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日报》1943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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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延安学校中支部对群众团体的关系
在群众性学校中，党的支部与群众团体，是并行的。假如说支部是从党的系统来保证教育计划的完成，则群众团体是以群众组织的力量来进行学生自治，各种课外活动及文化娱乐等辅助教育使教育内容更丰富更生动。（如果我们不把教育仅限于书本上的知识的话）因此在完成教育作业的意义上，支部与群众团体是没有任何分歧的理由的。
因此支部应该鼓励党员积极参加群众团体的活动，同时对这些团体必须采取团结、帮助和提携的方针，只要这些团体是符合于抗战、团结、进步的原则并向学校履行一定的手续而且取得了合法的地位的。
群众性学校的学生，是来自各阶层各地域的知识分子，一般的说，除抗日救亡的目标是比较一致外，其观点其立场必然有所分歧。就是加入群众团体，也在某种程度内各怀有不同的动机。唯其如此，他们对民主作风格外重视，支部工作者应该掌握住这一特点，不仅宣布而且实际上尊重其思想的自由，（包括信仰）学术研究的自由，和作风上充分发扬民主的精神。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呢？因为延安是共产党员占优势的地方，学校里也如此。所以支部工作者更须具有恢宏的胸襟和宽容的器度，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得住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党中央曾有正确的对群众团体的政策，但如果在下面执行不善、手法拘谨，也会影响到这种民主作风的实质的。所以党员在群众团体中也只有以互相商量的互相辩论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去求得各种不同意见之渐趋于一致，性急也是没用的。
党内同志一方面尊重别人批评的权利，倾听别人批评的意见，接受别人正确的批评，另一方面也要阐明自己的信仰与理想，批评别人错误的意见，二者不可缺一。在党外同志来说，批评别人，被别人批评，这不等思想上压迫。在党内同志来说，如果只有前者而无后者，则不是民主而是尾巴，就永远不会把错误的意见领导到正确方向上去。只有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在纷纭庞杂的意见上，以曲折的道路，使其一致，使其走向正确，这才看出领导的必要与党的意义。
但是上面所说的领导，自然不是支部对群众团体直接的命令、指示，或在组织上的把持，而是要通过党员提出积极的意见，使党的主张贯澈到这些团体中去。领导的中心环节，就在于主张正确与别人相信这些主张的正确。而不是倚恃人多势大。这里的区别，就是“以德服人”与“以力假人”的区别。
过去学校中由于个别党内同志存在狭隘的观点和拘谨的手法，致死党员与党外同志之间，涂上一层不和谐的气氛，而某些党外同志也固执于自己是“群众”因此对某些党员有过高的要求。后来党内同志和党外同志一齐积极参加与自己兴趣所近的群众组织，建立直接的正面的交往关系，这不惟冲淡彼此间存在着的隔阂，而且在团结上起了组织的作用。“共产党员有义务与党外同志合作，无权利排斥党外人士。”这就是党员对党外同志所采取的原则。
学校中支部对群众的问题，就是现实的青年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问题。因为来延安的青年有各阶层各政党的前进分子，有不同的社会关系，有不同的政治认识，有不同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因此在群众团体的选举上，必须广泛的容纳这些人。就是说这些团体的组成分子中，党员与非党员的比率，与这团体的领导部门中党员与非党员的比率应成正比例。这就是说，假如组成分子中党员占百分之三十，则领导部门中党员也只能占三分之一。后者岁前者的变动而变动。这可使保持各种观点的人，都有其真正的代表到领导机构中去。这对这些团体是有好处的……
假如党员被选到领导机构中，则民主作风，宽宏气量，就有更高的要求了。一个工作上问题的决定，尽可能经过协商、倾听党外同志的意见，取决于多数，明知解决问题失策，亦须以解释说服的办法纠正。刚愎自用，盛气凌人，自以为是等不良习惯，都应该反对。万一有原则上的分歧，解释无效，则申明保留自己的意见，迨将来事实证明看。假如党外同志被选到领导机关，则党员须自觉的忠实于自己的工作，以减少领导者的困难。并进而设法协助领导者解决其发生的疑难问题，使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全校性的人数较多的团体中的党员加以适当的组织，由支部领导使其多少具有党团的形式，这在延安的学校中还是必要。因为党员重视其所参加的群众团体，远不如重党，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因此这组织的任务应该着重在督促这些团体中的党员执行决议、遵守纪律、积极工作以保证这些团体的巩固和发展。显然这与一般的党团是有区别的。
为要加强支部与群众团体间之联系，支部有关会议欢迎这些团体的代表参加互相交换意见，使得彼此依靠得更紧密。教育计划的完成，在学校范围说来是很大的组织工作。假如支部不把学生中半数的党外同志团结起来，步调一致，这对教育工作将是很大的损失！从此目的出发，则团结群众团体，团结党外同志，应当作为支部“保证学校教育计划完成”的主要工作之一。
――《解放日报》1942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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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广播
现在如果再问民主国家同盟和法西斯主义集团的不同处在哪里？简直是一个笑话。可是，原则容易谈，道理容易说，一定要言行一致的去做，方能表现出民主国家是在为民族自由民主政治而战，是在为消灭法西斯制度和法西斯思想而战。
最近报纸上登载的两条新闻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条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对西西里居民的广播。他说：“……但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以肃清占领区内的法西斯制度”，“任何方式的法西斯宣传将被禁止”。“盟方并将采取适当步骤，以中止西西里岛一切歧视种族与信仰的法律。宗教自由，则将维持，在无碍于军事行动范围内，言论和出版的自由也将恢复，盟国又将采取步骤，以迅速释放政治犯。”另一条是法国议会议员庞德氏对记者的谈话。他说：法兰西民族委员会（被略）“压制了法西斯化的‘法国人民党’和法西斯的公司和商号，这显著的在人民之中树立了威信和信心（被略）”。而北非民众更要求成立法庭，立即肃清和法西斯合作的分子。
为什么盟国要采取上述各项办法？艾森豪威尔将军回答说：“这些都是重建盟方所不惜一战以保持的原则的明证。这些原则都是德国支配下的轴心领袖所反对的。”
很显然的，法西斯主义集团是反对自由，反对自由主义，反对共产主义的。民主国家同盟是反对法西斯主义（制度和思想）的，是坚持自由主义者和（被略）一切反法西斯主义的人们团结一致的。既然这样，就要在行动上以此为准绳。凡是民主国家，都要以最坚决彻底的抗战，来消灭侵略，消灭沦陷区内的法西斯制度和宣传，并从根本上消灭法西斯主义，都要团结国内反法西斯的团体和个人，彻底消灭敌人的第五纵队，肃清一切和任何微小的法西斯思想和宣传。
蒋委员长常说我国要精诚团结，他又曾在纽约先锋论坛报所主持的广播中，说到要肃清帝国主义思想。正是发挥了民主国家和法西斯国家的不同。
（被略）
我们应时刻记住“德国支配下的轴心领袖所反对的”原则，时刻为“盟方所不惜一战以保持的原则”的认真实现而斗争！
――《新华日报》1943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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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宪政规模
这一次国民参政会的伟大收获，除了更坚决的确定抗战到底的国策，粉碎敌人汪派汉奸的鬼蜮阴谋之外，对于抗战建国最具有意义的，莫过于实行宪政之决议。这一问题，在本届大会中，受到大部分参政员的关心注意。我们可以看出全国民众的提高民权加强国本的要求，是如何热烈地在第四次参政会中反映出来了。因此，详加讨论之结果，便有“（一）请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二）有议长指定参政员若干，组织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协助政府促成宪政”的决议，而在大会的闭幕词中，更正确地址出：“敌阀正百计进攻，我自不丝毫自满。一切力量，皆须发扬；一切缺陷，皆须填补；本会同人详加审议之结果，以为提高民权，加强国本，应为最要之务。用是决议，请政府依照中国国民党过去之决议，召开国民大会建立宪政规模。”
二年来的抗战，处处证明要打退敌人，只有集中一切人材，只有使每一个国民，“有一分心，一分力，都要为国家来贡献。”更具体地说，只有容纳个党各派人材，提高战时行政机构的效能；只有严令禁止对共产党及其他抗战党派之歧视压迫行为；只有走上这条实行战时民主的道路，中国的广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才能动员起来。中国共产党一向就为着这种主张而努力，在这一届参政会闭幕前夕，毛陈等七参政员，就在他们的意见书中，历历提出这几端了。
诚如论者所说，宪政之性质，不在乎条文，而是在乎事实。但是，我们要晓得：有利于抗战建国之措施，如果不明白地在根本大法上规定起来，则奸黠之徒，得以利用种种名义，进行破坏。张一参政员在其对议长的答词中所提出的“默察各地党政军各级人员，对于民众运动，往往有所歧视。道路传闻，尚有假借取缔与指导名义，摧残合法组织，钳制正当言论，拘捕热血青年”的事实，是使人不得不懔然的。制定宪法的目的就是要使这种现象能够根本消灭。但是为着召集国民大会来制定宪法，必须在现在就给各党派合法保证，以便在国民大会前各种党派参加国民大会的选举。
有一些人，以为战时军事高于一切，不应有民主；以为战时全国上下之经历，应完全集中于对外，而不当转移其目标于制宪问题，这些意见，通通被这一次参政会的决议，打得粉碎了。实施宪政可以发扬一切力量；可以加强军事之胜利，可以提高对外的力量。上面所举的一些说法，都不以发挥抗战力量为出发点的。
我们诚恳地拥护国民参政会这一决议，但同时，我们更希望政府要切实地执行参政会这一决议，要不然，决议只成为纸上的东西，对于中国的抗战建国的大业，是不能有实际的贡献的。
――《新华日报》1939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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