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下） “五四”精神、魏晋风骨：和鲁迅的深度精神感应
这里所说的“魏晋风骨”和“五四精神”正好是构成王瑶先生的精神气质的两个侧面。大家知道，鲁迅曾经用“清峻”和“通脱”来概括魏晋风度，并且说他自己“有时很峻急，有时又很随便”，其实“峻急”就是“清峻”，“随便”就是“通脱”。而王瑶先生正是在这两方面都有所继承，而且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作为王瑶的学生，我们永远不能忘怀的，是他那极有特色的“王瑶之笑”，以及锐利的、给人以威压的目光，把他内在的通脱与清峻，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朋友、弟子圈里传诵一时的先生的名文：《自我介绍》，让我们最为倾心的，也是这一点：“……迩来垂垂老矣，华发满颠，齿转黄黑，颇符‘颠倒黑白之讥’；而浓茗时啜，烟斗常衔，亦谙‘水深火热’之味。唯乡音未改，出语多谐，时乘单车横冲直撞，似犹未失故态耳。”这里，幽默和通达之中，暗含着辛酸和倔强，包含着多么丰厚的人生体验！此言此语，在当今学者中非王瑶莫为，却很容易使我们想起鲁迅。这就是说，王瑶之于鲁迅，不仅是精神上的契合，更有一种生命的遇合，这样一种深度的精神感应，这样的魏晋风度与“五四”精神的胶合，正是我们这些学生所达不到的，我们无法进入那样一种境界。
但也正是这样的境界，深深地吸引了我，给了我极其深刻的影响。前面说过，我在文革前与文革中都在阅读鲁迅著作上下过很大的功夫；我也在很多场合都谈过正是在文革中所经历的绝望体验，使我接近了鲁迅，也就是说，在遇到王瑶先生以前，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准备，但只有成为王瑶先生的学生以后，我才感悟到了鲁迅的精神气质，或者说，发现了那样一个我所达不到的境界：这样的发现，无论对我的鲁迅研究，还是我的精神发展，都是至关重要，可以说是决定性的。
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下） 无可弥补的知识与精神差距(1)
于是，我在研究观察、接近王瑶先生的时候，在研究鲁迅的过程中，经常反省自己：我为什么进入不了那样的境界？差距在哪里？首先发现的是自己知识结构上的缺陷。在某种程度上，我真正是“五四”所培养出来的一代，我没有读过私塾，从一开始接受的就是“五四”开创的“国语教育”，读的现代白话文的新课本，我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先天地缺少传统文化的熏陶，“五四”新文化、新文学成了我的知识结构中的主体。我在中学阶段就已经把“五四”新文学的主要代表作，鲁迅的《呐喊》、《彷徨》，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日出》，等等，都读过了。中学时期的另一个兴趣，是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苏联作品，无论是经典的，还是流行的苏联作品差不多都读过。到了大学期间，再来读中国古典名著，读外国文学作品，主要是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文学，特别迷恋俄国的文学，后来我写《丰富的痛苦》，谈莎士比亚、歌德、海涅、屠格涅夫，就是依据大学里的那点底子。大学毕业到了贵州，利用当地的图书馆，猛读了一批北欧、东欧，以及东方被压迫国家、民族的作品，同时也读了一点古典诗词，特别是读了《庄子》。这个时期的阅读，其实是以鲁迅为中心的，读被压迫民族的文学，是因为鲁迅的提倡，读《庄子》，也是因为鲁迅说他深受其影响。当时我雄心勃勃地制订了一个很庞大的阅读计划，就是鲁迅作品中提到的书，我都要读，当时还真的根据《鲁迅全集》开列了一个长长的书单。也就是说，很自觉地要补课，以缩小自己跟鲁迅之间的知识差距。但也只能说，其志向与勇气均可嘉，而实际是做不到的。在那样一个边远的小城，要读的这些书根本找不到，只能从《庄子》这样的基本经典读起。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我的阅读兴趣，如前所说，转向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阅读。文革结束后，回到北京，才有了可能接触到广大的世界。当时很多同学，都在猛补外语，而我却考虑到自己年龄已大，学习外语有相当的困难，而当务之急，是专业的补课。于是，放弃了外语的学习，集中于现代文学的研读。而且和其他朋友、同学在八十年代热衷于西方哲学、文学理论，九十年代又转向中国传统的补课不同，二十多年以来，我一直坚守于现代文学的研读与写作。而且我的写作欲望越来越强烈，到后来几乎没有时间来系统地读书。这固然造成了我在现代文学专业上的某些优势，但同时也形成了巨大的缺陷与不足。
从以上的阅读史的简单回顾，不难看出，我的所有的知识储备，完全是以“五四”新文学为中心的：不仅我始终以主要精力研读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自觉接受以鲁迅为中心的“五四”新文化传统、左翼文学传统，而且我对中国古典文学、外国文学的阅读学习，也主要在“五四”新文学所接纳的范围内，接受的是中国文化中的所谓“人民性”传统，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文化传统，俄国及东方被压迫民族文化传统，苏联革命文化传统。这里显然存在着两个盲点，两大隔膜，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隔膜，及对西方现代文化的隔膜。这都是致命的：一方面，虽然由于我对“五四”新文化，特别是对鲁迅的迷恋与熟悉，使我能够与王瑶先生有精神的相通，但，作为他的学生，我却无法继承他的“学通古今”的学术传统，他所达到的高度是我不能企及的。也就是说，“学贯古今、中西”这本是从鲁迅到朱自清到王瑶的现代学术的重要传统，但却是我这样的“学者”所望而止步的：非不愿也，乃不能也。更重要的是，我的知识结构上的两大缺陷，也使得我在根本上与我的研究对象，例如鲁迅与周作人也是隔膜的，因为他们于中国传统、西方现代文化都有很高的造诣与很深切的理解。也就是说，我对他们的研究，在达到一定的层次以后，就受到知识结构的限制，很难再深入下去。我经常说自己即使在学术上也只是“历史的中间物”，就是看清了这样的根本性的缺陷，而且这是无法弥补的，只能是永远的遗憾；而且这是时代与命运造成的，非我个人所能把握，因此在我的内心深处常有悲凉与无奈之感：人只能在历史允许的范围内做自己能做的有限的事情。
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下） 无可弥补的知识与精神差距(2)
问题还在于，这不仅是知识结构上的缺陷，而且更是精神层面的。特别是对中国传统与现代西方文化的隔膜，造成了我们精神世界，我们的视野、修养、情趣的狭窄、单一、浅薄、枯寂与粗糙。问题是这是无法弥补的。内在气质是不能装假的，不如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的底气不足。我常自嘲：这是历史造成的没有文化的一代学者，无趣无味的一代文人。这自嘲里隐含着辛酸，还是不说了吧。
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下） “战士兼学者”的学术道路(1)
仍然回到王瑶先生这里来。我在一篇文章里已经说过，“‘王瑶的意义’已经成为现代思想、文化、学术史上的一个课题，引发了后来者的不断追念，思考与论说”《编后记》，《王瑶和他的世界》，页537……
而且，在学术界有了不同的认识，引发了不同意见的争论。
有研究者认为王瑶先生是“学院派的一员”，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和现状》，《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8期。强调王瑶先生的鲁迅研究体现了“对事实和价值，对学术和意识形态的清晰区分与界定”，对“意识形态要求”的“自觉的疏离”，高远东：《某种启示：鲁迅研究史过程中的王瑶先生》，《王瑶和他的世界》，页497。并且认为这是王瑶先生对鲁迅研究的主要贡献。
但樊骏先生在《论文学史家王瑶——兼及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这篇文章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提醒人们注意以下事实：王瑶先生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是“一二?九”运动一个骨干，他是个左翼的文艺批评家，同时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几次被关进国民党监狱，到抗战时期，他脱党走上了学术的道路。王瑶先生和其他学者不一样，有很多学者都是从学术走向政治，他是从政治走向学术，他走的是一条逆向的道路。但是，王瑶成为学者以后，他的学术和早年“左翼理论家”之间，仍然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因此，“无法回避他的治学态度、学术风格，和学院派之间原则的区别”。
樊骏先生作了如下论证：第一，王瑶先生强调无论是研究作家作品或是其他问题，都应该注意，它既然是历史的现象，就必然需要一种历史感。与此同时，对于历史的研究也必然与现实生活保持密切联系。也就是他从认识论的角度提出了“历史感”和“现实感”的结合，一方面，强调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同时又强调研究的主体性。其二，王瑶还从史学的社会功能的角度，“强调历史研究对于现实的积极作用”，他因此赞赏这样的命题：“让历史告诉未来”。这就“超越了纯粹学术的界限，很注意它们为现实提供历史经验的社会作用”。第三，王瑶先生的文学观念，竭力推举“为人生的文学”，强调人民本位的价值标准，在他看来，这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本质特征，因此，他强调历史研究中“知人论世”的原则，重视文学和时代的关系。“他最善于联系时代抓住问题和说明问题；在这种场合特别显示出他过人的才能和智慧，还常常提出发人深思的见解。这几乎形成了他的普遍的思维定式和常见的论证模式。”其四，王瑶先生“不仅在青年时代活跃于政治斗争的第一线，而且终生都对于政治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他的志趣不限于学术，不是一位单纯的学者、不问世事的学院派”，“为人的这一特点，不可能不渗透在他的学术成果中，那就表现为相当浓厚的政治内涵和相当鲜明的政治倾向”。在时代和文学的关系当中，王瑶先生更关注的是政治对文学的影响，“他更多地从政治的角度（包括当时的政治形势、政治事件、政治社会心理等），直接或间接地切入问题”。——孙玉石先生有一个回忆，也证实了樊骏先生的这一论断。那是王瑶先生在他客厅的一次讨论会上的即席讲话，我也参加了讨论，孙先生在他的日记里有如下记录：“我们搞现代文学的，不能离开政治谈文化，不能一味地淡化政治”，这其实是对包括我在内的他的学生的一个批评。因为当时我们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想摆脱文学史研究依附于革命政治史的研究格局，因而有意地淡化政治，突出文化与文学因素。王瑶先生理解我们的这一意图，同时提醒我们不要走到否认政治的极端：“淡化政治，淡到了零的程度是不行的。政治这个东西是客观存在，你不找它，它还要找你。现代文学离不开政治，生活里的人谁也离不开政治。这政治过去看得太狭窄了，要把它看做是一个广泛的范畴。但是怎么广也不能广到没有。”
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下） “战士兼学者”的学术道路(2)
樊骏先生根据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王瑶先生对文学研究现实感的强调，对文学研究对于现实作用的强调，对文学和时代关系的强调，对文学和政治关系的强调，论证了王瑶先生不是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院派的学者，并将其放在“五四”以后的学术史的视野里，就作出了一个我认为极重要的概括。他说：“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于二三十年代逐步出现一个新型的文化学术群体”，“有的接受实证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有的进而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指针，以此来重新估价历史遗产，探索发展文化学术的新路；把自己在文化学术领域的专业工作，视为推动社会进步、民族解放的组成部分——不仅没有把前者游离于后者之外，而且自觉地以此作为自己服务于国家民族的主要手段：在学术观点和政治倾向上，是进步的，革命的，往往兼有学者与战士的双重身份，在他们的观念和工作实践中，也是把文化学术与意识形态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个群体和学院派的区别，主要在于更多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自觉性”。樊骏先生认为，鲁迅、郭沫若就是其中的代表，而王瑶先生也应该属于这样一个群体，而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门学科的主要开拓者，如李何林、唐弢、田仲济等先生，也都是这样的“学者兼战士”型的知识分子。以上所引樊骏先生的意见，均见《论文学史家王瑶——兼及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王瑶和他的世界》，页430、432、435、页445—447。
我是同意樊骏先生的这一分析和论断的。而且如果我们联系前面提及的，王瑶先生把他的研究生导师朱自清也视为“一生皆是诗人，一生皆是学者，一生皆是战士”的知识分子，而鲁迅无疑更是“学者兼战士”型的知识分子，那么，王瑶先生走上这样的学术道路，固然是他的经历、个人精神气质所决定，也是自有学术渊源的。
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下） 特殊的价值、魅力和可能存在的陷阱(1)
但是，即使是承认王瑶先生所走的是一条“学者兼战士”的学术道路，紧接着产生的问题就是价值判断：怎么看待这样一条学术道路，这样一类学者的学术成就？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是有不同意见的。
比如，有的研究者把王瑶先生对现实的关怀，特别是对政治的关怀，即所谓“关怀世务”，简单地概括为“政治至上”、“革命崇拜”，并将其价值观概括为：“族国本位=经世致用=政治至上=‘元价值’”；“个性本位=不事王侯=为隐而隐（为学术而学术）=无价值”。——这显然是一个过于简单化的概括，王瑶先生对学术和政治、现实关系的认识要复杂得多。但也必须承认，“政治至上”、“革命崇拜”对王瑶先生这一代中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影响：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再作详细讨论。问题是这样的概括背后隐含着另一种价值判断，即将“政治”狭隘化为一种“官本位”的“权力政治”，“革命”即是通向“王廷”之途，从政，或政治关怀、现实关怀，最多也是一个“时段性角色行为规范”，而不具有“终极性普适价值”。而唯有学术才具有终极性，“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有比现实政治更长久的独立价值”，唯有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粹的学者才能真正实现“个人本位”的普世价值，“以学为本”才是真正的“传道”。参看夏中义：《九谒先哲书》，页348、349、345、405、408，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这实际上是一种价值观的颠倒，即以“为隐而隐，为学术而学术”为“元价值”，以“经世致用”、政治关怀、现实关怀为“无价值”。这样的颠倒的价值观（“学术至上”）与所要颠倒的价值观（“政治至上”），其内在思维方式却是惊人的一致：都是将“政治”与“学术”绝然对立，并将某一种选择绝对化。
当然，我理解为“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院派所作的辩护，对其价值的着意强调，因为我们确实有简单地排斥学院派的问题，而且直到今天，学院派在中国也没有得到真正的发展：标榜者多，而认真实践者少。因此，我认为真正的学院派在当今的中国仍然有它的特殊价值和意义，至少说在坚持学术独立，坚持学术传承，坚持精神自由，抗拒御用学术和商业学术上，是有着积极意义的。但反过来也不能把学院派的价值绝对化了，好像与学院派不同的选择，另一条学术道路，比如说“战士兼学者”的道路，就是背离了学术，就要将其逐出“学术殿堂”，至少认为其学术价值不高，这样就实际上是要把学术的判断权垄断在自己手里，这是不利于学术自由和多元化发展的。
而且一个学者选择什么样的学术道路，不是完全决定于主观意志，是和他的客观条件，例如个人精神气质有关系的。假如这个人对政治毫无兴趣，你非要他去走战士兼学者的道路那当然不行；反过来这个人他就是对政治有兴趣，对现实有强烈关怀，他就不可能“为学术而学术”。我们之所以要强调学术道路的多元化，强调不同类型的学者的并存，就是为了充分发挥每一个学者不同的潜能，以达到合理、健全的学术生态平衡，而绝不能把任何一种价值绝对化。
从另一面说，任何一种选择，在具有其独特的价值的同时，都会存在着自己的盲点、局限，甚至会有某种危险的陷阱。因此，无论是“为学术而学术”，还是“学者兼战士”，都应看到它的正面和负面，做比较复杂的分析。对王瑶先生的学术选择与道路，也应该做更细致、更具体的客观分析。
我自己在一篇文章里曾谈到我在研究王瑶先生时注意到的一个现象：“王瑶先生从青年时代起，就与中国现代爱国学生运动和革命运动发生密切的联系。”这不仅是指王瑶先生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即成为“一二?九”运动的骨干，而且也包括王瑶先生晚年的出色表现。王瑶先生和时代思潮的密切的关系，使得他的研究始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现实感，他不断从生机勃勃的现实生活中吸取生命的活力，所以读王瑶先生的学术著作，你可以感觉到其背后的鲜活的生活本身所具有的生命感，以及严谨的论述中时时溢出的丰厚而锐利的思想带来的冲击力，同时焕发着一种人格、精神的力量，把你引入一个开阔而高远的学术的、人生的、生命的境界：这都是王瑶先生的学术的特殊魅力所在。而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良心和情操的代表之一，王瑶先生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学术范围。王瑶先生“长期执教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学术中心的北京大学，他的具有鲜明个性的出色的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使他成为北京大学最有影响的教授之一，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北大精神’的象征和代表之一：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能达到这样的境界，产生这样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王瑶先生的学术生命是具有一种特殊的光彩和意义的”，《史家的风范——王瑶先生的研究个性、学术贡献与历史地位》，《返观与重构——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页52、54。这显然和他的“战士兼学者”的这样一种选择有关，同时也有力地证明这样一条学术道路的特殊意义和价值。
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下） 特殊的价值、魅力和可能存在的陷阱(2)
但另一方面复杂和变化万端的中国现代政治运动对王瑶先生的影响也是明显的，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政治干扰使王瑶先生长期以来不能从事正常的学术活动，先生多次对我说他五十年代一年一本书，但是现在写不出来了，以至有“千古文章未竟才”的永远的遗憾。这是外在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内在精神的伤害造成了王先生学术研究的某些局限和矛盾，这是我们不必回避的。
根据我在身边近十年的观察，先生对政治已经超出一般意义上的关注：这实在是他施展才华的场所。王瑶先生早年是一个左翼批评家，特别是他担任《清华周报》主编期间，他的这种善于对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做出准确的判断和预测的能力，已经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比如西安事变刚刚发生，一切处于混沌之中时，王瑶先生就作出了明确的论断，并且为以后的事态发展所证实。尽管他后来成为学者，但是这样的“政治分析家”的气质、才能和兴趣仍然对他产生潜在的影响和蛊惑。我们当年定期到先生家里去听他神聊，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作各种各样的政治与社会分析，那真是精彩极了。而且我们分明感到，这对王瑶先生是一种享受。我因此有时候想，如果在一个正常社会里面，王瑶先生当一个专栏评论家真是再好不过了，他的政治、社会分析的才能或许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学者兼政治、社会评论家的王瑶对他自己也未必是坏事，这是符合他的“学者兼战士”的气质的。据我的观察，王瑶先生并不具备政治实践家的气质（包括心理素质），他介入政治的最好方式就是写政治、社会评论。但中国的现实却使他的政治、社会分析只能变成清谈，就是对学生或来访者神聊。王瑶先生是严格把握好分寸的，他的政治分析绝对不写进他的文章里去，跟学术著作是完全分开的。所以王先生有两套语言，一套是学术著作的语言，严谨、简约，有时读着有些枯燥；另一套是客厅里的政治、时事、人事分析，那真是妙趣横生，入木三分。我和平原曾私下商量，要把这些妙语录下来，但还没有来得及做，先生就撒手而去，留下了永远的遗憾。这样的没有留下的清谈，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了才华的浪费。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时时处处作政治分析的习惯，形成了先生对政治的极度敏感。他一天几个小时读报纸，从报纸的字里行间去分析政治形势、动向，有的分析极其独特，有的就不免是过分敏感。对瞬息万变的政治形势的种种准确、不准确的分析、猜测，又总伴随着对自己及周围的人的实际命运的种种担忧，这都大大加重了先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感觉，形成了无休止的、不堪承受的心理压力，这不仅妨碍了先生进入单纯而明净的学者状态，而且从根本上挫伤了他的学术积极性，看得太透，就什么也不想做了。王瑶先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反复叮咛我们这些学生：不要再分析了，不要再瞻前顾后，沉下来做自己的事，实在是他自己的沉重的经验之谈。
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下） 寻找“政治”与“学术”、“战士”与“学者”的契合点
这里还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作为学者，他是应该有现实关怀和政治关怀的，但是学者的现实关怀和政治关怀应该表现在哪里，也就是政治和学术、战士和学者在哪里找到契合点，是战士兼学者型的学者所要考虑的。
这就涉及到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的“政治至上”、“革命崇拜”对王瑶这一代人的影响，而这样的观念更是深刻地影响着生活在政治挂帅年代的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我们心目中，“战士”的价值是高于“学者”的。研究者注意到，在1942—1948年间，王瑶先生“虽已经当了学者，但心仍有所不安，魂仍有所不宁”，《九谒先贤书》，页354。正是这样的价值观所致。以此反观我在上一讲中所提到的给贵州朋友的信，就不难看出，信中所表达的痛苦和自责，背后隐含的也是这样的价值观。不过当时我所说的“战士”是指民间的体制外的战士，之所以会对“学者”的选择形成压力，一是因为选择学者之路，就意味着进入体制，而我的内心深处，始终存在着一种反对的情结。其二，这里还包含着“行动的价值高于思想的价值”的价值观，这又和我这样的知识分子身上的堂吉诃德气质有关，后来我研究堂吉诃德的“东移”也不是偶然的。其三，选择战士是一条充满风险的危途，而学者则意味着平静、安宁的书斋生活，尽管为我所向往，但在前者的映照下，却难免引起道德上的自责与心灵的不安，这里根深蒂固的道德主义是直接影响我们的价值判断的。
这里有两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一是所谓“行动高于思想的价值”，而同时又把“行动”理解得很狭窄，限制在直接的社会运动和革命运动。第二个问题，就是所谓“国师情结”。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传统的苦闷，即所谓“报国无门”，就像卧藏隆中的诸葛亮一样，知识分子在思辨中，常常能对历史事变的发展，或其局部，作出惊人准确的预见、猜测，并且怀有自己的安邦治国的韬略，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诸葛亮那样的付诸实践的机会。这就是“三顾茅庐”的故事在中国传统及现代知识分子中都特别有影响的原因。希望找到一个“明君”，自己来当“国师”，这是很多知识分子的理想。在现代知识分子中冯友兰先生就是一个典型，他先找蒋介石，再找毛泽东，最后找的是江青（他大概是把江青视为毛泽东的代表的）。这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历史的教训。胡适其实也是想当“国师”的，不过他还是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的：这正是他的难得之处。
这里又有两个问题：一是我们自己真有这样的安邦治国的良策吗？可能有的知识分子有，而像鲁迅、王瑶这样的怀疑的批判的知识分子，却是没有的，他们常常只是说“不应该这样”，对“应该怎样”，他们自然也有自己的理想，但却不是策略家，无法提出可操作的实践方案：那是幕僚、师爷们的事。其次，思想难道只有直接变成实践，才有价值吗？其实，我们以后还会讲到，思想和实践是有不同的逻辑的，比如思想是超前的，而实践是现实的；思想是彻底的，而实践是讲妥协的，没有妥协就没有政治。因此，有的知识分子可以把思想和行动结合起来，既思想又实践，这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选择。但恐怕对许多知识分子，至少是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是不合适的。因为我们的精神气质是不适于行动的，特别不适合政治，因为我们太天真了，太理想化了，太不懂得、也不愿意妥协搞政治谋略。因此，应该“还思想于思想者”，强调思想的独立价值，做一个有思想的学者，不是政治家，不是社会活动家，也不是国师、幕僚。而且也要同时看到自己的限度。即你的思想是理想化的，是超前的，彻底的，思想家的思想是要通过实践家把它转化成行动的，在转化过程中就必然有妥协，有通变，如果不经过这样的转换，直接付诸实践，会产生许多副作用，弄不好是要天下大乱的。这也是我们反对当“国师”的一个原因：思想的合理性并不等于实践的合理性，这是一条必须划清的界限。这就说到了我的一个“北大梦”，就是希望北大能够成为一个“思想特区”。扯得也太远了，我们还是打住吧。
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下） 一个小结：走“学者”和“精神界战士”相结合之路
不过，以上所说，对我们所讨论的“学者兼战士”的问题，并非完全无关，因为至少明确了一点：这里所说的“战士”，不是“政治运动实践者”、“政治活动家”意义上的战士，更不是用国师、幕僚的方式参与政治，而是精神层面的战士，即鲁迅呼唤与身体力行的“精神界战士”。他对现实的关怀，对政治的关怀，最后都转化为精神：学术的探讨，思想的批判与创造。这样的“学者兼战士”的知识分子，他在现实中作用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学术的继承与创造，阐释、传播民族文化、人类文明积淀下来的普适性的价值理想，又根据现实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并进行新的探讨，提出一些新的价值理念，这是一项建设性的工作，并且在当下中国是有一种迫切性的，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信仰缺失的时代，面临文化重建的任务。另一方面是思想的批判，精神的坚守，用在学术研究中确立的价值理念与理想，去考量历史与现实，作出了严峻的批判。这样的批判功能，正是精神界战士的特殊意义所在。他的批判是全面而彻底的，只要是不符合价值理想的都要批判，而且是不讲妥协的，超越现实利益、利害关系，超功利的。这样的精神界战士与现实的国家政治、政党政治自然会发生种种复杂的关系，但都严格保持距离，任何时候都拒绝充当国师、幕僚；他们对民间尽管有相当的亲和力，但也绝不充当民间代言人，而同样有一定距离。如鲁迅所说，真正的精神界战士，他关怀现实，关怀政治，必须时刻警戒，不要落入“官的帮忙帮闲，商的帮忙帮闲，大众的帮忙帮闲”的三大陷阱。既要介入政治，又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保持政治、思想上的独立性，不看别人脸色说话，只说自己的话。这样的“学者兼精神界战士”的知识分子，必然是边缘化的，或者用我的话来说，是“站在边缘思考与言说时代的中心话题”。其价值就在这里。而如前所说，这同时也意味着一种限度。——这就是我在成为王瑶先生的学生以后，在先生的学术传统熏陶、影响下，特别是在研究鲁迅的过程中，逐渐找到的自己的学术道路。这也是对我在文革后所面临的“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学者”与“战士”的关系的矛盾的一种解决方式。但在实践的过程中，这样的矛盾也依然存在，依然摆脱不了内心的骚动与不安。我们只能在不断挣扎中寻找自己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而且是冷暖自知。
知识分子自我独立性与主体性问题 八九十年代中国思想学术的一个个案
在这门课的“开场白”里，我就说明了这是一次对我自己的思想学术的一个回顾和反思、反省。但我个人的这种反顾究竟有什么意义，或者说为什么要在新世纪初，来进行这样的反省，老实说我自己思想上也不是太明确。最近读了两篇比我年轻的朋友的文章，受到了一些触动，这门课应该怎么上，它的任务是什么，也就逐渐明确了。今天就先讲这个，算是对“开场白”的一个补充吧。
先向大家推荐这两篇文章。第一篇是贺照田发表在《开放时代》2002年1期上的《制约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几个问题》。文章涉及的问题很多，也都很重要。和我们的讨论有关的，是他说：“要提出内在于我们历史和现实的真问题”，强调要“回到原历史脉络和情境中去体会和理解”，以“重新获得某些具体感”，使“对原有问题的理解更加复杂化”。他并且引述了艾略特的话：“一个问题的解决，将会旷日持久，而且需要几代人都予以重视。”——这是很有启发性的：作为中国学者，尤其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处在“历史与现实”中，他面对哪一些“内在于我们历史和现实的真问题”，他是如何思考的，在这样的思考中，可能有什么遮蔽，以至失误，又会产生知识者自身的什么问题：这都需要我们进行反思。
我还想向同学们推荐一篇文章：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2期上的解志熙《深刻的历史反思与矛盾的反思思维》。他提醒我们注意：对反思思维也应该进行反思。因为“反思”容易站在一个理想主义的立场上，追求一个毫无弊端的选择。而所有的选择都必然是有偏差的，同时也容易以“事后诸葛亮”的姿态，把所存在的偏差夸大：这不仅容易缺乏历史感，而且也容易使自己走向另一种偏差。在这个意义上，我很赞同贺照田的看法：一定要“回到原历史脉络和情境”中去注意揭示历史的“具体性”，并且使我们的理解和判断更加复杂化。
这样，我们这门课，就有了一种意义：可不可以以我自己的研究，作为一个个案——既然是个案，也就必然具有历史的具体性——来对八十、九十年代的思想学术，作一次历史的反思。我们要讨论：在怎样一种“历史与现实”的具体情境下，提出了怎样一些“问题”？而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些问题怎样逐渐呈现出不同的层面？我作为一个现代文学的研究者，一个知识分子，由这些问题，激发出对历史和现实怎样的观照与思考，并且怎样随着问题侧面的不断展示，而调整、发展自己的观照与思考？在这些观照和思考的过程中，发现了什么，同时可能又遮蔽了什么？将这些发现与遮蔽放到整个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实践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来看，又暴露出怎样的问题？置于当下的现实中，又有怎样的意义？——这就是我这门课所要讨论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这门课命名为“学科前沿问题”，也是可以的。
我现在初步拟定的在我的思考范围内的八九十年代中国思想、学术界面临的问题，大约有五六个题目。这些问题可能都属于“将会旷日持久，而且需要几代人都予以重视”的问题。因此我希望这些问题能引起讨论，特别是我现在对问题的思考，我的认识，可能存在什么问题，或可能隐蔽着什么问题，都希望听取同学们的意见。
现在，我开始讲第一个问题：知识分子自我独立性与主体性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是我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初的著作的主体，以后对此又有了许多新的思考。
知识分子自我独立性与主体性问题 “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与主体性”问题(1)
《心灵的探寻》无论从什么意义上都是我的第一部著作，是真正属于我自己的研究的开始。其关键是我有了自己的问题意识，并且开始寻找自己的研究方法，以形成自己的研究风格。
在书的一开始，我就提出了这样一个带有历史观与方法论的命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鲁迅’（鲁迅其人，他的作品）本身即是一个充满着深刻矛盾的、多层次、多侧面的有机体。不同时代、不同层次的读者、研究工作者，都按照各自所处的时代的与个人的历史哲学、思想情感、人生体验、心理素质、审美要求，从不同的角度、侧面去接近‘鲁迅’本体，有着自己的发现，阐释，发挥，再创造，由此而构成了一个不断接近‘鲁迅’本体，又不断丰富‘鲁迅’本体的，永远也没有终结的运动过程。也正是在各代人广泛参与的过程中，‘鲁迅’逐渐成为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
这里，包含了几个观点：首先是承认有一个研究对象客体的存在，承认人们有可能“不断接近”这个客体，但又不能“终结”，这就是人的认识、描述历史的可能性与局限性；同时强调与重视研究者主体的作用，研究的过程是一个主客体相互接近、发现（用胡风的说法，就是“相生相克”）的过程、参与的过程。问题是研究者自己怎样才能有自己的发现、阐释、发挥、再创造呢？其实就是带着自己的历史与现实的经验和体验，带着自己的历史与现实的问题，去激发对象，强化对象的某一侧面。形象地说，就是用历史与现实的问题、经验、体验，去“照亮”对象。
今天，回过头来认识这一文学史研究的观念与方法，我依然坚持其基本点，但却要补充一点，就是我们在带着历史与当下现实的问题、经验、体验去“照亮”对象时，在发现、强化的同时，也有可能“遮蔽”了某些方面。尽管这样的“照亮”与“遮蔽”在学术研究的历史过程中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对此有无自觉意识，对研究者来说，还是不一样的。而今天我们来总结研究的经验教训，则应该承认，我们在八十年代对可能产生的遮蔽是缺乏认识，缺乏警觉的。
那么，在写作《心灵的探寻》及八十年代这些著作时，我要突出、强化什么，其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历史与现实问题呢？
在《心灵的探寻》的一开始，就明确地指出——
“如果说四五十年代，人们对鲁迅的观察视野集中在‘民族英雄’的鲁迅这一个层面上，带有单向思维的性质；那么，今天，人们尽管仍然高度重视鲁迅作为‘我们民族的伟大代表’、‘我们民族精神的大集合体’这一面，同时又把观察视野缩小到作为‘个人’的鲁迅，对鲁迅的‘自我’——他的独特的思维方式、心理素质、性格、情感……感到了浓厚的兴趣，又扩大到作为‘人类’探讨真理的伟大代表，从世界范围内，从人类思想发展史的广大空间来探讨鲁迅及其思想、艺术的价值。”
这里说的是从突出“民族”的鲁迅，向强化“个人”的鲁迅、“人类”的鲁迅的转化，而且强调“这两种观察视野都是自己时代的产物：在民族遭受异族侵略及外国势力的封锁的四五十年代，人们自然不能不把目标集中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民族精神的发扬上；而在中华民族再次觉醒、崛起的七八十年代，我们的民族不仅需要再度发扬民族精神，而且要补历史的一课：重新认识、评价、发扬自我的价值——于是，年轻一代把目光转向鲁迅的自我；我们民族再一次走出了闭关自守的绝境，开始面对世界，以人类大家庭的一员的姿态积极参加世界文化的创造——于是，鲁迅对人类文化发展的潜在价值被发掘了出来，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之一”。
这里，强调的是历史的补课：要“重新认识、评价、发扬自我的价值”；而我们当时关注的中心，是重新认识、评价、确立知识分子的自我价值。
这自然与当时整个中国“文革刚刚结束，人们从噩梦中醒来，改革开放的大潮初起”这样一个特定的现实情境有关，更是和我自己的痛苦的历史记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知识分子自我独立性与主体性问题 “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与主体性”问题(2)
我当时正处在对文革的痛苦反思中。我对文革的反思，首先就是要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迷误中挣脱出来。于是，在《心灵的探寻》的《后记》里就有了如下思考——
“中国这一代知识分子对于毛泽东的英雄、领袖地位的确认，对于他的许多理论的接受，开始确实是一种理智的选择——由于他代表了民族的利益，由于他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但在发展的过程中，却逐渐变成了盲从。人们开始是出于信任，以后则出于盲目的‘惯性作用’，逐渐接受了这样的‘理论’与事实：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的这些‘大事’是毛泽东这样的领袖的特权，而我们普通老百姓（包括知识分子）只需要按毛泽东的指示办事，踏踏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中国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一代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就这样作出了关键性的错误选择：他们半是被迫、半是自动地放弃了探索真理的权利，放弃了独立思考的权利；这不仅是从根本上背离了鲁迅所开创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而且也是知识分子历史品格的丧失：在社会分工中，以思考作为本职的知识分子居然停止了独立思考，甘心做驯服工具，这真是历史的大倒退、大悲剧，也是历史的大嘲讽。但我们却长期以来对此麻木不仁，安之若素，甚至沾沾自喜。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当我重读到鲁迅的这段话：‘……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回想起我也曾长时间地‘陶醉’于自己的驯服中，我觉得鲁迅是在用鞭子抽打我的灵魂，我无地自容！”钱理群：《心灵的探寻》，页307—308，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这是一个刻骨铭心的记忆：曾经有过的对独立思考、探索真理的权利的放弃，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丧失，自我的奴化。
另一个痛苦记忆是：我自己，以及我们这一代人是这样接受并被“改造”的——“我们这一代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在继承上一代传下来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正确传统时，同时就接受了‘知识分子工农化’的理论。在越来越明确地把与普通工农等同（划等号）作为奋斗目标时，知识分子与工农关系发生了曲扭：他们不再是互相支持，互相吸取、补充的平等的社会变革力量，而人为地划分成了改造者和被改造者，知识分子成了不‘脱胎换骨’，就不允许存在的异己力量。先是对知识分子确实存在的弱点的夸大——具有‘反省’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容易就接受了这种夸大，纷纷自觉地谴责自己；然后打出了‘兴无灭资，反对修正主义’的旗号——对西方及苏联的封锁极端反感，被激起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热情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很容易地从‘保卫中国意识形态的纯洁性、独立性’的角度接受这些口号；然后在‘兴无灭资，反对修正主义’的神圣旗帜下，把以科学与民主为中心的现代意识统统划到‘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的范围，而予以根本否定与彻底践踏。这样，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赖以存在的基础——与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现代科学文化的密切联系，就从根本上遭到了否定与摧残，以至发展到最后，‘书读得越多越蠢’，‘知识’本身变成了罪恶”：知识分子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不知不觉地自己‘出卖’了自己：终于‘相信’了自己‘有罪’，‘相信’自己不经‘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根本改造，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心灵的探寻》，页311—3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