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说，上面这些都是我现在的认识。由于我一向比世英正统，因此，当时我不但由衷地为他的转变高兴，而且在他旁边起劲地喊加油。
十九 友情呼唤
自从运动开始，我一直怀着一个心病，就是郭世英。从整个运动的状态判断，他在农大的日子不会好过。不管他多么真诚地悔改，x的历史问题不可能不被纠缠，而性格直率的他不知会作出什么激烈的反应。我没有他的一点儿消息，很想去农大打听，但又不敢，怕的是凶多吉少，实际的情形会令我承受不了。
没有料到，在音信隔绝一年之后，这个让我百般惦念又百般忧虑的郭世英，他自己给我
来信了。1967年2月中旬的一天，我捧着刚寄到的信，如同捧着一枚定时炸弹，躲到一个没人的角落，小心翼翼地把它拆封。我真觉得它会爆炸，把我炸伤，如果这样，我要偷偷地舔净伤口，不让任何人察觉。然而，爆炸没有发生，信中的语气出乎意料地平静。信的开头是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的赞颂，然后，他点出了写信的目的：“我们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便断去了联系，既无斗争亦无联合，突然成了素不相识的路人。这种沉默虽是心照不宣、有其背景的，但我仍为此遗憾。这种突如其来的沉默决不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物，它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产物，是应被打破的。”接着，他提出了几点建议，大意就是打破沉默，一起来对我们各自的错误思想进行批判，或在斗争中合，或在斗争中分。读完信，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谢天谢地，世英眼下总算是平安的，这个信息比信中的任何具体内容重要一千倍。
我很快回了信，表示接受他的建议。这封回信的抄件还在，我在上面读到我是这样为自己的沉默辩护的：“我没有把握断定你在这场革命中的发展方向，因此几次想与你联系，又拖延下来了。”谈及他的错误思想，我汗颜地发现自己在个性自由问题上穷追不舍，说这是他过去一整套资产阶级思想的基础，这个基础仍未彻底摧毁。最后我询问他，是什么具体情况促使他想到要和我一起来进行自我清理的，其实我是希望知道他现在的实际处境。
世英也马上回信。他到底聪明，针对我说的没有把握云云，他回敬说：“我也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反向你提出同样的议论。”在这封用小字密密麻麻写了四页的信上，他比较详细地谈了他从文革开始以来的经历。正如我所担心的，文革开始不久，就有大量的大字报揭批他的历史问题，从此他陷入十分孤立的境地，背上了精神包袱。大串联时，他去河南农村生活了三个月，从而“更下定了到农村与贫下中农同生死的决心”，本不想回来了，因为要接受批判，才回了学校。但是，“今后的道路很明显，心意也很扎实”，即最后的归宿一定是农村。我想起1964年2月他在农场期间给我的一封信，其中也说到永远留在农场的心愿，可见这是他几年来的一贯想法。这个心愿被涂上了浓厚的革命色彩，骨子里却是一种绝望。也许他不愿承认，但实际上他已经看清，他在当时的唯一出路是彻底脱离意识形态纷争，做一个地道的农民。
谈到自己的过去，他强调：“干部子弟的问题在运动中暴露出来了，这给我打消了很多疑问。许多干部子弟是新贵族，我就是一个样板吧。”他把他的问题归结为两点，一是对群众和个人的关系的错误认识，那种极反动的超人思想总是以各种形式反映出来，二是对阶级斗争的错误认识。对于我提出的个性自由问题，他表达了这样的认识：“个性自由中的个性是有阶级性的，自由则服从阶级性而且是相对的。以前以为个性自由是绝对的东西，但正是这个错误思想使我在政治上失去了自由。”但是，他接着写道：“那么是否因之便是再无个性再无自由了呢？我还不这样理解。问题很抽象，以后有机会可以讨论。”这个伏笔表明，他仍在坚持独立思考，他的思考深度远非当时的我所能比。他对我的问题的分析是，一是对他的问题用温情主义代替了阶级斗争，二是缺乏社会实践。
怎么想到要来找我呢？他的解释是，为了批判的需要，因为我比较了解他的思想发展过程。“同时，也有其他的愿望，如果能经过斗争重新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岂不是一件有益的事情？”不久后我明白了，这个“其他的愿望”其实是第一位的动机。他实在太孤独了，周围没有一个理解他的人，他是在以革命的名义呼唤友情和温暖。事实上，在通了这两封信之后，我们就见面了，从此频繁来往，谁也没有再提所谓批判的事。
通信后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农大。我按照约定的时间到他的寝室，只见到一个显然农村出身的学生。我向他打听郭世英的去向，他怒气冲冲地说：“谁知道他，吊儿郎当的，被子也不叠一叠！”我心中一惊，扫视屋内，一眼认出了郭的床铺，被子仍是几年前在北大用的那条，倒是没有叠。可是，那是郭自己的被子，郭没有把他床铺上的被子翻乱，他何必如此气愤呢？好像我也要为郭不叠被子负责似的，他背过脸不再理我。这个见面礼使我一下子看清了世英所处的人际环境有多么低劣。一会儿，世英回来了，他瘦了些，但还是那样开朗。我们在校园里散步，一路上，他说些农大运动的情况。走到校门口，他说干脆回家吧，我跟他跳上了公共汽车。那一天，我们在西屋闲谈，郭老走了进来，他告诉郭老，我就是周国平。郭老向我点点头，似乎想说什么，停了一下，终于什么也没有说就走出去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郭老。
二十 前海那一座深院
在和世英恢复了联系以后，我就经常去他家了。这个宽敞精致的二进四合院如今是郭沫若纪念馆，每当我踏进去，心中便会弥漫开一股浓郁而复杂的情绪。这里的一石一木都是我熟悉的，然而，物是人非，昔日合家聚居的和美情景已经一去不返。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几乎每隔一两个星期就在这里度过一个周末日，品尝过餐桌上不是寻常百姓能见着的丰盛菜肴，也领略过这个家庭非外人能想象的特殊悲欢。作为红色中国第一文人家庭，这里笼罩着一种高贵优雅的生活情调。然而，虽然郭沫若在文革中受到保护，民族的灾难仍以特别的
方式潜入了这个家庭，向它索取牺牲，最惨重的代价便是两个儿子的死。
1967年5月2日，我到郭家去，世英正在西屋给小弟理发。他看见我，第一句话便是：“我弟弟死了，知道吗？”我一愣。前些天，外面传说郭世英自杀，但我刚见过他，当然不相信。“我听说是你自杀了。”我说。“是啊，真不可理解！”他说，“外面都传是我。”接着，他谈起了郭民英自杀的情况。
我见过郭民英一面。那是我上北大后的第一个国庆节，世英邀我去他家，那时他家住在西四大院胡同。我到时，哥俩每人刚画完一幅油画，都是两只苹果的写生，在比谁画得好。在我的印象中，民英个子比哥哥略矮，脸皮白净，一双大眼睛中含着忧郁。当时他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学小提琴。后来他退学了，到浙江的海军部队当兵。后来听民英的好友林铭述说，退学的原因是，民英学小提琴学晚了，感到没有前途，恰逢罗瑞卿作了一个报告，提出培养未来的将军，他知道后大为兴奋，遂决定弃艺从武。世英告诉我，民英参军后，据说表现很好，被当做特殊的接班人培养，几个月就入党了。正要讨论他的转正，他突然自杀了，用冲锋枪打自己的脑袋，子弹从前额穿到后颅。事情发生在4月7日，世英和林铭述一起去料理了后事。我保存着世英的一张照片，是在这趟治丧之旅的归途上拍的，他身披夹克，斜靠在轮船的桅杆上，嘴角挂着顽皮的笑，那副轻松的样子倒像是在假日旅游中。
我问是什么原因，世英说：“思想问题，部队的人也说是悲观厌世了。他也一点儿不隐瞒，什么柴可夫斯基、贝多芬，都谈了，但部队根本解决不了，怎么解决啊。说他有精神分裂症，我才不信呢。中央文革都急了，前几天，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都来我们家了。我母亲得了心脏病，查出的第二天就接到了弟弟的死讯。”说到这里，他笑了，接着说道：“这件事一出，对于我们又是一个阶级烙印！我们班的同学想整我，这下多了一条理由。”一会儿，他给小弟理完发，却和我讨论起了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盛赞毛泽东关于阶级消灭后仍有矛盾和共产主义也会消灭的论断，最后激昂地说：“黑格尔说现在就是绝对境界，马克思说将来是完美的，只有毛主席是最彻底的辩证法！”
民英的死似乎没有打乱这个家庭的正常生活节奏，表面上一切平静。除了于立群因患神经官能症，时有情绪郁闷的情形之外，气氛仍是轻松的。屋里放着正受批判的西洋音乐，世英和建英着迷地玩摄影，我也常和他们一起在暗室里埋头苦干。就餐的时间，我经常见到郭老。在餐桌上，他很少吃菜，也很少说话。可是，有一回，是他的生日，他自己说起他曾单独一人做了一百人的饭菜，口气特别自豪，大家都笑了。他很细心，常常示意让人把我够不着的菜挪到我面前。一次饭后，他亲自剖了一只椰子，走到我跟前，首先递给我一块。郭老是非常平易近人的。我在客厅里翻一本日本画报，他走过来，问我懂不懂日语，我说不懂，他便给我讲解片假名和平假名。我和他玩康乐球，我第一次玩这种游戏，却赢了他，他向于立群夸我打得好，结果于立群立刻把我打输了。他仍常常写诗，写好了就拿来给我们看，虽然我们看了必定是不置可否。
毛泽东诗词是当时的热门，我曾两次听郭老讲解。一次是为我办的专场，我请教，全家旁听。我请教的是《清平乐。会昌》，问他如何理解“莫道君行早”这一句里的“君”，是否有所喻指。他答：“我看不出来。”我说：“可是，有一种说法认为，‘君’是指西方帝国主义。”他说：“那太牵强了。”我翻开一本资料，指给他看，正是他自己曾经提出过这种说法。他立即快活地大笑，全体在场的人也大笑。还有一次，平英带来一拨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其中一些人有造反派的盛气，向郭老摆出一副辩论的姿态，但郭老毫不介意，总是耐心地阐述自己的看法。有一个学生提到毛的诗句“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问郭老，听说柳亚子得到这首诗后向毛要颐和园，是否真的。郭老连连摇头，于立群也插话说，他们了解柳亚子的为人，不可能提出这种要求。我记得柳此后的确有“若将名园长遣我，躬耕原不恋吴江”之句，与世英耳语，世英也记得，立即去找出这首诗，让我递给郭老，郭老看了也哈哈大笑，说真没有想到。
大约在1967年六七月间，世英向我提出一同编鲁迅语录。他说，这是音乐学院一个学生让他编的，并许诺编好一定能印行。他如此描述那个学生：“这个人只要想干什么，总是能干成的。”不久后我见到了这位能干的人物，他就是与世英一起去浙江料理后事的民英的好友林铭述。世英对这项工作十分投入，我开始有些马虎，在他的感召下也认真了起来。我们各自通读鲁迅全集，详细摘抄卡片，然后把两人的卡片放到一起，进行取舍和分类，拟订编目。我们常常为一条语录的取舍和归类相持不下，互相挖苦。有一回，编目已定，他又推倒重来，提出一个别出心裁的新方案，兴奋地说：“如果你不同意这个方案，你就不是人！”我反唇相讥：“看来你是现在才成为人的喽。”在前海西街的那个深院里，不时响起我们愉快而激烈的争吵声。在工作间隙，他会闲谈对各种问题的看法。有一次谈到他母亲的病，他说：“其实她有什么病？就是生活太舒适太安逸了，才什么病都来了。”他用的那套全集是他父亲的藏书，上面有郭沫若阅读时画的记号。有时候，他会指着画了问号的某处笑着说：“瞧，尽挑毛病了。”他还对我说起一些掌故，其中之一是，他听父亲说，鲁迅那首著名的《自题小像》的主题并非通常所解释的爱国，而是写鲁迅自己的一段爱情心史的。快到年底时，我们的工作已经完成，并由世英的未婚妻肖肖誊抄完毕，有厚厚一大摞，篇幅比当时人们编的版本都大得多，我相信思路也更为独特。不过，能干的林铭述始终未能把它印行，那一大摞稿子也不知去向了。林后来告诉我，他的真正目的只是想让世英有一件事可做，免得太寂寞。与林相识后，我也觉得他很能干。他个儿不高，精力充沛，做什么事都兴致勃勃，在任何场合都谈笑自如。我最佩服的是他的摄影，看了他的作品感到心迷手痒，便向世英借相机。郭家的相机都很高级，鉴于我是初学，世英就把一台徕卡借给林，我则用林的那台国产58-2玩起了摄影。
进入1968年后，林铭述又出新点子，提议我们一起来研究文革思潮。当年3月，我们在林家及音乐学院教室先后举行了四次讨论，参加者除我、郭、林之外还有方小早。世英又是十分投入，每次给我写信都要谈论这件事。在讨论时，他也非常认真。我们规定每人写一篇论文，他说他打算以对群众的态度为主线写文革：“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落实在群众，打倒走资派是为了教育群众，革命委员会就是让群众直接参与政权……”我们都不同意，认为应该以无产阶级专政为主线。他激烈地和我们争论，反复论证群众问题是最根本的，专政问题受群众问题的制约，说到末了大声宣布：“所以，老三篇是最高的，是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的顶点，高到老三篇就没法再高了！”老三篇是毛泽东的三篇短文，即《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当时许多人能全文背诵。后来，我们都写了论文初稿，他的主题正是群众，我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林的是江青的文艺革命。我忘了方的主题，印象中他的观点算比较中性。这些稿子集中到世英手中，还没有来得及传阅，他就遇害了。
当时我们做的都是正面文章，指导动机都是力图理解文革的必然性，现在来看当然水平甚低。不过，世英的心态要比我们复杂。表面看来，他对文革怀着一种浪漫主义的激情，歌颂的调子比我们高许多。可是，这也许正是因为，他在内心深处已预感到文革所释放的那股盲目力量可能毁灭他和他的家庭，于是藉着用极端方式为它辩护来说服自己。在一次讨论时，他忽然显得心不在焉，眯眼望着窗外某处，沉默半晌，迸出了一句话：“郭沫若迟早也完蛋！”
二十一 永远的咒语
杀害世英的凶手是他班上的若干学生，他们无名无姓，微不足道，如今已像蚂蚁一样消失在无人知道的犄角旮旯里了。然而，在他们一生中的某个时候，他们曾经结集为一支仇恨的小分队，坚持不懈地追杀一颗他们不能认同的灵魂。从文革初期起，这个追杀行动就没有停止过。这几个人属于农大的造反派组织东方红，按照一种解释，他们整郭世英是为了反周恩来，因为当初郭的问题是周亲自处理的。世英死后，周恩来来到郭家，还曾说了“世英是为我死的”这样一句痛心而又内疚的话。我相信这是重要动机之一，但我认为最深层的动机
不在政治上，而在人性中。我第一次到农大找世英时的遭遇给我印象至深，那个怒气冲冲的男生是一个缩影，表明世英落入了一个多么格格不入的环境里。我常想，虽有文革的大背景，如果世英不是落在这伙狭隘的人手中，悲剧未必会发生。事实上，文革中一个个具体的悲剧都是由一只只具体的手促成的，大背景是它们得逞的条件，但不是赦免它们的理由。文革只是暴露了人性中的恶，恶的存在却不能用文革本身来解释和辩护。
世英多次对我谈到班上同学整他给他造成的苦恼。他死后，我烧毁了我的全部日记，但是，仿佛是要留下证据，在烧毁前我抄录了其中记载的他的这些谈话。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次。1967年5月2日，在向我报告郭民英的死讯后，他说：“我们班上的同学前一时期要整我。有一个女生特别恨我，她一直在外面，回来以后，班上对我的态度就变了。有什么理由呢？我在最艰苦的时候就支持造反派了。毛主席说，只有头脑是研究主体，其他一切都是研究对象，我对这一点体会很深。有时候我想，你们怎么老这么看我呀。其实，这一切自己都得研究，靠自己改变这种状况，不靠自己，还靠别人？就看你有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所以，他们让我写检查，我原来准备写一个十万字的《十批判书》，让他们去读吧。现在我什么也不准备写了。我对他们说：”怎么，我就是一辈子反革命了？‘“一个多月后，他又告诉我，班上一些人故意找岔，在枝节问题上整他。
同年12月17日，林铭述从外地返京，我和他在郭家初次见面。原定这一天请他验收编好的鲁迅语录，我们正议论着，世英突然说：“我认为今天的任务是玩。去外面玩玩吧。”他不看我们，若有所思地望着别处，接着说：“我宣布退出这件事，以后你们两人去搞吧。”林铭述站起来，踱了几步，出屋去了。屋里静极了，世英看着我，说：“我们班上又要整我。星期四下午，突然发出通令，要我签字承认是叛国分子。我当然不能承认。又提四条，什么不许和外校同学来往，一个月只许回家一次，多少天写一份检查，等等。我都签了，星期五我就跑回家来了。”我问他准备怎么办，他说：“明天回学校。我有什么办法呢？他们要斗，就让他们斗。打我，我也不抵抗。反正叛国分子我不能承认，以前都下过结论了。群众这么做，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合潮流的。不了解我的人，站在他们的地位上，也只能这么看我。我非常矛盾。”我说：“你不是说过要离开农大吗？”他说：“现在离开学校，就是死路一条。说实话，现在就这样死去，真不愿意。”我问：“他们会动武吗？”他说：“动武我倒不怕，就让他们打，孤立的味道才不好受，这是精神上的压力。鲁宾逊能在孤岛上活下去，是因为还抱着回大陆的希望。”
晚饭后，我们又回到这个话题。他说：“我回去后真不知该怎么办。历史发展总是一个浪潮一个浪潮的，不会以每一个个人为线索……”停顿了一会儿，他问我：“你说我怎么办？”我说：“这只是一个浪潮，有涨潮，就总有退潮。”他说：“以后还有涨潮。”我说：“涨潮后还有退潮。”林铭述插话：“这是暂时的。”我赶紧附和：“对，是暂时的。”我们都想安慰他，但这安慰是多么苍白无力啊。离开他家时，他送我到院门口，对着我的背影说：“等候我的噩耗吧！”我回过头，看见了他的冷静的、闪烁的目光。
走在冬夜的街道上，徘徊在冷清清的车站旁，我的耳边一直回响着这句不祥的话。设身处地想一想，二十岁时的过失如同咒语一样附在他的身上，这咒语只有到死时才能解除，他怎么能不绝望。我又想到他如此热情赞美的群众运动对他如此无情追杀，感到无比荒唐。我恨自己眼看着他濒临没顶之灾却无力拉住他，世上没有任何人能帮助他，我的心为个人的渺小而哭泣。
多年后，我读到他给林铭述的一封信，日期正是上述谈话的第二天，是他应林的要求在回学校的当天写的。他告诉林，回校后遇到的是意外的平静。他谈到自己深深的无奈心情：“说来好笑，几天来，存在主义的无能思想总在脑子里转，自己改造思想的积极的能动性没有什么意义了，老是跟在事情后面跑，去追寻它的必然性。”然而，他仍试图正确理解事情的必然性。林的母亲骂那伙整他的人是“反动路线”，这是文革中最严重的罪名，他让林劝林母不要这样看，强调群众整他只是“革命大风暴中的小缺点”，“不是主流，也不是逆流，而是支流”。不过，他又表示，他既要相信群众，也要坚持真理，不能接受违背事实的罪名，因为不坚持真理就是最大的不相信群众。看来，他觉得自己已想明白要采取的态度，就是决不抵制，也决不违心认罪。抵制会使他站到群众运动的对立面，这是他不愿意的，实际上那伙人也必定会更凶狠地整他。违心认罪同样会给那伙人提供整他的理由：“我很清楚，只要胆怯心理占了上风，一下子就可以失去我的基本权利，而那又只是因为胆怯，就太没有意义了。”在这个分析中，他忽略了一点：只要他不认罪，在那伙人看来就是抵制。他不得不忽略，因为他的真正处境是，认罪不认罪都逃不脱追杀，他已被逼入死角，无路可走。
在这段时间里，还有一件事加重了历史投在他身上的阴影，就是曹秋池的出现。当时曹利用保外就医的机会活动平反，要求郭世英协助。他来找郭时，我刚巧也在农大，看见郭的表情冷淡。但是，他仍同意陪曹去公安部，后来也确实去了。他对我说，把曹算做x的主要成员，这不符合事实，既然找到他，他就要帮助澄清。我问起他们去公安部活动的详情，他沉默良久，脸色很不好，最后只是说：“现在不想谈。这次我又上当了，但也有所戒备。”不管具体经过怎样，这件事显然使他不快，不但把他拉回到了过去，而他正在为这个过去挨整，而且，如果整他的人发现他与曹的来往，就是现行罪行，更加罪不可赦了。
农大那伙人在发出通令之后，突然没有了下文，意外的平静保持了四个月。后来我知道，原因是他们到公安部索查关于x的档案，遭到了拒绝，公安部明确告诉他们，郭的问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处理的，不许他们插手。世英暂时躲过了这个恶浪，心情又逐渐开朗起来，到1968年4月几乎可以说是阳光灿烂了。那些天里，除了讨论文革思潮，他还热中于两件事，一是摄影，二是围棋。在1968年4月1日给我的信中，他天真地自夸：“我发现一个极好的摄影方法，第一次把人的面部线条、纹路如此逼真地再现出来了，一根根的头发，一丝丝的眉睫，一个个的毛孔，甚至是鸡皮疙瘩，毕露无遗。好极了，头像摄影的高峰已经到来。”他的围棋是向我这个刚学了几天的臭棋手学的，很快就与我旗鼓相当了，但仍以一二子输给我。在同一封信中，他和我争论：“姓周的，你太不像话了，你是从哪儿搞来的不三不四的围棋胜负规则？我无意中翻书，才知道受了你的骗！你必须在无私的围棋法面前承认你是输给我了。”我不记得我们是怎样解决这个争端的，总之，后来他仍然没有赢过。最后一局结束，他异常激动，咬牙切齿地吐出一句话：“告诉你，我还要和你下！”然而，我们岂会想到，再也没有下一局了，几天后他就死了。
二十二 郭世英之死
那是一个星期天，晚上我去郭家，门卫说郭世英不在家，不让我进去。这是很反常的，以往不管世英在不在家，门卫对我都是放行的。我只好说找郭庶英，门卫打电话，郭庶英出来把我接了进去。一到内院，我便发现全家人处在一片手足无措的惊慌中。两天前，也就是星期五，世英被农大的那伙人扣押了。那一天，他匆匆回来过一趟，带走了朋友们的信件，当时只有警卫员见到他。随后，农大一伙人气势汹汹闯来，向郭老和于立群要人，又急冲冲离去。他们大约直奔肖肖所上的中学去了，那天她在学校里，门房告诉她，郭世英来过，在
校门口就被农大的学生截住了。所知道的情况只是这一些。肖肖好像知道更多内情，但她闷闷地不说话。我走时，她跟了出来，把我叫住。在幽暗的廊檐下，她问我是否知道曹秋池的地址，使我感到曹与发生的事有某种关系。我焦急地问她，郭老为什么不出面，她说，郭老刚给周总理写了信。
第二天一早，我奔往农大，漫无目标地在校园里乱走，徒劳地想得到一点儿世英的音信。我往郭家打电话，拨了一次又一次号码，从听筒里传出的始终是尖锐的占线信号。我站在他家门前按电铃，朱红色大门上的小窗打开了，露出门卫的没有表情的脸，他摇一摇头，又把小窗关上。一个白天东奔西走，一无所获。傍晚，我拉着小早去林铭述家，林伯母开门，瞪着失神的眼睛望着我，说：“郭世英自杀了！”我瘫坐在床上，头脑里一片空白，无休止地流着眼泪。
郭世英死于1968年4月22日，年仅二十六岁。这次农大学生对他采取行动，据说直接的导因是他给肖肖打电话时用了英语，被同学听见，诬他里通外国。他必定立刻逃出了学校，并打算携肖肖远走，不幸被抓获。在关押期间，他还曾试图逃跑，躲在楼道内一间厕所的隔板顶端，结果被发现，招来了更残酷的虐待。惨剧发生在这一天清晨，他从那间用作牢房的学生宿舍四楼房间的窗口坠落下来，落地时双臂仍被反捆着，绳索深深地勒进皮肉。事发后，暴徒们通知郭老的秘书，说郭世英已经自绝于人民，秘书带着平英和肖肖去学校处理后事。她们看到的尸体遍体鳞伤，手腕和足踝的勒痕处皮绽肉开。遗体于第二天火化，我和林铭述闻讯赶往火葬场，途中得知火化已结束，未能见最后一面。
世英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已成千古疑案。关于事情真相的唯一证词来自凶手，据说世英向充当看守的那个同学要水喝，看守回来时，他已跳楼。这是一个近乎不可能的高难度动作，因为当时纱窗关着，插销的位置相当高，要用捆绑在背后多日的麻痹了的手够着插销决非易事，更不用说在短时间里把它拔开了。从动机看，世英也是不想死，他曾试图逃跑就是证明。在逃跑前，他留下一封绝命书，两张薄纸上写着斗大的字，大意是说，他一心想投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但不可能，既然这样，还不如去死。这当然只是为掩护逃跑施的障眼法，不过，说不定正是这个失败了的小计谋害了他，自尊心极其强烈的他决不肯给敌人留下笑柄，于是用生命兑现了谎言。所以，自杀的动机也不是完全不成立。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便是他在不愿意死的时候死了。事发之后，我和平英、肖肖、小早去了一次农大，找世英班上的一个同学，向他了解事发那天的情形。那个同学到过一次郭家，也许是班上郭的唯一同情者。他说，那天凌晨，他在空地上徘徊，向楼上张望，远远看见郭世英的身影一动不动地印在那扇灯光暗淡的窗户里。在最后的时刻，世英隔着纱窗久久地凝望窗外的世界，他一定思绪万千，但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他想了些什么了。
我和林铭述再去郭家是在惨剧发生后的第三天。于立群一直在哭，边哭边喊着一些难以听辨的话。看见我们，她号啕大哭起来，我听见她断断续续地诉说：“对不起你们啊，世英就你们两个好朋友，为什么朋友在一起就是反动小集团啊，他们才是真正的反毛泽东思想……”接着她骂了一串粗话。这时建英走进客厅，把我叫到隔壁一间小屋。屋里光线微弱，我坐着发怔，他在一旁摆弄相机，对准我按动快门。“我做个试验，B门，不用三脚架。”这个十五岁的男孩咬着嘴唇，做出坚毅的模样。透过窗户，我看见郭老独自在院子里，正弯着腰，切割用牛油自制的肥皂。我走出去，帮他扶住盛肥皂的搪瓷试盘，他朝我默默地点一点头。世英的卧室仍是以前的样子，我看见书架上有两厚卷爱伦堡的《暴风雨》，夹在其他书之间，那是他死前一个星期向我借的。当然，我让一切维持原状，直到某一天有一只不相干的手来打乱它们。晚上，我到客厅向于立群告别，她仍在哭，平英蹲在她身边，一边给妈妈捶背，一边仰起脸来悲切地望着我。走在街上，我和林铭述都默然无语。并肩走了一会儿，他突然嚷道：“这家伙真卑鄙，把我们害得好苦啊！”
在世英被关押期间，郭老有一个和周恩来见面的机会，事先打算对周说这件事。如果他说了，周亲自出面干预，世英也许能够得救。但是，郭老看总理这样忙累，没有忍心说，回家后受到了于立群的情绪激动的责怪。郭老当时用颤抖的声音说了一句：“我也是为了中国好……”便说不下去了。可以想象，接踵而来的世英的死使这位老人感到怎样的内疚。他是极喜爱聪明活泼的世英的，为了寄托和排遣哀情，在几个月时间里，他天天端坐在书桌前，用毛笔抄写世英在农场期间的日记和家书，亲手装订成八册，整齐地放在自己床头的窗台上。听肖肖和平英说到这些情况，我不禁黯然神伤。
我一直不能接受世英已死这个事实，无数次地梦见他。每次梦见他，他都仍然生龙活虎，于是我对自己说，原来他还活着，可是只要这么一想，我就立即看出他已是一个死者。事情过去三十多年后，我仍会做这样的梦。在这一生中，我梦见得最多的人就是世英。
1980年6月，我在读研究生，农大专案组给我单位发来一份为郭世英平反的决定，系里的政治干事向我宣读了全文，大意是：郭在农大学习期间政治立场坚定，表现很好，农大原文革一伙人明知总理亲自处理了郭的问题，仍揪住不放，残酷迫害。郭死后，总理指出：“矛头是指向我的。”郭是受迫害含冤而死，所谓现行反革命等污蔑不实之词一律推倒。政治干事表示，系里将为我清理有关档案。对于这迟来的公正，我感到的只是悲哀。
二十三 焚稿和哀歌
1968年3月，北大两派的斗争趋于激化，武斗有一触即发之势。我最担心的是床底下的那一个纸箱，里面是我从中学开始到那时的全部日记和文稿。如果武斗爆发，这些东西落入对立派之手，从中肯定能找出编排罪名的材料，后果不堪设想。可是，哪里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可以让我藏匿这满满一纸箱文件呢？我的姐夫的父母家在北京，我曾询问是否可以寄存，得到的是否定的回答。小早帮我把一部分文件寄放到了他的一个亲戚家里，但不久也被退了回来。这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北京的单位和街道都得到通知，不准收留北大学生和存放北大
学生的东西。无奈之下，我狠了狠心，决定精简我的文件，只保留其中的一小部分，而把大部分毁掉。一开始我用焚烧的办法，但那样太引人注意，后来就蹲在厕所里，把文件撕成碎片，扔进马桶冲到下水道去。这项工作花了我好几天的时间。
中旬的一天，忽然传来消息，新北大公社要来占领我们的38楼了，井冈山的同学纷纷逃离。当时，在偌大的北大，只有两栋相邻的学生宿舍楼是井冈山的势力范围，即34楼和36楼。我随手挑了几本书，与未毁掉的少许文件捆在一起，放到34楼里。返回我的寝室，想再拣些东西，却突然感到心灰意懒，躺在床上听楼道里忙乱的响声，觉得这一切离我无限遥远。待响声平静下来后，我站起身，空着手走出了已经寂无一人的楼道。
我住进了34楼顶层的一个房间。在此之前，在对立派弹弓的袭击下，这个房间的窗玻璃已经全部破碎。34楼原是女生宿舍，现在被井冈山占领，房间里也是一派逃难后的景象，散落着女生的小物件。我一个人住这个房间，睡在女生的被窝里，床上有女生的内裤，感官大受刺激。窗外挂着一只高音喇叭，成天播放着井冈山的战斗檄文和对聂元梓的谩骂，震耳欲聋。当时两派的广播都是这个德性。也许正因为太吵，没有人愿住这个房间，而我为了能够独处却宁愿忍受。利用独处的机会，我着手整理带过来的那些文件，主要是把自以为挑不出大毛病的诗抄到一个本子上，又从最近的日记中摘录了与世英有关的几页日记。然后，我把那些文件都付之一炬。只有一个本子，我实在舍不得毁掉。大学一年级时，和世英在一起，我在日记中和纸片上记了许多东西。我记录他的一言一行，我们之间的对话，我对他的观察、欣赏和担忧。这完全是因为，他已经成为我生活中的主要内容，既是最精彩的内容，也是最令人不安的内容。在他出事后的那个暑假，我在上海的家里做了一件事，便是把所有这些内容按照时间顺序加以整理，抄写在一个厚厚的本子上，大约有二百页之多。我决定留下这个本子，不到万不得已时不毁掉。
然而，不多天后，世英死了。这使我感到，我生活中的郭世英这一页真正翻过去了，世上已经没有郭世英，我已经没有郭世英，这个记载他的往事的本子似乎失去了意义。于是，怀着一种殉葬的悲愤之情，我点燃了这个本子。在我的一生中，我无数次地痛悔当年的这个举动。这个无比生动的人，我有幸在他最精彩的一段时光中与他密切相处，不会有人如此详细地记录他那时的情形，我本是应该为世界保存好这一份证据的。记忆太不完整，也太不可靠，许多生动的细节已经与我的这个本子一起永远消失了。我也痛悔我毁掉了我的全部日记，从十四岁到二十二岁，整个一个青春啊。在那以后，我便觉得自己仿佛成了一个没有历史的人，我的成长中最重要的岁月没有留下任何文字，那个男孩的秘密的悲欢都不留痕迹地化为乌有了，我的存在也因此显得虚幻了。
在世英死后没几天，北大的武斗升级，成为真正的武斗了。在此之前，两派只是通过高音喇叭互相谩骂，或者架起弹弓互相发射石弹。那些弹弓的威力也了得，井冈山人自豪的是从空军弄到了一批韧性极好的橡胶，做成的弹弓射程甚远。但是，我们基本上还能在校园里自由走动。4月下旬，两派在36楼南边的街上发生了第一次正面冲突，双方的队伍都用盔甲和长矛武装起来，展开搏斗。从此以后，井冈山占据的两栋楼就成了真正的围城，我们龟缩在里面，不能越过新北大设立的包围圈。我们这边为了防御，在两栋楼之间筑起了掩护通道，还挖了地道，临街的36楼外侧的围墙打开一个缺口，作为临时的大门，上方挂了一块写着北大井冈山兵团几个大字的横匾。
我们上街都从这个缺口进出，不过仍须小心，因为外面的街面受到新北大的弹弓的火力封锁。更有一层危险，便是他们用望远镜监视着这块街面，发现有人从缺口走出，无论向西还是向东，都会经过他们所控制的某一个校门，他们就会冲出来抓人。我对打派仗的态度十分淡漠，几近于中立，便自信他们会对我手下留情。因此，有一回，我确实要进城办事，就大大方方地从缺口走出，朝东边的公共汽车站走去。然而，在靠近车站时，果然有一个人骑自行车挡住了我的路，接着一伙人冲过来把我抓住了。他们脱下我的外衣，裹在我的脸上，然后把我带到一个地方。我能感觉出这是一个房间，一些人在我旁边说话，其中有几个女生。开始审讯了，问我地道在哪里之类，我嘲笑说，你们不能攻占这两座楼，知道地道在哪里就没有意义，你们能攻占，到时候就自然知道了，何必要问。其实，我没有下过地道，还真不知道具体的位置，完全是出于气愤偏这样说的。当然，招来的是一顿狠打，把我颠来倒去，拳打脚踢。挨打时，我听见那几个女生在清脆地笑，真令我对女性要刮目相看。审讯时间倒不长，我被带到另一个地方，除下蒙在脸上的衣服，我发现眼前站着几个我班的对立派同学，其中有李主庆。李是调干学生，比我年长得多，一向像兄长般对我友好。他说要和我聊聊，我回答说，我不想以俘虏的身份聊，要聊以后再聊。话音刚落，那两个押我来的外系学生怒不可遏，举手就要揍我，被李劝阻了。李依然对我友好，带着沉默的我穿过校园，把我送出了校门。刚回到楼里，我班一个在井冈山总部任职的同学立刻跑来慰问我了。原来，总部对新北大的电话实施监听，听到了抓我的那伙人与我班新北大人之间的通话，已经了解全部经过。他免不了要对我的英勇表现夸奖一番，并且告诉我，因为我班那些人的求情，我才免遭更多的折磨。
其实，我的勇敢完全不是因为忠于井冈山，而只是在受侮辱时的自然反应。当时，守在困楼里的人大多是铁杆分子，也有的是觉得好玩，积极参与拼长矛和打弹弓的战斗，而我连弹弓的胶带也没有摸过，更不用说拼长矛了。人们困在楼里，除了武斗便无事可做，天天聚在一起打扑克或聊天，我对这种环境也已经十分厌烦。因此，在被抓以后，有一位同学建议我住到地质学院去，我就乐意地接受了。当时北京高校的学生组织分成天派和地派两大派，北大井冈山属于地派，而地质东方红是地派的大本营，因此很乐于收留地派的难民。我住在那里的一间学生寝室里，和那些心地单纯的工科学生相处得十分融洽。
在蜗居困楼和避难地质学院期间，我真正不能忘怀的只是一件事，就是郭世英之死。为了发散心中的哀痛，我别无途径，仍然只能写诗。在那些日子里，我写了三十五首诗，结集为《哀歌》，保存下来了。我写我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寻找一个声音，我请它不要躲避我，因为已死的活人并不害怕复活的鬼魂。我还写我爱诗，对诗句却毫无兴趣，唯有诗人表达不了痛苦的滋味，我最是熟悉。这些都是当时的真实感觉。世英死后的两个月里，我很少去郭家了，以前去都是和世英玩，他不在了，我又是那样拘谨的性格，再去未免尴尬。但是，我心中真是惦念那一家人，便在6月的一天给郭平英写了一封信，开始了我们之间的通信。在当时的情境中，我们只能用一些革命的豪言壮语来振作自己，而真正的悲痛又是任何语言无法表达的。平英对此比较清醒，不愿意再说空话，便在一封信里提出要求，让我写一写世英在北大时的事情，那是她很不清楚的。于是，我趴在地质学院避难所的床铺上一气写了四天，小32开的纸写了四十二页，寄给了她。二十年后，我考研究生回到北京，平英把这一封长信交还给了我。多亏她的提议，我在印象还相当鲜明时写了这些回忆，还多亏她完好地保存了这些纸片。1976年，我在广西时也凭借记忆写了北大期间郭世英的往事，题作《大学第一课》。现在我把这两份文件进行核对，发现出入倒不大，可见那一段经历给我留下的印象之深。当然，还是有些出入的，事过十三年的记忆毕竟要比事过五年的磨损得多些。现在和以后我写郭世英时，手头有了这些文字的依据，不必凭空在事过四十余年的记忆中费力搜索，这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吧。
二十四 告别北京
大约在7月份，正当武斗相持不下的时候，工人宣传队进驻北大，掌握一切权力。这个举措等于把两派学生组织都给解散了，从而一下子结束了武斗。事实上，学生组织业已完成其使命，即借其冲劲打倒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所谓走资派，继续存在下去只会制造麻烦，因此理应让它们退出历史舞台了。所有学生都奉命回到了学校，作为毕业班，我们的任务是马上做鉴定，迅速离校。六一届的学生在当月就草草打发走了，我们六二届也要在一两个月内走人。去向已定，主要是外省的农村，大城市一个不留。
经过两年的折腾，重新坐到桌边来，谁什么样还是什么样，一切依旧。我在一篇日记——不错，积习难改，在毁掉全部日记之后，我又开始写日记了——里写道：“这几天的鉴定使我厌恶极了。一群小资产阶级临到末路，还要互相吹捧一会儿，不害臊吗？宁可做一个真诚的、谦逊的小资产阶级，决不做那种虚伪的、妄自尊大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太不老实了。我承认，在我身上有明显的小资情调，比如脆弱、动摇、人情味、正义感等等。但是，某些人骨子里浸透了的市侩气、商人气、政客气，我是没有的。我也没有那些臭架子，那种自鸣得意的驴子性格，我是能和普通工农群众相处好的，决不会比这些人差。”
分配方案很快下来了，我班二十五人，去广西最多，共十一人，其次是山西七人，浙江五人，诸如此类。问到我的志愿，我说随便。几个家在江南的同学都想去浙江，问我不去行不行，我说可以。结果我被分配到了广西。分到广西的人先去湖南洞庭湖农场锻炼，锻炼结束后，宣布具体地点，我是南丹县，另一个同学是资源县，他问我肯不肯交换，我的回答也是可以。结果我去了资源县。我真是觉得无所谓，去哪里都一样。
要离开北京了，我别无留恋，只舍不得世英的亲人们。在与平英通信后，我去郭家又多了一些。第一次去，我在东屋午休，平英叫我进偏室，把一个黑色的小木盒搬到桌上，低垂头出去了。这是世英的骨灰盒。一会儿，她带我去洗相片。洗出的相片中，有一张我和世英在院子回廊里的合影，我坐着，世英站着，都是深思的神情，她指着说：“两个思想家。”有一回，我和郭汉英在下围棋，她从外面回来，远远看见我便发出欢喊声，走到我的身边来。没有了世英，全家孩子中只有她和我年龄接近，比我小两岁，仿佛因此成了最合适的接待我的人。在一封信中，她写道：“一年前，郭世英做了林铭述的郭民英。现在呢，现在谁来做你的郭世英，又是谁去做林铭述的郭民英啊。”我从中读出了令人心酸的善良。我希望是她，但知道不可能，在我眼中她是这样高贵的一个女孩，我们之间有着微妙而难以逾越的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