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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员只有与党外人士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一切垄断一切的权利
毛泽东
全国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权利，参与政治的权利和保护财产的权利。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都要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总之是要各得其所。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政策，都是为着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顾及一切抗日的阶级，而特别顾着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阶级的。共产党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政策。在土地关系上，我们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使农民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部分的交租交息，使地主也能过活。在劳资关系上。我们一方面扶助工人，使工人有工做，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发展实业的政策，使资本家也有利可图。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合力抗日。这样的政策我们叫做新民主主义的政策。这是真正适合现在中国国情的政策；我们希望不但在陕甘宁边区实行，不但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并且在全国也实行起来。
我们实行这种政策是有成绩的，是得到全国人民赞成的。但是也有缺点。一部分共产党员，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还保存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的作风。他们还不明白共产党员有义务同抗日的党外人士合作，无权利排斥这些党外人士的道理。这就是要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要联系人民群众，而不要脱离人民群众的道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上有一条，规定共产党员应当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就是针对着这一部分还不明白党的政策的同志而说的。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除了勾结日寇汉奸以及破坏抗战和团结的反动的顽固派，这些人当然没有说话的资格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有说话的自由，即使说错了也是不要紧的。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各位代表先生们，各位同志们，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只要社会上还有党存在，加入党的人总是少数，党外的人总是多数，所以党员总是要和党外的人合作，现在就应在参议会中好好实行起来。我想，我们共产党的参议员，在我们这样的政策下面，可以在参议会中受到很好的锻炼，克服自己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我们不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小宗派，我们一定要学会打开大门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善于同别人商量问题。也许到今天还有这样的共产党员，他们说，如果要和别人合作，我们就不干了。但是我相信，这样的人是极少的。我向各位保证，我党绝大多数的党员是一定能够执行我党中央的路线的。同时也要请各位党外同志了解我们的主张，了解共产党并不是一个只图私利的小宗派、小团体。不是的，共产党是真心实意想把国事办好的。但是我们的毛病还很多。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各位参议员先生不辞辛勤，来此开会。我很高兴地庆祝这个盛会，庆祝这个盛会的成功。
——《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2日
原题《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
在共产党里，只想消灭别的党，简直和在别的党里，只想消灭共产党，一样的错误。这就是宗派主义的毒。我才是正宗，我以外都要不得。
——1945年7月4日毛泽东与黄炎培等的谈话，载黄炎培《延安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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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毛泽东
(一九四○年二月二十日)
今天延安各界人民的代表人物在这里开宪政促进会的成立大会，大家关心宪政，这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的这个会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发扬民意，战胜日本，建立新中国。抗日，大家赞成，这件事已经做了，问题只在于坚持。但是，还有一件事，叫做民主，这件事现在还没有做。这两件事，是目前中国的头等大事。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一面少了两件，另一面却多了两件。多了两件什么东西呢?一件是帝国主义的压迫，一件是封建主义的压迫。由于多了这两件东西，所以中国就变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现在我们全国人民所要的东西，主要的是独立和民主，因此，我们要破坏帝国主义，要破坏封建主义。要坚决地彻底地破坏这些东西，而决不有丝毫留情。有人说，只要建设，不要破坏。那末，请问：汪精卫要不要破坏?日本帝国主义要不要破坏?封建制度要不要破坏?不去破坏这些坏东西，你就休想建设。只有把这些东西破坏了，中国才有救，中国才能着手建设，否则不过是讲梦话而已。只有破坏旧的腐朽的东西，才能建设新的健全的东西。把独立和民主合起来，就是民主的抗日，或叫抗日的民主。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
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刚才吴老同志的话，我是赞成的。但是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
……
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从前有人说过一句话，说是“有饭大家吃”。我想这可以比喻新民主主义。既然有饭大家吃，就不能由一党一派一阶级来专政。讲得最好的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的话。那个宣言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同志们，我们研究宪政，各种书都要看，但是尤其要看的，是这篇宣言，这篇宣言中的上述几句话，应该熟读而牢记之。“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就是我所说的新民主义宪政的具体内容，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就是今天我们所要的宪政。这样的宪政也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宪政。
……
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中国则不然。中国是革命尚未成功，国内除我们边区等地而外，尚无民主政治的事实。中国现在的事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即使颁布一种好宪法，也必然被封建势力所阻挠，被顽固分子所障碍，要想顺畅实行，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的宪政运动是争取尚未取得的民主，不是承认已经民主化的事实。这是一个大斗争，决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
现在有些历来反对宪政的人，也在口谈宪政了。他们为什么谈宪政呢?因为被抗日的人民逼得没有办法，只好应付一下。而且他们还提高嗓子在叫：“我们是一贯主张宪政的呀!”吹吹打打，好不热闹。多年以前，我们就听到过宪政的名词，但是至今不见宪政的影子。他们是嘴里一套，手里又是一套，这个叫做宪政的两面派。这种两面派，就是所谓“一贯主张”的真面目。现在的顽固分子，就是这种两面派。他们的宪政，是骗人的东西。你们可以看得见，在不久的将来，也许会来一个宪法，再来一个大总统。但是民主自由呢?那就不知道何年何月才给你。宪法，中国已有过了，曹锟不是颁布过宪法吗?但是民主自由在何处呢?大总统，那就更多，第一个是孙中山，他是好的，但是袁世凯取消了。第二个是袁世凯，第三个是黎元洪，第四个是冯国璋，第五个是徐世昌，可谓多矣，但是他们和专制皇帝有什么分别呢?他们的宪法也好，总统也好，都是假东西……。
他们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我并不是随便骂他们，我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在于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
同志们，真正的宪政决不是容易到手的，是要经过艰苦斗争才能取得的。因此，你们决不可相信，我们的会一开，电报一拍，文章一定，宪政就有了。你们也决不可相信，国民参政会做了决议案，国民政府发了命令，十一月十二日召集了国民大会，颁布了宪法，甚至选举了大总统，就是百事大吉，天下太平了。这是没有的事，不要把你们的脑筋闹昏了。这种情形，还要对老百姓讲清楚，不要把他们弄糊涂了。事情决不是这么容易的。
这样讲来，岂不是“呜呼哀哉”了吗?事情是这样的困难，宪政是没有希望的了。那也不然。宪政仍然是有希望的，而且大有希望，中国一定要变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为什么?宪政的困难，就是因为顽固分子作怪；但是顽固分子是不能永远地顽固下去的，所以我们还是大有希望。天下的顽固分子，他们虽然今天顽固，明天顽固，后天也顽固，但是不能永远地顽固下去，到了后来，他们就要变了。比方汪精卫，他顽固了许多时候，就不能再在抗日地盘上逞顽固，只好跑到日本怀里去了。比方张国焘，他也顽固了许多时候，我们就开了几次斗争会。七斗八斗，他也溜了。顽固分子，实际上是顽而不固，顽到后来，就要变，变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也有变好了的，也是由于斗，七斗八斗，他认错了，就变好了。总之顽固派是要起变化的。顽固派，他们总有一套计划，其计划是如何损人利已以及如何装两面派之类。但是从来的顽固派，所得的结果，总是和他们的愿望相反。他们总是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我们曾说张伯伦“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现在已经应验了。张伯伦过去一心一意想的是搬起希特勒这块石头，去打苏联人民的脚，但是，从去年九月德国和英法的战争爆发的一天起，张伯伦手上的石头却打到张伯伦自己的脚上了。一直到现在，这块石头，还是继续在打张伯伦哩。中国的故事也很多。袁世凯想打老百姓的脚，结果打了他自己，做了几个月的皇帝就死了。段祺瑞、徐世昌、曹锟、吴佩孚等等，他们都想镇压人民，但是结果都被人民推翻。凡有损人利己之心的人，其结果都不妙。
……
总之，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
现在的宪政，也是这样。要是顽固派仍然反对宪政，那结果一定和他们的愿望相反。这个宪政运动的方向，决不会依照顽固派所规定的路线走去，一定和他们的愿望背道而驰，它必然是依照人民所规定的路线走去的。这是一定的，因为全国人民要这样做，中国的历史发展要这样做，整个世界的趋势要我们这样做，谁能违拗这个方向呢?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但是，这件事要办好，却需要时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需要努力，不是随随便便所能办到；需要动员人民大众，不是一手一足的力量所能收效。我们今天开这个会，很好，会后还要写文章，发通电，并且要在五台山、太行山、华北、华中、全国各地，到处去开这样的会。这样地做下去，做他几年，也就差不多了。我们一定要把事情办好，一定要争取民主和自由，一定要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如果不是这样做，照顽固派的做法，那就会亡国。为了避免亡国，就一定要这样做。为了这个目的，就要大努力。只要努力，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希望的。还要懂得，顽固派到底是少数，大多数人都不是顽固派，他们是可以进步的。以多数对少数，再加上努力，这种希望就更大了。所以我说，事情虽然困难，却是大有希望。
——原载《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689-698页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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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专政反民主，共产党绝不搞一党专政
刘少奇
抗日各阶级联合的抗日民主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它只有在平等原则上，采用完全的民主制度，才能组织成功。这也是领导中国抗战与革命到最后胜利的最好的最有力的形式。没有这种政权的建立，没有抗日统一战线的大大巩固和扩大，不实行民主政治，抗日战争是不能胜利的。
抗战三年了，本来早就应该在全国建立这种抗日民主政权以领导抗战，那样，抗战决不只获得如今天这样的结果和成绩，可能获得比今天大千百倍的胜利与成绩，也不致引起今天抗战中的这许多困难与人民的痛苦。然而，没有这样做，这是由于大资产阶级只顾其“一党专政”的私利，不顾国家民族危亡造成的。这是国民党最大的错误，这是最违背民意与违反法律的。
我们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对于以上这一点了解得很清楚。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革命的任务是争取中国的独立自主与人民的民主自由，我们不会不尽忠于自己的职责。因此，凡是八路军新四军所到之区域，只有可能的话，就不能不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不能不实行三民主义的民主政治，不能不建立抗日各阶级的统一战线政权。如果不建立这种抗日民主政权，也就不能长期坚持敌后抗战，最有力地打击敌人，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
……
这个政权保障一切抗日人民的民主权利，如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居住、营业、思想的自由。任何人只要没有勾结敌寇和汉奸的行为，没有破坏与反对抗日军队的行动，没有违犯政府法令的行为，不论他是属于何党何派，属于哪一阶级、阶层，政府一律保护。一切党派只要抗日、不反对民主，一律有合法的地位。
这种政权，今天还只在部分的敌后地区建立。在全国，由于国民党不愿意结束“一党专政”，不愿意“还政于民”，这种政权仍然还是不能建立，仍然还只是宣传的口号。因此，这种部分地区的抗日民主政权，只是地方政府。它应该属于中央政府，受中央政府的领导，并依照敌后情形执行中央政府的法令；同时它也可以在地方自治的原则下，颁布该地区的单行法令。
敌后的抗日民主政府还没有为中央政府正式承认，因此有人说：这种政府是不合法的。很明白，这说法是不对的。我们问：什么叫合法和不合法?
在目前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抗日利益高于一切，这就是全国人民最高的法律原则。政府的一切法律命令，都应该是为着保护民族的利益，保障抗日的胜利。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就是目前法律的基础。那末，在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实行民主政治，实行三民主义，实行抗战建国纲领，实行民族利益、抗日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这就是最合法的。而不实行的，是不合法的。违背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及抗日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的，是违法的。大多数人民承认的，选举的，就是合法的。相反，大多数人民不承认的，反对的，自己把持霸占的就是非法的。抗日民主政权由人民选举，是合法的。其他政府不是人民选举的，就是非法的。如果中央政府实行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就应该承认敌后抗日民主政府，并以它作为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不予承认，只能证明中央政府人员的违法，违反了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这个法律基础。中央政府不“还政于民”，不改组为抗日民主政府，也是不合法的。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中央政府违法的事情是很多的。在各国的最高法院中，就有审判这类案件的，在中国还没有过这种审判。但这不是中国就没有这种事情，是有许多这种事情，只是没有人敢于过问罢了。所以，在敌后建立的这种抗日民主政府，在实质上是最合法的。由于国民党中一部分人不愿意实行民主，所以中央政府的民主化，暂时恐还难于实现。但是，在中国一部分地区，则已实行民主化。这种民主化的地区，应该是新的民主共和国——三民主义共和国的地方基础。在中国，民主共和国的具体的建设道路，可能是由地方到中央到全国，可能要经过长期的奋斗过程。因此，在敌后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有着推动全国民主化的重大的模范作用，它实行的结果之好或坏，将给全国以好的或坏的重大的影响。这种政权，今天虽还只在敌后一部分地区建立，但它有着全国的普遍意义。这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
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作为民主的势力，愿意为大多数人民、为老百姓服务，为抗日各阶级联合的民主政权而奋斗。这种政权，不是一党一派一人所得而私的。八路军新四军所到之处，如果能够建立政权的话，就要建立统一战线的革命各阶级联合的政权。即或因为人民的组织程度不够，而不得不委任临时的地方政府人员的话，那末，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够选举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来管理。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这也是包办不了的。所以共产党很愿意一切抗日的党派、团体和公正的人士来参加抗日民主政权，共同管理政府。只有大多数的人民都积极起来参政，积极担负政府的工作，并积极为国家民族的利益与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努力的时候，抗日民主政权才能巩固与发展，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压迫才能推翻，中国的独立自主与人民的民主自由才能实现。这是共产党的目的，也是全国极大多数人民共同的目的。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与目的外，没有其他的利益与目的。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17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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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彻底实践坚持民主政治、反对一党专政的诺言
我们在民主方面做了些什么实际工作呢?
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保证人民有民主权利，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等自由，这在上段已经讲过了。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保障了人权与财权。人权受到了政府的保障，非依法律由合法机关依照合法手续不能任意逮捕，并且必须依照法律，以合法程序予以审判和处置。财权受到保障，人民的私有财产，完全受到法律的保护。
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保障人民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凡是及龄公民，不分阶级、性别、信仰和财产，都有这项权利。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不论在政府与参议会之中，都实行了“三三制”。什么叫“三三制”呢?就是：人民选举出来的各级参议会代表也好，各级参议会选举出来的各级政府委员也好，中国共产党自己规定，共产党名额都不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如果选举出来的代表或委员，共产党员超过了三分之一，就有一部分自请辞职，让给次多数的非共产党人士。这个制度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反对一党包办，反对一党专政，而和各党派、无党派的各阶级人士，更好地团结合作。中国共产党是主张民主政治，反对一党专政的。从共产党本身起，就不做一党包办或专政的事。
以上种种措施，保证人民有民主权利，保证政府是民主的政府。这是最好的民主制度。
——摘自《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见《董必武选集》第110—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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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民主优于阶级民主：以三三制为例
三三制的民主，比阶级民主的内容更丰富，要有包涵同中之异的度量，和发现异中之同的见解，要有驾御一切的远见，才能取得一切的赞成。然而一切都归宗于一点：民主习惯，遵守决议，不以私害公。
目前民主作风的养成，共产党员应为首导，一，是共产党员有实力的区域，易使人畏；所以他首先须约束自己。别人对的，虚心采取；自己不对的，马上改革。追求真理，没有成见。其次，共产党人要知道党外人士的生活习惯，不是和共产党人一样，否则会使他们感到不满与不安。第三，要有诚恳说服的态度，要知道有枪的人一句话不谨慎，可以使人家一晚睡不着觉，而勉强使人家服自己，常常使人气破肚子。如果说阶级民主今天这样明天仍是这样，甚至后退；那末，三三制民主，必然是使政治一天赛过一天。因为三三制内包有阶级党派的矛盾，矛盾是推进机；不进必然是矛盾爆裂或者窒息，而三三制也就不复存在。
前进的纲领与建议，前进的工作效率和彻底执行——言行一致，上下一致，是三三制的营养剂。比如共产党西北局的五一政纲，二届参议会中某些决议和某些提议，不管提出的是谁，而因为恰合于大多数人的要求，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而见诸实施。于是三三制就更有力了。因此参加三三制各阶级各党派必须力求进步，否则不会在政权和民意机关中出色，尤其有实力的党派，更应提高自己，以党的卓越的政策和党员的模范，行动加上“开诚布公”，才能保持住与提高其领导地位。
——摘自谢觉哉《三三制的理论与实际》见《解放日报》1942年3月26-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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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制：一党专政的天敌
老百姓在解放区做了主人，就是说，解放区实行了民主。解放区实行了那些民主呢?解放区实行的民主有好几方面，比如今天要说的“三三制”，就是政治上实行民主的一种办法，一种制度，用这种办法、这种制度，好让各阶级、各党派大家都有机会来参加政府、管理国事。
要知道什么叫三三制政策，我们看一看解放区的老大哥——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情形，就可以明白个大概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完全是由陕甘宁边区的老百姓民主选举出来的。主席是林伯渠，大家称他林主席，林主席本来是老同盟会员，革命几十年，现在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副主席呢?副主席是李鼎铭，大家称他李副主度，李副主度曾经服务教育界好多年，精通国医，是陕北的公正绅士，不是共产党员。边区政府的厅长，比如教育厅长柳，是救国会派人士；比如教育厅副厅长霍连果，还有建设厅副厅长霍子乐，都是地方名流，也都不是共产党员。政府委员会，十八个人中间，只有六个人是共产党员。
在陕甘宁边区，除去边区政府有非共产党员担任重要职务以外，县长、科长，以及乡长、乡文书以上的各级行政人员，也有很多是非共产党员，统计起来，共有三千五百八十人；参加经济文化工作的，也有二千二百一十人不是共产党员。
共产党员与其他党派、无党无派的人在一起办事，互相商量问题，实行民主合作，共同建设边区，大家一样，在政府中间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员，只要你所提出的意见在讨论的时候，得到多数人的同意，那就能够实行。比如，在一九四二年冬季开始，陕甘宁实行“精简政策”，最初提出这个政策的，还是非共产党员李副主席。
边区政府是由边区参议会，用无记名投票的方法选举出来的。边区参议员，当中也有许多非共产党员，有国民党员，有地主绅商的代表，有回族、蒙族少数民族的代表等等，他们又是从边区各个阶层、各个民族，各个党派，以及各种不同信仰的人民当中，经过由下而上的普选运动，选举出来的。
在参议会上，参议员们和衷共济，不仅批评政府的工作，并且通过了许多议案，交给政府去做，还选举出参议会常驻委员，在参议会闭会的时候来监督政府。常驻委员有九个人，其中只有三个人是共产党员。
各位听众!十八个政府委员当中，只有六个是共产党员，参议会九个常驻委员当中，只有三个是共产党员，可见得，共产党员在里面所占比例，都只占三分之一。
为什么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呢?这就是因为实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三三制政策”，这个政策规定参加政府工作的共产党员，人数不超过三分之一，好让更多的其他党派及无党无派的人士参加到政府里面来。
过去，解放区里的老百姓熟悉共产党，常常选出许多共产党员来为他们管事，自从共产党规或无党无派的人占得更多一些；如果共产党员当选的不够三分之一，怎么办呢?那当然是选了多少，就算多少。
解放区为什么采取三三制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共产党主张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要广大人民及爱国党派、民主人士都来管理政权。中国人口很多，共产党员占一小部分，为了要使党外的广大人民都有他们的代表来共同管理国事，所以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的政权机关里，自己约束人数，不超过三分之一。
中国共产党反对一党专政，反对象国民党那样，由一个党的少数人来包办政府，主张各党派、各阶级都有代表参加的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人民，现在都在努力争取实现全国范围内的联合政府。现在，全国范围内的联合政府还没有实现，只有解放区实行了三三制政府，这就是地方性的联合政府。
——《解放日报》1945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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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开放才有利于党的领导
让我们设想，有这样三个不同的县参议会和县政府：其一、县政府和县参议会都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其二、议会议员、政府委员会中，党外人士都在半数以下；其三、真正实行了三三制。这三种县政府在政策掌握上、工作方法方式上、工作作风上，会有什么差异呢?在共产党员思想意识的锻炼上、工作能力的培植又有什么不同呢?
先让我们看第一种。
议会、县府都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党员的第一个任务是服从组织决定，因此当一个任务到来时，他们考虑的第二个问题就往往是(而且不能不是)“如何完成这一个任务?”关于这一任务本身的政治意义在那里?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一个根本问题，却不会发生争论。对于党外人士的心理如何看这一问题也很少考虑，因此对于政策的理解也就不会深刻，甚至对于政策的研究与把握失掉兴趣。大家统都以“完成任务”为满足，逐渐发展的结果，是政治上的迟钝，以至麻痹。
在工作制度上，极容易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一方面议会和政府不能发挥其独立的机能，在人民面前减低了它们的威信，同时也使党委纷忙于日常的政务，反而疏忽了政治上的领导。大家都是党员，做的是一件事情，讨论的是一个题目，又何必挪移三个地方(县党委、县议会、县政府)开三次同样的会?在工作方法方式上，因为对于党外少了解、全是自己人，因而就容易对于领导群众也常应用党内的领导方式，强迫命令偏偏多于解释说服；而党员或干部在群众间起的“模范作用”往往也十分勉强或过于突出。
结果是：党的政策不能变为广大人民的主张，人民看到的只是“公家”加到自己身上的负担；县委、参议会、县政府、以至群众团体的负责人，在人民眼里多变成了“公家人”，不再是与他们血肉相关的“自家人”。
第二种怎样呢?
因为县议会、县政府都只有少数的党外人士，党外人士来时勉强，进门不敢讲话，或少讲话，办事则敷衍表面。因而我们也就容易不把党外人士当数，或误以党外人士当真没有跟我们不同的意见，于是多数人已经讨论决定了的东西，回头来再特为少数人开一次会，把原案照样通过一番，日子一久，又感到太麻烦。党外人士自己知趣，也就懒得参加这种党政不分的会议了。于是一切事情仍旧习惯的进行起来：照样地不研究政策，照样地没有解论，照样的“完成任务”……。我们主观上也许当真想跟党外人士合作，但是实际上变成了“请客”，党外人士也许当真打算到议会里来发抒他们的意见，到政府里来施展他的抱负，但实际上却做了“不愉快的客人”。
这种情形，对于共产党员毫无好处；对于县党委的工作，依旧是个累赘，而县议会则容易变成一个空洞的形式——甚至连形式也很难得保持。
在第三种情形下，局面就完全不同了。
党外人士一多，大家就敢讲话，他们或者根本就不同意我们的主张，或者是同意我们的主张而不赞同我们的办法，或者同意主张办法，而反对我们提出来的人选。在这种情形下面，共产党员——首先是被选到议会里和政府里去的共产党员，就不能不细心的、深入的去研究并把握党的政策，如果依旧是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就不行了；另一方面，他就不能不注意研究别人的立场和意见，而想出种种的对策，使别人接受我们的意见，同时也接受人家意见的好处。如果依旧是自高自大，目无旁人，他们就会被孤立、受打击，以至一事无成了。同时，他们也就不能不时时刻刻记忆自己是共产党员，牢固的站稳自己的立场，为抗战和革命打先锋、做模范。如果再马马虎虎、吊儿郎当，连群众都会公开指责你不配做共产党员了。
于是党的政策当更为广大人民所理解，党员行动当更为广大人民所拥护，这便是革命胜利的保证。
其次在工作制度上也就不能不实行转变了。党已经不能代政，它就不能不主张与办法上多用心思，不能不考虑通过政治领导争取大多数以实现党的主张的办法，关于实际政务上的琐细项目，它就只好放弃、也不能不放弃了。议会里既然有了不同意见的辩驳和斗争，它也就有了它的作用，再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形式；即使我们每一项主张能够在议会上毫无异议的全体通过，这些主张本质上和以前也已经根本上有了差异，因为它们已由党的主张变为人民的主张了。县政府再根据议会的决定，负责制定详细的、具体的执行方案和步骤，县政府也就有了自己一定的责任和独立的工作。
只有党与政在工作上的明确分开，才适合于民主制度的体例；也只有各自独立工作的建立，才能更泼辣、更有生气的实现对于广大人民的领导。
最后，在新的情况下，工作方法、工作方式以及整个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不从头到尾来个彻底转变了：关着的门，必须打开；别人的意见，必须倾听，强迫命令，必须取消；一意孤行也要“此路不通”了。
所谓掌握与贯彻党的政策，所谓了解情况，学习并运用策略，只有跟党外的主张与党外的人士相接触、相比较时，才有其实际的意义；所谓党政分开，所谓改变作风，也只有在议会里、政府里当真有了二分之一以上的党外人士时，才更容易实现这一个转变。
三三制不仅是符合于全体抗日人民的利益的政权形式，三三制还是锻炼我们的党员、我们的党的组织，使之真正成为全体抗日人民、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的代表者、成为引导他们走向胜利之路的带路人的必须的途径。
我们一定要坚决的、毫无犹豫地实行三三制!
——《解放日报》1942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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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1945年7月毛泽东与黄炎培的谈话
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致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选自黄炎培著《延安归来》
第二篇“延安五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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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
政府是政权机关，它必须真正有权，而党是领导政府工作的。我在这里想谈一谈党与政府的正常关系问题。
党对政府的领导，在形式上不是直接的管辖。党和政府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系统，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党的构成分子——党员，在政府机关中工作，同时就是政府工作人员的一员。党和政府这样就发生了有机的联系。党在政府中来实现它的政策，是经过和依靠着在政府内工作的党员和党团。党只能直接命令它的党员和党团在政府中做某种活动，起某种作用，决不能驾乎政府之上来直接指挥命令政府。这是我们同志应当清楚了解的。
政府在党领导下所颁行的法令，所公布的布告，所提出的号召，我们的党组织和党员首先应当服从那些法令，遵照那些布告，响应那些号召，成为群众中爱护政府的模范。党包办政府工作是极端不利的。政府有名无实，法令就不会有效。政府一定要真正有权。过去有些同志以为党领导政府就是在形式上直接指挥政府，这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董必武选集》第54—55 页
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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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本身不是权力机关，不能凌驾于群众和政府之上
徐特立
（一九三八年三月七日）
政党在政治上起领导作用，第一是政治上的领导，第二是组织上的领导。前者的任务，第一是政治理论的建立，第二是政纲的制定，第三政策的决定，第四是正确领导方式的确立。它应当因此而得到群众团体和政府深刻的认识和自动的执行，而不含任何的强迫与命令，这便是平常所说的党的领导权。党是没有强迫执行命令的权力的，所以它没有武装，没有监狱，也没有法律上的制裁；它本身不是一个权力机关，只能靠它的党员在政府机关中，群众团体中普遍的发生核心作用。
政党的每个党员都应该忠实于国家，忠实于民族，忠实于党的政纲和政策的执行，在群众中成为一个最前进的模范人物，然后能在群众中建立自我的信仰，建立党的威信，然后能使群众团聚于党的周围，这就是所谓“起核心作用”。但这里并不是用拉夫式强迫群众拥护党，群众拥护党是出于他们的内心作用。因此，我们领导群众是要靠政纲政策的正确，在事实上要成为广大群众生活意识所反映的要求。党在群众的意识中要能够使群众认为党是民族的，国家的及自己的救星，这才是真正的领导权。
至于普通所谓争领导权并不是争取政权，而是争取自己所提出的政纲政策的实现。所谓“以党治国”并不是用党来代替议会，也不是以党来代替政府，包办一切政治，成为党的专政。把领导作用与政权混合起来，这在实际上便等于取消了党。
其次，党的领导作用不单纯是提出一些政治主张去取得群众的接受，却是经过各种组织而使它实现起来。因此，除经过党的本身的核心组织之外，还要经过政府的组织(当权的党)及各种群众团体的组织去实现自己的主张。假若政府的组织及群众团体的组织不健全，虽然有党的组织，也就徒然成为一个空洞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建立强有力的国家，在组织方面必须有政府、政党及群众团体三种组织。
党的任务是在领导；政府的任务是在行政，司法和立法；群众团体的任务是在使群众自治。三者的任务各有差别和范围，而且互相联系着，缺一不可，两两侵犯也不可。政府有强迫作用，拿孔子的话来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即是政府的强迫作用；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深入群众的内心，却是今日正党的作用。在政府有上下级官阶之分，对于群众有官民之分，这里便含着名分的差别。可是在党内，一切党员都是同志，无所谓官阶，也无所谓名分，更无所谓同乡和同姓，一致统一在相同的政治主张下，没有任何猜疑，而只有平等的批判和说服：就是党内的处罚也只有劝告与警告，到了开除党籍已是无以复加了，同时自己也可以自由退出所入的党。因为党不是权力机关，而只是领导机关，用通俗的话来说，假若我们认为政府是父亲的话，那末，党却便是母亲。
党的专政只能说是党的政治主张透过政府而达到实现，并不是用党来代替政府执行政权。而透过政府也是由自己的党员在政府中起核心作用，而不是党对政府下命令和强迫政府执行。更不是政党驾乎政府之上，而是各别的独立机关，各有各的上下级关系。即党被群众和政府所推重，也不是认为党是他们的上级，在组织应该服从，而是为着党纲及政策的正确，是一种救国救民以及救自己的主张，同时党员也是群众所推崇的模范；因此党的“党德”和党的政纲不是在群众和政府机关之上。倘若认为“党”是组织上在群众和政府之上，那就必然会走到强迫群众和命令群众的路上去，而使一个国家形成两重政府的形态。如果党的命令和政府的命令是一致的，则成为屋上架屋；如果党的命令与政府的命令是岐异的，则群众无所适从。故此政党必须集中精神于分析国际国内形势，而决定正确的政纲和政策；不可降低自己的工作重心，而替代政府执行一切政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