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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
开头
我和五叔，实际相遇不止六次。
五叔姓张，名志高，是我姑夫的弟弟，算个刚能沾点边的亲戚。姑夫家的村子离我们村
十几里路，同在大马河川。川里一条简易公路从县城一直通到川掌。我们村和姑夫家的村子
都在公路边。小时候，我常跟妈妈到姑夫家走亲戚。不过，那时可没有公路，我们是沿着大
马河边那条凹凸不平的石头小路去张家堡的。那时，我就认识了张志高。他在姑夫的弟兄们
中间排行第五，我就叫他五叔。当时，我记得五叔常穿一身破破烂烂的黄军装，腰里束一根
旧皮带，皮带的断裂处用麻绳缀着，他个子高大，虽然年轻，串脸胡已经初具规模。那时乡
里人大都是光头，为了凉快和省得梳洗，一般不留发。但五叔却别具一格，像城里人那样留
着分头，不过平时都被尘土锈得像肮脏的毡片一样；只是赶集上会，才到河里洗刷一番，用
一把破木梳对着镜子细心地把头发一分为二，中间就亮出一条白缝来。
五叔力气很大，爱说爱笑爱唱，还爱拨弄个乐器什么的。在地里，在庄稼场上，常和人
比赛摔跤，村里几乎没有他的对手。我听对夫家村里的人说，五叔当过兵，只因为部队要调
到南方去，他听传说那里天气热得要命，那里的人说话也和外国人一样难听，因此就打报告
复员回家来了。据说他要是不回来，怕早已升成了军官。
五叔不识字，但听说在军队上已经入了党，光这一点就不能不使人对他肃然起敬。那时
候，农村的党员大部分都是些老汉，像他这么年轻就“在党”，真不简单！
五叔出山劳动，常把一根梅梅笛别在腰里的那根烂皮带上，休息时就吹上几声。有时背
上背东西，那根梅笛就插在衣领里面，像个什么标志的。
一般说来，农村像他这种人，往往逛了几天门外，有点见识，就不太爱劳动，吹拉弹
唱，游东逛西，夜里说不定翻墙拨门，钻到了别人家媳妇的被窝里。
可五叔没有这些毛病。他爱劳动，也爱给村里的人帮忙干活。逢个集体事，他总是跑前
跑后为大伙张罗，因此村里人都喜欢他。也许正因为这些原因，后来大家才拥戴他当了张家
堡大队的党支书。小时候，每次到姑夫家，我总爱跟五叔厮混在一起。那时候，五叔还没有
成家，光棍一条，因此他对孩子们的态度不像有家的大人那样傲慢。我有时跟他去种地，或
者跟他去砍柴，许多次吃过他从悬崖上为我摘来的木瓜。我记得我们还一同合伙偷过邻村一
位老头的西瓜。我们在月光耀下的一个河槽里吃完偷来的西瓜后，五叔突然内疚地说不该白
吃人家的东西。他摸了摸口袋，似乎在找钱，但看来没带钱，就引着我到他的自留地掰了十
几穗嫩玉米，又转回到邻村老头的西瓜地里，偷偷放在摘掉西瓜的那几棵瓜蔓下。这件事一
直长久地保持在我的记忆里。
而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每当傍晚我们回到家里的时候，五叔就抱起他那把心爱的土三
弦，坐在他门一堆烂柴烂中间，叮叮咣咣地弹个不停，一直弹到太阳落在西面我们村子的那
些大山的背后。每当这时，我就和他喂养的那条老黄狗一同卧在他身边，静悄悄地听他那醉
心的弹拨声……
时光与童年的生活一起飞快地流逝了。离开那时光到现在转眼就是三十年。小时候的有
些人和事已经逐渐被日后纷繁杂乱的生活经历所模糊了。
以后我长成大人，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又分在省报当记者，由于我采访工业部门，常在
城里转，加之成了家，回故乡的次数不多了。即使回去，也因为忙，很少能再到姑夫家走亲
戚。至于张志高——我的五叔，我早年就听父亲说他当了张家堡大队的书记，不过我很多年
也再没见他的面；在我的记忆中，他是属于那些已经被谈忘了的一个早远年间的熟人而已。
但是，在前几年里，由于种种原因，我却有机会好几回和我早远年间的这个熟人相遇。同次
相遇，都可以说非同一般，而五叔的变化也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现在就让我把这几次和五叔相遇的情况，不按先后顺序记录在下面。这些东西也许太平
淡了，构不成什么小说，但我总觉得里边还是有些意思的。
第六次相遇大概是前年冬天吧，我正在家里为报纸赶写一篇报道。
大约是早晨九点钟左右，听见有人不住气地敲我的门，敲门声看来不是询问能不能进
来，而是非要时来不可。
我厌烦的事情又发生了，只好把笔扔在稿纸上，前去开门。在这个过程中，敲门声一直
不断，而且相当没有规矩，我生气极了。门一打开，我看见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生人。
来人年纪不大，约摸十八九岁，脸上汗淋淋的，一对黑眼珠灵活地转动着，张开嘴只管
对我畏怯地笑着。从他那身半新半旧的制服和手里那个落满尘土的大黑人造皮革包，一看便
知道这是我家乡那里来的人。我一时想不起来他是谁。
“你是刘叔叔？”“是。”我说。听他说话的确是家乡口音。
“我是张家堡的。”他说。
“谁家的娃娃？”我问。
“我父亲叫张志高。你认识……”
“噢……”我这下才看出他脸上有一些我所熟悉的特点。是的，他简直就是我童年认识
的张志高。
我把五叔的后人让进家门，给他冲了一杯茶，把糖盒放在他面前。他拘束地接过茶杯，
坐在椅上，端着那坏茶，也不喝。“你来省里有什么事吗？”我直截了当地问他。
小伙子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嗫嚅着说：“我父亲在这里被拘留了。我来看他。”“什
么？”我惊讶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为什么？”我问他。
“为倒贩粮票。”“现在在哪里？”“新城区公安局”。“你见他没有？”“没……走
时我妈安咐我，让我来找你……”
我坐在椅子上，胸子像乱麻一般没有了头绪。
我透过水的窗玻璃，望着外面冬日灰暗的天空，开始盘算我该怎样对待这件事。
我知道五婶叫儿子找我来的意思是什么。记者在我们家乡人的眼里也是一种不小的
“官”，甚至我父母亲都这么认为。这多年，凡是家乡来省城办事的人，包括县上我所认识
的那些半生不熟的干部也翥找我，让我给他们走这样那样的“后门”。他们来，当然都不空
手，总要给我带些家乡的土特产；我自己自然也要给他们管饭。我爱人为这些事早已经叫苦
连天了，和我吵了好几次架。我自己心里也相当烦。但没有办法，乡里乡亲，远路风尘来到
你门上，能把人家赶出去吗？这不是说我已经“修”了，看不起家乡来的人；也不是小气得
不愿给他们管饭。关键是这些事太耗费人的精力了。我的家快成了个办事处，有的人甚至把
这里变成他们在省里办肥事和做买卖的碰头地点。并且不时让我给他们“走后门”。其实我
在这方面并不开窍，只能帮他们找找旅社，买买车票而已。
现在，五叔的儿子又找上门来，肯定是要让我想点办法把他爸领出来。这真是开玩笑！
我怎么敢去触犯神圣的法律呢？“你父亲还当大队书记吗？”我随便问五叔的儿子。
“当着哩。”他说，手里仍然拘束地端着那杯一口也没喝的茶水。“你住下了没？”我
又问他。
“住下了，在建华旅社，离你们这里不远。”
我考虑了一下，对他说：“我现在忙着要写一篇稿子，你先回去，等我把稿子写完再
说。”
小伙子立刻站起来，脸上显出一副感激人的表情，就机灵地过去拿起了那个黑色人造革
皮包。
我也机敏地意识到，我又面临那老一套子，赶忙先发制人，过去捉住他的手，不让他把
那些我已经熟悉而厌烦的礼物给我留下。我知道这些人虽然不识字，也没经见过世面，但懂
得一条经典性的格言：你吃了我的，就得给我说个什么！
结果，五叔的儿子用劳动锻炼出来的力气，打架一般把我一巴掌推到了墙角里，我没站
稳，把地上的痰盂也踢翻了。小伙子趁我收拾痰盂之机，麻利地拉开了黑皮包的拉链。他怕
我腾出手又来拒挡他，竟然把那一包红枣、瓜籽和没有肃壳的落花生“哗”一下全倒在了我
的办公桌上。我是个爱干净的人，见那沾灰带土的礼物把一张干净的办公桌弄得一塌糊涂，
连稿纸、笔记本和钢笔也被埋了，于是又绝望地扑过去。结果又客人一巴掌把我推到了原来
站的地方。这种送礼的方式的真诚到了野蛮的程度。我虽然又气又急，但还不能发作，只好
忍气吞声接受了这份恼人的馈赠。
五叔的儿子看我失去了拒绝的信心，就满意地一溜烟跑了。我沮丧地站在屋角里半天不
能动弹。我为五叔悲哀，也为我自己悲哀。我怀着痛苦的心情来到阳台上，接连抽了几支
烟。
现在的问题是，我去不去拘留所看五叔呢？
想来想去，不管能不能见到他，我总应该去一次。这不是说五叔的儿子给办公桌上倒了
一堆土特产；也不是说我有什么办法能把他从拘留所领出来；而是说，他毕竟是我的乡亲，
并且是我姑夫的弟弟，而且小时候他曾给过我那样的爱抚；我也曾怀着那样愉快的心情，和
他的老黄狗一起卧在他的身边，听他弹奏过那叮叮咣咣的土三弦……
第二天早晨，我连早点也吃，就直身去新栽区拘留所看我的五叔。刚下过一场雪，街上
乱糟糟的。有的地方雪已经化成水，有的地方又结成了冰。自行车和行人的洪流簇拥着电车
和汽车，在严寒笼罩的大街上流淌，迎面过来的人，嘴里都喷着白雾。我在这庞大而纷乱的
旋流中走着，由不得想起了家乡冬日的早晨。在这样的日子里，故乡的山野已是一片荒凉。
班驳的积雪反射着阳光；寒风打着唿哨吹过冰封的河道和清冷的村巷。四野里全是一片寂
静，只能偶尔听见一两声鸦的啼叫。庄稼已经收割，禾场上也没有多少堆积了，但人们仍然
在田野里操劳着。拉粪，打柴，编筐，修理坏了的农具，给大牲口铡草……今年虽然结束
了，但赶紧要为明年的一切劳务。天地是寒冷的，但生活仍然热气腾腾。这就是我熟悉的故
乡。现在我要去看望的那个人正是从这一块土地上来的，他现在本来也应该在那里，像其他
人一样为明年的活计而操劳，可是现在却被拘留在了省城里。而更令人不解的是，党的一个
基层组织的领导人竟然出来搞这种把戏。但是，问题还不仅仅在此。问题在于：“为什么让
这样一个人来领导一个党的基层组织呢？在这之前，我已经几次和五叔相遇，我早觉得他已
经再不能担当这个职务了，可是他仍然一直是张家堡大队的党支书……我踩着乱糟糟的人行
道走着，脑子里也乱糟糟地想着。
我来到一家副食门市部买了一些点心，心情就像去医院看望一个得病的亲朋好友，沉痛
地来到新城区的拘留所。
我在拘留所办了一些必顺要办的手续后，一位预审科的干部接待了我。这位干部告诉我
说，我要查问的这个人问题基本查清，属于倒贩粮票，但数量不大，已经和本人所在地的领
导机关联系过了，不久就可以让他们来人把他领回去。
我问能不能见一见他？
这位干部说，按现在的规定，轻微犯罪主要案查清后，亲属在工作人员在场的情况下，
可以见面，不过要协助工作人员估犯罪者的转化教育工作。
我说我虽然算不上是他的什么亲属，但我一定会帮助做工作的。这位干部让我坐在这儿
等着，他就出去了。
不一会，公安干部领着五叔进来了。
我先吃了一惊：我一下子竟然认不出五叔来了。他脸色灰白，头发明胡了毛碴碴的，背
驼了下去，个码也好像低了许多。两只原来咄咄逼人的眼睛，现在毫无光气地深陷在眼窝
里。那本来挺壮实的身板，一下子就好像瘦了许多圈，显得衣裤异常地宽大而不合身。一个
在家乡土地上有权有威的强人，此刻已经没有一点分量了。
五叔一见是我，嘴唇子剧烈地哆嗦着，凄惶得眼泪在毛胡茬子脸上淌个不停。他眼睛不
时胆怯地瞄着公安干部，那张能说会道的嘴巴竟然像驴蹄子踢了一般，咄呐得一个字都吐不
出来了。我对五叔说：“你要好好把问题交代清楚，不要隐瞒任何一点什么，争取从宽处
理，党的政策……”
没等我说完，五叔忙接住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五叔对政策是熟悉的。我也
再没什么好说的，只是重复刚才的意思。五叔也一再表示他一定好好交代问题，知罪伏法。
规定的谈话时间到了以后，工作人员就把五叔领走了。临出门时，五叔回过头悲哀地望了我
一眼，使我的心忍不住像针扎了一般痛楚。是的，不论怎样，他现在沦落到这般地步是一种
极大的不幸。五叔啊，你怎么从我记忆中那个纯朴热情的青年走到了今天这一步呢？
我怀着一种难以言传的沉重心情出了拘留所，又来到了拥挤热闹的大街上。电车、汽
车、行自车和行人组成的洪流仍然在这宽阔的大道上流淌着，像一条永远汹涌澎湃的河流。
是的，生活的河流永远激荡，但也总会有一些船只搁浅。
太阳已经从东边那一片灰蓬蓬的建筑群中升起来，把那淡淡的桔红色的光芒洒在积雪演
化了水迹斑斑的笔直首上，空气里已经流荡着一种微微的、潮湿的暖气，甚至能嗅到远方田
野和山谷中飘来的泥土和草的气息。
我在拥挤的人群中匆忙地走着，纷乱的人群和车辆，那一排排落光了叶子的中国槐的褐
黑色枝丫逐变成模糊的一片，而五叔那张长着毛碴碴胡须的面孔却在眼前清晰地晃动着。我
很快想起了我上一次和他相遇的相遇的情景……
第四次相遇那年秋天，我被报社派往我家乡所在地区采访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情况。我的
第一站首先要接去地区有关部门了解情况，然后再做重点采访。因此，长途公共汽车虽然要
路过我们县，但我也不能回家去看望我的所迈的双亲。我只能路过我们县城停一下，而我们
村离县城还有二十多华里路。
从内心上说，我是急切地想回我们村子看看的。看望老人这是不必说的，更主要的是想
看一看家乡的变化。听弟弟来信说，责任制后，家里一年打的粮就够几年吃钱也比前多年宽
裕多了。这些情况，虽然我没有回家，但已经感受到了。以前每次接到家信，我总是愁眉苦
脸：不用看信，就知道不是让我给他们寄钱就是买粮。而这两年家里来信除不要我的钱和
粮，反而还问我要不要什么。我为此常常在心里激动不已。
我在我的家乡那贫困的历史。黄土高原，在那块贫瘠的土地上，拥挤着稠密的人口。打
开每一部县记、府记，都记载着令人毛骨悚然的饥饿史。解放以后，这里也一直是人国最贫
困地地区之一，几乎每年都要吃大量的救济粮……现在，这一页历史是怎样翻过去的呢？而
新的业政策在我的家乡又展现了什么样的面貌呢？我以前一直采访工业，就是因为家乡这些
不断传来的福音使我决心要求必行采访农业的……
这次虽然我不能回我们村，但开往地区的公共汽车几乎要穿过我们县的全境，我起码可
以走马观花一下，并且按常规旅客要在我们县的全境，我可以在那个亲切而熟悉的小山城呆
一两个小时，说不定还能碰上几个熟人呢！
汽车进入我们县境后，在山峦夹峙的川道里行驶。我把脸紧贴在车窗上，透过玻璃，观
望着一闪而过的秋天的原野。
大川道里，再不像往年一样，几乎是一色的庄稼。现在，大地就像五彩织锦似的斑斓。
各类作物一块一块互相连接而又独成一家，每个劳动者在土地上的创造个性都表现得淋漓说
致。也有个把地块庄稼长得不怎样，你可以知道它的主人必定不是个勤劳人，而就是这样的
人，前多年却在集体的大锅里捞走和别人一样的一份。
有的庄稼已经割倒并且上了村头的禾场。赤膊的庄稼人把金黄色的颗粒一锨锨扬向蔚蓝
色的天空。碎雨似的五谷落下来，落在粮堆中打滚嬉闹的孩子们的身上。远处的山坂上传来
悠扬的信天游。道路旁，可以看见农妇们挑着送饭罐，悠悠闪闪地走着。田野里，羊、牛、
驴、马，成群结队的很少，往往是三五七八，分别由一些孩子和老人放牧。没有什么人闲呆
着。生活和劳动是平静的，但又充满了一种紧张的节奏。土地和人，一切积极性似乎都调动
起来了。这真是不可思议。谁能想到我们的农村一下子就从一种群蚁式的生活方式变成了眼
前这种状态呢？新的政策被大多数人如此迅速而乐意地接受了下来，这说明过去的一切已经
多么令人太厌烦。当然，这新政策刚开始不久，并不尽善尽美，但它是爱人欢迎的，这在我
们家乡这样贫困的山区尤其表现了它的感召力……
我还着一种极其兴奋的心情在县城下了车——像往常一样，旅客要在这里吃午饭了。
这就是家乡的汽车站。一切都没有变，只是增加了数不清的摊贩。卖土特产的乡里人和
卖熟食的城里人立刻把下车的旅客包围了，纷纷用花言巧语兜售他们的东西。
我暂时还不想吃什么，就摆脱这些热心的纠缠者，来到候车室。我看见候车室的一个角
落里正围着一群人在吵架。这些人操着外乡口音，农民形体上穿罩着一些廉价的城市服装。
凭经验我判断那是无定河流域的石匠。他们用手艺和苦力纵横飘流在高原的城镇乡村，承包
修建各式各样的窑洞和楼房。
似乎是一群人在围攻一个人。被围攻者我看不清脸面，但耳朵逮住的一两名话听起来像
是本地人，而且口音相当熟悉。
本赤我对这类常见的吵不感兴趣，但不种恻隐之心使我忍不住想看看那个一定很狼狈的
被围攻者是个什么人。
我走过去一看，吃了一惊：原来这个人是我的五叔张志高。五叔似乎在同一时间也看见
我。他立刻用胳膊肘豁开和他吵嘴的人，过来热情地和我握住了手。他喊叫说：“啊呀，我
的侄作！你这大记者回来了！”这话几乎不是对我表示欢迎，而是故意说给和他吵架的那些
人听。
那些刚才还怒目圆睁、摩拳擦滨的石匠们立刻好奇地打量着我，一个个面有虚色，像突
然面对一个什么大人物似的。他们当然也不敢再和“大记者”的叔叔吵吵架了。
而五叔却立刻转灶为攻，对那些人喊叫说：“怎么？你们还吃人呀？我张志高佬时候亏
过人？嗯？你们到大马河川打问我的人品去！”他转过头唤着我的小名说：“君娃，你才下
的车？今儿个回不回村？东西带不了的话，我和你一块回！”
我对五叔说，我这次不能回家了，吃完饭就得上车走。
五叔听说是这样，便一把扯住我的袖口，说：“走走走，我带你去食堂。咱叔侄两个好
好喝几口！”
他说完拉着我就走，那些和他吵架的石匠们只好悻悻地站在一边，目送着我们出了候车
室。
在去食堂的路上，我问五叔：“这些人和你吵什么呢？”
“哼！说我给他们少开了工钱。”
“什么工钱？”“我给县上副食公司承包修窑洞，这些匠人都是这工程上的。工完了，
他们嫌我给开的工钱少了，扬言说不给他们增加，就要捶我！”哼！”“你怎么出来包工
了？我惊讶地问他。“唉……不包工怎办？农业社烂包了！”他脸上露出一种相当不愉快的
表情。我知道分说的是责任制。
“你还是大队书记吗？”
“当然是。不过，现在这书记连个屁都不顶！”
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我们进了车站旁边的国营食堂。
五叔反架一般推开我，到售售票口上买了饭菜。我只好在旁边的小柜上买了几盘小菜和
一瓶白酒。
我和五叔在国营食堂一张脏桌子旁坐下来（几乎没一张干净桌了）一连碰了三次杯，五
叔的脸就红钢钢的了。他问我这次回来又准备“记录”些什么？我向他简单地说了我的任
务。五叔立刻激动地说：’你们记者权大着哩！能不能给中央反映一下，咱社会主义的大集
体完全烂包了！”
“怎是烂包了呢？五叔，党在农村的新政策刚开始实行，你是党员，又是大队书记，有
责任贯彻执行党的政策。你现在这思想可不太对……”我有点严肃地对他说。
“哼！就因为我是党员，因此我不愿走资本主义道路！”他振振有词地说。这已经相当
可笑了。我知道我是一时说服不了他的。
我于是转了个话题问他：“我姑夫家现在光景怎样？”
“怎样？发财了！光自留地的旱烟和包心菜就能收入一千块！至于粮食，都没处搁了。
现在这政策对自私人有利嘛！前几年他到处咂我的洋炮，说我把张家堡弄穷了。这阵轮上他
张狂了！”他竟然攻击起他的亲哥哥来了。
我们沉默了一会，各自端着酒杯抿着。
这时间，我突然想起了他们村的另一个人。那人名字似乎叫张宽，现在大概有三十五六
岁了吧。这是一个孤儿，父母死后，给他撂下了一河滩帐债。
但小伙子会擀毡，就出去耍手艺挣钱还帐。结果，他被五叔揪回来在社员大会上批判了
一通，说他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次批判会我碰巧在他们村。记得那个老实后生在批判会上痛
哭流涕，说他还不了帐债，三十来岁还是光棍一条，娶不下媳妇……记得当时我听了他那些
话，难受极了。但当时正割本主义尾巴，我们报纸上每天报道的也就是这些，所以我只能把
这些难受咽回到肚子里。记得当时五叔相当厉害，两只大眼睛咄咄逼人，指着鼻子骂张宽忘
了本，走资本主义道路……张宽现在怎样了呢？我于是问已经醉意十足的五叔：“你们村那
个张宽现在怎样？”“张宽？”五叔瞪起一双醉眼，说：“现在放开马跑了！擀毡挣得钱口
袋里都装不下，往银行里存哩！上两个月刚结了婚，娶了高家村死了的老地主刘国璋的孙
女。这小子全忘本了，他爸旧社会就是给刘国璋打长工的！他现在美得唱道情哩！”五叔气
愤地把一大杯酒一口就灌了下去。
我自己却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欣慰。
为了不再刺激五叔，我就随便问他家现在的情况怎样——我知道他的光景一直是很殷实
的。
不料，这下却更刺激了他。
他拳头在桌子上捣了一下，嘴里气愤地溅着白沫子，叫道：“我的家烂包了！你知道，
我的大儿子高中毕业，好不容易在县上副食公司找了个合同工营生，现在也被清退回来了。
而今地一分开，都得自家种。儿子吃不下苦，整天在外面瞎逛。我也没心思种那些地。粮没
粮，钱没钱，就跑出来包一工，就赔了，匠人们打发不走，向我要钱……刚才车站上你已经
看见了。唉，硬是这政策把我给害了！前多年，我张志高是什么光景，现在哩？我这个一辈
子说人的人，活成个人下人了！好君娃哩，咱当了几十年领导，可现在……”他痛心地倒钩
下了脑袋。我知道这都不是醉话。
桌子上的饭菜已经快光了。我看了看表，已经快到开车时间，就起身向五叔告别。
他站起来，和我一同出了食堂门。
分手时，他说：“……我就不送你了，那把把龟子孙还在车站上哩……你要是再回家，
一定到张家堡来，你姑和你姑夫常念叨你哩！”他像脱产干部那样老练地和我握了握手，就
向街那头走了。由于酒的作用，他的步履有点踉跄，但还不至于载倒。
他走出去一段后，又回过头对我喊叫说：“君娃，你可要写材料向上面反映咱农村的情
况……”
我知道他要我反映什么情况，便笑了笑对他喊：“你放心，我会反映的！”但他是不知
道我要反映什么的。
他走了，他此刻要走到什么地方去呢？……
过了一会，我便又坐在了飞驰的长途汽车上。车窗外依然是那样令人愉快的山光水色和
田园景象。
我坐在车上，想着刚才我和五叔的谈话，同时也想起了我和他的另外一次相遇……
第二次相遇那正是刚开始实行责任制的时候。当时，我因为母亲有病，请假回来看望
她。正好省报驻这个地区的记者也在到我们县了解一下责任制推广的情况，就和我一起来
了。
我陪他到县委宣传部说明了来意。宣传部的同志说：“你们城关公社正开大队书记会，
专门讨论落实责任制的问题。你们要是有兴趣，可先去听听。”
我的同行当然很乐意去。他问我去不去？
我本来没有采访任务，但我关心这访面的情况，也想去听一听。对于家在农村的干部来
说，别说农业政策要发生这么大变化，就是刮风下雨也是关心的。
我们即刻就来到城关公社。书记、主任热情而惶恐地把我们领进会议室。会议室里已经
坐满了人。会还没有开始，大队书记们都在抽烟，喝水，拉闲话。当书记给大家介绍了我们
俩时，人们都立刻精神振作起来。
我很快发现了我们村的支书老侯。他也看见了我，挤过来对我说，我母亲的病不要紧，
已经缓过来了。
“哈呀！这不是君娃吗？”一个人在我背后喊叫说。我转过身，原来是五叔张志高。
我转过身，原来是五叔张志高。
他抽着黑棒卷烟，脸上虽有了不少皱纹，但看起来蛮有精神，他笑哈哈地握住了我的
手。
“你这次又心录什么来啦？咱们公社工作做得实在好，各方面都比他们其它公社强！咱
公社赵书记，还有马主任，先进事迹可多哩，报纸上应该好该好好宣扬一下！”他转过脸对
赵书记和主任看了看，又笑了笑。
那两个领导赶忙谦虚地对我们说：“工作没做好，请记者同南多批评！不要光说我们的
成绩……”
这简直扯哪儿去了。我们并不是来采访他们的什么先进事迹，而只是想了解一下落实责
任制存在的问题。这本来已经给公社领导说明了的，但他们却固执地认为我们就是来报道他
们的“先进事迹”。会议开始后，公社赵书记简短说了几句，就让大家谈。他说县委强调公
社要尽快讨论实行责任制存在的问题。
沉默了足有十来分钟。
我们大队支书老侯终于先开了腔：“我看这政策是好政策。我们大队没麻达，我科很快
就搞呀。当然，这里面具体问题很多，搞起来得他细一些……没了。”
赵书记点点头，说：“各种意见都可以往出倒。谁再说？”
五叔咳嗽了一声，说：“我说！”
他一对大眼睛环顾了一下四周，点燃黑棒烟吸了一口，说：“我看这政策有问题哩……
这样一来，不就单干了吗？这比刘少奇的三自一包还厉害！这明明是资本主义道路嘛！我怎
么也想不通，给地富子弟平反，这些人在翘尾巴，看不起咱贫下中农，现在又要单干，分成
一家一户，我们这些大队书记再领导谁！不是成了光杆司令了吗？反正我们张家堡大队不实
行责任制，我们要支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这话！”他转过头对我和我的同行说：“这记
者同志也在场哩！你们记者权大，给中央反映一下我们贫下中农的心声！”
五叔说完，看了看赵书记和马主任。
赵书记对他点点头，然后又望着大家说：“各种意见都可以往出倒。谁再说？”“我
说。”一个与五叔年龄差不多的汉子坐在小凳上，一边抽纸烟，一边开口说：“……也没什
么新意见。我同意志高的看法。我们高家村也不准备分。最起码现在分不成。”
我认出这是高家村的支书高明楼，绰号叫大能人”，和五叔一样大马川有点气。听说他
俩都是公社党委委员。
这两位书记发完言，其它大队书记都不言语了。
我现在多少看出点眉目：公社领导和五叔、明楼的意见差不多，对实行责任制有抵触情
绪，因此其他想实行责任制的大队书记也就不好发言了。
会议开得相当沉闷。因为没人发言，只好散了会。
散会后，我就和我的同行分了手。他要到另外的公社去了解情况，我准备回家看望母
亲！
我走出公社大门后，五叔突然跟了出来，对我说；“今天城里有集，说不定你姑夫到城
里赶集来了。我领你到街道上转一转，看能不能碰见他。”
我答应了五叔。因为这次没有时间去姑夫家，能在集上见见面也好。我跟五叔来到了闹
哄哄的街道上。一路走过去，五叔不断和他的熟人打招呼——这些人大部分是县上的干部。
我真惊讶一个不识字的农民竟然认识这么在县上有身分的人。
在街上逛一圈，也没碰上我姑夫。
五叔对我说：“咱干脆再到菜市上转一转。你姑夫跟集常不空手，说不定又拿把菜卖
哩，我哥这人私心重，整天谋光景。虽说是个党员，前多年连会都不常参加，还常瞅空子砸
我的洋炮哩！”看来他们弟兄之间关系不太好。但我不能同意五叔对我姑夫的攻击。我姑夫
是个务实的庄稼人，土改和合作化时，都是村里的积极分子。他一辈子反感那些花里胡哨的
事。至于谋光景，这又有什么可指责的呢？一个庄稼人谋光景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知道，
姑夫尽管谋光景，但前多年的光景可实在不太好。粮没粮，钱没钱，尽是熬煎。大儿子算是
成了家，已经另开过日子了。还有一个儿子连媳妇都没订下。而今农村娶个媳妇，少说也得
七八百元钱。父子两上在他里拼命劳动一年，也分不了几个钱。姑夫和姑姑的头发旧在前几
年就愁白了。我真不理解五叔为什么不能体谅他哥的难处。五叔的人口也不少，难道这几年
他的光景就好过？
我这样盘算着，便跟五叔来到了菜市场。
眼下正是夏末初秋，市场上的蔬菜看来还不少。集体的菜都是架子车拉着。私人的就可
怜了，只是筐子里担一点——
这是自留地的收获。乡下人就靠这点菜卖几个钱，才能把油盐酱醋买回去。五叔领着我
在菜市上串了一阵，也没找见我姑失，却碰见了他们村卖菜的。菜是大队集体的，由一个我
太熟悉的老汉在卖。五叔问那老汉见没见我姑夫赶集，那老汉了说不清楚。“干脆，”五叔
对那老汉说：“你到其它处再给我看看去，菜让我照料着卖一阵。你如果见了我哥，就说侯
家坪他侄子君娃在这里等他，让他来见一面。”
那老汉惊讶地对我说：“啊呀，你就是侯家坪那后生？常听你五叔说，你在省里坐大官
着哩！”
我只好对他笑了笑。那老汉走后，我就在菜车旁和五叔闲聊了起来。
这时，有个干部模样的人来买菜。五叔对那人热情地招呼道：“刘主任，你要甚菜？”
“想买几个茄子。”那人说。
五叔从菜车里捡了七八个好点的茄子，扔在了刘主任的菜篮里。“秤一秤……”那人不
认真地说。
“秤甚哩！你拿去吃就是了。几个烂茄子值几个钱！”五叔慷慨地说。“……最近门市
部进了一批山西柳林瓷器，质量实在好。你要的话，来……”刘主任没掏钱，撂下几句话就
扬长而去了。这把戏实在叫人看着不顺眼。我假装去看别的菜摊，稍稍躲开了点五叔。但是
我不时看见有干部家属去五叔那里“买菜”。干部们一般都不掏钱，家属们一般象征性掏点
钱。这些人看来都和五叔惯熟了，以前明显都已经吃过他的甜头，他们也都给他吃过甜头。
我才想起五叔从大街上走过时，为什么有那么干部给他打招呼。我同时也想到这么多年来为
什么他很少出山，却比他哥——我的姑夫光景好。这就是秘诀。当大家在一块吃锅饭的时
候，有些人是可以从锅底捞稠的吃，而另一些人只能喝清汤。不一会，那个寻我姑夫的老汉
转回来了。但我姑夫没来——他显然没来赶集。我于是过去对五叔说：“我去买些点心，给
我姑和夫捎回去。你给他们说，这回我时间紧，不能去看望他们，下回回来一定去。”五叔
说：“既然是这样，那我带你去买。我大儿子就在副食门市上，你可以认认他。我那儿子是
个窝囊货，以后说不定还要麻烦你帮扶哩！”五叔很快领我来到副食门市部，他儿子一口一
个哥地称呼我。我买了几斤点心，还想买两包好点烟，但门市上没有。五叔的儿子很快跑到
后面的库房里，给我拿了整整一条“牡丹”牌香烟。我把点心和烟交给五叔，就向他道了
别，然后去县委宣传部借自行车，准备回家。
当我从县委宣传部推着自行车来到街口的时候，突然看见五叔正站在前面的一个街角
上，手里提一大包菜，笑嘻嘻地招呼我。他走过来，对我说：“这包菜你带回去吃。你们大
城市人爱吃菜。我知道你们村菜缺！”
我怎样推让都不行。五叔打架一般推开我，把那包菜绑在了我的自行车后架上。我看不
行了，就掏出钱给他。他一下子生气了，说：“哈呀，你这娃娃怎这么见外！”
我说：“菜是队里的……”
“我把钱出了。这是我送你的！”他大声喊着说。
我只好苦笑着接受了他的馈赠，并且按世俗的一套对他说：“五叔，以后有什么要我帮
助的，你就言传一声。”
“没什么……听说副食公司的胡经理是你中学的同学？”
“是。”我说。“方便的话，你以后见了胡经理露个话，如果公司有转正指标，让他考
虑一下我那小子，他已经当了三年合同工了……”一种说不出的滋味顿时漫上了我的心头。
我现在才明白，五叔从公社里出来缠上我，一直绕了这么大个弯，在最后一刹那才把圈
套套在了我的脖子上。他的手腕之高明，多么叫人惊叹——这就是年不正常的社会生活所培
养出来一些农村的政治家！
五叔又一次和我热烈而长久地握了手，这才告别了。
我环着难以名状的心情离开了县城……
第三次相遇同年冬天，在一件公事办完后，我顺路又回一趟家。
此时，我们村和整个黄土高原的任何村庄一样，都正处于一种纷纭的变革之中。在全省
范围内，山区比平原早地开始实行责任制。党以巨大的魄力检讨了我们几十年的农业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