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福建事变，一次改写历史的绝好机遇蔡廷锴与彭德怀，不打不成交国.2
蔡廷锴深知，委员长的“重用”无非就是利用，利用他打红军，为他当炮灰。
蔡廷锴的诸位上司，也曾被蒋“重用”过，但到头来，都落得被人取代的下场。
蒋介石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消灭十九路军。
蔡廷锴对蒋光鼐说：“老蒋把十九路军调到福建来打红军，如果不打，必授
之以柄，被他消灭；如果听从命令积极打，官兵不愿意，孤军深入，后无援兵，
又必为红军所消灭。剿也难，不剿也难，打也完，不打也完。”
蒋介石一打一拉的惯用伎俩，刺激推动了十九路军挺而走险，举事兵变。
陈铭枢及其使者频繁穿梭于香港与福州之间，引起了坐镇南昌的蒋介石极大
的不安和关注。所以，他竭力拉拢蔡廷锴。
10月上旬，陈铭枢一到福州，蒋介石即致电蔡廷锴，查问陈抵榕具体活动，
并派飞机到榕接蔡廷锴上庐山会晤。
蔡廷锴借口有病，身体不适，不能前往，婉言将飞机打发走了。
数日后，蒋介石又从庐山来电特别说明，蔡如不能离开军中，可另派亲信代
表一晤。
蔡廷锴为了解蒋介石对待十九路军及对陈铭枢的意图，乃电令十九路军驻北
京办事处主任黄春和（广东梅县人，系蔡护国军讲武堂时老同学，相随多年，蔡
之得力助手）同陆文澜、宋子文等一道往庐山见蒋介石。
蒋介石在庐山召见黄春和后，又让宋子文托黄送给蔡廷锴五十万元。
蒋介石的算盘很明白：笼络蔡廷锴，只要蔡不起兵，陈铭枢纵有天大本事也
无所作为。
此时的蔡廷锴，正在打自己的算盘。他电令黄春和将五十万元款及南京给十
九路军的物资全部运往福建。
这笔款，成为老蒋“关照”十九路军的最后一笔。
11月中旬，福建形势如弦上之箭，蒋介石寄希望于蔡廷锴。他几次直接打电
话给蔡，蔡的秘书均借口说蔡下部队，无法联系。
就在事变的前三天，蒋介石还派徐康良乘飞机来福州接蔡廷锴到南昌见面，
并送来一封亲笔函：十九路军东征北伐以来，十余年中建树雄伟，勋绩彪炳，实
党国忠勤奋斗有光荣历史的军队，岂能为一、二人之私产。值此颠危震撼之际，
当必能本爱国保民之精神，而矫然有以自立，断不能以私害公，致供任何人叛党
乱国之牺牲。尤不应因一二人反复而盲从附和，举已往出死入生所造之勋绩光荣
随之毁灭。
蔡廷锴读罢蒋介石的亲笔信，即召集十九路军师以上军官会议，他说：“我
虽与陈铭枢作法上有些矛盾，但抗日、反蒋、联共三点基本上一致，我
更不能出卖团体自荣。我是福建军事领导人，福建的一切变革，容许陈铭枢
在闽活动及十九路军与红军妥协之事，我应负全责。我往南昌自投虎口，无补团
体于万一。“
一不做，二不休，蔡廷锴将飞机扣下，飞行员也被看管起来。
蒋介石在南昌不见蔡来，也不见回音，暗忖福建定有重大事变，一个劲地骂
蔡廷锴“娘希匹”……
福建事变的重要人物，几乎都出席了鼓山会议。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
徐谦、陈友仁、李章达、蒋光鼐、蔡廷锴及十九路军各军长、总参谋长等共十余
人。
陈铭枢竭力主张刻下举事，他说：“组织政府的人员已集中，各方代表已到
齐，时间刻不容缓。蒋介石在江西的‘围剿’部队抽不出来，义旗挂出，西南、
西北、华东、华北必有响应。”
陈铭枢侃侃而谈：“蒋介石七八年来政治已弄得天怒人怨。假使蒋军十个师
来犯，我一个师可去破敌两个师，加上红军沿途阻击，也有战胜希望。”
最后，陈铭枢说：“即使失败了，我们是抗日反蒋的，失败也无尚光荣。”
蔡廷锴不主张11月发难，力主再拖一两个月看看情况，最好到翌年1 月，他
说：“现在举事，蒋介石必定武力解决，加之我们联络了红军，两广半独立状况
也难出现，更不用说议和希望了。再者，部队未调整，防务未布置，财政未筹措，
后方工事未构筑，杂牌军未就范，内部敌人未肃清……”
陈、蔡意见大相径庭。会上七嘴八舌，议论纷纷，辩论不休，争执不下。
陈铭枢火了，耐不住了，耍起政客的恫吓手段：“革命，就不要怕死；胆小
鬼，就不要革命。”进而骂了起来：“丢那妈几大就几大，尽地一煲（粤语拼命
之意）。不同意立即举事通电，你就把我们统统送到南京去请功。”
事至如今，蔡廷锴不能再争辩了，于是，举起了赞同次日发难的右手。
福建事变决策层的不团结，意见分歧，种下了其迅即土崩瓦解的种子。
陈铭枢的智囊团王礼锡、胡秋原、梅龚彬、彭芳草等拟好了一系列政纲，准
备在会上讨论。
蔡廷锴很厌烦，说：“冗长的条文无济于事，成败在于军事。”
鼓山会议开了一整天。深夜，下得山来，众人匆匆准备。
蔡廷锴后来说：“‘闽变’就是这样筹备未周和特别是蒋介石派飞机来接我，
我竟将飞机扣留的情况下，陈铭枢排除一切，一意蛮干地发动了。”
11月20日，十九路军举事，在福州南校场召开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
发表了《人民权利宣言》。
《宣言》提出：（一）否认南京国民政府；（二）号召全国人民及反帝、反
卖国之革命势力，即组织人民革命政府，打倒以南京政府为中心之国民党系统；
（三）于最短期内召集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解决国是。
11月22日，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通称“福建人民政府”），
设首都于福州，改年号为“中华共和国元年”，废除原来的青天白日党国旗，改
升新国旗，推定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蒋光鼐、蔡廷锴、戴戟、黄琪翔、徐
谦、李章达、余心清、何公敢等十一人为人民革命委员会委员。公推
李济深为主席。
政府下辖军事委员会（李济深兼主席）、经济委员会（余心清代主席）、文
化委员会（陈铭枢兼主席）、财政部（蒋光鼐兼部长）、外交部（陈友仁兼部长）、
最高法院（徐谦兼院长）、政治保卫局（李章达兼局长）等机构。
举事不久，所有参加福建事变的国民党员宣布脱党，第三党也宣布解散，另
行组织了“人民生产党”，由陈铭枢任主席。
十九路军扩编为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下辖第一、二、三、四、五五个军，
总司令由蔡廷锴兼任。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张炎、谭启秀升任各军军长。
将福建省改建为闽海、兴泉、龙漳、延建四省，以何公敢、陈公培、徐名鸿、
萨镇冰兼或代省长。
随后，福建人民政府还派十九路军参谋处长尹时中为代表驻瑞金。
但当新国旗在举行庆典仪式的南校场上空升起时，与会的两万之众顿感惶恐。
就连事变的主要发起人之一的蒋光鼐，都大吃一惊，颇为不满。因为此事以前根
本就没有讨论过。国旗的样式，谁设计的，蒋光鼐也根本不知。
关于是否改变国家名称，福建决策层内部分歧较大。蒋光鼐和蔡廷锴认为：
中华民国是孙中山一手缔造的，国民党旗不应因蒋介石反动而废除；陈铭抠则表
示，中华民国已名存实亡，国民党已变质，应取消国旗党旗。
于是乎，陈铭枢和他的智囊决定，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共和国。取消青天白日
满地红国旗，采用国家主义派分子翁照垣设计的上红下蓝中间嵌一颗五角黄星的
新国旗。
泱泱大国，一时竟出现南京、瑞金、福州三个政府，各树旗号，三足鼎立。
毛、周、彭建议无效，“太上皇”独断专行夜已经很深了。瑞金沙洲坝乌垅
村，一个大树环抱的小村子，格外宁静。
洋顾问李德，就住在这里。总部的参谋、干事们习惯于把他住的房子，称为
“独立房子”。这栋房子约一百多平方米，位于军委总司令部和红军总政治部之
间，是博古下令专为李德修建的。
“独立房子”烛光摇曳。博古召集的中革军委紧急会议正在进行。博古很推
崇洋顾问，军委会也搬到他家来开。
博古、李德、项英、洛甫、王稼祥、毛泽东、刘伯承等出席。
福建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举事，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通电全国；南昌
的蒋介石怒发冲冠，大军进剿。面对这样一种新的形势，中共该怎么办？
这就是军委紧急会议的议题。
第五次“围剿”苏区，蒋介石运用堡垒战术，正打得上手的时候，忽然后院
起火，拥兵近十万众，占据福建一省的蔡廷锴，哗啦一下倒戈联共，把枪口对准
了自己，真是当头一棒，不由得令他心惊肉跳，惶恐不安。
时任“南昌行营”主管作战业务的第一厅副厅长晏道刚，在回忆中这样描绘
当时精神紧张的蒋介石：约在1933年冬，十九路军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
在福建组织“人民政府”，发动反蒋，使对中央苏区北路军的进攻计划受到
很大影响。当时蒋介石进驻抚州指挥，深恐十九路军与红军联合，神色异常
紧张。好几次，我与他同坐汽车时，见他忽而自言自语，忽而挥拳舞掌。
他坐在房子里就不时拿出他自己所著的‘剿匪手记’中的军歌高声歌唱。每
逢他出现此态时，宣铁武（蒋的侍卫长）就找我去看。说他又在发神经了。
宋美龄到抚州，发现蒋的床下隐藏着他的原配老婆带给他的宁波小菜罐坛，
都被宋美龄掀出打破了。在痛苦中还夹杂着‘吵架打罐’的小插曲，确实使蒋介
石的日子不太好过。
每天晚上后，蒋介石就找我和林蔚去问是否有红军与十九路军联系的情报，
嘱我们密切注意，并每日派飞机轰炸红军，侦察其行动方向。
蒋介石是在南昌获悉闽变的消息。他即刻召回了前线“剿总”司令官顾祝同
和陈诚、林蔚与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商议对策。
蒋介石气急败坏地说：“李济深、陈铭枢早就反对我，蔡廷锴也不识抬举，
他们联合起来跟我作对，这次我决不姑息养奸。”
“我决定，通缉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撤销蔡廷锴、蒋光鼐所兼各职。”
顾祝同、陈诚附言道：“这件事，非同小可。福建起事，两广陈济棠、李宗
仁都会幸灾乐祸，怀有异心。不平福建，两广就要步其后尘！”
熊式辉、林蔚等也纷纷点头，赞同蒋介石的意图：先荡平蔡廷锴，杀鸡给两
广看，再回头对付红军。
蒋介石亲自入闽，在福建建瓯设置行辕。
“围剿”中央苏区之蒋军嫡系主力组成“讨伐军”西进入闽。
以蒋鼎文为第三路军总指挥，率李玉堂的第三师、李延年的第九师，由赣东
进入闽北集结于建阳、建瓯一带；以张治中为第四路军总指挥，率王敬久的第八
十七师、孙元良的第八十八师，由南京、杭州地区，经浙进入闽北的浦城、建瓯
一带；原驻闽北刘和鼎部亦归张治中指挥；以卫立煌为第五路军总指挥，率冷欣
的第四师、李默庵的第十师、宋希濂的第三十六师、刘勘的第八十三师、汤恩伯
的第八十九师，经金溪、资溪进入闽西的邵武、顺昌一带集结；派毛邦初为空军
指挥官，集中蒋军的大部分战斗机及轰炸机于建瓯，侦察十九路军的调动情形，
并轰炸福州等地；将原驻南京的两个德式装备的炮兵团大部，运到建瓯集结；派
海军舰队到福建海域侦察登陆。
以上，为入闽第一批兵力，约十万之众。
此时，蒋介石对福建政府之恨，大有超过瑞金苏维埃赤党之势。他巴不得一
夜间，就把长在自己身上的这块“毒瘤”割掉。
宋希濂，时任蒋介石嫡系第三十六师师长。该师奉命在第五路军的编成内入
闽。他回忆说：大约是在闽变发生后的第九天早晨7 点多钟，蒋介石亲自从南昌
打电话给我，问我部队的装备情形和部队的战斗力如何。我一一答复了他，并以
自信的口吻对他说：“官兵的战斗意志是旺盛的，部队是有战斗力的。”
过了两天，他乘汽车来到抚州，立即召见我，又问了一下部队的情况，随即
下一手令，发给三十六师轻机关枪二百挺，驳壳枪三百枝，叫我立即派人到南昌
军械库去领取。同时，他嘱咐我，将在抚州附近的队伍于明天上午9 时集合，听
候他的检阅。当天我就派军械官乘辆大卡车挎蒋的手令前往南昌领运武器。
翌日上午8 时半，部队在飞机场集合完毕，蒋介石于9 时偕顾祝同、林蔚等
乘汽车来到机场，随即乘马巡阅一周。当时三十六师官兵精神颇为旺盛，服装也
相当整洁，因之军容颇盛。蒋介石检阅后，显得很满意，笑着对顾祝同、林蔚说
：“看来这个部队不错。”继而集合官兵讲话，说的是勉励大家要英勇杀敌，保
家卫国，严守军纪那一套。
下午4 时，蒋介石叫我带各旅团长去他那里开会，参加的有旅长伍诚仁、傅
正模，参谋长钟彬及四个团长。会上，蒋宣布李济深、蔡廷锴等公开“叛党叛国”，
在福建组织什么“人民政府”。国民政府已明令授权于军事委员会负责讨伐叛乱，
随即说明讨伐十九路军的重要意义；继而又命令三十六师归卫立煌指挥，日内由
抚州出发，经金溪、资溪进入福建。
他反复叮咛，此行要经过共军区域，也可能与共军发生战斗，务要特别小心
戒备，行进时两侧要多派搜索队伍，宿营时必不可过分分散，宿营前要先做好工
事，布置好警戒，夜间要严密巡查等语。
最后，他下了手令，发给各旅、团长特别费各一千元，师部特别费一万元。
蒋介石很担心，守卫京杭的禁卫军张治中部的两个师也投入了讨伐行动。倘
若红军突进浙皖苏一带，他可就危险了，南京老巢都将不保！
然而，蒋介石多虑了，因为红军最高统帅部根本就没有“乘人之危”的打算，
别说到“委员长”后院南京去烧一把火，就是惊弓之鸟蒋军嫡系从眼皮底下走过，
他们也不曾想去打一下。正因为此，老蒋暗自庆幸，蒋军将领们也觉得不可思议。
宋希濂第三十六师顺利抵达蒋介石指定的集结地域邵武。蒋介石对顾祝同说
：“真没想到，林彪、聂荣臻网开一面，宋师不伤一兵一卒，通过他们的防地，
天助我也！”
宋希濂从红一军团眼皮下通过，林彪曾电告中革军委，要求袭击，以报大雄
关、云盖山一箭之仇，但博古、李德不准。博古说，蒋介石打蔡廷锴，是狗咬狗，
我们不必去为福建政府损失兵力。
天未必助老蒋，倒是博古、李德等人的“左”倾关门主义帮了他的大忙。
蒋军与蔡廷锴十九路军反目为仇时，博古和李德仍然抱着“哪有猫儿不吃腥，
哪有军阀不反革命”的观点。
福建政府成立后，上海出版的中共机关刊物《红旗周报》刊登《福建事变与
我们的任务》的文章，说：“十九路军和陈铭枢、李济深辈的‘人民政府’也是
反动统治的一种新欺骗。”
基于此，后来中共中央在《告全国人民书》中也断言，福建人民政府“它不
会同任何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有什么区别，那它的一切行动，将不过是一些过去
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与政客的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他们的目的，
不是为了推翻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正是为了维持这一统治，
为了阻止全中国民众的革命化与他们向着苏维埃道路的迈进！”
在李德“独立房子”召开的军委会，围绕怎样对待福建政府的时局，依然出
现两种迥然各异的观点。
毛泽东不愿意丧失这样一个天赐良机，他说：“不管十九路军今后有什么打
算，抗日这一点不容忽视，既然他们敢于打出旗号反对蒋介石，我们就应积极支
持。”
博古认为，“福建政府是要阻止民众革命斗争的发展，麻痹与欺骗群众，使
反帝反蒋的斗争陷于失败，而帮助帝国主义国民党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们的政策
与步骤与蒋介石国民党是没有区别的。”
正因为此，博古在与苏维埃驻榕军事代表张云逸谈话时，只交待他：“此行
的目的是设法争取点队伍过来。”至于如何利用这个契机推动革命形势发展，支
持十九路军反蒋抗日，却只字未提。
毛泽东详尽地分析了当时的敌我态势，建议：“红军应该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调至外线，打到敌人的后方，到赣、浙、闽、皖四省的交界地区活动，在运动战
中消灭敌人，而绝对不能采取堡垒对堡垒的错误方针，才能使敌人的堡垒政策归
于失败。”
博古不禁想起几天前在前方的周恩来、彭德怀等人更为具体的建议。
彭德怀建议说：“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两个军
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托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
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
周恩来以红一方面军总部名义，也致电博古、李德、项英，通报福建事变后
敌情变化，建议红三军团、红五军团迅速出动，侧击国民党蒋军入闽部队。
然而，这些建议遭到了博古、李德的拒绝。
周恩来再次建议，不要分割突击兵团，应立即集中方面军主力红一、三、五、
七、九五个军团主力，在东乡、得胜关一线，拦截蒋军部队，与入闽的蒋军主力
决战。
想到这里，博古更加不悦，说：“打到外线去，打到闽浙皖赣边，这不是置
中央苏区于不顾吗？瑞金还保不保了？这是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
李德更有“高见”：“蔡廷锴的福建政府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蒋介石还坏还
危险，对群众有更大的欺骗性，红军决不能支援蔡廷锴。”
博古听李德的，而李德则听其上司总顾问弗雷德的。
当蒋介石兴师入闽之际，弗雷德从上海电示中央红军，在一个月内集中主力，
向江西西部迅速挺进，直至湖南边界，除占领南昌外，还要尽可能攻占长沙。
李德忠实地执行了这个指示。
博古唯李德之命是从。
毛泽东的建议被拒绝了。彭德怀的建议被拒绝了。周恩来的建议也被拒绝了。
无论毛泽东或彭德怀的外线出击，抑或周恩来的内线决战，都可能直接或间
接支援第十九路军。而博古、李德都不愿介入这场“军阀混战”，更不愿替蔡廷
锴去打蒋介石。
这次军委会，最后由李德个人拍板说了算。所有中央红军主力，全部从东线
调往西线永丰地区，去攻打蒋介石的堡垒。
这是一次重大的决策失误。“围剿”中央苏区的敌北路军十余万众，在没有
遭受任何阻击情况下，大摇大摆顺顺当当地通过了彭德怀、林彪的防区，向十九
路军“讨代”过去。
蒋介石消除了一切后顾之忧；蔡廷锴面临大敌，红军坐失战机。
十九路军兵败如山倒，博古顿感“唇亡齿寒”
福建政府独树一帜，撑起来迅速，但倒下去也快，其寿命仅仅五十天。
有史学家这样评价它的失误：“由于事变准备不周，策略失当，一开始就另
立共和国改换国旗，新组政党，使国民党内一些不满蒋介石统治的地方实力派，
如桂系西南及北方各军阀势力，都不敢响应而取观望态度，在政治上十分孤立；
在对红军的态度上也无确定的决策，疑虑重重；在军事上过高地估计了十九路军
的力量，以为蒋介石不可能干很短时间内抽调大批部队入闽，即使来了也可以据
古田、水口一带，支持相当时间，因而采取了消极保卫福州的错误作战方针。”
闽变的主要领导人蔡廷锴和蒋光鼐在后来总结这一段历史时，也深感如此。
蔡廷锴在回忆中写道：闽变开始，我电告各师扩为军的番号命令下达，同时
电饬各军官兵取下青天白日帽徽及孙中山遗像，停止每周的总理纪念周，取消党
旗国旗。平时没有说服工作，一旦说是反对南京政府之事，当时据报官兵颇为惶
惑。
取消党旗国旗，放弃三民主义，给蒋介石讨伐“大逆不道”以借口，福建政
府成立的第二天，蒋介石便使出杀手锏。
汪精卫、孙科之流，平素虽与蒋介石格格不入，此时竟也慷慨相助。汪精卫
在南京咒骂说，“闽变”是继袁世凯以来所谓洪宪、张勋复辟、苏维埃、伪满之
后第五次变更国体制度的叛国行为，提倡最高权力属于农工的政策，乃是主张以
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任意屠杀。孙科在南京叫嚣，对陈铭枢非用军事镇压不
足以扫击其野心。
整个国民党中，除上海李烈钧发电表示声援和张学良在欧洲来电支持外，几
乎再也没有支持者。湖南的方鼎英，原准备在湘西发难，但见形势不对头，陈铭
枢怎么策应，也发动不起来。远在海外的闽粤籍华侨，平日都是热情支持十九路
军的，这会儿，声援者也寥寥无几。
特别是广东陈济棠，原本与福建政府订有盟约，但他在收受蒋介石一百万补
助金后，与福建政府变友为敌，按照蒋介石的部署，实行封锁闽粤边各陆地交通
要道，封闭十九路军驻粤各机关。
蔡廷锴见陈济棠背信弃义，电责其“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福建政府原以为
盟友中共会给予援助，但结果令其大失所望。瑞金的最高决策层，非但没有雪中
送炭，反倒有落井下石之嫌。
博古说：“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
十九路军代表应邀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开幕式时，会上有人提
出应当援助福建政府的提议，但“左”倾关门主义者以“福建政府也是军阀”为
由撤销了。甚至有人还当着福建代表的面，骂福建政府：“比公开打着反革命旗
号的反革命还要坏。”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和《红旗周报》发表一系列文章，中共六届五中
全会的《政治决议案》中，都把福建人民政府说成是“为挽救破产的反革命的统
治，并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强盗行为施放烟幕弹”，“是为反对苏维埃，替法
西斯铺平道路”……
福建政府尚在摇篮之中，便四面楚歌，政治上孤立无援。陈铭枢“只要一通
电发难，全国将一呼百应”之幻想化为泡影。
仅仅一个月，国民党的“讨伐军”各部已各就各位。
（1 ）蒋鼎文所率第二路军，辖李玉堂第三师、李延年第九师，由赣南窜入
闽境后，经崇安、建安、建阳，通过建瓯南进，先头部队已抵延平附近。
（2 ）张治中所率第四路军，辖王敬久第八十七师、孙元良第八十八师，由
浙江窜入闽境，经仙霞岭、浦城、建瓯，前锋已追近古田附近。
（3 ）卫立煌所率第五路军，辖宋希濂第三十六师、李默庵第十师、刘勘第
八十三师，由赣东窜入闽境后，经邵武、顺昌等地，先头宋希濂部抵延平附近。
（4 ）被蒋介石计为三十九军军长的刘和鼎，率第五十六师已由建瓯南进到
达延平北部地区，有进攻延平模样。
（5 ）后续部队汤恩伯纵队，所辖冷欣第四师、王仲廉第八十九师，由赣东
窜入闽境后，已在由邵武向顺昌前进中。
说来也有意思，这些“中央军”曾与蔡廷锴是并肩作战打日本和打红军的盟
友，如今剑拔弩张，你死我活。
与此同时，日、英、美军也对福建政府炫耀武力，予以威胁。福建沿海日本
第三舰队球磨、时风、安云诸舰，英国兵舰白宫号，美国兵舰杜沙尔号，以护侨
为名，在闽江口及厦门等地进行威胁。
蒋介石如此大兵压境，为陈铭枢、蒋光鼐和蔡廷锴所不曾料及。十九路军虽
说有七万之众，但步调不一致，有的不听指挥。部队散落四方，处处设防，没有
机动性，十分被动。
福建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主要讨论作战方针问题。李济深、陈铭
枢、蒋光鼐、蔡廷锴、黄琪翔等均出席。面对不利的军事形势，会议意见分歧很
大。
蔡廷锴提议：集中主力在闽北采取主动，先行消灭狡猾多端的危害十九路军
最大的刘和鼎杂牌部队，继而南下，与东进之敌在建瓯以南、顺昌以东地区作战，
将敌第一批先头部队击败，争取有利的战略形势。
蒋光鼐则提出：敌既决心用军事来进犯，迎头痛击即便胜利了也还不能解决
战场问题，因敌军后续部队力量强大，如过早使我军主力激战，损失我有生力量
后，等于不攻自破，全局失败。因而，宜将主力撤闽西南，背靠红军持久抵抗，
或将主力往闽东方向，突入浙东，打乱敌之进攻计划。
陈铭枢、李济深、黄琪翔等人则认为，福州乃人民政府首都，非万不得已，
决不放弃。我主力有限，不宜分散，应集中确保福州，扩大政治影响。
他们认为蔡、蒋的计划过于冒险，撤闽西，又过于消极，影响革命士气。
围绕上述三案，展开了激烈辩论。军委会及参谋团大多数人主张守福州，于
是便正式通过了放弃闽北守福州的方案。蔡廷锴、蒋光鼐见大家如此，亦不再力
争。
这次会议所决定的军事方针，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不到一个月，十九路军在
福州外围战中，遭受蒋军的沉重打击，福州危在旦夕。
1934年1 月10日，李济深、陈铭枢等匆匆布置疏散政府人员，决定放弃福州
择地再战，重要人员先回香港，等局势稳定下来再计。于是，人民政府便开始解
体。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黄琪翔等乘飞机，陈友仁、徐谦、
章伯钧等乘海轮，何公敢则乘车，于1 月13日先后离开福州。
未足两月的人民政府，就是这样的结局。
福建政府的委员都走了，蔡廷锴不忍心抛下数万十九路军将士。在“讨伐军”
的强大攻势下，蔡率部向南撤退。在泉州涂岭，蔡廷锴的警卫队遭受卫立煌部李
默庵第十师袭击，他的坐车中弹数处，夺路而逃。
蒋介石采取速战速决策略。“讨伐军”尚未到达时，便派大批飞机对福州、
厦门进行轮番轰炸，这样，原归顺蔡廷锴的福建地方杂牌军，便诚惶诚恐，军心
动摇。事变后第三天，杂牌军除卢兴邦、卢兴荣等尚能与福州维持电话联络，其
余都呼叫不通。有的撤出防区，有的则干脆受蒋介石收买而掉转枪口。
福建马尾、厦门两个军事海港的海军部队，也被南京海军部长陈绍宽争取，
叛变蔡廷锴，率舰队脱离闽境。
蒋介石“讨代”大军尚未与十九路军接火，十九路军内部却先乱了阵脚……
福州一失陷，广州西南执行部胡汉民提出，只要十九路军恢复同国民党的关
系，陈铭枢、李济深离境，其余可以免究，停战，并保持十九路军抗日光荣番号。
广东陈济棠请蒋介石保留十九路军名义，划闽西南为该军防地，由戴戟、陈
维远收编。
此时，蒋鼎文部由厦门登陆，汤恩伯部先头挺进安溪、同安，包围十九路军，
蔡廷锴部下漳厦警备司令黄强投降，沿海有蒋军舰艇游弋。
鉴于这种情况，蔡廷锴在泉州毛维寿第三军军部召开紧急会议。
此时，毛维寿已打着自己的算盘。他不愿为蔡廷锴而与蒋军嫡系硬碰；况且，
委员长已对他有加官晋爵许诺。当蔡令其火速派兵驻洛阳桥布防时，他态度暧昧，
说：“现在身陷重围，打没办法打，退没办法退。”如今，毛维寿拥兵自重，蔡
廷锴光杆司令，明知他有通敌之嫌，也奈何不得。
言谈中，蔡已察觉对方迫使自己出走。为顾全大局，避免内乱，蔡廷锴表示
：“我们做事为团体为革命，虽败无憾，请你放心。十九路军除谭启秀第五军被
击败不能存在外，其余四个军损失不大，我全交你带领。在敌未合围前，应冒险
向西急进，徐图再举，否则就干脆投降，受敌人宰割。我今晚飞漳州，退龙岩，
作最后反对独裁的措施。”
毛维寿见蔡在他压迫下有离军决心，当即眉飞色舞，洋洋得意。兴泉警备司
令翁照垣、毛的参谋长赵锦雯等也在旁毫无表示。
蔡廷锴出走前，派副参谋长范汉杰赴厦门找蒋鼎文商洽，说明自己已离军，
要求保留十九路军番号，进行和平改编，保存抗日力量。
范是黄埔一期生，是蒋介石最赏识的门生之一，为黄埔生中最早任师长的人。
范汉杰到厦门后，并未见到蒋鼎文。
事情果然不出蔡廷锴所料。他到龙岩的第三天，南京就传来消息：毛维寿率
十九路军归顺中央，脱离福建政府，促李、陈、蒋、蔡先行离开，推戴戟出来维
持，除停止军事活动外，静候和平处理。
毛维寿投降后，廖启荣、石抱奇等团长，抗命率部西逃找蔡廷锴，不幸在途
中被蒋军截击消灭。
最后，堂堂的十九路军仅剩四千余人。
十九路军败得这么快，出乎博古、李德的意料，博古顿有“唇亡齿寒”
之感。他对李德说：“蒋介石这么快就打垮了蔡廷锴，这对我们太不利了。
十九路军放弃福州西撤到了龙岩，这可是苏区边缘“福建政府垮台，蒋介石
定会加紧围剿红军。”李德也有同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周恩来在此之前，多次建议博、李不能再拖，应立即派彭德怀东方军入闽作
战，支援蔡廷锴。
1934年元旦过后，博古、李德终于同意周恩来的建议，让东方军第二次入闽
作战。
彭德怀入闽第二天，即给福建政府秘书处打电报，说红军已出动，向光泽、
邵武方面蒋军两个师尾追打击，预计一两天即可追上，要求十九路军派飞机配合
作战。
蔡廷锴接到电报很高兴，当即指令空军出动。可新购置的六架飞机还未起飞，
就出了故障被送进修理厂。蔡廷锴顿足捶胸，气不打一处来：“这是什么飞机，
简直是一堆破铜烂铁。”一气之下，竟将负责购置飞机的军需处长撤职查办。
十九路军早已方寸大乱，蔡廷锴竟连一个完整的团也抽不出来，再次失去与
彭德怀配合作战的机会。
蔡廷锴在大他，手下仅四千兵马，感到大势已去。他同幕僚商议今后的出路，
分析有三：1.进入苏区参加红军行列；2.留在闽西打游击；3.回广东再积蓄力量，
卷土重来。
蔡廷锴退居大池，闽西党和红军负责人张鼎丞即派代表与其接洽，表示欢迎
他进入苏区，与红军一道联合反蒋。此时，蔡很矛盾，认为“闽变”时红军未能
全力支持他，十九路军败得这么快，这么惨，他对红军迟迟不发兵增援是有怨气
的。今残部无多，进入苏区更无份量，怕难以立足。蔡廷锴的参谋长邓世增从广
东赶到大池，危言相劝，竭力反对入苏区与红军合作。所以，这个计划被否定。
关于在闽西打游击一事，蔡廷锴曾专程到蛟洋，在傅伯翠处小住几天，试图
与他联合，傅表示同意。
傅伯翠，福建上杭人。早年参加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1927年9 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1928年6 月参与领导上杭、蛟洋暴动。后任闽西暴动副总指挥、闽西红
军五十九团团长、红四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前委委员及闽西苏维埃政府执委、财
政部长等职。1930年12月因拒绝工作被开除党籍。1931年3 月脱离革命，后任国
民党永定县县长、宁化县县长及保安团团长等职。1949年5 月参与发动闽西起义，
后任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司令部高级参谋、福建省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政
府委员、文史馆馆长、省人大副主任等职。1986年重新入党。1993年1 月30日在
福州逝世。
傅伯翠当时手中有千余人马，也控制着闽西一些地盘。他偏重中间势力、与
红军和平相处，互不侵犯，与蔡廷锴关系也较融洽。
蔡对博说：“蒋介石知道我在闽西，必然全力来犯，我们队伍太少，很难抗
衡。我又没有红军打游击战的本领，在粮弹补给困难条件下很难生存。”
蔡廷锴其实在为傅伯翠考虑，他留在闽西，傅的地盘必遭蒋军清洗。
商议再三，蔡廷锴决定回广东。
关于回广东这一企图，在蔡廷锴初退闽西时，陈济棠曾来电想收编蔡的残部，
蔡廷锴致电参谋长邓世增和他接洽。2 月初，邓世增和军需处长黄和春回到闽西
大池并带来二十万元经费。
邓世增告诉蔡廷锴，陈济棠拟将十九路军残部编为广东第一集团军独立第三
旅，归驻闽粤边独立第一师黄任寰指挥。蔡廷锴几经考虑，为保存十九路军最后
一点种子，带回广东去徐图再举反蒋大旗，便同意此案，并派黄和春为旅长。这
个旅编成后即移永定。蔡廷锴去香港。
还在十九路军撤出福州时，中共代表潘汉年、张云逸、黄火青、罗明等，奉
命分别各自取道，返回苏区。张云逸随十九路军云应霖师西撤，并由其派员护送
回苏区。潘汉年、罗明取道香港再转入苏区。
轰轰烈烈，震撼朝野的福建事变，竟以这般悲怆凄楚而告终，一改写历史的
契机，竟如此失之交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