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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教授：我的精神自传》
简介及评论 内容简介
本书既是一部个性化非常鲜明的思想学术人生自传，更是一部结合个人身心创痛和研究心得来总结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和中国经验的得失，反省思想界、知识界、学术界所遭遇的大问题大困境，表达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立场和追求的深度之作。思考透彻，激情飞扬，充满了敏锐的发现与深刻的思索。黄钟大吕之声，世所少见；沧海桑田之辨，令人回味。是受过中等教育以上的读者不能不读的当代启示录。
本书是钱理群先生近年来最为重要的作品，也是他最为看重的作品。钱先生在该书后记中说，“最后成书，已经耗费了五年时光，更是倾注了退休前后的主要心血”，“这本书，在我的学术著作中，确实占据了相当独特的地位：它既是我的自传，学术自传与精神自传，又是一部学术史、思想史、知识分子精神史的著作”；“这本书又是一部关于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史、学术史、知识分子精神史的研究著作”。阅读过该书手稿的北大学者贺桂梅认为该书更是一部20世纪中国的经验史。
该书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我的回顾与反思；第二部：我的精神自传。
简介及评论 作者介绍
钱理群，1939年生，北京大学资深教授，1980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他以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学和社会的精深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审察，对20世纪中国经验的总结和反思，受到了海内外的高度重视。钱先生自北大出身，后来回到北大讲坛，传承北大真精神，深情地关注民族与人民的命运，积极开发现代中国优秀的精神思想资源，以自体生命与学术一体化的追求，回应了大时代对于中国知识界的呼唤。在北京大学学生评出的最受学生欢迎的十佳教师中，名列首位。
钱先生的专著和主编作品，长期以来受到了中国读者的广泛欢迎。他的主要著作有《心灵的探寻》、《周作人论》、《周作人传》、《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合著）、《丰富的痛苦》、《大小舞台之间》、《1948：天地玄黄》、《学魂重铸》、《话说周氏兄弟》、《语文教育门外谈》、《走进当代的鲁迅》、《与鲁迅相遇》、《钱理群讲学录》、《生命的沉湖》，等等。主编大型丛书多部，其中以《新语文读本》影响最为广大。
简介及评论 目录
上篇我的回顾与反思
引言“以不切题为宗旨”3
一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上）
二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中）
三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下）
四知识分子自我独立性与主体性问题
五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关系问题
六关于启蒙主义的反思
七关于理想主义的反思
八关于思想与行动的关系问题
九自然人性论与个人主义问题
十最后的话题：关于大学教育与北大传统
下篇我的精神自传
引言225
一历史的中间物
二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
三幸存者
四学者、教师、精神界战士
五真的知识阶级
六思想者与实践者
七漂泊者与困守者
后记
简介及评论 关于钱理群的评论与印象摘录(1)
（以下文章都已经见诸媒体，摘录仅供参考）
1．萧夏林（著名编辑）
老钱是一个北大精神象征，中国批判知识分子标志性人物。现在北大第一神话和传奇，简直就是北大的圣人。除了老左派的政治批判之外，老钱在长江读书奖之前几乎是一个完美的人，几乎没有什么“敌人”。可以说，在北大内外，老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老钱是全国人民爱戴，北大师生膜拜，新左派簇拥，全国的知识分子敬仰的良师益友慈父兄长，简直就是一个神。
2．孔庆东（北大教师）
现在就要企图全面地臧否一下钱理群，似乎为时过早。因为他不是那种从南坡爬上山顶就从北坡坐缆车下去的人，他是上了山顶就不打算下去，要在山顶搭台唱戏的人。尽管也不排除这种可能，即他最好的戏已经在登顶的过程中唱过了，但在山顶上将要演出的戏绝对不会令人失望，则是基本没人怀疑的。
钱理群是一个具体的人，但又具体得很“抽象”。“钱理群”三个字对于认识他的人来说，已经成为精神内涵比较丰富的某种意象。我读过的评论钱理群的文章如王得后、汪晖、陈思和、薛毅等人之作，普遍对那种意象有所触及。我自己写的关于钱理群的文章，也试图把握那个意象，但却总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觉。看来意象是不好强行把握的，还是循规蹈矩地有啥说啥为好。
对于我们这一代成长于80年代的青年学生来说，钱理群首先是一个青年导师。陈平原老师曾戏言钱理群是“好为人师”，我觉得这不但抓住了钱理群的最大特点，而且说到了钱理群最根本的生存意义上。钱理群可以不当学者、不当教授，但绝不能不当老师。不当老师的钱理群不是钱理群。我认为毛泽东骨子里也是“好为人师”，他也是什么都可以不当，但一定要当老师。毛泽东说过“四个伟大”的赞颂里他只同意“伟大的导师”一条。钱理群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批判研究迟迟难以展开，我觉得有一个内在原因：钱理群和毛泽东的性情是有很多相通的，他们都是启蒙家。就对于启蒙的热情来讲，恐怕鲁迅也要逊于毛泽东。只是毛泽东的启蒙越到后来，越借助了思想之外的力量——进而直接将启蒙变成了“改造”。而鲁迅和钱理群这一类人，由于基本没有思想之外的力量可以借助，所以一方面保持了启蒙的纯洁，另一方面则使本人乃至包括启蒙本身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不过即便如此，学生们也反对让钱理群去当官，他们喜欢只有思想的钱理群。学生们宁可自己去当官去赚钱，也要保护钱理群这个纯粹的“人师”形象。
我第一次见到钱理群，他40岁出头，貌似一个年富力强的恶僧，风风火火地走来走去。我以为这是一位很勤勉的进修教师——若干年后，我也曾被误认作进修教师，然而是不勤勉的。及至慕名去听钱理群的课，发现原来就是那个恶僧，不禁心中一动。他一张口，我就被吸引住了——我欣赏的老师甚多，但能这样吸引我，使我在课堂上基本不做其他事情的老师，仅此一位。他汹涌的激情，在挤满了几百人的大教室里奔突着，回荡着。他深刻的见解，时而引起一阵急雨般的掌声，时而把学生牢牢钉在座位上，全场鸦雀无声。即使在冬天，他也满头大汗，黑板擦就在眼前，他却东找西抓寻不见，经常用手在黑板上乱涂着他那奔突又奔突不开，卷曲又卷曲不顺的字体。听他的课，我不坐第一排，即便坐第一排，也坐在边上。这样才能抵御他思想的巨大裹胁力。保持一份自我的思索和对他的静观。我发现自己越是上喜欢的老师的课，越爱给老师起外号或者挑语病，大概就是出于这种潜意识。
钱理群的思想，通过北大和其他学校的课堂，辐射出去，影响了整个80年代的中国青年界。他的专著出版很晚，但他的鲁迅观，他的周作人观，他的中国知识分子观，他的现代文学史观，早已成为一代学子共同的精神财富。如果将来有人以钱理群为研究课题的话，我先提醒一句，他的书是第二位的，他的课才是第一位的。“课堂”研究有朝一日应该成为我们的学术话题。无论从投入的热情与精力，内容的精彩与饱满，得到的反响和愉悦，钱理群的课都比他的书更重要。听过他课的人再拿到他的书，不是有一种急于打开的冲动，而是有一种再三推迟打开的眷恋。中国80年代不乏比钱理群声望更高的思想家和启蒙者，但他们留给青年的只是一些概念和判断，而钱理群给予青年的是一团熊熊燃烧的活的启蒙精神。他的启蒙不是“最高指示”，也不是大鸣大放大批判，而是用自己的生命去体会和言说他所敢于直面的世界。所以他思想的感人程度是既深且远的。
简介及评论 关于钱理群的评论与印象摘录(2)
钱理群的思想方式一是深刻的怀疑精神，这很明显是来自鲁迅。鲁迅的怀疑精神被埋藏了许多年，钱理群把它从尘封中掘出，高高地扬起，为之再三咏叹。于是，学生们都习惯了怀疑，不但怀疑“历史”、“学问”、“道德”，而且一直怀疑到鲁迅，怀疑到钱理群本人。当钱理群学生的一大好处就是可以不听他的话，反驳他的话和说他的坏话。
其次，钱理群的思想方式有一种“大”的力量。他视野开阔，善于捕捉重大的话题，善于从大处着眼，善于小中见大，化微为著。钱理群十分注意一个具体学术问题的”时空坐标”。他笔下经常出现“20世纪”、“中国”、“中西”、“大”等词汇，这些词汇今天已经成了青年学者文章中的常用词。这种大思维方式既是得益于马列主义的基本素养，更是决定于对自身生存境况的强烈关注。钱理群经常号称自己善于从别人那里“偷”各种理论和方法，他的论著中也的确什么顺手用什么，从精神分析、原型批评、神话理论到接受美学乃至女权主义，但是他用来“偷”这些和驾驭这些的最基本的功夫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和思辨哲学，包括从人的基本生存境况出发去研究人的精神产品，从上层建筑各部分的互动关联中去考察文学等。所以他的思想始终具有一种高屋建瓴的“大”的气势。
钱理群思想方式的第三个特点是善于抓取“意象”。即研究客体中反复出现的那些最能表现“本质”的典型语汇。这种思想方式是理性与感性的结合，需要有极强的“悟性”。而这所谓”悟性”不是神秘兮兮自欺欺人的，它实际就来自对自己生活的切肤体验并把这种体验投射到研究中去。如钱理群在鲁迅身上抓取了“绝望”、“抗争”，在周作人身上抓取了“苦住”、“兴趣”，在话剧问题上抓取了“大舞台”和“小舞台”，在40年代文学中抓取了“流亡”和“荒野”，在1948年文学中抓取了“生存”和“挣扎”，……这些意象的选取事实上都是一种主客观的契合。当不能找到合适的意象时，钱理群的研究就不能深入进行下去。一旦找到了合适的意象，则如同杠杆找到了支点，“成吨的钢铁，它轻轻地一抓就起来”。这种研究方法是钱理群在学术实践中自己摸索形成的，但还没有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得到系统的总结和推广。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这种方法具有将“现象学”和“历史主义”结合起来的特点。但它同时又带有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诗学的某种气息。或许不必急着去总结它，让它在流动中发展下去更好。总结常常意味着凝固。
除了是一位优秀的学术研究者之外，钱理群还是一位卓越的学术研究组织者，或者说是学术战略家。钱理群经常宣布他的研究计划，经常为别人和整个学科策划研究步骤。他对自己的专业有着良好的把握，不但熟悉各个具体研究对象，而且熟悉研究队伍，他心中装着一幅详细的学术导游图。他对别人的生活也许不大懂，但他知道谁研究什么最合适。他对专业研究的进展保持着比较宏伟的构想，比如他认为目前应当进行出版研究、校园文化研究、地域文化研究、文学与政治研究等等，他已经把这些研究课题布置或建议给其他的研究者。在他周围，出现了一种“规模研究”的集团优势。这对于今后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二个问题是启蒙的姿态。钱理群的姿态是崇尚独立思考，一切从自我出发，真诚，不受羁勒。但是，纯粹的“独立思考”是不存在的。我们日常所强调的“独立思考”是指不受权威引导，不随波逐流，而不是绝对的空无依傍。钱理群有时天真地以为自己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忘了任何人都是不自觉地代表一定的社会利益群体的。他以为自己代表的是大多数和历史的正义，但有时情况很复杂，会变化。钱理群强调既不做权势的帮忙与帮闲，也不做金钱的帮忙与帮闲，也不做大众的帮忙与帮闲，但你毕竟”非忙即闲”地生活着，你的发言客观上一定是对某些人有利、对某些人不利。不清楚地意识到这些，一味“真诚”和“自由”着，就有可能引起错误的掌声，甚至发生亲痛仇快的事情。
简介及评论 关于钱理群的评论与印象摘录(3)
不过我想，钱理群是具有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精神的，这些问题，他也许正在思考。钱理群的思想还远没有完全定型，今天对他的这些臧否，只能算是边走边唱的眉批和回评，离整本连篇的总评还远着呢。
3．摩罗（大学教师）
一个读书人而没有见识过钱理群讲课的魅力，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一位学生的生动描述也许可以多少补偿一点这种缺憾。――――――
钱理群的课堂上，从十几岁到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再到六十岁，什么年龄的人都有，从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到访问学者到外来游学的青年再到退休教师，什么身份的人都有。对于这么驳杂的听课者，钱理群具有一种非凡的控制力，这种控制力不是靠演讲技巧，而是靠他的热情和真诚。这是掏心掏肺的讲课，讲着讲着，他就情不自禁地把自己的心放在了讲台上。
那些无缘跨入北大校园的学子，只要对钱理群的著作和学说有深切的感应，可以以另一种方式参与他的心灵对话和精神探索。他曾经不无得意地说：“我跟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保持联系，除了台湾和西藏以外，每个省都有我的青年朋友。”钱理群总是十分认真地给每一位朋友回信。有一回一连写了70多封信，另一回一连写了40多封。越是来自边远偏僻地区的信，他处理得越是认真。对于钱理群来说，他从那些来信中感到了生命的活力和搏动，感到了这个世界对他的精神探索的认可和接纳，对于收到回信的人来说，则得到了来自自己所尊敬的学者的肯定、关爱和鼓励。
那些被他的著作所震撼所感动的年轻人中，很大部分是在闭塞、穷困甚至贫病交加的恶劣环境中苦苦挣扎苦苦奋斗的有志之士。钱理群总是怀着温柔的感情理解他们、关爱他们并敬重他们，同时尽可能地对他们假以援手。有一回，一位在北大旁听的文学爱好者给钱理群打电话说，自己是一位文学天才，现在遇到了经济困难，希望钱先生能够帮助他。钱理群马上带着钱打车从燕北园来到北大校园，将钱送到那个人手里后再打车回家。与钱理群保持联系的读书人，其实都是底层知识分子。他们身上蕴含着丰富的精神信息。钱理群对他们的关怀，一方面是他教学事业的延伸，另一方面，他是以这种方式“自觉地与当代青年，与自己
的时代，与社会底层保持精神上的联系。”（钱理群的话）也就是说，他以这种方式促成自己成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钱理群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好为人师，他总是明确意识到自己作为教授是北大的教授，作为学者是北大校园里的学者。他常常强调，自己在北大的讲课，讲的是鲁迅精神，弘扬的是北大传统。在他的思想世界，鲁迅精神与北大传统是合一的。他求索、奋斗了大半辈子，所仰仗的就是此一底气。他将其概括为八个字：“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批判的意识、创造的激情。当然，还必须加上一点，面对这个苦难深重、积弊千年的民族，钱理群一直持守着启蒙的立场。不注重最后这一点，就不能完整地理解钱理群。
4．郑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部主任）
钱理群的选修课在北大出名地受欢迎。限定中文系的课，外系的学生会来旁听；限定研究生的课，本科生也会来抢位子；原定小教室的不得不转移到大教室，因为人多，有时一学期要换几次教室。39岁考入北大做‘老童生’研究生时的导师王瑶先生说，钱理群的课比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许多老先生讲得好。
5．普通读者（一）（作者：雄鹰）
对于爱情，人们常常会说“一切随缘”。但是，不只是美丽的爱情要靠缘分来成就，我与钱老的友谊也是一位普通学生与一位长者因缘的结果。
第一次知道钱老是在四年以前，那时我还是一个标标准准的高一学生。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到当时风靡全国的《火与冰》这本书，书的作者余杰是钱老的学生，而书的序也是钱老所作。刚刚读完巴金的《家》的我狂热的崇拜着书中的觉慧，他对丑恶的憎恶、对美的热爱、对旧制度的反叛，对新理想的执著深深地打动了我。而对现实进行不断反思与批判的余杰则成了我心中的觉慧，我当时在厕所的灯光下听这位“抽屉文学”的创始人呐喊到凌晨，而他的老师钱理群则更然我肃然起敬。从此以后，我以疯狂的阅读余杰的新作的方式表达着我对钱老他们的热爱，但是，我当时怎么也想不到我会与这位当代青年的精神偶像相识为友。
简介及评论 关于钱理群的评论与印象摘录(4)
2003年夏天我没能考入北京大学，在沮丧中放弃了做钱老学生的梦想，但从此我心灵的最深处打下了一个牢牢的结。
不知不觉，半学期的时光倏忽即逝，我在大学的日子像高中一样忙碌，但多了份无助与迷茫。上课、吃饭、自习、睡觉……还有师兄师姐所谓多多关注自己前途的劝告……没有理想的生活是那么的黑暗与痛苦，像站在一个十字路口，我彻底迷失了自己。
临近期末的一个中午，我突然发现中北楼后的海报上写着一个讲座的消息，主讲人是“北京大学钱理群”。激动，歇斯底里。讲座是六点开始，为了能够占到座位，我四点半就来到了教室，十分钟后，整个教室已经爆满，我为自己狠狠的抹了一把汗。六点时分，钱老在几位学生的陪同下来到了教室。啊，原来他就是钱理群：矮矮的身子，圆圆的大头，高高的额头，和蔼的微笑，活像一位慈善的老寿星。看到许多人拿着笔记本请钱老签字，犹豫良久，我也拿着练习本冲了过去。那晚钱老讲了他对语文教育的一些“门外之见”，他对传统语文教育的深刻批判融化在流畅的讲词与诙谐的语言中，让人能够在思考中快乐，在快乐中思考。他不仅为新语文改革呐喊，还亲自到贵州的中学实验，这种说与做的结合让他摆脱了“学院派”的空谈而开始了实际行则更令人感动。钱老是研究鲁迅的专家，讲座中无论是作为工具的语言还是字句后隐含的思想与感情，都让人想起先生的两句诗：“俯首甘为孺子牛”与“无情未必真豪杰”。对现实的反思因深入到实质而深刻，对教育的思想因归根到立人而人性，对现实的批判因落实到行动而实在，对人生的豁达乐观则更显出这位老人的可爱。钱老笑言：“如果死后我的墓碑上能够刻着‘这是一个可爱的人’，那么我就知足了。”一个历经新中国成立后多次风雨洗礼，被发配到西南边陲贵州18年，又与鲁迅相伴多年的老人能够有如此的气度，既是一种偶然，似乎又是一种必然。不论如何，我第一次以一个膜拜者的身份看到了自己崇敬的钱老，内心的快乐是难以言表的。第二天，我买了一本他的新书《与鲁迅相遇》，然后把他的签名小心翼翼的剪下来贴在书的扉页，藏了起来。
我已知足。
6．普通读者（2）
第一印象钱老就是一老顽童，虽然满头银发，但是圆圆的脸显得那么调皮。演讲中浑身散发的激情竟比年轻人都有活力。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活着的理由和活法》，活着的理由是我一直寻找的，不仅寻找自己的也寻找别人的，所以这个讲座很对鄙人胃口。钱老从鲁迅的说法讲起，人活着第一个理由为自己，第二个理由为所爱的人。然后生发开去，讲到如果失去了这样的理由这么办，讲到文化根基的问题，又讲到当前社会的一对矛盾——城乡差距洋洋洒洒，原定1个小时的讲座，竟然讲了2个多小时，再有交流提问，3个小时过去了。我去的晚，人又多，没有座位，在隔墙的窗外，一直站了3
7．普通读者（3）（作者：柳哲）
钱理群教授，祖籍杭州，与我算是浙江大同乡，对于我这位乡土味特浓的人来说，钱教授对我来说，总是感到有亲和力。我在北大游学、创业的6年中，从内心里总是将钱理群教授引为自己的精神导师。我与钱理群教授的交往，始于来北大之前的一年。记得那时，我正在负责筹备家乡浦江曹聚仁资料馆的工作。我于1995年7月份将曹聚仁资料馆的征集资料函寄到了北大中文系，那时的中文系办公室张主任恰好是浦江同乡，他非常热情，主动邀请钱理群教授写了《曹聚仁与周作人》的研究文章寄给我，就因这很偶然的因素，我结识了钱理群教授。96年3月，我一到北大旁听中文系的课程时，首选了钱理群的“1948年文学”的专题课，整整听了一学期。后来，钱教授又开了“周氏兄弟研究”的专题课，我也自始至终听完了这门课。在北大6年，我也似乎成了一名“钱理群谜”，凡是有钱理群的课或学术讲座，我都会尽量去听讲，有钱教授的新书出版，我也尽量购买或去图书馆借阅。记得我刚开始听钱教授的课程时，我买了钱教授的《周作人传》，在课后请钱教授签名留念。在北大听课，我很少提问，有一次钱教授在讲周氏兄弟的讨论课上，我也向钱教授提了问题，希望他能谈谈他所知道的曹聚仁。钱教授也很认真谈了他的看法，他用非常谦逊的态度，讲了只读过曹聚仁不多的几种著作，但他认为曹聚仁是一位很有见解的作家，他写的《鲁迅评传》，就没有将鲁迅捧为神，而是将鲁迅视为活鲜鲜有血有肉的人的。曹聚仁是一位值得研究的现代文化名人。我也非常感激钱教授给我这样一位旁听生如此认真的回答。我与钱教授平时很少说话，在中文系办公室或校园里，虽经常见到钱教授，他总是提着一个布袋（曹聚仁晚年也喜欢提个布袋），总是那么忙忙碌碌，碰面了我都会郑重地道一声“钱教授，你好”，他也是那么一脸如来佛的笑脸向你点点头，算是给你最善意的回敬了。我在北大筹备曹聚仁研究会，也没忘了请他做学术顾问，每一期《曹聚仁研究》印出来时，也总是不忘在钱教授的信箱塞一份。钱教授，有一个大大的秃了顶的大脑袋，穿着也朴素，对人热情，平易近人，讲课非常有激情，非常投入，听课的学生往往受到他的情绪感染。钱教授被他的学生奉为北大的精神领袖，因为他是一位有自己见地的学者，善于独立思考，从来不人云亦云，敢于批评社会的不良现象。同时他还是一位不图虚名的长者，对于求知者，他都一视同仁，都给予最切实的关心和帮助。在北大，他除了非常爱护有北大学籍的北大学生，同时他对那些来北大求知“精神流浪汉”更是鼓励有加，因为他知道这一群来北大旁听、进修的北大边缘人，对于知识的渴望往往比北大的正式学生更加迫切，他们为了求知要克服的困难也往往比正式学生多得多。我就不知一次在听课与学术讲座中，听到钱教授公开对北大旁听生的鼓励，也无不博得全场的热烈掌声。这对于每一位北大边缘人来说，好象是久违了父母之爱的孤儿，得到了父母的鼓励和爱抚一般，给这些坚强的求知者送去了一份母爱般的鼓励。我的一位同在北大旁听的朋友陈君，他与我谈起他曾得到钱教授无私的帮助。陈君为了能进北大图书馆借阅图书，便冒昧请钱教授担保办理借书证，钱教授知道陈君是为了求知请他帮忙，便欣然与陈君一起到图书馆帮助他，虽然，借书证最后没有办成，但钱教授的热心肠一直温暖了陈君很久很久。（现在北大图书馆的服务已有了很大的改进，在北大旁听的学生，只要有身份证和交每天2元的费用，就可办理一个临时阅览证后，便可在图书馆的阅览室自由阅读报刊图书了。）陈君还告诉过我，在他身无分文的困难时期，曾向钱教授求助，钱教授二话没说，就给了他一百元钱，并说这点钱先拿去用好了，不用还了。陈君还说到他的北大饭卡也是钱教授借给他用的。那时我听着陈君讲述这些往事时，分明看到他的眼里噙着泪水，这是多么令人感动的故事啊。我还听说过一位在北大旁听的文学爱好者给钱教授打电话，自称是一位文学天才，现在遇到了经济困难，希望钱教授能够帮助他。钱教授马上带着钱打车从燕北园来到北大校园，将钱及时送到那位旁听生手中。我曾听说过浙江诸暨的一位乡镇普通干部辞职来北大中文系旁听了一年课程后回到原单位时，领导要他交代他在北京一年的表现，否则要辞退他。这位北大旁听生冒昧写信请钱教授帮忙，钱教授也二话没说就写了这位同学在北大的表现良好的信寄给当地政府，为那位旁听生救了急。去年3月，我在北大发起创办网上《北大边缘人报》，并着手编著《精神寻梦在北大——北大边缘人的故事》。最近我已写信给他，希望钱教授作序，相信钱教授会有十分精彩的文章寄给我们的，我和所有得到过他帮助的北大边缘人都在真诚期待着。
简介及评论 关于钱理群的评论与印象摘录(5)
听钱教授的课，每位学生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这里要补充的是，钱教授的课，非常注重与学生的交流，他提倡学生提问，不论在课前还是课后，他都会非常耐心地回答每一个同学的问题。钱教授的课，还非常注重学生的参与，如他在讲“周氏兄弟研究”的专题课时，上学期由他主讲，下学期就改由一名学生主讲、学生讨论与导师点评的新式教学，先由学生主动报名，再与导师选定主题，由学生备课拿出教案，最后由学生上讲台上课，此对于提高学生的治学热情和促进师生之间的学术交流都大有裨益，真是教学相长啊。前来听钱教授的课，既有北大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甚至有北大的青年教师和教授，也有来北大进修的访问学者、进修生和考研者，更有不少纯粹为了求知而不为文凭来北大游学的作家、学者、诗人和追求政治的旁听生，年纪小的有十几岁辍学的中学生，大的有退休的六、七十岁的老人，当然最多的还是二十至三十岁的青年学子。钱教授的课，有非凡的魔力，各个年龄段的学生都被他那磁铁般的讲课所深深吸引。
我在北大的6年，通过听北大张岱年、季羡林、吴小如、钱理群、陈平原、厉以宁、孙玉石等名教授的课程或学术讲座，使我慢慢摸索出治学的一些路径。其中钱理群教授与陈平原教授对我治学影响尤深。他们两位不愧为中国当代学术界的巨擘，我也常常为他们的学术成就叹为观止，甚至感到有一种可望不可及的困惑。但我在听他们的课程与阅读他们的著作中，发现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我欣赏他们，主要是欣赏他们从事学问的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独立的人格，敏锐的学术眼光以及对社会高度负责的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情怀。从他们身上，我渐渐读懂了北大，正如钱教授对北大精神概括为八个字：“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批判的意识、创造的激情。我相信在我的精神导师钱理群教授的指引下，定会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人生道路来报答北大的恩师们。
8．普通读者（4）(希声)
钱理群是北大著名教授，尤其擅长讲演，据说其在北大讲鲁迅，盛况空前，获得了许多莘莘学子的赞美。年初，我在汕头大学参加一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有幸见到了钱先生，亲眼目睹了钱先生的风采。钱的弟子，也是北大教授的孔庆东回忆当年钱先生讲鲁迅的情景，不仅钱先生老泪纵横，而且据说是王富仁先生的女博士，也在一旁抽泣不止，看来钱先生的声誉确非浪传。
9.普通读者（5）(高俊林)
我以为钱理群的话语方式最大的特点就是真诚，其优点与缺点都可以包含在这个词里面。因为真诚，所以在一切场合几乎都毫无保留地暴露自己的性情：喜怒哀乐，任情而发；放言无忌，率性而谈。_——我觉得钱理群那种不唯风不唯上的话语方式，倒是值得我们今天学术文化界的广大人士好好学习的。
简介及评论 引言：“以不切题为宗旨”
这学期我要给大家讲的是“我的回顾与反思”，但同学们在课表上看到的这门课的题目却是：“现代文学研究的前沿课题”，这是怎么回事呢？这背后有一个故事，简单说，是我和我们教研室的主任陈平原教授合谋的一个结果。
大家知道，这些年学校教育一直在进行“制度化、体制化”的努力：开什么课、课程的题目都是规定好的，并且是输入电脑的。老师开的课，符合计划要求的才算数，才算老师的工作量，给听课的学生学分；不符合的，就不予承认。应该说，这样的规定，并非毫无道理，教学的随意性太大，也会乱套。但对我这样的自由惯了的、喜欢奇思异想、不怎么守规矩的教授，就有点麻烦不便。理想的教育应该是既有规范，又给不规范的课程提供一定的空间。
应该说陈平原先生是颇懂此道的。因此，当上学期末，他问我这学期准备上什么课时，我答以要讲“我的回顾与反思”，他犯了难，却马上想出一个办法，对我说：教学计划中有“现代文学研究的前沿课题”这门课，你就报这个题目，至于上了课堂，你讲什么，怎么讲，我不管。
这真是一个好主意！我马上想起了周作人对付命题作文的办法，就是“以不切题为宗旨”。——对于一个追求自由的教师、学者、作家，任何规范都是难不住他的，这也是有传统的。
因此，我今天的课，也是“以不切题为宗旨”：题目是“现代文学研究的前沿课题”，讲的是“我的回顾与反思”。
记得我在北大开的第一个独立课程，题目是“我之鲁迅观”。——在此之前，我上过一次“现代文学史”，是接着严家炎老师上的，当时老师有事，让我接着上课。正式独立的开课，是讲“我之鲁迅观”，是1985年上的。今天这个课是我在北大讲坛的最后一课，时间是2002年。第一课和最后一课相距十七年，始于“我之鲁迅观”，终于“我的回顾与反思”：这本身或许有某种象征性，或者说显示了我的做人与治学风格的某些侧面。
这使我想起了“我之鲁迅观”这门课的某些命运。
讲“鲁迅”的收获 讲“鲁迅”的收获(1)
我是给1981级的学生讲的。——顺便说一句：从1981级讲到你们2001级，也就是说有二十一届的北大学生听了我的有关鲁迅的课，我觉得挺高兴的，也觉得很有意思：向连续二十一届的学生讲“我之鲁迅观”，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有这样大的劲头。
而且讲“鲁迅”这样的历史巨人，却要突出“我”，强调研究者、讲课者的主体性，这在今天恐怕都有些出格，1981级学生听起来自然觉得从未听过这样的讲法。但北大毕竟是一个眼界开阔的学校，学生虽然觉得奇怪，但基本上是接受的。一传到社会上，特别是鲁迅研究界，就引起了出乎我意外的反响。
当时在武汉召开了一个学术讨论会，讨论在高校如何开鲁迅研究课。本来我还只是个助教，尽管年纪也够大了，但还没有资格参加，我的导师王瑶下命令要让我去，我只好去会上作了一个发言。没想到引起强烈反响，当然有一部分人赞同，但更多的是愤怒与嘲笑：钱理群这人太狂妄了，什么“我之鲁迅观”？！他竟敢把自己跟鲁迅并提，居然宣称“既不能仰视鲁迅，也不能俯视鲁迅，要平视鲁迅”！——这个观点在现在看来是常识，但是当时就被认为是对鲁迅研究的“仰视”的既定格局的一个严重挑战，这就难免被视为“狂妄”了。顺便提一句，我这个观点同时又受到一些年轻人的指责：钱理群平视鲁迅不对，就应该俯视鲁迅。这大概也很有象征性：我这个人一辈子就处在年长者与年轻人的质疑中，受到两方面的夹击，这也是我的命运吧。
我的发言既然引起轩然大波，就要导师来收场。王先生处理得非常高明。他先声色俱厉地把我批评一通，老师要找学生的碴儿太容易了。譬如我当时强调上课要跟学生交流，要重视学生的作用；他说：这哪儿行啊，教师讲课当然要以教师为主，不可片面强调学生的作用。王先生这一说，那些人高兴了：你看，他的老师批评他了。但最后王先生又轻轻说一句：不过话说回来，我也在北大上过鲁迅课，钱理群讲课比我好。我当时还没领会老师的意思，觉得挺别扭的，后来有朋友告诉我：王先生说你上课比他好，这是极高的评价，就是对你的课的充分肯定，最大支持。我这才恍然大悟，并且非常感动。
当时我已经四十五六岁了，但在学术界还是初出茅庐，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刚刚闯了祸，过几天我又发表一个言论惹来了新的麻烦。我也搞不清是在一篇文章还是在一个公开场合，发表了这样一个观点：学术研究应该有想象力，掌握了一定材料后，就必须产生一个飞跃，提出一个假设性命题。你不可能掌握全部材料，因为历史已经过去，你不可能重现历史，你总是在有限材料基础上，或者通过理论推理，或者通过想象，提出假设——不仅科学研究，文学研究也需要假设。有了假设，再去发掘材料，新的材料可能否定或者修正你的假设，如果新材料证明你的假设，那么假设就可能成立。如果我的话只说到这里，大概不会捅太大的漏子，但我又多说了一句，批评有些研究者是“爬行现实主义者”，他永远在材料上爬来爬去，不能产生飞跃。这就惹了大祸了。有些人就对号入座，说钱理群太狂妄了，竟然说我们都是爬行现实主义者！
我这个思考其实是作为一名北大学生，对老师的研究方法的一种领悟与理解。我非常欣赏林庚先生的研究，大家知道林先生有一个突出贡献就是提出了“盛唐气象”的概念。他这个概括在我看来是有材料有根据的，在材料基础上又有他诗人特有的感悟力，特有的敏感与想象，从材料的积累到概念的提出，有一个飞跃与提升，是对研究对象（盛唐文学）的一个整体把握，是将个别现象排斥在外的。因此，总是可以找到好多材料来反驳，当时好多学者也是这样提出种种质疑。但是经过历史淘洗，他的这个概括今天看起来就特别有道理，非常有启发性。
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是八十年代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他也是在掌握材料基础上提出一些飞跃性的概括，这些概括对我们很有影响。当然你也不难挑出它的许多毛病。但是这样的研究会打开新思路，启发新思考，抓住一些最大的问题，可能忽略某些细节。我把这种研究称为“浪漫主义研究”。当然任何研究都有它的弊病，没有任何一种完美的研究方法。我当时提出有现实主义的研究，也要有浪漫主义的研究，以浪漫主义反对爬行现实主义，不过是想寻求研究的多种途径，打破既定的、在我看来多少有些僵化的研究格局，这在一个初入学界又不想墨守成规的“年轻人”，是非常自然的。
讲“鲁迅”的收获 讲“鲁迅”的收获(2)
但我又闯了祸，惹恼了当时的一群人，又惊动了老师。王瑶先生私下里找我谈话，他说了两个意思。第一他说，钱理群你是对的，学术研究就是要有假设，我理解你的意思——后来我在看王先生著作时发现他也有类似意思，不过我当时没看到，所以算是我自己的心得，不是从先生那里偷来的。但紧接着王先生又劝我说：你在学术界还没有站住脚，你不要那么冲；学术研究既要显出你自己的东西，又要讲策略，你得要存在，要不别人掀倒你太容易了。后来在写王瑶先生的回忆文章里，我对他的教诲有这样概括：研究者本身不得不考虑保全自己的问题──鲁迅说过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研究者也不得不考虑自己的生存问题；“如何做中国的学者”，这实在是一门大学问。王先生在这方面有丰富经验。他一再告诫我，在学术研究中，既要有“求真”精神，绝不可做违心之论，但也要注意掌握分寸，掌握“什么时候，可说，不可说，说到什么程度之类的分寸”。后来我看到王先生在一篇纪念朱自清先生的文章中，引用朱先生《论气节》一文中所说：“‘气’是积极的有所为，‘节’是消极的有所不为。”先生自己于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分寸掌握得恰到好处。这使我想起人们常说鲁迅是思想文化界的战略家、策略家，其实一切希望在中国生存下去的文人学者都是不能不考虑战略、策略、方法这类问题，王瑶师不过是这方面更为自觉而已。他一贯主张的“打太极拳”、“擦边球”以及“外圆内方”之类，一定意义上都是自我保全的手段。对一个一意求真的学者，这样的考虑是不得不然的；如果能够不，最好不。但是在中国条件下，你就不得不然，并且伴随巨大痛苦。而且“外圆内方”、“务实与求真”的要求是相辅相成的，甚至可以说“内方”、“求真”的要求是更为根本的。出卖原则的策略家仍然是鲁迅和先生嗤之以鼻的做戏的虚无党，坚持真理、爱憎分明才是先生的本色。这是很复杂的问题。今天回顾我自己的道路，大体上是遵照王先生的教诲，但不完全，我这人性格太烈，常常就不是外圆内方，而是外也很方，就要出很多麻烦。当然根据自己的个性，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很难说哪一种就是最好的。但有一点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既然生存在这样的学术环境里，就得认真地考虑“如何做中国的学者”，而无论如何，也得坚持为人为学的基本原则。
在以上的聊天中讲了自己学术起点的情况，这大体上就决定着我的研究的特色、道路和命运。我在《六十劫语》有一篇文章有这样概括：钱理群在学术上有许多自己独立的追求，但是在坚持以上方面的追求的同时，又不断地进行自我质疑，对他的研究的得和失，学术界一直持有不同的评价和争议。他的学术著作很少得奖，这本身就构成了钱理群学术风格的一个特点。这是确实的，我的研究工作在学术界从来是有争议的，或者说是爱憎分明：喜欢就非常喜欢，讨厌就非常讨厌。我自己很满意于这样一个命运。因为一个学者，不能要求大家都说他好，有争议就说明有特色，有特色就会有问题。这是一个钱币的两面。鲁迅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文化偏至论》，我就希望自己做一个“偏至的学者”，而不愿做一个四平八稳、面面俱到、人人说好的学者。
我在很多场合都说到我的研究是一个“野路子”，这是我和一个朋友王乾坤在通信中讨论到的一个问题。我是这样说的：“这又有什么办法呢？鲁迅绝非书斋里的学者，他往往直接影响人的灵魂，进而影响整个民族发展进程。因此他永远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存在，我读鲁迅的书从出发点上就不是把它当作古董，或者作纯学术的考究，而是带着人生种种困惑、苦恼、渴求，到他那里去寻求心灵的启示，学习如何做人，在学习中慢慢知道其人其事，积累的多了，因为种种机缘，就倾诉而为书。我研究他，不是在学院中把他当作研究对象，而是把他当作引导者，首先学会怎样做人，然后有体会，写成书就是《心灵的探寻》。至于人们承认与否是无所谓的。”所以乾坤说：“学院里的正宗理论家怎样看待我的作品，远不是我所关心的，但是如果引不起人们心灵的对话，这却是我所害怕的。就是说我的书是否得到理论家重视，在我看来不重要；即使成了废纸，得不到感应，我也并不遗憾。因为我没有阉割自己，而是抒写了自己的思考，这也是人生一大乐事，一种基于生命的精神享受，这才是我的最高目的。”这也许被认为大逆不道，但书既然出来了，就成为一种社会存在，再也抹煞不了。于是就会引起人们心灵的震动，也会引起一部分人不舒服，甚至骂娘、跳脚，不管怎么样，一些人心目中的一统天下就这样被打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