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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达的爸爸是个小商人，他也是只顾在外面逍遥，不管家庭的人。后来客死在澳门，博达的妈妈卖掉所有的家具，才把他的骨灰带回台湾。经过徐小凤的提醒，博达才看到自己的生活真的跟爸爸很像。徐小凤叹了一口气，说:“真希望这种命运能从我们这一代结束。如果我们可以做一对好夫妻，我们的孩子就蒙福了。”

徐小凤扶着博达躺下，她没有想过博达会马上回转，她知道丈夫需要时间。当她准备离去的时候，博达突然叫住她:“小凤，我真的很内疚，你能原谅我吗？”

徐小凤回过头，看着在幽暗灯光中的先生，这一声迟来的道歉没有使她落泪。小凤说:“我去医院找你的时候就已经原谅你了，如果没有原谅的心，我不会去见你。你也原谅自己吧，每个人都会犯错误。”

徐小凤来到阳台上，外面的凉风钻进她的衣服里，初春的风还带着冬的寒意。春节刚过，街上的灯饰还没有拆除，璀璨的灯光把这个生机勃勃的城市烘托得分外美丽。

25.法律咨询

杨律师接过水杯，眼眶里涌出了泪水。所有的人都以为她因为刚才的争论而不满，连水瑶和婉茹都后悔自己说得太多。

金水瑶请了一位资深的律师到自己家里来咨询。她希望效丹能从中得到帮助，自己也可以得到必要的装备，在以后的辅导中可以更准确地提供资讯。

杨美珍律师中等身材，短发，淡蓝色的套装使她显得干练、可靠。她到时，几位太太已经都落座了。水瑶介绍说，杨律师是她的一位朋友的朋友，有问题大家尽量敞开问。杨美珍自我介绍说:“其实我是做经济案的，不是专门做婚姻诉讼的。有什么问题你们问我，我尽力回答，如果我回答不了，再去请教其他律师。”

效丹把自己的情况讲给杨律师听，问她如果自己诉讼，在财产方面可以拿到多少百分比。杨美珍很专业地将问题分成几个部分，按步骤一项一项地回答。她的精明和条理性，给在座的所有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几位太太很想为这位出色的职业女性鼓掌。

首先效丹和仇峰属于夫妻共同创业，虽然太太没有具体出任公司里的职务，但是前期投资是两个人共同的行为。按照法律，效丹可以分得公司的财产。在结婚超过八年的情况下就可以分得百分之五十。

其次，他们的孩子大多数的情况下会判给母亲，尤其是在母亲完全有经济能力抚养孩子的情况下。但是他们一共有四个孩子，如果父亲强烈要求部分孩子的抚养权，法庭可能根据具体的情况，具体判案。

最后，是补偿问题。他们的婚姻是由于男方有外遇而造成分裂的，男方会被判定为过错方。效丹可以得到部分补偿，额度不定，但是很可能高达财产的百分之十五以上。问题是，取证很难。中国不允许有私家侦探，靠这种途径搞来的证据是不被认可的。只凭某张照片、某条手机短信，或是电子传媒都很难有足够的力度说明婚外情的存在。所以这个条款执行起来非常困难。

效丹的困难是她根本就不掌握先生的资产情况，她问杨美珍律师有没有办法帮助调查。杨女士说，一般来说律师不会出面做这些事，他会让你自己提供材料。在中国，由于婚姻的案件涉及到的金额很小，而取证又有很大难度，所以律师不喜欢接手这种诉讼。

所有的人都被兜头浇了一盆冰水，沉默了好久都没有人插话。杨美珍笑笑，她说因为职业的关系，自己总是把问题想到最复杂，后果想到最严重。其实并不是什么办法都没有，打官司其实是一场心理战术，双方都会给对手施加压力，就看谁的心理防线先被攻破。适当地收集证据，完全可以使对方感到压力。最后不一定要上法庭，问题也有解决的可能。

水瑶安慰效丹让她别着急，办法总会有的。她介绍了美国的婚姻法，虽然澳大利亚与美国是两个国家，但是在文化和立法上都延用了英国的传统，会有很多相似之处。实在不行，效丹可以飞回澳洲找个律师咨询一下。

杨美珍不太能理解这群女人的做法，她说:“我斗胆问一句，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坚持呢？听上去，这种婚姻的品质已经很差了，还有挽留的意义吗？”

任林婉茹说，当然有，因为在婚姻之中，还有孩子。杨美珍同意她的看法，不过她觉得婚姻品质才是保证婚姻不出问题的关键:“毕竟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女性通过婚姻形式，解决生存问题，不应该被过多指责。这里面更多的是生存问题，其次才有道德问题。何况很多发生外遇的家庭，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

金水瑶听到过这种说法，她觉得不对。为了表达对杨美珍的尊重，她将声音尽量放得很低、很柔:“提高婚姻质量肯定是每一个家庭应该做的，但是并不是说有问题的家庭就可以被别人随便插足。家庭是最小的社会单位，它承担着养育后代的责任，一个社会的人口素质，道德水准，是由一个个家庭承载的。如果不保护家庭，很难保障社会的稳定。你刚才说外遇的问题，有一部分是生存问题带来的，我也同意。不过生存问题不能靠牺牲道德来解决。家庭是神圣的，是不可侵犯的。”

任林婉茹也插话说:“关于婚姻品质的问题,我也有不同的看法。要知道我们都不是婚姻问题专家，我们之中大多数人都是没有经过任何训练就步入婚姻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过高地强调婚姻品质，是不客观的。在西方哲学中有原罪的观念，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不完全，都有这样或是那样的问题，两个不完全的人组成的婚姻，没有任何问题是不可能的。而如果以婚姻有问题为理由，认为外遇可以合理介入的话，那我就可以说没有哪个婚姻是绝对安全的。”

徐小凤认为金水瑶和任林婉茹的话过于激烈了，担心杨律师受不了。她为杨美珍倒了一杯水，要她别在意她们两个人的直率。杨律师接过水杯，眼眶里涌出了泪水。所有的人都以为她因为刚才的争论而不满，连水瑶和婉茹都后悔自己说得太多，没想到杨律师说:“你们讲得太好了，如果我能早一点听到这样的声音就好了。”

原来杨美珍的婚姻也在受到外遇的干扰，她那位也是律师的丈夫，爱上了办公室里的女秘书。杨美珍的儿子已经十八岁了，为了让儿子避开激烈的竞争，他们决定把儿子送到英国读大学。美珍亲自将儿子送到大学里，并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安排好他的生活。安顿好儿子，她就直接飞回北京，没有通知先生。“真是头上三尺有神冥。当我回到家时，房门被从里面反锁着，我敲了半天门，我先生才出来，等我进屋时才发现，那个女秘书也在我家里。我追问他，他说他们什么也没干。我们都是成年人，说这话谁信呢，最后被我逼得没办法，他只 好承认了，还提出要离婚。理由是他爱那个女人，不爱我了。”

又是一个相似的故事，几位太太相视而笑，那笑中有许多的无可奈何。金水瑶问杨美珍是不是因为有所怀疑才提早回来的。杨美珍说完全不是。她和先生是大学同学，一起分到一家中级人民法院工作，又一起下海办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打拼了几年之后，事务所在做经济案方面还小有名气:“我觉得我们之间的情感像董永和七仙女那么纯，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的先生，他经常带着女秘书出差我都没有觉得反常。我真是白痴。这件事发生后，我连办案子都没自信心。以前一听说谁做家庭主妇，我就急。我认为女人不能没有社会价值，经济独立才能被丈夫尊重。可是我丈夫讨厌我的理由就是，我太独立了，不会理家，不会做饭。为了能维持婚姻我甚至想辞去工作，做全职太太。”

金水瑶劝她别辞掉工作:“无论是职业妇女，还是家庭主妇都会受到外遇的干扰。我在博朗公司工作了十三年，我的先生发生外遇的时候，我是职业妇女，而她们几个，有的是主妇，有的是艺术家。别相信丈夫们的谎言，他们为了使自己的行为合理，会万般挑剔自己的原配。而你要坚信你才是这桩婚姻的女主角，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人可以使你出局。”

杨美珍问，她现在该怎么办。水瑶反问她有何打算。为了避开冲突，美珍已经离开了事务所，她想重新找一家事务所工作。水瑶劝她先回到原来的岗位上工作，不能把创业得来的成果白白让给外遇的女人。美珍怀疑经过这么大的事件之后，他们不可能再彼此相爱了，她说自己不要没有爱情的婚姻。

水瑶突然兴奋起来，她说再过两周就是她和金先生的结婚纪念日，她想搞个小型的聚会，让几个家庭有机会聚在一起，她说:“我和金先生经过外遇的风暴后，反而更相爱了。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任林婉茹和任先生，现在他们夫妻合力扶持一些有问题的青年人。不仅恩爱，还志同道合。”

杨美珍透露说，她之所以答应来做一次免费的咨询，就是想看看这个婚姻互助小组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见到她们，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大家都欢迎美珍加入，有一位律师介入，她们的实力更强了。

水瑶问依望，她和志明的关系如何。依望说比她刚来的时候好多了，但是志明还是有很多时候晚回来，他们也还没有谈到实质性问题。大家都认为依望的问题要以修复关系为主，还没有到出击的时候，依望也同意她们的看法。但是她多想快点结束这种生活呀，离婚也许是条捷径吧。依望没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出来，她知道金太太、徐太太和任太太的观点，都是要坚定地维护家庭。说出来，她们一定会来“帮助”她，不许她离去。

大家都很关心徐太太的情况，她的先生徐博达回来之后，徐小凤不是每次聚会都能出席。徐小凤人瘦了很多，头发也不像以前那样总是弄得整整齐齐的。从外表上看就知道她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徐博达刚回来的时候，徐小凤以为他摔得这么重，一定会认错悔改。没想到他还和从前一样。好像在外面包养二奶又被二奶吃得精光的事情根本就不存在。徐小凤觉得很悲哀，她甚至认为博达这种人到死也不会改变。但是经过上次的冲突，她发现博达的态度有所改变。

这几年的独立生活，使小凤的个性改变了很多，以前她很怕事，现在她遇到事不那么慌乱了。小凤把上次如何与博达正面交锋的事讲给大家听，讲完之后大家一起为她鼓掌。金水瑶觉得一个新的小凤在她面前出现了。以前水瑶鼓励她把心中对博达的不满当面讲给对方听，徐小凤做不出来。有一次水瑶急了，拿笔纸将小凤在她面前说的话写下来，让小凤回家之后照着说。徐小凤被博达回了两句就收场了。水瑶没办法，只好顺着小凤，跟她一起等待、祷告。上帝真的听到她们的心声了，博达回来了，小凤也变得勇敢了。

26.初恋情人

玲红十六岁的那年，勇敢地登上了北京的招工汽车，权宝追着汽车跑了一里路。玲红走后，权宝也离开了村子，踏上打工的道路。

春节期间，玲红回四川老家。一转眼她已经离开家乡八年了。在家乡人眼中，她已经从一个叛逆的野姑娘变成了一个有钱有势的城里人。在这八年里，家乡的变化也很大，他们这个靠近县城的小村庄，已经有许多人盖起了两层的洋楼。村子里的权宝还开上了汽车。

妈妈和妹妹清点着玲红带回来的东西，她们要把这些东西分发给村子里的人，每家都要有，还得分得让大家都满意。玲红懒得理睬这件事，她坐在院子里晒太阳。这几年玲红每年都往家里寄钱，以前的平房已经翻建成两层小楼。空气中弥漫着树和草的香味，这种味道使玲红想起她的少年时光。

权宝是她的同学，她们两个人都是心高气傲的那种人。相同的个性使他们成了好朋友，权宝比玲红大四岁，家里的经济条件在村子里算中等。玲红的个性使她很早就在村子里的女孩子中显得出众。她不会穿村姑喜欢的花棉袄，戴红头绳。每次到县城她都会吸纳城里姑娘的味道。权宝的父母曾经到玲红的家提过亲，说他们的儿子喜欢玲红。玲红的爸爸说他的女儿至少要嫁到县城里，没有城市户口的人他不考虑。两家人因为亲事的关系，闹得不开心，权宝和玲红见面时都避开双方父母的眼睛。

玲红十六岁的那年，勇敢地登上了北京的招工汽车，权宝追着汽车跑了一里路。刚到北京的时候玲红还写信给他，一年之后就断了联系。

玲红走后，权宝也离开了村子，踏上打工的道路。听说他到过西藏，在山西开过小煤窑发财之后回到县城开了一家洗浴中心，还和县长的儿子合伙在山上开了个采石场。这次玲红回来，听到的第一条新闻就是权宝开上了汽车。

玲红的妹妹玲蓝拿了个小凳子坐在姐姐的身边。玲红知道，妹妹又是想要求跟她一起去北京。玲红不同意，她希望妹妹好好读书，上大学。家里有一个人做出牺牲就可以了，总要有一个人能真正地出人头地。玲红对妹妹说:“你别老想着出去打工，打工的生活没有那么好过。再说你现在才高中毕业，能找到什么好工作呀？你好好读书，姐供得起你，等大学毕业了，我还可以送你出国。”

玲蓝听到姐姐反对的话，十分不愉快，她觉得自己并不比姐姐差，她能混得衣锦还乡，难道自己就不能吗？玲蓝说:“你才初中毕业，不也混得很好吗，干嘛非逼着我读书呀。”

玲红生气地说:“城里的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都很难呢，你说你能干什么？”

玲蓝反唇相击:“你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一句话噎得玲红不知道再说什么好。这时一个小孩子跑进来送信，玲红打开信，是权宝写的，约她到城里的洗浴中心见面。玲蓝说玲红没回来的时候，权宝常常问她关于玲红的消息:“他也许还在打你的主意呢！我跟他说你在北京已经有男朋友了，让他死心。”玲红瞪了妹妹一眼，让她少管自己的闲事，进屋换好衣服，化了妆到县城去找权宝。

权宝的洗浴中心是县城里最大的一家，却是玲红见过的最土气的一家。服务小姐还没有脱去农村人的稚气，脸膛红红的、黑黑的。

权宝从办公室里出来，他好像比玲红走之前又长高了。脸上的稚气已经换成了成年人的稳重。玲红的美丽吓了权宝一跳，她身上早就没有了乡村人的土气，甚至比县城里的人还时髦。权宝拉住玲红的手:“多谢光临寒舍，请多指导。”玲红挑着眉毛妩媚地笑了笑。权宝把玲红请到一个包间，叫了他们店里最好的师傅做足底按摩，一边按摩一边问玲红关于北京的情况。

在北京，玲红常常跟生意人打交道，志明谈判的时候也时常带着她，假称是自己的秘书。所以她对商场上的事情懂得很多，说得头头是道。权宝很吃惊玲红的变化，说自己找她来真是没错，最后权宝试探着问玲红:“你在北京干什么呀？”玲红看看权宝，为他的鬼心眼觉得好笑，她说自己在做房地产生意，帮助朋友卖房子。权宝还不放松，问是什么楼盘，玲红顺口说出吴先生开发的楼盘名字，权宝才放过她。

晚上，权宝把县城几个主要领导都请到酒店里吃饭,他想向自己的旧情人显示一下自己的实力，也想请县领导们开开眼界，见见他的美女。饭一直吃到午夜才散。

权宝留玲红住在洗浴中心。玲红也不想回家，家里面远没有这里舒服、方便。

权宝开着车陪着玲红玩了很多地方，他一会拉拉玲红的手，一会摸摸她的头发。玲红用默许的方式接受了。在权宝面前她可以耍脾气、使性子，权宝都能包容她。在这种包容中，玲红感到自己被男人真正地爱恋着。

几天的交往，已经把权宝的情欲挑到了顶点，当他再一次送玲红回房间时，权宝紧紧地抱住玲红。玲红挣脱了权宝，说不可以。权宝重新扑上来，将玲红抱住，并试着用嘴亲吻她。玲红用力挣扎，嘴上说:“不可以，不可以。”

权宝生气了，他一边脱衣服，一边说:“为什么不可以，那些城里的臭男人可以，为什么我不可以。”

玲红愣住了，她停止了挣扎，权宝也放开了手。她问:“你在说什么？”

权宝将脱下的衣服重重地扔在床上:“我给那家公司打过电话了，他们说根本没有叫玲红的人。你在骗我。其实在外面打过工的人都明白，一个小姑娘哪儿有本事赚那么多钱，除了卖还有什么？”

玲红冷笑着问:“既然你把我看得那么下贱，干嘛还跟我在一起。”

玲红的坦诚，使权宝闭上眼睛，他的心着实地痛了一下。为了使玲红对自己刮目相看，权宝在外面吃了很多苦，为了钱，他曾经参与黑社会打架，还替别人进过监狱。他用自己的堕落换来了钱，换来了地位，他的爱情却不见了。

玲红看权宝僵在那里，走上前来抱住他。她轻轻地亲吻权宝，让自己像一条蛇一样缠住他。权宝冷却了的激情被重新挑起，他把玲红抱到床上，贪婪地拥吻她，在进入激情的那一刻，权宝犹豫了一下，他想到安全问题。玲红也明白他犹豫的意思，问他:“有套子吗？”权宝从皮包里拿了套子，回到床上问:“你没病吧？其实我不喜欢用它。”

玲红反问权宝:“你呢？”权宝保证自己很健康，玲红也说没事。讨论之后，两个人的情绪都低落下去，他们不得不重新准备。

玲红和权宝穿好衣服，今天下午玲红就要回北京了，当他们为自己的爱情做过最后的祭奠之后，心一下子离得很远。权宝将玲红送到火车站，他甚至没有下车。玲红拉着包向前走也没有回一下头。她觉得自己已经把最珍贵的东西留在这里了。也许她永远也不会再回来。

玲红回到北京后，分别给志明和吴先生发了短信。志明没有回复，吴先生倒马上回了电话。吴先生约玲红出去吃饭，玲红打扮好，准时赴约。在老家的两个星期，虽然父母和权宝都尽力做好吃的东西给她，但是味道、品质与北京的餐厅不能比。吴先生不仅请她吃饭，还送给她一块手表，与志明相比，他要大方得多。

玲红不想放弃志明，她知道这个吴先生是个老玩客，不会像志明那样长期包养自己，更不用想被他扶正。说到底玲红还是想过上正常的生活，她不想像小霞那样活着，除了钱没有任何梦想。想到志明，玲红皱皱眉头，自从他的妻子从美国飞到北京之后，他来见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少了，玲红渐渐地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在受到威胁。

有的时候男人很好操纵，只要你放放电，穿得少一点，或是说几句甜言蜜语，他们就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有的时候，男人又很难操纵，当他要摆脱你的时候，会溜得像泥鳅一样快。

吴先生现在对玲红很有热情，每天都会打几次电话，这让玲红又喜又忧。她怕被志明抓到把柄，又怕在吴先生面前露出破绽。

小霞兴冲冲地打电话来，说她准备开一家酒吧，让玲红陪她到装修公司挑设计方案。玲红赶到那里，刚好看到孙先生从里面走出来。他们已经选好了设计方案，小霞叫她来只是想找个人聊天。小霞说酒吧是她和孙先生合伙开的，孙先生出钱，她出力。小霞劝玲红趁着年轻赶快给自己预备后路。她说:“我们这行是吃青春饭的，青春一过就什么都完了。我看吴先生对你的态度很热，趁热打铁，让他帮你开家店。别把精力放在那个打工仔身上了，嫁给他是不可能的。”

玲红不想听小霞训话，她反问小霞跟原来那个男朋友怎么了。小霞说:“大家好聚好散吧。他又喜欢上别人了，听说是电影学院学表演的。不是什么正经人，是花钱上进修班的那种。我说好吧，别墅本来就不是我的名字，我搬出来，车子归我就行。他也够朋友，把孙先生和吴先生介绍给我。孙先生人很好，我一说想开个店，他马上就掏钱。我们说好，赚了钱，五五分成。我早就跟你说，你得换个活法，你不听。”

玲红回到家里，怎么也睡不着，小霞的话使她有点动摇。正在这时手机响了，玲红打开信箱看了看，是志明发来的：

刚从三亚回来，你好吧，想你。

玲红非常高兴，马上回了一条：

亲爱的，我想你，想死了。

27.破 绽

“她叫玲红，是四川梅县人，学历是初中毕业，她工作的地方不是广告公司而是一家美发店。”

“我倒想知道，是她骗你，还是你骗我。学历怎么从初中毕业变成了研究生？”

三天的三亚之旅十分短暂，两个孩子依依不舍地离开酒店，出租车起动时，贝贝竟然难 过地哭了。志明保证以后会经常带他们出来玩，贝贝才收住眼泪。看着女儿和志明，依望钦佩女儿的表达能力，这个小小女孩不懂得掩饰自己的看法和要求，她用最简单、最直接的语言表达自己。成年人却很难做到这一点。出于自我保护，出于自以为是，出于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成年人总是选择不明确的语言，花费很多技巧去表达自己，反而造成很多误会。成年人难道不该向孩子们学习吗？

回到家里，志明有些坐立不安。一天之后他说他有一个重要的商务约会，必须出去一天，依望的心收紧了，她怀疑志明去找那个第三者，却不能说什么。跟她预料的一样，志明走后，手机马上放到小秘书留言台，不再接听电话。

依望从上午到下午打了五次电话，都是小秘书留言台接听的。最后一次依望下了决心，她给志明留了言。

“志明，我的心在流血。”

服务小姐听到这样的留言多少有点吃惊，她重复了一遍，依望说完全正确。挂断了电话。

贝贝吵着要求妈妈讲故事，依望试着给女儿讲了几句，眼泪不住地往外涌，她不能集中精神。依望把儿子叫来，请他给妹妹讲书，洛棋看到妈妈的泪水，关心地问:“妈妈，你怎么哭了？”依望把故事书塞进儿子手里，说:“妈妈心里有点难过，哭一会儿就好了，上帝创造眼泪就是为了人难过的时候可以排解，眼泪会带走忧伤。”

洛棋懂事地把妹妹哄走，他明白妈妈的眼泪是为爸爸流的。

志明依旧回来得很晚。依望一直在客厅里等他，见到丈夫走进屋，依望问:“你看到我的留言了吗？”

志明说:“我看到了，不过我今天真的是有事，你误会了。”

依望站在志明的面前问:“那你告诉我，春节假期谁会找你干公事？你为什么不接听电话？”

志明满脸都是不耐烦的神情:“我告诉你没事，就是没事，你用不着这么气势汹汹地逼问。放假怎么了？正是因为放假我才有机会拉拢人际关系，我们在的地方没有手机信号，我不能接。”志明绕过依望上楼去了。

依望追着他继续问:“你这样说是为了安抚我，还是想告诉我，你们的关系已经结束了？”

志明不出声，依望又问了一遍。志明回过头来说:“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过你了，如果你需要我再讲一遍，我也可以再讲一遍。我们不会分手的。”

依望有些失控了，她不再顾虑两个孩子的感受，大声说:“别忘了你是个有婚约的人，你们的关系既不道德也不合法。在中国的法律中，重婚是要坐监的。”

志明也被依望激怒了，他狠狠地说:“那我们就离婚。”

洛棋和贝贝听到爸爸妈妈的争吵声从房间里跑出来，贝贝恐惧地扑到妈妈的怀里。志明说:“别吵了，吓着孩子。”

依望反唇相讥:“你根本不想尽父职，还说什么吓着孩子。你对他们做的事，远比在他们面前吵架要坏得多，你不是要离婚吗？当着孩子们的面告诉他们，你在外面包养二奶，还要离婚。”

志明对依望在孩子们面前这样揭他的丑，感到愤怒。他走到洛棋的身边，想拉儿子的手。洛棋躲开他吼道:“我讨厌你们！我讨厌你们！”叫完，他转身跑回自己的房间，嘭地一下关上门。

依望抱着贝贝回到主卧室，她在心里不停地呐喊:“亲爱的上帝，我的亚当在哪里？我的亚当在哪里？”孩子是非常敏感的。贝贝虽然还搞不清楚爸爸妈妈为什么事争吵，却能体会到家庭中的危机。回到主卧室后，她很乖地躺在床上，希望她的乖巧可以使妈妈开心。

依望又是一整夜没有睡着，离婚的念头像一把重重的大锤，不断地击打她的心田。快一点离婚吧，我宁可带着两个孩子，辛苦过日子，也不要这种生活。我不想再付出了，应当做的我都做了，不但没有效果，反而受到更大的伤害。志明说他为这桩婚姻付上了十几年不幸的代价，我又何曾不是呢？就算日后单身又怎样，没有这个婚姻至少我还可以做个快乐妈妈。在这个婚姻里，我一点儿快乐都没有。

第二天早晨，依望和志明谁也没说话。他们的关系重新陷入僵局。

小时工来打扫房子的时候，看到依望的眼睛红红的。她十分同情这家的女主人，依望为什么哭她也心知肚明。小时工故意在依望面前晃来晃去，依望突然想到，小时工也许知道什么。于是依望开始跟她聊家常话，问她有没有孩子，家里生活如何。

小时工说她有一个儿子，已经十五岁了，他们的生活全靠她在物业公司做小时工支撑。依望问她的先生呢，小时工说，他们已经离婚了。

依望请她坐下说话，还为她倒了一杯水。小时工姓沈，以前是棉纺厂的工人。工厂倒闭后，她和她的先生双双下岗，拿到了十万元下岗津贴。他们用这十万元和以前的积蓄租了个摊位做小生意，为了增加收入，沈姐做了小时工。两年下来，生意有了点起色，沈姐也发现 了丈夫的外遇，他跟另一个摊位上雇来的售货小姐好上了，还提出要离婚。“我是个硬脾气，看不了这种事，第二天就跟他到街道办事处离了。他本来答应我每月给儿子一千元生活费，到现在已经两年了，一块钱也没给。你说这叫什么男人呀！”沈姐的口气很硬，眼泪却不会说谎，看得出她十分忧伤。

依望很同情面前的沈姐，她想动员住在这个社区的其他几位认识的太太们，每个人多用沈姐几个小时，让她的收入可以多一点儿。依望安慰她说:“你别太难过了，遇到这种事的女人挺多的，社会的大环境造成的，不是你的错。其实我的先生可能也有问题……”

沈姐一直想告诉这位李太太她知道的情况，只是不好意思先开口，现在她自己谈出来，沈姐觉得说话的时机到了:“李太太，你的感觉没错，你不在的时候是有个年轻的女孩住在这儿。那女的一看就是个妖精，每天睡到中午才起，打扮得也妖里妖气的。你回来的几个小时前，她才搬走。李先生让我来打扫房间，我一进屋，一股刺鼻子的香水味，李先生让打开窗放新鲜空气进来，还说不到你们回来，不能把窗关上。”

跟依望想象的一样，这个小时工真的知道志明的秘密。依望说她有一张照片，不知道是不是沈姐见到的女孩子。她从楼上把照片拿下来给小时工看，沈姐点头说就是这个人。志明可真过分，居然领回家来了，怪不得他不让我来北京，接飞机的时候还去晚了，原来一切的原因都在这里。

沈姐见依望不说话，继续说:“我在收拾房间的时候，还找到了一张临时居住证。”

依望不太明白这是一种什么证件，沈姐解释说是外地在北京务工的人必须办理的一种证件，上面有身份证号和她原来的籍贯。依望希望看到这个东西，沈姐答应马上去拿，临出门之前她又犹豫起来:“李太太，您可别跟您先生说是从我这儿拿到的，让物业公司知道了，我的工作就保不住了。”依望保证她不会把沈姐牵扯进去，沈姐才放心地去了。

依望拿到玲红的暂住证，上面除了写明玲红的原籍是四川梅县，还有一个号码外，看不出什么问题。依望想到了杨美珍律师，她是本地人，也许能帮上忙。

杨美珍接到依望的电话，将暂住证上的号码记录下来，说去查查看。依望放下电话后，心里一直很焦急，每一次电话玲声响起，她都扑过去，希望是杨律师打来的。为了打发时间，依望打电话给金水瑶，说她找到了一点关于外遇女人的资料。水瑶根据她的经验分析，这个女孩肯定在说谎。她劝依望要沉住气，不要打草惊蛇，有了戒心之后的男人，会格外小心，反而找不到什么蛛丝马迹。她要依望准备充足之后再动手。

杨美珍的电话终于打回来了，她说这个女孩是农业户口，学历是初中毕业，暂住证上的地址是一家美发店的地址，而且这家店已经停业了。再多的信息她就找不到了。依望记得很清楚，志明说他爱的女孩是个研究生，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悬殊呢？是她在骗志明吗？如果她在学历的事上骗志明，会不会在其他的事上也骗他呢？依望觉得找到了突破口，只要能指出对方的弱点，志明回心转意就有可能。

李志明还是很晚才回来，依望依旧等在客厅里。她为志明拿好拖鞋，问他肚子饿不饿，志明还是推说自己很累，想赶快避开妻子。依望说她有事要找志明，请志明到主卧室去。志明很不情愿地走进去，他知道一场心灵的肉搏在等他。

依望没有用任何肢体语言向他示好，只是让他坐下。依望为她昨天在孩子们面前使志明丢面子的事道歉，请志明原谅她。志明不屑地说:“你不用说得那么好听，你就这脾气，不会改的。”

依望忍受着先生不敬的态度:“不管你接受不接受，我都要向你道歉，因为我做错了。还有一件事我想问你，你的女朋友是不是姓林？”

志明知道玲红姓王，跟林有什么关系，女人真是会猜忌。依望等了一会，见志明不打算开口，继续说:“她叫玲红，是四川梅县人，学历是初中毕业，她工作的地方不是广告公司而是一家美发店。”

志明非常吃惊，他不能想象依望会找到这么多资料，其中有一些也许是她瞎编的，但是有些完全正确，他的口气软下来:“你从哪儿知道的？”

依望不想告诉他，只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倒想知道，是她骗你，还是你骗我。学历怎么从初中毕业变成了研究生？”

说玲红是研究生是为了让依望自愧不如，真实的情况是，他没有问过玲红到底是什么学历，博士毕业的他从来不认为学历可以说明什么。不过，玲红的谈话给他的印象是，她至少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广告公司和美发店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志明也想不明白。他很想知道 依望是怎么知道这些情况的，但是依望的嘴很严，不肯告诉他真相。

志明从房间里出来，心里有些虚，他躺在客房的床上一点儿睡意都没有。他真的不知道太多关于玲红的情况。玲红给他的单纯印象，使他没有过多地设防，而且每次相聚都被激情充满着，他也没有机会想那么多。小女孩在学历上撒个小谎无非是虚荣心所致，也不是太大的事情。何况也很难说是玲红在骗自己，还是他误解了玲红的意思。至于工作的问题，志明除了玲红的名片之外，没见过其他的证明文件，而且他们交往没多久，玲红就辞职不做了。依望说什么美发店，也许是因为生气有意贬低玲红。玲红说起广告来，振振有词，非常内行，这总不会是假的。他李志明一个堂堂经济学博士，总不至于就被一个二十几岁的小姑娘骗了吧。

志明把疑点一个一个地排除，可是一种不安的情绪还是笼罩在他的心头。他不愿意打电话给玲红去证实，觉得那样做太失男人的风度，如果玲红问他为什么问这些问题，他怎么说，说是自己老婆查出来的，多没面子呀。他不得不承认，自己跟玲红的交往有些草率。

28.财产分割

仇峰看到妻子这么藐视自己，气愤地说:“你这么清高，干嘛还要分这笔脏钱呢。”

效丹拿着准备好的文件来到仇峰的办公室，秘书说仇总在给员工开会，问效丹要不要叫他出来。效丹告诉秘书，将文件尽快交给她先生就可以了。

离开仇峰的办公室，效丹觉得自己的情绪比想象的要稳定。在几位太太的催促下，效丹 飞回澳大利亚，请了一位资深的婚姻法律师。律师告诉她按照澳大利亚的法律，她和四个孩子可以分得婚后财产的百分之七十五到八十五。仇峰在今后的日子里还要付四个孩子的生活费和效丹的生活补贴，直到每个孩子到十八岁为止。关于孩子的监护权，依法律的标准，只要母亲没有吸毒、精神病和严重的财政问题，孩子一定会判给母亲。效丹很担心她不能提供先生的财产实数。律师告诉她，提供这些资料的义务是仇峰的，效丹只需要提供她自己的资料。如果仇峰不提供，他将被限制出境。仇峰现在人在中国，只要他回澳大利亚，他就不能再离开。而且在对方不提供资产证明的情况下，另外一方所估计的财产数将被视为有效。如果仇峰提供假的证明，那么无论任何时候发现他拥有不明资产，他都会被控告、罚款和判刑。

效丹得知这么多有利于自己的消息，不再像以前那样忧心忡忡了。依照澳洲的法律，她和仇峰可以进行婚姻中的财产分割，不一定非要提出离婚。效丹今天将律师提交的财产分割协议送到办公室，她不知道这枚重磅炸弹将有何效果。

还没到吃晚饭的时间，仇峰就回来了。他脸上堆满讨好的微笑。效丹只顾做自己手上的事，不理睬仇峰。仇峰自说自话地演了一个晚上的独角戏，还主动照顾四个孩子洗澡睡觉。四个儿子都很怕这位不太多言的父亲，老老实实地上了床。效丹觉得这个晚上有先生帮助轻松了很多，如果仇峰今天所做的不是迫于压力，而是甘心乐意的，他们的生活该多好呀！

效丹刚刚从浴室出来，发现仇峰已经躺在被窝里。效丹转身往外走，仇峰一把抓住她。仇峰讨好地说:“别走呀，我有事跟你说。” 效丹不看仇峰，也不说话。仇峰接着说:“你到底要干嘛呀？”

效丹冷冷地说:“我要干嘛，你不是已经知道了。尽快请个律师应诉吧。”

仇峰见效丹不给他面子有些生气:“你别以为你的律师说什么，就会判给你什么。他把你的胃口吊得那么高，是想拿到你的案子，你不一定能拿到那么多。”

效丹说:“我拿得再少，也比现在多。我现在比在澳洲时还穷，房子是你的名字，公司是你的，我手上能支配的只是几万元菜金。佣人还有工资呢，我什么都没有。”

仇峰又拾回笑脸:“如果你要钱，为什么不直接跟我说呢？我可以叫秘书多提点现金给你。你知道我把所有的钱都投资在货上，拿太多是不可能的。”

效丹说:“我不想跟你要小钱，这次你一下子给清吧。”

仇峰又变了脸:“告诉你，我可以让公司变成负资产，你一分钱都分不到，只能分债务。”

效丹看到仇峰的表演觉得很厌恶:“随你便。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但是别忘了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澳洲都有法律，不是可以胡作非为的。”

仇峰觉得妻子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女人，她以前很好搞定，今天却很有主张。他哪里知道，几位太太已经为今晚的交锋，帮助效丹演练过很多遍了。她们让效丹想象仇峰怎样出招，再一起想对付的方法，最后还让效丹写下来。妻子是最了解先生的。效丹对仇峰的反应猜得八九不离十。

经过几个回合的交手，仇峰知道这次再用以前的办法已经不行了。他静下心来想用道理说服妻子:“我挣钱也不容易，干嘛非要送到律师手里呢？我这么拼命的干活还不是为了孩子们。钱的事我们可以商量，要多少你提出来，我可以少投点钱在生意上，提出现金来给你。其实我愿意你多花点，要不然赚钱干什么呀！明天我陪你去买衣服。家里一个佣人不够找两个、三个都行。”

效丹觉得好难过，仇峰到今天还不肯面对现实解决问题，这叫效丹很心碎。此时的她比任何时候都更坚定地想跟仇峰结束婚姻关系。对她来说没有什么比留在这里看着仇峰更痛苦了。效丹冷冷地看着仇峰:“我们的矛盾不是金钱，是你有外遇。仇峰，我们结婚的时候我真没有想过，你会堕落成今天的样子。那个充满热情、积极向上的仇峰不见了，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每天请客送礼，进出夜总会，如果你的钱是这样赚来的话，我看你不必再赚这种脏钱。”

仇峰看到妻子这么藐视自己，气愤地说:“你这么清高，干嘛还要分这笔脏钱呢。”

效丹说:“我们到中国来之前，不是分文没有，我要我该得的那一份。你说我不喜欢用钱，我实话告诉你，我是不忍心用那些钱。这些钱是你用堕落换来的，我每花一分钱，就觉得我先生的良知被扬弃了一分。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宁可过我们刚到澳大利亚时的苦日子，也不要留在这里看着你被毁掉！”

仇峰惊呆了。效丹是个心直的人，但是她从不向自己说重话。有时两个人吵架说几句气话，什么“我讨厌你”、“我后悔跟你来中国”等等。像今天这样严肃的话还是第一次说。效丹说的话，仇峰不是没有想过，他的良心也时不时地折磨他。但是利润，高额的利润像麻药一样可以使他暂时避开良心的不安。他知道效丹看不起自己，他觉得他无论成为什么样的人物，效丹都不会改变看法。

仇峰是农民的孩子，出身的卑微使他很好强，同时又很自卑。他的心灵很需要鼓励的话，赞美的话来滋润，可是在父母那里，无论他做得多好，他们依旧让他不要自满，继续努力，不要辜负了父母的希望。天知道这对农民夫妇希望到底有多高，反正做儿子的永远也达不到他们的标准，得不到他们的肯定。后来他娶了一个教授的女儿，这个女孩子要听音乐会，看画展，吃西餐。而这一切对仇峰来说都是新鲜的，他陪着她去，端着架子，却还是不时地出丑。

等他们拿到澳大利亚的签证，踏上这个西方文化为主体的国家，他带有中国口音的英文又让他受不了。仇峰拼命地追求，想把那让他不愉快的感觉赶走，可是无论他怎样努力，这个恶魔就是不放过他。到中国之后，他手上有了做梦都没想过的那么多的钱，他买名牌衣服，开奔驰车，住别墅，但是这一切只能带给他十分短暂的快乐。只要有一个他认识的朋友突然发了财，或是有什么好事是他没有的，那个吞噬他快乐的恶魔马上就出现。现在妻子又说否定他的话，这让他十分忿恨:“你这么看不起我，干嘛要跟我结婚。在外面我是被人尊重的仇总，回到家里来我就成了孙子。”

效丹的心软了，她说:“我们愿意把你当国王，可是你根本就不回家，根本不拿这里当国，让我们怎样称你为国王呢？孩子们需要的不只是钱，是一个花时间跟他们快乐的父亲。你说我小看你，其实我愿意嫁给你就是因为我看重你，看你比任何男人都好。我又不缺胳膊少腿，干嘛要嫁给自己不爱的男人呢。可是你现在这个样子，实在让我失望。”

听到妻子的话，仇峰落下男儿泪，他求妻子撤回财产分割协议，说他不想离婚。如果效丹坚持离婚的话，他希望私下订一个协议。

丈夫的眼泪几乎将效丹的防线冲毁了。金水瑶的话回响在她的脑际:“千万不可以前功尽弃，不达到目的决不可以收兵。否则这种折磨会一直伴着你，没有结束的日子。” 效丹将纸巾放在先生手中，语气平和地说:“仇峰，为了这四个孩子和我们当初的海誓山盟，我已经苦苦地等待你两年了。如果我想离婚，我不用等呀！知道吗，有一天上街买菜，我看到一对拣垃圾的夫妻，丈夫蹬平板车，妻子坐在车上，风把他们的脸吹得通红，他们都乐哈哈的。妻子从怀里拿出一根香蕉剥开了送到丈夫的嘴里，丈夫心满意足地吃着。我当时真羡慕他们，我宁可用我的大房子，用我所拥有的一切去换他们那样的生活。我多盼望我的先生爱我，爱我们的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