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胡适在一次宴会上作讲演后，心脏病猝发，几天后逝世。张爱玲那时正为生活的重负所迫，在报上看到噩耗，也没太悲痛，只是心情惘惘的。也许在她的印象中，胡适早已不是现实中人，而是历史上的人物了。
她当时想：“在宴会上演讲后突然逝世，也就是从前所谓无疾而终，是真有福气。以他的为人，也是应当的。”
直到70年代初，张爱玲稍安稳下来，想译《海上花列传》，不由得想起，假如早几年动笔的话，不但可以请胡适帮忙推介，而且他也会感到高兴。想着便一惊——“这才真正觉得适之先生不在了”。
那以后，一想起胡适先生，爱玲就几欲流泪，但是又不愿意去想。有很多的人物，就这样消逝了；有很多的氛围，也已荡然无存了。她只觉得“那种仓皇与恐怖太大了”，她不敢多想。
赫贞江畔的寒夜里，有这位老人在，多少还给了她一些温暖。
难道人世间可让人慰藉的，就只剩下了这个吗？
23、匆匆踏上陌生的“故土”
张爱玲此时，并不满足于夫妻和睦、衣食渐丰。她终究不是能做笼中鸟、池中鱼的小女人，一有转机就想做鲲鹏之举。
有一个计划一直在她心中酝酿，秘而不宣，连赖雅也没告诉。早在两年前，她在办理入籍护照手续时，偶然发现了一家英国海外航空公司，她便打听了一下去香港的飞机票价。入籍以后，她不再担心什么了，想回香港去走走。
她想，与其这样越洋为宋淇的公司写稿，还不如跑到香港去就近写作，恐怕机会还要多一点。
航空公司答复她，票价要1000美元。
爱玲当时没有行动，一是因这笔费用她根本拿不出，二是刚到旧金山也不宜轻动。于是这计划，就一直埋在了她心里。
现在，生活稍安顿，但写作的前景仍不容乐观。她连续写了几篇英文小说，在美国和英国都找不到买家。1959年底辛苦写成的《怨女》遭到拒绝，曾使她一度绝望之极。该书直到1967年才由英国凯塞尔出版社出版，更名为《北地胭脂》。如今身心都还可以，岂能坐以待毙？
于是，她向赖雅摊牌，谈了她的“东方之行”计划——到香港去，求得更大的发展空间，顺路再去一趟台湾。
她此时有一个新的写作计划，想写一部英文小说《少帅》，要有一些实际感受，也需要搜集相关资料。“少帅”即张学良，这时正被蒋介石幽禁于台湾，此去就是要找机会见见他本人。
赖雅听了，大为震惊。
他现在正如张爱玲当年亲昵嘲笑的那样，婚后完全成了“没有作品发表的作家”，等于靠爱玲供养。现在听爱玲这样一说，以为爱玲有离他而去之意，更觉得自己是个废物，大感沮丧。
他在当天的日记上写道：“好，我很满足现状，她却要改变！”
这一切，爱玲早已料到。她用了整整一晚上来说服丈夫，解释了此行对双方的好处。最后赖雅只得同意。
不过爱玲一走，病体支离的赖雅怎么生活？
爱玲建议，他可以就在旧金山不动窝，培根和爱丽丝都可以来照应一下。
但是赖雅不听，为了自尊，他立刻给霏丝写信，问可否把行李托运到她那里，接着就向亨廷顿?哈特福基金会提出申请。
这封信，赖雅事前给爱玲看过，内中言辞恳切，令人动容，似乎全世界的人都在抛弃他。赖雅是以美国人的思想方式来看这个问题的——既然妻子要远行，那就有可能不愿再养活他了！
爱玲一时也讲不清，就随他去。两人各自忙着收拾东西，小屋子里的空气有点僵。
可是赖雅的申请并没被基金会接受。好在霏丝收到父亲的信后，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立刻来信说，父亲可以到华盛顿来，就住在她邻近的公寓里。
爱玲走的那天，赖雅送她去了机场。望着爱玲走上舷梯，他心里认定：这个倔强的东方女人，一定是不会再回来了。
1961年10月13日，张爱玲悄然抵达台北。这是她阔别6年后，脚步再次触及故国的土地。
然而，这个岛屿，对她来说又十分陌生、只在想象中出现过。
刚下飞机，就出了一个小小意外。一个男子急匆匆走过来问：“你是尼克松夫人吗？”
张爱玲顿时愕然！
幸而来接她的人赶到，对她说：这男人神志不清，专在机场迎候来自美国的达官贵人。不用理他。
张爱玲这才松一口气。
走在台北的阳光下，沐着亚热带的风，爱玲对接她的人说：“真像是在梦中，但又不可能。”
这次来台湾，是老朋友麦卡锡一手安排的。麦卡锡如今是美国驻台北领事馆文化专员，还负责美国新闻处工作。他将爱玲接到他的大别墅中住下。
麦卡锡现在比过去阔多了。这个别墅，在阳明山公园附近的巷子里，极为豪华，人家形容是“从仆如云”。
那么，张爱玲来台湾一趟，就只为见一见张学良吗？其实，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因素。
她为宋淇的公司写剧本，以后会涉及台湾的一些场景。她来，也是要亲身体验一下岛上的民俗，以免将来写得不像。
还有就是，她本人也对台湾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源于台湾自50年代末起，悄然掀起了一股“张爱玲热”。
此时，距离她1945年在上海“折戟”已有15年时间。15年沧桑变易，当年被人痛诋的“胡张恋”早被人淡忘。张爱玲作品的魅力，经过时间淘洗，如今在台湾浮出了水面。
由《传奇》故事所引起的怀旧、对《秧歌》等作品的意识形态认同，还有台湾新一代作者对现代主义的崇奉，这都使得张爱玲在台湾读者中声望日隆。
从50年代起，张爱玲的影响在大陆地区和香港，因不同的原因而销声匿迹。但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独具慧眼，发现了她的“永恒价值”。
夏志清在50年代写《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本）的时候，从宋淇那里得到了《传奇》和《留言》的香港盗印本，一读之下，惊为天人。
于是，他便在自己的著作中，开辟了专章来介绍张爱玲，所用的篇幅，要超过其他许多名家，包括鲁迅。他对张爱玲的评价之高，也超过了鲁迅。
夏志清给张爱玲的评价是：“她可能是五四以来最有才华的中国作家”，高度肯定张爱玲“是近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对于《金锁记》，他称之为“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即便是张爱玲自己并不看好的《秧歌》，夏教授也说它“在中国小说史上已经是本不朽之作”。
《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有关张爱玲的章节，还未等出书，他就以论文形式先行发在了台北《文学》杂志上。
这些文章的中文译者，就是夏志清的哥哥、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夏济安。
其时，夏济安的一批学生，如白先勇、王文兴、欧阳子、陈若曦等，都是台湾现代文学运动的中坚。夏文一出，他们都大为惊讶，纷纷去找张爱玲的书来看。此后，《五四遗事》也在《文学》杂志上首发，就更奠定了张爱玲在台湾“文青”中的偶像地位。
台湾在那个时候，出现了最早的一批“张迷”。
麦卡锡与这些青年作家过从甚密，也有意要为张爱玲牵线，让双方有个见面的机会。他后来曾说过：“我协助安排邀请……与我们合作出书的台大年轻作家们推动此事，因为他们敬张爱玲如神。”
既然台湾文学界表示出如此友好，张爱玲自然也很想去台湾看一下。
抵台次日的正午，麦卡锡夫妇为爱玲接风洗尘，在台北国际戏院对面的大东园酒楼摆了一桌。
当天作为陪客的，有白先勇、王文兴、欧阳子、陈若曦、王祯和、戴天、殷张兰熙等，大都是台大学生中的“文青”。当时他们正在办《现代文学》杂志，麦卡锡对他们多有支持，杂志一出来，他就曾一次订购700本，还选了王祯和、白先勇、王文兴、欧阳子的小说各一篇，请人译成英文结集出版，书名为《新声》（New Voices）。
先前，张爱玲曾看到过这本书，在读其中王祯和的一篇小说《鬼?北风?人》时，对花莲地方的风土人情大感兴趣。此次来台前，她给麦卡锡打过招呼，想趁此机会走一趟花莲。这件事，麦卡锡也跟王祯和说起过。
午餐时间定在12点。在东道主和主宾尚未到时，陪客们对张爱玲可能长什么样子都大感兴趣。
陈若曦问白先勇：“你想她是胖还是瘦？”
白先勇有他的先入之见：“她准是又细又瘦的。”
陈若曦摇头：“我想她一定是既丰满又性感。”她很早以前看过《流言》，对扉页上的张爱玲小照有印象，觉得张爱玲是那种很有生命力的女子，想来就应该是时尚一些的样子。
为王祯和小说担任英文翻译的殷太太，这时忽然提议说：“我们都未见过张爱玲，大家来想想她是什么样子。我问麦卡锡先生，他说张爱玲很胖、很邋遢。究竟有多胖、多邋遢？”
这个说法很蹊跷——张爱玲自读了港大后就再没邋遢过，现在怎么会变了？另外，尽管西方人看中国女人有他们特别的眼光，但张爱玲无论如何也说不上胖。
此言一出，正在兴头上的台大学生们都很失望，便不愿多想。
就在这时，“张爱玲出现了。大家眼睛一亮：哪里邋遢？干干净净的；而且一点都不胖，虽然不是顶漂亮，却是‘可看性’很高”见王祯和、丘彦明《张爱玲在台湾》。。
陈若曦是女性，观察得就更仔细。她留意到，张爱玲目光专注、锐利，浅浅一笑时还带着羞怯，像小女孩的神情。因为穿着素净的旗袍，所以显得非常年轻，就像30年代洋学堂里的女学生。
在刹那间，人们看到了一种本质——张爱玲“浑身焕发着一种特殊的神采，一种遥远的又熟悉的韵味，大概就是三十年代所特有的吧……”
这时候，大家想起殷太太转述麦卡锡的话，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欲扬先抑”的手法！
他这一弄，使众人一见张爱玲，会觉得加倍的美。
席间，张爱玲给人的印象是不甚健谈，说话语调很轻，语速极慢，一个字一个字地吐出来，听的人须全神贯注。
张爱玲非常敏感、羞怯。席间，吃饭和回答旁人的话，占据了她的全部精神。据麦卡锡讲，任何一个场合，若超过5个人，张爱玲便会感到不安，手足无措。不过，那天座中一共12个人，张爱玲倒还没有被吓坏的样子。
张爱玲坐在白先勇旁边，一件紫色衣服就搭在椅背上。白先勇原以为她是上海人，说话会带有上海口音，却不想，她说的是标准的“国语”，带着浅浅的京腔，有时也讲英语。
张爱玲对王祯和说：“真喜欢你写的老房子，读的时候感觉就好像自己住在里边一样。”
王祯和不遑多想，当下就和张爱玲商定，第二天就陪张爱玲去他花莲的老家住几天，实际体验一下老房子。
当天，他就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告之此事，用“限时专送”特快专递。寄走，又向学校请了一个星期的假。
饭后，陈若曦陪张爱玲上街去买一块衣料，准备送给王祯和的母亲作见面礼。
坐在三轮车上，张爱玲望着台北的街头，感慨良多：“好几年了，台北一直给我不同的印象。到过台北的朋友回到美国，便描绘台北的样子给我看，每一次都不一样。这一次，我自己看了，觉得全同他们的不一样，太不一样了，我看着竟觉得自己忙不过来！”
离开酒席，张爱玲的话多了起来，显得很健谈。两人谈了一些纯属女人的话题，比如老式的发髻、香港的旗袍、女人的腰肢等等。陈若曦觉得，她很欣赏中国女人的美，关于服饰、发式、衣料与色彩的见解，也都很独到。
与张爱玲短短半日的相处，令陈若曦半个世纪后仍不能忘怀，她后来是这样描述张爱玲的：“她是个极不拘小节的女子，有人认为是迷糊，我想她完全是豪迈、率性、超越繁文缛节，最具赤子之心。……这真是我见到的最可爱的女人；虽然同我以前想象的不一样，却丝毫不曾令我失望。”见陈若曦《张爱玲一瞥》。
王祯和当时在台大外文系念二年级。短篇小说《鬼?北风?人》，是他在大一时写的处女作，首发在1961年2月《现代文学》上。他的小说绝大多数以乡土人物为题材，但却大量使用了意识流等现代主义手法。
王祯和的父母都受过日式教育，父亲早逝，他与寡母相依为命，历尽艰辛，所以他的小说多半都有自传性质，以小人物为主角，用喜剧的手法来写底层人的卑微与无助。
此外，他在语言上也独树一帜。李欧梵曾说：“王祯和的叙事语言，却不尽是台湾口语，内中夹杂了不少独创的句法；有些是文言，有些是乡俗俚语，甚至间或也有一两句西化语法。”见《中西文学的徊想》。
王祯和对张爱玲崇拜至极，能有这样一个机会与自己心中的偶像交往，令他大喜过望。
第二天，他就陪张爱玲来到了花莲。
家里在收到他发来的快信后，早已做好了准备，洒扫庭除，恭迎贵客。
王家就在花莲县城的中山路，是一座地道的台式老宅，庭院深阔，颇有古风。张爱玲的住处，就安排在一楼一个带榻榻米的房间里。
王祯和的母亲知道张爱玲是看了《鬼?北风?人》而来，便把小说中提到的各式点心、小吃都做了出来，让爱玲一饱口福。
张爱玲见此，大为感动。
她在港大的后期学过日语，与王祯和的母亲交谈时，也间杂着说一点日语。老太太告诉爱玲，王祯和的干姐姐就要出嫁离开家了。张爱玲就说：“那你会比较寂寞。”
这“寂寞”一词，就是用日语说的。
每晚向老太太道晚安，爱玲也都用日语，她是有心让老人家对她不要有陌生感。
王家在当地以开杂货店为生，家中地方不大。张爱玲来了以后，很为邻居所注意，都以为她是王祯和带回来的女朋友。
王祯和对张爱玲，始终有一种难以言明的情结，多年后回忆起来也难掩激动和淡淡的伤感。
他说：“她那时模样年轻，人又轻盈，在外人眼里，我们倒像一对小情人，在花莲人眼里，她是‘时髦女孩’。因此我们走到哪里，就特别引人注意。我那时刚读大二上学期，邻居这样看，自己好像已经是个‘小大人’，第一次有‘女朋友’的感觉，喜滋滋的。”
王祯和是1940年出生，比张爱玲要小20岁。王家邻居误认为张爱玲是小王的女友，固然有文化背景不同而引起的视觉误差，但也说明，那时的张爱玲比实际年龄要显年轻得多，不像晚年时那样衰老得超过年龄。
从张爱玲来台之前在旧金山拍的照片看，她此时确是意气风发、五官开朗，有一种以往从没有过的昂扬之美。
爱玲此行，是来了解风土人情的，她又流露出了那种“向下看”的兴致来。路过一条陋巷，碰到一位妓女卢小姐在店里跳“曼波舞”拉美舞蹈。，她也觉得有趣。王祯和记在心里，第二天便找了他的四舅，安排张爱玲去当地的一甲级妓女户“大观园”游玩。
这所高等妓院，就在南京街和仁爱街的转角处——这是花莲的“红灯区”。想不到，张爱玲在这里大出了一回风头。
她看妓女，妓女也坐在嫖客腿上看她。四目相视，各得其所，一片欢喜。张爱玲的打扮，其实只是简洁而已，可是在1961年的花莲人看来，却很时髦。妓女又听说这是从美国来的女客，便更加注意。王祯和后来想起来，还觉好笑：“妓女对她比对嫖客有兴趣。”
在“红灯区”的后面，有一座花莲最古老的城隍庙。进门处的四根柱子上有对联，内容比较费解。
张爱玲仰头看了半天，然后很欢喜地说：“我知道，我知道意思了。”是什么意思？她没有告诉王桢和。
大概是因为回到了本土文化中，张爱玲此行显得非常轻松自信，小处也显出她的特立独行。
她穿的是很轻便的衬衫，款式随意，脖颈下的头两个扣子松开不扣。从台北一路到花莲，后来再到台东，都没扣过。这在当时服饰还很保守的台湾，非常罕见。王桢和的舅舅见了，用闽南话说：“伊像美国人，很美国派。”
每晚睡觉前，她都要往脸上擦各种水，还有王桢和搞不明白的各种护肤脂，用许多张纸巾擦来擦去，要费很多时间。王桢和的母亲见了，觉得新鲜，用闽南话问小王：“不知是什么东西？”
到花莲的当天晚上，张爱玲、王桢和与王母一起去附近的“金茂照相馆”，照了一张相以资纪念。就这，张爱玲也不马虎，照相前足足用了一个多小时化妆。
照相，在当时还是一件隆重的事，照相师也很认真，翻来覆去地看取景框，纠正姿势，照了很久。
这是王祯和与张爱玲合拍的惟一的一张相片，张爱玲居中，王母和王祯和分列左右。
此外，张爱玲还单独照了一张。她穿了件一字领的花衫，很宽松随意；短发及腮，目光清冽，人显得相当年轻。
其实，当时王母也并不老，充其量可呼之为“阿姨”。大二学生王祯和，相貌斯文，就更是翩翩一少年了。
那真是一个年轻的时代！
后来水晶的女同事看到这张相片，说张爱玲看起来像三十多岁，而在水晶和王桢和看来，也就像二十多岁。
1961年，台东的阳光很祥和。
——那一块山与海之间的乡土，留下的是张爱玲最后的青春！
隔天，他们乘坐三轮车，去乡下走了一个下午，到各处庙宇去参拜。
整整一个下午，她边看边做笔记，猛地就会冒出一句：“台湾真富。”
从台北来时搭乘公路局的汽车，看到沿路和车站上到处是可以用来做圣诞树的松树和扁柏，她也曾感叹过：“台湾真富，这在美国都是要花钱买的。”
在花莲的一天晚上，张爱玲还去花冈山上，看了阿美族的“丰年祭”，看得极其认真。
丰年祭是阿美族的大型民俗活动，家家户户要钻木取火，点燃兰芭子草，煮熟糯米饭，蒸好米糕，集中起来摆上敬祖先，然后歌之舞之，以为祭祀。
那种山地歌舞，场面浩大，四周围了许多人观看。张爱玲与王祯和挤到前排，坐在地上一道观看，看得出来，张爱玲真是喜欢这种原始歌舞。
有一位全身装饰得满满的山地小姐，侧面美极了，张爱玲赞道：“她可以当选为最佳侧面奖。”
在表演当中，突然停电，天气起了大风，场地上飞沙走石，鬼影憧憧，观众们都惊骇不已，惟张爱玲神态自若。
不一会儿灯亮了。当地的县长也在会场，听说张爱玲是美国来的，非常热情地邀她坐到贵宾席上去，但张爱玲没有去。
接着又有一位台北来的舞蹈家，主动跑来跟她聊天，递上名片，然后说：“这些舞，不好！如果给我编的话，可以更好。”
张爱玲私下对王祯和说：“山地舞，要他来编干嘛？”
张爱玲沉浸在“本土文化”中，意醉神迷，在花莲的几天，反而很少谈文学，尤其不大愿意谈自己。
王祯和曾对她说：“你的小说真好，每个字都有感情，掷地有声。”她说：“不要说，不好，不好！”
张爱玲看过王祯和的《永远不再》，她说：“你相当有勇气，这山地生活，这么特殊的背景，你敢用意识流的手法。通常，意识流是用在日常生活、大家熟悉的背景中的。”
她的这番评点，对王祯和触动不小，以后他再也不敢随便新潮、前卫了。
对于台湾新生代的其他作家，因张爱玲看得不多，所以基本没有评价。王祯和曾遵白先勇之嘱，带了一套《现代文学》到花莲，送给张爱玲。张爱玲说自己行李多，就不带回美国去了。她在旅行沿途把杂志读完，还给了王祯和，但评语还是没有。
张爱玲与王祯和还泛泛地谈了些中外文艺问题。对于五四以后的中国作家，她从丁玲谈起，点评了一些，其中包括留在大陆的作家。张爱玲说，在大陆，都是按一种Formula模式。来写作，不会有好东西的。
王祯和对张爱玲的小说推崇之至，认为《金锁记》是经典，是Universal全球性的。；认为《倾城之恋》是写到了极致的作品，电影完全没有办法表现。
《五四遗事》中有一段关于西湖水的描写：
船夫与他的小女儿倚在桨上一动也不动，由着船只自己漂流。偶尔听见那湖水卟地一响，仿佛嘴里含着一块糖。
王祯和对这段描写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形容词用得妙透了”。
在交谈中，张爱玲表现出对胡适尤为敬佩，评价很高，说现代中国与胡适的影子是不能分开的。
她也说起了自己此去香港的目的，是要为电懋公司写《红楼梦》剧本。这剧本该怎么写，张爱玲很有点为难：“他们要的是少男少女的戏——他们电影界喜欢少男少女的戏。”
王祯和注意到，她谈的话题虽然宽泛，但只要一涉及到她自己的写作，就总是轻描淡写，不肯多说。
——经历过了人世间的淬火，张爱玲已不在乎舆论的冷或热了，她不想做神坛上的神。
张爱玲的亲和与自然，给了年轻的王祯和以极深印象。他后来回忆说：“我还记得她在我家，捧着木瓜，用小汤勺挖着吃，边看《现代文学》，那样子是那么悠闲、自在。二十五年过去了，那姿态我居然还记得那么清晰，就觉得她什么都好，什么都美。”
在离开花莲到台东之前，张爱玲执意要给王祯和的舅舅买礼物，问王祯和买什么好。
王祯和说：“我舅舅不缺什么东西。”
张爱玲又来了幽默感，说：“A man who has everything意即：一个全能的人。，是很难买礼物的。”
两人便一起上街去看，进了一个书店。开始张爱玲用国语和老板说话，讲着讲着就变成用上海话了，讲了很久，后来买了一支钢笔送给王祯和的舅舅。
花莲之行，在张爱玲，是奇异的感受；而在王祯和，更如梦寐一般。
此行张爱玲是低调而来。直到临走时，才有一晚报记者抓到了线索，在报上发了一条短消息，里面只有张爱玲的一句话：“来台湾是拜访亲戚。”
后来，水晶笑王祯和：“那名‘亲戚’就是你。”
王祯和自称，一生有三件事受到张爱玲“强烈的影响”。这三件事，其实都是微末小事。
第一件，是说国语要标准。张爱玲对他说：“你们福建人f音与h音好像分不清。”王祯和自此遇到这两个声母发音时，都要加倍小心。
第二件，是王祯和以前把“噱头”说成是“剧头”。张爱玲委婉地提醒他：“噱头，上海人是念‘ｘｕé 头’。”王祯和此后，凡是对不知发音的字，都要先查了字典再说。
第三件，是他们在看山地人喝酒时，王祯和说了一句：“他们表情很忧郁。”张爱玲没听懂，王祯和就改用英文说Sad。张爱玲笑笑说：“你讲话很文艺腔。”自此，王祯和讲话，就务求去掉这类文艺腔。
这三件小事，看得出张爱玲的率真无羁，也看得出张爱玲在王祯和心目中的分量。
后来，张爱玲到了香港之后有信来，里面提到，在香港住的地方，能听到有鸡鸣。水晶把信抢过去看，看完说：“张爱玲撒谎，香港怎么可能有鸡？”
香港当然有鸡。水晶之意，是说繁华的都市中心如何能养鸡？他曾在香港住过，所以说得振振有词。
王祯和不服，就拼命找理由为张爱玲辩护。
张爱玲从香港回到美国，为《记者》（The Reporter）杂志写了一篇访台观感，题为“Back to the Frontier”《回到边疆》，亦可译为《回到前线》。，她把杂志寄了一份给王祯和。水晶看了，对题目大有意见，说：“怎么能说到台湾是‘回到边疆’呢？”
在这篇文章中，还提到了有臭虫。水晶又大不满，说：“怎么可以说台湾有臭虫？哪里里有臭虫？”
本来王祯和看了这篇文章觉得好，经水晶一激，便也“觉得要跟张爱玲抗议一下”。恰好居住在香港的作家徐訏在报纸上发了一篇骂张的文章，王祯和就把剪报寄给张爱玲看，顺便抗议了一下“臭虫事件”。
张爱玲在回信中，并无正面答复，只是淡淡地幽了一默：“臭虫可能是大陆撤退到台湾来的。”
所谓“臭虫”，有或没有，无关紧要，关键是她的“撤退台湾”一说，显是在暗讽台湾国民党当局。她对国民党的不满或不屑，有一个近因，就是采访“少帅”的申请，被台湾当局拒绝了。
此后，张、王之间一直有通信，他们间淳朴的友谊也绵延日久。
一次，王祯和在电影杂志上看到有女演员作山地姑娘打扮的，想起与爱玲去看山地舞的情形，便把图片剪下来，寄给爱玲作留念。
王祯和大学毕业后按规定服兵役，在驻地第一次见到相思树、相思豆，觉得惊喜，也写信去告诉张爱玲。他在台湾看到张爱玲编剧的电影，认为导演没能领会妙处，拍得不好，就写信给张爱玲替她打抱不平，张爱玲仅是一笑置之。
王祯和服完兵役后，在莲花县中学做过两年的英语教员，又先后在台南亚洲航空公司、台北国泰航空公司工作。那时他可以免费飞美国，于是写信给张爱玲，说要去波士顿看她。张爱玲回信道，很欢迎，但她家比较小，不能安排他住，只能住旅馆。
那是王祯和第一次出国，到了纽约准备坐长途车，偏偏迷了路，拿着地图怎么也找不到“灰狗”巴士站，打电话也打不通，待了一个多星期，只好怏怏不乐地回了台北。张爱玲后来复他的信说：等了他一天不见踪影，到第二天，头痛了一天。
数年后，王祯和去美国爱荷华国际工作室做访问研究，此时张爱玲已在洛杉矶。王祯和写信去，说想见一面，但张爱玲拒见。她复信说：“你应该了解我的意思。”
王祯和由此更是后悔——在波士顿那次不该失之交臂。但他尊重张爱玲的意愿，把从花莲带来做礼物的大理石，托了别的朋友转交。
张爱玲为何要拒见？
王祯和对此完全领会，他说：“后来没见面是对的，让我记忆中她永远是青春的一面。”
——1961年的花莲，无论是艳阳还是蓝海，在他们的记忆中都早已定格。
记忆美好，就不要再去破坏它了。
1967年，王祯和因发表短篇小说《嫁妆一牛车》而一举成名；1969年，正式进了台湾电视公司任职。
送别张爱玲25年后的1987年，王祯和在“台视”的录像室做关于张爱玲的访谈，面对采访人，他仍情不自禁：“这些事情想起来，真温暖。”
抚今追昔，他伤感而又满足，接受采访的最后一句话是：“真是奇怪，我真的能把她的每一件事、每个动作、说的话都记得清清楚楚，包括她喜欢戴的大耳环……”
回忆到此戛然而止。惟能见到他脸上有一种笑意，单纯而幽远。
26、“孤岛”中的恬然老妇
晚年的张爱玲，有一部绝笔之作，即《对照记》。这是一本图文并茂的书，可称为“私人照相簿”。里面，有一些代表她生命片断的老照片，还有一些沧桑感十足的说明文字。
在这部书里，她对自己一生的三个阶段做了点睛式的总结。在说到晚年时，是这样写的：
时间加速，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繁弦急管转入急管哀弦，急景凋年倒已经遥遥在望。
伤感，是在意料之中的；但那种急促的感觉，却出人意料。
这就是她内心的真实感受吧。
赖雅走后的漫长岁月，于她，并不是度日如年，而是如梭地飞逝。
赖雅在时，他是爱玲的一面镜子。她可以对镜看到另外一个自己。个中的乐趣，多少年头也不算长。现在镜子没有了，再漫长的岁月也是嫌短。
1968年的世界，欧洲、美国，还有她的祖国，都不太平静，到处是轰轰烈烈的。但是对张爱玲来说，这一切，都很遥远。
她开始走入内心。
虽然那以后她仍在写作，却不再描述对于凡俗生活的那种兴致勃勃，也不再感叹人世有多少与生俱来的苍凉。
她的精神世界，退回到了五四之前。
除了修改旧作，她主要的精力，是放在翻译《海上花列传》和写作《红楼梦魇》上。那种两千年的旧厦即将崩塌之时的氛围，对她来说，有特殊的魅力。
这年，她才47岁，不论作为女人还是作为作家，都不能说是到了末路。正如有的张传作家所感叹的那样，她完全还可以再盛放一次。
可是，她为什么从此拒绝了整个的世界？
是赖雅带走了她最后的爱情？
是人间不可能重觅佳侣？
都不是。
张爱玲此时、甚或她从来就不是爱情至上主义者，她念念在兹的，是人活在这个时代的意义。
二十多年前旋起旋落的遭遇，到中年以后，不知她已经反思过多少回了——
从少年时代起，她就在与一种洪流搏斗。如今，她知道了，其实这搏斗是没有意义的。
形势永远比人强。
这就是她后来终于领悟到祖先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的原因。
三代人也好，四代人也好，只要是流淌着这个血脉，谁能不被这个洪流所制驭？
大变革的中国，把多少人像沙粒一样卷起和吞没！
好强、勇敢、坚忍，都是没有用的。
悲剧之雾，幕天席地！
英语有谚云：“没有人是座孤岛。”
而张爱玲却说：“我有时觉得，我是一座孤岛。”
不错，从这一年起，张爱玲就逐渐走向“孤岛”，大隐于市，开始了学者们所说的“幽居时代”。
几乎与她的精神退隐相同时，她在现实世界中的地位，却发生了奇妙的变化。人世沉浮中的辩证法规律开始起作用了。
还是在一年前，也就是1966年4月，她的小说《怨女》在台湾出版。同年，这部小说也在香港《星岛日报》上连载。
这件事，对张爱玲的晚年生活至关重要。
她从这一刻起，又开始“夺回”了华文世界的市场，从一本《怨女》的涓涓细流起，直至几十年后的浩漫汪洋！
这部《怨女》在文本上的演变，曲折得让人眼花缭乱。它是由最早的《金锁记》，改写为英文的Pink Tears《粉泪》。，后来又改名为Rouqe of the North《北地胭脂》。，再由英文译回中文，即是《怨女》。
《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在《怨女》中名字叫银娣。原先的角色比较“彻底”，而新的角色则不那么“彻底”，曹七巧的变态与报复，在银娣身上化为了可以理解的苍凉感。长安这条线索，则被彻底删掉。
《怨女》之所以能在台湾出版，说来也是一段传奇。它是由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的，而“皇冠”的老板平鑫涛，就是当年中央书局老板平襟亚的侄子。
二十多年前，张爱玲没把《传奇》交给平襟亚出版，还为“一千元灰钿”翻了脸，二十多年后，她的著作出版却又重归平家的人来打理。双方这一合作，后来延续了近30年。
还有，平鑫涛的妻子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台湾言情小说作家琼瑶。琼瑶曾说过，张爱玲是她写作上的老师。这就是说，张爱玲小说的某些影响，也成了当代言情小说的源头之一。
那么，平鑫涛是如何“发现”张爱玲的呢？
原来，他在高中时就是张爱玲的读者。抗战后期，他在上海读高中，正是所谓的阅读“吞咽期”，疯狂阅读大量文学作品，从《万象》和《西风》等杂志上，读到了不少张爱玲的文章。
1965年，他在香港认识了宋淇，两人一见如故。宋淇向他热心推荐了好几位香港作家，此外还有一个，就是张爱玲。
那时，由于夏志清文章的影响所及，张爱玲的名气在台湾读者中已有复燃之势。平鑫涛听到张爱玲的名字，“觉得又亲切又高兴”，能为她出书，简直是受宠若惊！
合作的事，进展得非常顺利。张爱玲那一面正是求之不得，大概因照顾赖雅不愿分心，合同是由夏志清代签的。自那以后，张爱玲的全部作品，都由“皇冠”独家出版。
皇冠趁热打铁，这以后又接连出版了《秧歌》、《张爱玲短篇小说集》、《流言》（1968）、《半生缘》（1969）。几年后，又将《连环套》挖掘出来，与《创世纪》、《忆胡适之》、《天才梦》等结集为《张看》（1976）出版。
这样密集出击的结果，酷似当年上海“洛阳纸贵”的盛况——不过这一次，引发的是台湾的“张爱玲热”。
从皇冠拿到的版税，自此就成为张爱玲的主要经济来源。这成为张爱玲晚年得以平静隐入“孤岛”的保障。
张爱玲对此感激有加，她后来在给夏志清的信上说：“我一向对出版人惟一的要求是商业道德，这些年来皇冠每半年版税虽有二千美元，有时候加倍，是我惟一的固定收入……”见1983年12月22日致夏志清的信。
这就是命运，就是必然，是每一个不屈服的卑微者都有可能得到的报偿！
与皇冠的合作，张爱玲本人很少出面，都是由宋淇做代理人。平鑫涛对她极为尊重，多年后曾回忆道：
撇开写作，她的生活非常单纯，她要求保有自我的生活，选择了孤独，甚至享受这个孤独，不以为苦。对于声名、金钱，她也不看重。……和张爱玲接触三十年，虽然从没有见过面，但通的信很多，每封信固然只是三言两语，但持续性的交情却令我觉得弥足珍贵……（《选择写作选择孤独》）
虽然有长期的合作关系，但平鑫涛与张爱玲却从未见过面，都是以电话和书信往来。平日平鑫涛去信，都是通过张爱玲住所附近一家杂货店的传真机代为接收，她去店里购物时才能拿到。
再说《怨女》出版后，它的英文母本《北地胭脂》也时来运转，尘封多年后，终于在1967年由英国凯塞尔出版社出版了，可惜销路还是不畅。
可叹张爱玲奋斗十余年，想的就是打进英语文学圈，到此所有的努力完全付之流水！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皇冠出版的《半生缘》，其实就是《十八春》的修改本。因为原作有一个“光明的尾巴”，出现了叔惠赴延安投奔革命、众人向往解放区、参加东北建设等等极富“新中国文学”色彩的情节，在台湾出版将会“有碍”，所以必须动手术。
在《半生缘》中，叔惠赴延安变成了去美国留学。至于众人向往解放区、解放后的上海世态、赴东北参加建设等等情节，一概删去，其他情节也相应做了改动。
这样，原来类似“大团圆”的结局，就变为留有余味的诸多遗憾。
对于这些改动，专家们赞弹不一。从艺术角度讲，也许《半生缘》的结局更有力度，但改后的文本，失去了当初的时代印迹，总让人觉得不是“真本”。
原作的那个“光明的尾巴”，抛开意识形态因素不讲，它对前面大篇幅的悲剧起到的是一个缓释作用；而现在一刀切去，整篇的气氛就不免过于沉重。
台湾读者最初接触这个文本，当然只能是《半生缘》，等到后来得知还有个《十八春》的“原本”，都感觉受到强烈冲击。因为他们心目中的张爱玲，是以《秧歌》树立起偶像地位的，再看到《十八春》里居然有赞美“光明”云云，简直觉得张爱玲是“变节”了。
赖雅走后的一年多，张爱玲本人的生活也有变动。1969年，在加州伯克莱大学主持“中国研究中心”的陈世骧教授，给她发函，请她去担任高级研究员。
这个职务，早先是夏济安教授担任的。1965年，夏济安病逝在任上，年仅49岁。一个春秋正盛的人，就这么走了，朋辈们内心都不免悲凉。张爱玲在给宋淇的信中，谈到过她对此感到的哀伤。
她和夏济安的交往，可算是有年头了。张爱玲的《五四遗事》，是1957年最初发表在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志》上的。夏济安早年在台湾教大学时，就是张迷，极力向弟子们推荐张爱玲的小说，白先勇、陈若曦、王祯和他们一干后生，之所以拜服张爱玲，就与这位导师有关。
接替夏济安留下来的空缺的，就是夏在台湾大学的弟子庄信正。到1969年7月，庄信正的任期满了，他和夏志清便顺理成章向陈世骧推荐了张爱玲。
说来陈世骧也算是老朋友，在那次“打翻一杯酒”的聚会中，与张爱玲有过一面之缘。据夏志清说，张爱玲名气如此之大，即使他不推荐，陈世骧也会乐得聘用的。
庄信正一向自称对张爱玲“执弟子礼”，这次更是跑前跑后，帮张爱玲办完了填履历表之类的手续。
张爱玲到这里来，接受的工作任务，是研究当时的“中共术语”，进行意义解析。她在解放后的上海待过3年，加之兼通中英文，对一些新名词的理解按理说不会有问题，做这个工作倒也合适。
可是，偏偏1970年前后，中国大陆推出的新术语、新口号非常之少，包括红卫兵报纸在内。张爱玲苦苦搜求，也是寥寥，只好在研究报告中讲了些别的，后面附了两页名词。这样，就有可能显得工作不够卖力。为此，张爱玲多次写信跟夏志清诉过苦。
在人际关系上，张爱玲照样还是我行我素。她从不按时去上班，往往是下午或黄昏才去研究中心，同事下班了以后，她就一个人在办公室熬夜。
同事们难得见到她一面，也不知道她究竟在做什么，只能看见在幽暗的走廊里她的身影闪过，如惊鸿一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