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由于前面提到的我与年轻人的特殊关系，我特别重视跟年轻读者心灵的沟通，所以用很大的精力来写信。我可以自豪地说，除了台湾、西藏以外，几乎所有的省都有我的通过通信而结交的朋友，后来有的见过面，更多的是始终没有见过面。而这样的通信对我的精神的支撑是难以言说的。因此我从来不认为给年轻人回信是增加我的负担，这其实是双向的：我既给青年以帮助，同时青年也支持帮助我。
这里举一个例子。就在我遭遇批判，最困难的时候，我收到一个浙江的年轻的中学教师的来信。这位老师当年是北师大的毕业生，前几年就写信给我，说他感到中学语文教育有很多问题，想离开中学。我写信鼓励他，说你得坚持住。这回他来信说，钱老师，我实在无法再忍受下去，我已经考上某学校的研究生。他说中学教育留不住优秀的人，他们来了也走了，我终于要走了，我很幸运，也很失落：我就这样离开了我热爱的教育事业，离开了恰恰需要我这样的老师的学生。信的最后他突然说了一句：“钱老师，我不知该说什么，我只是想告诉您，我希望您能快活地生活，因为您是好人。我无力去阻止那些对您的伤害，我只能说更尊敬您，爱您。”这封信深深打动了我，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感。我在回信中也说了一段很动情的话：“你说我是好人，就如同我的学生说我很可爱一样，都让我开心，并感到一种温暖。我们都是普通的人，自己面对压力时只能默默忍受，看着他人受难，也只能以无言表示声援。如你信里所说：不知该说什么，也许正是这个‘不知该说什么’，让我深深感动。是的，我快活地活着，真的快乐。我的老伴就说我这几天的心情特别好，原因就是我在给你这样的朋友写信，写着写着，心就变暖了，变软了，以至什么也说不出来……”这里有一种心灵的感应，正是在和这位中学教师、普通读者的沟通中，我感到了自己的学术与生命的价值。
在我看来，我们大陆学者一个最大的幸运，就在于我们拥有了超出专业范围之外的很多的读者。我和许多海外学者交谈，他们说他们的学术著作就在自己的圈子里。而我们的学术著作，我的学术著作，却能走出专业圈子，得到普通的读者的回应，我觉得这是中国学者独有的优势，是应该格外珍惜的。贺桂梅评点：“这也是我最近一直在考虑的问题。和老钱他们不一样，我们这个年龄层的人却是越来越学院化，这也意味着我们将越来越局限于学院和专业影响当中。从这个意义上，老钱的社会影响几乎是不可复制的，尽管老钱始终在用‘学术研究’这个语汇，不过在我看来，他的‘学术’并不是‘纯学术’之学术，而始终包含了强烈的社会关注和问题意识在其中，这其实是他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过，对于今天这种越来越专业化的处境来说，老钱的启示性还在于，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局限于学院，他对读者和批评者的重视，正因为他研究的着眼点从来都是社会化的，到底是老钱的社会影响大所以他的学术超越了学院，还是因为他的学术超越了学院而产生大的社会影响，这两者几乎是难分难舍的。不过，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或许是那种从不把自己局限于学院的意识本身吧。”
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上） 学术动力：精神自省、自赎与自救(3)
在一次颁奖会上，我曾经引用了庄子的“相濡相沫”来说明我和读者与学术界朋友的关系，最后说了这么几句话：“我存在着，我努力着，我们又这样互相搀扶着：这就够了。但我又怎样向往于那相忘于江湖的境界，那将是一个永远的梦。”这大概就是我对自我价值的一个体认：我是用我的学术著作来证明我的存在，这是一种存在之美，存在着，这本身就是一种美。我又努力着，没有荒废，没有懈怠，从中体味着生命的奋进之美。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互相搀扶着，不是一个孤独的人，有一群朋友，有自己的读者，在搀扶中获得生命的共同价值。
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上） 另一个动力：圆梦、好奇心和发现的冲动(1)
这段话里，还说到更向往于“相忘于江湖”的梦，这就说到我的另一个写作的动力，就是为了“圆梦”。
我这个人经常做梦，很喜欢做梦。而且我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就是写梦。也是在当研究生的时候，查旧报刊，发现了民国三十七年，就是1948年9月25日《中央日报》上的《儿童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假若我生了两只翅膀》，作者是中大附小钱理群。这就是我的第一次见诸铅字的作品。我今天朗读一下——
“假如我生了两只翅膀，一定要飞到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去眺望全中国的美景：那带子般的河流，世界上最长的长城，北平各种的古迹和古代的建筑，烦嚣的上海，风景优雅的青岛，那时我是多么快乐呀。假如我生了两只翅膀，一定飞到空中，去和小鸟、蝴蝶舞蹈，和白云赛跑，数一数天空中亮晶晶的星儿，去拜访月宫中的嫦娥，和白雪般的玉兔玩耍。可惜我没有翅膀。假如我有了翅膀，是多么有趣呀。”
这是我的处女作，当时大概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说老实话，在文革的时候如果被发现我可就完了。单凭“《中央日报》”、“民国三十七年”这几个字就能给我戴上“反动文人”的帽子，尽管我还是个孩子！
大家看，我的生命起点就是做梦，其实现在还是做梦。我有一篇文章回忆我的中学时代，题目也是《曾经有过自由做梦的年代》。这一点可能和诸位不一样，你们的中学回忆肯定是沉重的。而我是在1950—1956年间在南京师大附中读书，这是什么意思呢？1950—195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蓬勃向上的时期，因为新中国刚建立起来，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因此我有一个金色的童年，这一点可能和在座的各位不一样。我曾经说过，中学时代奠定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底色，是非常重要而关键的。我的童年生活的底色是充满光明的。大家也许很难相信，那个时候没有高考压力，我1956年高中毕业，当年大学招生的人数比高中毕业生要多，就不存在考不上大学的问题，只是考什么大学的问题。所以我学习非常之轻松，有许多时间，有很大的空间，自由地做梦。没有多少作业，上课基本就全部掌握了，下课时间都是自己的，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我于是就读书，读闲书，各种各样的书，漫无边际，抓过来就读，没有目的，完全是兴趣所至。像过瘾一样，翻下去，翻下去，翻累了就放下书来，任自己思想随意驰骋，想想作者可能往下写什么，书里的人物活到今天是什么样子，怎么说话，怎么行动。想着想着就信手写下，不管写的是诗还是小说，反正是自己写的，经常是自己一个人看，从不给别人看，往往陶醉好几天，过几天再偷偷地读，然后就厌倦了，不满意了，甚至害羞了。结果呢，就把它撕了，一点也不觉得可惜，甚至慢慢忘记了曾经写过这样的作品。——今天来看，这就是真正的自由写作。
那时候我每到星期六都干什么呢？和我一个好朋友，两人在南京玄武湖上划船，划到荷花的深处，躺在船上仰望天空，像白云漂浮一样，任凭自己的想象，编故事，编童话。我记得我写过一个童话，叫《神剑》。我编，那个同学会画画，帮我画插图。就这样过着很诗意的、梦幻般的自由的生活。不知不觉的，学会了无拘无束地思考想象，可以说，一个自由写作者、思考者的种子，就这样播下了。
而且我还形成了一种理念，当时叫学习经验。我在学校里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高中毕业的时候，语文老师劝我考中文，数学老师劝我考数学，老师、同学都觉得我很可爱，喊我叫“钱大头”，因为我头特别大，目标显著，大家都记得我，特别是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在学习经验会上有个发言，我自己也至今不忘，因为它是照亮了我的一生的。当时我说：学习最重要的是要有兴趣，要把上每一门功课都当作精神的享受，学习就是探险的过程，每一次上课都会发现新大陆，要带着好奇心，怀着一种期待感，甚至神秘感走进课堂。——这可以说是我的第一个独立的学习观、读书观，以后就发展成为我的研究观，我对学术工作的一个基本理解与信念。
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上） 另一个动力：圆梦、好奇心和发现的冲动(2)
这就是我这些年经常说的，读书，学习，研究，在本质上就是对未知世界的“发现”。这里有一个我和世界的认知关系问题。世界是无限丰富的，我作为一个生命个体所掌握的世界知识是有限的，还有许多未知的世界等着我去认识，我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同时又是无限的，这就充满着对未知世界的期待和好奇。学术研究所面对的就是一个未知世界，你对它充满期待与好奇。正是这种期待、好奇产生学习、探索的热情和冲动，这是一切创造性的学习、研究、劳动的原动力。
学习和研究就是一个不断地发现的过程。我的第一本研究鲁迅的专著《心灵的探寻》一开头就讲了这样一个认识论的问题：“人类越来越认识到鲁迅其人其作品本身即是充满着深刻矛盾的、多层次、多侧面的有机体。不同时代、不同层次的读者、研究工作者，都按照各自所处的时代与各人的历史哲学、思想情感、人生体验、心理气质、审美要求，从不同角度、侧面去接近鲁迅本体，有着自己的发现，阐释，发挥，再创造，由此而构成不断接近鲁迅本体，又不断丰富鲁迅本体的，永远的也没有终结的运动过程。”其实我们所有的研究，都是这样一个对研究对象的永远没有完结的不断发现、不断接近的过程。而且每一个研究者都应该对研究对象有自己的独立的新的发现。这样你就永远处于一种发现的冲动之中，并由此而产生无尽无限的兴趣与乐趣。大家知道我有一个口头禅是“好玩”，这种好玩的感觉就是来自于不断的发现带来的难以言说的愉悦、满足感与充实感。所以在我的感受里，学术研究是一种快乐的劳动。我看现在同学们愁眉苦脸地做学问，就觉得挺奇怪。当然，在研究过程中也会有苦恼，那是在探索中的苦恼，是苦中有甜的。
我还想强调一点，我们说的学术研究中的发现，不仅是对研究对象的发现，更是一种自我发现，因此就会产生自我生命的升华：学术研究的美妙之处就在这里。
问题是怎样使自己始终如一地处在探讨、发现的状态，由此获得永恒的快乐？这是我的人生道路、研究生涯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在这里我想介绍林庚先生的一个观点以及对我的影响。那是1984年左右，我刚留校做助教，严家炎老师是系主任，他提出要举办学术讲座，请中文系已经退休的老师，来做最后的公开演讲，让我来做具体组织工作。于是就请来了吴组缃、林庚、王瑶、朱德熙这样一些一流的北大中文系教授，那真是一次辉煌的“演出”，同学们未能赶上，是很可惜的。我记得林先生作了非常认真的准备，几易其稿。那一天，他的穿着看似朴素，但是很美，很有风度，说不出的那种风度，一站在讲台上，就把大家给镇住了。讲完以后，走出教室，他就几乎倒下了，我把他扶到家里去，回去就病了一场。他是拼着命来讲这一课，讲完了人就倒了：这真是“生命的绝唱”。正是在这次课上，他提出：“诗的本质就是发现，诗人要永远像婴儿一样，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去发现世界的新的美。”——我当时听了，心里为之一震：这正是说出了学术研究，以至人生的真谛啊。所谓“永远处于婴儿的状态”，就是要以第一次看世界的好奇心，用初次的眼光和心态去观察，去倾听，去阅读，去思考，这样才能有不断的新的发现。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怎么使自己永远处在一种婴儿状态。
后来我们的《新语文读本》选了梭罗《瓦尔登湖》里面的一篇文章，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黎明的感觉”。“黎明的感觉”就是每天睡了一夜醒来，这就意味着一段生命已经过去，一切重新开始。每天早上睁开眼睛，就意味着你获得一次新生，你的生命开始新的一天，就有了黎明的感觉：一切对你来说都是新鲜的，你用新奇的眼光与心态去重新发现。这就是古人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样一种新生状态，就是真正的学术状态，或者说是一种最理想的学术境界、人生境界。我们讲“赤子之心”，就是指这样的状态与境界。北大大在哪里？就是有一批大学者，他们都是汪曾祺说的“星斗其文，赤子其心”。人要一辈子保持赤子状态，是非常非常困难的，特别是经过苦难以后。面对苦难的折磨，人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被苦难压倒，另一种是历经磨难以后还保持赤子之心，这就难上加难。贺桂梅评点：“或许换一种说法，这里所说的‘婴儿状态’、‘黎明感觉’，事实上都是在讨论我们如何才能始终处在一种保持‘新鲜感’的状态当中，如何才能不陷入一种‘厌倦’情绪。在我与现在学生的交往中，常常会发现许多人在最初从事研究的阶段或许是很有发现的能力，也有研究和读书的热情，不过这种状态很难持久，所以有许多学生在博士生甚至研究生阶段之后，就放弃了‘做学问’。这其中有许多原因，我想最重要的或许是无法建立起学术研究与个人生活之间的关联形式。老钱的优秀品质不仅在于他乐于发现和创造的天性，我想更重要的是他具有通过语言或学术研究来反观、创造自己生命意义的能力，还有他对学术研究的‘爱’。其实，说到底，这是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必须具备的品质，所谓‘赤子之心’大约是指这一点。”
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上） 另一个动力：圆梦、好奇心和发现的冲动(3)
这里我想谈谈自己的经验。我很同意梭罗说的另一句话，他说人无疑是有力量来提高自己的生命质量的。外界的环境我们管不了，因为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但你可以有意识地去提高自己生命的质量，通过自己主观努力去创造一个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小环境。
这讲起来可能有点抽象，就说说我在大学毕业以后的经历吧。我当时被分配到贵州安顺的一所卫生学校去教语文。从北京到了一个偏僻的山区，而且在中专教书，对我来说，外部条件是够恶劣的了。怎么办呢？我就想，不管怎样，现在我在教书、上课。上课有两种上法，一种是当作任务被动地上，一种是主动地写一首“教育诗”，把教学工作变成富有创造性的、有诗意的劳动。当然，客观条件并不具有诗意，记得我第一次上课，讲台上就放着一个骷髅头，吓了我一跳，同学们因为是学医的，普遍不重视语文课。因此，诗意是要自己去创造的。我很快就发现班上还是有几个学生喜欢文学，我就为这几个学生上课，后来成了终身的好朋友。我干脆搬到学生宿舍，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起踢足球，当“教练”。其实我不会踢球，但我能和学生一起踢，大风大雨还在烂泥中打滚，踢得很投入。就在和青年学生的亲密接触中我获得了写诗的感觉。这还不够，我要到大自然中去寻找诗意。贵州的大自然是很美的，我一大早，就跑到学校对面的山上去，等待太阳出来那一瞬间，把它画下来；天下雨了我就冲到雨地里去画画，雨水流淌在画面上，彩色浸润开来，真有象征派绘画的味道。学校附近有一个水库，我半夜跑到水库边，看月光下的山是什么样子，月光下的水是什么样子，就画一幅“月下的山和水”，还配一首诗，叫“诗与画”：这是真的在写诗了。贺桂梅评点：“人们常常不缺少需要发现的事物，缺少的是发现的眼睛和发现的热情，在这种纯粹的‘婴儿状态’中，‘人’才能与‘世界’诗意的相遇。”
但在文革时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状，说钱理群半夜三更跑出去干什么，他肯定是特务。当时我还真编了一本诗画集，送给我的中学时代的好朋友。文革时为了收集我的罪状，还派人外调，跑到南京把画和诗取回来，一看，都是“儿童画”，充满童趣的画，弄得那些“左派”也哭笑不得。贺桂梅评点：“这是‘政治学’和‘诗学’的滑稽遭遇。”可惜这本诗画集后来销毁了，不然留到今天，那是多好的一个纪念。
直到今天我还形成了一个习惯，我的周围人都知道，我总是给自己设置大大小小的目标，或者读一本书，或者写一篇文章，或者编一套书，甚至是旅游，我都把它诗意化，带着一种期待、想象，怀着一种激情，兴致勃勃地投入进去，以获得写诗的感觉。我强调生命的投入，全身心投入，我跟前几届的北大学生都说过：“要读书你就拼命地读，要玩你就拼命地玩”，这样，你就可以使自己的生命达到一种酣畅淋漓的状态。我追求这种生命的强度和力度，酣畅淋漓的状态，这同时是一种生命的自由状态。我的全部研究，最终的目的，就是追求精神的自由，生命的自由。贺桂梅评点：“许多时候我们并非不愿意投入，而是偏执于使我们投入的动力学原因。这也正如我们并非不热爱游戏，而是因过分关注游戏的意义而因此不能全神贯注地投入游戏之中。从这样的角度来说，所有那些有着坚韧信念的人，事实上也是最相信游戏和最认真地投入游戏的人，而游戏和信念的意义事实上正是由这样的人显示出来。也许可以说，真正赋予生存以意义的，是我们的精神状态；而投入的程度越深，事实上越能摆脱物质处境的限制而感觉到精神的深入，也就是‘自由’的状态。”
话说回来，这种状态的付出太大，连玩都全身心投入，那太累了，所以我的经验只是我个人的，绝对不是向大家推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
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中） 我对文革的预感(1)
我是文革的积极参加者，而且从头参加到尾，没有当过一天逍遥派，知识界恐怕很少有人像我这样的。我之所以积极投入，一个重要原因是，文革对我来说并不突然，文革前，懵懵懂懂中，我就有一种预感。
这是由我当时的经历与处境决定的。我那时在安顺卫生学校教书，可以说多是非常认真地在教书，因此在学生中有很高的威信，但就是和领导搞不好关系。有一天，我们的一个校长到我们教研室来，为一件事我们有不同意见，就争论起来。那个校长是个很老的干部，因为党内斗争与省委书记发生冲突被贬到我们学校，当然就不把我这样的小小语文教员看在眼里，还要摆出马列主义者、老革命的架子，引经据典把我训了一顿。偏偏我年轻气盛，也读了很多马克思、恩格斯的书，自然不服气。不服气不说，还跑到寝室拿来一大堆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和这位校长据理力争。他当然辩不过我，下不了台，就利用权势来整我。当时我们教工团支部正在评选五好团员，本来我的呼声很高，校长一干预，自然就没有选上。这还不说，他还布置同教研室的另一位语文老师来监视我，说钱理群家庭出身反动，你们要注意他的一言一行。这位老师为人非常正直，就把这件事向我透露了。所以我直到现在都和这位老师保持良好的关系，在那样的环境中他能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
这是我第一次和权力者、权势发生冲突。我当然不服气，而且因为我是学新闻的，政治上很敏感，那时已是文革前夕了，我就觉得形势要发生变化了，可能有我这样的平民老百姓说话的机会。于是，我决定和这位当权者斗争，既然你布置人监视我，我就准备整你的“黑材料”，这位校长每次讲话，只要我觉得有问题我就记下来，我认定这样的校长尽管自认老革命，却利用权势整群众，其实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就在我和这位校长暗中斗争的时候，学校来了一位新的党支部书记，来了没多久，就和这位校长发生了矛盾，听说我反对校长，就找我谈话，说党是理解你，支持你的。当时我真是激动万分：终于得到党的支持了！但很快我又和这个支部书记发生了冲突。我这个人的性格大概有点毛病，一辈子总是不断地和领导和权势者发生冲突。我和领导的关系一般有三部曲：第一部，总是得到领导赏识，因为我确实能力比较强，做事也认真。第二部，因为我什么事都有自己的想法，而且喜欢提意见，动不动就顶撞领导。把领导得罪了，于是必然有第三部：被领导整。我几乎逃脱不了这样一个命运。当时校党支部准备发展一位“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入党，这位老师有点假，比如他在一次学雷锋的讲用会上说，他像雷锋那样学习毛主席著作，眼睛亮了，在黑暗中都能看得很远了，其实他是个近视眼，这完全是文学的夸张，老师们都在背后当笑话说。但党支部却要发展这样的人入党，还要开会征求群众意见，谁都明白这不过是走过场。就我不知天高地厚，发言反对。我一开炮，所有的老师，包括党员都支持我，弄得支部书记很狼狈，暗地里把我恨死了，我还蒙在鼓里，以为他是支持我的。
就在这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也是凑巧，当时我因为到农村劳动，得了传染病，住在医院里，正发着高烧。我在报上看见毛主席肯定了北大聂元梓他们的大字报，号召群众起来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立刻准备写那位校长的大字报。结果我的大字报还没有贴出来，那位校长就先组织写大字报，公布我的档案材料，把我这个“国民党反动派的孝子贤孙”（因为我的家庭出身）、“漏网右派”（反右运动时我被内定为“中右”）揪了出来。而且很快发生了我在前一讲提到的那位女学生因为同情我而被迫自杀的事情。而在我被揪出来没多久，校长又被揪出来了，因为他当年得罪的省委书记也趁文化大革命之机下令再度把他打下去，和他本来有矛盾的支部书记自然也借机对他下手了。
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中） 我对文革的预感(2)
文化大革命前和一开始发生在贵州小城的这些与我有关的事情，今天回过头来看，其实还是有某种典型意义的。它至少说明，文革的发生，是与当时的社会问题和党内关系的紧张相关的。我曾经说过，在讨论文革的时候，有一个事实是不能回避的，就是文革是一场全民参加的运动，所有的人，亿万人，都卷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必须做出解释的。在我看来，各种人从不同动机、不同目的、不同原因卷入文化大革命，情况非常复杂，要做具体研究，具体分析。就我的体验，处于底层的知识分子、普通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卷入文革，是因为他们感受到当时的一些问题，触及他们的切身利益，这与上层的卷入，是不一样的。
就我所感受到的，或者说我看到的，有三大问题。一个是以家庭出身来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价值所造成的不平等。这一点我可以说是深有体会。你们看，无论是那位校长在文革前整我，还是文革一开始把我揪出来，都是抓住我出身不好这一条。其实在日常工作中，我也是受歧视的。举一个例子：因为我跟学生关系太好了，所以学生都要求我当班主任，我自己也很想当班主任，但就不让我当。后来我提出申请也不予理睬。到文革时这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状，说钱理群处心积虑要和党争夺青年，不让你当班主任你抢着当。这些事情今天都很难理解：现在是没有人愿意当班主任，而那时当班主任也是组织对你的信任，是一种权利，我这样的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是没有资格当班主任的。连谈恋爱都很困难。因为家庭出身是要连累到后代的，当时什么事情都要查三代，这种情况下，有谁愿意和我这样的父亲是国民党的高官，又跑到台湾去了的人结婚呢？一般出身不好的人都是夹着尾巴过日子，我却偏偏不安分守己，还爱闹事，人们都认为钱理群是很危险的，是一个不可接触的人。所以像我这样的人卷入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反抗这样的由出身造成的社会不平等。
前面说过，我曾经和学生实行“三同”，即同吃同睡同劳动，我那个班当时有个很奇怪的名字，叫“社来社去班”。他们都是从人民公社招来的，毕业后再回到人民公社去。这些学生全部是贫下中农子女，出身都比较好，但他们却感受到另一种不平等，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对农民、农村人口的歧视：一个人的价值与社会地位、经济待遇，取决于你出生在什么地方：城市还是农村？所以我的这些学生，尽管家庭出身很好，但他们也卷入文化大革命，因为他们感受到另一种形态的不平等：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差别。
还有一类人，他们喜欢独立思考，不是领导怎么讲他就相信什么，还要自己想一想。而且这样的人，能力都比较强，或许还有点狂妄，不大瞧得起基层领导，常常和领导发生冲突。而在1957年反右运动划右派就有一条标准，就是：凡反对党的基层领导，就是反对基层党组织，就是反对党，就是右派。因此，这些顶撞基层领导的人，都被看作是右派，或者有右派倾向的人。我与校长发生争论，校长敢于派人监视我，就是根据这样的逻辑。而我当时和校长辩论，还犯了一个大忌，就是我也来引经据典谈马克思主义。因为那时马克思主义也是被垄断的，解释权只属于党员领导，像我这样的小小教员怎么可以随意乱谈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何况我还要引用马克思的话来反驳领导的意见？这本身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当时类似我这样的有点独立性，因而被基层领导视为异端或不好管教的人，是很多的，几乎各单位都有，他们平时受到不同程度的压抑，经常被领导“穿小鞋”，文革一来，他们的卷入，几乎是必然的。当然，更多的是被“逼上梁山”的：文革开始，被领导抛了出来，打成“反革命”，就只能铤而走险，也起来“造反”。
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中） 第一次当“右派”，以及第一次获得“解放”
因此，我们这些人在文革一开始，是作为领导眼中的“右派”被揪斗的。而这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某些人的思想：他们试图将文化大革命理解成一场新的“反右运动”。毛泽东却认为这是“干扰了运动的大方向”，因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要整“各级党组织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解决“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的问题。于是，就有了毛泽东的那张著名的大字报：“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今天看来，毛泽东写这张大字报的目的，显然是要发动群众，特别是受压制的多少有些反抗思想的基层群众，即他命名的“革命派”，来冲击他所认为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但传达到并不知道斗争背景的基层，就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因此，我对毛泽东的大字报的第一个直觉反应是，我获得了一次解放！后来，我也果真获得了“平反”，从“反革命”变成了“革命群众”，获得了参加“革命群众组织”的权利。随后开展的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特别是对“驯服工具论”的批判，“造反有理”及“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等理念的强调，对我来说，是对自己长期以来心存疑惑的许多问题的一个解答。大概是1966年11月、12月，由于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地方各级党组织全面瘫痪。
这都是历史当场的感觉与感受。今天回过头来看，自然会有新的反省与反思。
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中） 第二次被逐出“革命队伍”，第二次“解放”
到1967年1月，毛泽东以上海的所谓“一月革命”为样板，在全国发动了全面的“夺权”斗争，到了贵州安顺这样的基层，就变成了“夺公章”的闹剧。而实际上，是将文化大革命引入“全面内战”。我在《话说周氏兄弟——北大演讲录之一》里，有过这样的描述：“群众中分裂成各种派别，各派打得你死我活，目的就是夺权，就是争夺那个公章。每一个人的利益都跟权力联系在一起，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特点。你这一派掌权了，你就是‘主人’的一分子，可以享受各种权利；你这一派的对立面掌了权，你就是‘奴隶’，随时都有可能被‘专政’的铁拳剥夺一切权利。这是非常具体、非常现实的，关系着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无法保持中立的立场，每一个人的眼睛都红了，全盯着这个‘权’。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有权就有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这种权力崇拜经过文化大革命这样一种全国范围的夺权斗争，可以说已经渗入到不同程度卷入‘文化大革命’潮流中的中国人灵魂深处，并且遗传到了后代。文革在思想上对中国人民毒害最深，而且至今还在影响着人们思想与行动的，有两个观念。一个是这个‘有权就有一切’，还有一个是‘只要目的是崇高的，就可以无所不为’，不择手段，什么都可以做。这已经成为中国国民根深蒂固的‘集体无意识’。”
正是在这样的全面“夺权”的背景下，北京发生了众多老革命家“大闹怀仁堂”，当时称作“二月逆流”事件。按今天的说法，这是党的高层围绕文化大革命的合法性展开的一场斗争。在一些基层则是继文革初期之后，第二次在群众中抓“反革命”，搞新一轮的“反右运动”，对前一段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造反派进行报复。我所参加的群众组织就这样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头头被抓，而且很快影响到我自己：对立面的群众组织突然宣布对我的“平反”无效，他们抛出了一直保留着的我的“反革命罪证”，主要是我写的一些所谓“黑诗”，其中一首是写我的一个奇思异想：如果能够“一筋斗翻到西雅图”，到地球那一边的美国去玩玩，多有趣！批判者则说，这是我的“企图投靠美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的大暴露。这样的批判，在当时是很有说服力的：因为在文革中美国是被视为“天字第一号敌人”的，我居然想（哪怕仅是想象）到美国去，这自然是反动透顶，我自己都觉得难以辩解。——其实在六十年代，我还有一个到欧洲旅行的“梦想”，幸亏我没有公开宣扬，否则就更是“反动透顶”了。我的欧洲梦直到退休后，也就是四十年后才得以实现；而在当时，我却要为自己的美国旅游梦付出代价：第二次被逐出“革命队伍”，被剥夺了刚刚得到的一切权利，重新成为“专政”的对象。
随着当时对所谓“二月逆流”的批判与反击，117号文件发布，为第二次被打成“反革命”的平反。这样我就第二次获得了“解放”。
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中） 第三次成为“反革命”，并再也不被“解放”(1)
在所谓“一月革命”的夺权斗争中，有过一个新的权力机构的名称之争，最初准备称作“公社”，毛泽东认为夺权后的机构还是叫革命委员会，由“革命领导干部”、“部队代表”与“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组成。而在我们这样的刚刚获得某种解放的人的感觉中，这就是要恢复旧秩序、旧体制，当然要反抗。于是，我们就成了革命委员会的反对派。而贵州是全国最早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省份之一。我们还要继续反抗，就被视为“反对红色政权”的“新生反革命”，就要对我们行使“无产阶级专政”。于是，我也就第三次饱受专政之苦，而且不再被“解放”了。除了运用专政机构对我们实行监控之外，还组织所谓“文攻武卫”的“群众专政部”：利用拥护“红色政权”的知识分子，用“批判的武器”对我们进行“文攻”；又发动工人农民实行“武卫”（“武装保卫红色政权”），对我们这些反对派进行“武器的批判”，行使镇压之权。
终生难忘的“逃亡”
而且我自己也终于没有逃脱。大概是1968年，学校搞清查运动，这时候工人宣传队与军人宣传队都已经进驻学校，主掌大权——这也是毛泽东利用军队和工人来控制被他放出来，却已经不再驯服的学生的一个手段。清查运动一开始，工宣队和军宣队就宣布，学校有两股反动势力，一股是反红色政权，另一股就是前面说的“社来社去”班学生的造反，而这两股潮流都跟钱理群有关，他是总后台。这两拨学生确实得到了我的支持，这回我就在劫难逃了。按当时的形势分析，我很可能要被捕，于是我决定铤而走险，逃到南京的家里，去看看老母亲，哪怕是看了一眼再被抓也好。
这是我终生难忘的“逃亡”经历：那是极其可怕的，是超乎一般人的想象的。
我先是坐火车逃到贵阳，本来准备坐飞机直接去北京，这样就可以最快地逃脱追捕。但当时买飞机票、住宿都要有单位证明。我预先准备了一份假证明，这也是一个学生帮我制作的。但我这样的知识分子，第一次用假证件，就紧张得不得了，那位售票员只看了我一眼，我就吓坏了，以为被他看出破绽，连忙逃跑。旅馆也不敢住了，贵阳火车站也不敢上，就跑到贵阳南站，在旁边的石头山上去露宿了一晚。那真是难熬的一夜，真没想到自己这样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当时我只有二十九岁），竟然成了一个逃亡者，在这个社会无容身之地，实在是活不下去了，但一想到我一切都还没有开始，连恋爱都没有经历过，就这么死了，实在于心不甘，我不能自杀，就决定到北京去告状，当时还是寄希望于毛主席的。
问题是如何尽快离开贵阳：我估计学校已经发现了我的逃亡，一定要派人到贵阳来抓我。而当时贵阳要上火车的人太多，根本挤不上去。情急之中，我决定学习《铁道游击队》里的游击队员，在火车开动的瞬间，跳了上去，紧扒着车门外的手把，整个身子都贴在上面。当时有很多人都这样扒火车，所以车站上的人也不管。但这是非常危险的，特别是过山洞时，空间突然变得非常狭窄，而且浓烟倒流，憋气得很，过一回山洞，全身都熏黑了。而贵州的山洞又特别多。而且长久地挂在车厢门外，稍有不慎，或支持不住，一松手就完了。后来车厢里的人看我实在太可怜了，就把门打开让我挤进去。坐下来，问身边的人：你干什么的？他说：我是省公安厅的干部，又把我吓了一大跳：会不会是来抓我的？真的成了一个惊弓之鸟了。车到了桂林，不敢再坐下去了，就跳出来。和在车上认识的一个流浪儿童混在一起。当时社会秩序十分混乱，车上、车站上什么人都有，我认识的这个流浪儿童，其父母好像也是广州军区的什么干部，文化大革命被关了起来，他就到处流浪，自然比我有经验，反过来照顾我。
后来我还是设法买了上北京的火车票。但没想到火车到了郑州，突然停下来，上来了一群戴着钢盔的“文攻武卫”队员，说是要检查证件。这又把我吓坏了，我什么证件也没有哇，检查到我身上就完了，单是铁棍一阵乱打，我就受不了了。但我又不能有任何动作，只能听天由命了。但是奇怪，他们在离我还有一两个位置的地方，突然不查了，下车走了。我当时心里想：真是天助我也！——人处于完全无助的情况下，真的只有相信命运了。
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中） 第三次成为“反革命”，并再也不被“解放”(2)
我好不容易逃到我大哥那里，却把他吓了一跳，因为他当时是“反动学术权威”，也在被审查，家里还住着一个监视他的人。我这一去正是自投罗网，马上就关起来，然后打电话给学校，学校就派来了两个学生，把我押送回去。押送的是一个“要犯”，在武汉要换火车，找旅馆，都不肯收留，只能蹲在火车站里。今天提到武汉，我就想起当年做被押解的犯人的滋味，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这是很难形容的。
后来车到了柳州，正赶上广西两派武斗，上面子弹飞舞，我们就扒在车厢的地板上，随时都有流弹穿窗打进来的危险，那又是一番恐惧。
一路押着，押到贵州。一下车，全校“革命师生”都在那里等着，不由分说，戴上“117黑参谋”的大牌子，走遍安顺大街小巷，一路游斗。然后万人大会批斗。批斗完了就把我关在地下室里，半夜里忽然被叫起来，电筒光一阵猛照，真把我吓死了，以为要枪毙了。后来才知道这是神经战，就是要制造恐惧。最后由于形势变了（文革中的“形势”是瞬息万变的），大概是强调要“落实政策”吧，于是又把我放了。
那样一种恐惧感，真正是刻骨铭心，成为我最重要的生命体验。或许正是这样生命的体验，决定了我今天的基本价值立场。但这样的“红色恐怖”并没有压倒我，反而更坚定了我的反抗意志。尽管一直处在严密的监控下，几乎成了一个“不可接触的人”，但我仍然参加了许多“地下活动”，这里又有很多“故事”，因为时间关系，就不多说了。就说说我的又一次“死里逃生”吧。
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中） 死里逃生
当时“红色政权”对我们这些反对派，实行“围剿”政策。最后把我们逼到了一个工厂，这个厂的周围都是山，山上由全副武装的“群众专政队”控制着——现在，他们所有的已经不是原先的铁棍，而是由军分区发放的机关枪。当时我参加了宣传队，要到被包围的车间去演出，经过一个开阔地，只见子弹横飞，我们那时也不知道害怕，一阵猛跑，就冲过去了。又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一个路过工厂的人，要从封锁线过，我劝他不要走，他说有急事，非从哪里过，结果就中弹倒下了，我冲过去把他救回来，他因为流血过多，终于死在我的怀里，我全身的衣服以至内衣全都被他的鲜血浸透了。
这是我第一次闻到血腥味，第一次面对无辜者的死亡。这也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我在许多文章中，都反复谈到“血的历史教训”，就是和这样的“血的记忆”联在一起的。我之所以不能容忍对无辜者生命的剥夺，不管用了什么名义，就是因为我曾经直接面对无辜者的死亡，任何为杀害无辜者的行径辩解的说辞，我都从中嗅到了血腥味。
而当时我们这些“红色政权”的反对派的处境却十分险恶：封锁圈越来越紧，有消息说，很快就要全面清剿我们困居其中的工厂，我们只得连夜逃跑。
那夜，正下着暴雨。我们就在夜色和风雨声的掩护下，从严密把守的两山之间，悄然无声地偷越而过。这是非常惊险的一幕。——我一生经历了不少险情，这恐怕是最危险的一次。同学们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像是看惊险电影或电视，但我们当时都有命悬一线的感觉，而且非常的狼狈。一出门我的鞋就掉了，而且完全不习惯于走泥泞路，走一步滑一步，还是一位青年工人把他的鞋脱下，让我穿上，我至今还感激这位似乎是沈姓的师傅，当时我们都在一个宣传队里。在患难中我结识了不少工人朋友，以及其他阶层的朋友，和下层社会的三教九流都有接触，这或许对我以后的价值立场也有些影响。
我们逃到哪里去呢？正好当时部队换防，来了一支原来驻云南的野战部队，或许是党内、军内斗争的缘故，他们到贵州来，就支持我们这些反对派。我们当晚就撤退到部队的营地里，得到了保护。后来听说曾有满满一车“文攻武卫”队员到我所在的学校捉拿我，幸亏我躲在兵营，才幸免于难。
我到了兵营不久，就写了一首诗。诗云：“千炮轰，万弹穿，水泡血浸烈火炼，一个个比钢硬，比铁坚，顶天立地堂堂英雄汉。一身单衣，一本宝书，无牵无挂，任围追堵截，任血腥屠杀，老子只有一句话：为保卫毛主席，献出这一百多斤又算个啥？”这里讲“千炮”、“万弹”自然是文学的夸张，而“老子”云云，则是典型的文革语言，但弹穿、水泡、血浸、烈火炼却是真实的。而经过这样一些磨炼，得出的结论却是用生命“保卫毛主席”，尽管这也是真诚的，却包含了应该吸取的某些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