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解放区才能真正发展私人资本主义
抗战胜利迄今十个月了，国民党当局的一切经济措施，不独未能帮助国内工商业的发展，而且在物价波动，通货膨胀，交通阻塞，外货涌入，以及不合理的外汇关税政策与官僚资本垄断诸方面，给予民族工业以打击，造成民族工业极其严重的危机。……说明了今天要在国民党独裁政府统治下来挽救民族工业危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等，都是不可能的。只有象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广大解放区所采取的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措施，才会给我们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一条新道路。
没有去过解放区的人们，往往误信那些顽固分子的恶意造谣，认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解放区的经济措施，不是发展资本主义，而是破坏资本主义。理由是共产党的理想和目标，应该是实现社会主义，怎能是发展资本主义?其实，这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早已清楚地解答了。他说：“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发展资本主义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与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的，我们的资本主义太少了。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的统治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与发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及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获得广大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国家与人民，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在理论上，主张在目前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必要的，而且在事实上，在一万万以上人口的广大解放区内，采取了一切措施，促进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向上发展。在这里不必引证许多老解放区私人资本发展的事例，只举几个新解放区，在打走日寇不久之后的数字来看罢。例如张家口在日寇占领时，该市两百多家皮毛商行大部倒闭，解放后，仅仅两个多月，不仅旧的商号纷纷复业，而且有新的商号开张，并比战前增加了三十多家，该市现在繁荣起来的商行，已达二千七百余家。河南的安阳、焦作等地的煤矿产量，比敌伪统治时期增加了一倍。河北的邢台一千多家皮坊，在解放后都相继复业，四万失业工人，尽都有了职业。……从这些零星数字中，我们看出了解放区工商业发展的特点，就是在胜利后，不仅过去倒闭的全部复了业，而且一般都有了新的工厂与商号增设，这正与国民党统治区的工厂倒闭、商号停业，成为一个相反的对照。
我们再引两个美国记者的报道来证明，就更加清楚。例如美记者宝丁在访问张家口后发表谈话说：“张市为八路军解放后，虽只两个月，而社会秩序已很安定，我所遇到的政府人员，他们所做的事，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我又看到许多工厂都很快地复工了，真引起我的钦佩”。
又如胜利后特往解放区作五个月旅行的美国记者博乐报道解放区的经济实况时说：“在解放区：(一)私人生产企业不但存在，而且受到政府的鼓励；(二)地主经营仍旧，所不同者，只是过高的田租由佃农要求减低而已；(三)外来的中外资金极为解放区所欢迎；(四)解放区的政府除对敌伪的产业外，并无没收任何财产的企图”。博乐并且报导在解放区不论资本家、地主也一样热心工作的情况说：“在解放区从事工商业的资本家也很热心。我和许多商人、地主、制造商谈天，发觉他们热心是有理由的，因为共产党人虽然坦白地以改善工人生活为目标，但同时，他们也给地主和制造商以利益”。这些引证，还说明了解放区工商业的发展，并不等于一般的通常发展，而是具有迅速发展的趋势。然其所以能够这样发展，又是有深远的原因的。这就是：
第一，因为解放区首先有民主的政权，实行了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使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提高了农村广大群众的购买力，因而刺激工商私人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
第二，因为解放区民主政府还积极地实行了各种正确的经济措施，例如实行贸易自由政策，废除了敌伪统治时的种种统制、配给等对贸易发展的限制；又实行合理税收，取消了一切苛捐杂税，大大减轻了工商业的负担；更实行发放贷款，解决了工商业家的资金困难，同时还注意运输事业……来便利原料和商品的流通。
由此可见，要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先决条件，是必需有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它时刻为人民服务，处处为人民打算，并能实行正确的土地政策，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这个条件，正是解放区已经做到、并且还要继续做好的。因此，在今天的中国说来，只有解放区才能真正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确实是很明显的了。
——《新华日报》1946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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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后，私人资本必须得到广泛、自由发展的机会
——1944年7月14日毛泽东答根舍·斯坦因问
战争结束后，恰当地对待资本是一件互利的事情。这不但适用于中国资本，而且也适用于外国资本。私人资本必须得到广泛、自由发展的机会，我们需要发展工业。我们要用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原则，去取代日本使中国殖民化的原则。我们应该用发展现代工业，提高农民生产力和增加购买力的政策，去代替限制工业发展、恶化农民生活条件，以至导致他们对发展生产失掉兴趣的政策。用工业进步代替工业落后，(这是指国民党现在执行的经济政策)我们预期，取得土地以后的农民，对提高生产会更加关心。
——《美亚文件》第690～7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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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都不准备实行社会主义, 谈论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就是‘反对革命’, 试图付之实行就是自取灭亡”
——1944年毛泽东与谢伟思等人的谈话
中国人民实际上是农村人口，是农民。四亿五千万中国人当中，农民至少有三亿六千万。知识分子、高级职员、商人和资本家只占上面薄薄的一层。农民就是中国。
像中国这么幅员辽阔而又落后的国家，不可能迅速得到改造，中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必然是农业占优势。因此，中国的农民问题是中国将来的基本问题。中国除非把解决土地问题作为基础，否则是不能成功地实现工业化的，因为农民必须要为这种工业化的产品提供真正的市场。我们以日本为例，由于它是在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去谋求工业化的，所以不得不追随帝国主义和向外侵略。它没有从解决本国的土地问题入手。
华莱士和其他一些美国政治家、作家(例如最近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中国农民》这篇文章的布鲁克斯·阿特金)对中国的这一基本事实表示出一种清楚的认识。
中国农民的基本要求是从封建的租佃关系中解放出来，不再依赖地主资本家贷款和收购他们的产品。这就要进行土地改革，还要实行民主。农民必须独立自主，有权维护他们自身的利益。
从总体上看，农民和全中国人民都不准备实现社会主义，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也不会准备实现社会主义。还需要经历一个长的民主管理私人企业的阶段。谈论立即实现社会主义就是“反对革命”，因为这是不切实际的，试图付之实行，就会自取灭亡。
国民党与中国人口中的广大农民群众没有任何联系，它是一个由军人和地主集团组成的政党，这些集团通过一种保守而又毫无创见的官僚主义实行统治。国民党对于根本改善农民的状况，实行真正的土地改革和清除至今依然存在的封建残余这样一些事情，过去无所作为，将来也不会有所作为。它之所以不能做，是因为这样做了就会侵犯国民党主要支持者的权力基础。
国民党由于惧怕真正的民主，不得不法西斯化。这样，它就成了一个希奇古怪的封建法西斯的混合体。这就是国民党不能从中自拔的背景和特征。
国民党不愿解决土地问题，借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来作为工业化的基础，它就转而采取硬性规定的、国家支配和控制工业发展的原则。因此，它在国内的政权方面，或在国外同俄国和其他邻国的合作和友好关系方面，都不能建立起一个牢固的基础，它就倾其全力发展“国防工业”，并迷恋于权力政治的危险游戏。
可以预料，在这些政策当中埋伏着未来的国内和国外的冲突。如果它坚持这种政策，那么这种预料一定会成为现实。在这些政策指导下，国民党不能解决中国国内的基本问题，不能引导国家走向完全民主化，不能成为远东的一种稳定力量。而这些政策如果没有国民党内部的一场革命，没有一个全新的领导集团，是不可能改变的。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则是一个代表中国农民利益的政党。它制定的纲领是要使农民问题得到民主的解决：减租减息，实行累进税，扶助生产，促进合作化，从根本上实行民主政治。在这一基础上，随着各阶层人民在团结的而不是互相冲突的基础上建立必要的自由资本主义企业，中国共产党就将成为给中国带来民主和健全的工业化的促进力量。这些就是实现和平和稳定的唯一可行的保证。
正如在中国的前途上不能忽视农民一样，也不能忽视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想要忽视它，但是它的枪炮不能给它带来胜利。总之，绝大多数战士象中国人民一样都是农民。因为我们是为了人民，而且来自人民，所以我们是代表中国人民说话的。人民从我们的经历中认识了这一点。
……
召集国民大会，这是蒋介石的最后一张王牌，美国认清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将关闭和平的大门。一旦召开国民大会，则木已成舟，和解就不可能了。如果迫不得已，我们将进行战斗，因为我们不仅为目前解放区一亿人民的民主权利而战斗，而且为全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而战斗。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编
《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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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不可分
（一）不民主的经济和政治：
中国现在既需要经济民主，又需要政治民主，那是没有人能否认的事，因为没有一定形态的政治民主就不可能建立一定形态的经济民主；而没有一定形态的经济民主也将无从保障一定形态政治民主的。——这并不是“毕其功于一役”论。因为主张“毕其功于一役”的人并不深究目前所需要的是什么形态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不去认真检讨现实的情况，从现实出发来提出问题，却从社会主义的空论来自娱，以为实现经济民主就是意味着实行社会主义。但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来看问题。
从实际上看，我们只能断言说，我们现在无论经济、政治和文化上都没有任何民主。我们处于比资产阶级民主社会更落后的情况中。
从经济上看，现在的广大人民毫无私有财产的保障……。
另一方面，自由的资产阶级并没有好的命运。他们的产业得不到合理的保障。在特权官僚资本的排挤和统制下面，谈不到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原料被控制，市场被垄断，自由的民族资本家的企业，要按照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而发展是不可能的。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中，有一个就其本身范围而言是公平的法则，谁能提高生产力，提高产品的质量，谁就能在自由的市场中取胜，这是一个民主的自由竞争，因此它在一定时期能有促成社会进步的作用。但是当腐败的官僚资本挟着国家权力而猖獗的时候，就不会有公平的竞争，于是正规的民营企业只能破产。自由资产阶级要正当的由企业经营中来不断地扩大再生产、积蓄资本是不可能的。结果也就必然造成生产力停滞甚至降低的现象。
由此可见，经济的不民主，既有害于工人，也有害于一切小私有财产者(包括农民)，同样有害于自由资产阶级，而只是有利于寄生在农民血汗上的大地主，依靠帝国主义势力的买办和那操纵着国家权力的官僚集团。由此就产生了政治上的不民主。不民主的政治关系就是以不民主的经济关系为基础，而其目的也就是为了巩固不民主的经济关系。
反映到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活上面，也同样表现着极端落后的不民主的状态，广大人民群众在实际的生活苦难中，没有过文化生活的可能。他们的生活欲望被遏制，他们的一切知能都集中于如何取得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这一件事上。特权者不承认劳动人民有独立的人格，以为这只是一群蚩蚩者氓，分不出每一个人的个性；而劳动人民在同样的苦难生活下，普遍地被愚昧和迷信捆缚着精神生活，不可能各自发扬其心意和才知。这种个性被压死的状态，决不能产生民主的文化。
自由的思想是和独立的经济生活有着密切的关联的。封建时代很少有自由独立的思想者。就是因为人们在经济生活上都不得不仰给于统治者的“恩惠”，只有最大胆的人才会有反对权威的思想。纵至现在，社会上真正的自由职业者(甚至于教授)很难得有生活的保障，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的发扬自然是受尽摧残。广大的人民凭自己劳力，所得到的一点最卑微的财产都没有保障的时候，那种把个人的一切都归于命运和天道的支配的迷信思想也就是不可免的了。
在这各方面都极端表现着不民主的落后性的时候，中国要进一步，就必需实现政治民主，又必需实现经济民主，那是断然无疑的事。就整个社会说，实现政治民主，还是为了实现经济民主以求社会生产力解脱封建性的束缚，而能加速提高；就广大人民的要求说，假如政治民主并不能保证每一个人能够过自由的经济生活并且生活得更好，那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没有经济民主，则政治民主将只是空洞的东西，也就不可能得到广大人民力量的支持。
但和“毕其功于一役”论者不同，我们必须由认真地考察现实而指出现阶段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方向到底是什么?
（二）保护私有财产和发展资本主义：
由以上所述，已可看出，为什么现在需要“不是一般地废除私有财产，而是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
不主张废除私有财产，并不意味着一时的让步，而是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的积极政策。这正是因为现实条件下，广大人民的私产并没有保障。农民没有享受耕种的收获的保障，工人没有获得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保障，自由资产阶级也没有获得合法的利润的保障。实行种种措施，以使得人民普遍地取得私有财产的保障，那难道不是一个极大的进步么?拿古代的封建专制主义社会来看，固然在那时代也有私有财产，但是在法律上和在实际上，全国的一切财富其实都属于专制统治者所有。在国家的名义下，人民的任何产业都可以被括削甚至被剥夺。所谓“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就是侵蚀人民的私有财产权的最通常的办法。只有皇帝、贵族、官僚大地主可以在国家权力的保护下以一切手段来吞并人民的财产而过其不事生产的寄生的生活。所以打破封建社会的条件而前进一步，就必然要提出保护私有财产这一个问题。不同于独占资本主义时期，在那时期，由于生产力已因生产过程的高度社会化而提高，社会财富更加集中在少数独占资本家的手里，因此就不能够提出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的问题，倘若使社会财富(主要是生产手段)分散给众人所有，那就是降低社会生产力。所以这时就必须提出社会财富的社会公共所有制，那也就是走向社会主义。但在封建社会条件下，生产过程一般地还是私人性的，少数特权者用强制力量来并吞社会财富，所以社会公有制不可能实行；而使财富分散为多数人所分有，那正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前进的唯一方法。
所以实行种种措施以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那是在现实条件下所必须争取实现的经济民主。
——必须消灭利用特权势力以侵袭人民财产权利的活动，所以要求“惩办贪官污吏，实现廉洁政府”，“要求取消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
——必须切实地保障农民的利益，所以“要求实行农村改革，减租减息，适当地保障佃权，对贫苦农民给予低息贷款，并使农民组织起来，以利于发展农业生产”。
——必须使民营企业家的合法利益得到保障，消除对他们的障碍，所以“要求取缔官僚资本，要求废止现行的经济统制政策，要求制止无限制的通货膨胀与无限制的物价高涨，要求扶助民间工业，给予民间工业以借贷资本，购买原料，与推销产品的便利。”
——也必须使工人的利益得到保障。所以“要求改善工人生活，救济失业工人，并使工人组织起来，以利于发展工业生产”，也就是要“根据情况之不同而实行八小时到十小时的工作制，以及适当的失业救济、社会保险、工会的权利等”(均引自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实行了这一切措施并没有超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的范围，但是使得人民不至于担心自己的财产横遭摧残和剥夺，使得农人能够享受其自己的劳动收获，使得工人解脱超经济的剥削，逐渐提高生活水准，使得民营企业家不再在不公平的“竞争”下被扼杀，这不是经济民主么?
要彻底实现这样的经济民主，没有政治民主的保障是不可能的。中国所需要的政治民主也就必须能够认真实施这一切经济民产的做法。假如是单独由自由资产阶级专政的民主主义的政治那也还不可能认真照顾到工人农民的利益，而且中国自由资产阶级力量的薄弱也将使他们不能够撇开工农力量，单独完成解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的任务。所以中国的必须实行的民主政治一定是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乃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这也就是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民主政治。
实现了这样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一定能够“为资本主义扫清道路，而使之获得发展。”对于这，我们是否害怕呢?一点也不。相反的，保护私有财产，扶植私人资本，正是对中国有利的事。
要知道，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彻底解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的必然的后果。固然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倘不解除，也可以有资本主义，但那是买办性的。并且和封建剥削势力相勾结着的资本主义，是凭借强制权力以掠夺人民大众，损害人民的、民族的利益的资本主义。中国人民反对这种资本主义，但不反对在以解除封建压迫与民族压迫为前提而生长起来的自由的私人资本主义。在这两重压迫去除后，就产生了私人资本能够独立自由地生长的可能，解放了并且渐渐富庶了的农村更是为资本主义开辟了广大的市场。
要知道，发展资本主义不是维持独占资本主义而是鼓励自由的资本主义。中国的资本主义还非常薄弱，并无力实行经济上的独占，除非寄托在买办性的、封建性的政治独占上。在取消了这种政治独占后，资本主义就会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上发展，还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的，正如十八九世纪，欧美的自由资本主义提高了生产力一样。
更要知道，发展资本主义，是既要保障私人资本，又要保障独立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小私有制的。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中，这种小私有制也是和资本主义制度并存的，不过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不断地牺牲这些小私有者而进行的。在中国，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一时还薄弱，不能在全部国民经济占绝对支配的地位；一方面这些小私有者在得到了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的初步条件后，将可以在合作社的方式下组织起来，提高其生产力。
由此可见，在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中所将实现的经济民主，虽不超过资本主义的范围，但是和欧美各国所走的资本主义道路是不同的。封建性的土地关系将按照民主主义原则逐步地完成彻底的解决——由减租减息到耕者有其田，依靠土地剥削的封建残余将彻底消除，不象欧美的许多国家中那样，在这问题上半途而废。劳动人民的小私有制将在经济上获得发展的便利与在政治上获得充分的保障，而不是象在欧美许多国家中那样被牺牲了作为独占资本主义生长的肥料。这是对人民有真的利益的经济民主，和那以人民大众为基础的政治民主相辅而行。由此我们也就不必担心，由广大发展私人资本将重蹈欧美资本主义的覆辙，形成对人民不利的独占资本主义。恰恰相反，我们倒可预见，当人民的私有财产一般的受到保护和自由的资本主义扩大发展的时候，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必能加速地增长；在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化完成的时候，就会产生和平地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也就是走向更高度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可能。
（三）“毕其功于一役”论的真象：
社会主义不是让人们在口头上空谈的。能实行社会主义不能由主观愿望来决定，不能由空洞的革命的要求来决定，而要根据客观现实，根据广大人民实际生活所提出的要求来决定。广大人民现在所要求的是什么?他们苦于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的两层束缚，他们苦于没有任何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农民要求减轻负担，要求土地；工人要求减少工作时间，提高工资；这些要求都没有包含社会主义的内容。只有在发展资本主义，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时，人民才会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的要求，在现在的条件下，“毕其功于一役”论不过是脱离现实，脱离人民的空话而已。
但我们要知道，“毕其功于一役”论者其实并不都是认真想在现在实行社会主义。他们之所以说这种空话往往不过是掩饰其不肯和不敢认真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的任务而努力。譬如，为了避免触及最现实不过的减租减息的问题，他们就空谈社会化的集体农场，为了使自由的私人资本不能充分发展，他们就空谈社会主义性质的计划经济。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实质上是前资本主义性质的独占垄断，却自命为比自由资本主义更进步，以此为借口来图谋扼杀民营企业。——这就是许多“毕其功于一役”论者的真象。
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脆弱，他们中有些人也不由自主地倾向于“毕其功于一役”的说法。他们不提出正面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害怕遭遇无产阶级的反对。其实，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阶级矛盾固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因为从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下解放发展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力，那是既对资产阶级有好处也对无产阶级有好处，所以阶级矛盾是可以调节的，要使之调节，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在资本主义里加上一点社会主义。只要私人资本保持着他的独立自由，并且使其生产事业适应于人民的需要，更照顾工人的经济权利与自由权利，那么它的广大发展决不会遭受人民的反对。假如怕人民，空谈社会主义为点缀，实际上却投到了封建买办性的独占资本的怀抱中，那说是自己走向了绝路了。
——《群众》周刊第十卷第十六期1945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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