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来讲，所谓“儒”……应该是明大势，识大体——了解始皇从分割中求统一之心，最少是洁身自爱，奉公守法，不造谣言攻势“宣传反动思想”……(《民意》一六八期)
这篇话，给我们活画出横眉怒目，一张吃人血口，这些“乱党和反动分子”为什么不“明大势，识大体”呢?我们看到一种基本的精神，那就是他们仰视光明，要挣扎，不安于眼看沦为奴隶。
这种奴才在秦始皇当时是很多的。单看秦的刑名就有榜掠，鬼薪，镝，弃市，戮车裂，抽胁，磔等等二十余种，应有尽有，污蔑人类的刑罚，兽性与淫虐，不是完全打失人类天性了吗?其实这是不足怪的，古今中外均同一例，鸣鞭自傲的奴才，他会觉得残酷就是道德，谄媚就是学问，屠杀是他的本能，没有人供他们杀戮，他们会失业的。这些人就是伏在主子胯下，舐着他人血迹，使自己发肥的总管。
然而站在主子立场又不尽是这样。杀一人而安天下，统治者自然要为，但是屠戮净尽谁又来作奴隶呢?所以主要的办法还需别来一套，这样，另一种奴才就大摇大摆地走出来了。
李斯就是一个。“斯逆探始皇二世之心，非是不足中侈君而张吾之宠、是以尽舍其师荀卿之学，而为商鞅之学，”这是一种只知助虐固宠、毫无原则的人，他的办法不同的，“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吕、金人十二”，对于诸生不是以“坑”，而是以“制”，用现代话说是“整饬学风”，方法是：统制教授“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特务横行，暗探林立，有言诗书百家语者“随时报请撤惩”，“士学习法令辟禁”，是要做到“永除学生干涉行政之风”。总之一切设施不过为着使诸生与真理相远，与现实相离，将来，理想社会自然是不准想，就是“不师今而学古”，恋着过去也为法令不容，“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非愚儒所知”，如果诸生为要多少“知”一点去想呢?当然不准。同时还准备着一套万一要想，也得依着自己的逻辑，避免想出毛病来。
自然也有一味瞎想，这就用着第一种奴才作为补充，开除，思想测验，失踪，偶语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始皇用着这两种奴才，是成功了的，诸生在欺骗、压制之下，触不到新的现实，听不到新的声音’“由聋而哑”，缄口结舌，最多也不过偷偷在石上刻一句“始皇帝死而地分”，天下文人士子的心是被皇帝丞相之类征服下来了。但是李斯之流却没有看到另外还有力量。
这决不是国治天下不平了。事实的功德圆满却是与原意相反，统制是为了“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可是还来不及“把‘诸生’改为新的名词”，偏偏二世即亡。“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焚书，坑儒是做得有魄力的，偏偏起事的却并不是儒——亭长，走卒，翁牖绳枢之子，田亡隶之徒，根本不读诗书的人。没有武器，他们会斩木为兵，揭竿为旗。
若问秦并海内，兼诸候，南面称帝，武功之盛是空前的，为什么被一批乌合之众，一群死囚，几根木竿，乱者四应，秦的政权摧枯拉朽，统治立摧?
贾谊说是“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
“仁义不施”：防制异己，压迫文化，束缚思想，箝制舆论，以刑杀为威，以收括为务，践踏，奴役，纳贿，贪婪……天下大乱，更加甚的常常是这些谋筹划策，唯唯诺诺，或者叽叽喳喳的奴才。
——《解放日报》1941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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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与昔
田家英
“能忏悔的人”，据说“精神是极其崇高的”。最透底的忏悔是从新的做人，斩犯绑赴刑场，为了表示不甘屈服，总得大叫几声“二十年后，又是一条汉子!”快刀从头颈飞过，而新的生命仍在一年年成长，二十年后依旧是钢筋铁骨，依旧是一条好汉。
这方法在中国，流传是颇广的，而且越来越高明。不甘落后的人加以研究，觉得二十年毕竟太长，麻烦得很，于是另有新法：赶紧“贷款”，赶紧入党，赶紧做好汉。然而，精神崇高的好汉们，也自有其内心的苦闷在。
“反动”已经变为“革命”，旧英雄已经装成新英雄，“名缰利锁之中”，“鼓舞喧闹之境”，耍猴儿戏的最怕人揭开面具，望着他毛茸茸的脸皮，问起如何前后不符，直弄到腾挪不得，触及隐处，只好扭扭捏捏地表白一句“那是昔日的我，莫当今天的看”。
这就是今与昔的差异。
自然，消极地表白终究不算善法，一来为了体面尊严，一来为了证明自己从“不知道‘转变’”，聪明人往往就会把过去说得含混模糊，或者把旧帐陈迹扮饰得雪白莹净，甚而抹上一大片出奇的色彩。
这类作法，例子是很多的，单看每临纪念，报纸期刊上总常有许多自我表白的文章。比如前年“五四”，就有过领饷作事的编辑，诉说他一直就为新文化战斗，但弯子一绕，又在另起炉灶，从新做人。今年“五四”，也有几位教授文人在作“光荣的回忆”。甚至连郑学稼、梁实秋之流也大吹自己曾“游行示威，宣传讲演，制旗帜，贴标语”，使用过“唤醒沉醉的大众的手段”!结论如何?不过从“五四”证明“学风”的亟待整顿，学生不应过问政治。(引文均见《中央周刊》四卷，三十八期)
原形也正在这里躲闪不开。战士闯将与吃肉吸血的帮闲之间隔一条多宽的鸿沟，但事情却偏会作弄，在同一个人身上，就使人分明地看到：今与昔有着如此的差异。
“觉今是而昨非”，因而“不惜以今日之我去反对昔日之我”，这精神是不错的。但却必须是大体上能明是非，辩黑白，至少也本着良心奔赴去路，倘若仅随势力旋转，为了津贴领足，好官到手，不妨自打两下嘴巴，淌几滴眼泪，用歪曲来证明内心的忠诚，用一套出奇的幻想，险恶的构陷，把世事涂饰得漆黑一团，以之骗人，兼骗自己，这就比之简单抹煞历史，更卑劣得多。
不过，这卑劣中却仍然存有点“古道”在，因为究竟还承认有过那篇帐目。照情形看，“做人”的方法愈来愈为精进，恐将不久，好汉们连“改帐”也嫌麻烦，干脆算盘一响，帐簿一翻，就把两眉一横：“那是我?——我一直就在这边。”
在好汉们身上，今与昔是难于弄清的：昨天是正人，是君子；今天是教授，是文人；明天也不妨作狗，作鹰，作虫类。
——《解放日报》1942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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