粗暴之风才被刹住，运动也于1952年6月逐渐收尾。
联翩而来的运动，无疑对张爱玲触动甚大。
她在什么时候萌生的去意？
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到1951年3月《十八春》连载结束，她还没有明确的意向。
那时张子静去看她，曾问她有什么打算。张爱玲对此默然良久，不作回答。
张子静回忆道：“她的眼睛望着我，又望望白色的墙壁。她的眼光不是漠然，而是深沉的。我觉得她似乎看向一个很遥远的地方……”
她是在犹豫。
到1952年年初，情况已越来越明晰，她以前所做的“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的预言，正在变作现实。经过权衡，她最终决定离开“还没有离开就已经在想念了”的上海。
当年7月，她走了，远赴香港。
她此行持有港大开的证明，去香港的理由是“继续因战事而中断的学业”。临行前，与姑姑约定，彼此不通信、不联络。
张爱玲走前，姑姑还把珍藏多年的家族相册交给爱玲带走，以为这是最妥当的保管方式。——姑姑的先见之明令人惊叹。后来这些相片，大都出现在张爱玲的临终之作《对照记》中，因而得以留存于世。
在离沪之前，她开始构思小说《五四遗事》。因故事是以西湖为环境背景的，她想再去西湖体验一下，于是，参加了中国旅行社的一个观光团，到杭州去旅游了一趟。
湖光滟潋，越山青秀，可是她却有点神不守舍。
旅行途中，观光团在“楼外楼”吃了一餐饭。凭窗坐下来，近处是湖心亭，远处是苏堤。但这美景，却没给她留下什么痕迹。
在她的印象中，除了“油腻的桌子”，就是楼外楼的汤面“浇头确实好吃”，结果她把浇头吃了，汤也喝掉了，面却一口没动。对座有个人不由得看了她一眼，她马上庆幸大家互不认识，不然那人回去若打了小报告，恐怕还要担个浪费的罪名。
——她不喜欢严酷，所以自知永远不能成为“革命女性”。
从杭州返回，很快就开始办手续。1950年代初，出境审查还不像后来那么严，但也不很轻松。张爱玲回忆说，去派出所申请出境的时候，警察一听说要去香港，立刻沉下来脸来，仿佛案情严重，就待调查定罪了。
这令她惴惴不安，好在是有惊无险。
张爱玲说：“幸而调查得不彻底，不知道我是个写作为生的作家，不然也许没这么容易放行。一旦批准出境，那青年指警察。马上和颜悦色起来，因为已经是外人了，地位仅次于国际友人……”
其实，有些办事员的做法只是习惯作风，未见得与政治有关。张爱玲的这个回忆，在揶揄中很显然带有强烈的倾向。
申请获得批准后，她只带了简单的行李，甚至连小说手稿都没带，乘火车先到广州，又从广州乘火车到深圳出境。
在乘火车离沪时，检查行李的是一个北方来的青年干部，看样子是刚从华中干部训练班出来的。当时大概是禁止黄金外流，他对张爱玲小时候戴过的一副包金小藤镯发生了兴趣，要看看到底是否真的包金，于是用小刀去刮。
刮了半天，终于从厚厚的包金下面露出白色来，检查人员看看张爱玲心痛的神色，便安慰似地道：“这位同志的脸相很诚实，她说是包金就是包金。”
到深圳后，又有一番难忘的经历。
当时，罗湖桥头的海关检查站还很简陋，只一个木制板房，附近什么也没有。
过关的时候，她的护照使用的是一个笔名，检查证件的民兵居然把她认了出来：“你就是写小说的张爱玲？”
张爱玲心里一惊，生怕被扣住。
不过，那民兵只笑笑，就放她过去了。
那边香港的检查站也一样地简陋，香港警察把入境者们的证件收去查验，拖了很长时间。张爱玲挤在一群等待出境的人当中，靠着栅栏边，在大太阳底下暴晒。
一个解放军士兵在关口站岗，穿着皱巴巴的军装，一副朴实相，看样子是从北方来的农村小伙儿。他看人们晒得可怜，便忍不住说：“这些人！大热天把你们搁在这儿，不如到背阳处去站着吧。”
他挥手示意人群可以到树荫下去，但是大家只是客气、讨好地笑笑，却没有一个人肯动地方。
人们紧紧地贴着栅栏，生怕一离开队伍就会过不了关。
终于跨过了罗湖桥，踏上了香港的土地，张爱玲百感交集！
在此后不久她写的一篇小说《浮花浪蕊》中，有一段描写，当是来自她亲身的体验：
“桥堍有一群挑夫守候着。过了桥就是出境了，但是她那脚夫显然还认为不够安全，忽然撒腿飞奔起来，倒吓了她一大跳，以为碰上了路劫，也只好跟着跑，紧追不舍。挑夫。是个小老头子，竟一手提着两只箱子，一手携着扁担，狂奔穿过一大片野地，半秃的绿茵起伏，露出香港的干红土来，一直跑到小坡上两棵大树下，方放下箱子坐在地下歇脚，笑道：‘好了！这不要紧了。’”
真是绘声绘色，刻骨铭心！
——她是给吓跑的。
她不愿意被越来越多的“清规戒律”所约束。
她也不想今后每件作品都要套上并不适合于她的“人民装”。
她是一个很纯粹的作家，对于写作题材上的山穷水尽十分恐惧。
她不忍目睹“更大的破坏要来”……
就这样，她走了，除了姑姑以外，没向任何人告别。
当时张子静已经回到上海，在浦东乡下教书，一般很少回市区。8月份他回来了一趟，去卡尔登公寓找姐姐。
姑姑开了门，一见是他，就说：“你姊姊已经走了。”随后便把门关上。
张子静惘然若失，慢慢下了楼，忍不住哭了起来。
柯灵对张爱玲的出走，也完全不知情。
当时“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刚刚成立，夏衍自兼所长，委任柯灵为他的副手。夏衍对柯灵说，要邀请张爱玲当编剧，但眼前还有人反对，只好稍待一时。
1949年之后，“自由作家”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到后来作家若没有“单位”，那是连作品也很难发表的。夏衍已经替张爱玲想到了这一层。
但柯灵还来不及把消息透露给张爱玲，就听说张爱玲已去了香港。柯灵把消息告诉给夏衍，“夏衍一片惋惜之情，却不置一词”。
后来，夏衍又托人带信给张爱玲的姑姑，请张爱玲在香港可给《大公报》、《文汇报》写一点稿子，姑姑答复说“无从通知”，因而也就作罢。
夏衍毫不掩饰对张爱玲的惜才之意，后来他调到文化部当了副部长，柯灵还曾在上海书店的书库里买了旧版的《传奇》和《流言》，给他寄到北京去。想必是夏衍仍念念在心，总要把张爱玲的书放在手边为好。
这一年，张爱玲32岁，从此便离开故土，开始了无根的辗转流离。
她此去，是明智，还是不幸？
正如张爱玲自己在《十八春》里写道：“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
如果张爱玲留在大陆不走，结局可想而知。
几十年后，也有人曾说：如果张爱玲不走，经历一番磨难的话，或许可以“给生命加强一点受过折磨的活力”。也有人说，她离开上海后，文字便黯然失色，所以她离开上海绝对是个错误。
这些见解很独特，但不免有些冷血的气息！
历史不能假设，探究张爱玲不走会怎样，似乎是无意义的，但我们不妨看一看苏青后来的命运——
1949年底，苏青加入了妇女团体“妇女生产促进会”，算是尝试进入新的生活，但一时却找不到工作，无法养家糊口。
这时有香港的熟人告之，香港《上海日报》想请当年走红的老作家写稿撑门面，于是她便写了《市妇运会请建厕所》、《夏明盈的自杀》等32篇稿件寄去，可是非但没有收到分文稿酬，反而因“讽刺新社会”的嫌疑而受到上海市公安局的警告。
这条路等于断了。那些应得的稿费，她怀疑是被熟人侵吞，托已在香港的潘柳黛代为讨要，也无结果，以致生活越发困顿。
1951年，上海市文化局戏剧编导学习班招生，苏青前去报名，但没有被录取，后由夏衍出面才被批准。
学习班毕业后，她被分到由尹桂芳任团长的芳华越剧团工作，为配合“三反”、“五反”运动写了几部剧本，都未获成功。
后来，她又改编了郭沫若的《屈原》，于1954年5月首演，反响甚好。该剧在参加华东戏曲会演时，佳评如潮，演职员获奖的甚多，可她这个编剧，却因为“历史问题”未能获奖。后来，由她编剧的《宝玉与黛玉》在京、沪连演三百多场，创下了剧团演出的最高纪录。这是她在解放后最辉煌的一个时期。
其后，厄运突然降临。她在改编历史剧《司马迁》时，曾写信向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讨教。不料，在1955年胡风事件中，贾植芳被打为胡风分子，公安机关在贾家抄家时，发现了苏青的信，苏青就此被打成胡风分子，被关进上海提篮桥监狱也有人认为，苏青被捕是受潘汉年、杨帆案牵连。。
1957年苏青被“宽大释放”，回到剧团无事可做，只能去看剧场大门。1959年芳华剧团迁去福建，苏青不愿跟去，遂被安排在黄浦区文化局下属的红旗锡剧团当编剧，兼做配角唱戏，同时还要负责字幕，工作相当辛苦。其时，她也配合形势写过《雷锋》、《王杰》等剧目，但毫无影响。
1966年文革爆发，苏青被抄家批斗，同时被锡剧团辞退，生活无着。后来，总算被黄浦区文化馆收留，1975年退休，每月领退休工资43.19元。
苏青晚年极为凄凉。她原住在市区瑞金路，环境简陋，要与邻居共用厨房、卫生间，且经常受邻居欺负。无奈之下，便与郊区一户人家调换了住房，以求安宁。
在漫长的岁月中，她与已离婚的小女儿李崇美和小外孙三代人，住在一间10平方米的房子里，相依为命。
晚年的苏青身患多种疾病，基本断绝了与外界的往来，唯与王伊蔚老大姐抗战前《女生》杂志主编。有所过从。她在致老友的最后一封信中说：
成天卧床，什么也吃不下，改请中医，出诊上门每次收费一元，不能报销，我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么人也不通知。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时期也不远了。
人到此时，方知生之艰难。若回想起当年对冰心的无情挖苦与调侃，怕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吧？
1982年12月7日，苏青去世。终年69岁。病危时，她很想再看一看《结婚十年》，但家中没有这本书。
苏青死后两年，上海市公安局作出了《关于冯和仪案的复查决定》，称：“经复查，冯和仪的历史属一般政治历史问题，解放后且已向政府作过交代。据此，1955年12月1日以反革命案将冯逮捕是错误的，现予以纠正，并恢复名誉。”
上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张爱玲的被“发现”，苏青也被挖掘出来，《结婚十年》等旧作大量印行。可惜这轰轰烈烈的热闹，她是看不到了。
——无须多说。以苏青的命运作参照，张爱玲遵照母亲的劝告去了香港，是没有错的。
在当时，张爱玲并没有燃眉的危机，且已有夏衍这样强硬的庇护者，出走，只是出于一种远见。
“惘惘的威胁”，是张爱玲内心深处永远的结。
——她解不开。也许是一生也解不开。
所以，只有告别上海。
?
20、和胡适一道凝望赫贞江
张爱玲这一别，是彻底告别了中国文化的土壤，要在异国的大地扎下她精神的根了。
如此的风险，她怎么就敢去尝试？她内心究竟有何等深重的创伤，才迫使她如此决绝？
难道是她把倔强的母亲当成了榜样？
——命运已坏到不能再坏，再来一次破坏性的大挪移，也许就会好起来？
那艘传奇式的“克利夫兰总统号”，是应该写进中国现代史的。在那激荡变幻的岁月里，它不知把多少中国名人运往了美国；同样，也不知把多少中国名人运回了祖国。
船是在旧金山入境的，审核张爱玲身份文件的海关人员，是一个矮小的日裔青年。张爱玲的身高，本是英制的五尺六寸半，结果他写成了六尺六寸半。
爱玲感到好笑，这真是一个“弗洛伊德式的错”。她想原因是——“我瘦，看着特别高”，而那日本人生得太矮，自卑的情结导致了笔误。
如果换算成公制，张爱玲也就是一米六八多一点，而日裔小伙子给她写成了将近一米九九！
这真是错得令人恐怖！张爱玲直到晚年还记得这趣事。
这支小小的插曲，难道是个兆头吗？——美国看不清楚她，她也看不清楚美国。
入境之后，张爱玲在旧金山稍事停留，就乘火车直奔纽约。在那里，有一个人在等着她——是炎樱！
炎樱此时已移居美国，在纽约做房地产生意。她性格开朗，适应力强，到哪里都不愁有碗饭吃。
纽约，这是资本主义文明的集大成所在，摩天大楼如林而立，摩登气息迫人而来。“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这咒语式的诗句，不知写出了多少人的悲欢。
在纽约，拂面不冷是香风。
但张爱玲似乎对这香风无动于衷，她欢喜的，就是能见到炎樱了。一开始，爱玲就住在炎樱的家里，她们还是手挽手地去逛街、吃东西，一如当年在香港、在上海。
她还想见一个人，那就是胡适。
1949年4月，胡适脱离政坛，从上海也是乘“克利夫兰总统号”到了美国，开始了他寞落的闲居生涯，闭门谢客，一心考证《水经注》。第二年，夫人江冬秀也来到纽约。
50年代初的那些时日，台湾海峡两岸都容不得他。他所主张的杜威式的自由主义，在台湾不受蒋氏父子的待见；在大陆，他的思想体系更是被批得体无完肤。
这位早年的“五四”新文化领军人物、抗战时期的驻美大使，现在只能蛰居在纽约东城81街的一幢小公寓中。
胡适晚年没有多少钱，日子过得清苦，以至请不起佣人，自己学会了做家务。他常对晚辈友人感叹：“年轻时要注意多留点积蓄。”
虽然他荣膺了几十个美国大学授予的博士学位，又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读过书的，但在美国谋职也很困难；直到1950年5月，胡适才在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谋得一个管理员职务，两年后卸任。
张爱玲在给他寄《秧歌》时，曾同时给他写过一封短柬；胡适认认真真地回了一封长信，对《秧歌》做了细致的品评。信中说：“你这本《秧歌》，我仔细看了两遍，我很高兴能看见这本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你自己说的‘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认为你在这个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
胡适在信中还向她索书，张爱玲就马上寄了《传奇》、《流言》和《赤地之恋》去。
当年11月，刚到纽约一个星期，她就迫不及待拉着炎樱一块儿去见胡适。
纽约东城81街上，有一排白色的“水泥方块”房子，门洞里现出楼梯，完全是港式的公寓房子。胡适的居所就在这里——104号。
那是个星期日的下午，在太阳底下晒着，爱玲都有点恍惚起来，仿佛人还在香港。
上了楼，她看着室内陈设也眼熟得很，就是那种中国味道十足的堂屋，一律的漆木红亮桌椅、古香古色的纹图花瓶……枝枝节节的，全都能引起故国之思。
胡适先生穿着长袍。他的太太江冬秀在一旁，说话还带着点安徽口音。爱玲的家里有不少女佣是安徽人，因此她听着更觉亲切。
在张爱玲眼中，江冬秀“端丽的圆脸上看得出当年的模样，两手交握着站在当地，态度有点生涩”。
爱玲想：“她也许有些地方永远是适之先生的学生。”又想起以前读过的有关文章里说，他们夫妇俩是旧式婚姻中罕有的幸福的例子，看来说得不错。
胡适夫妇俩都很喜欢炎樱，问她是哪里人。炎樱用国语回答，不过她离开上海久了，中国话已不大娴熟了。
爱玲喝着主人泡着的绿茶，还没进门就有的那种时空交叠感，现在越发地浓了。
眼前的这位尊长，以前从未谋面，但是丝丝缕缕的渊源，在她很小的时候就有了。以前看过的《胡适文存》，是放置在父亲窗下的书桌上的，与一些不入流的书并列着。
还有《海上花》，记忆里似乎是父亲看了胡适的考证，才去买来的。《醒世姻缘》则是爱玲破例向父亲要了4块钱去买的。
最可称奇的，是姑姑和爱玲的母亲居然和胡适先生同桌打过牌！
抗战结束后，有一次各报上都登出胡适回国的照片。爱玲记不得那是下飞机还是下船了，只记得胡适先生笑容满面，“笑得像个猫脸的小孩，打着个大圆点的蝴蝶式领结”。
姑姑看见，笑了：“胡适之这样年轻！”
那时，胡适对局势还抱有很高的期望，保持着他宣称的那股“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的劲儿。
现在，胡适先生年届64岁，堪堪就要步入桑榆向晚的境地，而他当年亲手放出“魔瓶”的力量，则完全不是想象中的那个样子，他恐怕早已意态萧然了。
初次拜访之后，爱玲后来又去看过胡适一次。这次她注意到：在胡适的书房里，整个一面墙上是一溜书架，几乎高齐屋顶，造型简单，但似乎是定制的。可是这书架不是放书的，全是一叠叠的文件夹，多数都乱糟糟地露出一截纸。
这大约是先生作《水经注》考据用的，整理起来不知要耗多少时间与心力。爱玲一看见这个，就心悸。
胡适在思想界名声若日月，张爱玲不大会应酬，所以她跟胡适谈话，总是如对神明。以她自己的话形容，“是像写东西的时候停下来望着窗外一片空白的天”，只觉得那空茫里蕴藏得很多，但又不知究竟有些什么？
她后来还记得，在交谈中有两次因为自己不大会说话，以至险些卡壳，亏得胡适老练，马上转寰了过去。
一旦谈得深入，爱玲才知道，胡适与她的家族原来大有渊源。胡适的父亲认识爱玲的祖父张佩纶。胡适说，你的祖父帮过我父亲一个小忙。
由于爱玲的长辈们都不愿提及家族往事，所以爱玲并不知道有这段小故事。
光绪七年（1881），张佩纶写信介绍他的父亲胡传，去见一位有实权的“清流”朋友，这是胡适父亲后来事业的开端。待张佩纶遭贬谪时，胡适的父亲很关切，曾寄信函并寄银200两。张佩纶似甚感动，在日记里特书此事。
看来，张佩纶所帮的这个忙，可不是一般的“小忙”，而是决定命运的“大忙”。
胡适在收到《秧歌》后，显然是专门查了资料，弄清了两家先辈的这些关系。他后来对张爱玲格外关心，大抵也是出于此。
就在张爱玲跟炎樱初访胡适以后，炎樱对这位中国的大名人也很感兴趣，特地向周围的美国人打听，而后对爱玲说：“喂，你那位胡大博士不大有人知道，没有林语堂出名。”
林语堂是下了功夫做中西文化交流的，在美国也是大名鼎鼎，当然不足怪。张爱玲只是替胡适抱不平。
她后来在《忆胡适之》一文里说：大陆的下一代人当中，“反胡适的时候许多青年已经不知道在反些什么”，而“年代久了又倒过来仍旧信奉他”。用她的话来对照近年大陆一些中青年学者对胡适的狂热追捧，真该感叹她的先见之明！
后来，胡适对张爱玲一直很关照。感恩节那天，怕她一个人寂寞，还打了电话来，请爱玲与他全家一起去吃中国馆子。
不巧，那天张爱玲跟炎樱到一个美国女人家里吃饭，饭后走出来，看见满街灯火，橱窗通亮，完全像上海。一高兴就没大注意，吹了风，回去就呕吐。——奇怪的是，她此后成了惯例，每遇风寒感冒，必要呕吐。
爱玲感激胡适的细心，在电话里告诉他，刚吃了回来就吐了。胡适也就作罢。
在炎樱家住了一段时间，爱玲感觉不是长远之计，所以听说炎樱曾有熟人住过一个职业女子宿舍，去看了看还行，于是就搬过去住了。
这个宿舍，是救世军办的。救世军是基督教的慈善团体，以救济贫民而出名，因而这种住处不很体面，“谁听见了都会骇笑，就连住在那里的女孩子们提起来也都讪讪地嗤笑着”。
爱玲此时一是没别的办法，二是反正没别人认识，也就不在乎了。
女子宿舍的场景，有些怪怪的。入住虽然有年龄限制，但也有几位年长的胖太太，大概与教会有点关系，似乎是打算在此终老的。管事的老姑娘，都称为“中尉”、“少校”。餐厅里为大家代斟咖啡的，是从街上临时收容来的流浪汉。
令张爱玲感动的，是有一天胡适先生专门来看望了她。
爱玲请先生到客厅去坐，里面黑洞洞的，足有一个学校礼堂那么大，还有个讲台，台上有钢琴，台下空空落落放着些旧沙发，没什么人来。
张爱玲也是第一次进到这里来，看着空洞的大厅，只好无可奈何地笑。但是，胡适却称赞这地方很好。爱玲就想：“还是我们中国人有涵养。”
坐了一会儿出来，胡适一路四面看着，仍是满口说好，倒不像是在敷衍。不过，也许这并不是在夸环境好，而是在表扬爱玲没有虚荣心，在这样简陋的地方也能安之若素。
这一次送胡适出来时的情景，张爱玲刻骨铭心，连多年以后的回忆也字字带有深情——
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即赫德逊河。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蒙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的老是望着，看怔住了。他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我忽然一阵凛然，想着：原来是真像人家说的那样。而我向来相信凡是偶像都有“黏土脚”，否则就站不住，不可信。我出来没穿大衣，里面暖气太热，只穿着件大挖领的夏衣，倒也一点都不冷，站久了只觉得风飕飕的。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
这里面提到的“凡是偶像都有‘黏土脚’，否则就站不住，不可信”，是说凡是著名的公众人物，都有很鄙俗的一面。这是张爱玲一贯的观点，可是见了胡适，她才凛然一惊——原来此人是个例外！
张爱玲臧否人物向来苛刻，以这样的口吻来写一个故交，绝无仅有。看似平淡的文字，细品起来，真是撼人心魄！
老人家有强烈的幻灭感，她很同情，因为她也有过幻灭——比很多人的幻灭要早得多。
1956年2月，张爱玲搬离纽约，去了新英格兰美国东北部。，其间跟胡适通过信，汇报过她结婚的事情张爱玲自己记成“几年不通消息”，不确。。
1958年，张爱玲申请到南加州亨廷顿?哈特福基金会住半年，享受写作资助，曾写信请胡适先生作保。胡适答应了，顺便把爱玲三年前送他的那本《秧歌》寄还。书里通篇都圈点过，又在扉页上题了字。爱玲看了大受震动，感激得说不出话来。那心情，在后来写回忆文章时都感觉无法形容。
也就是在1958年，胡适返台，就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爱玲是在报上读到消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