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出征者与留守者的生离死别瞿秋白能走乎？毛泽东爱莫能助1934年9.2
出。
敌团长假惺惺地说：“刘先生，你的一切我们都弄清楚了。眼下你可要顺潮
流，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以你这样的才华，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
只要你暂时办个脱党手续，便可得到自由和重用，再不要去为什么共产主义冒这
么大危险，去作那种无谓的牺牲了。”
刘伯坚听后，哈哈大笑起来。说道：“我干革命就是顺应历史潮流，共产主
义事业必定胜利，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扭转的历史潮流。我们共产党人干革命从来
就没有想过怕危险怕死。没有危险就没有革命；没有牺牲就没有工农大众的解放！”
敌团长听后，摇摇头惶恐地走了。
3 月9 日，刘伯坚被解往粤军第一军军部大庾（今大余县），囚禁在大庾监
狱。
刘伯坚从被捕的那天起，就自知必死无疑。在狱中，他念念不忘突围的同志
和长征远去的战友：陈毅和同志们是否顺利地到达梅关？战略转移的战友们是否
一路顺利？王明“左”倾路线还要统治多久？
3 月19日夜，月明风清，牢门深锁，一抹苍白的月色透射在牢房外的高墙上，
反映铁窗一片虚白。面对这难得的狱中月夜，刘伯坚辗转床间，想起自己再也不
能与同志们一起并肩战斗了，他感情迸发，侧身坐起，借着这朦胧的月光，慨然
命笔，写了一首七绝《狱中月夜》：空负梅关团圆月，囚门深锁窥不得；夜半皎
皎上东墙，反映铁窗皆虚白。
3 月21日，敌人终于对刘伯坚下毒手了。临刑前，敌人问他还有什么后事要
办。刘伯坚说：“有！第一，我要写封家信，交代我的子孙后代要将革命进行到
底！第二，我死之后要把我葬在梅关。”
“为什么要葬在梅关？”敌人问道。
“葬在梅关站得高望得远，使我死后也能看到革命的烈火到处燃烧！”
敌人摇头叹气道：“刘伯坚这个人，死到临头还这么硬。”只好给了他纸和
笔。
刘伯坚稍加思索，挥笔疾书，写下了临刑前两封动人心魄的家书。一封是给
凤笙大嫂的，另一封是给他尚在闽西山区坚持敌后斗争的亲密战友、革命伴侣王
叔振的。信中说：叔振同志：我的绝命书及遗嘱，你必能见着，我直寄陕西风笙
大嫂及五、六诸兄嫂。
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尽
一切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的革命事业。
我葬在大余梅关附近。
12时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
此致最后的革命敬礼！
刘伯坚
3 月21日于大余这封信经过反复辗转，终于得以保存下来。信中文笔流畅，
字迹潇洒，正气凛然。
宋任穷后来深有感触地说：“刘伯坚真是了不起，快要上刑场了，还那样镇
定自若地写家书，信上的字迹和笔划，跟平时一模一样，一点都没有变，真称得
上是一个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员。”
遗憾的是王叔振最终都未能读到此信。刘伯坚殉难不久，她亦不幸去世。
信中提到的三个孩子——虎（生）、豹（生）、熊（生）曾寄养在赣南老百
姓家里，1936年底，由烈士的亲属找到后转交给正在西安与蒋介石谈判的周恩来。
谈判结束后，周恩来将烈士之子带回延安，由陈云、李富春同志抚养长大，后又
送苏联留学。
林伯渠赋诗别叔衡主力红军就要西征了。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次出发，不是
一次短时期短距离的行动，很可能要长时期地分别。共同的战斗生活，深厚的阶
级感情，一旦要分开，都感到依依惜别，难舍难分。走的和留的同志都想在分别
前各自为对方做点什么事，或留下点纪念的东西。
中共创始人之一、党的“一大”代表何叔衡，因为不被“左”倾领导者喜欢，
被留下了。
何叔衡是迫切希望随军远征的。当他在《红色中华》上看到张闻天的文章《
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后，感觉到主力红军有转移的可能，他就在和董必武的闲
谈中，谈到了愿意随军转移的愿望。那时他和董必武在同一机关工作，有一天，
他这样问董必武：“假如红军主力移动，你愿意留在这里还是愿意随军去？”
“若有可能，我愿意随军去。”董必武回答。
“红军跑起路来飞快，你跑得么？”
“一天跑六十里毫无问题，八十里也勉强，跑一百里怕有点困难。这是我进
苏区来时所经历过的，”
“我跑路要比你强一点。我准备了两双很结实的草鞋，你有点什么准备没有
呢？”
“你跑路当然比我强，我只准备了一双新草鞋，脚上穿的还有半新。”
尽管何叔衡准备了两双结实的草鞋，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名字被决策者
们圈入了留守者之列。
“左”倾领导者为什么不喜欢何叔衡？何叔衡和“左”倾路线有什么原则分
歧？最主要的就是何叔衡敢于坚持真理，公开抵制“左”倾错误路线，尤其是
“左”的肃反路线。
何叔衡的公开抵制及一次次“不听话”行为，“左”倾路线的领导者和执行
者显然不会放过。
1933年初，“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下的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苏区。他们为了
打击毛泽东在人民群众和地方组织中的威信，错误地开展了所谓的反罗
明路线的斗争。
不出所料，反“罗明路线”由地方而中央政府机关，何叔衡亦被作为“罗明
路线的另一种倾向”接二连三地遭到批判和打击。到1934年初，又被撤掉一切领
导职务。长征前，在讨论决定谁走谁留名单时，尽管毛泽东希望何叔衡和瞿秋白
等能一道随军出发，且何叔衡又作了行动的准备，但由于“左”
倾领导者不同意，何叔衡和瞿秋白等最终还是被留下了来。
何叔衡是个极重感情的人，毛泽东曾经说过“何胡子是一堆感情”。当他知
道自己被留下后，特到集市上买了点肉、鱼，杀了只自养的鸡，还准备了清酒、
花生，在梅坑设便宴与好友们告别。大家心情都十分沉重。午饭后，何叔衡将自
己的两双草鞋送给了远征的战友。他还用马亲自将谢觉哉送回住地叶坪，并将自
使用多年的怀表和小钢刀赠送给谢觉哉留作纪念。
当天晚上，何叔衡又备了一壶清酒，一碟花生米，请来即将远征的老战友林
伯渠。二人促膝对酌，彻夜畅谈，互道珍重。临别时，何叔衡又脱下身上一件女
儿何实山特地为他织的毛线衣，慷慨送给林伯渠。
林伯渠，又名林祖涵。早年参加同盟会，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
共合作期间，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确定三大政策，作出过重大贡献。
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财政委员会主席。1928年赴莫斯
科中山大学学习，和何叔衡、徐特立、吴玉章、董必武等编在特别班。1932年回
国后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和财政部部长，是党内
一位很有威望的老同志。
面对何叔衡的真挚情意，林伯渠感动不已，当即赋《别梅坑》诗一首：共同
事业尚艰辛，清酒盈樽喜对倾。
敢为叶坪养政法，欣然沙坝搞财经。
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鸣。
赠我绨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梅坑。
没料到，二老梅坑这次相聚，竟成永别。
红军西征后，根据地很快沦陷，何叔衡和其他同志处在极其艰难困苦的处境
中。1945年2 月，何叔衡的老友李六如在致谢觉哉的信中真实地再现了何叔衡等
同志坚持斗争的情景：叔衡同志于三五年苏区沦为游击区时，随队伍住在江西于
都县公馆乡一短时期。党派他帮助该乡政府作动员工作，他每天扶一根拐杖，朝
出晚归，虽很辛苦，但却无半点怨言。已近60的老人，还派这种工作给他，我们
当时虽不敢说，心里是很难过的。最令人痛心的就在该乡派他同秋白、张亮、周
月林出白区时，脚上没有鞋子穿（穿一双破鞋子）。
当动身的头晚来问我：“六如，你有鞋子么？”话犹未了，眼眶就红而湿了。
我随即把江口贸易局局长陈祥生送的一双灰色新胶鞋给他，他长叹一声：
“唉！六如，不料我这副老骨头，还要送到白区去啊！”
1935年2 月，何叔衡等在从江西转移福建途中，不幸被敌人包围。张鼎丞曾
听邓子恢讲过，他们在福建某处渡河时，敌人追来了，何老头跑不动，邓子恢扶
着他也跑不动。他怕邓一同牺牲，定要邓跑，并责邓：“你快跑，莫连累了，我
没办法，只有为共产党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何叔衡就这样牺牲了，时年59岁。他的不幸遇难，引起了许多同志的悲愤。
他的老战友董必武在长征到达陕北后，得知其确已牺牲的消息时，以无比悲痛的
心情说：“在中央苏区，因叔衡、特立、觉哉、伯渠和我五个人年龄稍大，诸同
志都称我们为‘五老’。出发时，我与特立、觉哉、伯渠等，都随着红军移动，
经历了千山万水，苦雨凄风，飞机轰炸过无数次，敌人扫袭过无数次，苗山蛮荒
的绝地，草地雪山的露营，没有阻碍住我们，我们都随着大军到达了目的地。只
有叔衡同志留在苏区，落到了反革命手中，竟成了他们的牺牲品，这是怎样的令
人悲愤的事啊！叔衡同志的肉体被消灭了，他的精神不死，现在有几十万、几百
万的人踏着他的血迹前进纪念着他。他个人死了，他在千万人的心坎上还活着。”
第十章红旗，一面面倒在血泊中江西军区司令员饮弹沙场1934年10月26日的
傍晚，秋风瑟瑟，寒气袭人。在博生县（今宁都县）
西甲村的一所简陋的小房子里，聚拢着几条十分精干而又略显疲惫的壮年汉
子。居中的那位个头颀长，体态匀称，脸部清瘦，目光有神。他名叫曾山，系中
共江西省委代理书记兼军区政委。在他旁边落座着一位身材高大，脸膛方正，体
格健壮的汉子，他就是刚上任不满两个月的江西军区司令员李赐凡，依次下来分
别是省苏主席刘启耀，省委组织部长刘球贤，省苏政治保卫局局长娄梦侠。
原来，江西省党政军领导正聚集于此召开军政工作会议，研究部署全省部队
的行动方向和行动计划。
曾山表情严肃，他一字一顿地说：“同志们，当前斗争形势十分严峻，我们
必须研究出一个灵活、机动的应变计划，才能使部队生存下去。”
对于形势，在此前不久，在座的诸位并非个个都十分清楚。就连当时的中央
高层领导中的部分同志，乃至曾山本人也都认识不清。然而，经过半个月来的战
斗，危险的局势已十分清晰可见了：10月上旬，敌军在西、南两路猛烈进攻以后，
又在东、北两路加紧了对苏区的合围，企图实现对苏区红军的围歼；10月7 日，
中革军委根据中央决定，及时命令各地方部队接替红军主力的防御任务，将一、
三、五、八、九五个军团从阵地上撤离，向瑞金、干部、会昌、长汀、兴国集中
；10月10日晚，中共临时中央、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率领五个军团
和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部队共八万七千余人，向湘西实行战略大转移。
主力红军战略转移以后，国民党北路军陈诚、罗卓英部队以第八、十四、九
十四、九十八四个师的兵力“清剿”江西军区。
这样一来，江西省委、江西军区面临着很大的压力。苏区已基本失陷，江西
军区部队只能在西北线的公略、万泰、龙冈、宜黄、洛口和永丰一带进行游击，
而中心区域更只剩下了博生县的西北边缘的永丰、乐安南部以及兴国东北和吉水
南部山区等小三角区。
10月26日这天，宁都失陷，江西省委、省苏、江西军区及所属部队由军区司
令员李赐凡、政委曾山率领来到了博生县安福地区，并在此召开党政工作会议。
在分析清楚了当前紧张的形势之后，会议统一了认识，最后，曾山、李赐凡
决定：进一步整顿党政武装组织，肃清部队中的不稳分子，提高军队战斗力；发
动群众，坚壁清野，尽量储备粮食，以备长期艰苦斗争之需。更为重要的是，会
议确定了前往东固的计划。
东固，对江西省委党政军领导来说并不陌生。它地处吉安、吉水、兴国、泰
和、永丰五县交界地带的山区，这里四面群山环抱，到处是茂密的杉木和竹林，
恰似一座天然的屏障，十分有利于灵活机动作战。这里地势十分险要，北有东固
岭、钟鼓山，东南有山势险峻的“狐狸十八歇”，南有大乌山、方
石岭，西南有白云山，西有观音崖、东固山，腹地有养军山，宛如一个大脚
盆。东固周围仅有五条羊肠山道通向山外，无论从哪一条道进山，都要攀越大山，
穿过隘口，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更为重要的是，这里有十分
良好的群众基础，它是赣西南最早创建的根据地之一。
江西省委、省苏和军区把东固作为发展的目标，这种决策应该说是符合当时
的实际情况的，如果部队能如期到达东固游击，那苏区史上或许又该添上精彩的
一笔。然而，这个目标并未实现，当然，这是后话。
西甲会议以后，曾山、李赐凡在安福地区对部队进行了短期的整顿，加强了
部队的侦察警戒工作，进一步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这天，曾山、李赐凡正在安福甘坊的临时指挥部商议部队下一步的具体工作。
忽然，一侦察员前来报告：宁广兴游击队今天将前来会合。两人听到这个消息，
十分振奋，因为这样一来，部队的力量又要增强不少了。于是，他们立即派部前
往接应。
宁广兴游击队，是由宁都、广昌、兴国三县游击队汇合而成的。10月初，博
生县委书记肖瑞祥响应中革军委和江西军区的号召，将县政府军事部改为游击司
令部，并汇合广昌、兴国小部分游击队，组建了“宁广兴游击司令部”，形成了
一支五六百人的部队。在得知江西省委、省苏、江西军区已到达安福后，就立即
前往会合。
历经硝烟战火磨难的苏区战友们见了面后，十分亲热，又是握手，又是拥抱，
他们将拧成一股绳，在省委、省苏、军区的领导下，继续在敌人的夹缝中战斗不
息！
经过几天的整顿和与宁广兴游击队的会合，部队的战斗力有了明显的提高，
人数也增加到了三千多人。
10月底，曾山、李赐凡开始实施西甲会议确定的行动计划。他们率部三千多
人，分兵两路，先后经朱源、小布、麻田、肠斋等地，于11月初到达洛口金竹坑
村，并与先行到达的洛口县游击队会合。江西省委、省苏、军区机关也就临时驻
扎在金竹坑。
于是，金竹坑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苏区小村庄，就频繁地出现在奉命“清剿”
江西军区的国民党第三路军副总指挥罗卓英的视野中，他发誓在此消灭江西省委、
省苏、军区机关，消灭洛（口）、南（丰）、广宁乐永龙苏区，然后再实施向西
南延伸的计划。
12月初，罗卓英命令国民党军陶岳峙、夏楚中、霍揆彰等部，进占洛口东韶、
阳水、黄陂、君埠等地，然后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推进政策，在短短的几天之内，
金竹坑南部就矗立起了成百个新碉堡，立起了一道道的封锁线。
同时，又下令孔令恂第九十七师进占金竹坑东部的尧山、苦竹、洽村，建立
起了多道封锁线，协同南部的陶、夏、霍部形成了对金竹坑的合围之势为了突破
敌之重围，12月中旬，曾山、李赐凡决定重新调整作战区域，划分组织机构，新
组建中共公万兴特委（徐达志、胡海、谢名仁先后任书记），领导指挥公略、万
泰、兴国毗邻地区的游击战争，把中共杨赣特委从赣南省划归江西省委领导，罗
孟文任书记。
接着，曾山、李赐凡继续组织突围。根据侦察，南部敌军力量较弱，是包围
圈上的一薄弱环节，他们就率部从南部突围出来，转到永丰的梨树北屋，后转到
沙溪。国民党军和各地保安团、还乡团，迅速对沙溪进行包围。这样，
还未站稳脚跟的曾山、李赐凡部队又匆忙转移到洛口小布树陂村。
前面已经交待过，小布地区早已为国民党军陶、夏、霍诸部分区占领，并设
立了多道封锁线，此地并不安全。
为了摆脱穷凶极恶的敌人的围歼，部队一至树陂，曾山、李赐凡、刘启耀等
就立即在一起碰头，召开了紧急会议。
曾山心急如焚，说：“时间十分紧迫，我们必须尽快作出决定。”
李赐凡沉吟片刻，说：“当前，罗卓英部对我们是穷追不舍，我们已处于生
死存亡的关头。我们应当精简部队，轻装前进。因此我建议把老幼妇少全部留下
就地疏散，然后分兵三路，直取东固，实现西甲会议确定的计划。
曾书记率一路，由杨洲坝上下湖向东固转移；我、刘启耀同志、刘球贤同志
为二路，从塘窝、大沽过肠斋到东固；宁青延同志率洛口游击队为三路，从钓峰、
杨林、湖背到东固。三路人马会合东固后，进行短期休整，然后再追赶主力红军。
“
曾山、刘启耀都十分赞同李赐凡的建议。
刘启耀补充说：“如果万一东固计划实施不了，我们可以往西经吉安进入湖
南，与贺龙部队会合。”
第二天，三路部队各就各位，按计划直往东固而去。
司令员李赐凡率领二路部队一边在小布、钓峰地区展开游击活动，一边向东
固方向靠拢。
1935年1 月，罗卓英所属陶、夏、霍、李（树森）诸部分途进占大金竹、南
田、小布、读书坑等地。由于执行“清剿”任务多年，他们变得十分狡猾。
“各部前进，都极审慎，首先构成网状封锁线，制其流窜，再抽调精悍部队，
分区进剿。”这样，在小布、钓峰地区打游击的李赐凡的二路部队就被严密地分
割包围在几个山头。
在被包围的日子里，李赐凡部十分艰苦。山下每条道路，都被敌人封锁了，
每隔几百米就有碉堡，山前山后，十步一岗，五步一哨，游击队很难与群众联系，
衣食住行都发生了严重困难，储备的粮食很快吃光了，只能吃野草野菜维持，晚
上只得露宿荒山野岭，还要密切注意敌情。时值冬未，天气十分寒冷，部队战士
们只能用树叶防寒。
十来天过去了，到了元月中旬，敌军的包围愈来愈严密了，部队的处境也愈
来愈困难了，弹尽粮绝的危险局面出现了。
在这种情况下，司令员李赐凡忧心忡忡。他组织了多次突围，终因敌人太强
而失败，他自己的脚也负了伤，行走不便。
为了便于部队轻装突围，李赐凡带着妻子邱珊珊、两个警卫员及一个班的战
士就地隐蔽，钻进了深山中。
元月下旬的一天，邱珊珊和一个警卫员带两个红军战士下山去搞吃的，不慎
被潜伏守候的敌人发现。三个战士跑进丛林脱身，身怀六甲的邱珊珊却被抓住。
敌人对她进行突击审讯。审讯时，邱承认自己是江西军区司令员李赐凡的妻
子。敌人要她带路去捉拿李赐凡，邱不同意。
凶残的敌人扫视了一眼邱珊珊，最后，眼光落在她那微突的肚子上，威胁道
：“你不去，我们就揍你。当然，不会立即置你于死地，而是要把你肚子里的小
孩剖出来，一块一块割给你看。”邱珊珊心里不禁一颤，只得带着敌人向李赐凡
隐藏的地点走去。
李赐凡发现邱珊珊带着敌人向他走来，十分愤怒和痛苦。他猛地掉转身子对
身边的警卫员说：“快向我开枪！”
警卫员下不了手，摇了摇头，拔出手枪，却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
他倒在了血泊之中。
目睹这一切，李赐凡不禁热泪滚滚。他拾起身旁的一根长枪，将枪口顶在喉
头，用右脚趾踩动了扳机。就这样，这位身经百战的年轻红军指战员带着遗憾和
痛苦为苏区这片红土地洒下了最后一滴血！
李赐凡，湖南宜章人，又名李锡凡、李嗣凡。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初参加湘南起义，后随部队上了井冈山，任红四军教导队党代表。1929
年初转战赣南、闽西，历任红四军第一纵队一支队党代表，红四军十师政委、师
长，红四军十二师政委等职。1933年调任江西省苏军事部长。1934年5 月任赣南
军区政治部主任。同年9 月，临危受命，任江西军区司令员，留在江西苏区领导
游击战争。这位红军的优秀指挥员牺牲时年仅28岁。
李赐凡牺牲以后，二路部队更是群龙无首，立刻被冲散了。结果是十分残酷
的，这里摘录1935年3 月16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上刊载的罗卓英对中央社记者
谈的当时二路军被围歼的情况：……伪江西军区与伪江西省苏全部消灭，击毙伪
军区司令员李赐凡，伪省苏主席刘启耀，伪执行部长霍彤光，伪供给部长曾伯诚
等队下二千余人；俘获伪中委兼伪江西省苏农工检查委员会主席林国宗，伪中委
兼江西政治保卫局长娄梦侠，伪组织部长刘球贤，伪省委夏候咏、李美群及李赐
凡之妻等各级男女匪首一百三十八名，匪员三千零五十三名……宁古线以北一带
残匪，至此全部肃清……
组织全部摧毁。
与此同时，由洛口游击司令员宁青延率领的第三路：洛口游击队，在行动中
部分队员开小差，中途逃走，只剩八十余人，后均被围捕，可谓全军覆灭。
当第二、三两路均被“剿灭”的时候，曾山率领的第一路部队也面临着十分
危险的局面。树陂会议以后，曾山率部准备从杨洲坝上下湖向东固转移，但由于
国民党军集中兵力围追阻截，部队无处立足，不得不经东折西回，于1935年2 月
才转入兴国县，与中共公万兴特委书记胡海为首的三县游击队会合，在公略、万
泰、兴国一带进行游击活动。
1935年2 月下旬，曾山、胡海部队在兴国齐汾又与辗转前来的杨赣特委书记
罗孟文率领的红军独立十三团会师。之后，由曾山主持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讨
论了几个月来的游击战争形势，并决定组织突围向南移动，经过杨赣地区，与李
乐天、杨尚奎领导的赣粤边游击队会合。
为向南转移，曾山、胡海、罗孟文组织部队突围，按计划进行斗争。当时正
值雨季，气候十分恶劣。加上路途不熟悉，突围了多次，都被敌军封锁线挡了回
来。于是，曾山、胡海、罗孟文不得不率部分头行动。
3 月上旬，胡海所部突围未成，在兴国桥头岗被围，部队被冲散。当时，胡
海和身边的几个同志隐蔽在山洞中，一直坚持到天黑。敌人也不敢贸然搜山，胡
海他们便借着夜色攀悬崖摸出了包围圈脱险。之后，到雪溪迳村岳母家暂时隐蔽。
3 月6 日，叛徒周世祥出卖了胡海，胡海在岳母家被捕。3 月底，胡海被传解囚
禁到南昌军法处第一监狱。在狱中，胡海受多次审讯，毫不屈服。6 月15日，敌
人气急败坏，便枪杀了35岁的胡海。方志敏烈士遗稿《记
胡海、娄梦侠、谢名仁三同志的死》一文，对胡海在狱中的情形作了记录：
……他是矮小的人，满面的麻子。他自入狱后，即患肠炎症，卧在栊门外竹床上
有二十余天。他因这一场重病，黄瘦得不像人相。……我隔着栊塞子与他谈了十
几句话。他表示愿意坚决就死。……接着娄同志（娄梦侠）死难的第二天，我才
起床，就看到八个卫兵，手持着枪，都上了刺刀，知道法西斯又要杀人了。……
后听到叫胡海同志的名字，知道是他临难的日子了！……一刻钟之后，他们就被
敌人的枪弹，断送了性命！“
4 月上旬，中共杨赣特委书记罗孟文率部往兴国突围到老营盘，最后在龙头
山被层层包围。在战斗中，罗孟文腿部受伤，不能行走，但他们带伤指挥作战。
后特委决定罗孟文离队养伤，等伤愈后再随部队行动。罗孟文执意不允，最后经
会议表决，才不得不离队到茶芜岗珊坑谢山下的吴才生家中养伤。不久部队即被
打散。罗孟文在群众掩护下，潜出杨赣苏区，化妆到泰和县马家洲一带埋伏，一
面种田，打长工，做短工，一面利用一切机会，联络失散的苏区干部，开展地下
斗争。
5 月，曾山所部突围到新干后，被国民党军包围，部队被冲垮。经过艰苦的
战斗和周旋，曾山只同一名游击队员冲出重围，最后在群众掩护下，经过家乡吉
安，潜往南昌，转赴上海，找到了党组织。后经陈云批准，他被送到莫斯科，进
入列宁学院学习。
至此，江西省委停止活动，历时七个月的江西苏区游击战争归于失败。
福建军区政委、司令员双双捐躯1934年10月的一天，在福建长汀四都镇前往
汀州城的山间小路上，一前一后走着两个风尘仆仆的红军青年军官。走在前面的
那位约莫30岁左右，身材魁梧，行走如风，他是福建军区政治部主任兼青年部长
李萍，紧跟其后的是一个年仅二十二三岁的小伙子，看上去还带着一脸稚气，他
叫陈茂辉，参加革命已好几个年头了，时任独立第十七营政委。他们正前往六七
十里外的汀州城执行上级布置的一项紧急任务。
前一天，福建军区政治委员万永诚叫来了军区政治部主任兼青年部长李萍，
指示他说：“李萍同志，目前红军主力已经实行了战略大转移，敌人已集中了七
八个正规师，十来万兵力来‘围剿’我们，现在包围圈已经越缩越小，汀州城危
在旦夕，随时都有被攻破的危险。因此，组织决定安排你和陈茂辉同志到汀州城
去动员群众，进行坚壁清野。第一，要把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统统抓起来，斩
草除根，不留祸种；第二，各处桥梁都要毁尽，石拱桥要拆毁，木桥要烧光，阻
止敌人进城；第三，城内所有水井都要倒进大便，把它搞污，不让敌人喝上一口
水。”
听完指示，李萍心中直犯嘀咕，这关、杀反动地富，倒说得过去，这毁桥、
污井，可是关系到汀州城千家万户群众日常生活的大事情啦，这样做能行吗？
万永诚政委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补充强调说：“这个指示，你们一定要不
折不扣，百分之百地执行！”
福建军区政委万永诚，也是一个老革命了。他是江西人，原本是上海纱
厂工人，1927年参加了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并在斗争中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奉组织派遣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军事政治特别班学习，后转入莫斯科
步兵学校，任中国连团支部书记。1930年回国，1931年4 月由上海调赣东北苏区，
先后任赣东北省委书记、闽浙赣省委书记，1933年春调任福建军区政委。而此刻，
他不仅继任了福建军区政委一职，还代理了福建省委书记（这是因为红军主力战
略转移，前福建省委书记刘少奇同志随主力出发，中央决定由他接替此职），统
一领导福建地区的党政军工作。因而当时福建省的一切大事，都是由他说了算。
然而，万永诚这样一个手握权柄的老革命，此时缘何会想出这样一个不顾群
众死活的馊主意呢？
这还得从当时的政治环境说起。
1934年深秋，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
失败，10月10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进行了
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为了继续中央苏区的斗争，中共中央指示在中央苏区成立了以项英为书记的
中共中央分局和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南方诸省的游击战争。
主力红军转移后，项英和中央分局被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临时中央赋予
的“保卫中央苏区”的任务约束，对当时整个斗争形势估计不足，把希望寄托在
主力红军远征大捷和等待主力回师反攻上，而没有适时地引导和实行由正规战向
游击战，由苏区向游击区的战略转变，反而不适当地提出“创造新的师，新的军
团”，进行大兵团形式的正规战。
由于王明的“左”倾路线和项英为首的中央分局的不恰当方针的影响，加上
万永诚本人时时局判断的失误，万永诚仍然坚决执行“保卫中央苏区，等待主力
回头”的错误方针，因此在汀州即将落入敌手时，把省委军区机关转移到长汀四
都镇，并把军区所属的第十九、二十团约四千人集中到四都山区的狭小圈子里，
命令部队天天埋伏在山头，等待敌人进攻，企图打个歼灭战，以改变战局。同时，
对行将失守的汀州城，则实行不顾汀州工农群众生活的“坚壁清野”三条措施。
执行这样不合情理，不切实际，违背群众利益的措施，理所当然地受到汀州
工农群众的坚决抵制。当时，刚从中央分局回来的张鼎丞听到李萍和陈茂辉的汇
报后，十分担忧和愤慨，他说，“若照万永诚同志的话去做，苏区的人心都会从
我们手中失去，那就不要等敌人来打，自己就会不打自倒了！”
张鼎丞，这个名字在福建省工农群众和红军官兵中，可谓是妇孺皆知，人人
敬仰。
他是福建永定人。1927年5 月参加广东大埔农民武装暴动。同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1928年6 月领导了永定县农民武装暴动，成了闽西革命群众领袖。
1929年7 月，任中共闽西特委委员、军委书记、红四军四纵队党代表。1930
年2 月被选为中共红四、五、六军共同前委委员，9 月任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1年1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土地部长。1932年当选福建省苏
维埃政府首任主席。1934年10月主力红军转移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委员。
1934年11月，长汀、瑞金相继失守。12月间，中央分局指示张鼎丞回
福建省委分配工作。其实，张鼎丞心中早有此意。主力红军转移前，毛泽东
找到张鼎丞，对他说：“你还是回到闽西去吧，那里情况你更熟悉，可以坚持，
可以发展。”因此，张鼎丞一接到中央分局的指示，就立即从瑞金突围赶回闽西，
来到福建省委、军区机关所在地——长汀四都镇。
一到四都，张鼎丞立刻找到了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万永诚，向他汇报了毛泽
东同志和苏区中央分局要他回闽西坚持游击战争的指示，并要他在组建队伍、武
器装备方面给予支持，最好拨百把人枪。万永诚同意张鼎丞以福建省委委员的身
份到永定上杭、龙岩边界地区发展游击战争，但他告诉张鼎丞：“目前，军区所
属部队在四都，还有十九、二十两个主力团和几支游击队，但基于保卫中央苏区
的需要，我们准备在四都与蒋鼎文部决战，鼓舞士气。
因而，不宜分散力量。但你可以在永定留汀的难民中去动员一些愿意跟着走
的人，再到红军修械所去找一些修好的枪支和土造的手榴弹。“这样，张鼎丞就
只好带了范乐春、刘永生、简载文、陈茂辉等几个老部下和从永定留汀难民中动
员来的群众一共十几个人，背着从红军修械所拣来的八支残缺不全的步枪和几十
颗手榴弹悄然地回到永杭岩边。以后，他们就和红八团领导人邱金声、邱织云、
魏金水等密切配合，在杭、岩、永一带建立了游击根据地。1935年3 月间，又与
吴胜、方方、谢育才、赖荣传等率领的红九团、明光独立团会合，成立闽西军政
委员会。不久，又与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从江西突围带来的红军独立二十四
师一个营会合。4 月，将闽西军政委员会改组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统一部署领
导闽西南游击战争，一直成功地坚持到抗战爆发。
再说率领红十九、二十团一直等在四都准备同敌人决战的省委书记兼军区政
委万永诚。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和对时局判断的失误，没有及时转变斗争方
式，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1934年12月间，在基本控制了江西苏区以后，敌东路军各部先后从赣南回师
闽西。12月24日，蒋介石电令撤销东路军的战斗序列，将闽赣划为十二绥靖区。
福建省委、军区所在的闽西则划为第十绥靖区，蒋鼎文任驻闽绥靖主任，卫立煌、
李默庵为正副指挥官，下辖第三、十、三十六、五十二、八十三师，对闽西红军
游击队开始第一期“清剿”。
1935年3 月，宋希濂的第三十六师及地方保安团对长汀四都地区进行了压缩
包围，把福建省党政机关和红军游击部队围困在四都山区狭小的圈子里。
这时，年轻的红军独立师师长毛泽覃率领一支一百来人的小部队从江西于都
南部山区突围来到了长汀四都镇。
毛泽覃，号润菊，毛泽东的胞弟。192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
南昌起义，后上井冈山任红四军三十一团营党代表。1929年1 月任中共红四军前
委农运科科长，4 月任中共吉安东固区委书记、赣西南特委委员。
1930年初任红六军政治部主任，代理政治委员。1931年6 月任中共永（丰）
吉（安）特委书记兼红军独立五师政治委员，后兼任师长，中共公略中心县
委书记和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秘书长，并当选为江西省委委员。1933年春与邓小
平、古柏、谢唯俊等一起被指责为“江西罗明路线”代表，受到“左”倾领导者
的错误批判，被撤销领导职务。1933年秋，调到中共中央组织局工作。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主力红军决定实行战略转移。这样，苏区红军干部
就面临着一个去与留的问题。当时，中共中央已经由博古、周恩来、李德组成最
高“三人团”，负责政治、军事诸事务。谁个留、谁个不留，凡高级干部，由
“三人团”定。中级干部则由所在部门提交名单，交“三人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