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想起从前朋友的话：“八小时以内都算是邻居。”觉得也许我也真的应该“顺便”一下。我们决定临时改变行程，向西穿越整个路易斯安那州，直捣德州的心脏地带。早饭之后，我们就出发了，一开始并不着急，一路上还对路旁事物有很多兴致，然而也没有什幺耽搁，七十哩的时速，一直开到傍晚才到了德州边境。我很确定早上那位内战迷是说错了，如果他花六小时车程，你却花八小时，这是可能的；但如果他说六小时，你却开了十二个小时，那他一定不是说错就是说谎。
我们进德州时，天色逐渐昏黄，我们开始着急起来，一路上给姐姐打电话都是答录机，我已经留了好几回了。车子开到达拉斯郊外，八点多钟，天色已经全黑了，电话还是找不到人。我们只好随便找个快餐店吃饭，我也买了一份地图研判位置；我依稀记得姐姐的信上住址的某些字，也在地图上找到可能的地区。我们一面往前开，一面到加油站打电话，仍然连络不上。最后我决定如果十一点钟还找不到人，我就要找旅馆了。结果十一点钟的电话打去，答录机又响起来，我无奈地再留一次，突然听到气急败坏的接电话声，姐姐刚刚回来，立刻冲过来接电话。对照彼此所在位置，我们竟然只在她家附近一哩。
早上九点出发，晚上十一点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这是我再次感觉到的美国式距离。
（35）回到沼泽地
使葛文．杨（Gavin Young,1928-）成为世界知名旅行作家的，应该是他的旅行作品《慢船到中国》（Slow Boats to China,1981），以及后来的《慢船回家》（Slow Boats Home,1985）。所谓的“慢船”，指的是他在各个港口所能找到一切肯让他顺道搭乘的“便船”，可能是货轮、油轮、舢舨，或者其他能在海上漂流之物；他用了这种奇怪的旅行方法环游了大半个世界，他的两本畅销书记录的也就是这些海上浪游的事迹与遭遇。
但葛文．杨另一本比较隐晦不彰的书，却是更让我心向往之的作品，那就是他的第一本书，书名叫做《回到沼泽地》（Return to the Marshes,1977）。严格说起来，《回到沼泽地》里头隐藏着两段旅行，第一段是一九五二年作者一场如梦似幻的沼泽奇遇，第二段则是一九七三年作者重回旧地的发现旅程。
葛文．杨在牛津大学读的是历史，但他受到英国诸多阿拉伯沙漠探险家的感召，立志要骑骆驼完成横跨阿拉伯半岛的壮举。他不但研读旅行文献，学习阿拉伯语，更剑及履及跑到伊拉克巴斯拉港（Basra）一家船公司工作，随时等待梦想实现的机会。直到有一天，他终于如愿以偿，见到了当代最伟大的沙漠旅行家威福瑞．塞西格（Wilfred Thesiger,1910-）。葛文在当地英国领事的陪同下，和塞西格一起共进午餐，并把他的伟大计画告诉前辈，想请教他如何着手。
那是一九五二年的事，跃跃欲试的葛文．杨才二十四岁，就连名满天下的塞西格也才四十二岁。塞西格二十岁就因为入丹纳吉尔（Danakil）沙漠，解决了阿瓦许河（Awash）流向之谜而享大名；四○年代又两次穿越阿拉伯半岛南端沙漠，也就是人们（包括“阿拉伯的劳伦斯”）认为不可能穿越的“空白之地”（Rub al Khali,西方人则称之为The Empty Quarter），塞西格不假任何现代通讯与工具，只凭兽力、当地部落同伴和一股坚强意志，骑骆驼共超过一万六千公里，从此被世人认为是当代最后的伟大探险家。
满怀希望的葛文．杨向塞西格请教探险之艺，也铺陈自己的计画；但塞西格不动声色，淡淡地说：“你不可能得到入沙乌地阿拉伯的签证，就是这样。”这一句平淡无奇的话，道出了探险的新时代，你的困难不再是自然险阻，而是现代国家的“主权”；阿拉伯人已不再愿意让西方人在后院里来来去去，还在祖先居住数千年之地，大言不惭地说发现这个发现那个。
也许塞西格是因为无情浇息年轻人的美梦而感到歉疚，临去之时他又回头对葛文．杨说：“做为一个替代，也许你可以考虑看看沼泽地。”他又解释说：“我明天一早要到那儿，但六星期后我应该会回来洗个澡，如果那时你可以向公司请个假，我就可以带你去。”
和多数的我们一样，葛文也没听过“阿拉伯沼泽地”；多年以来，阿拉伯半岛的旅行探险总是和荒炎沙漠的印象连在一起，尽管葛文．杨当时生活工作的巴斯拉港距离阿拉伯沼地只有几十公里，但他从不知道有这么奇怪的“另一个阿拉伯”的存在。
也许应该怪塞西格性格上的含蓄与保留，他一生的冒险行动不断，却惜墨如金，从不轻易发表他的活动。他一九三○年在丹纳吉尔沙漠的探险日记，一直迟到一九九六年才出版；而他的两部经典之作，《阿拉伯沙地》（Arabian Sands）出版于一九五九年，《沼地阿拉伯人》（The Marsh Arabs）发表于一九六四年，都是在事情发生十几年之后。如果我们读塞西格的作品也许可以明白，那种冷凝收歛的诗似文字，简约朴素的叙述风格，他显然是自觉到自己是历史上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物，从一开始，他就没打算只在一个时代被阅读与被了解。葛文与他相会的一九五二年，塞西格在阿拉伯沼地已经探访了几年了，但还要再等十几年塞西格才会写下他的经验，让世人震惊于一个被忽略的文化与生活。
葛文．杨则因此得到一个罕见的奇遇，他在六周之后依约来到一个乡下的小水道旁，完全看不出所谓的大沼泽在哪里。突然间，梦幻的景观出现，塞西格和四位划桨的阿拉伯随从驾着一艘无比精美的三十六呎黑色独木舟冒出眼前，这艘船是一位阿拉伯亲王送给塞西格的礼物（包括船上的四名水手）；塞西格示意要目瞪口呆的葛文上船，旋即小船出发，几个转弯之后，葛文熟悉的世界已经消失，他来到一个做梦也无法想像的地方。
“阿拉伯沼地”其实就是底格里斯河（Tigris）与幼发拉底河（Euphrates）汇流出海，在海口所形成的大片湿地，也正是古文明苏美文化（Sumer）或美索不达米亚文化（Mesopotamia）的家乡，在今天的伊拉克境内。这块沼泽地面积大约一万五千五百平方公里，有时大些，有时小些，要看河流泛滥的情况而定。沼泽里到处是水汀交错，芦苇丛生，阿拉伯的水上人家用芦苇造房编船（都美丽的不得了），在沼泽的沙洲上种植渔猎，形成一个独特的生活体系；它的青翠湿润、肥沃丰饶，与沙漠形象的阿拉伯极不相似，极可能是圣经上伊甸园形象的由来，别忘了世界三大宗教几乎都诞生于此。可是这个独特的地方，不知道什幺缘故，竟被世界忽略了，直到塞西格再度唤起人们注意为止。
回头说葛文．杨的奇遇，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竟然有举世尊崇的大探险家亲自来接你，不费吹灰之力就带你进入一个只有梦想才能到达的地方。那一场刻骨铭心的梦幻经验，显然在葛文．杨身上铭印了另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记，二十年后他再访沼泽，写下他的第一本不太受注意的旅行书。
我自己则生得太晚，赶不上葛文的幸运。一九九九年，我编选塞西格的两本作品，透过出版社连络塞西格，想往肯亚做他的专访。当时我刚刚到牛津完成推理小说家柯林．德克斯特（Colin Dexter,1930-）的访问，也做成了电视专辑，觉得应该再接再厉，做更多心仪作家的会面与记录。我只知道塞西格老后隐居肯亚（Kenya），部落民称他是“山上的老人”，他听力衰退，仍在写他自传的后半部；但他的经纪人回我消息，塞西格先生已回到伦敦长住（看来是落叶归根的打算），他非常乐意见我这位遥远东方的来客。我们约了时间，但我被俗务所绊，没有成行，而塞西格先生今年九十一了。
对沼泽地的认识，我有一次来到纽奥良（New Orleans），附近就是密西西比河出海口的大片沼泽，即所谓的Cajun Wetlands。我看到有飞船（airboat）出租的资料，飞船就是那种后端有一个大风扇，能高速滑行于低水处或无水处，电影里我们偶而看到它滑行于水面与草地之上，是沼泽地专用的交通工具（但不环保，它的噪音使周遭动物受到惊吓，甚至无法交配）；我打电话去预约，船主人和我约在附近的下水处（water landing）。到了下水处，只看到一条小水沟，完全看不出沼泽在哪里，过了一会儿，船老大开车载着飞船来了，上了船之后缓缓开动，几个转弯后就看到一个充满生命的水上世界。原来沼泽地多半极低，一点点障碍（如树丛草丛）就挡住视线，和葛文．杨第一次到水边的经验是一样的。
（36）菜单上的语言
陈原，曾经担任过北京商务印书馆总编辑以及中国大陆语言改革委员会主委的语言学家，一九八八年我初次见他的时候已经过七十了。他在《语言与社会生活》（1979，香港三联）一书里，提到自己因编字典而在文革被姚文元迫害的往事；他不能明白字典里提到butter、bread，为什幺就要被目为“崇洋媚外”？外语教材被迫要改教mantou、mientiao（馒头、面条），他不禁要问：“西方的无产阶级难道就不吃黄油、面包吗？”
不过，陈原是有骨气和韧性的读书人，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在牛棚里一头栽入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写了超过一百万字的笔记，上述的书就是从他的笔记中摘录六万字而形成；他另外还写了《社会语言学》（1984，香港商务）专着一种，洋洋洒洒逾二十万字，毅力惊人。如果你看到卷末所引的参考书目，涉及的语言包括中、英、日、法、德、义、俄、和世界语（Esperanto），对一位在这么困顿环境、全凭自学的语言天才，令人不禁也感到佩服。
但令陈原老先生忿忿不平的黄油、面包是有趣的例子，在真实世界的移动里，你的确需要“讲得出口”，才“吃得到口”。我自己就永远不能忘记，第一次出国时，被两颗鸡蛋难倒在餐桌上的窘境。
二十年前的某一天，在我心理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天威难测的报社老板突然在会议桌上说：“我看你也一起到美国开会好了，明天和我一块儿走。”一句话忙翻了底下所有的人，谁想到老板会突然点名这位二十几岁的傻小子呢？我既没有护照、没有出境证（台湾现在没这种鬼东西了），更不要说美国的签证了。但权威的老板是不容许部属说不的，报社记者全盘出动，跑外交部的去办护照，跑出入境管理局的去打招呼，跑新闻局的去拿许可字号（这也是台湾现在没有的东西）；跑美国在台协会、如今是出名政治人物的外交记者，很委屈的陪我去签证组和洋人商量，洋大人官样十足的说：“我不是一再说，办签证至少要给我们一星期的工作时间，贵报三番两次这么做，我们实在很为难。”
虽然这样说，那个时代的“特权”到底是伟大的，我虽然没真的能和老板第二天一起就走，但护照、签证全部办完竟然只花了四十八小时，第三天我惊叹莫名地上了飞机，送行的记者还在机场当场要求航空公司把我升等到头等舱（买的经济舱的票）。从没出过国、从没乘过飞机的傻小子，就一人上路了。
想想看那个井底之蛙的年代，这趟旅程当然是另一种“土包子放洋记”（The Innocent Abroad）的演出。总之，我先在旧金山下了飞机，住进当时的希尔顿饭店（现在已经变成别家了）。第二天早上，土包子来到观光大饭店金碧辉煌的餐厅里，打开菜单，还好，没有太多不识的“单字”。我心跳加速地点了两个蛋、火腿肉、橙汁、土司、和咖啡，发音标准没有异样，但齿如编贝的金发美女回眸一笑，提高声音说："And...How do you want your eggs?"天啊，我搜索枯肠，想不起学校几时教过蛋的做法，停隔了几秒（或者几年？），我面红耳赤嗫嚅地说："Scrambled."
但我最恨"scrambled eggs."
翌日到了纽约，我的朋友听了我沦陷于鸡蛋的笑话，哈哈大笑把我带到一家早餐店去，仔细教我单面煎、双面煎、老、嫩，以及水煮蛋和时间，加上水铺蛋（poached eggs）等等的说法，这一次，“语境”之为用大矣哉，坐在餐厅里学食物的名称，你完全不需要去背它，你听一次就全会了。
后来我开始有机会到各地旅行，发现“菜单”上的语言是投资报酬率最高的学习，你每学会一个字，就得到美食的回报。譬如我一开始到日本，口不能言，只好寻找门外有食物模型陈列的餐厅，按照塑胶模型旁边的字样画押下来，再拿给侍者看，说："Kore."但这样的美食探访太令人不甘心了，你明明看到书上介绍了各种餐厅和传说中的食物，却让人可望不可及；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先把五十音背起来，看着菜单猜谜一样把音唸出来（碰到汉字就痛苦了），也尽量多记食物的名称。
有一次来到日本东北的仙台，中午探访了出名的店家“太助烧牛舌”，太助号称是日本烤牛舌的元祖，店外大排长龙，店里头大片腌过的牛舌放在网上烤得滋滋作响，香味与烟雾迷漫四溢，配上麦饭和牛尾汤，果然吃得又饱又暖和。五十音战胜了一役，我们也因此信心大增，晚上就在寒风中去排队仙台另一家名店叫“Oden三吉”，oden被台湾人音译成“黑轮”，指的是准备好的材料炖煮在高汤里，以食材和高汤取胜。
好不容易服务生把我们带到一个榻榻米座敷，留下一份菜单；打开一看，菜单全是毛笔龙飞凤舞写的平假名草书，侍者来问的时候，我实在看不出其中玄机，决定用“乐透”的方式点菜，和《猛龙过江》里初到罗马的李小龙一样，我手指点了三、四样之后，侍应生笑了起来，说这些都是各种生鱼片。我再也装不下去，只好问说：“店里头可有人会说英语？”在仙台的乡土料理店里，这样的问句多半是徒劳无功的，但乐透总有中奖的时候；侍应生直直盯着我说：“你真是走运了，我恰巧是澳洲来的。”他穿着全套和式工作服，头上绑着白毛巾，不仔细看真没认出他是老外；除了全套名物黑轮之外，他推荐我吃鲸鱼生鱼片，又跑进跑出推荐我各色土里土气的风味菜（他，显然也很久没遇见讲英文的了），我们吃得过瘾极了，那份毛笔草书的菜单就全不用了。
后来我痛下决心学日文，至少要把餐厅里的日文学好；其中一个原因是十年前我在一家日商公司工作，接待日本人吃饭的时候，日本人总是指着菜说：“这是什幺？”如果你回答：“鱼。”没有人会放过你：“什幺鱼？”就算你侥幸知道鱼的英文名字，日本人还是要问你，那到底是什幺？除非你能说出它相应的日本名字。日本人吃鱼是出名的囉嗦，他们不会说“鱼”（鱼是研究的总称，吃鱼的时候总要叫出精确的名字）。我买了“和英字典”和“英和字典”，碰到鱼的名字就背起来，变成中日英三声带，仅限于鱼的名称。如果一位讲英语的客人在日本料理店说，有没有Benito？我就顺口告诉丈二和尚的服务生，那是日文里的Katsuo或中文里的鲣鱼。
皇天不负苦心人，你学的食物或料理名称愈多，你就得到愈多口福，只有研习菜单真正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后来在日本路上行走，我再也看不上那些门外有塑胶模型的餐馆了，抽象的语言带我进入实体食物的精髓，叫得出来的，都是吃得到的。
但西谚岂不是说：一点点知识是危险的。我的三脚猫语言政策，常常置我于险地。第一次到巴黎去旅行，一如往常，我在飞机上才开始恶补法文食物名称，准备下机后大快朵颐，那导游书上的几页会话，也真的让我吃到上好的鸭肉和烤羊肉，每天在小餐馆轻松叫份le menu a prix fixe也不成问题。有一天，在超市的熟食部，看到刚做好的各式肝酱，令人垂涎三尺；我立刻趋前示意，头上绑着白布的妇人问我要买多少，我才想起来我根本没学过一百公克要怎幺说，情急之下只好叫出："Demi-kilo."（半公斤）。没办法，这是我学会的语言中最小的重量单位；贩卖部的女子瞪大了眼睛，狐疑地看着我，慢慢地把整条肝酱拿出来，切下大半条给我，本来准备卖一整天的，不料我这第一位客人竟买走了一半。我的教训呢？我一个星期的早餐都在吃baguette抹肝酱，走的时候还没吃完。但是你不必替我难过，那肝酱美味极了。
（37）康有为来到满的加罗
满的加罗，现在常译做蒙地卡罗（Monte Carlo），位于法国南方蔚蓝海岸的独立小国摩纳哥（Monaco）境内，以风光明媚着称，摩纳哥出过一位电影明星王妃葛莉丝．凯莉（Grace Kelly,1929-1982），是现代熟悉的事。
康有为西游来到满的加罗，大约是在光绪三十二、三年间（一九○六│七）的事，他后来在《不忍杂志》发表〈满的加罗游记〉一文，提到这个经过：
“一英人语我以欧游日曾至满的加罗乎？不可不一游满的加罗…满的加罗宫室第一。满的加罗服饰第一。饮食第一，戏乐第一，女亦第一。吾向仅闻巴黎之丽华未知满的加罗…及此亲游，虽以告者过，然其妙丽几几有以甲欧土者焉。”
先是有某位英国人问他，康有为的欧游之日去过蒙地卡罗没有？然后又大力推荐，说蒙地卡罗的宫殿建筑最华丽，当地人的服装也最考究，美食第一，表演与娱乐第一，连美女都是第一名。康有为发现自己一向只听说巴黎繁华冠天下，却没听说过有个地方叫蒙地卡罗。等到他亲自游历蒙地卡罗，虽然觉得英国人的话有点夸大，但仍然同意蒙地卡罗可算是欧洲大陆最繁华精致的城市。
游访蒙地卡罗之前，康有为对欧洲旅行已经不陌生。一九○四年初夏，他从香港乘船至槟榔屿，再往锡兰（今天的斯里兰卡）换船，经印度洋入地中海，开始他后来出名的“欧洲十一国”之旅。首站义大利，他在义大利长靴的脚后跟“巴连的诗”（Brindisi）港口上岸。顺便一提，“巴连的诗”港已经看不到长程旅客游轮和康有为这一类的旅客了，现在主要是青年旅行背包客往希腊、土耳其方向的短程渡轮启程之地。
在义大利登陆之后，康有为随即快速地遍游“奈波里”（Naples，今译那不勒斯）、“邦古城”（Pompeii，今译庞贝古城）、“斐苏斐火山”（Mt.Vesuvius，今译维苏威火山）、“罗马”（Rome）、“佛罗练士”（Florence，佛罗伦斯）、“斐呢士”（Venice，威尼斯）、“美兰”（Milan，米兰）等地，最后才离境入瑞士。一九○五年，他的《意大利游记》出版，这是他《欧洲十一国游记》写作计画的第一部分，也是他仅有的两部出版之作的第一部。
到法国旅行也发生在蒙地卡罗之前，那是一九○五年的七月的事，康有为由德入法，主要游的是巴黎和凡尔赛宫之类，按照康有为的说法，他是“日在车中，遍游其胜”，也就是雇了马车，按图索骥，一个一个景点去游览的旅行方式，他好奇心很强，《康南海先生诗集》收有他的〈巴黎登汽球歌〉，可见他对新奇的东西是不排斥的。康有为更一向是个奢华的旅行者，他在义大利旅行时，不但雇了车伕，随行还有译员，甚至还有一位奥地利籍的私人厨师。他的服装华美，而且相貌堂堂，很多人一见难忘，就连欧洲人也震惊于他的气派，罗马街上挽着美女的绅士，不由自主地向他脱帽致敬，因为他全身散发着贵族的气息。
康有为的欧洲旅行，当然不止于今天有详尽游记记其事的意大利和法兰西，他自己总结他的旅行生涯说：“吾两年居美、墨、加，七游法；吾居瑞士，一游葡、八游英，频游意、比、丹、那，久居瑞典。十六年于外，无所事事；…”这里的丹指丹麦，那指挪威。除此之外，他还曾游希腊、土耳其、保加利亚等地，这还不包括他住过新加坡、槟榔屿和印度的大吉岭，还去过巴西。他的旅行也不全是浅尝即止，他曾在瑞典买过小岛，亲筑宅园（这个岛屿现在宅园已颓，但岛名还叫康有为岛），在墨西哥做过房地产生意（趁筑铁路时大买路旁土地，后转手获利万金），在温哥华组保皇会，还一度考虑移民巴西。海外游踪一事，康有为的确是大胆先进的人物。连他都自豪地说：“夫中国之圆首方足，以四五万万计，才哲如林而闭处内地，若我之游踪者，殆未有焉。”简直自认是四五亿中国人当中的旅行第一人了。
但他出国旅行的原因，其实是不得以的逃亡。戊戌政变（一八九八）后，康有为先逃到香港受英国保护，再转日本，后转往加拿大温哥华，再回香港，并居新加坡、槟城和大吉岭，大抵都在英国人的保护之下，一九○四年才决心游欧，旅行有部分是有家归不得的寄托。他却也为自己这项独特的因缘建立了一个理论基础，相信当中也有天命，他说：“天其或哀中国之病，而思有以药而寿之耶？其将令其揽万国之华实，考其性质色味，别其良，察其宜否，制以为方，采以为药，使中国服食之而不误于医耶？”也就是说，环球旅行只是要做一位遍尝诸国制度百草的政治神农氏而已。
正是康有为的旅行方式和原因，决定了他所看到的西方。他对义大利所见并不满意，他本来以为义大利的建筑是很值得向往的，后来发现都是石材或泥版的构造，非常失望，他批评义大利的宫室“不知开户牖以导光”，更说它们根本就是黄土高原那种落后的窑洞，比不上木造建筑雕梁画栋的精美。他对巴黎市容也很失望，不但宫殿未见华丽，他还说巴黎“河水未见整洁，道路未见宽敞”。最失望的则是来到古迹遍布的雅典，本来中国西化运动的健将来到泰西文明的摇篮，可以有一番火花，没想到看来像是一场误会。他说他“裹十日之粮而来”（准备了十天的旅费），但走了一下午就“吞雅典者八九”（走了城市八九成了），到处是断壁残垣，让他心情低落，他对雅典的感觉是“山陵枯索，飞尘满天，烈日炎熇，盖失气运久矣。感喟欷歔，不能自己。”
当然，一位急忙要寻找富国强民答案的人，不容易欣赏这些残破的景观，这位来自中国的思想家，如果要的不是蓝天白墙和海滩夕阳，他真的不需要希腊气运已失的残破败落，这些，他的家乡已经够多了。同样的，罗马和巴黎刻意留下的历史与生活，也不是他寻找的东西，也难怪他觉得比较顺眼的，反而是纽约的摩天大楼和柏林的林荫大道。
满的加罗也是的，蒙地卡罗就是一个十九世纪的拉斯维加斯，更精致优雅，但两个城市在物质丰美和一掷千金的氛围上却相同。他对西方世界新建立的物质生活是欣赏的，繁荣才是答案。他游希腊的时候就说：“农业之国，务尚节俭；而工商之国，势必享乐。…人类进步有其文化之指标，而文化由享乐之程度量之。”他还大胆地说：“若人人享乐，莫不富乐而能鉴赏美好，则不能谓之淫逸，而是进义理于至高之域。”
我不能抱怨康有为这位思想最有趣的思想家，不懂得享受罗马与巴黎，事实上旅行带给他很多变化，譬如他明白中国只是世界的一部分（大地八十万里，中国有其一；列国五十余，中国居其一），不再是“世界之至中，寰宇之至华”。他又从旅行感受到绝对主义的局限，世事有多面，在庞贝古城之旅，他就喟叹，“在昔沉灭，则为奇灾大祸；在今发现，则为考古巨观。微火山，吾安得见罗马古民？微秦政，吾安得有万里长城？天下之得失，固有反正两例而相成者。…仅知偏至之论者，其所见几何？亦何足与论道哉？”
他的旅行所带来的进化思想，使他推想未来世界的面貌，想像一个人人平等，服饰皆同的理想国度，更因为压抑人欲的制度都会逐渐撤除，婚姻制度也会消失，他竟大胆说出：“大同之世，交合之事，人人各适其欲而给其求。”这简直是六十年代美国性解放运动以后才说得出的惊人言论了。
（38）一个人的餐酒
作者简介：一九五六年出生，台湾南投人，台湾大学经济系毕业。电脑家庭出版集团和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创办人。
在义大利北边的文艺复兴古城翡冷翠（Firenze,或者英语里的Florence，中译另做佛罗伦斯），市中心华丽眩目的主教座堂（Doumo）背后巷子一家喧哗的小餐厅里，我心焦如焚地看着邻桌的孤独食客，他开的大肚瓶奇安提酒（Chianti）一动都没动，玻璃酒杯还是空荡荡的，然而他的主菜已经吃了一半了。
这家餐厅名叫“不拘小节餐厅”（Trattoria le Mossacce），我手上有几本旅行书都介绍到它，都说它每天挤满当地的食客，也提到它不接受订位。我们绕过游客如织的大教堂广场，弯进古色古香的鹅卵石马路，就在窄隘的街道旁，一个狭小的店面，门口排了长长的人龙；我探头去看，餐厅里喧声笑语，香味四溢，墙上挂满奇安提酒造型独特的大肚空瓶，以及一条条大火腿和大香肠，粗壮的木桌木椅，厚重的陶盘陶碗，侍应则全是穿着围裙的胖妇人，真的是不拘小节的家常餐厅，我一看就觉得是它了。
排队的人太多，让人不耐烦久候，我进门问了他们的营业时间，决定错开尖峰的人潮；我们沿路走向河边，走到着名的旧桥（Ponte Vecchio）逛了一会儿才回来。已经快下午两点半了，店里还是满满的客人，但排队的只剩两三人了。很快我们就等到我们的桌子，坐定下来，从一张印满菜名的桌巾纸上，我们点了半瓶奇安提酒、烩牛膝盖（Osso Bucco）、番茄煮牛肚（Trippa alla Fiorentina）、饺子面、还有各式各样令人垂涎欲滴的前菜。但我注意到稍早坐下来的邻桌独身客人，一位身材瘦削、古铜肤色、唇上蓄须的乡村仕绅，他一个人点了不少菜，开了一整瓶奇安提酒，沉默不言，慢条斯理品尝着每一道菜与面食，但桌上那瓶酒一动也不动，主菜都上了，杯子还是空的，难道他是忘了吗？
我在一旁替他着急，但他仍旧是不慌不忙。终于吃完主菜盘中的最后一块肉，并撕下一块面包把酱汁抹干净。他举手向服务生要了咖啡，才回身取瓶倒出第一杯酒，他没忘，他只是有自己的顺序。他喝完一杯酒，在杯子里倾注第二杯，又回头先去品尝刚端上来的咖啡，他一口干了小杯浓烈的义大利咖啡，满意地叹了一口气，才握着第二杯艷红色的酒，闭目养神，陶醉似地小口小口啜着来自卢芬娜（Rufina）的奇安提。
我正感觉若有所悟的时候，瘦小结实的北义大利乡绅已经结帐起身，推门而出，留下了大半瓶的奇安提。
啊，这就是了，这里头似乎是有一种从容、享受、和节制的生活态度，一种自然流露的人与生活的关系。奇安提酒本来就比柔顺醇良的法国酒要狂野一些，果皮里的单宁酸还散发着野草般的刺激之味，你先把酒开了，让它沉淀一下杂质，也让它和空气交流，它将变得柔和顺口一些，这就是这位乡绅束手不碰刚开的酒的缘故。但留了大半瓶的浪费又是怎幺回事？奇安提酒来自托士卡尼的奇安提区，是一种大众化的餐酒，高级昂贵的奇安提固然也有，但这种大肚瓶包着草篮的奇安提，在杂货店里只卖五千里拉一瓶（不到新台币一百元），小餐馆里大概是新卖台币二百元到三百元；如果小酌两杯是最美味也最合适的量，你又何必勉强喝完整瓶呢？
义大利人享受生活，不愿役于生活，由此可见一斑。美国人的麦当劳汉堡店大举进入欧洲之后，一些北方小镇上的义大利村民发起一种“慢食运动”（Slow Food Movement），“慢食”当然是针对着“速食”的概念而来；义大利人不忍见速食观念的扩散，一种有前菜、有主菜，慢条斯理佐以餐酒，最后还要以甜食咖啡做结的“慢食”，从此濒临灭绝。饮食果真如此，那还有什幺“美好生活”（Dolce Vita）呢？
“慢食运动”在欧洲悄悄蔓延开来，又变成了有深刻文化意涵的“缓慢生活运动”（Slow Life Movement）；这是一种对“全球化”的反省，如果全球一体的世界分工体系，带来的只有“美国化”，只有麦当劳、可口可乐等企业所代表的效率、方便、年轻、和经济利益，而没有历史、悠闲、品味、与甜美生活，我们要效率化和全球化来做什幺？难道进步的目的是要来折磨我们自己吗？
在旅行的途中，或在自己的生活回忆中，我的确看到“吃饭”是一种生活态度。从前贫穷的中国人总能够把饭吃得“欢天喜地”，餐馆里总是喧嚣欢腾，吃饭就是参与、演出、与节庆；小时候在乡下，并不是常有丰厚的食物，但拜拜或年夜饭是多幺隆重而令人期待的大事呀！请客人吃顿饭又可以是家族里多幺盛大的表演呀！中国人彷彿是把吃饭当做“活着”的证明，而生猛地活着，真正是可喜可贺的盛事。
义大利人吃饭有着同样的热情，多阳光的地中海气候，让吃饭也有嘉年华会的气氛；香料、大蒜、艷红的番茄、不计热量的起司、不顾血压的盐分，美味、香气、与分量都是满溢于外的；吃饭的人愈多愈好，喝酒则是愈热闹愈开心。吃饭，不是一种追求效率的工作，而是决定你快不快乐的生活。
岂止有历史的义大利人热爱食物与生活？整个地中海地区不都是这样的气氛吗？义大利人固然有红色的番茄见证他们鲜血一般的热情，法国南方人有加了萨佛隆（Saffron）的金黄色什锦鱼汤（Bouillabaisse），西班牙人也有加了同样香料鲜黄的海鲜饭（Paella），证明了他们太阳一般对食物的火热挚爱。比我早七十年来到地中海地区的英国食谱作家伊丽莎白．大卫（Elizabeth David,1913-1992），就在这些食物的美味与鲜艷的色彩当中，感受到她在寒冷北方所不曾经验的温度与热情。
伊丽莎白．大卫在英国念寄宿学校时，和众多其他莘莘学子一样，恨透了学校食堂里提供的食物。十六岁，她到法国去求学，在寄宿家庭里见识了法国人对食物的热情与烹调的技艺；一九三○年代，她再往义大利，在那里她结识了写小说《南风》（South Wind,1917）和旅行作品《老卡拉布里亚》（Old Calabria,1915）的诺曼．道格拉斯（Norman Douglas,1868-1952），成为忘年之交，也有人相信他们之间有一些男女情愫。伊丽莎白受道格拉斯的影响，战后回到英国，坚持相信英国人应该追求真正的现做面包，正宗不妥协的烹调要求，加上欲善其事必备的合适厨具。她写第一流散文体的食谱，引进地中海地区的饮食文化，并把食谱写作带到最高的文学之境；她发起真实面包运动，反对工厂式大量生产的面包，鼓吹家庭式的烘焙店与自制面包；她又自己开设厨具店，引进欧陆适当合用的各种餐具、工具。
几十年下来，因为伊丽莎白坚持英国人不能对吃饭随便，几乎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口味和态度，使英国不再是个“忙于改变世界，却无暇改善自己的菜单”的民族；英国人开始认识并风靡这些来自南方的美味料理，也放弃松软无劲的工厂吐司，除了下午茶以外，英国人也认真享受美食了。
对照这些书中的历史，冬季午后一个翡冷翠的餐馆里，一位乡绅动都不动的一瓶酒，以及他两杯之后潇洒离去的背影，我望着盘中艷红的番茄牛肚，滋味变得幽微复杂起来。
（39）在那遥远的地方
在树林狭窄山路急转弯的地方，我差点撞上一只白色的小山羊，小山羊咩咩叫了一声，前方一位小女孩闻声回过头来，灵动晶莹的大眼睛盯着我，却把我看呆了，因为那是一张绝色脱俗的美丽面庞。
这是尼泊尔山区里的一条林中小径，我并不是有意走到这个僻村幽境，我只是迷了路…。
那天早上我从喜玛拉雅山的眺望高地那加阔（Nagarkot）山顶出发，预备要徒步走到张古寺（Changu Narayan），不料才进了山区的登山道，就被一群青少年小太保堵起来，他们拍着手唱着：“要不要导游？要不要导游？你们要去哪里？你们要去哪里？我们是好导游，我们是好导游。”
这显然是被外来观光客搞坏了的民风，我心里不是太想理他们，低着头迳自走了。但才走了几步路，树林里就遇见一个分岔口，我不想这种时候把地图拿出来，打赌式地选了右边的小路，只听得远远那批小太保大叫：“错路，错路，左边才对。”
我回头笑了笑，挥挥手表示谢意，退回来走向左边的路，走了五分钟穿出一片林子，赫然发现前方空旷处，那群青少年痞子正坐在大石上等着我。原来右边左边的小路都是相通的，他们刚刚抄过右边的小路，跑到前方等着我，看见我走出树林，他们又开始拍手唱起来：“你不认识路，你不认识路，你需要导游，你需要导游。”
我可真的被激怒了，我用力摇着挥去苍蝇的手势，大声说：“走开，走开，我不需要任何导游。”说完大步就走，但没走几步路，眼前又是一片树林和一个双岔路口，我闷着头就闯进右边的路上，后面立刻响起齐声喧哗：“错路！错路！左边！左边！”
我不理他们，走在右边的路上，我也听到左边的林子响起窸窣的碎步，不一会儿，阳光明亮，我又穿出树林，小太保们又等在那里，这次他们气势衰了，但还是不放弃：“要不要导游？要不要导游？”
我摇摇头，继续向前行，前面当然还是岔口（山里头的路都是走出来的，显然每个人走的路都不一样），我毫不迟疑选了一条，身后仍然传来一些软弱的坚持叫喊：“错了，错了，左边，左边。”
山里的小孩无事可做，如果一个观光客用了他们带路，他们就可能拿到像是中了乐透的财富；如果他们平白放弃了一个机会，什幺时候再有一个傻瓜路过这儿呢？他们锲而不舍，忽左忽右跟着我，走了好几公里，我选任何一条路，都会照例听到他们唱歌般的声音：“错路，错路。”太阳很大，他们跑得满身是汗，那些“错路”的叫喊也愈来愈没有力气。
我穿进另一个凉爽的林中小径，愈走愈深，几乎走了半个小时，完全没有听到那群青少年的声音，我这才发现，不知何时，他们全都不见了。一方面我松了一口气，因为终于摆脱了纠缠，但另一方面也开始忐忑不安，因为我已经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尼泊尔是伸手可触天的高山之国，一个“地无三里平”的地方，但举国上下并没有几条公路，因为没有钱可以盖公路，从加德满都往那加阔的公路就是中国政府盖给它的，除此之外，全国的交通主要是仰赖人们最自然的工具：双腿。在山林，在田野，你都会看到尼泊尔人头顶草篮，优雅地缓步上坡或下坡。尼泊尔虽然穷困但不匮乏，山村里头农人种田、养羊、织布，自给自足。闯入没有公路、没有观光客的山里，你就看到被时间遗忘的、千年不变的、桃花源似的农村。
当我发现那群苍蝇般的青少年消失之后，同时也明白自己已经迷了路，即使拿出地图也看不出自己所在的位置。我的地图只是平凡的导游地图，并不是专供健行的山区细图，山里头密密麻麻的小径，没有一条是图上找得到的。我并不特别感到慌张，我想，反正要去的地点不过是一个方向，如果我确保自己一路向东，终究可以到达彼处。
山中小路并不担保彼此相通，有些路走着走着，就走进山里一栋村舍的后院，一群微笑的老妇人正瞅着你看，我只好讪讪地退了出来。有时候，走在浓密的树林里，以为周围空无一人，突然间听到草丛里有笑语声，一会儿，深草处站起两位背着篓子的小女孩，篓子里装满采来的草。
就在一个山路急转弯的地方，我差点撞上一只白色的小山羊，山羊抗议似地咩叫了一声，一位十三、四岁的小女孩回过头来，一双黑白分明、天池一般清澈的大眼，不可思议的、不属于人间的清丽脸庞，我吃了一惊，呆住了几秒钟，连忙回过神合掌来打招呼：“Namaste！”
小女孩掩口嫣然一笑，天上散下五彩色纸，银铃一般回了我一句：“Namaste！”旋即转身小碎步跑了，这时候我才看见，她的脚上绑着铃铛和绳子，绳子另一端则系在山羊的脖子上，她是一位放羊的小女孩。
她的脸上涂着一抹泥，脸庞也晒得黑亮，赤着脚，小腿上也沾着污泥，身上一袭连身带蕾丝边的白洋装，但灰扑扑地满是尘土，但这一切都掩不住她那天生丽质的脱俗绝色，你不能想像深山里竟有这样的美女。消失在树林后的叮叮当当铃铛声和清脆的嬉笑声，让我怅然若失地停在小径上，唉呀，在世界最偏僻山谷的惊鸿一瞥，这算是什幺样的奇遇？
我突然想起了王洛宾民谣风的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以及它脍炙人口的歌词：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位好姑娘，
人们走过了她的帐房，
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
我愿做一只小羊，
跟在她身旁，
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
不断轻轻打在我的身上。”
我突然体会这首歌谣里的女主人翁，那位持鞭牧羊的美丽女孩，应该正是这种模样，而不是我以前想像的衣着光鲜艷丽如戏服，皮肤洁白似雪的现代女郎。她们如果生长于边塞远疆，地理上的卫生条件，不会使她们的容貌清洁白净，她们会晒得黝黑，脸上不免要有一抹泥土；而如果她们也像尼泊尔人一样，把衣服铺在草地上曝晒，洗净的衣物抖一抖，也要抖出许多灰尘来，不可能像我们从洗衣店洗回来的那样。
我在山区树林里东突西闯，终于来到了张古寺，在寺旁小店里喝了一瓶汽水，继续南折走往神祕的古城巴克塔布（Bhaktapur）。我进城的时候已经接近黄昏，城市还是石头所建，时空久远，雕琢富丽，彷彿一场魔法让我们回到千年以前的历史之城；天色橙紫交揉，云彩低低压在我的头上，好像是一场古戏的布景。池塘汲水处，一群披着沙丽的女孩弯腰洗发，她们也一个个轮廓鲜明，五官秀丽，像是中古世纪黄昏潜出的妖精。但没有一位女孩，能及得上树林里牧羊女的超俗清新，她们只能是来自尘世，而那位山谷里的女孩，她究竟是哪里来的呢？
（40）走到世界的尽头
当陌生的世界彼此不期而遇的时候，很多原来熟悉到不能有任何想像力的事物，突然之间又闪烁起奇异的绿光，甚至有了全新的景观与和全新的名字，彷彿是回到世界刚创始的时候，你可以指着一件事物说：“看哪，这个东西，我们从此要叫它…”
譬如在停滞了千年以后的中国，万物彷彿已有了既定不移的位置和秩序，但清朝的知识分子和洋鬼子接触后，却发现西方人的月份名称不一样，梁章巨在《浪迹续谈》里就惊奇不已地提到说：“今将外夷月分色名，开列于后，正月曰燃奴阿厘，二月曰裴普尔厘，三月曰玛治，四月曰阿勃厘尔，五月曰脢，六月曰润，七月曰如来，八月曰阿兀士铁，九月曰涉点麻，十月曰屋多麻，十一月曰那民麻，十二月曰厘森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