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海上不远处有一样东西吸引了我的目光，那是一团布料似的漂流之物，正从西边距岸不远的海上从我们的方向漂过来。这是奇特的漂流物，平日我们在海上常看到的是暗黑的朽木、生锈的铁桶、或做渔网浮标的玻璃球；但这一团东西却很陌生，体积不小，几乎和一个成人一样大，有着蓝白相间鲜亮的颜色，它布料形状的皱摺卷曲簇拥着，彷彿是海上一朵巨大而盛开的花。
这朵巨花轻柔地随着海浪一上一下摆荡旋转，舞蹈一般的节奏，并且逐渐漂向我们游玩的地方，我坐在大石上，比其他小孩位置都高，看得更远更清楚，这时候，那朵漂流的花的面目也清楚起来，那是一位穿着全身洋装的女子。
白色镶着蓝边的连身洋装，大片夸饰的白领子，蓬松起来的袖子，呼应着又宽又鼓的蓬裙；这是一套美丽而正式的盛装，让人想到嫁衣新娘或者舞台上的表演者。女子已经失去了鞋子，光着一双洁净的脚，手臂手腕也没有任何饰物；她紧闭着眼睛，彷彿沉睡一般，一头长发漂散开来，一部分贴在脸颊和颈上，大部分则随着海水流动，犹如海草一样。她应该是一位秀净洁白的女子，但此刻她皮肤已失去血色，苍白透着青紫的颜色。她的表情平静而安详，任由海水在她鼻口之间流来流去，没有一丝不舒服的表情；她也全身放松，随着潮水轻轻起伏，好像是在呼吸。
海上的花无声漂过来，其他嬉闹的小孩也看见了，他们先是停下来，盯着那朵盛开的白色花朵，然后其中一个小孩大喊：“死人呀！”小孩子们立刻跳出水面，跑上沙滩，冲向堤防的斜坡，翻墙一样越过了堤防，一下子都不见了踪影。
只有我还在石头上，白衣女子正好漂到石头前方，我们相距不到三公尺。如果她是死人，那幺她是完美无瑕的死人；她的面容秀丽，五官端正，你甚至想像紧闭的眼皮底下是一双灵动的大眼睛，她全身及手脚看不到一点伤痕或变形扭曲的样子，她就是入睡了，漂浮着，随时都可以醒来。但这个“随时可以醒来”的念头倒是吓到了我，我才注意到天色已经暗下来，海风也有点凉寒，乌云遮住了夕阳，但仍有一些金黄色的光彩涂在女子苍白发青的脸上。
我匆忙爬下大石，跑过沙滩，手脚并用翻过堤防，穿过巷子，回到阴暗的大屋子。我在阿嬷的房子东钻西窜，终于在热气腾腾的厨房里找到妈妈﹔妈妈站在大灶前面炒菜，大火在她脸上映着红光。我拉她的围裙：“妈，海上有一个死人。”
“你死人啦，一天到晚乱跑。”母亲挥舞着锅铲，她并没有听进我的话，我只好再穿到客厅与饭厅，先前跑回来的小孩，已经又玩在一起了，彷彿什幺事也没发生过。
天色暗了，屋里的灯也点起来，温暖的黄色光线提供了一个安全幸福的气氛，菜陆续从厨房端上圆餐桌，要吃晚饭了。大人们上了餐桌，身材矮小的阿嬷则在桌下指挥小孩子吃饭，我领到一个盛满饭菜的大碗，坐在门口的台阶上吃，其他邻居也有饭菜的香味飘来，家家户户都在吃饭了。但是，那一幕盛装白衣的漂流女子却盘旋不去，我一直在想，她怎幺了，她漂往东边了吗？还是卡在石头底下？或者她就醒过来，赤脚上岸回家去了？
那个画面就伴随着小孩成长，后来的十余年，我不断在睡梦里见到她。她有时换上鹅黄色的服装，有时换上粉红色的服装，但衣服式样没有改变，一样用漂流的方式从海上漂向我。多半时候，她是闭上眼睛的，但脸色好多了，嘴角也带着微笑；她的面容姣好，但我已经记不清了，只好把她的脸换上我当时迷恋的女明星的脸。
她在梦中静静地漂流过来，像一朵灿然盛开的花，有时候她会张开眼睛，和我说话，但从来没有声音；也有几次，她变成恶梦，我看见她的眼睛不见了，空荡的洞里有虫跑出来；或着嘴角流着血，或者失去了一只脚，旁边还有许多鱼咬啮着她。
有一场死亡沉默地伴随小孩长大，以它多种面貌和意义陪他走过难以驾御的青春期，直到他成了青年；其他异性开始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又开始对广阔的知识与世界感到好奇，这样的梦就稀疏了，然后就消褪了，然后就忘却了。
有一次，他和大学同学们到海边游玩，先前一场雨已经把他们打溼了，反而让他们在海边更肆无忌惮地玩起水来。有一位女孩站在深已没膝的海水里，大声叫：“看我！”她轻轻地往后躺，大字型地躺在水上，海水的浮力立刻将她连衣带裙托起，她穿着白色上衣和连身的牛仔布长裙，像一朵蓝白相间的花朵，漂浮在水上。潮水一波波摇着她，她闭着眼睛漂浮着，摆荡着。我内心像触电一样，这曾经是一幅魂牵梦系的景观，一场安静甜美的死亡，一个神祕难解的成长之谜，我已经脱离了它，但此刻它阴魂不散，以另一幅图象提醒了我。
我别过身，希望不要看那个画面，也不想听见同学们嘻闹的声音，我往海滩远处走去；记忆的箱子开启，有些东西就收不回去了。
（6） 罗斯金的愤怒
大众化火车旅行的兴盛，也许应该部分（或者大部分）归功于“旅游业鼻祖”汤姆士．库克（Thomas Cook,1808-1892）的贡献，他在一八四一年首创包租车厢，带领游客搭乘火车旅游；此举不但使火车旅行变成大众化的活动，也开启了旅行服务做为一种生意的“观光时代”。
汤姆士．库克的新生意，后来也就是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所谓的《土包子放洋记》（The Innocents Abroad,1869）的张本。没错，马克．吐温的确使用了“库克旅行社”的服务，还曾经为文赞扬该公司普渡众生（他自承是个如假包换的土包子）。但在汤姆士．库克还没推出欧洲“大圆圈”（Grand Tour）周游团，以及跨大西洋旅美团以前，他的服务只能说是“土包子进城记”，也就是让村镇的小仕绅与老百姓，有机会付费乘坐新鲜稀奇的火车，进入城市瞠目张望一番而已。
一团一团进城的乡巴佬，像一群傻瓜一样，跟在导游背后东绕西转，对着所有的城市事物呆了眼，也张大了嘴巴，这种城市里冒出来的新品种人类“观光客”，以及他的新活动（以及他的非贵族化的旅行概念），就深深触怒了品味高尚优雅的艺术评论家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罗斯金忍不住恶言相向说：“乘坐火车，我根本不能把它视为旅行；那只是被『送』到一个地方，与成为包裹并没有什幺两样。”（"Going by railroad,I do not consider as traveling at all;it is merely being'sent'to a place,and very little different from becoming a parcel."）
“出团旅行”（乘坐火车、轮船或后来固定航线的飞机），只不过是“运送包裹”，也就是说，汤姆士．库克不过是另一个联邦快递（Federal Express）；这句话骂得令人拍案叫好，但也令所有的现代人心虚，我们当中，谁又是从不使用旅行社的服务，可以丢掷第一块石头的人呢？
这当然不是罗斯金所面对的时代。罗斯金出身良好，受最好的照顾与教育，进入牛津大学时也成绩出色；他的艺术思想的发展，与他几次的欧洲旅行密不可分，第一次旅欧使他动念写下揭橥“自然真实”思想的《现代画家》第一卷（Modern Painters,1843），第二次赴法国度蜜月，使他开始写里程碑的《建筑七灯》（Seven Lamps of Architecture,1849），而第三次游威尼斯，更触发他写下不朽的《威尼斯之石》（The Stones of Venice,1851）。罗斯金的旅行与当时其他贵族没有两样，他们都有仆役陪同，雇车买舟，自行安排所有独立、独特的行程（绝不是任人“运送”到某地）；他们对旅行目的地也都有足够的文化了解与历史知识，能够欣赏并体悟异乡文化的精髓，绝不是张大嘴巴看热闹的乡巴佬。
正当罗斯金追随他的贵族前辈如歌德（Johann Wolfgang Goethe,1749-1832）等人，在游欧之旅里得到灵感与启蒙的时候，罗斯金却独自面对了历史上知识分子不曾遇见的骚扰：一群一群瞠目结舌的“包裹”，呃，“观光客”，才忍不住大发雷霆，发出了上述的“罗斯金愤怒”。（罗斯金经验的“洁白无瑕”也许与他难忍愤怒有点关系；请容我在此也转述一个姑妄听之的“佛洛依德式八卦”，有一位女史学家追索罗斯金与妻子不睦的历史，她怀疑罗斯金从小研究纯粹的美术史，看到的希腊美女都是洁白无瑕的形象，新婚之夜被妻子黑森森的阴毛吓坏了，从此对真实女体敬而远之，失去了兴趣。）
别忘了火车在罗斯金时代还是新生事物，一八三五年法国才架设第一条载运乘客的火车铁路（一开始的铁轨是给马车的，不是给火车的）；一八四一年库克第一次推出火车旅行团时，罗斯金已完成他的第一次欧洲之旅，但汤姆士．库克的业务一直要等到一八五一年伦敦举行“水晶宫博览会”（Crystal Palace Exposition）才为大众所熟知，此时罗斯金已完成他的威尼斯之旅三年了，他主要的旅行已经都结束了，他丝毫不需要（也不曾享受）火车带来的方便。
对罗斯金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黑色强大长长的火车，喷着烟与火，发出尖锐的汽笛声，一面割划开大地，闯入另一个目的地，这是破坏者的形象，绝不是“孤独漫游者”的旧旅行形象；旅行，本来应该是踽踽于途，应该是观看、沉思、与学习，不应该呼朋引伴和带队成团，更不应该是喧嚣、发呆、与显示无知。
但比起来，来自民主的美利坚共和国的马克．吐温更像是有先见的人，他已经预见旅行的“民主化”了（大众已经来了，他们也参加了旅行），和民主政治一样，某种“庸俗化”也势不可免，未来的旅行，你必须和一群嘻嘻哈哈的“土包子”（the innocents）一起进城或放洋，一起簇拥着观看“威尼斯之石”或“红磨坊之秀”，这已经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对不起，我曾经说不再提这两个字，但这一次我谈的是“过去”）。呼啸而过的火车，和愈建愈远的火车站，没有理会罗斯金的愤怒，依旧一步步成为旅行世界最重要的景观。
我自己当然是“后旅行时代”诞生的世代，小时候，我们是看到火车就兴奋的人，从来不知道有“罗斯金的愤怒”；那一列长长的、黑色的、强大的金属火车，尖叫喘息地穿过山坡和田野，彷彿是一种巨大的能量，足以改变我们的世界与命运。我们忍不住拔腿狂奔，在田里佯装追逐着它，想跟着它离开熟悉到已无新意的家乡，转化场景来到某一个新世界，在那里，一切梦想都要成真，一切无聊苦闷的成长过程都要烟消云散。
偶而会有一些机会来到火车月台。有时候是接人，那个时代旅行是庄重而严重的，远方的亲友要来，你收到信时已经坐立难安，计画着要如何盛情接待他们。第一件事，我们会买一张月台票，站在那个发车地名的牌子下，等待远来者的现身；奇妙的，那个地名牌子永远信守承诺，一列黑色长长的火车驶进车站，一定吐出一位你正在等待的人；或悲或喜，火车月台是一幕幕通俗剧上演的地方。
有时候，真的是轮到我们的旅行，你心焦如焚地在月台上等待着，圆型大钟好像动也不动，终于比平日更巨大的火车停在你面前，你挤了上去，找到坐位；喀啦一声，火车启动了，摇摇晃晃出发了，你几乎还清楚记得每一次不可抑止的兴奋之情。这一切太不寻常了，空间是不寻常的，喀啦喀啦的行进声音是不寻常的，倒退的景色是不寻常的，火车上的玻璃杯和茉莉香片是不寻常的，铁路便当里酱油色的排骨也是不寻常的；就是这些不寻常，对照平日生活千篇一律的家常性，陌生事物本身就有嘉年华的气氛。火车旅行是欢乐的，不凡的，盛大的，让我们憧憬向往的。
后来你真的远离家乡，也是靠一列长长的火车分开你和旧日的生活；如果你在异乡受了挫折，像陈映真《夜行货车》小说里的主人翁一样，你也仰赖一列火车把你回复旧日的安慰。火车就是Switch键，按一次变出一个世界，再按一次就恢复正常，直到火车从我们的生活淡出为止。
出国旅行的时候，常常会想要选择行经田野山涯的缓慢火车，那是一种时间的奢华，喀啦喀啦的行进声记录着时间的流逝，你内在生命也有一小部分正在流失；看着陌生国度的景观，竟然常常看见旧梦里的熟悉事物，多幺奇妙。你多幺希望这列火车的目的地是“过去”，回到你仍天真无知的时候，但我们永远在“现在”一站下车，继续自己的旅程。
我也许应该向罗斯金说，别为你未来的事生气，它已经过去了。
（7）蛇
它扭曲着身子，缓慢吃力地爬行着，浑身裹着溼泥，脏兮兮的丑东西。但我旁边的同伴略带撩拨地说：“你敢打它吗？”
那是一条疲乏困倦的蛇，而此刻正是深冬的一月；池塘放尽了水，不知如何把这条冬眠的水蛇给惊醒了，它钻出藏身之处，艰难地弯曲地爬走在池水枯竭的塘底溼土上，速度非常缓慢，好像是罹患了痴呆症，和它平日狡狯迅速的形象完全不一样。旁边的邻居小孩推推我，说：“嘿，蛇呢，你敢打它吗？”
一股热血冲上我的脑门，我说：“当然敢。”我拣选了一根坚硬的树枝，立刻往池塘走去。这是我们家搬到乡下的第二天，我刚刚才出门和其他田里游戏的邻居小孩接触，我介绍自己是北边海港新来的“阿宏”，他们没答腔，眼睛流露出对陌生地来客的不信任，其中一个小孩想用蛇来吓我，我虽然从没看过蛇这种扭曲的怪东西，但又怎幺可以示弱？何况再过三个月不到，我就要满六岁了呢。我拣起树枝，壮着胆说：“蛇？我当然敢打。”
我大跨步踩入池塘的溼泥，两脚立刻陷了进去，拖鞋也黏陷在泥淖里，第一步就受了狼狈的挫折，但我也不气馁，顾不得拖鞋，赤着脚走近那条灰扑扑又已经疲惫不堪的蛇。我举起树枝，重重打在蛇的头上，把它打进泥土里，但它好像一点事也没有，池塘底的泥土又溼又软，受不了力；我心里有点慌，拿起那根粗壮的树枝，像下雨一样，一下一下快速敲打着蛇的头颈之处，我不知道自己打了多少下，总之，我的手也痠了，整条蛇陷在溼泥里，上半截已经被我打扁了，它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了。
我丢下树棍，拣起沾满泥巴的拖鞋，走回到孩子群中，突然间，小孩子们的眼神有点不一样，其中一位还主动把他的弹弓借给我。奋力打死一条蛇的我，已经地位不同了，你不但被邻居小孩真诚地接受，而且享有某种程度的受尊敬。这是初抵农村的我，第一次与蛇的素面邂逅。
但很快地，我就会知道蛇是乡下平常平凡的动物，你的生活周围充满了它们的存在。大约春天三、四月间，它们就开始现身了，我们会在草丛里看到它们蜕下的皮，干干扁扁，透明带纹的，仍然保有主人原有的形状和长度。从小镇旁边穿过的省道公路，夜晚是卡车载货飞驰的重要干道，但道路两旁都还是绿油油的稻田；我们早上上学行经路旁，总会看到路上压得扁平的好几条蛇。这些蛇从一边的稻田想走到另一边的稻田（蛇为什幺要过马路？也许是听到其他蛇伴求偶的声音，或者是青蛙的叫声，青蛙是它们的美食），在黑暗中穿越马路的时候，它们就被疾驶而过的卡车压扁了。
不仅在蜕下的透明麟皮或是在路上的扁平蛇尸，你意识到它们的存在，活生生的它们也是经常与我们相遇的。在田埂上、草丛里，你听到悉悉索索的声音，然后你迅速瞥见一截游动闪过的蛇影，光滑而斑斓，即刻消失在草堆或石穴的遮蔽之中，它们总是那幺安静、敏捷、羞怯、诡异而神秘，很难为你片刻驻停，和你进行某种沟通交流，在自然界里，你似乎无法和它形成任何型态的关系，你只能选择恨它、嫌它或怕它。
但它们的数量不少，常常会相逢。特别在夏天，是小孩子们捕蜻蜓的季节，我们总是努力寻找稀少的品种，用不同的方法捉它。最难捉的品种叫做雷公蜻蜓，那是一种黑黄相间条纹的大型蜻蜓，它孤独飞行，和苍鹰一样高傲，常常栖息在池塘中央的突出物，让我们伸手难及，不得不求助于长竹竿，我们在竿头沾上黏蝇板的黏剂，伸进池塘中央，把蜻蜓黏上。即使如此，雷公蜻蜓机灵警惕，不容易上手，通常只有在交媾的时候才会乐而忘形，让我们一擒成双，只是黏剂常常把猎物搞得一团糟，捉到时也不成形了。
而最容易到手的，是一种一掐就扁的大头蜻蜓；清晨起来赶快到树园子里，与晶莹露珠同时垂挂在树叶上的就是这些成千上百的大头蜻蜓，它们垂直挂在叶上还在入眠呢，你一手一只，可以捉个几十只。雷公太难，大头太简单，我们大部分的兴趣都在小蜻蜓身上，小蜻蜓形体像雷公，但是只有三分之一大小，颜色有黄、有蓝、有红，通常停在田边的花草上；我们用手捉，我们在一只停驻的蜻蜓旁站定身子，不要惊动它，一点一点挪动身体，并把手举起，慢慢地靠近，每一个动作都要稍停片刻，让警戒的蜻蜓习惯你的距离，直到距离够近了，你的手迅即一挥，捏住它的翅膀，你就捉到了。如果一击不中，你跟着它，等它在另一株花草停下来，你再重复同样的动作；捕小蜻蜓比的是耐性，EQ不高的小孩是捉不到的。
但你不能指定蜻蜓停驻的地方，它有时候停在路边，方便你捕捉，有时候则陷进深草丛堆里，你就感到追随困难。有一次，一只漂亮的黄色小蜻蜓飞进竹林里，我跟进去，地上是厚厚一层枯竹叶，它停在一个竹节上，我欺身向前，贴近它，木头人似的，一动也不动，举起手慢慢靠近它；这时候，竹叶里悉悉索索的声音响起来，我低头看见一条草蛇正走到我的脚边，朴素的黄绿斑纹，发着油光的色泽，它似乎不觉我的存在，迳自从我光裸的脚背上游走过去。它的腹部贴着我的皮肤，冰凉滑溜黏腻（其实蛇皮是干爽的，不知为什幺看着它就给你一种有黏液的感觉），让我背脊发凉，泛起一阵鸡皮疙瘩，我一动也不敢动，那条越过皮肤的蛇彷彿有千尺长，时间的冻结也彷彿有千年之久。蛇走了，蜻蜓也飞了，我还僵在那里不能动弹。
又有一次，我在田里钓青蛙，天色已经转黑了，我一面看着田里的稻株之间的田水，搜索寻找肥硕的青蛙，一面把钓饵垂放在青蛙面前，一上一下地跳着诱引它，终于青蛙扑上诱饵，我随手把它拉起来，不料却拉起一条黑黑长长的东西，吓得我把钓竿也扔了。可见青蛙咬饵的那一剎那，也正是水蛇扑上吞噬青蛙下半身的一剎那，我拉起青蛙，却把咬着青蛙不放的水蛇也钓上来了。
我们平日在生活周边遇见的蛇，大部分是平凡无毒的水蛇与草蛇，传说中各种毒性最强的蛇，并不是常常可以看见。但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课后去溪谷游玩，穿越一片翠绿竹林时，我们哼着歌，用竹子拨开密密的竹叶，我的同学突然大叫拉住我，我定神一看，一条青翠欲滴的青竹丝，嘶嘶吐着蛇信，就挂在我额前一尺处的竹枝上，如果没有同伴抓住我，我已经一头撞上去了。
小镇街市倒是有两家“毒蛇研究所”，有大量的铁笼和玻璃罐子，前者关着懒洋洋的活蛇，后者则泡浸着各种罕见的毒蛇；名字叫做研究所，其实每天干的是杀蛇煮蛇的勾当，老板晚上就在店门口大声推销蛇胆、蛇血、蛇肉的进补价值，讲着各种猥亵的笑话，暗示蛇食的壮阳功能。
街市的另一边偶而有流浪卖药的江湖人物，他们带着布袋，装着隐隐蠕动的活物，一抖布袋，就摔出来两条硕大的眼镜蛇，扁平巨大的颈部鼓起来，直竖起身好像要攻击人一样，卖艺人有时还把蛇抓起来吓吓周围的观众，然后才表演他们驯蛇的绝艺，并且推销一种用蛇鞭制成的药粉。为了显示蛇鞭神祕性能力的来源，卖艺人拉直蛇身，用力踩着蛇头，大叫一声：“给我死出来！”在蛇腹的中央，果然张开一个小口伸出一根勃起分叉的蛇鞭，卖艺人随即发挥讲出一番食鞭补鞭的道理来。
蛇对这位乡下小孩的田野活动与街头教育（以及性教育），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印象与影响，这当然也是台湾已然消逝的生活之一。但二十年后，一位在纽约开餐馆的香港友人把我带到家里，端出泡着三条黑白花纹百步蛇的玻璃大瓶，笑嘻嘻地说：“看，上好的三蛇酒，你敢喝吗？”这口气太像当年那位怂恿我打蛇的邻居小孩。我硬着头皮说：“当然敢。”酒倒出之后，我一饮而尽，除了心里毛毛之外，其实是什幺滋味也没有。
（8）木瓜先生
林老师是我小学一年级的老师，人们称他“木瓜先生”。
木瓜先生的头已经秃了，带着一副圆框眼镜，脸也是圆的，见到人总是瞇着眼点头微笑，很亲切也很可爱的老人。他的国语很不标准，带着浓浓的台湾腔和用力过度的卷舌音；听说在日据时代他是一位名师，日本政府还颁过奖给他，但他的国语却是国民政府治理台湾以后才自修学习的。
木瓜先生是位木瓜专家，对木瓜的种植与应用有许多发明与发现，后来我又发现他也是凤梨专家，山梨专家，以及很多农产品的专家；也难怪，他是个乡村农夫，也是读了书的知识分子，又被时代闭锁在一个四面环山的小镇，除了在自己的后院和田里，他还能研究些什幺呢？但他显然是乐在其中的，每隔几个星期，他就会在升旗典礼过后，对全校小朋友演讲他的研究新发现，譬如“木瓜与牛肉同炖，可使牛肉熟软的时间减少一半。”在这个过程里，总有几位小朋友在冗长的演讲里被太阳晒得不支昏倒，但多数家里种田务农的学生都吓了一跳，牛不是家里一起耕作的亲人吗？怎幺能煮来吃呢？我自己也一直到长了很大才突然想起来，加了木瓜的牛肉，煮出来的味道怎幺样呢？
我会成为木瓜先生的学生也是一个意外。
上小学第一天，我跟着姐姐到学校注册，要上学了当然是既兴奋又紧张，但第一天没什幺特别印象，只是被一些老师呼来唤去，分到教室班级，也领到新书包和新课本，早早就放学了。下午，我又找了隔壁的玩伴一起去钓青蛙；钓青蛙是我们乡下小孩的重要娱乐，你需要一根竹竿，绑一条线（偷妈妈针线盒里的线就可以了），线头再绑一截蚯蚓，走到田里，眼睛瞪大寻找你的猎物，当你发现一只肥硕的青蛙时，你的行动要更加安静小心，把竹竿伸出去，将蚯蚓的饵放在青蛙面前约二十公分，然后真正的技巧来了，你用手腕让竹竿轻轻一上一下地跳动，饵就在青蛙眼前晃动，当青蛙受不了诱惑，跳上前咬住饵时，你把竹竿一拉，立刻把青蛙甩进准备好的塑胶袋里，这样就成了。
我是一个乡下钓青蛙的好手，不到一小时，共用的塑胶袋里已经装满了我们两个人钓来的青蛙，我们可以回家了，但袋子里的青蛙要怎幺分？我觉得我钓的多得多，应该要多分一些，玩伴觉得应该一人一半才公平，两个人就吵起来了。吵不过我的邻居小孩生气了，用力推了我一把，我头下脚上跌到田里头，整个脸埋进了烂泥里；旁边的大小孩跑过来七手八脚把我从田里救起来，有一位小孩大叫：“头上流血了！”
我被扶到家里，满头满脸的泥，身上大概也全脏了，妈妈一面生气，一面打来一桶水帮我洗脸，但我的头才放进脸盆，脸盆的水全红了。额头上有一个伤口，泥巴洗去后，鲜血像喷泉一样涌出来，妈妈也慌了，抱起我往外跑，邻居的大哥哥也冲过来：“来，快送去诊所。”在稻田旁边，妈妈又拦住一辆铁牛车，驾车的农夫看到那泉涌的血也吓坏了：“怎幺会伤成这样？”铁牛车一面噗噗噗冲往大街上的诊所，抱着我的邻家大哥胸口全染红了。进了诊所，大叫医生救人，护士说医生在睡午觉，我去叫他；妈妈急得在诊所里东翻西找，想找止血的药，找了一种药膏涂上去，血像受到刺激一样，啪啦啪啦涌得更凶。这时候，穿着白衣的医生大跨步跑回来了，挥手把妈妈赶到一边，一面问，旁边的人七嘴八舌的回答，医生不慌不忙，先剪开已经被血染湿的汗衫和裤子，清洗，止血，然后用一种东西在我伤口上钉钉钉，我觉得头愈来愈昏，天色也愈来愈暗，我张不开眼，但感觉得到诊疗室窗外挤满了观看的人。
我快睡着了，听到医生和妈妈说话：“伤到动脉…缝了三针…血流太多…先带回家…看行不行…可能脑部会受损…。”妈妈则是抽泣低应的声音，我昏沉沉地睡去了。
我“睡”了几十个小时，我听到家里所有的声音、进行中的所有事情，也听到所有家人对我的事件的讨论，以及邻居来探望慰问的过程，但我没有力气争开眼睛，也没有力气说话。再醒来的时候，已经不知道过了多久，看到妈妈欣喜的表情，我觉得饿了，我知道我活过来了。
接下来的十几天，我都待在家里，每隔两天就去诊所换药，但我觉得太无聊了，所有的小孩都在上学，只有我一个人在家看着新书包和新课本。我要妈妈让我去上学，妈妈说：“不行不行，你伤还没好。”一次在诊所，我听到妈妈在隔房轻声问医生上学的事，医生说：“晚一年上学也没关系吧，他的头壳有没坏掉要再看一看。”回家的路上，妈妈牵着我一言不发。
但我太想上学了，新书包还没用过呢，我内心有了一些勇敢的决定。第二天早上，趁着妈妈上菜市场，我背上书包自己一个人走到学校去，已经九点多了，校园里空无一人，每一间教室都传出上课朗诵的整齐童声，间歇传出老师不同腔调的解说声。我的教室在哪里？我完全不认得两个星期前分配的教室，我一间一间去探望，学生们都回头看我，太奇怪了，这个在窗口张望的小孩没有穿制服，头上一层层缠着白纱布，却背着学校的书包，教室里的老师转头瞪着我，我赶紧换到下一间教室；直到来到一间教室，小孩看来和我一样小，秃头的老师讲课停下来，笑瞇瞇慈祥看着我，教室中还有一个空位，我走了进去，走到空位坐下来，老师没问什幺，好像一切都在他了解之中，他走过来摸摸我的头，叫我找出课本，看“小花狗玩皮球”一课。
过了一会儿，一个迟到的流着鼻涕的小男孩匆忙走进来，到了我旁边说：“这是我的位子。”然后一面扯着我，一面放声大哭。这个时候，妈妈也赶到教室外了。我不肯还坐位给那位哭泣的小孩，也不肯理会妈妈严厉示意的眼神，圆脸老师堆满笑容走出去和母亲讨论，我只听见老师说：“他爱念就让他念念看，跟不上我们再想办法。”
妈妈终于走了，老师去搬了另一张课桌椅来，让那位迟到的小孩坐在后面，他继续上课。这位圆脸老师太好玩了，他把每一课课文都编成歌曲，一面弹风琴一面教，我听一遍就把课文都记下来了；他又回头复习前面的课，又唱了好几首歌，也许是刻意让我跟上。下一堂课，他说我们学校要做一点测验，大家放心考试，不要害怕。考卷发到我的时候，他笑着对我说：“不会就空着，没关系呀。”我拿着生平看到的第一张考卷，发现上面说的我都能明白，我跟着画了一个个圆圈和三角形（我们还没教到写字），直线和斜线，很快就写完了。
第二天，妈妈带我去上学，站在教室外和老师商量，林老师摸着我包着纱布的头说：“他没问题，他昨天考第一名，我要给他当班长。”妈妈放心的走了，看起来这个小孩并没有受到脑部的伤害。林老师喜欢这位聪明又爱上课的小孩，他下了课找我去他办公室，给我一个梨，说：“吃吃看，我自己种的。”
老师常常在学校里巡视每一棵树，我们才听其他老师说他是“木瓜先生”。他最喜欢每学期学校办的农品展，家里种田的学生都要把家里最好的农产品带来，你会看到两公尺长像长板凳一样大的冬瓜，可是白萝卜却像冬瓜一样大，而茄子又大得像条萝卜，豌豆荚却长得像茄子那幺大，那些平常功课不好的农村小孩今天充满了骄傲，因为他们家的高丽菜最大株。
老师喜欢带着我在农品展里东转西逛，品头论足，和学生的农民家长讨论种植的方法。他也带我回他的农家，看他的农业实验（把梨树的花从这里接枝到那里，他会拿着花对我说：“看，这就是头状花序。”），我坐在他的摩托车后坐，他昂首挺胸，直直地往前开，路过一亩亩农田，两旁工作中的农夫都从田里站起来向他鞠躬，他也略微点头表示回礼，大家都尊敬他，因为他能解决所有田里发生的问题。
我从摩托车后坐环腰抱住他，觉得非常骄傲，这是我的有学问的老师，我长大要像他一样。
（9）张望者
天色才刚有一点点亮，天空大部分还是沉重的墨蓝色，但远方已有一抹发光带白的浅蓝色。从窗户看出去，前方那一条白昼车流如水的省道公路，现在还是一片死寂；道路两旁的路灯还亮着，橙黄的灯光打在一棵棵的街树上，把部分树叶照耀成艷丽的黄绿色，却把另一些暗处的树叶对比成墨紫色。挂在涂着沥青的电线杆木的街灯，橙黄灯泡光晕的周边，白茫茫散着一片雾气，好像有人漫天洒着细细的水珠一般。
六岁的小孩，当时的我，坐在窗台之前，隔着纱窗，正安静地盯着远方张望，看着因为天亮而逐渐甦醒的世界。他看着那一条沉默的道路，知道暗淡的街道很快地将会变得鲜活起来，一开始极可能是一辆摩托车，一位戴着口罩穿着雨鞋的男子，载着切成对半的猪身，猪皮上印满紫蓝色的税章，快速往南投方向驶去；不久之后将会有第二辆摩托车，载着另一半猪身疾驶而过，然后是第三辆，第四辆，第五辆，第六辆，中间或许穿插着轰隆隆的卡车，摩托车有时候总共是八辆，或是十二辆，有时候甚至是二十辆，我不曾数过更多。
载运温体猪肉的屠夫们总是匆匆忙忙，他们从街那一头的屠宰场出发，赶着把新鲜的猪肉送到邻近村里的菜市场；屠宰场清晨三、四点钟就开始忙了，夜里头猪只发出凄厉的巨大哀嚎，几乎整个村子都听见了。奇怪的我们这些小孩从未因此感到同情或哀伤，如果夜里一片安静，不闻猪只的哭泣，反而意味着那是每月两次禁屠的日子，第二天我们将无肉可买，那才是令人感到失落的事。如果我五点钟天未亮陪着父亲外出散步，就能看到屠夫们和父亲用日文或台语打着招呼，他们正在清洗透着黝黑的石头地板︵已经看不出不久前杀戮的痕迹︶；旁边放着好几桶冒着烟的热水，里头有着一块块颜色仍旧艷红的猪血，那是最新鲜好吃的猪血，这个时候直接向屠夫洽买猪血，一块钱就能有脸盆大小的一大块。
载着猪肉的摩托车总是街道醒转的序曲，然后就是卖菜的。先是一辆脚踏车的吱哇声响，熟悉的卖菜农人叫着，白菜喔，蕹菜喔，波菱仔菜喔；邻居有人会应声说：“卖菜的，这一边。”他就会缓缓把脚踏车骑过去，脚踏车前端挂着两个篮子，后面还载着一个竹篓子，里面塞满了早上刚摘下来的青翠绿菜，洒在菜身上的水，像是晶莹的泪珠。有时候叫住他的，就是在厨房里忙碌的母亲，我就会在窗前看见妈妈走出去，和卖菜的农人议论价格，通常她会多得到一点善意的回应，一把青葱、一块嫩姜，或者几只红红的辣椒。
脚踏车离去之后，另一位挑着担子卖菜的人也将出现，他也是叫喊着，韭菜、豆菜、高丽菜，他的声音宏亮短促，不像脚踏车卖菜的那样拖长了尾音。他的菜园离我的学校不远，如果我们错过早上叫卖的他，母亲就要我放学后去他田里买一个高丽菜，他会要我在田里一畦畦高丽菜中自己挑一株，然后用一把锐利的小镰刀，轻轻在高丽菜底部划一下，一棵硕大肥美的高丽菜就让我抱在怀里了。
卖菜人的声音远了，另一个充满韵律的叫声又从街角传来了：“包子馒头，包子馒头。”馒头的尾音先拉长再往下降，好像唱歌一样。那是北方的外省口音，一位长得圆滚滚的穿汗衫老兵，骑着脚踏车，背后载着一个大篓子，卖馒头的时候，他吃力地把车停好，笑呵呵地掀开篓子里一层又一层的厚厚棉布，最后一层是还带着溼气的白巾，再翻开，露出热腾腾白胖诱人的馒头和包子。邻居的三姑六婆总爱逗他：“胖子，多给我两个包子，我替你做媒，让你娶某。”胖子无力招架，只能呵呵呵陪着傻笑。
然后是卖饼的来了，脚踏车背后载着的是一个圆形平扁的竹篮，他叫着：“豆标，豆标，烧的豆标。”豆标是一种简单的大饼，做成圆圆一大个，再切成一片片三角形，有的是芝麻馅，有的油酥馅，现在不太看得到了。豆标不是生活必需品，通常街坊的反应比较冷淡，常常寂寞地转了一圈就走了，我没有看过母亲向他买过东西。
这时候公路上的脚踏车、摩托车、卡车、客运车都开始忙碌起来，喧杂交错的声音与车影让我无法集中注意某一个对象；天色不知何时已经从蓝色转成金黄，地面上有着金黄色泽的反光，路灯也已经悄悄熄灭了，在我身后家里的餐厅和厨房，也开始乒乒乓乓响起了匆忙准备的声音，那是哥哥姐姐们上学前的纷乱，这时候我知道，一天又要开始了。
童年的早上，好像都是这样开始的。窗户后面的我，彷彿是一个不动的沉默塑像或观影者，窗户外面则是一场每天固定上演的彩色影片，窗框是它的大银幕。这个小孩常常每一天呆坐两个小时，看着天色的流转与人事的流转。他看见卖菜的人每天来，有时候他们没出现，他们的太太或小孩代替出来卖菜，那表示他生病了，或者到远方探亲去了；如果他们从此不再出现，他可能是死了或者是搬走了。窗户是这个小孩了解世界的唯一线索。
坐在窗口他会看见，日常生活的例行仪式，买菜或者讨价。但也会看见邻里偶然的喧哗争吵，从吵架的内容你会知道那是关乎婚姻出轨或者是财产争执，有时候，一位冤屈的妇人会对着街头大声哭诉丈夫的暴力与不贞；或者，对吵的两人会在街头相互斥责陈述，并且要邻居评评理，多半邻人都会善意地劝阻，没有人打算辨别是非，因为两天之后这些争吵将会变得不曾发生一样。
坐在窗口他会看见，广场里来的走艺团，他们穿着戏服演“甘罗拜相”，一连演两个星期，每演完一段，穿着戏服的演员就会开始向四周的观众兜售一种可以治百病的药；戏团女子扮起男装来俊美之极，有时候他真想追随她们到天涯海角，但这些戏团及其成员总在某一天醒来就消失了踪影。但你也不必太难过，再过几天半个月，总有另一个歌舞戏团，会敲锣打鼓再度来到广场，带来轻歌热舞或另一齣戏码。
坐在窗口他也会看见，某一位街坊老人身后的葬礼，那位村里智障的憨春仔一定走在送葬仪队的最前端，拿着一枝长长绑白布的细竹竿，兴高采烈地大步走着；等憨春仔笑嘻嘻拿着红包从坟地回来，邻居就会嘲笑他：“憨春仔，你今天第一名喔，可以娶某囉。”憨春仔也以为是赞美，羞红了脸，但笑得乐不可支，村人也觉得这是永不疲乏的笑话，乐得一再地重覆。
坐在窗口他会看见这些人生的重覆，以及它的荒谬与无关紧要，如果他坐得再久一点，譬如说一、两百年，他或许也可以看到朝代的更替，和历史的兴衰，也一样是荒谬重覆和无关紧要。
但他更常看见的，是邻居小孩放鸽子的景观。在每天傍晚时分，邻居小孩总是准时爬上屋顶打开鸽笼，一群二十几只的鸽子立刻振翅飞出去，啪啦啪啦的声响加上小孩吆喝的声音，小孩吆喝是要指挥鸽群的方向，鸽子在空中盘旋，听着声音整齐地转向。远方也有人在放飞鸽子，另一群鸽子盘据了天空的另一角，我也会听到传来的吆斥之声；两群鸽子有时候会飞得很靠近，鸽子主子就会发出警告的叫声，禁止牠们混在一起，因为混合的鸽群会带走一些迷糊跟错群的鸽子。那些盘旋的鸽群像是在黄昏的金色天空中飞舞的黑点，牠们慢慢模糊了形体，只剩下一幅定格的画面。
这些画面的意义不明，如今只是他生命中失去的诸多事物的一件。本来他是一位无知的张望者，他坐在窗后静止不动，世界在他眼前流转飞扬；如今他自己变成了旋转不止的陀螺，而世界在一旁冷冷看着他，一动也不动。
（10）我爸爸的恐龙
我有一位管理资料井井有条的姐姐，她把读过的每一天报纸都按日期整整齐齐地叠起来；我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这一堆蒙尘的宝藏，开始就在课余依日期一张一张读了起来。最先读到的是高阳的连载小说，他最早的历史小说<少年游>、<荆轲>，都藏在这一堆50、60年代交替的旧报纸里，当时带给我的阅读悸动，现在回想起来，恐怕是比他后来细节丰富、结构松散的小说要强烈得太多。
但这一堆旧报纸里的材料还不只是这样，我在里头看到迷人的<林叔叔讲故事>栏目，读到美国扭扭舞以及迷你裙流行的消息，看到007詹姆士．庞德的<你只能活两次>的漫画连载，以及合唱团披头士风靡全球的报导；这些不该在我的年龄读到的旧闻与故事，流连在我的脑中，我后来也无法分辨哪些是当时报纸读到的新事，哪些是我在下午不上课的时光浏览旧报纸所得，我的年纪突然往回延伸了五、六岁，我记得许多“从前”的事，这使我在同辈中成为最神秘而古老的人。
在那个阅读材料匮乏的年代，我飢渴而灵敏地扑向每一种可以满足心智追求的片纸只字；但如果在那一堆报纸之中，偶而缺了一天，连续的故事出现了一段迷失的环节，可以想像它如何困惑这位刚刚开启阅读之门的小孩。他常常在入睡前苦苦思索那片失去的段落，想像它的各种可能，像是推理又更像是幻想，他必须使自己相信其中一种推想，但他也许一辈子没办法知道真正的原貌是什幺，想到这里他有时感到超出年纪的哀伤，甚至动摇了童真。
除了一个意外的例外……。
有一次，我无意中找到一张旧的<国语日报>，这是常有的事，它可能是包装纸、可能摺叠起来垫在桌脚，或者任何旧报纸可能有的用途。我没有注意它的日期和我发现时的关系，但一张插图牢牢吸住我的眼光，那是一只有着斑马条纹的可爱恐龙，有着胖嘟嘟的身材和一条长长的尾巴，头上有一只独角兽式的角，最令人向往的，牠的背上还一对小小的翅膀；我攫住报纸，故事的名字叫做<我爸爸的恐龙>，又是一个悬疑而引人入胜的标题，屋外正淅沥淅沥下着夏日的午后雨，我，那个小孩，就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
故事里说有一个小孩，在下雨的街上捡回来一只溼透了的老猫，他把它藏在地下室，给牠烤火取暖，也给牠喝牛奶，但母亲回来发现后大发雷霆，告诫小孩决不可以把街上的野猫带回家。小孩只好失望把猫送出去，他为大人们的不礼貌像猫道歉，两“人”在公园里游荡，交换一些可以安抚心情的想法，老猫问起小孩的心愿，小孩说他想要拥有一架飞机，可以飞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猫说牠没办法为他找到一架飞机，但牠知道有一只会飞的龙，被锁在一个小岛上做渡河的奴隶，如果小孩可以去救牠出来，牠就可以成为他的飞机。小孩在夜晚就收拾他的各种宝贝家当，离家出走，藏身在货船之中，前往小岛去救恐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