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行！你说你做好事，人家还当成抢他的生意哩！”
我另外还有一种担心，觉得照他们那样，乱拿竹竿子向河底戳，即使人
捞上来能够救活，也会给他们戳伤哩。
不久那个裸体的汉子，突然大叫起来：
“找着了，找着了！”
他那伸入水里的竹竿，现出弯曲的样子，另两个人也拿竹竿子帮着他去
挑。一转眼间，一个人身浮上水面了。两边的观众，都不约而同地欢呼起来。
跟着，拉上木排，又拉上山脚的小路，那个只着一件柳条纹短裤的人身，已
经不能动弹了。山脚下的人们便把他抬上山去，设法施以救治。随后，有人
看一下地上，就拾起一根水湿淋淋的黑带子。
沙滩这边有谁说道：
“真可怜，他是去救人的！你们看嘛，那根带子，就是他丢下去救人的，
哪晓得连他也拖下去了。”
“看那样子，不会救活了！你们想嘛，差不多淹了两点钟！”
另外的人就计算起赏金来。
“这样子，一个人就只能分三元三角三分三了。”
木排上划着的三个人，一面再向河底探寻，一面又朝山上望去，显然他
们渴望的，不是再捞起一个死的，而是捞起的人活了起来。
一会儿警察在那边山脚出现了，他对木排上的人，带着命令的神气，讲
了几句什么话。那个裸体的汉子，便爬上山脚，把裤子穿起。这时山脚边先
前站着的人们，都已上山去看那个捞起来的人体去了。沙滩这边的观众，也
逐渐走散，而那个热心的渔夫，也走到别处去打渔去了。我和珍妮却还留着，
她仍在热心地玩她的沙子。
站在木排上的三个人，大概感到疲倦了吧，便一个个地爬上山去，率性
连捞取的工作也放弃了，让木排漂在水中。先前水面为人扰动，激起许多的
波纹，现在重归于静了，复又现出岩石和树丛的倒影。而向晚的天际云霞，
也约略可以从水中看见。山上白色喇叭形的刺花，为晚风一吹拂，便一片一
片地落在水面。我盼望他们再打捞水中另一个人体，但许久了看不见那边有
人走下山脚来。我只得带着孩子走了。而心里却感到说不出的抑郁。我不是
替死者悲哀（人总有死，这个死的地方实是很美丽的）。我是觉得那些救人
的人，使我难过。他们救人的本事，并不精明，但他们却偏要把持着，而且
他们干的又不彻底，尚未成功一半，便又撒手完账了，让可以救活的人在他
们手里死去，实是一件悲哀的事情。尤其是那个入水救人的死者，竟因打捞
的时间拖长，而不能救活，更为令人难过。几天来，想着那有些使我不快，
最后决定把这事记了出来，权且作成一面人生的小镜子吧。我觉得我们民族
中，有不少的缺点，是应该拿这样的镜子来照照的。
（原载 １９４０ 年 ２ 月《东线文艺》创刊号）
《记我的一段文艺生活》
一九三二年初夏的一天，钱杏邨来个条子，约我正午到南京路冠生园去
吃广东茶点。我按时去了。他倒杯茶放在我面前，一面说：“稍等一等偕有
两三个客人。”人名却没讲出，又郑重地申明一句：“等下茅盾也要来。”
这倒使我有些欢喜起来。一个好些年来就使我敬仰的作家，从他在《小说月
报》上写的各种文艺论文以至他写的长、短篇小说，在我的精神生活上起着
不小的影响的，一旦出乎意料之外，竟能面对面会着，在心情上是不能不起
异样的感觉的。
可是这一天，茅盾先生并没有来，甚至连主人说的另两三个客人，也没
有到，约莫坐了点把钟，主人和客人才各自带着有点惘惘然的心情，点头分
开了。
从这以后不久，我就由欧嘉路的后楼，搬到杨树浦一家巷堂小学去了，
白天教拖鼻涕、打赤脚的小孩读书，晚上便给恒丰纱厂下工下来的男女工人
补习课文。有时下课以后，偕短衣短裤，赤足穿着拖板鞋子，去到最闹热的
华盛路上，去看茶馆酒店以及马路上闲散的工人怎样在过着他们的夜生活。
有时也在天不见亮以前，去到申新第六厂门前，去看那些专为上班下班的男
女工人，临时摆设的灯火辉煌的市集。生活对我充满了忙碌和兴趣。我几乎
放下了我的笔了。而且我住的一间小房间，是和校长以及校长做童工的女儿
共有的，没有地方可以让我安心写东西。校长又是个粗鲁的人，常常醉醺醺
地走了进来，将他刚自街上冲满茶的小茶壶捧起，衔着嘴子咕噜咕噜喝了一
通，偕要表示他的礼貌起见，不管你写字也好，看书也好，一定要把茶壶递
来请你喝。躺在床上，又喜欢谈几句，一面谈一面便把痰吐到我床面前。有
时偕要大声武气地训斥他那常同拿摩温闹冲突的女儿。闹得小房间沸沸扬扬
的。我就只能写点速写一类的东西。《安娜·卡列尼娜》的译者周笕，那时
接手编《文学月报》，要我写篇短篇小说去。
编者不久就告诉我，文章经茅盾先生看过了，写得不大好，不能使用。
同时偕把茅盾先生看后写的纸条给我看，内容已记不清了，但他用铅笔写的
字形，却仿佛谐在眼前晃耀似的。这给我一个深思的机会。我当时想，文章
匆忙写的，难于写好，且不用说。题材更对我十分生疏，我只从当时的报上
看来，没有把电车工人的生活加以体验，也没有在脑筋里将题材锻炼一番，
结果就如同一个笨拙的媳妇似的，米没有淘，谷子、稗子没有选出，又不会
好好烧火，自然就只能煮出一顿不能吃的生饭了。
不久，《文学月报》编者，又从北平杂志看到我的一篇旧作品，高兴地
对我说，这回给茅盾先生看过，可以用了，收尾偕笑道：“他要我同这位作
者通信，哪知我们早已认识了。”这篇文章便是登载在《文学月报》五、六
期合刊上的，题名叫《人生哲学的一课》。以后收在小说集子《南行记》内。
写的内容，和前一篇新作相反，是我在云南昆明亲身经历的事情。在这以前，
我也在别的刊物副刊上，发表过文章，但我觉得这都是在有意无意之间，从
事写作的，有着写亦可不写亦可的心情，即使发过研究文艺的宏愿，也总有
半途懈怠下来的情形以及缺乏自信的动摇发生。只在茅盾先生这一鼓励之
下，我才对于终身从事文艺习作的志愿，更加努力不懈，坚定不移了。这在
我用的笔名一件小事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当时由《文学月报》的编者周笕
交给茅盾先生看的两篇小说，都是署名叫做“沙漠”的。当编者把《人生哲
学的一课》发排的时候，对我说：“‘沙漠’这个笔名，不大好，偕是用‘艾
芜’好些。”我对于署名无所爱憎，便说：“好的，就改成‘艾芜’吧！”
从此我就把这一署名，作为专利品似的，长久使用下去了。
但和茅盾先生的会见，却是在这以后四、五年的事情了。当时虽然都是
住在上海的，只以格于环境，会见极不容易，且怕引起茅盾先生的不便。再
则一向对于我所敬爱的作家，读他们文章的热忱，实更甚于会见他们本人。
记得有一次走在虹口一条背静的马路上，看见临时地摊上摆有一本旧的《中
学生》出卖，里面有篇茅盾先生的文章，极想买来一读，可惜衣袋没有带着
钱，便热匆匆地跑回住地去，拿着钱又气喘喘地跑转来。直到买在手上，才
安静下来。
在一九三七年春天的时候，才看见茅盾先生了，但那也是由于偶然，《申
报·文艺周刊》的编者吴景崧，常到我住家的蒲石路寓所来玩，有天他约我
一道去黎烈文家里去坐。我们同主人闲谈了好一会，应该告辞的时候了。吴
景崧忽然说：“我们到沈先生家里去坐坐吧！他就在隔壁几家。”“哪一个
沈先生？”我疑惑地问。“就是茅盾先生嘛。”我听见这么一个回答，就正
如几年前钱杏邨告诉我的情形一样，只在惊喜中又略微有点拘束之感。
茅盾先生第一次给我的印象，却是态度非常温和，谈话极其亲切，记得
当时他听见吴景崧的介绍，便高兴地笑着说：“呵！你的岁数这么大了嘛！”
我的相貌，老是追过我的年纪，我小时跟我父亲读书，南桥旁边江神祠的全
看司，就总把我当成父亲的兄弟。而我会见茅盾先生的时候，又正当我拔去
一颗门牙，没有将它镶起，似乎这更添了一点年纪。当时我却觉得茅盾先生
比我意想中的样子，更为年轻一些。因为他编的《小说月报》上写的文章，
十多年前我在小学时代就已经看见过了。他本人的形象在我的想象中和意念
中，很久以来就在慢慢生长着了。而事实上茅盾先生也的确比他的年纪显得
年青一些。他今年五十大寿了，但由我看来，他总不象一个到了五十的样子。
茅盾先生自己主编的杂志不算多，但我在上海的时候，却由看我的稿子
开始，我渐渐知道，他曾替许多的文艺刊物看过小说方面的投稿，暗中帮助
不少的青年作者使他们习作的努力，得到正常的发展，且从事文艺的志愿，
得到更大的信心。而且我个人更觉得茅盾先生带头走的文艺的道路，使我们
走在后面的人，感到十分的宽阔平坦，而又极其坚固踏实。
五十岁，在外国人看来，正是壮盛的年龄，正是人生活跃的年龄，今年
除了祝贺茅盾先生在文学上二十五年以来辉煌的成就而外，更祝贺他今后创
造更多的辉煌的作品。
（原载 １９４５ 年 １０ 月《文哨》１ 卷 ３ 期）
《关于鲁彦的回忆琐记》
一
鲁彦这个人，富于情感，而情感又容易控制着他，可在思想方面却十分
含蓄，不轻易吐露一些使人惊异的话语。我和他在上海和长沙，都是偶然会
过一两面，没有多谈过几句话。第一次到他住处去看他，是一九四○年，他
在桂林做事情的时候，远离家眷，住在集体宿舍里。当时是晚间，他穿着短
裤、木拖鞋，立刻带我上三层楼的晒台去纳凉。高临桂林城上的秋空，正是
一天灿烂美丽的星子，和漓江两岸的灯火，互相辉映着。他同我谈着秋天的
星座，并且带着小型望远镜，放在眼睛上，对天空极有兴味地望了起来，随
即也叫我拿望远镜看。要我先看天琴座中一颗最明亮最美丽的星子。他用很
熟悉的声调介绍地说：“那是秋天星空中的天王星，我们中国人叫做织女星
的，看起来是一个，在望远镜内却是两个。”我觉得鲁彦这个人兴趣很高雅，
但似乎太远离现实一点。
二
在桂林七星岩的一处草地上，笼罩着春天的温暖的阳光，我和鲁彦却因
躲警报躲疲倦了，日本飞机没有来，而警报又未解除，便去那里晒太阳。偶
然谈到一个我所不熟悉的人，鲁彦就小声地静悄悄地说：
“他思想很好，一点也不显露，甚么人也不疑惑他。”
这样的一个人，倒并不使我怎样注意，而我却留心到在我面前说这样话
的鲁彦，算是对我现出了他的内心一角。从他脸上表现出的神情，以及说话
时候的语气，可以说他是在深深感到找到了同调者似的。
三
他的书桌上，没有摆过一本革命的书，给人感到他纯粹的拘束在文艺这
个小圈子里面似的。但后来同我住在施家园一个院子里面，偶然碰见他打开
箱子，翻译的社会科学如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莫斯科出
版的《政治经济学》，高尔基的文艺论集等书籍，都打眼底现了出来。我拿
起来翻翻，里面却有用红铅笔写的一个草体字“彦”。
四
他在桂林中学教书的时候，有一天我去看他，一道出来在桂西路上走走。
书店门前的新书广告，以及玻璃橱窗里面的摆着红绿封面的新书，都时不时
使我们略微停下了足步。在读书出版社的店前，他对那些精装巨册的译本《资
本论》，凝望了好一会，脸上露出热望的神情羡慕地说：
“这倒该买一部来看看哪！”
于是我怂恿地说：
“你就买一部吧！”
鲁彦踌躇一会，才说十六元一部太贵了一点，身上又没有多少钱，必须
等到学校发了薪水才能买。我和读书出版社的经理刘尘君是认识的，就立刻
介绍鲁彦去跟他会面，用了挂账方式替鲁彦赊到了一部精装本。以后两三年
之间，我常到鲁彦住处去，却从没有看见他那用愉快的脸色抱回去的这部大
书了。我想他一定深藏在他的箱子里了。在重庆会见他的夫人覃英，偶然问
到鲁彦以前买的那部大书，才知道日本兵从湖南长沙向衡阳进攻的时候，鲁
彦抱病由茶陵逃到粤汉路上，因行李无法多带，装那本巨书和稿子的箱子，
已给一个学生带到湖南耒阳的乡下去了。
五
时代的阴影笼罩在这个作家身上，但他也不止于悄悄读书就算了，蕴藏
在身上的丰富的热情，不容许他单装在脑子里面。桂林文协分会的成立，鲁
彦一个人是尽了最大的劳力的。在分会筹备期间，有一个人想全揽在手里；
鲁彦非常气愤，同他大吵一顿，将他赶开了。这人用外国文写过一点文艺作
品，向文艺青年演说，必然要提到他的大作，而且自称是巴尔扎克的先后同
学，而平常则以国际问题专家的姿态出现，当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的时候，
则公开预言：三个月内，德军必定会打下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鲁彦和他大吵
的第二天，愤愤地对我说：
“这坏蛋！他还想跑来把持哩！……我们文艺界根本就不能要这样的
人！”
这时我觉得鲁彦在进步的立场上，是坚强而且很有力的。
六
曾有一个人要到广西三江去做一个中学的校长，尽力设法把鲁彦拉去教
书，好衬托他的地位。鲁彦觉得既然对方讲得诚诚恳恳的，不好意思不予以
帮助，便慨然去了。结果却是遇见了一个骗子，做的事情和嘴里说出的话相
反，而且一些思想进步的教员都遭到歧视。鲁彦对此是绝对不能忍受的，他
不但辞职，而且写信给广西国民党教育厅免他的职（广西的中学，由校长推
荐教员，再由教育厅加以委任），教育厅方面的熟人，劝他不必如此，因为
免职一事，是对教书的人一种严重的惩罚，加在一个优秀的教育者身上是不
适合的。但鲁彦对教育现状愤愤太深，决心不再苟合下去，坚持要求免去他
的职务。这是给国民党教育界一个尖锐的讽刺，他宁愿挂着被免职的名声，
让公道的有正义感的人们去评判一下，到底谁是谁非。从此他结束了他多年
来的教师生活。
（原载 １９４５ 年 １１ 月《周报》１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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