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民主传统
论英美的民主精神
昨前两天有两件新闻一定会引起我们中国人民的兴趣和重视，也值得我们借镜和研究。一件是昨天见报的王云五先生①访英回国后关于《实施宪政先决条件》的演讲中对英国实施宪政的先决条件，加以阐扬；一件是读见报的美国国务卿赫尔的关于言论自由的声明，他驳复了纽约州长杜威百分之百的误解之后，郑重表示“有生以来，不仅倡导言论自由，而且为着这个目标而斗争。”
王云五先生说，英国宪政基础的巩固，原因有三，一是地方有自治权力，“英国的城市自治远在实施宪政前，在撒克逊时代，伦敦已具有一种独立的地位，迄于今日”。这说明了民主国家的民主基础是自下而上的，是由人民有权参与政事然后巩固起来的。因此可知，离开人民的民权，不从下做起，是不能造出巩固的宪政基础的；若反其道而行之，至多也不过是造些空中楼阁而已。
最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是他讲的第二第三两点。这两点把民主政治的两大基本要素——自由与平等的含义说得很明白。关于“平等”，他说：“一则武断的权力绝对不允许存在。换言之，即人民非依法定手续、经普通法院的审判后，不得受罚。二则……人人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政府官吏，无论以私人资格或执行公务之资格，苟有违法越权的行为，将一律与人民受同样的普通法院之管辖，与同样的普通法律所制裁。”
关于“自由”，王云五先生说：“人民的基本自由极受尊重。英国人的普遍见解，以为民治的宪政能否达到目的，在乎人民之是否有权选举其欲选举之人以组织政府，并得以和平手段变更其所反对的政府。然欲达上述之目的，则人民须能自由批评其政府，自由集会讨论政治，并能避免政府的非法逮捕与拘禁。因此他们视言论、集会、身体的自由为宪政上人民必要的基本自由。没有这些自由，民治的宪政是不能成功的。”
英国人民把言论、集会、身体等自由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而加以如比重视，从美国方面也同样表现出来。上引赫尔国务卿自称一生为这目标奋斗力争的正是这个东西。“平等”与“自由”为什么被民主国家这样重视，重视到认为没有这就无从谈民主政治呢?这是很简单的。国父孙中山先生曾经说：“提倡人民权利，便是公天下的道理。公天下和家天下的道理是相反的；天下为公，人人的权利都是很平的；到了家天下，人人的权利便有不平，……所以对外族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族主义。对于国内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权主义”(《救国救民之责任在革命军》演讲)。
英美民主政治所重视的平等，正是这一含义，我们从国父孙中山先生的话中可以更清楚了解，如果英美人人在法律之前没有平等，若是与王云五先生所说英国人民的见解相反，假如至今英美仍不准人民有平等的权利，那末怎样能够谈得到民主、怎样能够实现民治呢?说到“自由”也是一样，如果连人民言论、集会、身体的自由都不允许，则民治从何谈起?德国和日本两个法西斯国家的人民缺乏了平等和自由权利，所以永远不能成为民主国家。英国没有成文宪法，但是英国人民有平等有自由，所以虽没有宪法也是民主国家。由此看来，民主政治的主要标志是人民有自由平等的权利。
除掉德日等法西斯国家的反民主的侵略者之外，我们想今天整个世界的人们对英美民主政治这两大精华——人民的平等和自由权利，是不会仇视的，是要赞扬的!这是人类共同的宝贝。若从世界正义人类的地位来说，我们所求的只有希望这些平等自由更加充实些、更加宽广些，应该决没有一个人会把这些精华连根毁损而加以唾弃的。
民主的潮流正在汹涌，现在是民权的时代，人民应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身体的自由是真理，实现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胜利的，所以高举民主的大旗奋斗着的世界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胜利的。
①王云五（1888-1979）生于上海。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1949年赴台湾。编著有《万有文库》、《四角号码检字法》、《王云五大辞典》等。
——《新华日报》1944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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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民主自由的日子
今天是美国的独立纪念日，这是一个自由和民主的象征的日子，这是一个由人民的力量在世界上建立第一个共和国的日子。它的光辉不仅照耀着新大陆和旧大陆，而且照耀着几个世纪，直到今天，美国还是民主世界中最年青的向上的国家之一。
“七月四日”，这日子代表着一个什么意义，包含着一种什么内容，美国人是不会忘记的。对于我们中国人民——一个正在以血肉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民族——来说，也同样是值得体验、值得认识而且学习的。因为不管时代是怎样的不同，不管情形是怎样的相异，人类的任何进步事业和改革运动，尤其是人民的解放斗争，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是有其共通性的，那就是经过艰难困苦的斗争，迂回曲折的进展，以底于成功。其中发展的规律差不多总是一样的。
七月四日，在美国有双重的纪念意义：一是一七七六年的七月四日，是北美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正式宣布独立的日子；另一是一七八八年七月四日费城举行大游行，庆祝接受新政府形式，准备次年春季新政府的成立。从独立宣言的公布到美国联邦共和国政府的成立，其间经过的时间达十二年之久，这十二年的时间，是美国人民与殖民政府以血肉相搏斗的时间，华盛顿率领了一批“衣衫褴褛而生虫”的乌合之众，屡进屡退，艰苦挣扎，濒于崩溃的有多少次。然而华盛顿终于胜利了，胜利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华盛顿的部队是争取人民解放的部队，是人民的部队。华盛顿所进行的战争是一种人民的战争，人民的战争是不可抗拒的。美国的革命军当时虽也得到法国的援助和鼓励，但是主要的胜利仍旧是革命军的，仍旧是美国人民的。
美国的革命军不过是些“古怪的农民军”，然而他们胜利了，打退了殖民政府在数量上和武器上都占绝对优势的军队，理由很简单，只是在他们是一支要求解放要求独立的军队，是代表美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利益的。人民的利益是不能违背的，人民的要求是一定要达到的。当时的殖民政府不了解这一点，以为这不过是少数人的“叛乱”，是可以用武力扑灭的。当一六七六年柏康领导的第一次反殖民政府的暴动失败以后，总督柏加利向他捉来的俘虏鞠了一躬，讥讽道：“杜鲁门先生，我很欢迎你，在半小时之内，你就要被缢死了。”可是他虽然得意洋洋的缢死了一个俘虏，而曾几何时，美国人民却起来缢杀了整个殖民政府。
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的解放要求是不能违背的，这两点在美国的独立革命历史中已经得到充分的证明，美国人民也应该永远相信这个真理。就因为这个基本的真理，产生出一个独立自由而民主强大的美国，这国家，直到今天还是民主世界中最年青向上的国家之一。
年青的民主的美国，曾经产生过华盛顿、杰弗逊、林肯、威尔逊，也产生过在这一次世界大战中领导反法西斯战争的民主领袖罗斯福。这些伟大的公民们有一个传统的特点，就是民主，就是为多数的人民争取自由和民主。美国现在是反法西斯战争中联合国四大主要国之一，担负了彻底消灭法西斯、消灭侵略、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安全的重大责任，从美国的革命历史，从美国人民爱好民主自由的传统精神，从美国人民的真正利益，我们深信美国将继续罗斯福的民主政策，不会忽视世界各处，尤其是中国人民的声音，人民的要求。
——《新华日报》社论1945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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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颂
——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
每年这一天，世界上每个善良而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喜悦和光荣；自从世界上诞生了这个新的国家之后，民主和科学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种下了根基。一百六十七年，每天每夜，从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里的火炬的光芒，——它使一切受难的人感到温暖，觉得这世界还有希望。
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在中国，每个小学生都知道华盛顿的诚实，每个中学生都知道林肯的公正与怛恻，杰弗逊的博大与真诚。这些光辉的名字，在我们国土上已经是一切美德的象征。他们所代表的，也早已经不止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荣誉了。玛克吐温、惠特曼、爱玛生教育了我们这一代。是他们使年青的东方人知道了人的尊严，自由的宝贵；也是他们，在我们没有民主传统的精神领域里，筑起了在今天使我们可以有效地抗拒了法西斯思想的长城。这一切以心传心的精神道德上的寄与，是不能用数字和价值来计算的。中国人感谢着“美麦”，感谢着“庚款”，感谢抗战以来的一切一切的寄赠与援助；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我们相信，这才是使中美两大民族不论在战时，在战后，一定能够永远地亲密合作的最基本的成因。
我们离得很远。百十年来，我们之间接触着的也还不过是我们两大民族间的极少数极特殊的一部。但，我们坚信，太平洋是不会阻隔我们人民与人民间的交谊的。在患难中，我们的心向往着西方。而在不远的将来，当我们同心协力，消灭了法西斯蒂的暴力之后，为着要在战争上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在科学的领域里更有待于盟邦的援助。在过去，民主润泽了我们的心；在今后，科学将会增长我们的力。让民主与科学成为结合中美两大民族的纽带，光荣将永远属于公正、诚实的民族与人民。
——《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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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庆日
——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
今天是美国国庆日。1776年7月4日，美国人民在华盛顿、杰佛逊等民主主义伟大先驱的领导下，宣布了民族的独立。美国的独立是处于这样的历史条件：它不但代表美国的民族利益，而且代表美国的民主利益，代表美国要求自由的多数人民而与美国当时的保皇党——大地主、大商人、职业宗教家的集团相对立。这样，领导独立战争的华盛顿就不但完成了民族的任务，同时还完成了政治上、经济上的民主任务，而被选举为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的民主共和国的第一个大总统了。同样，杰佛逊总统，不但是《独立宣言》的起草者，同时也是消灭大地主法案、思想自由法案、全民教育法案、禁止输入奴隶和限制奴隶法案的起草者。这个事实，就说明了美国独立运动的丰富历史内容，也就说明了美国为什么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典型的民主国；而且直到今天，也与社会主义的苏联成为民主世界的双璧。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些社会主义的伟大思想家和行动家，对于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及其在世界史上的进步作用，从来都是给予高度的评价的。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有其光荣的历史传统，美国的独立不是垂手而得，是在8年的对外战争与更长期的对内斗争中完成的。列宁说，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真正解放和真正革命的战争”之一；正因为如此，美国的民主派领袖杰佛逊和杰克逊，美国民主党的这两个创造者，在他们斗争中甚至被他们的政敌指为“共产主义者”和“赤化分子”。美国穷木工的儿子林肯，他所领导的黑奴解放战争被马克思称为“开始了劳动阶级兴起的新时期”。而在实际上，他与马克思所领导的美国共产主义者和欧洲共产主义者也是合作的，他曾委任美国的共产主义者担任他的军官。这样，他就更有理由被当时的反动派指为“共产主义”和“赤化分子”了，以至最后这些顽固分子竟然暗杀了他。
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不但在十八、十九世纪的独立战争和黑奴解放战争中产生了它的伟大代表人物，在二十世纪的反法西斯战争中也产生了它的伟大代表人物。毫无疑问的，今天美国以罗斯福总统、华莱士副总统为首的进步政治家和将领，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尽人皆知，罗斯福总统和华莱士副总统，在国际关系上是竭力主张迅速开辟第二战场、坚决打击希特勒和日本军阀，联合苏联、援助中国，要求中国团结民主，把大西洋宪章的自由民主原则推行于全世界的；在国内关系上是竭力主张改善工人生活、保障工人与士兵权利、反对大资本家的垄断的。因些，和他们的先驱者一样，他们也受到国内的反动派、孤立派、顽固派及其国际应声虫所攻击。但是也因此，他们却得到了美国从开明资产阶级直到广大劳动人民的押护，得到了共产主义者的合作，得到了全世界的同情。
当然，今天的时代异于华盛顿、林肯的时代，但是恰是这一点，格外加重了美国民主主义的意义和使命。如果华盛顿、杰佛逊、林肯等的主要事业是确立民主的美国，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在国内；那么，今天的美国虽然在国内仍然需要进行极严重的斗争，这些斗争却是和国际的斗争不可须臾离的——美国已经成了世界的美国。在这一次全人类的英勇战斗中，美国在作为民主世界的兵工厂上，在作为第二战场的主要担负者和太平洋战争的最大担负者上，已经建立了不朽的伟绩。而在战后，为了确保世界的和平和民主化，美国显然也将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罗斯福总统、华莱士副总统的外交主张，是美、英、苏、中的战时团结和战后团结，是大西洋宪章和莫斯科、开罗、德黑兰会议的政策，这个外交路线是符合于美国利益、也符合于全人类利益的。我们中国不但在战时要求国际反法西斯的团结，以求得民族的独立，而且在战后也要求国际的和平合作，以推进国家的建设。所以，我们在庆祝美国国庆日的今天，深望罗斯福总统和华莱士副总统的这个外交路线，能够成为美国长期的领导路线。
今天中国为民族独立、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斗争，正和1776年的美国一样，中国的战斗民主派的已故领袖、就是美国人民所熟悉的孙中山先生，他的著名的口号就是林肯的口号：民有、民治、民享。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国民党今天的一部分统治人士竟十分厌恶这个口号，如同他们在抗日战争的事业上怠工一样，他们直到美国民主共和国出现的一百六十八年后，还拒绝实行民主制度，并且学着希特勒的腔调，指斥这是已经落伍了的“十八世纪的学说。”他们的民族理论也是希特勒式的，他们否认中国各民族的存在，按照他们的术语，美国不但是英国的一个“宗族”，简直也可以是德国的一个“宗族”。这些都使中国各阶层各民族的团结受到严重的妨害。这种情况，使中国的“独立战争”，遇到远过于美国的困难。美国的独立战争在第八年上胜利了，而今天的中国，虽然得到了美国宝贵的援助，却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反对民主，在抗战第八年的前夜还失去了几乎整个河南和大半个湖南，并且更大的危机还在前面。但是我们决不悲观。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的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佛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美国正在用大力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与民主运动，这是我们所感激的。在庆祝美国国庆的今天，我们相信，与华盛顿、杰佛逊、林肯等过去的工作一样，与罗斯福、华莱士现在的工作一样，我们的奋斗只能得到一个结果——胜利。我们一定能团结中国一切抗日与民主的力量，配合同盟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七月四日万岁!民主的美国万岁!
中国的独立战争和民主运动万岁!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新华日报》1944年7月4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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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杰斐逊先生
今天，四月十三日，是盟邦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先生的诞生二百零二年的纪念日。他是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权利法案》的倡导者，他以对人民的无比的信心与坚决的态度，在这新世界上的新国家中奠定了民主政治的基础。他毕生为平民的利益而奋斗，特别是坚信着农民是美国文化的基础，所以他就毕生为农民生活的改善与文化的普及而努力。他坚信着人类不分肤色、宗教、国籍、男女，都应该平等自由，所以他在有名的给马迪逊的信札中，强调地指出了一定要把人民的权利法案明确地列入美国宪章里面。很明白，因为人民没有这种权利，就不足以“明确规定宗教自由、言论自由与不受威胁。”“上帝给我人以生命，同时即给我人以自由”，这是他早年就怀抱了的思想。这种思想发展而成为《独立宣言》，而成为《权利法案》，而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民主政治的根深蒂固的基础，到今天，在民主潮流的汹涌奔流的时候，也就成为整个民主世界的基本观念了。人有天赋的人权，人的自由与尊严不该为不正势力所侵犯与亵渎，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隶，……这从十八世纪以来，应该早已经是全人类共知公认的常识了。可是，在今天，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世界上还有根本不承认人民权利的法西斯蒂，还有企图用不正暴力来强使人民屈服的暴君魔鬼，还有想用一切丑恶卑劣的方法来箝制人民自由、剥夺人民权利的“法规”，“条例”，“体制”；还有想用“民主”的外衣来掩藏法西斯本体的魔术家和骗子，那么我们在今天这个民主先锋的诞生的日子，就格外觉得自己的责任的重大，也就格外觉得杰斐逊先生精神的崇高与伟大了。
民主是不可分割的，这正和和平不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单独存在一样的真实。我们要在战后创造一个普遍的世界和平，我们就必须根绝世界上任何一地任何一国的干涉人民自由权利的法西斯思想与体制，忽略乃至纵容法西斯残余及其变形拟态，是有害而有罪的。杰斐逊先生写过：“权利法案为人民所有，可以对待全世界上任何政府(不论其为一般性的或特殊性的政府)，公正的政府不应拒绝或加以干涉。”在战后和平方案正要在旧金山会议中筹议的今天，我们认为重新提出杰斐逊先生的这句名言是有它重大的意义的。
杰斐逊的民主精神孕育了两个世纪以来的美国民主政治，杰斐逊的民主精神也推进和教育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行进。在战争没有波及美国的时候，罗斯福总统说过：“吾人历史上无时不表现美国人民准备作自由人民，且为此权利而奋斗，”现在，也只有集合全世界爱好自由的人民全体的力量来奋斗，才能“怀着信心瞻望将来，让全世界所有各国人民，都可以自由生活，不受暴政摧残，而凭他们多种多样的愿望和自由的良心而生活”(德黑兰宣言)
——《新华日报》社论1945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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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民主战士
罗泊
虽然美国是全世界最早的一个民主国家，但是要从美国开国史中去找寻关于民主主义的完全的理论，我们不免是要大失所望的吧。已成为民主主义的经典的《独立宣言》，内容是何等单纯，所谓“天赋人权”的说法，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已不免会觉得太幼稚了。
但是我们若真正的用历史的眼光，把自己也好象置身于十八世纪中叶的时代中间，那么我们一定会看到完全不同的景象的罢?我们可以看到一批真实的民主战士，他们是何等坚决，何等勇敢!他们的信念虽然单纯，但他们是何等顽强地坚守着他们的信念，而且大声地说出他们的信念，毫不含糊，毫无顾忌，而且在行动中贯彻他们的信念，再不掉头回顾一下。他们虽然说不出一套漂亮的理论，但一切学究的理论在他们的伟大作为之前岂不都是苍白可怜的存在了么?
假如历史的运行究竟不是在纸面上，而是在实践中；假如民主主义并不只是一套自圆其说的理论，而是在实践中的信念、硬是非这样干不可的生活态度，那么我们不能不景仰这些在一百六十年前的从新大陆的“贱民”中站起来的民主战士。他们建造了新的天地，开创了新的历史；一直到今天，在全世界人类为反对法西斯、保卫民主而战的时候，我们还可以从他们所言所行中得到无限的鼓舞。
美国的开国英雄共同持有一个信念，就是：人与人是生来平等的。关于这点，他们并没有引经据典，写出有系统的理论，而或许在他们看来也不必要做什么理论的说明，因为他们觉得这本是自明的道理。他们演讲，就讲这个信念；他们写小册子，写论文，就写这个信念；他们行动，就要在行动中贯彻这个信念；他们流血战斗，仍只是为了实现这个信念。脱离这个信念而生活，那就是说，不把旁人看做是和自己平等的人，或者忍受旁人不把自己看做是和他平等的人的待遇，——对于他们，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试摘录点当时美国独立战争中的英雄的话来，就可看出他们的信念是何等单纯而又何等执着。像年青的哈密尔顿(A·Hamilton)说：“人的神圣权利，绝不是从陈旧的字纸堆里找得出来的，而是用神圣的大手笔，好象用太阳的光辉一样，写录在人类的天性的全部中；那是永远不能被人间的权威所涂抹或者遮蔽掉的”。这是何等的坚信啊!霍布金(S·Hopkings)又说：“一个人倘若有服从他人意志的必要，他就真是那人的奴隶!他有个恶劣的主人，他固然是奴隶；他的主人，纵然善良，他也仍旧还是个奴隶”。这又是何等鲜明的昭告啊!美国革命时代的民主战士们就是这样地尊重着他的民主的理想，而又这样地判然划分奴隶与自由人的道路，绝没有徘徊中间的余地。因此，当时还有一个人说：“在唯一可憎的出路只是执役作卑贱的奴隶的时候，谁又能不去拿起卜鲁特斯(Brutus)的无情的刀，克林威尔(Cromwell)的鲜红的斧，或者拉瓦雅克(Ravaillac，刺死法王享利第四者)的血染的刀呢?”于是当时的十三州的殖民地的人民就毫不迟疑地拿起他们的刀斧，打了七年仗，争得了他们不做奴隶、而做自由人的地位。
这一切看来真是再平易不过的了。但假如不是真心诚意地承认并尊重自己以及旁人做人的权利，那还有什么民主可言呢?所以在美国独立战争发动的那一年，有名的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发表了一本宣扬民主观念最有力量、对革命的发生有直接影响的小书，这本书的题目不过是《常识》二字(Common Sence)。欧洲的王公贵族所视为毒蛇猛兽的民主主义，对他们不过是常识，因为那已浸透在他们的全部生命中了。在这小册中有这样一句警句道：“在上帝眼光里，一个诚实真挚的人，比古今所有的戴着冠冕的恶汉，对于社会还有价值些。”真正的民主战士，就不过是最诚实最真挚的人。独立战争的领袖，美国的开国元勋华盛顿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小学教科书上的斫樱桃的故事是已经使我们知道的了。
解放黑奴隶固然还是在独立战争后数十年的事，但独立战争中的人物如华盛顿和起草独立宣言的杰弗逊是已反对奴隶制度的了。因为这种制度显然和他们的信念不和。领导反对奴隶制度成功的林肯曾根据了独立宣言的精神而说：“方今是一个交换的世界，凡不愿给旁人做奴隶的人，就应当不愿以旁人做奴隶。凡拒绝旁人享用自由的人，自己也不应该享用自由；既然是立身在公平的上帝之下，这样的人纵然有了自由也绝无久享之理”。这正是说，压迫旁人的人自己也不能有自由，这是何等辉煌的真理啊。而林肯自己是出自于木匠的职业，和华盛顿同样是最“真诚恳”不过的人。
就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真实的民主精神和真实的民主的战士。
——《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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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主义的利刃
——美国的民主传统
不论程度之深浅，美国是始终保有一种传统精神的国家，那传统就是民主。从华盛顿总统直到林肯总统，美国历次的战争，都是为民主而打的；美国目前所参加的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也就是为民主，应当是为民主。
这原因一半是美国的立国是由于人民要求民主而来(独立战争)；一半是从这个立国基础，使美国人得到一种体念，就是罗斯福总统对杰斐逊所下的评语：“杰斐逊对于人类之所相信者与今日之所相信者同：彼与吾人同信人类有自治之能力；任何帝王暴君独裁者之统治人类，均不若彼等之自治。”
这信念是美国两百多年民主政治的结论，不但是教训着美国人民，而且应当是全世界人类的教训。
“任何帝王暴君与独裁者之统治人类，均不若彼等之自治”!旨哉斯言，这正是打破一切法西斯侵略统治者任何借口的一把利刃，一个钢锤。
——《新华日报》1943年4月15日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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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人类
史纲
为了人类!为了人类!
于是年轻的美国，升起了旗，
吹起了号角，击响了战鼓，
在新的土地上，新的天空下，
结集了世界爱自由的人，
开始实验着新政体，直到今天。
古老的有宿疾的欧洲，
早他六年就说了“自由、平等、博爱”，
年轻的美国却从出世婴儿
那时就实行了“民治、民有、民享”，
她没有高高的巴斯蒂尔要攻打，
她建立了高高的自由女神。
只有一种历史——人类的历史，
人类的结合——不是分离——的历史，
年轻的美国一章又一章的写
乔治·华盛顿写，杰弗逊写，
林肯写，而惠特曼歌唱，
如今是罗斯福在炉旁著述。
我们该如何羡慕年轻的美国，
像一个圆球的民主国家，
能平滑地滚动，富于弹性的蹦跳，
不象多边多角的法西斯统治。
年轻的美国没有对人类失望，
将来人要知道世界本是个圆球。
——《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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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
——1944年毛泽东与谢伟思①等人的谈话
美国已经干涉了有它的军队和物资运入的每一个国家。这种干涉不一定是有意的，也不一定是直接的。但是只要有美国的影响存在，干涉仍然是客观存在的。假如美国坚持把那些武器给予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抗日军队，那就不是干涉。如果美国只把武器给国民党，实际上就是干涉。因为它使国民党有可能继续反对中国人民的意志。“干涉”，[毛泽东指出，他对这个词是有异议的，因为这个词用在下面这种情况下已失去了它的原意。］以增进中国人民的真正利益，就不是干涉，它将为中国广大群众所欢迎，因为他们需要民主，只有国民党才反对它。
美国现在的地位完全不同于珍珠港事变刚发生的时候，不再有任何需要或任何理由去栽培、哺育或抚慰蒋介石。美国可以告诉蒋介石，为战争计，他应当做些什么。美国只能在蒋介石顺从美国要求的条件下帮助他。美国人发挥美国影响的其他方法是多谈论美国的理想。在中国或在美国，每一个美国官员和任何中国官员谈话时，可以谈论民主。类似华莱士的访问就提供了良好的机会，这种机会应当更多一些，不要错过孔祥熙在美国的机会。
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
［我提出，把我们军队当作一支政治宣传部队来使用是不允许的，我们没有象共产党政治部那样一类教育军队和指导这类工作的机构。］
即使你们的美国士兵不作积极宣传，但只要他们出现并同中国人接触，就会产生好的影响。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欢迎他们在中国。国民党却不是这样，它需要把他们加以隔离，不让他们知道事情的真相。现在你们究竟有多少美国观察员在前线?我们乐于让你们的人到处走走。国民党却担心大量美国人在中国的影响，他们害怕美国人登陆仅次于他们害怕苏联参战。
从相反的另一方面来看，有美国人在场也是好的。如果美国分布得很广泛，他们对国民党就会产生一种约束作用，国民党要制造麻烦就更加困难。昆明是一例子，那个地方已经变成自由主义思想和学生自由活动的中心了，因为在这么多美国人的眼皮底下，国民党是不敢逮捕学生和把学生投入集中营的。拿这一点同西安相比，西安的美国人非常少，特务就横行无阻。
美国刊物对国民党提出批评是很好的，它的效果不可能马上就看得出来。甚至看来常常会暂时地产生不良反应。但只要它是光明正大的(如果它是光明正大的话，国民党就会辨别出来)，就会引起国民党犹豫考虑，因为国民党需要美国的支持。
①谢伟思（1909-）美国人，时任中印缅战区司令官兼蒋介石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问，1944年7月陪同美军观察组到延安。主张美国政府对国共两党一视同仁，因而在五十年代初的麦卡锡主义逆流中遭受迫害而被停职。本文选自谢伟思访问延安后给美国政府写的一篇报告。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编《党史通讯》
1983年第20-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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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两国是天然的盟友
——1944年毛泽东与谢伟思等人的谈话
中美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相互同情、彼此了解和利害相关的紧密联系。双方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主张民主、尊重个人的；本质上是热爱和平、不搞侵略和不当帝国主义的。
中国战后的最大需要是发展经济。但中国缺乏独立完成这一任务的必要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中国的生活水平这么低，不能采用进一步降低生活水平的办法来筹措所需要的资金。
美中两国经济上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双方将不会发生竞争。中国不具备建设大规模重工业的必要条件，她不希望在高级的特制产品上与美国竞争。而美国为了它的重工业和这一类产品，需要出口市场，它同时还需要为投资寻找出路。中国必须建立轻工业以满足本国市场的需要，并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最终可以向远东其他国家提供这类产品。中国所拥有的原料和农产品，可以作为外贸和外国投资的补偿。
美国不但是援助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合宜的国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合作的唯一国家。
由于上述原因，中美两国人民之间不应该也不可能产生任何冲突、隔阂或误解。
——《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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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
——1944年毛泽东与谢伟思等人的谈话
即使对国民党来说，事实也很清楚，中国的政治潮流是倾向于我们的。我们坚持了国民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这是一个真正伟大而又民主的文献。孙中山不是共产党人，宣言仍然是有效的，它不会很快过时。即使国民党崩溃，我们也会坚持这个宣言，因为它的总政策是好的和适用于中国的。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纲领的每一项条款，都可以从这个文献中找到。
当然，我们并不假装自己是完美无缺的。我们也面临着官僚主义和腐败的问题。但是，我们正视它们，我们正在克服它们。我们欢迎美国人、国民党或者任何其他人的监督和批评。我们经常自我批评和修订政策，朝着更有效的方向发展。
我们的经验证明，中国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并不需要什么长期体验、教育或“训政”。中国农民不是傻瓜，他们是聪明的，象别人一样关心自己的权力和利益。你们可以在我们的地区里看到这种不同之处——人民是生气勃勃、富有兴趣和十分友好的。他们具有人类抒发情感和精力的机会，他们已经从沉重的压迫底下解放出来了。
［我对他强调美国的重要性而忽视苏联，提出了疑问。］
苏联参加远东战争或中国战后的建设，这将完全取决于苏联的情况。苏联人在战争中已经遭受巨大的牺牲，将忙于他们自己的重建工作。我们并不期望苏联的帮助……。
（我开玩笑地说，“共产主义者”的名称可能使某些美国实业家不放心。毛泽东笑起来，他说他们考虑过换一换名称，但是如果人们了解他们，就不会感到害怕。］
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全然是没有偏见的。我们的减租是从过去的百分之八十、七十、六十降到法定的(根据未付实施的一项国民党法律)百分之三十七点五。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过想要逐步地加以完成，因为我们不需要赶走地主。我们对利息的限定是年利百分之十，考虑到这比流行的利息低得多，所以它并不是绝对的。
即使是最保守的美国实业家也不能从我们的纲领中找到可反对的东西。
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相同的和互相关联的。他们可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互相配合。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合作。
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加容易合作。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我们既没有只吸收西方机械技术的天真想法，也不对垄断的官僚资本主义感兴趣。这种垄断的官僚资本主义窒息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仅仅使官僚们发财致富。我们所关心的是在建设的和生产的方针上，使国家有可能获得最迅速的发展。首先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请看我们这儿以有限的资源已经做了些什么)。其次，我们才能谈到“国防工业”，象蒋介石在他《中国之命运》中所谈论的。我们将关心中国人民的福利事业。
美国不必担心我们不合作。我们应该合作。我们必须得到美国的帮助。所以我们共产党人认为十分重要的是需要了解你们美国人的想法和打算。我们不能贸然反对你们——不能贸然和你们发生任何冲突。
——《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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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莱士先生的伟论：中国人民早就有实行民主政治的准备
华莱士副总统到重庆，今天是第五天。这去几天里，他发表了三次演说，一次和中外记者谈话。他的言论，有其一贯的精神：坚决消灭法西斯，国际国内的民主主义，对中国人民尤其有莫大的信心，并寄予莫大的希望。
他对中国人民吃苦耐劳，英勇刚毅，坚持抗战，真是赞扬不止的。他也曾叫学生是未来的主人翁，他又说学生“都是对国家有贡献能力的人……这伟大的力量，用去打击和消灭法西斯……法西斯是人类的祸根!法西斯不能铲草除根，人类是没有和平幸福的”。他认为胜利和平，安定幸福，决定于科学和民主。这又“实以教育理工方面之专门训练，及民主主义之自治为最善方法”。有人说中国人民还没有实行民主政治的准备，他却认为中国人民早就有了这个准备了。他更强调的说，自由和容忍的精神的教育，对民主政治是很重要的。
华莱士副总统说这些话，我们确信决不是“捧场”，这正是既赋有美国传统的民主精神，又深刻了解“人民的世纪”的意义和中国人民实际情况的政治家的衷心话。
这是“人民的世纪”，这是人民的战争，看到并信任人民的人们，都会得出同一的结论。听到了华莱士副总统的话，能使人更深刻的懂得罗斯福总统年初致国会咨文中所说的扩大民主的含义，和华莱士副总统常常说到的新民主政治的意义。
中国人民处在“人民的世纪”和人民的战争中，听到了华莱士副总统对中国人民和前途富有信心的话，我们应该怎样更提高自信心和责任心，应该怎样加倍努力呢?
华莱士副总统说，美国援华物资，已有增加；而且，在滇缅路打通之后，会增加得更多。这是值得兴奋的事。我们希望这些援助能够达到前线敌后的一切抗战部队。同时，我们也完全同意他说的一句直率话，不管美国运多少物资来，也解决不了中国的经济危机。我们相信这句话只有象华莱士副总统这样了解中国、对中国人民有信心的政治家，才能这样坦白地说出来。这句话决不是表示美国不愿意帮助中国解决经济困难，更不表示中国经济困难没法解决，而只是说中国有力量解决这种问题，这种力量在中国国内，在中国人民。其实，对经济问题如此，对所有的一切问题也莫不如此。
我们听到华莱士副总统的一番话，就很容易了解为什么美国全国团结得那样好，为什么艾森豪威尔将军统率的盟军能在法北胜利；为什么尼米兹海军上将统率的海军，最近又能在塞班、在马里亚纳和菲岛之间，获得海陆空三方面的大胜；为什么麦克阿瑟将军的部队，能够在西南太平洋一天天进展；为什么史迪威将军在缅北，陈纳德将军在中国上空能够发挥这样大的陆空威力；为什么美国成了民主国的兵工厂。我们得到的唯一回答，就是民主，扩大民主。华莱士副总统此行固然是为了收集情报，供给罗斯福总统，我们却不能放过机会，从他那里获取可供借镜的东西。中美两国人民同在“人民的世纪”，同在反法西斯的人民战争中并肩作战，应该象兄弟姐妹般的相互勉励相互规劝，相互学习，携手向着民主、更民主的胜利大道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