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苏区“五老”和首脑的夫人们掌管经济的林伯渠1933年初，中华苏维.2
组织干事，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等职。
邓颖超到瑞金时，身体状况不好，常常吐血。但她一直忠于职守，顽强地带
病坚持工作。
当时中央苏区的生活很清苦。由于敌人连续不断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
红军战士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经常吃不饱饭，每天只有五分钱的菜金。
为此，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曾在全苏“二大”发出号召：“财政的支
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
大的犯罪。”“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
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也在动员全苏区掀起一个节省运动的高潮。
为了响应毛泽东和中央政府的号召，身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的邓颖超，立即
和在中央局宣传部工作的陆定一等同志商量，带头节省，提出了两条具体措施：
第一，“每天节省二两米，使前方红军吃饱，好打胜仗。”
第二，“今年公家不发我们热天衣服，把这些衣服给新战士穿。”
这个提议，立即得到了苏区中央局领导人和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热烈响应，
他们纷纷在决心书上签名。邓颖超和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投入
了节省运动。
1934年3 月20日，《红色中华》表彰了他们的模范事迹。
邓颖超在苏区中央局工作期间，经常关注苏区各部门的工作，逢有重要会议
和纪念活动，她都要抱病参加，并撰文纪念，热情宣传。
1933年11月，中央苏区备省第一次工农妇女代表大会召开前夕，邓颖超以喜
悦的心情，撰写了《怎样领导各省第一次工农妇女代表大会》的文章。
她在文章中热烈赞扬了苏区妇女“在苏维埃革命的发展中，在四次粉碎敌人
的‘围剿、中，发挥了她们的积极性，贡献了她们的热情，表现了她们的英勇和
伟大力量。”她号召广大苏区妇女“坚决的为保卫与发展苏维溪而战斗”，“一
分钟都不要放松扩大红军与归队运动”，“完成三十万双草鞋慰劳红军”。
她还要求普遍地建立和健全苏区女工农妇代表会的组织，检查了解妇女的生
活，解决她们的实际困难。邓颖超的这篇文章在《红色中华》发表后，对苏区各
省的妇女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33年8 月10日，正值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创刊百期纪念之际，博
古、洛甫等许多中央领导人纷纷撰文纪念，邓颖超也撰写了一篇题为《把< 红中
> 飞舞到全中国》的文章。文章回顾了《红色中华》在党和中央苏维埃政府的领
导与号召之下取得的伟大成就，同时还客观地指出了《红色中华》存在的一些缺
点，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如扩大发行网，组织叫卖，建立代售处，训练通讯
员等，以把“《红中》活跃到各苏区，活跃到各边区，活跃到环绕着苏区的白区，
活跃到中心城市，活跃飞舞到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中去”。
邓颖超这些文章中的话语，像一阵阵温馨的春风，吹拂在苏区的红土地上，
流淌在苏区人民的心坎里。
1934年10月，邓颖超离开中央苏区，随主力红军长征。
张闻天夫人刘英刘英是个坚强的女革命家。她于192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
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妇女部部长，1929年赴莫斯科劳动大学学习。后又转至国
际无线电学校，1932年毕业后回国。1933年6 月受组织派遣到了中央苏区瑞金。
一到瑞金，刘英就和中央局秘书长邓颖超联系。她们早在1928年在上海时就
认识。时隔五年，一见面，邓颖超就认出了她，亲切地叫道：“哟，小杰回来了。”
刘英原名叫郑杰，“刘英”这个名字，是到中央苏区才起的。
开始，博古要刘英到电台去工作。但刘英生性好动，而且能说会道，喜欢做
群众工作，她就向组织局局长罗迈提出去干群众工作。于是，罗迈便派她到少共
中央局担任巡视员。
一次，刘英前往福建省委巡视工作，发现福建团省委的工作比较被动，便主
动帮助团省委的负责人出主意想办法，很快把发展团员的工作开展起来，完成了
任务。由于她的工作能力强，表现出色，少共中央局就任命她为福建省委常委、
团省委书记。
1934年1 月，刘英回到瑞金，先列席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后又参加了“二苏”
大会。会后，她被任命为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部长。
有一次，刘英去看望毛泽东，并向他请教开展宣传工作的方法。毛泽东对她
说：“你嘴巴子很伶俐，能说会道，不过当了宣传部长，讲话的对象不同了，可
要注意通俗化啊。你宣传的对象是农民，长篇大论不灵，学生腔也要不得。就是
湖南人的口音也要变一变，要向江西老俵学说话呐！”
少共中央局的主要工作是培训青年干部。为此，刘英办了一个红军青年宣传
干事训练班，系统地进行团课教育，还主编了一本《青年读本》，并到马克思主
义学校（党校）去讲授青年团的任务和团的建设等课程，充分显示了她较强的宣
传能力和组织能力。
1934年4 月底，第五次反“围剿”在错误路线指导下，形势极为不利。
为了支援前方，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发起了扩红运动，并派刘英到于都任扩红
突击队队长。
刘英受命后，立即带领十多个突击队员，赶到于都。她决定首先开展轰轰烈
烈的政治动员，掀起一个欢送红军、优待红军家属的热潮。于是，在县里召开了
突击队员和区委书记联席会议。刘英在会上作动员报告，讲了第五次反“围剿”
的严峻形势，中央的决心，扩红突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然后将突击队员发派到
各区，层层动员，落实分工任务。在扩红中，特别强调党团员带头，起骨干模范
作用。同时注意解决参军青年的切身问题，做好优待红军家属的工作。于是，一
场轰轰烈烈的扩红突击的热潮掀起来了。由于苏区群众觉悟高，刘英的扩红工作
做得很好，原定三个月完成的任务，仅一个半月就超额150 ％完成了。
6 月21日，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一消息，
并称赞刘英的工作实现了“于都县的破天荒”。刘英带着完成任务的喜悦，从于
都回到瑞金。路上遇到邓小平，他伸着大拇指对刘英说：“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并说这是项英在政治局的会议上说的。
后来，在扩红运动总结时，中革军委武装动员部还奖给刘英扩红突击队一面
光荣旗，上面写着“干都扩红超过二倍半”，每个突击队员还得到军帽、手中和
书等奖品。
1934年8 月底，中央苏区形势更加严峻。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
指挥，第五次反“围剿”接连受挫，敌军已逼近兴国、会昌等中心区域。
为此，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再次研究决定，进行一次新的动员，在9 月份再扩
大红军六万人。9 月2 日，《红色中华》发出动员令，在9 月27日以前动员三万
新战士武装上前线！于是，中央局再次派刘英到于都扩红，任务是动员四千五百
人参加红军。
刘英立即骑马赶到于都，当地才动员二百五十五人参军，离四千五百人的任
务差距很远。刘英急得团团转。她把这些情况向正在于部养病的苏维埃中央政府
主席毛泽东作了汇报。
当时毛泽东患疟疾刚愈，身体还很虚弱。他靠在床上听完刘英的汇报后说：
“要开会，把突击队员、区委书记都找来开会。”
刘英焦急地说：“再开会，时间就来不及了，现在离规定期限不到十天了。”
“不，一定要开会，思想打不通，再有时间也完不成任务。”毛泽东坚持要
开会。
刘英又说：“突击队员都分散到各区去了，通知也来不及。”
“这好办，我有几个警卫员，叫他们骑马到各区，口头通知。”说完，毛泽
东立即通知几个警卫员马上出发。
这一着果然奏效。9 月19日，全县活动分子紧急会议如期召开。毛泽东抱病
参加了会议。
会上，刘英作了报告。她把扩红中的情况，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及中央局的意
见融汇在一起讲了一遍。刘英讲完后，与会的同志们一个劲地鼓掌欢迎毛泽东讲
话。
这时，毛泽东站起来说：“好，我就讲五分钟，讲‘决心’两个字。”
他围绕着为什么要下扩红的决心，深入浅出他讲述了第五次反“围剿”的严
峻形势。又从对待困难的态度，讲下决心的重要作用。最后鼓励大家下定决心，
不怕困难，去完成扩红任务。
会后，区委书记和突击队员分赴各地，层层动员，并做了争取后进群众的工
作。很快，于都的扩红运动有了起色。到9 月底，已动员将近一千人参加红军。
9 月26日的《红色中华》还报道了于都的做法，说于都“过去最严重的问题是群
众逃跑登山，自会议后各地争取逃跑群众回来的工作，取得了最大成效”。
10月初的一天，正当刘英为完不成扩红任务而焦虑时，毛泽东找到她，神情
严肃地说：“刘英同志，告诉你，马上回瑞金，有特别任务。”
刘英说：“扩红任务还没有完成，我怎么能走呢！罗迈没有通知，我可不能
走，随便回去要挨批哩！”
毛泽东见她不肯走，也没有再说什么，带着警卫员先走了。但一会儿又折了
回来，说：“刘英，你一定要走，不能不走，有特别任务啊！我也要回瑞金了。”
毛泽东把“特别任务”几个字说得很重，刘英不解其中的含义。
过不多时，罗迈来电话，通知刘英速回瑞金。
回到瑞金的第三天，刘英即被分在中央“红星”纵队，随主力红军长征。
朱德夫人康克清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这一光辉著作中曾经提到：万安“有八十个革命
农民跟随到井冈山”。康克清就是万安暴动后上井冈山的八十个革命农民之一。
康克清1912年出生于江西万安的老塘湾。1926年，她15岁时就参加了共产主
义青年团，当了少年先锋队的队长。1928年1 月，曾天宇、张世熙等领导了著名
的万安暴动，康克清参加了这一暴动。后来，国民党调集大批军队前来镇压，农
民军被迫放弃县城，转入山区坚持斗争。康克清等八十个农民军，随陈毅部队上
了井冈山。
上山后，他们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的热烈欢迎。上山的八十个革命农民，被
编入万泰游击大队，康克清从此便由一个贫苦的农村少女，成为井冈山的“工农
武装割据”的游击队员，时年17岁。
1929年1 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万泰游击大队跟
随红四军下山打游击，后改编为红军地方正规部队。这时，朱德的前妻伍若兰已
在战斗中牺牲。在战争的岁月中，朱德与康克清产生了爱情，并于1929年3 月在
闽西长汀结成了伉俪。从此，康克清跟随朱德转战于中央苏区各地。
1930年底，红一方面军来到黄陂、布一带休整。康克清当时在方面军总部特
务团第三连任指导员。
这时，中央苏区刮起一股打AB团的恶风，说“赣西南党、团和各级苏维埃政
府里充满着富农反革命分子”，“必须严厉地镇压AB团，处决AB团的一切活动分
子”。总政治部秘书长李韶九负责打AB团的工作。他采用极“左”
的政策，用欺骗和严刑拷打两种办法使人招供，整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所谓
“AB团骨干分子”，这些人被当作“死硬的反革命”处决。
当时三连正在进行军政训练。保卫局来人说，三连有一个战士是AB团。
康克清想问个究竟，回答却是：“AB团的事，你无权过问。”就这样，人被
带走了。没有两天又来逮人，被逮的两个年轻战士哭叫喊冤对康克清说：“我们
连什么叫AB团都不知道，怎么会是AB团？指导员，你帮我们说说话吧！”
康克清了解这些年轻战士，不相信他们会是AB团，便上前说明他们的情况，
请求不要把他们带走。来人把眼睛一瞪，说：“你少管闲事！”蛮横地把人带走
了。
对李韶九的所作所为，人人痛恨，可是无人敢说。谁说，谁就会被打成同情
AB团的反革命。康克清把发生的事情对朱老总说了，老总听了心情沉重地说，这
样的事，他暂时也无法可想。
终于，抓AB团抓到朱老总身边。一天，保卫局的几个人跑来，说朱总司令的
勤务员李少清是AB团，要把他带走。李少清才十五六岁，是从农村来的，勤劳质
朴，康克清认为他绝不是什么AB团，于是不顾一切地站出来替他担保。
“如果日后发现他有问题，你们找我好了。”
那几个人根本不听，说：“我们只执行李秘书长和保卫局的命令，你有话跟
他们去说吧。”
没有办法，只好去搬朱老总。老总听了，出来气愤地对那几个人说：“他跟
了我这么多年，还是个小孩子，腿又有点残疾，怎么可能是AB团？如果你们要从
我这里抓他走，必须拿出证据，没有证据不能随便抓人。”
他们拿不出证据，说是某某说他是AB团。
“不行！我要的是事实证据，不是这种不负责任的口供。没有证据、谁也不
准把他带走！”
李少清就这样被保护了下来。
1932年春，红军不断胜利，苏区日益扩大，许多青年妇女跑来要求参加红军，
她们大半是农村姑娘，也有一部分红军家属，多在十八九岁左右。其中有一部分
是红军攻打赣州时，出来做支前工作的，攻打赣州失利后，她们纷纷要求留在部
队里。经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江西省委协商，成立女子义勇队，把她们集中起
来培养成既懂军事又能做地方工作的妇女干部。组织上委派康克清担任队长，吴
仲廉任指导员。这支一百八十人的队伍，在康克清、吴仲廉的带领下，根据朱总
司令“治军必须严格”的指示，勤学苦练，从严从难，无论是队列训练、实弹射
击、内务卫生、日常作息、夜间查哨等，都一丝不苟，很快就训练成一支出类拔
萃、具有一定战斗力的队伍，受到了红军学校领导的好评。
1934年春天，中央苏区形势开始紧张起来，根据地一天天在缩小，原来的后
方渐渐变成前方。刚过端午节，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交给康克清一项任务：检
查赣县北部的工事。据说那里的工事碉堡里的枪眼，不是朝向敌人、而是朝着自
己，要她尽快查实纠正并追究原因。
接受任务后，康克清即带了几个人迅速赶到杨殷县，检查完工事和碉堡后，
来到赣江边的索粹乡。她发现这里街上萧条冷落，群众流露出惊慌不安的神色。
在索梓乡政府，康克清见到乡苏维埃主席和武索区黄武游击队长游联煜。从他们
口里知道，前几天敌人过江来抢劫，还烧了两家红军家属的房子，临走时声言明
天还要来。
“你们看到白匪烧杀抢劫，为害百姓，为什么不打？”康克清忍不住严厉地
质问。
“白匪有两支队伍一百多人，我们只有五十几条枪，从来没有打过仗，也不
知道该怎么打。”
游联煜让康克清问得有些下不了台，犹豫了一下，马上又说：“康同志，你
是总部派来的，见过世面，打过大仗，请你指挥我们打一仗，可以吗？”
康克清这时感到有点突然。虽说经历了不少战斗，也带人捉过逃散的零星白
匪军，可是还从未指挥过几十人以上的战斗呀！但转念又一想，红军有帮助地方
游击队的责任，眼前这场战斗是非打不可，只有当仁不让了。
“好吧！战斗由我来指挥，我们大家共同来打好这一仗。先弄清敌我双方兵
力，再去看地形，研究如何打。”
趁天未黑，康克清带领大家去看了地形，边看边研究，并制订了周密的作战
方案。
第二天天未亮，白匪军就从良境偷渡过来，在岸边一带进行抢劫。康克清当
即命令兵分三路，同时向良境之敌进攻。敌人是一群惯于打家劫舍的拥有一百多
人的靖卫团和守望队，平时从未吃过亏，狂妄自大。这次遭到突然袭击，顿时慌
作一团，狂喊：“红军来啦，快跑啊！”丢下五具尸体，仓皇逃至江边，登上船
夺路而逃。这一仗缴枪五枝，敌人死伤二十多人，我军大获全胜。这一仗充分显
示了康克清出色的组织指挥才能。
事后，敌人知道是朱德的夫人康克清指挥的，一个个吐着舌头说：“原来是
朱德的老婆来了，难怪这样厉害。以后遇到她，可要当心了。”
以后很久，敌人不敢从良境一带过河。
李富春夫人蔡畅在中央苏区，蔡畅曾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她外表优雅端
庄，颇有大家闺秀的风范。但她为人谦和，艰苦朴素，才华横溢，深为江西人民
和苏区妇女界所推崇拥戴。
1931年11月，蔡畅奉调进入中央苏区。当时，苏区军民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
“围剿”，根据地有了很大的发展。刚到苏区，蔡畅在瑞金的红军学校任政治教
员，负责讲授社会发展史。她知识丰富、口齿清晰流利，上的课很受学员们欢迎。
同年底，正是寒冬季节，组织上调蔡畅到中共江西省委担任妇女部部长并代
理组织部部长。于是，蔡畅便随同李富春策马来到江西省委机关驻地兴国牛坑塘。
那时，李富春担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陈毅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员。
当时，苏区的妇女工作开展得很活跃。在江西省委妇女部，蔡畅有两位年轻
的得力肋手，一位是危秀英，一位是邓石香。她们都是兴国人，贫苦出身，革命
热情很高，又善于做群众工作。蔡畅常带着她们走村串户，宣传和发动广大妇女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生产，支援战争，建设革命根据地。
她常说：“妇女要发挥半边天的作用。凡是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要
力争能够办到。”
第一次全苏代表大会通过《婚姻条例》后，蔡畅又带着省委妇女部的干部走
村串户，访问调查，大力宣讲。当时苏区的婚姻纠纷很多，有卖到地主富农家的
贫雇农女儿要求退婚、离婚的，有因包办强迫而要求离婚的。每遇上这样的事，
蔡畅总是根据《婚姻条例》的规定，给广大妇女撑腰，积极支持她们争取婚姻自
主的权利。对虐待妇女的行为，蔡畅就发动群众开展说理斗争，严重的还开公审
大会进行批判。由于蔡畅的努力，苏区妇女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妇女受压
迫、受歧视的现象得到了纠正和改善。蔡畅也因此在苏区妇女中赢得了崇高的威
望。
平时，不论是在机关还是在基层，蔡畅总要把妇女干部中的积极分子召集在
一起，聊叙家常，研究问题。她总是亲切地对大家说：“你们别称我的官衔，叫
我蔡畅，或叫我蔡大姐就行，我岁数比你们大一些哟！我很喜欢听你们说话，我
到了兴国就要拜你们为先生，教会我听懂兴国老俵话。否则，我就真不懂你们的
‘国家’语言了！”
大家见这个留过洋的蔡畅这么坦率、诚恳、随和，都很乐意和她谈心，并亲
切地叫她蔡大姐。
春耕到了。那时苏区百分之八九十的青壮年男子都参加红军上了前线，家里
只剩下老、弱、妇、幼，田地面临荒芜的危险。怎么办？蔡畅就大力号召妇女下
田，挑起生产重担。江西的妇女都很勤劳，会干很多农活，可是一说顶上男子去
犁田、耙田，她们却往后缩了。蔡畅起初不知道什么原因。经调查了解才知道，
这个地方历史上就有一种迷信的说法：“妇娘学犁，母鸡学啼，触犯天理，要遭
雷劈。”这种说法对妇女精神上的束缚和威胁很大，
乡间没有女人敢摸犁耙。为了破除这种迷信，宣传科学思想，蔡畅带头挽起
裤脚下田，拜老农为师，学习犁耙。学会之后，把各乡妇女代表集中起来分批训
练，传授操作技术。她们都是本乡本土人，思想通了，很快就掌握了操作方法。
她们回到乡里，又采取同样的办法对妇女进行轮训，全省上下迅速形成了妇女犁
耙田的高潮，适时地播了种，插了秧，当年就取得了粮食丰收。
全省也没有一个妇女遭“雷公打”。苏区妇女也在实践中破除了迷信，发展
了生产。1933年12月，在江西省第一次女工农妇代表大会上，兴国县被评为全省
妇女工作模范县。
江西苏区的妇女，有劳动习惯，有革命热情，就是没有文化，给工作带来不
少困难。为了提高妇女的文化知识，蔡畅要求各级妇女组织会同文教部门，普遍
办起夜校，每天晚上学习一小时。师资不足，就采取能者为师的办法，把初通文
化的人也聘为教员；缺少煤油，就点上松明子照明，在艰苦的条件下，使苏区不
少妇女识了字，学了文化。
蔡畅还极为重视培养妇女十部。她通过举办各种妇女干部训练班，组织妇女
干部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以及群众工作方法等。经过培训，妇女干部的素质
和水平有明显提高。到1933年，江西苏区十六个县，就有县一级妇女干部二十七
人，兴国一县有二十多名妇女担任乡苏主席，她们在苏维埃政权建设方面发挥了
骨干作用。
蔡畅在江西苏区工作时，生活相当清苦。当时省委领导干部不多，吃饭时到
齐还坐不满一桌。大家经常同桌进餐，同盆吃菜，有时菜不够吃，就找来几个辣
椒切碎拌点盐吃，照样吃得很开心。
1934年10月，蔡畅和李富春一起，随长征队伍告别了中央苏区。
李维汉夫人阿金阿金，即金维映，浙江岱山人、一个颇为干练、出色的女革
命家，我党历史上早期的女县委书记之一。
阿金在1931年8 月同邓小平一起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先后担任中共江西于
都县委和胜利县委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长，中革军委动员武装部副部
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在中央苏区，阿金以扩大红军和收集粮食的“突击模范”而闻名遐迩。
当时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曾多次在显著位置上报导阿金的先
进事迹。
1933年10月，正值中央红军开始第五次反“围剿”之际，为了支援前方战争，
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在全苏区开展一个扩大红军的突击月活动，阿金被任命为
瑞金突击队总队长。阿金受命后，立即在瑞金县委的配合下，投入了紧张的扩红
动员之中。她夜以继日地走村串户，向苏区群众宣传扩红的重要意义，动员广大
青壮年积极参加红军队伍。在她的努力下，瑞金的扩红任务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就
超额完成了。由于阿金出色的工作成绩，她受到中革军委的表彰，名字上了苏区
“光荣的红榜”。红军的各种小报、小册子都宣传了她的工作成绩与工作经验。
由于“左”倾领导者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推行的是一套“左”的冒险主义
路线，导致战争连连失利，根据地范围日渐缩小，红军伤亡很大，兵力
急剧减少。为了保证战争的需要，中央苏区又一次掀起了扩红的热潮。阿金
再一次担负了扩大红军二千名的任务。阿金又忙开了。她以火一样的热情和旺盛
的精力，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宣传鼓动与说服工作。在她的具体领导与努力下，
瑞金再一次超额完成了任务，共扩大红军三千名，获得了惊人的成绩。
1934年5 月底，《红色中华》报派记者专访阿金，请她介绍瑞金扩红的宝贵
经验。她很谦虚，介绍了下面同志如何深入宣传鼓动，如何发动妇女做工作，如
何抓中心带全局，干部们如何模范带头等，但她很少谈到自己。阿金介绍的瑞金
扩红经验在《红色中华》登出后，在中央苏区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极大地推动了
苏区各县扩红任务的胜利完成。6 月2 日，瑞金突击队召开总结会，朱德、罗迈、
滕代远等参加了会议。朱总司令在讲话中称赞了瑞金的扩红工作成绩显著，罗迈
也表扬瑞金在扩红突击中“走上了模范县的道路”。会上，朱总司令代表中革军
委给瑞金县授了扩红优胜奖旗。阿金不仅领导突击扩红，还领导突击征粮。她忘
我工作，同样出色地完成了征粮任务，被誉为中央苏区收集粮食突击运动中的光
荣模范。
1934年10月，阿金和罗迈（李维汉）一起，随着长征的队伍离开了苏区，踏
上了新的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