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燃奴阿厘（January）到厘森麻（December），加上July法名如来，一年十二个月的平凡名称竟然可以出现一种诡异的色泽，从常识重新又还原为知识，就不能不想见它们在遭遇之初的新鲜之感（但这是粤人刻本所记，你得用广东话发音对照才行）。为什幺要记录这些光怪陆离的名称？梁章巨自己说：“今姑存之以广异闻。”说“姑存”，又说“异闻”，可见他是把这些名称当做八卦趣闻来看，不相信它们有任何恒久的意义。
一个世界与另一个世界蓦然相遇，常常就是这样没有足够的准备。干隆年间，英王命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率舰使华，英国上下竟找不到会讲中文的通译（别忘了英属东印度公司成立于一六○○年，到干隆年间也做了中国一百五十年的邻居了），只好请出罗马教廷的鞑靼传教士来兼差打工（他们另外找到两位能讲中文的都是法国籍的传教士，难道英使出国用的传译人竟来自死对头法国吗？）无独有偶，清朝政府也找不到懂英文的“舌人”，竟然鱼目混珠地找了葡萄牙人来充任（这位一句英文也不会说、名叫索德超神父的葡萄牙裔耶稣会教士，他在清廷的职位是钦天监监正）。英语雄霸天下还要再等百年后美国的兴起，当时英文还不是最时行的国际语言，懂英文的人也是不多的。
清廷的英语能力改善得很慢，民间（主要是广州一带）却早因为做生意而用起英语，梁章巨根据粤人刻本记下这条笔记的时候是道光年间（一八三九），可见英文已经很流行了。但薛福成在他《出使日记》中记了一段故事，说英国外交部一位参赞持一匣黄绫包裹请教于他，那是中国寄来已经五、六十年的东西，外交部无人识是何物，薛打开一看，发现是嘉庆二十一年（一八一六）清皇赐给英吉利国王的敕书，“系清文汉文辣丁文三体合璧，词义正大，洵足以折服远人。但昔时风气未开，中西语言文字不相通晓，观其包裹完好，可知英国无人一读。”这句话极可能是有问题的，说英国人不懂满文、汉字可能是真的，但英国上下怎幺会没有人读“辣丁文”呢？他们只是不识得天朝的“词义正大”罢了。然而给英国人国书，只用拉丁，不用英文，可见清廷宫中能通英文的人还不太充裕。比较起嘉庆十九年（一八一四），清朝政府特别下令给广东：“铺户不得用夷字店号”（商店不可用英文做招牌），民间的英文显然已经泛滥成灾。
但在世界与世界相遇之前，偶而有一些“掉入另一个世界的人”，他们的经验常常是当时同代人所不能理解的。差不多就在马戛尔尼出发前往中国的一七九二年前后，一位名不见经传、来自大清帝国的苦命老百姓，却因缘际会来到了伦敦，记下了他亲眼目睹的伦敦“自来水”奇观，大家如果不嫌我囉嗦，我就把他这段画面生动的描绘抄录一遍：“…桥各为法轮激水上行，以大锡管接注通流，藏于街巷道路之旁，人家用水，俱无烦挑运，各以小铜管接于道旁锡管，藏于墙间，别用小法轮激之使注于器，王则计户口而收其水税。”从墙上用个小法轮，就可以轻松把大锡管转流来的水注于盛水的器皿，无烦挑运之苦，多幺惊人奇妙的魔法系统呀！
根据替他笔录的作者杨炳南的序，简略地介绍了这位生逢奇遇的人：“余乡有谢清高者，少敏异，从贾人走海南，遇风覆其舟，拯于番舶，遂随贩焉。每岁遍历海中诸国，所至辄习其言语，记其岛屿阨塞风俗物产，十四年而后返粤，自古浮海者所未有也。后盲于目，不能复治生产，流寓澳门，为通译以自给。”杨炳南遇谢清高于澳门，谢清高已经是一瞽翁，听他诉说泰西南洋之事，一一能详，如数家珍，因而应允替他条记口述，成《海录》一种，近代旅行史家冯承钧为之详考注释，并考证谢清高生卒年应在干隆乙酉（一七六五）及道光元年（一八二一），推测谢流浪四海的时间应在一七八二年到一七九五年间。
今天重读谢清高的《海录》，对他所记忆的世界景观之广阔之准确，是令人称奇不置的。而看到他所选择记录的东西，也正反应与自己家乡对照比较的意思；就像梁景巨对西人的月份称号感到珍奇一样，谢清高也记婆罗洲当地土话数字的发音，一为沙都（satu），二为路哇（tuwa），三为低隔（tiga），四为菴叭（ampat），五为黎幺（lima），六为安喃（anam），七为都州（tujuh），八为乌拉班（delapan），九为尖笔阑（sembilan），十为十蒲卢（sapuluh），括号里是我引的今日马来文，若合符节，而这些数字又是每一位马来西亚或印尼侨生都能对你朗朗上口的。
谢清高又记布路槟榔（Pulo Penang，今之槟榔屿），说它本来没什幺人住，但“英咭利于干隆年间开辟”，遂渐富庶；又说它地无别产，“所居地有果二种，一名流连子，形似波罗蜜而多刺，肉极香酣；一名茫果生，又名茫栗，形如柿而有壳，味亦清酣。”你如果游马来西亚，不可能在街上错过大啖榴莲和山竹的滋味，而且应该先吃榴莲再吃山竹，以山竹之清甜冲淡榴莲之浓腻，这是南洋人固有之智慧。冯承钧注茫姑即檬果，一名芒果，学名Mangifera Indica，恐怕是错了；茫果生是Mangosteen，马来文是mangustan，今称山竹，学名是Garcinia mangostana。
十四年的飘泊，谢清高到底随外国商船走了多远？读他的《海录》倒像是上了一堂世界地理课，南洋言之能详当然是不用说的，提到锡兰（西岭）、加尔各答（隔沥骨底）、马德拉斯（曼达喇萨）、孟加拉（明呀喇），风俗物产也是对照无误；再远就到欧洲，他历数的国名就有布路几士（Portugues）、意细班惹呢（Espanol）、佛郎机国（France）、荷兰国、盈兰你（爱尔兰的葡语发音）、亚哩披华（Antuerpia，即比利时）、祋古（土耳其）、一打辇（意大利）、单鹰（Dane，丹麦）、埔鲁写（Prussia，鲁士）、英咭利、绥亦咕（Sverige，瑞典）。单是这些国名的准确已经很惊人了，各国还有语言和政体、民情的记录，譬如记英咭利时说︰“有吉庆延客饮燕，则令女人年轻而美丽者盛服跳舞，歌乐以和之，宛转轻捷，谓之跳戏。富贵家女人无不幼而习之，以俗之所喜也。”活脱脱是一幅《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里的场景（︽傲慢与偏见︾初稿完成于一七九七年，出版则在一八一三年）。
可是谢清高又说，由英咭利往西，海行旬日，又有咩哩干国（美利坚），“原为英咭利所分封，今自为一国，…即来广东之花旗也。”才建国不久的美国也进入记录，又注意到“自王至于庶人无二妻者”，新鲜得很呢。记美洲不限北美，又有沿你路（Rio de Janeiro，里约热内卢）；越过美国再往西，又能看见大洋洲诸国，历数哇夫岛（Papua，巴布亚新几内亚）、哇希岛（澳洲）、匪支（斐济）、慕格（Marquise，今称马贵斯群岛）。
他的行踪还未停歇，从哇夫岛北行，约三个月可以到达一个地方叫开于，开于就是Kurile，在俄罗斯东方海上千岛中的一小岛。我在一次燃奴阿厘与裴普尔厘之际游北海道，隆冬盛雪，走到最东边的根室（Nemuro）；在海上可以看见国后岛的蓝色浮影，那是日本人与俄国人争执的北方四岛之一，再往北就是两百年前谢清高造访的开于。在那里，他和爱斯基摩人交换海虎、灰鼠、狐狸的皮草；他看到海口“大者寻丈”的流冰，又觉得土人“形似中国”，刳独木为船，又记太阳在南方仅数丈，一二时即落，初到时手足皆涷裂。又往北行二十余日，应该已在勘察加（Kamtchatka）半岛，约在北纬五十五度到六十度间，他不能再往北了，因为他“闻其北是为冰海云”，那是世界的尽头了。
（41）富丽怪奇
在莎士比亚的名剧《暴风雨》（The Tempest）里，小妖精爱丽儿假意向腓迪南王子唱出他父亲葬身海难的恶耗，这段歌词同时也是一首音调铿锵、传诵千古的绝美诗篇：
五噚之下躺着你的亲父，
他的骸骨已然成了珊瑚，
他的双瞳如今化为珍珠，
他身上的一切并无朽腐；
没来由经历了一场海变，
变成富丽怪奇的某一物，
海仙子按时来敲他的骸骨，
听哪！我听到了—叮叮咚！
Full fathom five thy father lies;
Of his bones are coral made:
Those are pearls that were his eyes:
Nothing of him that doth fade,
But doth suffer a sea-change
Into something rich and strange.
Sea-nymphs hourly ring his knell:
Hark!now I hear them,-ding-dong,bell.
每次我读到这首诗，尤其是读到“没来由经历了一场海变，变成富丽怪奇的某一物”这两句时，总不由得要想到香港。是的，没错，香港正是一个经历了百年海变、变得富丽怪奇、举世无双的城市。
香港今日的面貌或者命运是如何决定的？也许很多人相信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是决定性的因素。但是如果我们读到一七九三年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谒见干隆皇帝所提交的信件，就会看到这个命运其实比鸦片战争或南京条约都要早上近半个世纪。这封提给中国皇帝的信，也就是使节团千里迢迢访华的交涉目的，信上说：“国王指示特使恳请皇帝陛下恩准：…三、英国商人可以在舟山附近拥有一个小岛或一小块空地，以保存他们未能卖出的商品，在那里他们将尽可能与中国人分开避免任何争端或纠纷，英国人不要求设立任何像澳门那样的防御工事，也不要求派驻军队，而只是一块对他们自身及财产安全可靠的地方；四、同样，他们希望在广州附近获准拥有一块同样性质、用于同一目的的地方；…。”信里的请求共有六项，都是各种有关商贸的需求，其中有两项则涉及一个海岛的取得。
取得一个香港之类的荒岛，自始到终都是海权军事主义的思想；即将进入十九世纪的英国海军，已有能力航行到世界任一角落，但船舰不可能不靠岸补给以及补充淡水，你必须在世界各个角落都有若干可掌握的据点，这就是类似槟榔屿等的海峡殖民地（Strait Settlement）或拥有香港的背后思想。在马戛尔尼出发前，他与英国上司已有任务上的共识，“尽可能在靠近生产茶叶与丝绸的地区获得一块租界地或一个小岛，让英国商人可以长年居住，并由英国行使司法权”；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或早或晚，某一个类似香港的小岛（在信上另一个可能的例子是舟山），终将发生doth suffer a sea-change的命运。如果这个例子发生在舟山，不仅后来世界认识的东方之珠是另一个，广东话的价值也会大不相同。
马戛尔尼的请求当然是被拒绝了，中国当时还是一个不认为商业贸易有必要的社会，对新兴的海权思想也无所悉。干隆皇帝在回信里说：“尔国欲在珠山海岛地方居住，原为发卖货物而起。今珠山地方既无洋行又无通事，尔国船只已不在彼停泊。尔国要此海岛地方亦属无用。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为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况外夷向化天朝交易货物者亦不仅英吉利一国，若别国纷纷效尤，恳请赏给地方居住买卖之人，岂能各应所求。”不但开放海岛是不能开例的，天朝甚至认为贸易对中国也是多余的，同一封敕书里也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在当时，非但中国人不明白既无洋行又无通事的一个荒岛能做什幺用，就连英国人在取得香港之初，恐怕也不能想像在一百年之间，香港会变得into something so rich and so strange。今天站在香港岛中环一隅或一艘来自九龙的渡轮，抬头看那些密集群聚的摩天大楼，以各种样貌风姿直入云霄，遮蔽了天色与阳光，想像这些玻璃帷幕巨楼的价值与投资，昔日荒僻的蕞尔小岛，是如何迅速累积了这些巨大的财富与能量？
说香港的富丽怪奇，富指的并不是任何个人（个人当然也有贫无立锥之地的穷人），而是指霍霍轮转的资本主义机器，如何竟使香港汇聚了来自全世界的无尽财富？一个远东地区有自由有法治的小地方，一群一群来自中国一无所有、但拚命实干的安分百姓，又如何在一百年间竟使一个捕鱼的贫岛变成全世界最富庶的地方？
香港因富而丽，进而又有富足得以怀藏斯文的社会；她的“怪奇”，其实正是来自她文化上“半唐番”的丰富性。在文化上，香港其实是卧虎藏龙的。她的自由开放足以怀藏全世界的不适应者，足以收容最激进与最保守；她的富裕有余则足以接纳脆弱的文化遗民（如钱穆先生在香港创新亚）、和藏身其间为稻梁谋的知识分子，经济力又足以支撑某种仰赖大量消费的大众文化（以人口比例看，香港拥有全世界密度最高的明星、歌星、模特儿、和社会名流）。
二十年前，我经过艰难的签证手续第一次来到香港；在此之前，我仅能从○○七和苏丝黄等好莱坞电影窥探这个又熟悉又怪异的地方。她独特的街道与招牌的景观，她的富饶拥挤与嘈杂有劲，在你亲身踏上这个土地时，却又感到无比真实而活力十足。第一次，我在地铁里、渡船上、小巴中、喧嚣的茶楼间，已经见识了香港的动感魅力，你在此感到自由轻松，她规则清楚，世故圆融，多数人忙碌而庸碌，幸福是俗世形式的。
我是喜欢香港的，喜欢她的入世不做作，喜欢她的节奏和敏感，喜欢她既国际又乡土。后来的二十年，我因为工作的缘故来得次数愈来愈多，结交了各式各样的朋友，真的如我所说，这里是卧虎藏龙的；也因为人才济济又丰富多元，不免有时显得寂寞或孤芳自赏。他们常抱怨香港不适合有文化理想的人发展，也许是吧，但文化里需要的那种宽容和无动于衷，没有一个地方比香港更像。
香港人最近自己有点遗弃了香港，他们普遍有一种焦虑，觉得香港不时髦了，也许混迹上海更像时髦的行动；他们也担心香港地位不再，上海彷彿处处要取代她。香港当然无法在像当年封闭的中国时担任唯一的中国门户，一部分角色的流失在所难免；但百年独特因缘所造就的富丽怪奇，却是不可能取代。做为世界（西方）与中国的交界之处，地位也是不可动摇，在当中还有无数的生机和商机，聪明的香港人，应该会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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