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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占3％，文化教育部门的投资为7.2％。 第一个五年计划还规定了经济增长速度等重要经济指标。计划规定，五 年内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8.6％，其中工业为14.7％，重工业为17.8 ％，农业为4.3％；五年内职工平均工资增长33％，农村购买力提高1倍。 到195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原定的主要指标，大都提前完成了，而到 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各项指标大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了，从 而为工业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首先，基本建设投资超额完成，大大增强中国的生产能力。在五年中， 国家对经济和文教卫生的基本建设投资达到493亿元，超过计划的15.3％， 加上企业和地方自筹资金，第一个五年计划实际投资总额达到588.47亿元。 施工的工业建设项目有1万多个，其中大中型项目921个，比计划规定的项 目数增加227个，有595个大中型项目全部建成并投入生产。苏联帮助设计 的156个重要建设项目，到1957年底，有135个已经施工建设，有68个已 ① 经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入生产。新增固定资产492亿元，相当于1952年 全国拥有的固定资产原值的1.9倍。在这期间，中国有了第一个飞机制造厂 并试制成功了第一架喷气式飞机，有了第一个年产3万辆载重汽车的长春汽 车厂，有了第一个电子管厂北京电子管厂。 其次，中国的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 11.9 ％，其中工业增长18％，农业增长4.5％；轻工业增长12.9％，重工业增长 25.4％。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43.1％提高到1957年 的56.7％。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5.5％上升到45 ① ％，旧中国重工业过分落后的状况有所改变。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获得大 幅度的增长，如1957年钢产量达到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296％，为建 国前最高年产量的5.8倍；发电量达到193.4亿度，比1952年增长166％， 为建国前最高年发电量的3.2倍。“一五”期间工业生产所取得的成就，远 远超过了旧中国的100年。 再次，物价基本稳定，人民生活有较大的改善。全国职工的年平均工资， 以1952年为100，1957年为142.8，达到每人每年637元。全国居民平均消 费水平1957达到102元，比1952年的76元提高三分之一强，其中职工平 均消费水平由148元提高到205元，提高了38.5％，农民由62元提高到79 元，提高了27.4％。② （5）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以及第一个五年计划付诸实施的同时，也开始 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有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 ① 谢明干、罗元明主编 《中国经济发展四十年》，第9、10 页。 ① 谢明干、罗元明主编 《中国经济发展四十年》，第10 页。 ② 谢明干、罗元明主编 《中国经济发展四十年》，第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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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国初期，在全国范围内所进行的土地改 革，使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然而，当时占农户总数60—70％的 贫农、下中农，平均每户只有11.7亩耕地，每两户才有一头耕畜，每3户 才有一个犁，每17户才有一架水车。这种情况使他们难以摆脱贫困的地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在农村中已开始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有些贫苦农 民缺乏生产资料、劳动力，或者因为遇到疾病、灾害，他们的经济地位不仅 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为了摆脱贫困和改善生活，农民只有组织起来，走 合作化的道路。 1953年中共中央先后作出两个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一个决议是1953 年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再一个决议是1953 年底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国的农业合作 化就是在上述两个决议的指导下进行的。 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前期，在上述两个决议指导下，中国农村积极和 稳步地发展了多种形式的互助合作组织。1953年，全国参加农业生产互助合 作组织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39.5％，其中参加互助组的为39.3％，参加合 作社的仅为0.2％（全国有15，000个初级社，15个高级社）。1954年，农 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有较大发展，参加各种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的农户在 农户总数中的比重增加到60.3％，其中参加互助组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58.3 ％（全国有互助组993.1万个），参加合作社的农户为2％（全国有合作社 11.4万个，其中高级社为200个）。1955年春，全国初级社发展到67万个， 中央决定对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一次整顿。整顿的方针是：区别不同地区的 情况，或者暂时停止发展，全力巩固，或者适当收缩，或者在巩固中继续发 展。整顿的结果，全国合作社缩减了两万个，初步巩固了65万个。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 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认为农村中合作化的高潮有些地 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对“右倾保守思想”和“右 倾机会主义”进行猛烈的批判。由于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所形成的政治压 力，农业合作化运动也就以空前的高速度向前推进。到1956年底，加入合 作社的农户达到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 总数的87.8％。中国农业合作化的胜利实现，无疑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然而在后期出现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形式过于单一化等缺点，以致后来 较长时期内遗留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 ②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在中国工业生产中占据重要的地 位。据1954年的统计，中国个体手工业的从业人数约2，000万人（产值为 93亿元，约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20％），其中独立的个体手工业者约800 万人 （产值为68亿元），农业兼营商品性的手工业生产约1，200万人（产 值为25亿元）。 对手工业的合作化，在前期也是采取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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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手工业供销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半社会主义性质的手工业生产 合作社和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等形式，在步骤上是从供销 入手，从小到大，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社员发展到98万人，占全国手工业全体从业人员的12％，人均产值达到1970 元，比个体户高85％。后来，手工业合作化也出现类似农业合作化过急、过 快的情况。1955年底提出要在两年内基本完成手工业合作化。其实，到 1956 年底，手工业合作化已基本完成，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人员已占全体手工业 人员的91.7％，其产值达到93％。由于手工业合作化后期出现集中、合并 过多等问题，手工业中不少具有特色的产品（如王麻子、张小泉的剪子以及 景泰蓝等）受到了削弱。 ③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对官僚资本实行没收的 政策，而对民族资本则实行赎买的政策。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是实 行“利用、限制、改造”，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进行和平改造。改造的 步骤是：先从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然后再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 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是：从加工、订货、统购 （包括收购）包销和经销、 代销等初级形式，向公私合营的高级形式过渡。 初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在工业中主要包括加工定货、统购包销等。 1953年后，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进行，初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有了较快 的发展，国家扩大了加工定货的范围，1952年加工定货产值在全国私营工业 产值的比重为56％，1955年提高到81.7％。在商业中，初级的国家资本主 义形式主要是批购、经销、代销等。据1955年8月的普查材料，全国私营 零售商业和公私合营商业共计295.4万户，其中实行批购、经销、代销的形 式为70.1万户，占总户数的23.7％，占职工总数的44.9％，占资本总数的 35.9％。从1954年起，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其重点是转向发展公私 合营这种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加工订货、主要是国家同资本家在企业 外部的合作；公私合营，则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企业 内部的合作，企业的生产资料由资本家私人占有变为国家和资本家共有，公 私双方共同经营企业，公方代表居于领导地位。无论是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 主义，还是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其利润都实行“四马分肥”，即分为 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工人福利费、资方红利四个部分，资方红利约占 四分之一，企业利润大部分归国家和工人。 由于农业合作化运动高速发展的推动，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 也掀起了高潮。1956年1月10日，北京市首先宣布全部实现全行业公私合 营。到1月底，全国50多个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集中的大中城市都先后宣 布实现全市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到1956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 私营商业户数的82.2％，分别转变为公私合营或合作社。据统计，1956年 工业总产值中（不含手工业）国营企业所占比重为67.5％，公私合营工业为 32.5％。在批发商业中，国营、供销社经营和公私合营的比重达到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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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只占0.1％；在社会商品零售额中，国营、供销社经营和公私合营的占 95.8％，私营的仅占4.2％。据当时的估算，全部民族资产阶级的资产核定 为34亿人民币，其中工业为25亿元，商业为8亿元，交通运输及其他1亿 元。定息年息为5％，从1956年1月1日起计算，国家为全年定息支付的资 金为1.65亿元。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后期，也存在由于过急过 粗而遗留下一些问题，如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经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情 况下，没有适当地保留一部分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 2.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1）对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提出《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标志着中国探 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该报告提出要以苏联为鉴，调动国内外 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论十大关系》主要是 讨论经济建设问题，特别是涉及到如下两个问题：一是探索与苏联有所不同 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该报告提出要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 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今后应根 据形势和经验适当调整，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 工业，尽量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建设。从长远看，这样反而能够更好 地发展重工业、内地工业和加强国防。二是已开始触及经济体制改革的问 题。报告提出要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国家、生产单位与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并指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 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①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明确指出： 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 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 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 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中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 为先进的工业国。大会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 设方针，强调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的发展速度，把 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大 会还提出三个主体与补充，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 主体，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 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作为补 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 的自由市场作为补充。上述提法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无疑是一个突破。大 ①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2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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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还提出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在中国建成一个基本上完 整的工业体系的战略设想。大会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 划 （1958—1962）的建议》，该建议要求到1962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1957 年的计划增长75％左右，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一倍左右，农业总产值增长35 ％左右，钢产量达到1050—1200万吨，粮食产量达到5000亿斤左右，国民 收入增长50％左右。 实践表明，探索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一个极其艰难而曲 折的过程。当时主要是涉及两个大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 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究竟是“以阶级斗争 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个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规模速度问题， 究竟是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规模和发展速度，还是不顾 各种客观限制而规定国民经济过大的规模和过高的速度。从1957年至1976 年长达20年之久的时间中，中国在对待上述两个问题上都一再发生严重失 误，导致严重的后果。 （2）“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兴起及其后果 1958至1960年是中国“大跃进”时期。“大跃进”的提出，标志着中 国力图在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过程中开辟一个新的局面。然而， 实践已证明，这个努力是不成功的，而且造成严重的后果。 1958年5月，中央召开了八大第二次会议，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 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提出，反映了广大 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然而，它夸 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否定了国民 经济的综合平衡。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比八大一 次会议建议的指标，工业方面普遍提高一倍，如钢从1200万吨提高到3000 万吨；农业方面普遍提高20—50％，如粮从5000亿斤提高到7000亿斤。从 此后，第二个五年计划转入了“大跃进”的轨道。 “大跃进”的口号最先是在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中提 出的，认为在农业合作化以后，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在1958 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逐步开展。其主要标志 是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不断地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 标。 大跃进突出反映在全民大办钢铁方面。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提出以纲 铁翻番为中心，“一马当先，万马奔腾，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口号。在 能源、交通、设备、材料供应等方面优先满足钢铁生产的需要。在1958年 开工的大中型钢铁项目达到1587个，钢铁投资高达35.7亿元。实行大跃进 的结果，虽然钢产量经过突击达到了，也为今后地方工业的发展奠定一定的 基础，然而却导致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产品质量下降，原材料和 燃料消耗增加，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三年“大跃进”给国民经济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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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损失，也影响以后两年经济的发展。1958—1962年，社会总产值年平 均下降0.4％，农业净产值年平均下降5.9％，轻工业年均下降2％，国民收 入年均下降3.1％，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均下降4.7％，居民消费水平年均下 降3.186 3％，在此期间只有重工业年均增 长3％。与此同时，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明显失调。1960年同1957年相比， 在国民收入中，积累的比例由24.9％提高到39.6％，直接减少了当年的消 费基金；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3倍，而农业总产值却下降了22.7％，粮食产 量减少了1031亿斤，降到1951年的水平，工业和农业产值的比例由5.7∶ 4.3变为7.8∶2.2。1958—1960年，轻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由55 ％下降到33.4％；财政收支严重失衡，三年的财政赤字达到169.4亿元，货 币流通量增加了82％。在三年“大跃进”期间，人民必需的消费品已难以保 证基本需要。1957—1960年，全国人均消费的粮食由406斤降到327斤，猪 肉由10.2斤降到3.1斤。 和“大跃进”一样，人民公社也是在“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形成的产 物。人民公社化最早是从1958年3月成都会议提出把小合作社并成大合作 社开始的，各地试办了一些1000户以至数千户的大社。如河南省遂平县嵖 岈山卫星社在1958年4月把27个小社合并成拥有9369家农户的大社。7、 8月间，《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公开宣传毛泽东关于把工、农、商、 学、兵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的思想。不久， 河南新乡七里营社就办了一个人民公社。8月份毛泽东视察了这个社，指出 “还是办人民公社好”，认为人民公社是“一大二公”，可为农村过渡到共 产主义创造条件。8月北戴河会议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 决议》，认为这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 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这次会议把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 地在全国范围内推向高潮。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将过去全国75万多个农 业生产合作社 （1.2亿多农户）合并为2.7万个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特点 是“一大二公”。其“大”表现在：原来每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平均农户为160 户，而人民公社则扩大到4600户左右。其“公”表现在：在合作社合并后， 一切财产上交公社，公社实行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实行部分的供给制，从 而导致原来各个合作社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严重的平均主义；把社员的自 留地、家禽家畜、家庭副业等收归社有，与此相适应，还取消了集市贸易； 政府和公社还经常无偿地调用生产队的土地、物资和劳动力，甚至调用社员 的房屋、家俱；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采取大兵团作 战的方法进行工农业生产。这些做法实质上是对农民的剥夺，挫伤了农民的 积极性，是对生产力的极大破坏。 针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1958年11月在郑州会议上毛泽东 提出要纠正“共产风”，中共中央先后于同年12月和1959年3月作出了《关 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和 《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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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人民公社目前基本上仍 然是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批判了企图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原则而代之 以按需分配原则的错误思想，并针对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 错误倾向，强调在今后一个必要的时期内，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该决议规定：社员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包括房屋） 和存款，在公社化仍然归社员所有，而且永远归社员所有。同时规定：“人 民公社应当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规定管理区（或生产大队）是进行 经济核算的单位，盈亏由公社统一负责，生产队是组织劳动的基本单位。《关 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明确提出了人民公社是以生产大 队（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 所有制，并规定了三级各自的职权范围。当时毛泽东概括为十四句话：“统 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 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 别。”上述措施对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左”的倾向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在1959年秋庐山会议反右倾以后，“左”的东西又复活起来，导致1959 —1960年粮食的大减产。1959年粮食产量比1958年减少了3000万吨，1960 年又比1959年减少了2650万吨。 （3）为期三年的经济调整 由于坚持以钢为纲的大跃进以及实行人民公社化运动，国民经济比例失 调的严重局面日趋加剧，特别严重的是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轻工业生 产也因此而招致急剧下降。中国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1960 年同1957年相比，城乡人民平均的粮食消费量减少了19.4％，其中农村人 均粮食消费量减少23.7％；植物油人均消费量减少23％；猪肉人均消费量 减少70％。1960年秋，苏联政府又突然单方面决定撕毁几百个合同和全部 撤走在华专家 1000余人，再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使中国经济更加陷于困 难之中。 为了改变国民经济严重的困难局面，1960年秋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 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同年9月30日， 中共中央在批转国家计委《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 提出：1961年，我们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 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1961年1月中旬召开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 正式批准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并向全国人民宣布：1961年应当适当 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的速度，在已有的胜利基础上，采取巩固、 充实和提高的方针。这是社会主义建设指方针的重要转变，“大跃进”和向 基本社有制过渡宣告停止，中国民经济从此进入了调整时期。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该方针的重点是放在调整上。为 调整经济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①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恢复和加强农业。为了发展农业产，除了采取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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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增加农业第一线劳动力、减少粮食征购量、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等措施 外，还采取如下若干重要措施：一，把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改变为生产 队（即原来的生产队，规模大体相当于过的初级社）。1962年9月，在党的 八届中全会上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六条》） 规定：生产队是人民公社中的基本核算单位，实行独立算，自负盈亏，直接 组织生产，组织收益的分配；生产队集体有的大牲畜、农具，公社和大队都 不能抽调；生产队对生产的营管理和收益的分配，有自主权。并决定这种制 度至少30年变。上述规定能较好地克服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有利于保 生产队的自主权和改善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也有利于调动员的生产积极 性。第二，与过去相比，经营管理方式比较灵活样。《六十条》规定，为了 便于组织生产，可以划分固定的或者时的作业小组，划分地段，实行小段的、 季节的或者常年的包工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畜牧业、林业、渔业和其他 副业生产，畜、农具、水利和其他公共财物的管理，也都要实行责任制。有 责任到组，有的责任到人。1962年，在某些地区出现了包产到的形式，个别 地区出现了分田单干。第三，破除供给制，实行按分配。 《六十条》规定： 按照社员劳动的质量和数量付给合理的报酬。生产队逐步制订各种劳动定 额，实行定额管理。凡是有定额的工作，按定额记分；无定额的工作，采用 评工记分的办法。分配办法的改变，实际上废除了过去所实行的供给制与工 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办法，取消了“公共食堂”，从而有助于克服分配上的平 均主义。第四，恢复在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曾被取消的自留地、家庭副业 和集市贸易。《六十条》规定，社员自留地，包括饲料地、开荒地合在一起， 可以占生产队耕地的5％到10％，最多不超过15％。规定社员家庭副业的产 品和收入归社员所有，由社员自行支配。在完成国家定购合同以后，可以拿 到集市上出售。 ②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停建缓建大批基本建设项目。为了压缩基本建设 规模和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加强了对基本建设的集中统一管理。规定基本建 设资金不再由地方财政包干，改由中央财政专项拨款，严加控制并减少部 门、地方、企业的预算外资金。同时，改变基本建设审批的权限。规定大中 型建设项目一律由国务院或或国家计委批准，一切基本建设都必须按审批权 限报请批准，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所有建设项目的设计任务要经过批准， 才能列入年度计划，所有建设项目要在设计文件经过批准和各种建设条件落 实以后，才能动工。同1960年相比，1962年基本建设投资由384亿元减少 到67.60亿元，积累率由39.6％降为10.4％，施工项目减少2/3以上。 ③缩短工业战线。对那些缺乏原材料、肖耗高、质量低、经济效果差的 工业企业，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经过调整，全国工业企业数由1959 年的31.8万个减少到1962年的19.7万个，减少了38％。还降低了大多数 重工业的生产指标。与1960年相比，1962年重工业产值下降了58.6％，它 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由52.1％降为32.3％。与此同时，精简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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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动员回农村。到1963年6月，全国共减少职工1887万人，城镇人口压缩 了2600万人。 经过全国人民不到两年的努力，经济调整取得较明显的效果，整个国民 经济开始扭转了下降的局面。农业生产开始回升，1962年与1961年相比， 农业总产值增长6.2％，粮食增产250亿斤，总产量达到3200亿斤。工业生 产形势也开始好转，特别是轻工业的比重明显上升，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 重，由1960年的33.4％提高到1962年的47.2％。1962年财政收支平衡， 结余8.3亿元；货币流通量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同上年水平相当的情况下， 减少了15％。市场商品供应有所缓和，城乡人民生活也开始略有改善。1962 年同1960年相比，全国人均粮食消费量增加11斤，猪肉增加1.6斤。从1963 年起，又用三年时间，继续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到 1965 年，经济调整的任务已胜利完成，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财政收入以及 主要产品产量都大大超过了1957年，其中不少经济技术指标创造了历史最 高水平。1963—1965年，国民收入和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分别高达14.7 ％和15.5％。 （4）十年动乱对国民经济的严重破坏 1966年，正当中国胜利完成调整经济的任务，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 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 使中国经济遭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灾难性破坏和损失。 ①在经济建设中“左倾”指导思想的泛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 一直贯穿“文化大革命”的始终，这个口号一方面严重冲击甚至代替了经济 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另一方面又作为经济建设和企业工作的纲领。通过所谓 的“革命大批判”否定正确的经济方针政策、规章制度和理论观点，造成经 济理论和经济管理上的严重混乱。一是批判和否定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方针 政策。如把在坚持农村集体经济的前提下，允许农民有少量自留地、家庭副 业，开放集市贸易，以及在局部地区试行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批判为“刮 单干风”、“复辟资本主义”，并鼓吹搞所有制的穷过渡；把坚持社会主义 的物质利益原则和按劳分配原则说成是“腐蚀工人阶级”，是“产生贫富悬 殊和阶级分化的经济根源”；把国家必要的宏观控制批判为“条条专政”。 二是批判和否定合理的经济管理的规章制度。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 特别是在经济调整时期，党和政府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农业、工业、 商业、教育、科技等方面制订了许多较合理的规章制度，然而在“文化大革 命”中却被当作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东西加以批判和否定。如1961年中 共中央颁布的 《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 该条例提出有关国营企业管理体制的指导原则以及各项规章制度，在实践中 尚未来得及全面实施就被批判和否定了。三是批判和否定有关正确的经济理 论观点。如在社会主义阶段还必须坚持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按劳分配原 则。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左”倾错误的发展以及受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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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着作中某些观点和设想的束缚，把这些社会主义原则作为必须限制的 “资产阶级权利”而加以否定。 ②经济组织体系陷入严重瘫痪的状态。1966年下半年，当时的动乱主要 集中在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大部分生产指挥系统尚未被打乱。然而，在1966 年底这场动乱扩展到工业交通企业之后，特别是在“全面夺权”中，经济工 作的指挥、调度和管理系统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使国民经济的运行失 控。如作为最重要的综合性经济管理部门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由于受政治动 乱的冲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机构就被打乱，工作基本陷于停顿。1967 年和1968年甚至没有编制年度计划。1968年12月成立了一个仅十几个人组 成的业务班子，并规定原国家计委人员的主要任务是搞所谓“斗、批、改”。 1970年6月，又决定将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工业交通办公 室、国家统计局、国家物价委员会、劳动部、物资部、地质部、中央安置办 公室等9个单位合并，成立“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全部编制为610人， 仅占原有编制的11.6％。 ③动乱给经济带来严重的后果。“文化大革命”的长期动乱使国民经济 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在10年动乱中，中国国民收入损失约5000亿元， 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科学文化教育事业遭到严重摧残，科学技术水平与世界 先进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第一，中国经济曾几次大幅度下降。第一次是1967和1968年的经济倒 退。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66年下降9.6％，1968年比1967年再下降 4.2％。1968年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比1966年分别下降了13.4％和13.3 ％，国家财政收入下降了27％。第二次是1974年的所谓“批林批孔”运动， “四人帮”把矛头指向主管经济工作的周恩来总理，导致这一年经济停滞不 前，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分别比1973年仅增长1.4％和1.1％，而财政 收入下降8.4％。第三次是1975年底开展所谓“批邓、反右倾翻案风”运动， 使1976年经济又呈现混乱状态。1976年同1975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仅增 长1.7％，而国民收入和财政收入则分别下降2.7％和8.5％。① 第二，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首先是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调。第四 个五年计划纲要 （1971—1975年）规定了各项高指标，1970年之后又重新 出现基建规模过大、超过国力可能的倾向，积累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 1969 年的23.2％急剧上升到1970年的32.9％，1971年再上升到34.1％，以后 一直维持在31％以上，1970—1976年年均积累率为32.6％。高积累是靠压 缩人民的消费达到的。其次是农业、轻工业同重工业的比例严重失调。在投 资总额中重工业投资的比重，“三五”计划为54.5％，“四五”计划为52.1 ② ％，比“一五”计划重点发展重工业时期尚分别高15.8％和13.4％。此外， ① 谢明干、罗元明主编 《中国经济发展四十年》，第17 页。 ② 谢明干、罗元明主编 《中国经济发展四十年》，第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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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内地、沿海工业和国防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方面，过分强调战备和内地 建设，使“三五”、“四五”计划中内地建设投资比例分别高达66.8％和 53.5％，并强调“靠山、分散、隐蔽”，从而浪费了大量资金。 第三，主要经济效益指标下降。国民收入总额在10年中有一定增加， 但主要是靠外延生产方式达到的。从经济效益看，不是提高，而是下降。1976 年，全国约有1/3以上的企业亏损。国家财政1967—1976年连年发生赤字， 财政赤字累计达65.1亿元。 第四，人民生活水平下降。1965—1975年全民所有制职工平均工资下降 6％。10年中，人民吃穿的消费水平踏步不前，甚至下降。1976年同 1966 年相比，粮食从每人消费190.5公斤提高到191.5公斤，仅提高0.5％，低 于1952年的水平；食用植物油从1.75公斤降到1.6公斤，下降8.6％；猪 肉从7.05公斤提高到7.25公斤，仅上升2.8％。在居民住房方面，据1978 年对182个城市统计，人均为3.6平方米，比1949年的人均4.5平方米还 少。① 在“文化大革命”中，1971—1973年和1975年曾经由周恩来和邓小平 先后主持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他们同“左”倾错误和“四人帮” 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对国民经济进行了整顿，但由于“四人帮”在中央占据 重要地位，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3.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就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改革在农村的突破 在农业合作化以后，农业生产力有了一定的提高。然而，农业管理体制 不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导致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生活改善都比较缓慢， 1978年还有一亿多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农业管理体制存在的突出问题 是，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难以保证生产队的自主权；经营管理过于 集中；分配上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农村改革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①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粉碎“四人帮”以后，安徽、四川两省的 农村最先试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最初一般 实行的是联产到组责任制，随后许多地方又逐步将联产到组发展到联产到 人，并进一步发展到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从而突破了人民公社原有的经营 管理制度。关于包产到户的问题，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有一个逐步认识的 过程。早在1956年我国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包产到户就曾被不同地区的 一些社队所采用，后来在1959年、1961年、1964年和1970年在全国一些 ① 谢明干、罗元明主编 《中国经济发展四十年》，第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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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又实行了包产到户，然而均先后被批判、“纠正”和禁止。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指导下，全党对包产到户的认 识和政策逐渐发生了变化。1979年9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 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地区、交通 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不要包产到户”。这是多年来第一次允许包产到户 这种形式的存在。1980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 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强调，“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依存于 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 险”。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把集体所有的土地长期包给各家农 户使用，农业生产基本上变为分户经营、自负盈亏，农民生产的产品“保证 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种责任制使农民获得生产和分 配的自主权，既克服了以往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等弊病，又纠 正了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单一等缺点，从而解决了我国农业长期以来没 有解决的根本问题，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是中国农民的一个伟大创造。 在80年代后，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发展进一步加快。到1980年底，全国 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从年初仅占生产队总数的1.1％上升到 14.9％，至1982年6月为86.7％，1983年初又进一步提高到93％。到1987 年，全国有1.8亿农户实行了这种责任制，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8％。实践表 明，这种责任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得到农民的拥护，具有强大的生 命力。1983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公布的《当前农业经济政策若干问题》 文件指出，这种联产承包制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中“分散经营和统一 经营相结合的经营方式”，“在这种经营方式下，分户承包的家庭经营只不 过是合作经济中一个经营层次，是一种新型的家庭经济。它和过去小私有的 个体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并指出，联产承包制“既可适应当前手工劳动 为主的状况和农业生产的特点，又能适应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发展的需 要”。 ②撤销了原来“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恢复了乡村政权机构。由 于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制度，作为国家基层政权的公社机构，实际上具 有直接支配集体经济组织生产、交换和分配的权力，生产队的自主权更难得 到保障。同时，在政社合一的体制下，由于作为国家基层政权的公社一级管 理机构可以凭借政权的力量，往往容易忽视经济手段的作用，难以消除命令 主义、瞎指挥等不正之风。为了克服这些弊病，必须对“政社合一”的制度 进行改革。1980年先后在四川、江苏等地进行政社分开的改革试点，然后在 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 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规定建立乡（镇）政府作为基层政权，同时普 遍成立村民委员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到1984年底，全国各地基本完成 了政社分设，建立了9.1万个乡 （镇）政府，92.6万个村民委员会。因而， 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实际上已不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