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继元是安徽太湖人，他的祖父名叫赵文楷，是嘉庆元年丙辰科的状元，赵继元本人亦点了翰林，但肚子里一团茅草，如何侥幸而得列清班，一直是个谜。不过，他本人倒也有自知之明，知道凭他的那支笔，做京官决无出头之日，因而以翰林捐班为道员，在吏部走了门路，分发江南候补。那时的两江总督是曾国藩，当洪杨初年时，怕功高震主，决定急流勇退，遣散湘军，扶植李鸿章的淮军来替代。所以赵继元一到江宁“禀到”，便派了他一个极重要极肥的差使：两江军需总局坐办。赵继元凡事自作聪明，自恃有妹夫李鸿章作靠山，在曾国藩以后的历任两江总督马新贻、李宗羲、沈葆祯，都不
大能指挥得动他。沈葆祯病殁，继任的刘坤一，资格比较浅，就更不在他眼里了。
除了赵继元对身在南洋而唯北洋之命是从的盛宣怀等人，刘坤一亦耿耿于怀，久已想动手了。因此，一奉朝旨，立刻派上海道刘瑞芬及上海制造局总办李兴锐，“调看该局帐目，逐款严查。”
刘瑞芬是安徽贵池人，出身是个秀才，同治元年从李鸿章援沪，主管军械的采购与转运，以军功保到道员，曾经督办淞沪厘金，署理过两淮盐运使，是淮军系统中一名很重要的文官。
刘瑞芬跟李鸿章的关系很密切，但奉命查办此案，却很认真，因为他为人比较正派，看不起盛宣怀那种奸诈取巧的小人行径，加以刘坤一为人精明，在授命之前将他找了去，率直警告：如果查得不确实，他会另外派人再查，“那时老兄面子上不好看，可别怪我。”
其实盛宣怀搞的那套把戏，知道的人很多，刘瑞芬即令想为他掩饰也办不到，及至调出帐目来一看，疑问到处都是。刘瑞芬为了慎重起见，特为找了几个内行朋友来研究，其中之一就是古应春。
“帐本说商股只有四万多银子，可是盛杏荪当时具禀两江，说‘已于十一月十八日公商定议，即于十九日付给定银二十万两’，这二十万两银子是哪里来的？”
“根本没有这回事。”古应春说，“只要算一算日子，就知道他是假话。”
光绪二年十一月十六日，照西历算是公元一八七七年元旦，盛宣怀当初跟沈葆祯说：“若逾十六之期，则受代人来，即无从更议。”即指新的年度开始而言。然则中历的十一月十八、十九，即是西历的正月初一、初二，洋人犹在新年假期之中，旗昌公司固然无人办事，外商银行亦一律封关，所谓“定议”，所谓“付给定银二十万两”，全属子虚乌有。
其次是各省所拨的官款，总计一百万两，照数转付旗昌银行，银数固然分毫不短，但古应春深知内幕，指出这一笔百万银子中，盛宜怀等人中饱了四十四万两。
证据呢？“各省官款是实数，都由阜康汇来，招商局派人来提走了白花花的现银，转存外国银行。可是，付给旗昌的，不是现款，是旗昌的股票。”
古应春有《申报》为凭，载明当时旗昌股票的行情是，票面一百两，实值五十六两。
这就是说，盛宣怀只需花五十六万两银子买进旗昌的股票，便可抵一百万银子的帐，岂非中饱了四十四万两。光是这两点，舞弊的证据便很确实了。
彻查的结果，掀开了整个的内幕，盛宣怀与徐润等人所玩的花样是：第一，以定银二万五千两，与旗昌订定收买的草约。
第二，挪用招商局的官款，收购每一百两已贬值至五十六两的旗昌股票。
第三，以对抗洋商轮船公司，挽回利权的理由，捏词已集商股一百二十二万，说动沈葆祯拨给官本。
第四，捏称已付定银二十万两，造成既成事实，并以运道冻阻，无需咨商北洋为借口，迫使沈葆祯单独负责。
第五，取得旗昌百分之五十一以上的股权，委托英籍律师担文，依法接收旗昌。
第六，官本一百万两汇到招商局后，盛宣怀等以旗昌股票，照面额十足抵换现银。
第七，应付旗昌余款，先由招商局官款中垫付四十余万两，尚短六十九万，由“官本缓息”、“商股存息”，以及保险费盈余等陆续给付。事实上现银与股票之间，仍有很大的一个差额，饱人私囊。
所谓“官本缓息”是江南各省拨交招商局的官款一百九十八万两，应付利息，暂时停止。“商股存息”是商股利息暂付一半，所余一半改为股本。
这样陆陆续续，东挪西凑牵扯不清，根本是一盘糊涂帐。
哪知刘坤一尚未出奏，盛宣怀等人先发制人，列举了十八条申辩的理由，具禀北洋，由李鸿章抢先出奏，希望造成朝廷的先人之见，发生排拒刘坤一的意见的作用。加以盛宣怀的大肆活动，刘坤一的夏奏，果然“留中”了。
李鸿章的复奏，照例要抄送南洋，刘坤一一看，真正是“歪理十八条”。
他的笔下很来得，当下亲自草拟奏稿，驳斥李鸿章。首先说明：李鸿章认为刘瑞芬等，查案不无错误，为盛宣怀极力剖辩，奏请免议。此则朝廷自有权衡，非臣下所能置议，不过，刘瑞芬等所禀盛宣怀的贪诈情形，颇为明确，“有不敢不再陈于圣主之前者。”
首先要驳的是，李鸿章所陈，当初收买旗昌，请拨官本银一百万，并饬两淮盐运使劝盐商就“盐引”派搭股份，预计可得银八十万两，再通饬南洋各省藩司、各海关道，随时劝谕富商搭股，并无已集商股一百二十二万两之说。
刘坤一先引沈葆祯当年所奏“臣于病榻传见盛宣怀等，续据禀称，各商尽力攒凑，只能集成银一百二十二万两，所短之数，拨请南洋各省，尽力筹拨一百万两”的原文，向李鸿章提出质问：“如盛宣怀无此凑集一百二十二万两之说，则沈葆祯何所据而云然？如谓此一百二十二万两即系原禀请饬藩运海关劝商搭股之项，则事既经官，沈葆祯何以不于折内明晰声叙，又何以不札饬各司道查照办理？”
李鸿章又说，藩司、运使、关道并未“帮同劝谕，各商亦未即附本，仅集股银四万余两”。虽有“官本缓息”等项，可以弥补此一百二十二万两的一部分，所短尚多，因而盛宣怀等不得不暂向钱庄借款来付旗昌，这也就是招商局利息负担甚重的由来。
对这一点，刘坤一分两方面来驳，一是由沈藻祯方面来看，倘如盛宣怀不是表明已集有商股一百二十二万两，而要动用官方力量劝谕商人附本，如此渺茫之事，沈葆祯能“轻掷百万库款”吗？
再是从盛宣怀方面来看，如果商股是照他所说的方法来凑集，那么“盐引”上派搭股份之事如何？各藩司关道劝谕富商附股，已有多少？理当具呈催问，而竟无一字之禀，甘愿以重息在外称贷，这是合理的吗？
由此分析，刘坤一作一论断：“是盛宣怀先有凑集百二十二万两之言，故不敢复有所请，而沈葆祯信以为实，无俟他谋也。”又说：“此等重大事件，往往反复筹商，至于数目，必须斟酌尽善，而后上闻，似不得执盛宣怀等饰词而抹煞沈葆祯奏案，以刘瑞芬等为未查原卷也。沈葆祯于光绪三年陈奏饷事，论及提拔招商局之款，自悔孟浪，固有难言之隐矣。”
接下来又说：“臣之所以奏参盛宣怀者，原不独此两端”，而是因为另有更不堪容忍的弊端，旗昌公司当时已濒临倒闭边缘，即欲收买，应照西洋“折旧”之例，为何照原价承受。刘坤一最有力的指责是：“盛宜怀等收买旗昌轮船，原谓去一劲敌，可以收回利权，乃局面愈宽，而虚靡更巨，去年系第五届，竟亏银至二十四万六千有奇，国需高货，势将付之乌有。随经候
选道员叶廷春人局经理，是为第六届，遂余银至二十九万有奇，短长并计，实多出银五十三万二千两，其收效如是之巨而且速，悉由力求节省而来，则盛宣怀等之滥用滥支，一年之内数十万两，岂不骇人听闻，即将盛宣怀查抄，于法亦不为过，仅请予以某职，已属格外从宽。“
原来此骗局成功后，局本大增、利息日重，而旧船、码头、仓库的管理，亦需大皂费用，成了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
盛宣怀、唐廷枢计议，不如找个人来接办，以便脱身。
多方物色，找到一个江苏的候补道叶廷春，同意接手，其时为光绪四年夏天。依照四洋会计年度跨年的算法，称之为“一届”，这年是第六届。
叶廷春接办后，实事求是，力求节流，至年底盈余二十九万两，到第二年会计年度届满，实盈五十三万余两，即是刘坤一所说的“短长并计”。
盛宣怀等人的原意是，金蝉脱壳，将叶廷春当作“替死鬼”，不过叶廷春居然能将这个烂摊子经理得有声有色，贪念一动，便又设计排挤。叶廷春一看不是路，知道盛宣怀心狠手辣，又有北洋的奥援，说不定会惹祸上身，因而急流勇退，招商局便又归盛宣怀等人把持了。
刘坤一此奏，事实俱在，理由充足，盛宣怀本万无可免，哪知奏报到京，适逢慈安太后暴崩，这件案子便压了下来。胡雪岩原以为慈安的“大事”一过，会有结果，盛宣怀等人撤职，招商局或者会派他接办。可是他没有想到，盛宣怀另外走了一条路子，同时李鸿章亦正有用他之处，两下一凑，竟得化险为夷。
盛宣怀新走的一条路子，便是慈禧太后的亲信、长春宫的总管太监李莲英。此人本学的皮毛行生意，京师称之为“毛毛匠”，又以制皮需用硝，所以李莲英的外号叫做“皮硝李”，他是二十几岁时赌输了为债主所遥，无可奈何，“净身入宫”，作为逃避。原是“半路出家”，早先的许多同行、朋友，仍有往来，所以盛宣怀得以找到关系，大事结构。
至于李鸿章有重用盛宣怀之处是，正在开办电报。早在同治三年，俄国要求自治克图铺设陆线，直达北京，朝廷继然拒绝，俄国改变计划，采取迂回的办法，先将西伯利亚陆线延伸至海参出，然后与丹麦大北公司合作，先在公海上敷设单心水线三条，一是条海参出至长崎，一条是长崎至吴淞口外的大山岛，又一条是香港至大山岛。先后在同治十年完工，大山鸟已在中国领海之内，但朝廷认为无足轻重，置之不问。
于是大北公司得寸进尺，由大山岛沿长江伸一条水线进来，直通上海，在黄浦滩登陆，而且公然设局营业，这一来，俄国经海参出、长崎而达上海，对于中国的政情、商务、瞬息之间便能传到圣彼得堡。当然欧洲各国，也能经由圣彼得堡的转运，获得同样的便利。
这条名为北线，大北公司另有一条南线，由大山岛经厦门鼓浪屿而达香港，长九百五千海里，再由香港通新加坡、槟榔屿以达欧洲。南北两线的电报最初只用洋文，后来发明四个阿拉伯数字编组的中文码，一共七千字，印刷成书，普遍发售，于是，不识洋文的中国人，也能分享电报的便利了。
其次英国亦不甘让大北公司独檀利查，同治九年由英国公使威妥玛策动英商东方电报公司，自英国设海线经大西洋、红海及印度洋而达印度。再另组大东电报公司，由印度南境，延伸这条海线经新加坡、越南西贡等处至香港。及至正式向中国申请自香港铺钱经汕头、厦门、福州、宁波至上海时，却一直未获成议。到同治十二年大北公司既在黄埔设局营业，大东公司毫不
客气地自香港经福州，设海线至上海宝山，再转接至英租界，开张营业。
盛宣怀是早已看出电报这项万里一瞬，恍同晤对的通信利器，必有前途，但在内地架设陆线，颇为不易，最大的障碍是，破坏了人家的风水，一定会发生冲突，即令勉强架设好了，亦会遭人拔杆剪线，所以对此事的进行，一直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样到了光绪五年，机会终于来了。当时因为伊犁交涉，中俄关系大为紧张，除西北以外，东北及朝鲜的情势亦颇为不稳。李鸿章统筹军务全局，看人家有电报之利，掌握军情，占尽先机，未战已先输一着，因而接纳盛宣怀的建议，延聘大北公司的技术人员，架设自大沽口北塘海口炮台起，到天津北洋公所的陆线，试办军报，效果良好。这一来，盛宣怀自然要进一步建议，创设由天津至上海的陆线电报。光绪六年七月，李鸿章上奏：“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是以泰西各国于讲求枪炮之外，水路则有快轮，陆路则有火轮车，飞行绝迹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于是和则玉帛相亲，战则兵戎相见，海围如户庭焉。近来俄罗斯、日本均效而行之，故由各国以至上海，莫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亦以迟速悬殊，望尘莫及。”
最明显的实例是，曾纪泽从俄国打回来的电报，到上海只需一天，而上海至北京，由轮船传递，要六、七天，如果海道不通，由陆路驿递，最快也得十天，“是上海至京仅二千数百里，较之俄国至上海数万里反迟十倍。”
电报的灵捷，真令人梦想不到。
至于军务上的用途，李鸿章举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至天津的军报为例，说是“号召各营，顷刻响应。”这两句话对醇亲王来说，真有莫大的魅力，全力支持李鸿章的要求，亦即是接纳了盛宣怀的策划，决定建设天津至上海的陆路电线，当然是委任盛宣怀负责筹备。
其时他在招商局舞弊的案子，已将发作，盛宣怀看得很清楚，筹办内陆电报一事办成功，可以将功折罪，但必须从速进行，而且要诸端并举，头绪搞得非常复杂，非由他一手经理，换个人就无从措手不及，因为那一来即令有了处分，亦不能马上执行。只要一拖下来，等大功告成，李鸿章奏请奖叙，自然可以抵消原有的处分。
因此，盛宣怀首先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奉到总办的差委外，立刻到上海聘请丹麦教席，在天津开办电报学堂，同时向外洋采买机器。三天一个禀帖，五天一个条陈，把场面搞得非常热闹。至于最要紧的勘察线路，却不妨慢慢进行，他知道这件事很麻烦，不愿一上来便遭遇一片反对的声浪，且等机器买到了，人也训练好了，诸事就绪，就差架线，那时用一道上谕，责成沿路各省督抚实力奉行，自然畅通无阻。
胡雪岩料事，一向总有七八分把握，在他以为盛宣怀这一关就算能过得去，“电报总局总办”这个差使，一定不保。哪知这一回的预料，完全落空。
依然是徐用仪那里来的消息，刘坤一的奏折，让慈禧太后塞在抽斗里了。
凡是外省的奏折，由各省驻京的“提塘官”直接送交内奏事处，用黄匣呈送御前。目前是送到长春宫由慈禧太后先看，在软而厚的折子上，用指甲掐出记号，内奏事处的太临看掐痕用朱笔代批，不外乎“知道了”、“该部知道”、“交议”，以及请安折子上批一个“安”字之类。凡是重要事件，一定“交议”，亦就是交军机处议奏，在第二天一清早发交值班的军机章京，名为“早
事“。奏折留中，”早事“不下，军机处根本不知有此一折，自然也就无从催问，当然也可以假作不知，故意不问。盛宣怀在军机处都打点到了，所以绝无人谈论刘坤一有这么一个复奏。
能使得慈禧太后作此釜底抽薪的措施，有人说是李莲英的功劳。但据徐用仪说，却得力于醇王的庇护，而醇王的肯出大力，主要还是盛宣怀那三寸不烂之舌厉害。
由于李莲英的保荐，醇王特地在宣武门内太平湖的府邸接见盛宣怀。原来从光绪皇帝接位以后，醇王是“皇帝本生爷”的身分，大家怕他以“太上皇”自居，所以近支亲贵及朝中重臣，都认为他不宜过问政务，投闲置散，只管着神机营，六。六年下来，不免静极思动。如今慈安太后驾崩，慈槽太后大权独揽，而恭王当政二十年，已有倦勤的模样，看样子起而代之的日子已不会远。一旦接了军机处，必定同时也接总理衙门，当今政事，最要紧的是洋务，听说盛宣怀在这方面是个难得的人才，又听说电报是最得力的“耳目”，究竟如侗得力？却还茫然不解，因而听得李鸿章谈起盛宣怀的能干，以及筹办电报总局如何尽心尽力，当即欣然表示：“我很想找他来谈一谈。”
盛宣怀以前虽没有见过醇王，但醇王信任的一个门客“张师爷”，却早为盛宣怀所结纳，逢年过节，必有礼物，不一定贵重，但样数很多，而且常常有新奇之物，显得情意殷勤。张师爷对盛宣怀颇有好感，所以在他未见醇王以前，特别关照两点。第一，醇王跟恭王不同，恭王认为中国要跟西洋学，醇王不以为中国人不如洋人。第二，醇王虽然好武，但自己觉得书也读得很好，诗文都不差，所以说话时要当心，千万不能让他觉得人家以为他但明武略，并无文采。
盛宣怀心领神会，想起素有往来的工部尚书翁同龢，身为帝师，与醇王走得很近，常常吟诗唱和，便去抄了些醇王的诗稿来，念熟了好几着，以备“不时之需”。
在府中抚松草堂，大礼谒见了醇王，自然是站着回话，略略报了覆历，静听醇王发问。
“那电报到底是怎么回事？”
“回王爷的话，电报本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全靠活用，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如此而已。”
醇王听他能引用岳武穆的话，不免另眼相看，便即问说：“你也读过兵书？”
“在王爷面前，怎么敢说读过兵书？不过英法内犯，文宗显皇帝西狩，忧国忧民，竟至于驾崩。那里如果不是王爷伸武，力擒三凶，大局真不堪设想了。”盛宣怀略停一下又说：“那时有血气的人，谁不想湔雪国耻，宣怀也就是在那时候，自不量力，看过一两部兵书。”
所谓“力擒三凶”，是指“辛酉政变”时，醇王受密命在热河回銮途中，夜擒肃顺，到京以后，又主持逮捕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那是醇王早年很得意的事，听盛宣怀提到，不由得就面露笑容了。
“宣怀在想，当年英法内犯时，如果也象去年那样，由大沽口到天津架设了电线，大局就完全不同了。”
“喔，”醇王很注意地问：“你倒说其中的道理。”
“有了电报，就是敌暗我明了。兵贵神速，制胜的要诀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洋人刚刚上岸，两眼漆黑，全靠他的器械精良，往前硬闯。可
是他的耳目不灵，就可以智取，譬如他们有多少人？枪炮有多少？打算往哪一路进攻？我们打听好了，发电报过来，就可以在险要之处，部署埋伏，杀他个片甲不回。“
“啊，啊！”醇王不断握拳，仿佛不胜扼腕似地。
“僧忠亲王的神武，天下闻名，八里桥那一仗，非战之罪，当时如果有电报，洋人决不能侥幸。”
“我想想。”醇王闭上眼，过了好一会才睁开来，“照你的说法，洋人的兵轮来了，如果炮台挡不住，一上了岸，行踪就完全在我掌握之中，简直是寸步难行了？”
“是！王爷真是明见万里，有了电报，不但洋人内犯，寸步难行，就是海口的炮台也挡得住。譬如说，登州到大沽口，沿线如果有电报，就可以把洋人兵轮的方向、大小，还有天气好坏，逐段报了过来，以逸待劳，有备无息，哪里会有挡不住的道理？”
“嗯，嗯。这道理也通。”醇王问道：“电报还有什么用处？”
“用处要自己想，中国人的脑筋比洋人好，所以想得到的用处比洋人多。
不过利用电报也可以做坏事，所以请王爷千万记住，将来管电报的人，一定要是王爷信得过的亲信。“
“喔，”醇王问道：“怎么能用电报做坏事？”
“要防到捏造消息。”盛宣怀说，“打仗的时候，谎报军情，是件不得了的事。”
“说得不错，这一层倒真要当心。”醇王又问：“用电报还能做什么坏事？”
“有。”盛宣怀想了一下，“我说个笑话给玉爷听。”
在他人看是笑话，身历其境的人却是俗哭无泪。数年前有个姓胡的候补道，被派到外国去当参赞，无意间得罪了同僚，一个姓吕的庶务，在使馆经手采买，营私舞弊，为胡参赞在不经意中所揭发，于是公使以此人“水土不服”为理由，奏请调遣回国，仍回原省候补。京中照准的公事一到，吕庶务方知其事，私下打听，才知道是吃了胡参赞的亏，自然恨之入骨。
这姓吕的城府极深，表面声色不动，对胡参赞的态度，一如平时，仿佛根本就不知道他之回国，是由于胡参赞多嘴的缘故。临时之时，问胡参赞是否要带家信？万里重洋，难得有便人回国，使馆同事都托他带家信，带物品，胡参赞如果独成例外，显得彼此例象有什么芥蒂似地，所以也写了家信，另外还买了两个表，托他顺便带回国去转寄。
姓吕的是捐班知县，原在江苏候补，胡参赞家住吴江，密迩苏州，因此，信上虽写了吴江的地址，并且关照只需托民信局转递即可，而姓吕的情意殷勤，特为跑了一趟吴江，拜见胡参赞的封翁，大谈异国风光。胡封翁心系远人，得到这些亲切珍贵的信息，自然很高兴，也很感激，写给胡参赞的家信中，对这位“吕公”盛赞不已。姓吕的得暇便去看胡封翁，走动得很勤。胡参赞也常跟姓吕的通信，竟结成了至好。
此人之谋报复，是一开头就打定了主意的，但采取什么手段，却需看情况，视机会而走。不过他也深知情况愈了解，机会就愈容易找的道理，认为只要常去胡家，熟悉了全家上下，就一定会有机会。果然，机会来了。
这机会其实也就是利用他所了解的情况，胡封翁在家具有绝对的权威地位，全家亦无不重视“老太爷”的一言一动，有一次胡封翁“发痧”，这不
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已闹得天翻地覆。姓吕的看在眼里，不由得在肚子里做功夫。几经考虑，定下了一计，只是要等，等胡封翁生病。
两年前的夏天，天时不正，疫流行，胡家病倒了好几个人，胡封翁并未感染时疫，只是年纪大了，看家有病人，且不只一个，内心不免抑郁，因而眠食不安，精神大不如前。姓吕的便写了一封极恳切的信给胡参赞，细述胡封翁的颓唐老境，却又劝慰胡参赞，“为国宣劳，自有天助”，全家孝顺，对老人照顾得极周到，何况还有朋友在，缓急之济，必当全力相助，胡参赞大可放心。
估量这封信已寄到了胡参赞手里，同时判断胡参赞亦已接到家信，所述胡封翁的情形，跟他的话绝无矛盾时，他发了一个电报，只有八个字：“老伯病故，速定行止。”胡参赞自然深信不疑，所谓“速定行止”，意思是催他回来奔丧。胡参赞便向公使陈明，公使电奏：参赞丁忧，请予开缺。并声明派何人代理参赞的职务。哪知电奏到达上海之日，姓吕的又发了一个电报，更正前电。
可是已经奏了丁忧开缺，却无法更正。胡参赞吃了一个哑巴亏，只有请公使备文呈报总理衙门，转咨吏部备案，否则将来到了胡封翁寿终正寝时，胡参赞连发丧守制都不能，那才真的成了空前绝后的笑话。
醇王由于这个笑话的启发，想到了许多事该警惕，“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电报亦是如此，非得托付给很妥当的人不可，否则机密容易外泄。”他说：“疆臣窥探朝廷意旨，尚且不可，何况廷寄未到，已先有所知，得以事先弥缝，那一来朝廷的号令不行，国将不国，太可握了。”
听得这话，盛宣怀以言多必失自警，同时觉得有消除醇王的恐惧，只让他想到电报的好处的必要。
于是他略想一想答说：“王爷想得深、想得透，不是我们知识浅薄的人所能及。不过由王爷的开示，宣怀倒想起西洋的一个法子，不知道有用没有用？”
“什么法子？”
“就是密码。”盛宣怀答说：“现在汉字的电报，每个字四码，有现成的书，照码译字，那是明码，如果事先约走，码子怎么拿它变化一下，譬如加多少码，或者减多少码，只有彼此知道，机密就不容易外泄了。”
“原来还有这个法子！”醇王问道：“这个加码、减码的法子，是不是跟”套格‘差不多？“
“比‘套格’方便得多了。”
所谓“套格”是挖出若干空格的一张厚纸。使用的方法是，通信双方预先约定，用多大的纸、每页几行、每行几字，其次是看用哪种套格，挖空的位置在何处？然后就要花心思了，犹如科场考试的“关节”那样，把要说的一两句话，嵌在一大篇不相干的废话之中。收信的人，将套格在原信上一覆，空格中露出来的字，连缀成文，就是对方要说的话。
“套格”确有保密的功效，但用起来很不方便，第一，必得肚子里有墨水，嵌字贵乎嵌得很自然，不用套格绝不知其中的奥妙，第二，是不能畅所欲言，数百言的一封长函中，也许只说得五六句话。
“比较起来，加码、减码就方便得大多了。”盛宣怀又说。“还有一层，套格一定要预先做好，送交对方，加码减码，只要先有一句话的约定，可以做成好多密码本，当然头两个字要用明码，不然对方就不知道要用哪一个密
码本了。“
“这话我不大懂。”盛宣怀字杏苏，醇王很客气地称他，“杏翁，请你说清楚一点儿。”
“是。譬如说吧，王爷交代我‘天地玄黄’四个密码本，实际上是交代一句活，‘天’字减一百二，‘地’字减三百三。‘玄，字加一百二，’黄‘字加三百三。到得王爷给我密码时，头两个明码是’地密‘，我就知道，下面所有的数码都要减三百三十，原码一千五百八十九。其实是一千二百五十九，找到这个码子的字，才是王爷要用的字。”
“那么，旁人只要知道了加减多少，密码不就不密了吗？”
“是，是！王爷一语破的。”盛宣怀答说：“所以最保密的办法，就是自己编一本密码本，不按部首，随意乱编。这个密码本一样也可以加减数码，密上加密，就更保险了。”
接着盛宣怀又讲了许多使用电报的方法与诀窍，譬如象“洪状元”——洪钧发明的韵目代日，配合十二地支，用两个字来表明月日，如“寅东”就是正月初一，正月建寅，东为“一东”，当然也可以再加上时辰，“寅东寅”
为正月初一寅时，第二个寅字与第一个寅字的用法不同，一望而知，不会弄错。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醇王完全为电报着迷了，“杏翁，”他说：“你能不能把电报怎么发、怎么收，演练给我看看？”
“王爷怎么说‘能不能’？王爷吩咐，宣怀自然遵办，不过先得预备预备。”
“要预备多少日子？”
看他迫不及待的模样，盛宣怀计算了一下，允以五日为期。
辞出王府，立即遣派专人到天津，调了两名电报学堂的教习，带同得力学生及工匠，运用收发报机、发电机之类，在醇王府中，临时架线，布置妥当，恰好是第五天自设的期限。
醇王府的范围很广，花园题名“适园”，正厅名为“颐寿堂”，是恭王所题，内悬同治后帝御笔“宣德七德”的匾额。
这是极严肃的所在，堂前立有“神杆”，不便再设电杆，所以在颐寿堂后拉线，一端通往堂东的风月双清楼，一端通往抚松草堂。醇王自己在风月双清楼写了一通很长的电码交发，盛宣怀亲自在抚松草堂照料，收到电码，交由丙名学生分译。
这两个学生程度很不坏，电码更是熟得不需翻书，便能识字，一个念，一个写。盛宣怀站在他们身后细看，只见写的是：“京华盛冠盖，车马纷长衙，十日黄尘中，女足女足意不舒，何期朝事繁，忽见林壑疏，朱邪开名园，别在城西隅，东风二三月，杂花千万株，俯檐弄嘉禽，出沼窥文鱼，追陪竟日夕，暂欲忘簪据。此少荃相国春日游适园诗也。即录送风月双清楼。九思堂主人。”
“少茶相同”指李鸿章，“九思堂主人”是醇王的别署，都容易明白，然而“女足女足意不舒”这句诗竟不成话说了。盛宣怀便指着字面问：“这是不是错了？”
“不错。”
“可是意思不通。”
笔录的那学生想了一下，将“女足女足”四字涂去，另写了“娖娖”二
字。盛宣怀恍然大悟，六千八百九十九字的“电报新书”中，并无“龊”字，所以醇王用测字法，写成“女足”。
这是不得已，但也是情理中的一个小小的变通办法，醇王对于自己初次使用电报，遇到难题，而能应变，且为人所接受，证明他的变通办法是行得通的这一点，非常得意。同时电报在他的感觉中，不仅是可靠的，也是可亲的了。
这使他记起许多往事，有些得自传闻，有些则是亲身的经历。清宫中对秘密通讯的方法，一向重视，尤其是在得失荣辱，甚至生死存亡，决于俄顷的紧要关头，能够运用独特的秘密通信方法，或者知患未然，或者求得外援，那出入是太大了。
在他的记忆中，早年听说过康熙未年夺嫡的许多故事，有的使用“矾书”，有的用罗马字代替满洲话的“字头”来拼音，“九阿哥”胤■的门客中，有一个是“东正教”的教士，因而发明了用俄文拼音来表达满洲话，传递反抗雍正的信息，虽为雍正截获了，却不知说些什么？因而胤■所部署的“造反”
的策略，始终是个谜。
醇王亲身所经历的是“辛酉政变”。那时肃顺等人将两宫太后与诸王隔离开来，尤其是对恭王，监视更严，以至于不得已用太监安德海使一条苦肉计，伪装他犯了严重的过失，痛责一顿板子，打发回京，实际上是携带两宫太后的密旨，面交恭王。如果当时有电报，能用密码通信，调遣神机营到热河“勤王”，可以堂而皇之地逮捕“三凶”，根本就不必他半夜里带人到旅舍，将肃顺从他的姨太太身边接起来那种有欠光明磊落的手段。
就这样，由于醇王直接向慈禧太后进言，说盛宣怀同前总办电报局的差使，极其要紧，且亦无人替代，不宜对他有所处分。而况就算他有过失，能将电报办好了，亦足以将功折罪。同时李莲英亦一再说盛宣怀如何有良心，一定会感恩图报，如何能干，可资以为耳目，终于使得慈禧太后决定将刘坤一的奏折“留中不发”，只是由总理衙门给了北洋一道咨文，饬令盛宣怀不得干预招商局局务。
获知了这些内幕，胡雪岩在内心中激起了很大的波澜。数年以来，他虽看出盛宣怀机诈百出，不是个好惹的人，但总觉得此人还个成气候，无需过虑，而此刻他觉得遇到了一个劲敌了。
“将来上海。天津的电报一通，盛杏苏在管这件事，消息比我们灵通，已经占先一着。”胡雪岩对汪推贤说：“这还在其次、更要防他在电报上动手脚，弄些伪消息、伪行情过来，一相信了它，岂不大上其当。这一点，你要格外当心。”
“我知道。”汪惟贤答说：“电报学堂我也有熟人，到时候我会想办法，也弄它几套密码出来，行情我们自己报。”
“不错。将来丝的行情，一定要自己报。”
三元宝街八月初，在西湖上正是“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在上海已略感厌倦于酒绿灯红，脂香粉腻的宝森：为胡雪岩接到了杭州。
他是由古应春陪着来的。船到望仙桥埠头上早有一乘绿呢、一乘蓝呢的大轿在等候，另外一匹顶马、两匹跟马，四名兵丁，都穿着布政司的号衣，四散排开，挡住了行人，留出一片空地，容宝森登岸。
船家将船泊稳，搭好跳板，船家与岸上胡家的听差合作，伸出一条粗竹杆，捏稳两端，高及腰际，宝森以竹杆作扶手，自跳板登上埠头，立即便有一个穿是极体面的中年人，含笑迎上前来。宝森在上海也见过此人，名叫陶敦甫，字厚斋，捐了个候补知县，作胡雪岩的清客，专责是接待宾客。
“森二爷到底到了，胡大先生盼望了好几天了。森二爷路上还舒服？”
“舒服得很。”宝森舒了口气，游目四顾，看过往辐辏的行人，不由得赞叹：“都说杭州是洞夭福地，真是名不虚传。”
“森二爷只看到今天的热闹，哪知道十六七年前满目凄凉，惨不忍睹。”
杭州经两度战事，毁坏独重，善后复兴之功，推胡雪岩为首。做清客捧宾客以外，亦须不忌捧东主，但以不着痕迹为贵。
听得这话，宝森连连点头，“雪岩之有今日、实在是积德之报。”
他跟胡雪岩的交情已很厚了，所以径以雪岩相称。
陶敦甫觑空跟古应春招呼过了，请宝森坐上胡雪岩自用的绿呢大轿，古应春坐蓝呢轿，由顶马引导前行，陶敦甫乘一顶小轿自间道先赶往“元宝街”
等候。
“元宝街”满铺青石板，足容四马并行，街中突起，两头低下，形似元宝，因而得名。不过，胡雪岩当初铺这条街时，却并未想到这个能配合他的“财神”之号的俗气的街名，只是为了便于排水，当然，四周的阴沟经过细心修建，畅通无阻，每遇夏日暴雨，它处积水两三尺，元宝街却只要雨停，便即水消。
由望仙桥到元宝街，只是一盏茶的工夫，坐在绿呢轿中的宝森，由左右玻璃窗中望出去，只见五，六丈高的一大圈围墙墙脚基石，竞有一人多高。
大轿抬入可容两乘轿子进出的大门，穿过门楼，抬人二门歇轿，胡雪岩已站在大厅滴水檐前等候了。
“森二爷，”胡雪岩拱拱手说：“一路好吧？”
“很好，很好。”宝森扶着他的手臂，偏着脸细看了一下说：“雪岩，一个多月不见，你又发福了。”
“托福，托福。请里面坐。”
宝森点点头，已把脸仰了起来，倒不是他摆架子不理人，而是因为胡家的厅堂过于宏敞，必须仰着脸才能看清楚。
未看大厅，先回顾天井，天井有七开间大，而且极深，为的是可以搭台唱戏。大厅当然也是七开间，估计可摆三十桌席。由于高敞之故，堂奥虽深，却很明亮，正中树一方蓝地金底，四周龙纹的大立匾，案巢大书“积菩衍庆”
四个黑字，正中上端一颗大方印，一望即知是御玺，上下款却因相距得远，看不清楚，不知是慈禧皇太后，还是先帝的御笔。
转眼看去，东西两面板壁上，各悬一方五尺高、丈余宽的紫檀挂屏，西面是一幅青绿山水，东面是贝子奕模写的《滕王阁序》，旁有两扇屏门，料
想其中当是家词。旗人向来重礼节，当即表示，理当瞻拜。
胡雪岩自然连称“不敢当”。
只是宝森意思诚敬，当下唤人开了屏门，点燃香烛，宝森向神龛中“胡氏列祖神位”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胡雪岩一旁陪礼，最后又向宝森磕头道谢。
“还要见见老太太。”
“改天吧！”胡雪岩说：“家母今天到天竺烧香去了。”
“森二爷刚到，先请歇一歇。”陶敦甫插嘴说道：“我来引路，”
于是出了大厅，由西面走廓绕出去，往北一折，一带粉墙上开着个月洞门，上榜“芝径”二字，迎门一座玲珑剔透的假山，陶敦甫由东面绕了过去，豁然开朗，室森放眼一望，但见树木掩映，楼阁参差，窗子上的五色玻璃，为偏西的日光照耀得光怪陆离，真有目迷五色之感。
“请过桥来！”
宝森跟着陶敦甫经过一道三曲的石桥，踏上一座极大的白石露台，中间便是三开间大，正方的楠木“四面厅”，上悬一方黄杨木蓝字的匾额，榜书“迎紫”二字。
进门可是一番光景，用紫檀隔板，隔出两间大小的一个长方形房间，里面是西式布置，四周红色丝绒的安乐椅，配着白色髹金漆的茶几，中间一张与茶几同一质料式样的大餐台，上面已摆好了八只纯银的高脚果盘。
等主客坐定，随即有两个面目姣好的丫头来奉茶敬烟，至此才是开始寒暄的时候。
“森二爷这一晌的酒兴怎么样？”
“很好哇！”宝森笑道：“从天津上船那天起，酒兴就没有坏过。”
“要这样才好。”胡雪岩问古应春，“森二爷怎么没有把花想容带来？”
“多谢，多谢！”宝森抢着回答，“我到府上来作客，没有把她带来的道理。”
原来花想容是“长三”上的“红倌人”，为宝森所眷。胡雪岩邀他来一赏西湖秋色，原曾在信上写明，不妨挟美以俱，而宝森却认为于礼不合，没有带花想容来。
按下来便纵谈上海声色与新奇之事，宝森兴味盎然他说他开了多少眼界，看了外国的马戏、东洋女子“天胜娘”的戏法。一面谈，一面不断有丫头送点心来，宝森喜欢甜食，最中意又香又软用冰糖煮的桂花栗子。
“雪岩，”宝森是衷心向往，“我看当皇上都没有你舒服，简直是神仙嘛！”他指着窗外，耸起于假山上的那座“百狮楼”，忽然想起一句唐诗，便念了出来，“楼阁玲珑五云起。”
“森二爷谈诗，我就接不上话了。”胡雪岩转脸说道：“厚齐，你看哪一天，把我们杭州城里那几位大诗翁请了来，陪森二爷谈谈。”
“不，不！”宝森急忙摇手，“我哪里会做诗？千万不必，免得我受窘。”
看他是真心话，胡雪岩一笑置之，不再多说。陶敦甫怕场面冷落，便即问说：“森二爷，上海消息灵通，不知道刘制台的参案怎么样了？”
听得这话，宝森突然站了起来：“嘿！”他摹地里一拍双掌，声音极大，加以动作近乎粗鲁，倒让大家都吓一跳，再看他脸上有掩抑不住的笑容，便越发奇怪了。
“森二爷，”胡雪岩说：“请坐下来，慢慢谈起。”
“谈起刘岘庄的参案，可真是大快人心！”他摩腹说道：“我肚子里的积滞都消了……”
刘岘庄便是两江总督刘坤一。自从出了盛宣怀的案子，李鸿章便觉得此人在两江，对他是一大妨碍，而盛宣怀更是耿耿在心，企图中伤。但刘坤一的官声不错，封疆大吏又不比京官，号称“都老爷”的监察御史，见闻不足，无法参他，就上折参劾，慈禧太后亦未必见听。几经筹划，认为只有一个人够资格参他，而且一定见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