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中央苏区惨烈大突围项英，唯一留下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1934年5
月书记处会议后不久，项英便知道主力红军将实行“大转移”。但什么时候走，
谁去谁留，他不得而知。是年7 月下旬，项英以中央代表身份，赴闽赣前线巡视。
此前，张闻天曾在闽赣巡视，项英此行是接替张到闽赣巡视，帮助工作。与项英
同赴闽赣巡视的还有毛泽东的胞弟、中华苏维埃中央银行行长毛泽民。毛泽民的
主要任务是督促征粮、扩军工作。9 月中旬的一个夜晚，项英忽然接到中央电报，
要他速回。
他策马疾驰，星夜兼程，赶到瑞金梅坑中共中央所在地。博古单独找项英谈
话。
“项英同志，前方情况怎么样？”
出乎博古的意料，项英的回答及表现的神色竟然是那么乐观。“前线将士很
英勇顽强，誓死保卫苏区的决心很大。”“是的，很好。”博古感到一丝慰藉。
停顿少许，博古把话题一转，把这次谈话的中心意思说了出来：“为了更有
力地打击敌人，保卫苏区，近期主力红军将离开中央苏区，寻求外线作战。中央
决定，留下一部分部队牵制敌人，保卫苏区，同时决定你留下来，领导苏区的斗
争。”
项英是没有思想准备的。因为中央高层领导谁去谁留的问题，博古没有提到
政治局会上讨论，也未征过他本人的意见，这两个月以来，他一直在前线巡视。
项英为之一怔，的确感到突然。从博古郑重的语气中，他感到这已不可能改变。
博古望着项英，等待着表态。
双方目光凝视，一阵沉默。
“我没有意见，服从党的决定。”项英坚定地表示。项英的回答，令博古由
衷地欣慰。他握住项英的手，信任地说：“项英同志，你肩上的担子很重呵！”
在博古和李德看来，中央政治局成员中，项英是留下来主持工作的最佳人选。
1937年4 月，继埃德加。斯诺之后，斯诺的妻子尼姆。威尔斯也到陕北采访，
她后来写成了一本《续西行漫记》。她未能见到项英，但在陕北的项英的战友们
向她介绍了这位传奇式的领袖人物。
尼姆。威尔斯是这样描述项英的：项英，从前一个武汉工人领袖，据说是共
产党中最有趣的人物之一。他作为一个兼具军事和政治才能的人，是跟毛泽东并
肩的。有人告诉我，“他在共产党内地位仅次于毛泽东。”
现在四十出头的项英，是最早的无产阶级共产党之一。他的父亲在他孩子时
便死了，把孀妇遗落在极端的贫穷之中。她试当裁缝来养活她的孩子们，儿女到
山中去采集干草和柴当燃料出卖。
项英十五岁做典当学徒，几年后地位升高了些，学会稍能读书。他敏锐
地自觉到自己是穷人却帮助富有的重利盘剥者去剥削别的穷人的这一种矛盾
；大半便是这一种对于重利盘剥的不平的洞鉴，使他后来在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
平汉铁路罢工的时候加入了共产党。他即辞去典当伙计，离开湖北黄吱县他出生
的乡村，以便把全部时间贡献给党的工作。
虽然他据说外貌并不动人，可他有一种有力的个性，懂得怎样获取社会一切
下层阶级的信任和援助。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他是在各种工会里的党的组
织者，一九二六年是战斗的湖北总工会秘书，这工会支配武汉区的工人运动。虽
然向忠发那时是个工会的主席，据说工会的所有计划和政策，都是项英所草拟的，
他以“向忠发的灵魂”而出名。一九二六年末上海工人运动极度高涨的时期中，
项英当上上海总工会书记，并是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之一。那以后，他一向是中
国同业协会运动方面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做过支配这个运动到一九三一年的李立
三信任的副手。
项英进苏区时，他做政治局的委员，在苏维埃政府中占着负责的地位，在红
军主力于一九三四年离开南方去“长征”之后，项英留在后面，指挥一切余下的
苏维埃活动……
在中央政治局成员中，除了毛泽东、朱德，就数项英在中央苏区的时间长。
眼下，数十万大军如乌云压顶，人心思动。在这种情形下，谁愿意留？
谁不想走？留下来，意味着死亡！
然而，项英却危难受命留了下来。
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分局，由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组成，项英
任书记。
与此同时，中革军委还划定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个县城之间的“三角
地区”，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最基本的地区和必须最后坚守的阵地。
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林彪、彭德怀、董振堂、周昆、罗炳辉所属第一、三、
五、八、九军团先后撤出前线阵地，向瑞金、会昌、于都等地集结。周建屏、杨
英第二十四师和独立第三、第七、第十一团等部，接替了主力的防务。
1934年10月10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项英发布“大转移”
命令。
命令指出：“兹将军委总司令部及其宜属队伍组织第一野战纵队与主力红军
组成野战军同时行动，即以叶剑英同志任纵队司令员。”
第一纵队下辖彭雪枫、罗彬、武亭、陈赓和宋任穷领导的四个梯队。博古、
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李德等都编在这个纵队，邓颖超、康
克清以及电台、干部团也编在这个纵队。
与此同时，又编了军委第二纵队，由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
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组成。李维汉任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邓发为
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张宗逊为参谋长。
第一纵队代号“红星纵队”，第二纵队代号“红章纵队。”
10月10日下午5 时，“红星”纵队第一、第四梯队率先由梅坑、九堡等地向
于都进发。
前所未有的长征开始了！
“三人团”中，李德走得最迟。他还应项英之约留了下来，作了一次深深的
长谈。
谈话只有三个人：项英、李德和翻译伍修权。
李德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当中央纵队从瑞金附近的禁区出发时，项英约我
进行一次个人谈话。因此护送我的人员就落在后面了，第二天才赶上了纵队。中
央纵队像所有的长征队伍一样，也只是在夜里、在黑暗的笼罩之下行军。同项英
的谈话几乎进行了一整夜，伍修权担任我们的翻译，留守部队的指挥员陈毅没有
参加，除了我们三人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场。
项英显得非常乐观，虽然蒋介石这时已经开始了新的“围剿”，并且于我们
的独立部队在各处只能与敌人进行周旋，粤军此时在南昌也同样加紧向前推进，
兵临会昌城下，他仍然认为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并非不利。未被敌人占领的连成
一片的苏区还有两万五千至三万平方公里，另外还有一些是被敌人或多或少截断
还存在的苏维埃地方政权的“岛屿”。把这些地区都算在内，留下的居民仍有二
三百万人。当然也应该估计到，这个数字会相当快地减少下来，因为可以肯定地
说，进攻的敌人不仅会占领和“清洗”少数还掌握在我们手里的县城和所有比较
大的村镇，而且也会把沿途的村庄和这个地区中心的富庶平原扫荡一空。然而，
项英并不气馁。一、两个星期以来，所有危险地区的撤退工作已经在进行。民政
机构、干部和储备物资都转移进了难以通行的山区。自愿跟随他们撤退的还有老
百姓中最有觉悟，特别是参加了地方自己组织的那部分人。当然，项英对迟早会
来的经济困难，也感到颇伤脑筋。
那天晚上，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前途是多么乐观，可是对共产党和
红军的命运又是多么忧虑。顾及到我们是通过翻译进行交谈，因此他在谈话中选
词是十分谨慎的，他特别对瞿秋白重病卧床必须留下感到非常惋惜。
无疑，项英的“乐观”是不切合实际的。后来，项英在反省这段历史时这样
说：当时我们接受党中央给予的训今，执行保卫苏区的任务，可是没有明确的、
深刻的对当时的环境情况和整个斗争的前途有一个正确的估计，以为野战军出动
在湘西建立了新的苏区，必然使中央苏区的周围环境有个大的变化，进攻的敌人
便大部被吸引到湖南去，这样便于我们战胜敌人的进攻。我们估计敌人只能占领
大的圩场和城市。最低限度我们可保持许多不相联系而偏于乡村的苏区，准备在
适当条件下配合野战军举行反攻，恢复被敌占领的城市和己失的苏区。因为这样
的估计和认识，自然不能正确地决定我们整个方针。
因为对斗争形势估计有了错误，就不能迅速转变我们在军事上群众斗争上应
有的转变，以迎接新的斗争，必然照旧继续过去大规模的作战方式来反对敌人的
新的进攻。游击战争的口号虽然叫得很响，但真的游击战斗没有在各地广泛发动
起来，这样在敌人新的进攻之下就遭受了不断的打击和损失。
在军事上，正因为对斗争形势的估计有了错误，必然使游击战争不能正确地
实际地开展起来，对于群众的游击战争的领导和发动更是差得很。虽然我们己放
弃了阵地防御战转变为运动战，放弃了李德的“短促突击”战术转为游击战术，
但是在总的方面仍然是采取大兵团的作战的方针，实际上是消极的防御。
1937年11月7 日，项英到达延安。12月7 日，他向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了《三
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报告详细地汇报了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过程，并
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严于律已的精神，总结了经验和教训。12月13日，中央政
治局作出了《对于南方区游击工作的决议》，指出：项英同志及南方游击区的同
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
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
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
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贵的胜利。
决议还强调指出：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主要的领导同志，以及在游击区
长期艰苦斗争之各同志，他们的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
是全党的模范。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
10月10日，陈毅才知道“大转移”的秘密送走了李德，项英顾不上彻夜未眠
的困倦，便立即到中央医院探望陈毅。
陈毅是8 月28日在兴国高兴圩战役中坐骨中弹负伤的，他当时任红军西方军
总指挥和江西军区司令员。起初陈毅认为自己的伤情无关紧要，便在前方野战医
院治疗。不几天伤势骤然恶化，几乎不能下地，由担架抬到了瑞金梅坑中央总医
院。那儿住的，全是从前线下来的省军级高级干部。
转到中央医院，虽说比野战医院强多了，但当时战争环境，条件很差，医院
虽有X 光机，但没有发电机，照样开不了刀。陈毅住在中央医院个把月，但一直
未能动手术，弹片在体内，伤势总不见好转。
中央医院离中共中央机关仅两百米，陈毅住院这么久，始终都未见中央主要
负责人来看望过。在博古眼里，陈毅是毛泽东路线的人。
陈毅跟随毛泽东可谓久矣。1928年3 月，他与朱德领导湘南暴动上了井冈山。
朱毛会师成立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兼第十
二师师长。在红四军中，陈毅的地位仅次于朱毛。1929年1 月，他与毛泽东、朱
德向赣南闽西进军，创建中央根据地，含辛茹苦，功勋卓著。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陈毅与毛泽东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陈毅成了毛泽
东忠实的战友和毛泽东路线的坚定执行者。
红军主力“大转移”，博古、李德把陈毅留下来，借口很简单，负了伤，行
动不便。但同时还有一种考虑，项英政治上领导，军事上毕竟有些欠缺。
陈毅虽身负重伤，但打仗有一套，在苏区很有影响。他留下来，有一定的号
召力，也可稳定人心。博古、李德对陈毅也有顾忌：他毕竟与中央路线不合拍，
军事指挥大权交给他不放心。所以，中革军委离开了，成立了中央军区，统帅留
守的所有红军及地方武装，项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未能挂职。
“大转移”前夕，陈毅就有所察觉，因为总医院也动起来了，医疗设备开始
装包打捆，不远处的中央机关的东西搬进搬出，忙个不亦乐乎。
陈毅对病友们说：“可能有大动作。”
陈毅正式得知“大转移”的消息，是10月10日，即中央机关撤出梅坑
往于都进发的当天。代表中央来看望陈毅并通知他的是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
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
周恩来对陈毅说：“中央决定自下你坚持斗争。你斗争经验丰富，特别是有
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和苏区几次反‘围剿’的经验，相信你一定能依靠群众，依靠
党的领导，坚持到胜利。”
周恩来还告诉了陈毅中央的决定：中央和军委撤出后，在苏区成立中央分局
和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委员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中
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副主任梁柏台。
项英在送走李德后，便急匆匆地赶往医院去看陈毅，他知道陈毅是员战将，
想看看陈毅对今后有些什么想法。
项英对陈毅很热情，问长问短，亲自端水送药，十分关切陈毅病情，并嘱咐
院长用最好的药。项英对陈毅说：“你的病好了以后，我们一同大干一场。”
陈毅第二天就被项英派人用担架接到了中央分局机关。
然而，项英没有料到，陈毅对时局的估计与他相去甚远。
当天晚上，项英在中央分局会上传达中央的部署和讨论今后斗争问题时，就
与陈毅发生了意见分歧。
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有第二十四师和独立三、七、十一团；江西军区一、二、
三、四团；赣南军区六团；闽西军区三个团；杨、赣军分区十三团以及登贤独立
团和各县独立营共一万六千余人。
项英热衷于大兵团作战，他主张“创造新的师、新的军团”，还提出“准备
配合红军主力进行反攻”。在项英的计划中，除了扩充队伍，大摆摊子外，还打
算搞军事学校，搞兵工厂，一切如同过去，企望再搞起一个大的根据地。
他不愿意把得力的干部分配给地方，不愿把比较像样的武器装备分配给地方
部队和游击队。相反，他主张把地方游击队改编成独立团，将勉强出院的伤病员，
都充实到红二十四师主力部队。项英说：“我们有主力二十四师，再加上独立团，
这十多个团可以消灭敌人一个师。”
项英希望打硬仗，打大仗。他说了很多，谈得很乐观，似乎看见了不远的胜
利。
与其相反，陈毅倒把困难想得很多，把局势看得较严峻。
陈毅提出要改变旧的斗争方式。“过去是大规模的根据地，扩大红军，突击
征粮，从上面布置，贴标语口号，出版报纸，发布新闻，大兵团正规作战，地图
上作业；设医院兵站，积草囤粮；政府摊开办公，门房收发，签字收据，文件抄
得清清楚楚、印刷出来，一印好多本发下去；开会要一个星期、十天，一个负责
人报告要三天三夜，从国际形势谈起……这一切都不行了，全要收起来。大家全
部脱下军装，穿上便衣，背起快枪，打游击去，让敌人找不到目标。地委、县委
就是指挥官、游击队长。三三两两，七个八个，搞他几百支、几千支游击队，看
你怎么抓得完？我们打麻雀战。麻雀几十群、几百群，你能消灭一群，不能消灭
几十群、几百群。”
陈毅对野战军胜利班师不抱希望，他认为野战军到湘南站不住脚，到湘西也
站不住脚，到贵州也站不住脚，到云南到四川甚至更远的地方都不行。
根本不要打算依靠主力，联系不上的，只能依靠我们自己。敌人几十万大军
紧紧盯住野战军，能够不被消灭就算好了。他们管他们，我们管我们。
陈毅还提出，把第二十四师和独立团分散到各县去，作为游击战争的骨
干力量。不能打游击的党的高级干部转移出苏区。
陈毅的一番话，令项英很不高兴，认为完全是“失败情绪”。作为第五次反
“围剿”前期作战的主要指导者之一，项英当然惧怕别人说“失败”两字，他责
备陈毅说：“你情绪不好，悲观失望。”
陈毅不服气，说：“我对革命从不悲观失望！承认失败并不是悲观失望，而
是政治上坚强的表现。”
见陈毅这么说，项英问道：“你想走吗，离开中央苏区？”
“我现在不作这个打算。”陈毅说，“我只希望伤口好起来，反正中央苏区
搞垮也不是一两天的事，起码也要两三个月。我的伤好了，能走路，能跑，就没
有什么问题了。”
陈毅又说：“我不走，中央有任务我要留下来，总能起到一些号召作用。
中央苏区留下了一万多名伤兵员，我也是其中一个，我留下来，伤员们也就
没话说了，我毕竟是高级司令员呀。“
显然，陈毅的观点已经完全改变了中央赋予中央分局的“训令”使命，项英
不敢贸然表态。
党的纪律是下级服从上级。项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分局书记，陈毅只
是中央分局成员、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中央苏区的决策权由项英说了算。
1934年10月20日，项英在《红色中华》第243 期上发表题为《开展广泛的群
众游击战争保卫中央苏区》的文章，号召苏区军民“全体武装起来，组织游击队，
加入游击小组，发展最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胜利地保卫我们中央苏区”。
就在中央红军主力突破粤军信丰、安远及王母渡封锁线的第二天，项英接到
中革军委的命令，正式成立中央军区，由项英任司令员兼政委，龚楚任参谋长，
贺昌任政治部主任。
龚楚，广东河源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过湘南起义和井冈山的
斗争。1931年底由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先后担任红七军代理军长，红独立二师师
长，粤赣军区司令员，赣南军区参谋长、司令员。后于1935年9 月叛变投敌，率
国民党军偷袭中共赣粤边特委机关，制造“北山事件”。全国解放前夕逃离大陆
赴香港等地从事反共活动，晚年从香港返回广东老家定居。
天如人愿，陈毅在动过手术后好得很快。几天后他就能拄着拐棍到处走。
陈毅主持召开了中央政府办事处会议，办事处副主任梁柏台参加了。各苏区
省委、省苏维埃政府负责人，因战事紧迫来不及赶到瑞金的云石山。因此，与会
者仅有原中央政府一些部门的负责人和瑞金、西江县主要负责人。
时任瑞金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邱进桂回忆说：“陈毅同志对我们大家说：五
次‘围剿’，敌人改变了战术，用乌龟壳战术对付我们。我们现在没有打破敌人
的‘围剿’，红军主力要转移，要到外线去打击敌人。大部队走了，但苏区还在，
省、县、区的党组织还在，苏维埃政府也还在。敌人要进攻我们的，瑞金将会由
福建的敌人来占领。将来苏区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如果野战军出动后，敌
人将主要兵力对付野战军，我们苏区的压力就小一点，这就可能存在苏区。敌人
来了，我们就要同敌人进行游击战争。陈毅同志告诉我们：我们苏区还有四个军
区，还有一万四千枝枪，有一个独立二十四师，江西省、福建省、闽赣省、赣南
省都有
独立团，各县有独立营。我们完全能坚持同敌人进行斗争。陈毅同志鼓励我
们这些留在中央苏区斗争的同志，要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的，敌人是一定会被我
们打败的。这次会开得很简短，大约只有个把钟头。开会的时间是10月下旬。这
时野战军己出动，这次会议的第二天，中央政府办事处就迁到了于都县宽田的龙
泉迳。“
陈毅对局势有种不祥的预感，他对中央政府军事工业局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赖
绍尧说：“老赖，你还是在军事工业局负责，但是不要像过去那样搞厂子喽，必
要时兵工厂还要毁掉。机器可是要保留喽！”
遵照陈毅的指示，赖绍尧将兵工厂、被服厂、卫生材料厂、印刷厂的许多机
器陆续埋在于都宽田一带，工人也得到疏散安置。陈毅回忆说：“晓得中央苏区
要被敌人占领，就抬着机器跑几十里，到山里挖个窟窿埋起来，还要动员，不要
泄露。我还亲自指挥把钨砂埋在水田里。那时已是11月，已经割了稻子，把稻根
拔掉，把钨砂包起来埋进去。还对老百姓说，无论如何不要讲，这是革命的财产。”
军事工业局不久自行解体。赖绍尧从中央局级干部被调到瑞金、会昌边独立
营担任营长兼政委。这个独立营1935年春奉中央分局指令坚守瑞金铜钵山区。赖
绍尧回忆说：“实际上，这时形势已经很紧张了。瑞金县城已经失守，铜钵山被
四面围困。按照实际情况，这时独立营应该突围到敌后去活动，开展游击战争。
但是，我作为独立营长，机械地执行中央分局的命令，结果独立营很快被敌人打
垮，铜钵山也失守了。我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同兄弟部队也失去了联系。后来我
转移到崇义、上犹县一带去寻找组织，但没有找到。”
赖绍尧，湖南汝城人，1926年参加革命。曾任湖南汝城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长、
中共湘粤赣边特委书记、崇义县委书记、南康和信丰赤卫队总队长、红四军十三
师团长、团政委、红军残废医院院长兼政委、中华苏维埃邮电总局局长。解放战
争时期曾任热河省邮电管理局局长。建国后曾任江西省财政厅、交通厅厅长、省
经委党组副书记、省政协副主席。1992年于南昌病逝。
惨败面前，项英终于实行战略转移主力红军转移后，国民党除薛岳、周浑元
十万大军追击外，其他各纵队二十万人依然留在中央苏区，由陈诚指挥组成“清
剿”军。陈诚对蒋介石说：“中央苏区必须彻底荡平，不然后患无穷。”
1934年10月26日至11月23日，陈诚军相继占领宁都、瑞金、于都、会昌等中
央苏区中心区域的县城。
攻占瑞金县城的是敌东路军李默庵第十一师。1935年1 月，国民党第十一师
特别党部编辑的《收复瑞金纪事》中这样描写此战的经过：长汀克复后，本师回
驻蔡坊，构筑河田黄管公路。十一月六日下午奉总司令电……第十、第三十六两
师归李师长指挥，收复瑞金等因；于是定八日第十师集结长汀城，九日第十师为
第一线，先向古城前进，并以有力之一部占领古城西之大岭隘，以为翌十日直下
瑞金之准备。八日晚，细雨沉蒙，九日晨，大降滂沱，官兵振奋前进。至九时，
与伪古城独立团溪口独立营等股匪在古城东之牛岭接触，当击攘之，毙匪百余，
获枪数十枝，旗帜戈矛无算。惟沿途要隘，均经
砍倒大树又遍布地雷以为障碍，行进颇为迟滞。
十日本师遂向瑞金前进，伪中央苏区模范营、壬田游击队、九堡独立团、梅
坑赤卫营，及昨日残窜部队共约人枪两千余，扼守大怜隘，顽强抵抗。经数度冲
锋，始于晨刻攻占之，残匪向会昌于都方向逃窜。已刻我先头第三十旅克复瑞金，
此沦陷五年匪之军事政治中枢，进入于我军之手矣。
攻陷瑞金，国民党不可一世，《中央日报》作了大肆渲染，连篇累牍。
敌人的战略企图是从北、东、南三方面向内收缩，以集团兵力据守各县城和
交通要道，用堡垒封锁的办法，将广大苏区分割成许多小块，将红军围困在越来
越小的地区里，然后分割“清剿”，进而彻底消灭。
敌军每侵占一地，就进行绝灭人性的屠杀。卷土重来的地主豪绅、流氓恶棍，
组织了“还乡团”、“铲共团”、“暗杀团”，无数革命干部和群众被活埋、挖
心、肢解、碎割，真是惨绝空前。中央革命根据地被杀害的人数多达七十余万！
就在瑞金失陷两天后，留下来的唯一的红军正规主力部队第二十四师，从福
建汀州撤回至瑞金九堡一带。这里曾是中革军委所在地。
红二十四师原是罗荣桓等负责组建的。师长周建屏，政治委员黎林（主力长
征后由福建军区政治部主任杨英接任），政治部主任袁血卒。
红二十四师有三个团的建制，即第七十、七十一、七十二团，每团有三个营，
武器装备较好，兵员充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期间，多次配合红一、三军团
作战，有较强的战斗力。其中，温坊大捷，与红一军团第二师一道，歼敌近一个
师，成为第五次反“围剿”后期作战唯一的一个大胜仗。长征时，红二十四师作
为唯一主力留守中央苏区坚持斗争，可谓留守部队中的“王牌军”。后来，项英
又决定将大部分留守伤员痊愈者，补充给二十四师，全师有近六千人。
师长周建屏行伍出身，江西省金溪县人。早年投身滇军，参加过辛亥革命、
护国讨袁及北伐战争。1927年春，经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南昌起义。
1929年后历任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团长、红十军军长，参与指挥赣东北反“围剿”
作战。1933年1 月后，历任红十一军军长、红七军团第十九师师长、红军独立第
二十四师师长等职，1934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率部参加中
央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战争。身经百战，屡立战功，可谓红军名将。
占领瑞金，李默庵第十一师气焰嚣张，趾高气昂，继续向会昌推进。
红军第二十四师指战员，眼看“红都”遭受敌人蹂躏，气得直跺脚，纷纷要
求狠狠打击敌人。
师长周建屏召开了团级干部会议，他征求大家意见，打，还是不打。与会者
都擦拳磨掌，说打。
项英也主张打一场大仗，他说：“要用胜仗来振奋一下苏区群众，提高大家
的信心。”
一场大仗就这么定了下来，战场选择在了瑞金与会昌之间的谢坊，打击对象
选择了攻占瑞金的李默庵师。
时任第二十四师政治部主任的袁血卒回忆：十一月二十二日，敌东路第三师
由瑞金向会昌推进。军区命令二十四师赶到谢坊附近埋伏。会昌、瑞金和福建的
地方武装也参加了伏击。这次战斗的战场指挥是师长周建屏。但是，敌人尚未完
全进入伏击圈内（主要是福建
的独立团未及时赶到指定地点），战斗就打响了。这在军事上叫犯了“过早
突击”的错误，因而未能全歼敌人，只消灭敌人半个旅，把歼灭战打成了击溃战。
这次战斗虽然是我们胜利了，但严格说来不能算是大胜利，因为本来可以消灭更
多的敌人。战斗结束后，中央分局给中央发了电报，说是打了一个大胜仗，消灭
敌人一个师，《红色中华》报也发了消息。我在这次战斗中负责收容俘虏。原来
准备大量俘获敌人，因为打成了击溃战，俘敌不多，只缴获许多骡马牲口。战斗
结束后，我挑选了两匹骡子带了回来。
谢坊伏击战，虽然打击了猖狂嚣张的敌人，振奋了苏区人民的斗志，但同时
也暴露了红军的实力。
项英开始认识到了“独立作战”的必要性，把一些得力干部派到各地区去领
导斗争。于是，张鼎丞、范乐春回闽西；钟循仁回闽赣；胡海回东固；李鹤鸣回
公略。
当时，这种认识的转变受到局限，还只限于地方，也还只是部分地区，军队
这一块没有动。项英后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才进一步认识到这一点：这种转变仅
仅是局部的，而主力二十四师和几个基于团，仍然采取大兵团作战方式，仍然进
行消极防御，阻止和破坏敌人对于‘三角地区’筑垒推进。于是在丁陂战斗（即
敌由瑞林寨向丁陂至大柏地之线筑垒）中，阻止筑垒敌人而受到一点损失。二十
四师经常辗转各地区待机，企图截击和阻滞敌人筑垒前进，但均未获得成就。这
时敌人已进占于都并由岭背向于都河上游构筑封锁线以与瑞林寨衔接，便把我们
的联系截断了。
面对日益紧张恶化的形势，陈毅一再向项英提出，把部队分散打游击，但项
英仍不同意。
项英之所以不同意把二十四师和其他独立团分散打游击，其指导思想，还是
拘泥中央的指示，企望集中兵力打运动战，打正规战，以重大胜利迎接主力红军
返回中央苏区。
主力红军从粤军陈济棠部防地突破防线后，蒋介石十分恼怒，他责令陈迅速
向会昌进攻，截断留在中央苏区红军南面的退路。
粤军颇能打仗。赣南红军和地方武装曾几次与之交战，都退下阵来。
为了巩固赣南和保持会昌河两岸的联系，项英决心集中红二十四师与独立第
三、第十一团，在牛岭与粤军打一仗。
然而，出乎项英的意料之外，牛岭一战，竟成为主力红军转移后最大的一次
惨败，也在周建屏辉煌的军事生涯上投下浓重的阴影。
项英对牛岭之战追悔不已。他1937年给中央政治局汇报时写道：斗岭战斗是
不应有的惨败，而且是不应有的战斗。事前有侦察粤敌向牛岭坳一带游击（约一
营到二营之数），准备在其附近埋伏或袭击，可是部队到达目的地后，敌已回到
约二十里地之牛岭，这时已到下午，士兵也很疲劳，应该择地宿营，再行侦察情
况，决定行动。不料独立团团长徐鸿这个冒死鬼，要跟踪追去。当时二十四师师
长周建屏负总指挥之责，也不考虑便随意应允。
最儿戏的，一团埋伏于唐村至牛岭大道旁打击增援之敌，可是将兵力分散，
后来被敌各个击破。进攻牛岭的主力约四个团，到达牛岭附近，也不将部队展开，
仍以行军纵队（独三团为前卫）直向牛岭汗场冲去。敌人占据房子不动，等到我
们冲到面前，敌人即以反冲锋将全团冲垮。退回时自己将后续部
队冲散，敌人跟踪追击，一直冲到指挥阵地。周建屏带花，幸杨英率领直属
队顽强抵抗，才把敌人打退，收容溃兵，直到两天之后才将全部队集合起来，可
是已受了大的损失，以五个团兵力被一团上下之敌而各个击破。这次打败，是我
们红军空前未有的败仗，而且绝对不应该打的败仗，简直是把打仗当儿戏的必然
结果。这一败仗可以说动摇部队作战的信心，增强对广东军阀的害怕心理，同时
也成为我们结束大兵团作战的最后一仗。
牛岭一战惨败，项英对形势的估计清醒了，不再那么盲目乐观，认识到了局
势的严重性。
11月底，项英召开中央分局会议，讨论今后的斗争方针。
会上，陈毅提出要迅速地全面转入游击战争，不能再拖，二十四师要分散，
独立团也要分散。中央分局要给各地发指示，转变斗争方式，准备大风暴的来临。
陈毅的意见得到中央分局绝大多数成员的赞同。
项英也终于同意了陈毅的意见，并要陈毅起草一个指示，以中央分局的名义
发下去，部署各地转入游击战争。
会议决定，中央分局只留项英、陈毅、贺昌三人保持领导，其他成员全都分
散到中央苏区的各个游击区。中央分局机关和第二十四师部分部队，以及赣南省
党政军机关，迅速转移到上坪地区。
危急时刻，遵义传来一道电波中央分局会议之后，中央分局只留项英、陈毅、
贺昌三人保持领导，分局其他成员和办事处成员，均分赴各地领导斗争。
陈毅草拟的指示信已晚，局势恶化太快。中央分局下辖的各省委已失去联系。
闽浙赣省方志敏的电台不通了，闽北分区委的电台也不通了。项英情绪十分低落。
中央分局只能与附近的赣南省委联系。
陈毅把瑞金县委的负责人钟得胜找来，和他进行了长谈，说：“现在唯一的
办法就是利用大山头搞小组，分散打埋伏，到群众中去夺自首队的领导权。地主
回来了，你乖乖地在这里，我们不动你，给你粮食，还可以利用地主作掩护；如
果他们不安分，就抓，要坚决把老窝搞掉。你们一定要躲到山里，在山里睡觉，
风餐露宿，不要下山。地主靠不住，有些自首的靠不住，无论如何不要脱离武装，
不要脱离高山大岭。”
张鼎丞、邓子恢根据中央分局会议决定，前往闽西。临行前，陈毅对他们说
：“你们的老根据地在闽西，对那里地形熟，在群众中影响大，要尽量坚持闽西
的游击战争，使江西方面的压力减轻一点。”
张鼎丞等走得早，在敌尚未合拢之前就已转移出江西，安全抵达闽西，并在
闽西地区坚持领导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被派出去的干部还有：赣南省委书记钟循仁调任闽赣任省委书记，阮啸仙从
中央分局调任赣南省委书记。成立中共瑞西特委，将闽赣省委书记赖昌祚调回任
特委书记，并成立瑞西独立营；派土地部长胡海回东固地区，任中共公（略）万
（安）兴（国）特委书记，派李鹤鸣到胜利县负责；中共赣南省委组织部长罗孟
文到杨赣特委任书记，还从红二十四师和独立团抽调一些军事干部，派到地方武
装加强领导。
主力红军转移时，中央苏区留下了近一万名伤病员。到1934年底，尚未出院
的还有六千余人。在敌人包围圈日益缩小的情况下，数千伤员集中在一起是很危
险的。中央分局决定，将伤员全部疏散安置。
红军主力长征后，苏区成立了中央军区卫生部。王立中任部长兼政治委员，
张凯任政治部主任。解放后，张凯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副部长。
张凯在回忆中写道：这批伤员共六千余人，多数是重伤员，少数是轻伤员。
他们分布在中央苏区的于都、瑞金、博生（宁都）、西江、石城、宁化、长汀和
后来成立的瑞西等县的红军医院中。后来，这些医院陆续向于都、瑞西、瑞金等
县集中，因此大部分伤员也集中到了这些地方。
11月和12月初，也还较平静，到了12月底，敌人开始分区“清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