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中央苏区惨烈大突围项英，唯一留下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1934年5.2
这时，形势就紧张了。我们预计到了这个情况，为了保护伤员，决定将所有
重伤病员都分散到老百姓家中休养、隐蔽，轻伤员则动员归队。
我们将安置到老百姓家中的伤病员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都派有医护人员，
他们也住在老百姓家中。同时，发给每个伤病员三个月的钱、粮和一部分常用药
品，并向伤病员宣布了纪律。
当时，我和陈毅同志一起到一个医院对伤病员进行动员。陈毅同志自己是个
伤员，这时伤已快好了，离开了医院，到了中央政府办事处。
到了1935年1 月上旬，所有的伤员都已分散到了于都、瑞金、瑞西以及长汀、
宁都等县（主要是于都、瑞金两县）老百姓家中。
红二十四师政治部主任袁血卒也负责了一些伤病员的安置，他在回忆录中说
：我负责动员的医院，驻在一个三合大院的龙王庙里，有四五百个床位，几百名
伤员在这里治疗休养。为了配合动员疏散，工农剧社的同志也来了。
演出之前，我传达了疏散政治动员报告。不一会，伤病员们转给政治部的意
见就有几百个，有毛笔写的，有钢笔写的，大部分是铅笔写的。有的简单介绍了
战斗经历，有的在一张纸上写着“立即上前线，保卫苏维埃政权！”
两行大字，下面签上许多名，盖上手印。连躺在床上的重伤员也表示死也不
离开部队！这许多意见，表达了一个共同意志：为红色政权战斗到底！
可是，这个神圣的意志，与残废的、不健康的身体相矛盾，与严重的客观形
势相矛盾，也与我来医院的任务直接矛盾。我想这些伤病员都是忠实于共产主义
事业的，只要把道理说清，是能够做通工作的。于是，我首先找到周副团长，把
政治部决定的疏散名单给他看，疏散名单包括医院院长和政委，周副团长排在第
三。我动员他带头服从党的决定，并一起说服别的同志。经过反复动员，周副团
长思想通了。这样，整个医院的伤病员迅速疏散到了老百姓家中，有些则动员回
到了他们自己的家乡。
陈毅自己也是伤员。他拄着拐棍到医院做动员，对前来帮助转移疏散伤员的
乡亲们说：“这些红军战士都很年轻，是革命的宝贵财富。你们把这些同志抬回
去，藏起来，掩护好，治好伤，给你们做儿子也好，做女婿也好。
他们的伤好了，多一个劳动力，也多一个报仇的人。“
伤员们大多不愿分散，说挂彩也要跟部队上山打游击。陈毅对他们说：“野
战军出征了，中央苏区的局势今后会很紧张，每个人都要做好准备。回家种地也
好，打游击也好，在老乡家养伤也好，一定要生存下去，也许野战
军回来，苏区发展了，你们再回来。“
苏维埃政府和苏区群众对红军伤病员的转移疏散和安置治疗做了大量工作。
保存至今的一份文件——《瑞西县委给各区乡的一封信——关于保护和安置伤病
员事》这样写道：县苏维埃为保护伤病员在群众家里安全休养及解决目前寒冻一
切需要，使其伤病迅速痊愈和恢复他们的身体健康，参加游击工作，更活跃指挥
战争，胜利地消灭敌人的“清剿”，保障与巩固苏维埃政权，并保护工农群众的
土地财产，生命及自由等……特别是砂星区的工农群众更了解伤病员在前线牺牲
奋斗的精神，所以该区的群众很周到照顾伤员，竞赛搞鸡子与米果烹与他吃，好
似待遇生客一样。盼望各区把这个精神提出会议上安置具体讨论，并经常检查，
发动群众必须很好地保护和安置伤病员，特有如下指示：（一）每个伤病员都要
有一个火笼；（二）每个人要有一床棉被，无棉被的以蓑衣单被代替；（三）每
五天洗衣一次，无换衣服的借衣裳给他穿；（四）每三天洗汤（澡）一次，生疮
的每天一次或两次；（五）经常热茶热饭招待；（六）过年发动群众慰劳；（七）
每十天发动妇女儿童团慰问，支部书记参加；（八）每个休养员要有一副单架，
准备四个人无论任何环境不能使伤病员受危险；（九）十天召集组长联席会一次
检查工作。
上述保护休养员几点工作，望各区乡接此指示后，立即遵照执行为盼。
项英和妻子张亮住在一位名叫谢招娣的农妇家中。中央分局机关也设在这里。
谢招娣回忆中这样记述：当时，项英住在我们新屋大厅右正房，有个女同志
同他住一起，后来我们才知她是项英的老婆，姓张，当时大家都称她张指导员。
张指导员会抽烟。
她有一个女孩子。
过春节时，我家做了一些黄元米果，大年初一，我请项英夫妇吃米果，喝茶，
扯家常。我们扯得很亲热。为了答谢，张指导员送了一件上海买的毛衣给我穿，
还送我一件旧夹衫，项英同志则将一顶棉纱蚊帐和一床绸子被面送给另一个房东
钟正予家。大厅由于是中央分局办公的地方，平时不许我们进去。过春节的这一
天，我们要求到大厅里杀牲口敬祖宗，结果被允许了。
项英同志笑话过我们。
正月初八日和初九日，他们离开我们这里，往白鹅梓坑方向撤走了。撤走时，
项英的老婆对我说：“同志嫂，这个女孩子送给你带，以后我会寄钱给你的。”
我说，“哎呀，我自己现在也有一个小女孩，怕带不了。”我没有接受，这个小
女孩后来不知寄放在什么地方了。
何叔衡和毛泽覃住在一个名叫谢带发的农民家中。谢回忆：何叔衡同志年纪
较大，快六十了，满口长髯。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何老子”。毛泽覃同志很年轻，
身材高大，很喜欢和别人开玩笑。他喜欢骑马，每天下午都要跑一趟马。有一次，
他刚跨上马，一个调皮的小孩就在马屁股上用力抽了一鞭子。那匹马跑得飞快，
毛泽覃却没有摔下来。
大概是元宵节那天，毛泽覃又带了近百人从白鹅到井塘。还在白鹅的时
候，他就给我寄信，要我们做好中午饭等他们回来，毛泽覃来后，很客气地
对我说：“同志嫂，搞碗子某来吃。”我给他煮了碗菜干，还放了些辣椒。
他很高兴地给我五角红军票子。我不接，他就说：“你不要钱，我就不要菜。”
没办法，我只好将钱收下来。吃完饭后还剩下一些菜干，我说：“这点菜还有辣
椒，你喜欢吃，带去路上吃吧。”
午饭后，他带着那些红军战士往小密方向走去。他们是向福建突围转移的。
井塘村是干部南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只有三十来户人家。中央分局迁到此，
与外界联系更加困难了。项英、陈毅和贺昌对外界情况的了解，大都是通过无线
电台。
还在瑞金时，陈毅就曾建议，要把瞿秋白、何叔衡、陈正人（江西省苏副主
席）、周以粟（《红色中华》主笔）等高级干部和一些身体不好的年高体弱者转
移到白区去，当时项英未能同意。如今，这些人随中央分局转至井塘村，陈毅再
次向项英建议，说应让他们尽快走。项英考虑再三，终于同意了。
随同中央分局一起转移的，还有谢然之，他是中央政府秘书长。项英和陈毅
决定，让他突围前往上海找党组织。
临走前，陈毅对谢然之说：“你去打埋伏，要立场稳，要准备牺牲，无论如
何不要投降。革命对你有好处，也有坏处，就是牺牲自己，你是中央政府的秘书
长，又是我们办事处的秘书长，情况你都知道。”
然而，谢然之被敌人抓住就叛变了。他对敌人说：“项英眼睛近视，夜晚不
能走路；陈毅重伤，不能起床。你们只要进得快一点，这两个人就能抓住。”
敌军的飞机撒下传单：“你们的秘书长现已投诚，国军给他很好的待遇。
现在项英不能走夜路，陈毅受重伤。你们要抓到项英、陈毅，赏大洋五万。
“
项英气愤地说：“应该把他抓到枪毙！”陈毅则劝他：“不要。反正他要投
降就投降，要叛变就叛变，不要管他。枪毙也枪毙不了这么多。共产党枪毙反革
命也枪毙不完，反革命枪毙共产党也枪毙不完。我的脚还能跑两步，他能把我抓
到？共产党员怕死还能干革命？
共产党员只要不怕死就有办法。你要怕死就是自己把自己给开除了！“
谢然之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后来，他当上了国民党的宣传部长。抗战期间，
国民党败退到重庆时，他是三青团书记。在重庆，他摆了酒宴请共产党驻重庆八
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吃酒，但是被清的人没有一个人去。解放前夕，他跑到了台湾。
主力红军大转移后，一路上被动挨打，没有丝毫喘息之机，湘江战役更是元
气大伤，出师八万，突破这道封锁后，兵马仅剩三万。在这种自身难保的情况下，
自然无暇顾及中央苏区的问题。1935年春节过后，国民党军加紧了对中央苏区红
军的“清剿”，局势更加恶化。项英欲改变中央赋予中央分局训令任务，于是一
而再再而三地请示报告中央，但均未见回答。
陈毅见中央总不复电，便劝项英不要再打电报，还是自己做主，但项英听不
进。
就在项英2 月5 日又一次给中央发出电报后的深夜，一直守候在电台旁的中
央军区情报科科长严重，突然惊呼起来：“信号，中央的电台信号！”
项英和陈毅都未睡着，听见严重激动的喊声，不约而同奔进机房。
严重一个字一个字地将电码译出：
（万万火急）项转中央分局：政治局及军委讨论了中区的问题。认为：（甲）
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目前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斗争的
前途是有利的。这一基本原则不许可任何动摇。
（乙）要立即改变你们的斗争方式与组织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
而目前许多庞大的后方机关部队组织及许多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合的。
（丙）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
之，项为主席，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
本方针。先此电达。决议详情续告。
中央书记处之后，中央陆续给中央分局发出指示。
2 月28日，中央书记处致电任弼时领导的红二、六军团，张国焘领导的红四
方面军，项英领导的中央军区，正式传达遵义会议决议。远在中央苏区腹地、危
在旦夕的项英、陈毅等才得知博古、李德下台，毛泽东重新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
岗位。
中共中央的电报全文如下：（一）政治局扩大会议大意如下：五次“围剿”
中党的总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固不是客观的而是主
观的，即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
略战术的基本原则。
（二）敌人五次“围剿”中采用了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企图逐渐
消耗我们的有生力量与物质资材，紧缩苏区，最后寻求我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
我们的目的。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
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
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围剿”。
（三）然而我们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
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
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红军受到部分的
损失，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这一路线同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
是完全相反的。
（四）单纯防御路线企图从各方面抵御进攻敌人，而结果一方面也不能防御，
给敌以各方面击破的机会。怕敌人占领每一地区与城市，而结果却不能不放弃整
个苏区。决战防御的目的首先是在寻找有利时机与敌决战以转入反攻与进攻。在
不利的情形下，应该拒绝决战，主力应退却至适当距离或转移到敌人翼侧后方隐
蔽集结，以疲劳敌人、消耗敌人、迷惑敌人，使敌人发生过失与弱点，使我们在
决战中取得胜利。为了寻求有利时机，就是放弃一部分或甚至大部分苏区的土地
也是应该的。只要决战胜利，“围剿”粉碎，那不但放弃的苏区可以恢复，而且
还可扩大。
（五）为了要从各方面抵御敌人，所以单纯防御路线经常分散兵力，同样的
也拒绝运动战。这种分兵主义主要的一、三军团的分散，使五次战争中失去了许
多胜利的机会。华夫同志短促突击的理论实际上取消了运动战。这种阵地战只对
于敌人有利，对于红军是不利的。强攻敌人堡垒在目前技术条件下是应该拒绝的。
五次战争中轻易的强攻敌人堡垒，只是消耗了红军的有
生力量。（六）粉碎堡垒主义，在目前技术条件下，只有依靠运动战，这即
是在堡垒线内，待敌人前进时大量消灭敌人的部队。在堡垒线外，即是红军转到
广大无堡垒地带活动时，迫使敌人不得不离开堡垒来和我们作运动战。
单纯防御路线取消运动战，就无法粉碎堡垒主义，甚至产生在堡垒主义下我
们只能取得小的战术上的胜利的理论，这无异于向堡垒主义投降。
（七）对付敌人持久战的方法，是在有利条件下坚决的迅速的勇敢的向敌，
人反攻与进攻，以粉碎“围剿”。在不利条件下则可以以战略上的退却避免战斗
以保持红军的实力，等待与争取新的反攻与进攻的有利时机。有着坚强的红军，
即使苏区暂时受到损失也可恢复，而且也只有依靠红军，才能创造新苏区。同时
为了进行连续的战斗，必须经常给红军以休养兵力与教育训练的时间。单纯防御
路线一方面不能粉碎“围剿”，一方面消耗自己的有生力量，正是敌人的持久战
所要求的。
（八）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是红军粉碎“围剿”的重要条件之一。十
九路军事变给了我们粉碎“围剿”的有利条件，但我们在军事上却完全不去利用。
（九）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同样犯了原则上的错误。在决定退
出苏区后，依然无目的地在苏区内同敌人拚命抗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
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与搬家式的行动，在于部中群众中关于这种
战略转变没有解释，组织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部队变成
掩护队。特别战略方针不放在争取必要的与有利时机同敌人决战原则上，而使自
己处处处于被动地位，遭受敌人打击，使原定目的不能达到，红军大量减员。单
纯防御路线发展的前途或者是拚命主义，或者是逃跑主义。
（十）决议更说到华夫同志恶劣的领导方式在军委内所造成的不正常现象。
指出这种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一种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过去书记处
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是不够的，最大的力量都放在扩大红军与保障红军的给养以
及其他后方工作方面，而很少注意战略战术的直接领导，没有清楚了解战争的指
挥关系于战争胜负的全局。战争指挥的错误，可以使最好的后方工作化为乌有。
但这一错误主要的负责者是博古同志，同时指出这种错误对于博古同志不是整个
政治路线的错误，而是部分的严重的政治错误。
（十一）决议最后说到日前的环境依然有利于我们创造新苏区的。几个苏区
的变为游击区，不过是整个苏维埃革命运动中部分的挫折。这种挫折丝毫也不足
以使我们对于苏革前途表示张惶失措。实际上帝国主义、国民党就是想暂时停止
中国苏革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的胜利，中央红军在云贵
川的胜利，以及全国革命斗争，证明整个中国苏革正在前进中。同时在全党前面
提出了严重的任务，指出新苏区的创造不是不经过血战可以成功的。目前最中心
的问题是用一切力量战胜云贵川滇以及蒋介石的部队。加强红军，扩大红军，发
动与组织广大群众的斗争，瓦解白军，坚持中央苏区、湘赣苏区等游击区域的游
击战争。正确的灵活的艺术的运用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目前争取胜利的战斗
任务。我们相信，这些任务是能够完成的。因此我们必然胜利。
书记处项英回电，表示拥护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
然而，围绕遵义会议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所定性的“政治路
线“与”军事路线“错误的问题，陈毅与项英的看法分歧甚大。
争论归争论，但当此危急时刻迫在眉睫的是突围，立即突出重围，两人已达
成了共识。
九路突围，留下一串串血路工农剧社一直是跟着中央分局走，从梅坑到宽田，
再到井塘村，尽管前方炮声隆隆，但剧社依然走到哪里唱到哪里。剧社唱得最多
最令人激动的歌叫“胜利的号炮”。歌词大意是：红军主力不久就要打回来，敌
人的进攻不久就要被粉碎，前方隆隆的号炮声，表示革命不久就要胜利……
工农剧社隶属于中央政府教育部艺术局（局长赵品三），负责人是石联星，
下分火星、战号、红旗三个剧团。
在井塘村，工农副社驻在中央分局对面的一个小山头，站在两个小山头上，
若用哨子吹都能听得见，但跑一个来回却要两个钟头。
中央分局会议决定突围后，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起草了一个突围转移的
动员报告。贺昌把传达任务交给了中央军区的敌工部部长袁血卒。袁是宁都起义
的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后担任过团长、特科学校政委和红二十四师政治部主任。
全国解放后，袁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副部长。
一大早，袁血卒先去了工农剧社，起草动员报告奋战了一个通宵的贺昌对他
说：“剧团的孩子们太天真了，整天‘胜利的号炮’（歌词中的一句重句）。你
去告诉他们：我们中央苏区的形势是紧张的，任务是艰苦的，过分乐观的宣传是
脱离实际的。告诉他们，准备吃苦，准备爬山，准备背包袱打仗……”
主力红军离开中央苏区突围转移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对红军的战略
大转移实行严格保密，根本没有在苏区军民中进行思想动员。因此，在苏维埃政
权下生活和战斗的人们，满以为红军出征，也不过跟往常一样，一个月或两个月，
打了胜仗，带着缴获的武器和俘虏回来，开个祝捷大会，大家欢欢喜喜。工农剧
社天真的演员们，为此正努力创作，排演，操琴，练歌，准备胜利后的演出。他
们还不知道当时形势的严重和紧张。
贺昌同志将这个任务分配给袁血卒，也有关怀他的意思，因为他爱人在剧团
工作。
中央苏区的局势十分严重，但一般苏区的干部群众并不知晓，因为“内幕”
一直被掩饰着。“胜利的号炮”的幻想很普遍。直到大突围前夕，不明真相的人
们还在争论这个问题。
陈丕显回忆道：一天傍晚，我向山腰走去。走着走着，忽然听到赣南军区政
治部的宣传鼓动员唐大炮的声音。他正提高嗓子向战士们说话：“现在正是国民
党政府和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最后一次决战，等红军主力大捷，我们就要反攻。打
到南京去，直捣蒋介石的老窝！”听他说话的声音，就可以知道他是相信他自己
的话，他一转身发现我已站在他的身旁，他情绪显得更加活跃。
战士们纷纷围拢前来，问这问那。有个战士问：“敌人到底有多少？我们能
不能赶走他们？”唐大炮一听这话就开炮了：“你这个脑袋我看要检查检查了，
你要知道，不怕敌人千军万马，只怕自己脑
袋有问题。“
我开完会回到赣南军区司令部，迎面碰到军区司令员蔡会文。蔡会文同志对
我说，中央分局昨天晚上开了紧急会议，反复讨论了中央指示，陈毅同志说了，
事到如今，只有突围，冲杀出去，才有希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项英同
志已接受了陈毅同志的意见。
最后，蔡会文同志对我望了一望，像征求我的意见似地说：“你跟我一路走，
你高兴吗？”我高兴得几乎跳起来，连说：“好极了，好极了。”
蔡会文，湖南攸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
随部队上井冈山。曾任工农红军第四军连党代表、支队政委。1930年后任红军第
一军团第三军政委，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湘赣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粤赣军
区、赣南军区司令员等职。曾荣获中革军委颁布的二等红星奖章。
项英、陈毅等对集中在西江、宽田、井塘村的红军部队和中央分局、中央办
事处、中央军区机关及赣南省委机关直属队作出了九路突围的计划：（1 ）以独
立第七团随李才莲同志由会昌穿插封锁线至汀瑞线边转至闽赣军区，进行游击战，
如有可能再穿至博生以北去领导和恢复该地一带的游击战。
（2 ）以二十四师之四个连随陈潭秋同志到闽西与张鼎丞部会合，在闽粤边
坚持游击战；（3 ）以二十四师之四个连由汪金祥率领到寻南和平武一带进行游
击战；（4 ）以二十四师之四个连由李天柱、孙发力指挥，依靠寻南原有的游击
区向东江发展；（5 ）以二十四师之二个连向云南挺进游击建立游击区，并与信
南游击区打成一片；（6 ）以二十四师之七十一团（约九个连）由龚楚、石友生
领导由安南经油山转至湘南收容三十四师，并在该地发展游击区；（7 ）派独立
三团由徐鸿、张凯两同志指挥并派在湘赣和湘鄂赣工作的同志，过信河到湘赣传
达指示，留在该地领导游击战。（8 ）留独立六团在赣南由赣南军区蔡会文及阮
啸仙、刘伯坚同志领导指挥坚持游击战；（9 ）中央军区司令部直接统帅二十四
师七十团，周建屏、杨英兼团长、政委，在苏区穿插游击并与各苏区取得联系和
指导工作。中央分局项英、陈毅、贺昌随七十团行动。
大突围就要开始了，人们即将离开中央分局，告别井塘村，各奔东西。
瞿秋白向项英提出，让工农剧社三个剧团作最后一次会演。项英同意了。
2 月7 日晚，下着凉雨，天气特别寒冷，但井塘村却火把通明，热闹非凡。
人们似乎忘记了数万敌军压境的严峻形势。
项英、陈毅、贺昌等中央分局和军区的领导都冒着大雨与大家露天观看这最
后一次演出。
演出的节目有《王大嫂》、《牺牲》等，编剧是苏区著名的戏剧家石联星。
晚会由瞿秋白亲自主持，他讲了话，并给优胜单位颁发了奖品。
两天后，瞿秋白和何叔衡、周月林、张亮等一同离开井塘村，在一个排的护
送下，向闽西长汀转移。然而，这一去竟不能生还。
韩进，中华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编委，长时间与瞿秋白共事，在
瞿秋白的领导下工作。数十年后，他依然深切地怀念瞿秋白同志。韩进在回忆录
中满含深情地写道：主力红军长征时，五个编委中，任质斌和徐明正两同志随主
力走了，谢然之后来叛变了，编委实际上就剩下我和秋白同志，报纸的工作由我
们两人负责，当时也没扩大编制，也不允许扩大编制，增加人员。
记得我还写了一首歌词，题目叫《游击队进行曲》，歌词分三段，每段四句
：我现在记得第一段是这样写：我们不许一枝梭标不见血，我们不许一颗子弹不
中敌，我们是工人农民的游击队，高举自己的苏维埃旗帜！
这首歌词在报上登出后，瞿秋白同志看了。他说：“这个很好嘛！谱一支曲
子让工农剧社的演员们去唱吧！”
我说：“我不会作曲，叫谁去谱呢？”
“让崔音波同志给谱吧！”瞿秋白同志说。
我跟瞿秋白同志共住一个套间，他住里间，我住外间，我们之间相处很好，
无话不谈。当时他也受“左”倾领导者的压制，但他始终没有讲过一句对中央、
对党不满的话。瞿秋白同志确实是个很好的同志。
2 月10日，项英、陈毅、贺昌率红二十四师七十团和中央分局、中共办事处、
中央军区机关直属队，离开井塘村，经会昌白鹅转移到于都南部禾丰地区。
按照中央分局的突围计划，2 月中下旬，各路部队分途突围。
2 月21日，项英向朱德、周恩来、洛甫报告了中央军区各部突围的近况，请
中央给予指示。
23日，中央致电项英，给予指示，并要求“不应把分局的人集中在一起，除
项英、陈潭秋、贺昌三人外，其他同志可在其他的部队内负责工作。陈毅可独立
领导一个独立团。”
但项英还是决定陈毅和自己、贺昌一起走，陈潭秋去闽西张鼎丞处指导工作。
突围，为时已晚。各部一出动，即遭堵截。北部陈诚部队近十万人由北而南
压过来，南部陈济棠部队六万人严加堵截，在于都南部狭小地区的中央分局、中
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机关直属队已不能久留。
陈毅回忆此时情景时充满悲愤：四个月时间浪费了，弄得军心涣散，军队瓦
解，没有战斗意志了。亡国了嘛！人家万里长征到少数民族区域，到了死亡边缘，
几乎灭亡；我们这里也差不多到了灭亡的边缘。这么大的国家亡了。经历了亡国
的惨痛。中国这么大，却没有地方去了，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四面是敌人，到
处是枪声。
这里喊捉，那里喊杀。咳，老头子、小孩子、妇女，满坑满谷，满村遍野地
跑，没有地方去。有的老百姓认识我，问我怎么办？说红军不该走，红军不
走不会是这个样子。他们不知道红军不走也不行。动员他们回家，他们不回，
跟着队伍走，越这样，越影响队伍。老百姓、伤兵大批跟着走，完全是敌人手上
的战利品。真是一片国破家亡，很悲惨的景象。于是决定突围。
突围只能是九死一生。
李才莲所率独立第七团为第一路。第一路从瑞西的铜钵山区出发，原来欲往
闽赣边突围，可能的话转至江西省委、省苏所在地博生县（今宁都）领导该地区
的游击战争。但行至瑞金九堡时，部队即被打散。李才莲历尽艰难，收集溃部，
好不容易与瑞西特委书记赖昌祚联系上，但即在一次突围战中壮烈牺牲。
1986年，当索尔兹伯里写作后来脍炙人口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时，
仍然对李才莲其人其事不甚了解。后来，人们请教了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和全国
人大副委员长陈丕显，查阅了数不清的苏区文献和报刊，才略微查询到了李才莲
的身世业绩。
李才莲，江西兴武县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首任少共上犹中心县委书
记，广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儿童局书记，1934年接替张爱萍任少先队中央总
队长，红军长征后任少共中央分局书记等职。牺牲时年仅22岁。其妻池育华，自
1933年分别后再也未能相见。池已70多岁，现仍在其家乡兴国农村。
梁广，当时任全总中央执行部的部长，他担负着去上海为中央局搞电台的特
殊任务，要经过闽南交通线出海。因此，他随陈潭秋一路突至闽西。
1979年，梁广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陈潭秋和谭震林带了一个加强营，有四
个连，战斗力比较强。大约是春末的一天，我们从瑞金西南的一个地方出发。此
时，敌已在闽赣边境一带设置了重重封锁线，用六个整团的兵力对我们进行前堵
后追，我们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艰苦的战斗。
“在四都附近的一仗，我们仅有的一挺重机枪被打坏了，营长也牺牲了，震
林同志便亲自指挥。晚上，我们突破敌人的防线。插进旧县河南的一座大山里。
这座山很陡，崖壁上的路又窄，天黑不见五指。为防止暴露目标，行军一律不准
打手电，我们一个接一个，摸着绳子在崖壁上攀行。突然，潭秋同志一脚踏空，
哗地一下摔了下去。天亮时才在谷底找到他，只见他浑身血迹，左脚跌得趾断、
掌裂，耳朵也受了伤，他忍着痛，被我们搀扶着赶上了部队。
“根据情报，敌人正从四面包围上来，处境仍然危险。潭秋同志与我们商量，
为了减少行动目标，决定分两路走：一路由谭震林同志带两个连随潭秋同志走小
路；一路由我带两个连从大路穿插掩护，吸引敌人。结果，我们这路先到预定的
集合点。等了不久，谭震林同志带着两个连也赶到了，大家很高兴。
“又经过几天艰苦行军，我们终于到达永定赤寨，与张鼎丞、邓子恢等同志
会合了。潭秋同志在那里主持召开了有重大意义的闽西南军政会议，研究确定了
游击战方针。”
在闽西随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的原福
建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伍洪祥回忆说：“在我们这块游击区里，还剩有近两个
团的部队和三个县的苏维埃政权，处于分散混乱的状态。在这严重关头，潭秋同
志以中央代表的身份立即
召开闽西南党军政负责人紧急会议，宣布成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张鼎丞为
主席，邓子恢、谭震林为副主席，统一领导和指挥闽西南红军和各地游击队同敌
人的斗争。这样，就解决了分散、各自为政的危险状况。这是潭秋同志很重要的
功劳和贡献。“
国家政治保卫局中央苏区分局局长汪金祥和原湘赣军区副总指挥李天柱各率
红二十四师的四个连，向寻乌南部突围。1935年3 月25日前后，在安远、寻乌边
境清溪地区，遭粤军独立第四师堵击。激战三天三夜，部队损失惨重。汪金祥、
李天柱部各剩二三十人，于月底到达寻乌南部山区。
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和二十四师七十一团政委史友生等，率七十一团从禾丰
出发突往湘南。3 月2 日到达信丰安息、极富；在极富遇敌激战后，突至信丰境
内油山，其后转至湘南。
毛泽覃率一个连于3 月中旬从禾丰出发，经会昌、白鹅、小密，到达闽西，
与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省军区司令员龙腾云等会合。一个月后，毛泽覃在瑞金
红林山区不幸阵亡。敌军从毛泽覃身上搜出了其胞兄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
突围前夕，中央军区卫生部政治部主任张凯被调到独立三团担任政治委员，
独立三团团长徐鸿，政治部主任陈铁生。张凯在回忆中写道：陈毅同志找徐洪和
我去谈话交待任务，要我们立即去三团工作，准备分散突围。
中央分局原决定阮啸仙同志随我们团行动，后来因为他是赣南省委书记，又
决定他随赣南省机关部队行动，中央分局另介绍陈正人和彭儒同志同我们走。陈
毅同志在向我们交待任务时，反复叮嘱说，突围途中可能遇到敌人追击堵截，要
独立自主地处理一切问题，并要与当地党组织及根据地的游击队取得联系，依靠
群众求得生存和发展。
我们接受任务后，立即就到了该团。这时，敌已向禾丰地区进攻，独立团的
一部分队伍正与敌接触战斗。情况紧急，我们当即决定全团分成两路：一路由徐
鸿率五个连，一路由我率五个连，从信丰至赣县王母渡、大埠间，渡信丰河，向
南康、崇义、上扰方向前进，然后再到遂川、宁冈一带会合。我们的行动是很仓
促的。我率的一路，从于都的小溪出发，到达王母渡、大埠之间渡信丰河。由于
敌已沿河部署兵力防守，渡河未成功，损失百余人，只好折回向南走。当时还拟
从信丰、南雄之间插过去。
当我们经过龙布、重石、版公、古陂、安息圩等地时，沿途均遭到敌追击堵
截，部队损失很大，到达安远西南九龙蟑时，仅剩下一百五六十人。后来又转到
安远以南山地，找到了安远县委书记杜慕南，部队仅剩百把人。经商量，我们决
定收容被打散的部队进行整理，待后再去湘赣边去，因而就在安远以南地区坚持
游击战争。这时，已是3 月下旬了。
由徐鸿率领的一路同样没能渡过信丰河，部队损失更大。据有的失散人员说，
部队被打散了，有的伤亡，有的被俘，究竟剩下多少人，到什么地方去了，都不
清楚。徐鸿在战斗中不知下落。我们出动后就与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失去联系，
以后一直没能联系上。
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陈正人（解放后任江西省委第一任省委第一书记）
随独立三团突围，幸免于难。他1940年在延安写的《我的自传》中详尽回忆了当
时的情景：1935年春间，中央苏区红军第二次突围时，我那时还在病中，中共中
央
分局项英同志因鉴于时局严重，在苏区无法找得着养病地方，遂决定我和以
栗同志分赴白区休养，并决定彭儒（陈正人夫人）同志和我同去。以栗同志后干
赴白区途中遭遇敌人牺牲。这个问题的决定和处理是经过了项英、陈毅同志的。
当时党给予我两年养病费，给彭儒一百五十元，决定我俩随一部队化装潜往白区。
我和彭儒于是年春间随独立三团出发，预计该部渡过信丰河，到信康赣去。
但没有达到目的。我俩随部队折转到安南县委游击区去，中间经数次激战，于寻
安边与广东敌独立第九师之一部打了一仗。我军败退，彭儒于是役中被俘去。我
们跟上了部队。最后，我乃与独立三团政治部主任陈铁生同志商量，由安远乡间
化装潜往白区，与陈一新周时走，由一熟悉往广东梅县的挑夫引道，遂于1935年
夏安全到达梅县，后与陈一新经潮汕到达香港。
彭儒同志被俘后，经她哥哥彭瑛营救获释。陈正人便潜往彭儒家乡湖南宜章
崎石乡下养病。1937年5 月，陈正人历经艰辛，辗转曲折，到达延安。
1935年2 月下旬，红军九路人马相继突出去七路，剩下的中央分局和赣南省
两路离开禾丰、转往上坪山区。
3 月初，红透了东南半壁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区域，只剩下上坪
山这么个巴掌大的地方。
围困上坪山的国民党军近五万之众，而此区域的红二十四师七十团、独立团
不过三四千人。陈诚打电报给蒋介石称中央苏区的“赤匪”已悉数被围，生擒项
英、陈毅、贺昌等“匪首”已指日可待。中央军区决定，赣南省委、军区、省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