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民主大家庭的家法适用于中国
美国前副国务卿威尔斯先生上日在《自由世界》上发表了一篇题名《新闻自由——人权的柱石》的文章(原文载本月十四、十五日《大公报》)，对战后世界的言论，特别是新闻自由的问题，抒发了更深一层的探讨，提出了更具体的方案。虽然他认为“宣传造成了希特勒”一点，还有值得讨论之余地，但是他说当时国际间缺少一种干涉乃至制裁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新闻服从于统制”的事实，是值得注意深省的。拿德国的例子来说：“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二月间获得政权，自此以后，仅在短暂的时间之内，德国的报纸广播，如果要继续经营，不但不得发表纳粹领袖不愿意让德国公众知道的消息，而且还需要发表希特勒乐于让德国公众知道的消息”。掩盖真相，捏造新闻，于是德国人民就被蒙在鼓里，完全不知道世界其余部分时局发展的真实消息。这是希特勒驱使德国人民走上黩武侵略的最基本的武器，而这种武器在战前和战争中的今天，也还广泛地使用在法西斯的乃至亲法西斯的国家里面。
威尔斯先生真知灼见地指出：这种“新闻统制”和毒品贸易人口贩卖同样的是一种有关全体人类幸福的不可忍受的制度，因此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企图行使这种法西斯制度的时候，正象我们不能听任一个国家用鸦片毒品来荼毒其余各国人民幸福一样，除了用国际道德舆论遣责之外，还该有一种集体的国际机构的力量，来制止和消灭这种罪恶的滋长。他强调地指出：只有这种国际机构的具体的明文规定和实力制裁，才能保证全世界人民真真享有言论自由，才能真真阻止法西斯主义的再度生长，而这种国际规定，绝不是那些“懦怯的反对派”所叫嚣的所谓内政干涉。正如国际机构切实调查和制止一个国家的贩卖吸食鸦片毒药不能算是内政干涉一样，战后国际机构经常不断地调查和阻止“新闻统制”正是保障国际永久和平的最基本最必要的事情。
威乐斯氏具体地建议：“规定一个国家必须能以其宪法或基本大法表现其已予其国民的信仰的自由，以其新闻的自由，而使此种自由成为人民不可动摇的权利。”当然，单单宪法文字上的规定是不够的，国际机构要求每个政府都能以实践这种规定作为参加国际机构的条件，“如果有人因某一政府剥夺了人民的各种自由而提出控诉，这样的问题应当由国际组织的国际法庭注意而加以裁定。假如，任何一个政府触犯了它加入国际机构当时所作的诺言，破坏了它应当履行的义务，那它就显然再没有资格被认为国际社会的优秀分子，并应当受到国际机构宪章可能规定的制裁与惩处。”
现在，假如我们承认战后的世界是一个不可抗而又不可分的民主的世界，那么要在这个世界里生存，要在这个世界的国际机构里当一个“优秀分子”，第一就是立刻在实践中尊重“新闻自由”这种人民的“不可动摇的权利。”
德黑兰会议庄严地宣言，我们要创造一种“必将博得全世界各民族绝大多数人民大众的好感”的和平，这是没有“暴政和奴役，压迫和苦难”的“全世界民主国家的大家庭”的崇高的理想。不能得到绝大多数人民大众之好感，而企图剥夺绝大多数人民大众之自由的分子将会没有资格跨进“民主大家庭”的大门，因为在这大家庭的门上已经挂出了一条家法：“剥削言论自由的法西斯分子不得入内。”
——《新华日报》1944年10月9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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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民主大家庭的家法》
国际民主与国内民主不要分割
罗斯福总统在其致美国第七十八届国会咨文中，提到了美国国内右派反动分子的问题。他说：“真的，如果这种反动发展了，如果要重演，而我们又回到一九二○年后的所谓‘正常’时代，那么，我们敢断定，我们纵然在国外战场上克服敌人，但在国内也必屈服于法西斯主义之下”。罗斯福总统在这里不但为美国国内提出了右派反动的问题，而且为其他许多国家国内提出了右派反动的问题。
我们敢说：许多重要国家国内的右派反动问题，决不止于是一个国内问题，这必然成为一个国际问题。由于一个国家在国内屈服于法西斯主义之下，因而它在国际间也必然成为法西斯主义的支柱，而不能为民主主义的支柱。以故目前讲求国际民主的人，首先就要讲求国内的民主。
国际民主既然与国内民主不可分割，所以要想参加到世界民主国家家庭中去的人们，就无法违反国内民主的原则。因为今天世界上所最恐惧的东西就是法西斯主义。罗期福总统主张免除恐惧的自由，应当首先解释为把法西斯的威胁和恐怖加以彻底免除的自由。如果任何国家国内关于法西斯的恐惧，没有彻底免除，那就等于整个国际间关于法西斯的恐惧，没有解除。
无论国内的民主也好，国际的民主也好，都要从本质上表现，形式是次要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民主就是人权。人权不外乎行使人民的权力以及享受人民的权利。人民无法行使权力，也就无法享受权利。目前测量民主的程度，不仅是拿享受权利来做标准，而且是拿行使权力来做标准。我们不要以为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仅仅是一个权利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权力问题。只有实际行使这种权力；才能叫做享受权利。
在这次反法西斯主义的战争中，在英美两大民主国家中，绝大多数人民都感觉到他们国内的民主非常不够。罗斯福在其咨文中提出要承认一个《第二人权宣言》。在保障人权方面，我们中国更应当与我们的伟大盟邦——美国——竞赛。
再者，民主与和平是密切联系的。这就是说，国内的民主与国内的和平是密切联系着。同时，任何国家内的民主与和平又与国际的民主与和平密切联系着。我们中国今天与英美两大盟邦比肩作战。……因此，也就是为了国际的民主与和平而斗争。
——《新华日报》1944年1月19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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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思想自由和国际文化交流
近来，各地方谈论言论自由的很多，这现象该值得兴奋和鼓励的吧?!这无论如何也可以表示人民都有这样的需要，都认识了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访英团回国之后，王云五先生谈到过英国的言论自由等问题，我们已经评论过了。那天在国民参政会上，访英团也作了报告。其中说到：“英国原为言论自由国家，各地报纸向来很发达。”这句话在我们读了之后，真是感慨颇多。原来报纸发达，是以言论自由为前提；言论自由有促进报纸的发达，又由访英团加以证明了。舆论没法蓬蓬勃勃的发展，这对舆论界是件苦事，对政治却是个损失。
这些话本来都是老生常谈了，可是谈到言论自由就总会联系到。
问题还不只此。访英团还提到英国文化界希望加强中英文化联系，特别注意交换教授学生及图书等事。这是很重要的。正象访英团所说：“双方应即积极推动。”英国既“原为言论自由国家”，学术研究自然也是自由的了。那么，交换而来的教授和学生，正是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环境中出来的。他们的思想是没有受过任何限制的，言论在战时所受的拘束是也与平时差不多的，这也就是说他们只看得惯过得惯这样的自由环境。中国欢迎他们来，是欢迎他们到一个民主国家来，在他们想象中是和他们本国一样的自由环境；中国怎样才能让他们证实这种想象呢?怎样才能使他们有“和在家里一样”的感觉呢?反过来说，英国既认中国是民主国家，一定希望中国的交换教授和学生，也有充分的自由精神，也能表现出中国有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才行。这些道理很简单，民主国家间的文化交流，一定是民主的文化。也必须有民主自由，这各文化交流才能互相推进，才有意义。写到这里，可以举一件小事情，说明没有民主自由，是阻碍国际文化合作的。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个团体，向政府提出要求，在中国留学生监督控制学生思想的办法废除以前，停止接受留学生到美国大学和学院读书。这显然是因为思想言论自由是美国的民主传统，特别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民主国家亲密团结的时候，不能不对违反民主的措施，表示抗议。虽然这项要求，政府是否接受，还不得而知，以著名的大学提出这样的要求来，各国就该严重注意了。这实际上是要求把国际文化交流提到更高的原则，就是说，这种交流一定要以民主主义为共同的出发点和基础，民主国家只能帮助民主国家，也只能向民主国家获得帮助。
从国内人民要求、国际潮流所趋看来，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等等，已不能不赶快从原则的讨论，走上切实的现实了。
——《新华日报》1944年4月10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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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庆
七月四日是美国国庆日――独立纪念日。一百七十年前的今天，美国人民发表了一个伟大的历史文献――《独立宣言》，从此展开了反对英国殖民地统治者的独立战争。
为《独立宣言》中“天赋人权”、“平等、自由、幸福”等崇高理想所鼓舞的美国人民，历尽困难挫折，奋战八年，终于赢得了民族革命战争，如列宁所说的，是“最伟大的，真正解放和真正革命的战争”之一。独立宣言并昭示我们民族独立与民主自由不可分离的真理。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独立宣言》、消灭大地竹筏安、思想自由法案、全民教育法案、禁止输入奴隶和限制奴隶法案的起草者哲佛逊，黑奴解放者、穷木工的儿子林肯，领导美国反法西斯战争、倡导四大自由的罗斯福，就是代表这一独立宣言历史传统的美国人民的领袖。
中国人民歆羡美国人民的光荣历史传统。百余年来，中国人民不折不挠地为自己的独立民主自由英勇奋斗，并经历了自己的“独立战争”――抗日战争。由于今天中国的环境与一百七十年前美国的环境不同，在中国人前面，不仅有封建势力，而且还有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因此中国人民在百年艰苦斗争和八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还没有能够向美国人民在八年独立战争之后，迅速实现民治、民有、民享的共和国。今天大半个中国的人民正在呻吟与国民党独裁政府的虐政之下。这个政府，正如美时代杂志记者所称呼的，是一个“恶政府”。引美国《独立宣言》的话来说，它“一贯地追求同一目标的一连串的虐政和篡窃，证明有把人民置于绝对专制之下的阴谋。”《独立宣言》中说：“推翻这样的恶政府，并为人民的日后安全设立新的保障，就成为人民的权利和天职。”可是我们中国人民向来是最宽大的。今天中国人民对于这样一个“恶政府”，并不运用美国独立宣言所说的“推翻”它的“人民的权利和天职”，而只是要求它放弃“绝对专制”，经过和平的政治协商方式，把现政府改组为民主的联合政府。国民党政府对于中国人民这样仁至义尽的最低限度的要求，采取了什么政策呢？它的政策，就是发动大规模内战，就是加强特务恐怖，就是血腥镇压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运动，就是不惜牺牲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利益来维持它的“绝对专制”。
对于中国这样也“恶政府”，美国当局方面采取了什么政策呢？谁都知道，美国当局今天的政策，是无条件地以强力支持蒋介石政府，使它有恃无恐地坚持独裁内战，陷中国于内战、恐怖和贫困的惨境。美国当局，除了已经进行的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动（如以大量物资供给、装备、训练、运输蒋军，替蒋军护路、筑路、保护港口、长期在华驻军等方式助蒋内战）以外，还向美国国会提出军事援蒋法案。这个法案，不仅将破坏中国人民的和平民主事业，而且将使蒋军完全成为外国的附庸，将使中国变为菲律宾第二。这就是说，美国帝国主义分子，通过中国的独裁者蒋介石，企图使中国人民在八年抗战胜利之后，还要尝受殖民地奴隶的滋味。这是中国人民所坚决反对的。美国人民是不难了解中国人民这一正义的立场的。他们一定会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美国人民在八年独立战争胜利之后，还要受另外一个外国的统治，继续殖民地的生活，那么美国人民能不能忍受呢？显而易见的，美国人民是绝对不会忍受的。林肯有言：“我几不愿做奴隶，也不愿当做奴隶主。”但是在今天美国，却有少数帝国主义分子正在妄图做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奴隶主”。无疑的，曾经饱尝过殖民地压迫并从这个压迫下解放出来的美国人民，对于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对于中国人民的争取独立、自由、民主的斗争，是一向具有热烈的同情的。如果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民仍然被法西斯的“恶政府”所统治，那么中国不会有和平，世界也不会有和平，这不仅是对中国人民的灾难，也是对美国人民的灾难。因此，美国人民对于少数帝国主义分子想做“奴隶主”的企图是痛恨的。美国人民和各界民主人士反对当局干涉中国内政的运动正在增长；美国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的宣言、美国“争取和平委员会”纽约分会的反对使美国陆军训练中国军队的决议和德拉西议员在众议院的发言仅仅是几个例子而已。际兹美国国庆，我们除向美国人民致热烈的庆贺外，并号召他们发扬独立宣言的光荣传统，一致起来制止当局对国民党独裁政府的一切援助，收回所有租借军火，要求当局立即撤回在中国领土上的海路空军，要求政府和国会撤销军事援华法案，迅速改变美国现行对华政策，这样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与独立自由的努力不受到外力的干涉，使中美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能够不断增进，中国两国的经济文化关系能够在平等互惠原则下日益发展。
我们中国人民坚信：我们争取和平民主与独立自由的斗争，必然获得美国人民及其他各国人民的有力的声援，正如美国人民在独立战争中获得法国人和西班牙人的援助，在解放黑奴战争中获得欧洲大陆各国人民特别是英国人民的声援而阻止了英国当局的干涉一样。中国人民一定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富强的新国家，不大目的誓不中止。在自身坚持不懈的努力和世界各国人民运动的声援下，不管还有许多巨大的困难和阻碍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一定能加以克服，取得我们的正义事业的最后胜利。
――《新华日报》社论1946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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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国民党反动的新闻政策
――为纪念第十届九一记者节而作
今天是第十届记者节。回溯这个节日诞生的历史，这个节日适合全国人民余舆论界争取抗日自由、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的斗争分离不开的。“九一八”事变发生，继之以“一二八”上海抗日战争，激起了汹涌澎湃的全国救亡怒潮；当时各地新闻记者亦都争先恐后，卷入这一怒潮，并纷纷向国民当局要求开放言论自由、停止压制舆论、保障记者抗日权利。至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国民党当局乃发布了《保护新闻工作人员及维护舆论机关》的命令。在群情迫切要求之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有此表示（虽然在这一命令发布后，国民党当局仍继续压迫和摧残抗日的记者和舆论机关，如史量才的被暗杀、杜重远的被判处徒刑、大中生活等十四个抗日刊物的横遭封闭等），这乃是全国抗日人民和舆论界艰苦斗争的初步结果。嗣后“九一”这个日子，便由全国新闻界定为记者节。每年此日，全国新闻记者都要检阅一下自己为抗战服务的战斗力量，以及和全国人民一起，争取言论出版自由，发扬抗战的和民主的舆论的途径。因此“九一”不仅是记者的节日，而且也是全国人民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的节日。
在抗战初期，政治比较进步，国民党当局对于舆论界的压制曾一时减轻；各地新闻事业，特别是在武汉，曾呈现了一番蓬勃的气象，对于发扬民意、动员民众，起了不小的作用。然而曾几何时，在武汉失守以后，反共倒退的逆流即随之而来。几年来国民党内反动派钳制舆论、摧残民意的行为，日甚一日。到了现在，大后方舆论界已经奄奄一息，形成了正气消沉、邪气高涨的可痛现象。在今年纪念九一节的时候，我国的新闻事业正经历着空前未有的严重危机。
国民党当局实行新闻统制政策，口口声声强调“战士统制”之必要，又把这种统制描写成为“三民主义的新闻政策”。谁都知道，今天的中国是在“战时”，是在抗战的进程中，而抗战正是为了打败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照国民党的说法，它的新闻统制，似乎应当符合于抗战的利益和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原则。然而事实上怎样呢？
孙庞等逆率部投敌，吴逆开先奉日寇之命回渝进行诱降活动，逆迹昭彰，铁证如山，国民党宣传机关却不特隐匿其卖国罪行，反而曲加辩护，称之为“刚强坚贞”、“矢忠矢勇”。第五纵队托匪张涤非等九个人开会十分钟，假借名义，狂吠反共，挑拨内战，破坏抗战，为全国正义人士所不齿，国民党官方通讯社竟将张逆通电广为传播，勒令各报照样登载。八路军新四军转战敌后，抗击在华日军百分之五十八，抗击伪军百分之九十以上，它们的战报是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所引领乐闻的，然而国民党当局竟千方百计加以封锁，严禁各报登载。显而易见的，这样的新闻统制政策，没有一丝一毫符合于革命的民族主义的原则，也没有一丝一毫符合于抗战的利益。相反的，这种新闻统制的方针，倒很象是为了准备投降日寇哩！
在后方，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的政治主张横遭压抑，不许在报上发表，甚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解放”“国共合作”“各阶层的人民”“少数民族”“三民主以为今日中国所必需”等，都被认为“谬误名词”，都在禁用之列；而颂扬法西斯独裁的谬论反而受到纵容和包庇，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家”居然公开无耻地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主张。它们对于“异己”的进步报纸，采取各色各样的限制、吞并和消灭的办法，如检查稿件、任意删削，威胁读者、阻碍推销，派遣特务打入报馆、逐渐攘夺管理权，最后则强迫收买，勒令封闭。据民国廿六年政府统计，当时全国报馆又一千零三十一家，而到了卅年十一月，据国民党中宣部统计，大后方报纸获得核准者仅二百七十三家，而去年一年大后方报章杂志被封闭者竟达五百种之多。尤可痛者，新闻记者的人权人格毫无保障，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派遣大批特务混入新闻界胡作妄为，另方面对现有记者的威胁利诱，无所不至，一起使他们俯首帖耳，供其驱使。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这样的新闻统制政策，大后方的新闻事业已到了空前衰落的地步，而这种现象，又正是实行独裁、摧残民主的标志。这样的新闻政策，没有一丝一毫符合于革命的民权主义的原则，也没有一丝一毫符合于抗战的利益。相反的，者到很像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的法西斯新闻政策呢。
就民生问题而言，让我们举一个明显的例子――河南灾荒，来再次说明国民党新闻统制政策是怎样执行的。河南灾况的严重为近百年来所未有；凡有人心，闻之莫不同情。衡以常情，当局正应督促各报据实披露，向海内外大声呼吁，庶几可以筹集巨款，救济三千万灾黎的生命，为国家民族保存一些元气。奈国民当反动派，为了粉饰太平和掩盖其救灾不力的责任，竟令国民党报之拒绝登载舆在的消息，同时却大吹大擂，发表宋美龄宋子文等在美国和英伦不负责任的言论，说“中国没有灾荒”，一直欲盖弥彰，腾笑中外。而国内报纸竟有因发表为豫省难胞呼吁的文字而遭处罚者（今年二月二日大公报发表这样的社论而被处罚停刊三天）。这样的蔑视难胞痛苦， 丧民族元气的行为，诚不知国民党反动派用心何在？此外，如囤积居奇的头子不准揭发，贪赃枉法的大官不准批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样的新闻统制政策，实在没有一丝一毫符合于革命的民生主义的原则，也没有一丝一毫符合于抗战的利益。相反的，这倒很像唯恐我民族还有抗战力量，所以亟亟于恶化民生、摧残民力呢！
综上以后，今天国民党的新闻统制政策，戴上三民主义的帽子，但实际上和革命的三民主义并无任何相同之点，这种反动的新闻统制政策，是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治代表对敌准备妥协、对内厉行独裁的整个政治方针分离不开的。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推行这整个反动的政治方针，就必须统制舆论，垄断舆论，是舆论界法西斯化、特务化。希特勒说：“利用报纸，可使人民视地狱为天堂，”希魔这种愚民的办法，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统制政策的蓝本。
和国民党的反动新闻政策完全相反的，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正确新闻政策。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各界人民都享有言论出版的自由，而汉奸和法西斯第五纵队则不但没有发言权，而且遭受严厉的镇压。各种报章杂志及其他宣传品，只登载有利于抗战、有利于民主、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的消息言论，而破坏抗战、破坏民主、拥护法西斯的文字则绝对不准发表。报纸和人民大众维持着密切的联系；除了职业的新闻记者深入民间采访以外，还有大批的工农兵通讯员经常向报纸投稿；记者们在前线一面工作，一面战斗（如何云同志即为其中英勇牺牲者之一），在后方则于业务之暇，积极参加生产。这样的新闻政策，才是抗日的和民主的新闻政策。在大后方，亦应当实行这样的新闻政策，但是这有什么希望呢？
今天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统制政策，其手段之毒，为害之烈，有过于袁世凯、张作霖等北洋军阀。袁张等屠杀少数异己记者,已经闹得全国骚动，而国民党反动派则更进一步，企图窒死整个舆论界，拔去全国人民的喉舌，使整个舆论界法西斯化、特务化，失去灵魂，成为独裁政治的驯服工具。此种政策，若让其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则不特全国新闻事业有毁灭之危险，而且民族正气将被 丧无余，抗战大业亦将遭受不堪设想的损失。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无怪大后方舆论界，对国民党的反动新闻政策，提出纷纷抗议！在今年纪念九一记者节的时候，全国热心抗日、爱好民主、仇恨法西斯的记者们和同胞们，应当一致奋起，挽救新闻界的危机，挽救全民族的危机，反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法西斯化新闻统制政策。并向国民党当局要求立即开放言论出版自由，停止对任何抗日报纸的无理压迫，取消强迫登载中央社造谣电讯的办法，根绝破坏抗战和宣传法西斯的言论，严格取缔混入新闻界的特务棍徒，保障记者的人权和言论自由权！
法西斯的末日已经到临了！墨索里尼已经倒台，希特勒岌岌可危，日本法西斯的失败亦在不远。我国以希、墨为师的人们，如仍一意孤行，必难逃避身败名裂的悲惨命运。让我们加倍努力，为抗战和民主而奋斗吧！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解放日报＞社论1943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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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经济的民主而斗争
为了迎接政治协商会议，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发表“对于当前经济问题的意见”书，全国工业协会亦于日前举行座谈，提出很多极其宝贝的主张，经济界人士之积极预闻国事，实在是一件使人十分兴奋之事！
今天经济界人士之积极预闻国事，并不是偶然的。抗战打了八年，后方的生产事业是在沉重的管制政策的束缚之下，半死不活地在挣扎着。胜利到来了，一些硕果仅存的工厂，不但未曾复醒，反而在庆祝胜利的鞭炮声中，遇到更严重的灾难。中小工业不要说，就连中国兴业公司、渝鑫钢铁厂等十余家规模较大的工厂，亦在这个时候，颓然倒下了。政府对于这个局面的做法是：把收购生产的贷款，变为收购机器和设备的贷款。这种办法意味着当局所着重的，不是怎样为工业界打开一条出路，而是乐于为他们送终！在他们心目中，中国的民族工业垮了不要进，有强大的外国资本可以来中国投资；中国的民间工业垮了不要进，有居高临下与外国独占资本结不解之缘的官僚资本可以在各重要生产部门勃兴起来。在当局的这种打算之下，中国民族产业的生存自然发生问题，也就使他们不能不起来抗争了。“苦干不问外事的作风走不通了（李烛尘先生语）。”
今天的中国经济的确使人担心的。官僚资本和外国的独占资本贪婪地进行无情的袭击。薄弱的中国民族资本原来是以轻工业为依据的，但现在收复区中的棉毛丝麻等，几乎全部国营了。在官僚政治下的所谓国营，其实就是官僚资本的“官营”。因此，不少人担心中国的工业将来会变成日本那个样子，全国的经济命脉由几个大财阀所独占。这种看法自有其中肯之处，但是我们还应看到，战前的日本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日本的天皇和十六个大财阀并未成为另一个国家的独占资本的附庸。中国的情形，恰恰与此相反，如果离开外国独占资本之支持，则中国的官僚资本是不容易发展到支配与操纵地位的。所以假如继续在买办和官僚政治之下，中国经济就可能变成日本和印度的混合体。
中国将要走什么路？在政治上是真民主对不民主或假民主的斗争，在经济上是独立的自由的国民经济对官僚资本和外国独占资本所垄断的半殖民地经济的斗争。中国的人民大众（连民族企业家在内）争取前一条路，而少数反民主的买办官僚，则想把中国拉回去走后一条路。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一心一意和中国的人民站在一起的。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在现阶段上，中国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与合作经营三者组成的”。二个月前，周恩来同志在星五聚餐会上亦指出：在这三种资本中仍然是私人资本占多数，今后中国必然要经过一段保护私有财产，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我们要反对的是官僚资本、垄断资本与侵略资本。（反对侵略资本并不就是反对利用外资，我们是在不妨害中国主权之下，欢迎外资的）我们对于当前中国经济的态度，是和全国经济界（特别是民族工业家）一致的。
或许有人把我们的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的主张，当作在野党的宣传吧，过去数十年的教训，特别是当局这种“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的教训是这样的，诚然使人民对任何人不敢轻信。我们的的确确认定中国必须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的阶段。我们的政策处处着眼这一点。在陕甘宁边区与华北华中广大的解放区中，新的富农经济是在农村中发展起来了；一些地主的资金转移向工业投资了，中小型工业大量地在每一个角落长大起来了。我们在民主的解放区中已经这样做，我们决心把这种做法推广到全国其他各地去。如果没有国民党当局的内战与封锁的话，我们是欢迎后方与收复区的经济界人士，去参观，去看一看我们是不是这样做的。
正如政治一样，中国经济现在处在一个转扭的关头。我们欢迎产业界的代表在政治协商会议中为经济民主而斗争；我们欢迎全国经济界的人士在会外在各地为这个问题而努力。在这里我们和你们的见解差不多是完全一致的！一个政治民主的中国不能不是一个经济民主的中国。我们将同心协力为中国政治经济的民主而斗争！
――＜新华日报＞社论1945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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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与民主不可分离
――祝第二届联合国日
自美国总统罗斯福去年宣布以六月十四日为联合国日以来，到现在已经一年。去年有二十八个国家庆祝这一个节日。纽约曾有五十万人的空前大游行。今年联合国胜利在望，全世界对于这个节日的庆祝，必定更加热烈，更加盛大。
人类的命运，现在处在决定的时机。决定人类的命运的，乃是此次大战的结果，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在此次全世界人类反对法西斯野蛮侵略者的神圣战争中，我们中国进行了对日抗战六年之久，尤其是以劣势武器在敌后坚持至今的游击战争，乃是我中华民族所创造的伟大奇迹。我国六年的抗战，诚如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前老早就指出的那样，一改我国在国际间的地位。从九一八到八一三，由于卖国贼汪精卫之流把持国柄，勾结轴心，对外屈辱，对内反共，我中华民族曾被人看做卑怯无能的劣等民族，但是经过了六年的团结抗战，我国却已经被列入世界四大强国之林了。这种铁的事实，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从九一八起就主张的对日抗战乃是完全正确的，也证明了当时主张屈辱投降的卖国贼汪精卫之流是何等可耻。我们庆祝联合国日，我们庆祝联合国的胜利，庆祝人类正义之胜利，也庆祝中华民族的强盛，庆祝抗战的胜利。
反对法西斯，不仅为了人类的现在，而且也是为着人类的将来。现在所进行着的世界战争，就是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原则与民主的政治原则之间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共同在民主的旗帜之下反对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者赞成最广大的民主，这是无庸多说的了。而此次世界战争爆发后美总统与英首相同拟的大西洋宪章，也规定了人类的四大自由，和免除一切穷困与恐怖。联合国日发起人罗斯福总统在去年今日的演说中，再一次强调了维护人类四大自由的必要，他说：“信仰人类共有之四大自由，乃吾人与敌人之主要分野。”又说：“人类共有之四大自由，乃人类所需要之要素，正如空气、日光、面包与食盐之不可须臾或离，剥夺人类所有此等自由，则彼等必将无法生存，剥夺其一部分自由，则其另一部分必将枯萎。”我们庆祝联合国日，就要维护民主。我们庆祝联合国日，乃是为了拥护民主，为了反对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是这样一种政治原则，它对外则主张“亚利安种族至上”或“八 一宇”的并吞，对内则主张“盲从领袖”、“全民政治”、“全民经济”的独裁，反对共产党，压迫人民大众，一切民主自由被它摧毁无遗。不剿灭法西斯主义，不确立民主主义于全世界上，即使这次战争胜利，还不能奠定人类永久和平。现在与将来不能分离，抗战与民主亦不能分离，原因就在于此。
中国共产党，与全国人民一样，完全赞成在中国实行民主的政治原则。中国共产党在他的党员所参加的地方政权中，遵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并把民主政治的原则具体化，这就是三三制的民主政权。中国共产党并坚决主张：民主的政治原则应在全国实现，这不仅对于现在的抗战有很大好处，而且对于全人类也有很大好处，因为我们中华民族是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民族，因为我国有很高的国际地位，我国的一切设施会对全人类发生极大的影响，对于将来的世界和平发生极大的影响。
可是，正在庆祝第二届联合国日的时候，正在全世界高唱民主自由的时候，正在法西斯侵略者快要倒台的时候，在我抗战阵营之内居然有人提倡类似法西斯主义的怪论，这岂不是奇怪之极么？
这些人所提倡的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以“中国文化至上”来代替希特勒的“亚利安种族至上”。对中国以外的民族，重唱汪逆精卫的“以中国文化融化外族”的胡说。对中国国内，重唱希特勒的“全民政治”“全民经济”“全民战争”和“盲从领袖”的滥调。这个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完完全全像希特勒主义一样，公开反对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它也同希特勒主义采用同样的排外手法，自称“继承民族传统，排斥一切外来思想。”在实际上，它对于中国的传统，只继承了唐之周兴、来俊臣，明之魏忠贤、刘瑾等奸贼之特务政策的传统，继承了曾国藩、李鸿章等反对太平天国媚事反动清朝的反革命之传统，继承了一切唯心论的反动学术传统，它所抛弃的，却是民主精神的传统，却是岳武穆、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传统，以及中国五千年来学术史上唯物论的优良传统。对于“外来文化”，它所真正要排斥的乃是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等进步的思想。而它在“排斥一切外来文化”的面具之下，偷运进来的，乃是大量最丑恶的法西斯主义的私货，希特勒墨索里尼的私货。中国法西斯主义者之所谓“继承民族传统，排斥外来思想”，实际上就是继承中外文化中一切丑恶方面的大成，排斥中外文化中一切优良的成分。这就是现在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的政治代表们所提倡的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之内容。这种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居然自称为“三民主义”，实在可笑之至，实在是诬蔑了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学说的民主精神，实在是诬蔑了中华民族。
我们庆祝第二届联合国日的时候，我们心中充满了对民主自由的憧憬，对人类光明前途的希望，我们心中也充满了对法西斯主义的仇恨，要在全世界扫清这个毒素，当然也决不容许它在中国猖獗起来，以致将来再陷我民族于万劫不复的地步。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的政治代表们企图提倡法西斯主义以毒害我民族的时候，为了使抗战胜利，建国成功，我国文化界就有一个极其严重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要加紧进行反法西斯的教育。这是当前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但是如果那样设想，以为当前民主教育的目的主要是为着反封建，就会走上另一极端，犯另一种错误。当前中华民族的主要任务，乃是打败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如果有一时一刻忽视或忘却了这个现实，就是不对的。因此，我们所说的民主教育，乃是具体的、适合中国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今后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的需要的那种民主教育，不能把它抽象了解为一般的民主教育，一般的反封建教育。应知这种民主教育，不应成为一般的反封建的教育，而只应为了抗日的目的成为一般地反对法西斯主义和特殊地反对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教育。否则，我们的教育就脱离现实，脱离当前的战斗任务。其次，应该把这种教育，安放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现实的基础上，而不应把这种教育放在空洞的名词或概念（如平等、自由、博爱、文化与科学的发展等）的基础上。在这里，我们也应紧紧地记着：民主与抗战是不可分离的，将来与现在是不可分离的。
正确的进行抗战与民主的教育，反对德意日法西斯主义，反对中国法西斯主义，这就会大大的增强力量，来争取抗战的胜利和建国的成功，这就会促进人类正义的胜利，促进神圣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这就会帮助奠定将来的世界和平，和独立的新中国之建成，这才会更加提高我国在国际间的地位，而对全人类的和平幸福作更大的贡献。
――＜解放日报＞社论1943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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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夫人论民主精神
根据国民党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宪政将在抗战胜利一年以后再实施。也就是说，至少今后数年中，还是国民党执政的时期。可是，就是在这个时期，人民还是时时刻刻关切和需要民主的。蒋夫人前晚在蒋主席招待国民参政员的宴会上，曾把世界民主政治的潮流，和美国的民主精神，带给了国民参政员，并且也提到中国需要的民主精神。报纸上登载的虽然很简单，但是，已经很值得注意了。
的确“今日世界有两种政治思想，一种是民主思想，一种是轴心思想，”也就是法西斯思想。这两种制度和思想是对立的，尖锐地在斗争着，而且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二者之间是没有中间的道路的。不民主，就是法西斯，或者，就会逐渐走上完全法西斯化的道路。“法西斯共和”，是墨索里尼的把戏，是对法西斯的掩饰，是对民主共和的讽刺，那还是法西斯，同盟国也是一样反对它的。我们中国既然列入民主国家的阵线，就要认真走完全的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我们反对轴心，就是反对法西斯主义。
关于民主精神，要说和可说的话很多。我们在这里，只是简单的讲几点意思。蒋夫人在报告中说到“民主国家政府知道人民的意思以后，即可就人民的意思以施政。”同时，她还提到对政府事务要常加批评，这种批评，要负责任，也就是说，“必须于批评之后附以改正的具体意见”，“使政府接受意见而有所遵循”。这是非常正确，非常重要的。要这样，就须关联到几个问题：首先，人民要有意见。这是不必多加讨论的。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政府事务的各个方面，因此总是有意见的。好的，它们也会称赞和鼓励，坏的，它们也会批评和指责，而且，也会提出意见来。其次，要使政府“知道人民的意思”，这点就比较复杂。一方面，要人民能够说出他们的意思来，如果有一肚子意思，没有地方说，或者没有办法说，那就谁要想“知道人民的意思”都无从知道起。另一方面，人民有意四，不管他说得出说不出，还要政府中人愿意知道才行，否则虽然人民的意思到处都是，应知道的人却还是不会知道。所以，一定要人民敢于说话，政府鼓励人民说话，热诚的去“知道人民的意思”才行。最后，人民敢说，政府愿听之后，还要政府积极的“就人民的意思以施政”，才能使人民的意思不落空。要实现蒋夫人提出的很好的意见，这些问题，是应予注意和解决的。总括以上各点，我们再着重的提出以前曾经提过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人民和政府，都要有自尊容人从善如流，过勿惮改的精神。自己看重自己对国家民族的责任，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对政府事务的批评和具体建议，同时，也要愿意不掺杂些毫成见的容许别人发表他们的意见，不应该固执错误的措置。应该勇于改过，不能一误再误。而正确与否，又必以“人民的意思”为最高的裁判者和最后的依据。
蒋夫人提倡负责的批评和负责的接受批评，确是切中时弊的意见。我们愿和全国舆论界一道，欢迎和支持这个意见，并尽力协助政府采取具体步骤，使之实现，培养起民主的冯起来。
――《新华日报》社论1943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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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父诞辰纪念
今天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的七七诞辰。国父是中华民国的创造者。他奋斗一生，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他手床的三民主义，目的就是要使中国的人民能够过自由、平等、幸福的日子。国父是最能顺应世界潮流的伟大政治家。所以，他能够根据实际的情形，不断的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而这种充实和发展，都有一条明显的线索可寻，那就是一切为了人民，并决定于人民。
国父为了三民主义的民主政治，坚决的反对过陈廉伯的法西斯党和一切叛逆，反对过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反对过一切军阀专横,也反对过段祺瑞做了执政后召开的善后会议，因为这个会议不是他所主张的国民代表会议的预备会议，代表是由段祺瑞指派的，而不是由各军队各政党和各人民团体民主的选举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