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优雅的咖啡饮者，当然可能还可以讲究器皿、时间、点心、和环境气氛，以及和什幺人共进咖啡，谈什幺话题（诗文也许可以下酒，哲学却适合不加糖的咖啡），但讲究到一个地步，一种败家倾颓的靡烂气息也就离得不远了。
咖啡与人比较真实的情况应该是，你早上睡眠不足醒来，昨日的余倦未消，今日却还有四个会议、五个面谈等着你，你的身体与理智分道扬镳，不和听谁的才好。对我来说，此刻我意志单薄，心理动摇，就像站在魔鬼面前的浮士德一样，我只能叹息说：“我的灵魂你拿去吧，此刻只要换给我，一杯黑得像背叛、热得像畸恋、苦得像癌症、焦得像战场、神得像鸦片的咖啡，就好。”
黑夜的颜色
地狱的热度
爱情的甜蜜
（21）咖啡馆里的革命者
有一次我曾经提到，钱穆先生在三十年前的演讲中用了咖啡做譬喻，解释孟子的“所过者化，所存者神”。我觉得他不但生动巧妙地诠释了孟子，也意外地点醒了咖啡的提“神”作用；咖啡如果不“神”，我们耽饮这杯黑色苦水要做什幺？朋友看我镇日以咖啡当饮水，状似自残，询以缘由，我只能用杜撰的打油诗自嘲，心虚地辩解说：“连日残业常无眠，一杯咖啡如有神。”（“残业”是日文，加班的意思。）
咖啡传说在上古出现于衣索匹亚，牧羊人兼诗人卡尔弟（Kaldi）发现羊只吃了某种树果而亢奋“起舞”，他好奇试食之后，也“快乐地加入了牠们”，连美妙的诗与歌都不假思索，从口中泉涌而出，一种如有神助的刺激物就从此诞生了。但在邻近的伊斯兰教或基督教的“一神教”信仰里，都是“除了我，你不可以有别的神”的唯一与至高的概念，他们容不容得下咖啡这种别的“神”呢？幸亏，历史上高智慧的伊斯兰学者为咖啡找到许多神学上坚实的存在理由，因而保住咖啡不至于沦入魔鬼掌中，后来先成为伊斯兰教世界最重要的日常饮料。有经验的大旅行家甚至说，阿拉伯人绝不与敌人共饮咖啡，如果他们请你到家里喝咖啡，就是真诚视你为朋友的表现，一天半之内，你是绝对安全的。
咖啡的种植大约在六世纪传到阿拉伯半岛的叶门，再通由叶门普及于阿拉伯世界；十六世纪，土耳其人攻打维也纳，退军之后留给了欧洲人喝咖啡的习惯；十七世纪荷兰人通过荷属东印度公司把种子带到印尼种植，十八世纪初法国人则在马达加斯加外海波旁岛（Bourbon）试种咖啡，再由此传往巴西；从此咖啡种植遍及中南美、亚洲、非洲三大洲，这是后来大家熟悉的事。但咖啡性喜高湿高温，只产于南、北回归线之间，可是最大的消费地区却都在北回归线以北的欧洲、美国、日本，迫使咖啡必须贸易流通，穿梭于大洋，成为当今之世仅次于石油的第二大贸易物资，这绝对不是昔日与羊群共舞的牧羊诗人所想像得到的。
阿拉伯人何以认为咖啡与伊斯兰教义没有牴触？甚至把它命名为Qahwa（读做Kafwa），三个子音代表的意思包括了“坚忍不拔、内在感动、欢喜无忧”（我想不出比这三个描述更能准确赞美咖啡的任何言词）。原来圣者发现了咖啡的几个美德：第一、它能够帮助僧侣守夜。在真夜满天星空中祈祷敬天，本是伊斯兰教徒的恩典，教义中更要求僧侣轮流守夜，做为重要修行，黑色圣水恰巧可以帮助你彻夜清醒；第二、它能够抑制食欲。沙漠民族视臃肥丰满为柔弱病懦的象征，瘦削飢饿才合乎美与贤的条件；他们有强烈抑制食欲的禁欲主义传统，加上伊斯兰教每年的断食斋戒月，咖啡更成了强化意志力的实用良伴。
阿拉伯世界里历来为咖啡辩护的伊斯兰教学者很多，十六世纪的阿拉伯学者阿布德．阿卡达（Abd Alkader）在一五五八年所写的《论咖啡的正当性》最为重要，该文在十九世初被译为法文"Traite de la Legitimite du cafe"在欧洲流传，这些伊斯兰世界天人交战的咖啡神学论述，才逐渐为其他世界所熟悉。
奥图曼帝国治下的土耳其伊斯坦堡，十六世纪中叶出现了咖啡馆，标识了咖啡文明史上的大事；而它的进展神速，仅只十年间，城中咖啡馆数量就跃增到六百多家。当时的咖啡馆土耳其语称为“咖啡哈内”（Kahvehane），哈内其实是指商旅客栈、朝圣旅馆之类的临时租用空间，也许我们应该译做“咖啡栈”才对。但咖啡栈很快就风行成为新的社交场所，提供了一个当时正在兴盛的贸易商谈的润滑机制。
本来土耳其继承罗马人的传统，最重要的社交场所是公共浴场，在热水浴、冷水浴、与蒸气浴之间，在按摩与色情之间，权势与财富在此既公且私之域，彼此放松警戒，交换利益与协议，达成官式场所做不到的事。咖啡馆的出现，成了另一个“自由感”洋溢的场所，也造就了一种全新的生活形态。
“自由感”洋溢之处，有时候是危险的，因为一切“反抗感”也会伴随而来。在既有的“私空间”里，或已完成特定使用任务的“公空间”里，都没有新的可能性可以发生。咖啡馆在这里，提供了一个暂时的不特定多数人集结之处，就接收了所有正在发生的力量。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时期，一开始的作战司令部都在巴黎的咖啡馆里，这里透露了某些有趣的线索，不是吗？
台湾早年的党外时代，民主运动的革命者当然也只有咖啡馆可去；公开集会是禁忌而危险的，一种有住所的“革命总部”更是不可能的，咖啡馆就成了临时搭建的通讯处与交会处；结识盟友、讨论行动，一家一家流转聚会的咖啡店就扮演了从此处到彼处的空间。
二十年前，我失业在家，对前程困惑难明，朋友说：“开家咖啡店吧。”因而我在台北东区还不热闹的街道里有了一家很小的咖啡店。很快的，因着我原有的工作背景，咖啡店主要的来客是新闻记者、作家、文艺圈与影剧圈的工作者，还有，和这些人过从甚密的“革命者”。
革命者，和其他族群一样，也是多样多面，他们有的热情洋溢、有的鬼鬼祟祟；有的博学多闻，有的猥琐草莽；有的大声喧哗，有的静默警戒。但他们共通对社会的不满溢于言表，永远有你不知道或不敢相信的内幕消息；更有趣的，革命者共同的特性之一，是不爱付他们的咖啡钱。
革命者和僧侣一样，他们是习惯受供养的人；僧侣漠视此世，推销彼世，革命者也一样，他们也提供“下一个政府会更好”的允诺乡，至少他必须让我相信这一个政府有多幺不堪。当时我还年轻，对彼世与下一个政府，都充满了向往，也不在乎为这些革命者付一两杯咖啡的钱；但他们愈来愈多，呼朋引伴，对别人付帐视为当然。我才想起来，小说家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不是早在他的经典之作《我们的人》（Nostromo,1904）里头已经向我们暗示，要革命者为信仰牺牲容易，要他们守住一桶钱可就太难了？
这些流连于我的小咖啡店的革命者，现在大半变成有权有势的名人了；有的选上公职又因丑闻下台了，有的入了新政府内阁，有的进了国会殿堂，有的成了义正词严的媒体宠儿。但我只要想到当年他们推拖迁延、避免沦为付咖啡帐的人的滑稽模样，就觉得咱们的国家有点危险。
我无意提供内幕给大家笑谈议论，我只是从这里看见咖啡馆的性质；是的，咖啡馆是变身之地，是你从这里到那里的出发之地。我自己不也是吗？每次人生转折，坐咖啡店的时间就多得不可胜数，它是一个临时的场所，把你从私空间里拯救出来，直到你有下一个公空间为止，你在那里成为一个固定的身影。没有一家咖啡馆或者一杯又一杯的咖啡，我们真还不知道怎幺走人生的下一段路呢。
鲍伯．狄伦（Bob Dylan,1941-）在他1976年的唱片《欲望》（Desire）里，就有首歌叫（再一杯咖啡）（One More Cup of Coffee"Valley Below"），歌词象征式地写出行路人在咖啡馆流连的心理意结：
“再一杯咖啡要上路，
再一杯咖啡我就走，
前往下面的山谷。”
"One more cup of coffee for the road,
One more cup of coffee'fore I go
To the valley below."
（22）赛莲之乡
罗马皇帝台伯留（Tiberius,42BC-AD37）有一次在朝廷上语出惊人地问他的大臣：“赛莲们都唱些什幺歌呀？”（What songs the Sirens sang？）满朝文武面面相觑，完全答不上腔，因为赛莲已经很久没唱歌了。
赛莲的歌声本来没有坏的意思，却被希腊盲诗人荷马搞得恶名昭彰。在荷马史诗《奥德赛》里头，希腊远征军大将攸力栖斯（Ulyses）乘船返乡，像唐三藏一般历经千惊万险，其中一难就是“赛莲之歌”。当时，滞留攸力栖斯多年的女神塞栖给他忠告：
“你此去将与赛莲相遇，
那妖魔善使过路人昏惑迷沉。
航海人若无戒备，
当那妖魔的声音轻吹入耳，
从此便见不得妻儿。
原来那赛莲坐在牧地，
四周是枯骨成堆，
并有一堆堆烂碎人皮；
她们于此歌唱，
把个个的灵魂钩系。”
同样的劝告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班超（32-102）出使西域的时候，听说海中有“大秦国”（也就是罗马帝国），乃派部将甘英前往，这是西元九七年的事情。甘英一路前行，《后汉书》里说他“抵条支，临大海欲渡，为安息船人所阻”。安息就是波斯，今之伊朗，当时海上航海人以阿拉伯人技术最高，渡海远行得找他们帮忙；条支在伊朗西部，甘英临海欲渡的地方，估计约在今天伊朗西南临波斯湾的布什尔港（Bander-e Bushehr）附近。
波斯水手又是怎幺拦阻了甘英寻找罗马的呢？在《晋书．四夷列传》里记载了水手说的话，“船人曰：『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怀。若汉使不恋父母妻子者，可入。』英不能渡。”
大海里头有令人恋恋不去的怪物，听到那美妙歌声的人都会自感身世，悲从中来；你这位来自大汉的使者呀，如果不眷恋你的父母，你的妻儿，就请出发吧。
就是这一段话，打消了甘英缔造探险历史的勇气。安息人并不曾欺骗甘英，古代世界神话与知识相邻相亲，互不排斥；赛莲之歌是航海知识的一部分，和大海怪、大漩涡一样，同属于航海意外灾难的一种，如果同伴水手一去不回，你自然可以相信，他是听了赛莲歌声，上岸不回来了，你当然为失去一位朋友而感伤，但当你想到他是在最美妙的歌声中迷醉而死，不幸中有一种绝顶幸福，也就不那幺难过了。
罗马皇帝台伯留问起他的文武大臣关于赛莲的问题时，比甘英犹豫徘徊于波斯湾港边还早一百年，但大臣们的赛莲知识已经很贫乏了。台伯留自己知道的赛莲故事可能比满朝大臣多得多，他是一位“赛莲崇拜者”（Siren-worshipper），虽然二十岁就与继父奥古斯都共同治理罗马，年轻时也东征西讨，战功赫赫，但他对文治武功都没兴趣，对研究赛莲却是兴致勃勃。
晚年（AD27）他提前退休，避居赛莲之乡，也就是义大利南方那不勒斯的卡布利岛（Capri）；他在岛上悬崖僻处兴建了一座庄园别墅，命名“朱比特别庄”（Villa Jovis），在这里他与他的赛莲们欢度余年。可惜这样看来圆满的结局，在史家塔西佗（Tacitus）的《编年史》（Annals）书中被诽谤成一种淫秽的兴趣，弄得今天如织的游人穿梭在卡布利岛的别庄遗迹时，在空荡荡的厅堂里各怀鬼胎，想像的都是《秘戏图考》般的春宫画面。
两千年前台伯留、甘英的时代，赛莲们还出没于海域，那是普遍的常识，但她们究竟唱的什幺歌，连朝中最有学问的文臣都瞠目以对，可见她们的倾颓与不幸已经开始了。
再过四百年，在一四○三年，史上又有记载，人们在荷兰外海袓德海（Zuider Zee）捕获一只赛莲，她全身赤裸，被带到哈伦（Harrlem）。荷兰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在港城哈伦里，这位赛莲穿上衣裳，学习像寻常荷兰人一样饮食，学做针织等女红；书上说她温文有礼，高寿善终，只是终身不发一语。荷兰人显然也不知道赛莲们唱的什幺歌，因为她们已经不唱歌了。
又过一百年，另一个暴发户国家葡萄牙，国家档案里埋藏了许多赛莲的诉讼案件，争论究竟捕获的赛莲应该属于领主还是国王？最后法庭颁布了裁决的命令：“此令即刻生效：海浪冲刷上岸的赛莲和其他海妖，应由该海岸领主交付国王所有。”（Be it enacted-that Sirens and other marine monsters ejected by the waves upon land owned by The Grand Master shall pass into the possession of the King.）
为赛莲兴讼，并劳动法院裁决，可见此时海边出没的赛莲还偶而可见。我不能再举后来史上更多发现赛莲的例子了，你要看更多的赛莲资料，你应该寻找一本名叫《赛莲之乡》（Siren Land,1911）的书，那是现代作家兼现代“赛莲崇拜者”诺曼．道格拉斯（Norman Douglas,1868-1952）的成名作品。他和罗马皇帝台伯留一样，晚年在卡布利岛度过余生，他也想要在一片污染的海洋上寻找最后隐藏的赛莲。
在较早道格拉斯旅居希腊时，一个金色的黄昏，他雇了一艘船，穿梭在海上无数的无人岩石小岛当中，有一个小岛黝黑幽静，怪石倒悬，海苔攀生，他觉得那应该是赛莲最佳的藏身之处，上岸之后却发现岛上有的是成千上万的跳蚤，它们立刻扑到他的身上大咬特咬，他和船夫慌忙跳船逃命。现实世界里赛莲的踪影，并不是想像中那幺容易。
诺曼．道格拉斯的名誉也与台伯留相近，他没有找到赛莲，倒是找到“幼齿西施”，一九一六年他被指控对一位十六岁少女行使不检点的猥亵行为，而他一生的爱情也显示他对未成年的女子的忘年之交最为投入。他和台伯留也许都想要找到传说中清纯无邪、令人留连不去的女妖赛莲，最后都认错了人，也许不能怪他们，要怪赛莲绝迹得太久了。
我不能确定我是否有过赛莲的幻想，但童年时候在祖母家的海边，当我一人蹲踞在巨石参差的海岸，其他小孩都散去了，只剩下规律拍打海岸的潮骚。在四下无人的安静之际，我的确听到大石头后面有女子细微的声音，有笑声，有轻声唱歌的旋律，有自言自语的声音。那是金色黄昏的辰光，我看不见一点人影，想到堂兄弟相互告诫的抓人水妖，就吓跑了。
多年之后，我来到冲绳离岛的座间味岛（Zamamijima）；那是朴素荒凉的渔村，但拥有世界闻名的珊瑚礁潜水胜景。全副武装的潜水客穿梭在古老朴拙的乡间街道，构成一种不协调的景观，他们都是雇渔船去找潜水景点，透明得像蓝色玻璃一样的海滩反而乏人问津。在似乎被人遗弃的微寒沙滩上，我把脸埋进清澈的海水中，可以看到五色的小鱼在两侧游动不息。突然间，我看见鱼群后方一位面容姣好的女子，从水中底下望着我，我吃了一惊，心里迅速闪过一个水妖的念头，但那位穿着比基尼泳装的女子立刻从水中站起，脸上带着歉意的笑容。这是另一位练习潜水的女子，不知道从海边哪一头游过来，我并不知道海边还有其他人。
寻找赛莲，毕竟是不容易的事。
（23）等待
您的新书叫什么名字？”我问。
“《论等待》。”
“好美的名字，但等待好像已经是一个失去的艺术？”
“可不是吗？”他的回答彷彿是一声叹息。
晚上我们在街角的小餐馆吃饭，餐馆的名字是亲切而家常的“老友尚”（L'Ami Jean），但端出来的巴斯克（Basque）地区料理可是非常的美味，简直是星级大厨的手笔。餐厅里摩肩接踵挤满了食客，烟雾迷漫，人声鼎沸，喧闹到每个人都得提高嗓门讲话，送餐斟酒的服务也显得有点仓促忙乱，但这倒无妨，反而带来一种无拘无束、欢天喜地的用餐气氛。
坐在我面前是一位举措优雅的法国老绅士，鹤发红颜，精神抖擞，浅灰色眼睛透露着洞悉世情的一种慧黠，虽说已经接近八十岁了，看起来却还像是保养极好的六十岁人。这是朋友的老朋友，于我则是初识，更正确的说，这个晚餐本是朋友和他的朋友的叙旧聚首，我只是一位恰巧来临的“不速之客”，意外成为双方共餐的陪客。
我本来大部分的精神都集中在面前美味的鹅肝和兔肉、以及法国西南区的一瓶价廉美酒之上，但发现老绅士竟能讲很好的英文（这在法国旅行有时候是奢求的际遇），更兼谈吐不俗，我忍不住在一旁也跟着攀谈起来。朋友介绍老绅士本是一位颇有学术地位的博学神父（潜心做学问的神父当然是欧洲修院和中世大学的传统，即使是佛教也有“学问僧”的传统呀），他是出名的法国新精神分析学者拉冈（Jacques Lacan, 1901-1980）的专家，据说也是拉冈生前重要的抬杠者。可惜在餐桌不可预测的话题流动里，我来不及追问“与拉冈的抬杠”究竟只是一种学术辩论的比喻，还是真的发生在拉冈亲自主持的那些史上有名的“拉冈研讨会”（The Seminars of Jacques Lacan）里？
老绅士着作等身，都是我尚无法掌握的法文，但基于忍不住的好奇心（也是曾为编辑人残留的职业病吧），我只好追问他的着作是关于什么的。
“哪一本？”他有点故做无知、狡猾地微笑。
“您刚才说的去年出版、最新的那一本。”我没打算让他随便敷衍过去。
“书名是：《论等待》。”
其实，他先是迟移了几秒钟，彷彿在寻找一个合适的英文字眼，他先说书名是"Learn to Wait"，然后又急急忙忙修改，说书名应该是"To Learn Waiting"。
“多么美丽的名字。”我忍不住赞叹，而且衷心觉得"To Learn Waiting"真的比"Learn to Wait"好太多了，"Learn to Wait"听起来像是关于等待的一本“操作手册”，而"To Learn Waiting"就完完全全像是一本哲学书的名字了。
“但等待好像已经是一个失去的艺术，在现在这样的时代里？”
“可不是吗？”老先生闻言蹙起眉，喃喃地轻喟，好像只是要说给自己听：“可不是吗？”
我再问书中讨论的是关乎哪一种等待：“是《等待果陀》里头那种等待吗？”
他的狡黠微笑又回来：“是等待着上帝、很多年后却发现上帝只是一场虚空的那种等待。”他又追了一句：“但上帝，最终只能是一场虚空，或一个谎言。”
老神父弃绝神职而还俗，据说是因为七十几岁的一场炽烈爱情，那位传说中的女伴，如今也坐在同席，有一双银波流转、美目盼兮的大眼睛，和老绅士不时微笑对望着。美女比较像是美食，通常是具体的，很少是抽象的，抽象的思想似乎不能替代有体温的爱情，老神父等待上帝多年，最后发现那只是一个概念，像约伯一样逃走了，是这样子的吗？
正因为无缘读到这本《论等待》，反倒给了我望文生义的想像自由，我想像关于等待的种种经验与意义，我想起多年前另一个年轻人的故事…。
曾经有一位与我很亲近、梦想当画家的年轻人，他的父母反对他去报考在当年看来毫无前途的美术科系，他在不得不服从长辈、和其他年轻人一样报考了理工科的那个夜晚，充满哀伤地亲口对我说：“我要到大海去，我要到船上工作，有一天我会在欧洲某地跳下船，转去巴黎，再也不回来，也不和任何人连系，在那里我会自己变成一个画家，你们每个人等着看…。”
我看着他悲愤的神情，不知该说些什么安慰他，而且我完完全全相信他一定做得到。
他果然如愿考上一个航海的科系，到了暑假，他就上船去远方实习了。上船的年轻人心中却别有牵挂，他已经有了女友，但船只走得很远，很长的间隔才会回台湾一趟，靠岸的时间也很匆忙，他在每个陌生的港口都给女孩写信，却也渴望能够有见面的机会。
终于，他的船只有回程的机会，他将有不足两整天的上岸时间。在那个通讯昂贵困难的时代里，他唯一能做的是在远方的港口寄了信，告诉女孩他将在某一天的清晨靠岸在基隆港，希望约她那天早上九点钟在基隆火车站门口相会。
寄完石沉大海似的书信之后，他就一天天等待见面日子的来临，每天无垠的海色天光好像都是他难以跨越的思念，一浬一浬的航程加倍显得难熬。总算航程走完，船只终于在天色未亮的时刻靠了岸，他很快地走到火车站前，时间还太早，他还先到附近找了豆浆店心神不宁地吃了早餐。时候快到了，他等在火车站门口的大钟之下，心情又紧张又期待。
但时间到了，女孩没有出现，半个钟头过去，女孩也没有出现；他心中开始有了许多念头，她没收到信吗？她不想见他吗？她的母亲不让她出门吗？她在来的路上出了什么事吗？她记错了约会的地点吗？还是在他远离的时候，她已经另外有了别的感情？
两个钟头过去，三个钟头过去，女孩还是没有现身；他稍微有点动摇了，多雨的港都下着微微细雨，他在火车站里进进出出，身上已经全湿了，女孩是不会来了吗？他应该放弃等待了吗？
四个钟头，五个钟头，他决定在看得见站门口的摊贩吃一点充飢的东西，然后他继续等。等着等着，天色开始暗了，一个白天已经过去，他知道女孩住在中台湾，他想像女孩要到基隆也许会遇见许多不可预测的波折，他觉得自己应该更有耐性一些。
最后夜色已深，车站的人群也开始稀疏了，来往车站里的变得是一些奇形怪状的人种，这种时刻女孩是很难找到交通工具来到约定的地方了，他是不是应该放弃等待了？但他想了又想，决定在车站附近找一间旅馆，抱着一丝希望第二天再等等看，反正第二天的傍晚，他的船就要再开离港口了。
第二天早上离开一夜无眠的旅社，他再回到车站门口，远远就看见女孩站在那里。女孩见到他，喜极而泣，说：“我以为你已经不会等我了。”
女孩把日子记错了一天，前一个晚上才发现自己要命的错误，她十万火急坐了清晨第一班车赶到基隆，一路上她有点觉得不可能见到男孩了，但他的确还在等着她…。
兔肉已经吃完了，甜点应该就要来了，我对老绅士说着这个故事结尾：“您看，我不能想像这种等待的力量，为什么已经等了二十四小时，那位海上的年轻人还相信女孩会出现？女孩为什么第二天还会赴约，而不是在家懊恼，她难道真的以为男孩还会站在那里吗？”
“的确是个美丽的故事。”法国老绅士点头同意。
“但没有了，这种故事现在没有了。”我说。
桌上其他人也点头，可能是心里深感认同，也可能是基于礼貌，不好意思说我太认真了。但我真的在餐桌上想说的不只是个故事，像老先生的新书一样，我想说的是“论等待”，一个旁征博引、长篇大论的论述，或者我也应该郑重其事加上一个副标题，像正式的书名一样，称它是《论等待：论等待做为一种人生修为与生存信仰》。
那个约定的邮简寄自遥远的异乡，船只在海上航行的时间也很长，我可以想像寄信的男孩和收信的女孩心理准备的时间也都够久了。日子到了，男孩依约站在基隆潮湿的港口等着女孩的到来，一小时又一小时，他足足等了二十四小时，却没有丧失信心，第二日天亮的时候，他终于等到女孩的出现；而女孩，在发现犯下记错时间的错误时，仍然坚持赴约，在长途奔驰的车程中，她仍相信对方可能还在原地等着她，她也终于找到了他。这是一个关于“等待”的美丽故事，而他们两人后来也真的成了眷属。只是男孩后来没有成为画家，也没有跳船居留在巴黎，他根本就放弃了在船上的工作，只在某个港口定居了下来…。
但这只可能是鱼雁往返时代的浪漫故事，不太可能发生在人人有手机的现代。我发现在手机普及的时代，习惯性的约会迟到反而是更常见的事，因为有太多“重新确定”的机会，你反而不在乎约定与承诺了。赴约的时候，人们不是直接赶往约定的地方，而是先打电话确定对方是否已经出门，一路行进还一路以电话保持连络，追问对方已经到哪里了，好像太早到达是吃亏的事情，最后当然大家都几乎同时到达，但原先是怎么约定的好像已经不重要了。
我看到年轻的小孩甚至觉得太早约定是不习惯的事，他们的约会结构意外地松散，彷彿缺少一种坚定的决心。可能一开始只是一方简单地说：“周六下午一起去逛街如何？”
另一方应说：“好哇。”
“那早上起来再打电话？”说话的这一方一面讲电话一面还在空中比了个打电话的手势，对方也无可无不可地说：“嗯。”
时间地点都没有，一切等待进一步补充。等周六睡到中午起来，他们才开始打电话说时间，但还只是：“我刚起来，等一下梳洗完再打电话给你。”
出门前再说：“我要出发了，你也可以出发了。”约会地点也说得模糊：“地铁忠孝复兴站。”
到了现场才再打电话：“你在哪里？到了吗？”
“靠二号门还是三号门？”
然后他们一面继续打电话，直到其中一人突然惊呼：“好了好了，我看到你了，我就在你左前方。”
像上面说的航海男孩的故事里，那种“遥远约定”与“静心等待”，在一个“按键即应”、“即寻即得”的时代里，彷彿早已经是个稀有的“古典技能”了。但即使只是个逐渐过时要灭绝技能，我也觉得等待是一种重要的人生技能。在“古典时代”里，我们知道“等待”的能力与人生的“幸福”相连，像《小王子》书里，狐狸对小王子讨论“驯养”时说的话：“…假如你下午四点钟来，从三点钟开始我觉得幸福。时间愈接近，我愈觉得幸福。四点钟一到，我早已坐立不安！我将发觉幸福的代价！…”
在百货公司的玩具店里，我很害怕看见一个场面：小孩子突然放声大哭，抱着一个想要的玩具，赖在地上呼天抢地；旁边有一位涨红了脸的母亲或者铁青着脸的父亲。小孩子要买一个玩具，父母亲因为某种原因（大部分一定是个合理的原因，不是吗？）不能买给他或她，他突然放声大哭，也许是出于沮丧，但也可能是想让父母亲在大庭广众下感到窘迫（他一定成功过，不是吗？）。
这种摊牌式的请求，我曾看到两种不同的结局。有时候是迫于情势的家长脸色铁青掏钱买下来，眼泪还未擦干的小孩惴惴不安抱着新玩具离去；有时候是家长变了脸，不顾众人的眼光，决定要立即给小孩一个教训，他一面厉声斥责或挥掌殴打，一面拽拖着失去玩具、也失去自尊的小孩离开了卖场。在我看，两种结局都是人伦与教育的惨剧。
在大人与小孩的拉锯谈判过程里，我不断听到大人说了某种理由：“等下一次来再买给你。”或：“等爸爸回来再买给你。”或者：“等过年再买给你。”（大人也奇怪，如果你无意买玩具给小孩，你把他们带进玩具店要干嘛？）
但小孩不为所动，他们似乎是不愿“等”的。为什么？也许我们的天性就是不能延宕立即满足的（这就是欲望的本性），等待，是一种后天的“训练”或“教养”，那是一种为了未来的满足、愿意延迟甚至放弃现下立即满足的自制能力与理解能力，这件事从来都不容易。但也可能是因为小孩从经验里得到了教训，大人口中的“等”永远只是缓兵之计，离开玩具店他们就再也不认帐了…。
在我自己有了小孩之后，我就常常恐惧那样哭闹卖场的窘境会有一天临到我的头上，我试着小心翼翼检查大人的承诺是否会伤了小孩的“信心”。在我有机会带着小孩出门旅行时，当他要求到玩具店看看，我就先和他商量，他可以挑一件喜欢的玩具，我都会设法买给他，但他必须忍耐一下，“等”我们回程再买。我有不得不的真实理由，我们是背着背包的自助旅行者，多带一件玩具上山下海既不方便也有弄坏的风险。小孩不疑有他，点头答应说：“好。”几天后我们绕了一圈回到起点的城市，我们就一起去店里把玩具买下来，小孩的“等待”有了“正回馈”，他就变得好商量了。
但人生的规划总有意外的时刻。有一次亲子结伴来到日本九州，在福冈的百货公司玩具部里，小孩看上一个玩具，我循往例告诉他：“我们还有很多旅程，等回程再买。”小孩也开开心心地说：“好。”
等我们到南九州去旅行了一圈，回到福冈却发现玩具部里那件玩具没有了。小孩子显得有点困惑，我在心中却感到焦急，深怕这个事件会带来他以后不愿“等待”的后遗症。我们一家一家玩具店去找，怎么样也找不到同一件玩具，问小孩愿不愿意换一件玩具，他迟疑地说：“可是我还是想要那一个玩具。”
天已经快黑了，第二天一早我们也赶飞机了，我有点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再试试远一点的一家百货公司，结果还是看不到，小孩在一旁懂事的安慰我：“没关系，我换别的玩具好了。”我觉得既欣慰又内疚，我说：“我们再试一家，如果没有，你就换别的好吗？”
我跑去问玩具部的店员，她们请来一位也许是玩具采购的负责人，他说：“哦，那件东西啊？它的销售期过了，全部都下架了。”我向他解释事情的严重性：“我答应过小孩，但他现在非常失望。”
经理沉吟片刻，说：“你也许可以试试某某店，他们的玩具比较齐，有时候也会留下一部分过了销售期的库存。”
我们赶到店里，店快打烊了，架上也还是找不到那件玩具，我急急忙忙找了经理来，经理笑着说：“就在那边，已经打包了。”他们也已经把产品下架了，只是一大包綑着堆在墙角，还没退回去。
经理帮我们找出一盒状况良好的玩具，我愉快地付了钱，小孩紧紧抱着他找了一天的新玩具，他得到“等待”的幸福，人生的路还长，但他暂时还没有对“等待”失去信心。
也有一些关于“等待”的故事，在我初闻之时曾经感到惊奇不置，甚至因而对“等待”的力量有了不一样的理解与想像。底下就是第一个关于等待的故事：
他们初次相识在一八三○年，电流通过一般，立刻发现彼此气味相契，情投意合，不可自拔地爱上了对方。那时候，她二十三岁，是一位三个小孩的已婚母亲；他则是二十四岁，单身，在东印度公司工作，刚从一场精神崩溃的沮丧里恢复过来。
这里说的一见锺情的他们，男子是十九世纪大哲学家兼经济学家约翰．史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女子则是前卫的女权思想家哈莉叶?泰勒（Harriet Taylor, 1807-1858），泰勒是她的夫姓，她的娘家本姓哈代（Hardy）。
穆勒当然是个影响十九世纪英国与全世界的思想界巨人，对中国也有重大的影响。清末严复（1853-1921）译介西书，引进西方思想，冲击并改变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界和脑袋，他的译介书单中的《群己权界论》（On Liberty, 1859）和《穆勒名学》（A System of Logic, 1843），都是穆勒的作品。
穆勒的成长历程是独特的，他的父亲詹姆士?穆勒（James Mill, 1773-1836）让他三岁学希腊文，八岁学拉丁文，八岁时他已经用希腊原文读完色诺芬（Xenophon, ca 431-355BC）、柏拉图（Plato, ca428-348BC）和希罗多德（Herodotus, ca 484-425BC）的作品，十二岁开始研读经院逻辑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384-322BC）的论文，十三岁开始读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与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 1772-1823）的政治经济学作品，俨然是一位超级神童学者。
但心智的过度训练与提前早熟，使他完全没有机会经历一般儿童的心理成长过程，这也是导致他后来精神崩溃的主因。他早期的心理发展几乎全然在纯粹理性方面，完全没有情感方面的发展与磨练，连他后来精神崩溃的治疗，也只是阅读诗人华滋华茨（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的诗集，得到感性发泄的力量与管道。在与哈莉叶?泰勒相遇之前，单纯的他极可能是没有任何恋爱经验的。
不幸的是，他们相遇之时，哈莉叶已经罗敷有夫，还有二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而穆勒是个知礼自持的知识分子，他觉得自己不该逾矩强求，遂将这段感情升华转变为一种止乎礼的友谊（有些传记作家显然是不相信的），甚至和哈莉叶的女儿海伦（Helen Taylor）也成了忘年之交。
穆勒足足“等了”二十一年（比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年”的传说还要更长），一直等到女方的丈夫“自然”死去，他们才在一八五一年以自由之身结婚，穆勒成了哈莉叶的第二任丈夫，哈莉叶的名字也终于变成哈莉叶?泰勒?穆勒（Harriet Taylor Mill）。但他们相知相爱的幸福生活没有持续很久，至少比起穆勒先生漫长的等待时间要短促得多，结婚七年之后（1958），哈莉叶?穆勒夫人就因为严重的肺充血（Lung Congestion）而去世了…。
另一个关于“等待”的爱情故事，就我阅读记忆所及，也许可以提一提《金银岛》（Treasure Island, 1883）的作者史蒂文生（Robert Louis Stevenson, 1850-1894）的遭遇：
一八七六年，还很年轻的史蒂文生在法国中部的塞文山区（Cevennes）旅行，途中偶遇一位已婚的美国女子芬妮．奥斯朋（Fanny Vandergrift Osbourne, 1840-1914），女子比史蒂文生大十岁，二人却一见锺情。旅途相别之后，回到苏格兰的史蒂文生难忍相思，他不顾女方有婚在身，也不顾自己有病缠身，更不顾父亲的严命管教，他不告逃家，用最少的旅费，先是飘洋过海，再是翻山越岭，一路辗转经由海路、陆路来到美国加州。他在芬妮住家附近流浪居住，并打零杂散工以维生计，争取一切接近她、追求她的机会，他苦苦等待，一直等到盘缠花尽（他穷到一天只花四十五分钱），贫病交迫，差点死在当地。这里谈到的等待，还不只是时间的长度，而是等待条件的艰难，如果没有内心强烈想要完成的愿望，这样的等待是不可思议的了。
芬妮后来终于被史蒂文生的诚意所感动，毅然与丈夫离婚（但这位摸不着头脑的丈夫其实也有点冤枉），奔来和史蒂文生相会，此时已经是一八八○年，史蒂文生在加州流浪等待的时间已经超过二年。当时重逢的二人连一周十元的房租都付不出来，他们僭居在圣海伦那（St. Helena）银矿区一间废弃的工寮里，在那里苦中作乐度他们的蜜月，史蒂文生几乎只是一息尚存的鬼魂，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当时“只剩咳嗽的皮包骨，更适合当做死者的纪念物，而全不似个新郎。”（a mere complication of cough and bones, much fitter for an emblem of mortality than a bridegroom.）
在工寮里史蒂文生病情奇迹式地好转，芬妮与他相伴回到苏格兰家乡，史蒂文生后来才写出他成功的作品《金银岛》和《化身博士》（Dr. Jekyll and Mr. Hyde, 1886）等，成为举世闻名的畅销作家。“银矿小径”（Silverado Trail）的事迹是史蒂文生重要的浪漫传奇，这些故事在他的《银矿小径破落户》（The Silverado Squatters, 1883）里都有生动的描述…。
当然还有很多关于等待的爱情故事，但限于篇幅我不能再列举了。这二个故事都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圆满结局，但为什么“等待”有那么大的力量，竟能改变许多人生难以解决的困境与绝境，终于得到圆满呢？
我想，那是因为“等待”一语的背后，始终藏着另一位不曾露面的主角，叫做“时间”。如果没有包涵一段时光的“消逝”，我们就不曾“等待”过；而真正解决人生困难的，不是等待，而是时间。
时间流转，万事万物变动不居，滚滚向前，每一刻都发生各种变化。善于等待的人其实是擅长看见变化、掌握变化的人。当变化来到有利于你（或者合于你的愿望）的状态时，你抓住它，也顺它的“势”，时来运也转，本来艰难的处境就变得自然而然了，这也是德川家康的名言，“杜鹃不啼，等到牠啼”的真义。
但“等待者”必须是一个豁达的人，等待者的另一个意思是“接受天意的人”，你可能打不赢时间的。有些时候，时间没有击败待解决的问题，却击败了你，你老了或死了，时间固然还继续滚滚轮转，世事也跟着风水轮流转，问题也自己解开了，只是这一切，已经和你不相关了。“等待者”有时候也必须是个幸运儿，不然时间也不站在他这边。
（24）治愈的旅行
突然之间，日本社会最近流行起“治愈”一词，食物强调治愈，温泉强调治愈，文学也追求治愈功效，就连风化场所也推出“治愈女郎”为号召。也许是因为经济不景气，工作也不顺遂，大众肩上压力沉重，内心更是伤痕累累，亟需各种治疗与愈合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