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快乐。
我们偶尔会在课业不忙的时候见面，我到她所在的学校去找她。有时候她还在
上课，我就坐在宿舍里她的床上等。她的精致的床头灯、化妆镜以及随手扔在枕头
上的薄纱睡衣都很吸引我，仿佛那里面就蕴藏着我喜爱和欣赏的属于女性的好生活。
现在想起来，其实我并不了解她，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她的母亲。
那天我去找她的时候，她的床头坐着一位中年女人。从眉目间看，这个女人跟
我的朋友有很相像的地方，同样高高的鼻梁、泛着金色的头发，甚至那种略带忧伤
的神态。
我说我是来找她的，女人于是非常热情起来。告诉我，她是从包头来看女儿的，
她们母女已经有大约六年没有见面了。从这个女人，我知道了我从来不知道的、想
都没有想过的事实。
在我的朋友7岁的时候，她的父母离婚了，她被判给了父亲，母亲和第二个丈夫
去了香港。她一直跟着父亲在包头生活，父亲没有再婚，家境非常窘迫。她是靠着
母亲寄来的钱读完中学又考上大学的。她是个非常刻苦的孩子，但是也很要强，母
亲离父亲而去了，她就在家里承担了女人的角色。她从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学会了照
顾父亲的生活，并且发誓绝对不与母亲有任何联络。
六年前，母亲到包头看望她，她坚决不肯见面。母亲就等在她的学校门口，一
直等到她放学的时候，远远地看着自己的衣着比所有的女孩子都寒酸的女儿走上回
家的路。母亲给父亲留下了一笔钱，说无论如何不要让自己的女儿因为家境贫寒而
使自尊心受到伤害。
后来的事情已经可想而知。她上了大学，来到了北京，开始了她一生中非常美
好的一个新的阶段。她一直用着母亲留下的那笔数目不小的钱，直到现在，母亲来
看望她了。
我不记得那天我是怎样离开她的学校，我没有见到她，此后，我们没有再见过
面，我给她打过电话，她说功课很紧张，没有时间娱乐。渐渐地，我们不再联系，
到现在，我不知道她的下落。
我记得的是那天离开她母亲的时候我非常难过，我说我是她的好朋友，但是关
于她的身世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曾经以为她是一个幸福的、活在童话中的女孩子。
她母亲哭了，说“那是她的理想，我们没有给她”。
我想我是曾经怨恨过她的，怨恨她作为我的朋友而编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故事。
我曾经把这件事情告诉妈妈，妈妈一边在窗子边上缝衣服一边告诉还只有19岁
的我：“你应该可以理解她。她其实只不过就是想在一个没有人了解她的过去的地
方重新开始生活，她不喜欢她的过去。她一定为了那个过去吃过很多苦头……”也
正是因为妈妈的话，我决定不再去找她，决定把我偶然知道的这个秘密一直保守下
去。假如我这样做就能让她感到安心，那么这样小小的一个谎话算得了什么啊。
也许就是从这个朋友开始，我学会了对很多别人的事情不再深究。每个人都有
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追求，每个人也都有他自己情非所愿的无奈时候，每个人都在
用他自己的方式给自己以生活下去的信心和理由，我为什么要去责怪这个不愿回头
的女孩子呢？
但是有时候人的天性是很难压抑的，我曾经让一个用一些小谎话骗过我的女孩
子非常难堪。那是在工作以后。我和一个与我年龄相同的女孩子在同一个部门工作。
那是个娇小玲珑的女孩子，所有的同事都喜欢她。她很会打扮，一件平常的茄克衫
也能穿出与众不同。
在机关工作的收入非常少，除去日常生活的必需几乎所剩无几。而那个女孩子
不一样，她经常有新衣服、新的小饰物，让人耳目一新。
中午吃完饭，就是我们闲聊的时间。她经常喜形于色地告诉我，她姐姐前不久
去了印度，买了精巧的小手镯给她。“你看，北京根本见不到。”她晃着手腕上一
只朴拙的镯子的时侯，我和我的同事们都非常羡慕。
羡慕过手镯之后，夏天来了。她带来了一条格子布超短裙，说是她姐姐去了日
本给她买的。我们的羡慕依旧。
非常不巧的是，有一次我和姐姐逛街，逛到北太平庄的一个小商品市场时，竟
在小摊子上意外地发现了据说来自印度和日本的手镯和裙子。我立即告诉姐姐，我
的同事也有，这里卖的一定是贋品。而姐姐笑着说：“你真傻，人家吹牛你都不知
道。”
我的确想过，她是在吹牛。但是这种念头一闪即逝。我想她是没有必要为了这
么小的事情吹牛的。机关的穷是人所共知，况且，穷也没有使我们这些刚刚毕业有
了收入的学生比别人更加不快乐。我不相信人会为了类似掩盖清贫这么小的理由来
撒谎。
然而事实证明姐姐是对的。
我过生日的时候姐姐带我到商场买了一条30多块钱的项链，仿真的，但是做工
很精细，我说像我这么穷的人只能戴假首饰。姐姐安慰我说，国外的女人是很讲究
戴做工精致的仿真首饰的，因为漂亮而又便宜，丢了也不心疼。我就美滋滋地戴着
一条物美价廉的项链去上班了。在楼道里，我碰到了穿“日本裙子”、戴“印度手
镯”的她，她的脖子上居然戴着一条和我的一模一样的项链，所不同的是，我因为
害羞把它藏在衣服里面，她把项链挂在衣领外面。我马上说：“你也买了这样的项
链？！”她立即又眉飞色舞起来，说这次她姐姐去了斯里兰卡，给她买了这条项链，
上面镶嵌的是天然红宝石。
我站在楼梯上，看着她。刹那间我做出了一个决定，一定要戳穿这个吹牛的人。
我急不可待地把项链拉出来，说：“你为什么要骗人呢？明明就是一条30多块钱的
项链，你为什么非要说是从外国来的？我知道你的裙子和手镯都是在北太平庄小摊
子上买的，你为什么非要骗我们大家？”
看着那个女孩子一言不发地走开，我终于有了一种出气的感觉，我想我要在中
午吃饭的时候让所有的同事都知道，这个人是一个吹牛大王。
但是我的计划没有实现，那个中午她没有跟大家一起吃饭，她请病假先走了。
吃饭的时侯女同事们还是带着羡慕的语气议论“来自斯里兰卡的项链”。我什么也
没有说。说不出原因的，我觉得那个女孩子有点儿可怜。去洗手间的时侯，我悄悄
的把我的项链摘下来，藏在了衣袋里，我不想让同事们发现，原来我也有一条“斯
里兰卡项链”。
日子和往常一样，我们照样上班、和同事一起吃中午饭，我和她都像什么也没
有发生过一样。只是吃完饭我就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看杂志，很少再参加聊天，而且，
一直到调离这个单位，我没有再戴过那条项链。
这两个给过我上当机会的女孩子，后来我都没有再见过。
我相信在以后的生活之中我还曾经遭遇过很多类似这样的谎言，对于我无足轻
重，而对于撒谎的人分外重要。慢慢地，我也学会了理解和谅解，那些用小谎话安
慰自己的人，那些通过用小谎话从别人那里获得诸如艳羡和钦佩等等好感觉的人，
其实不一定是坏人。就像妈妈说的，他们不愿意让人看到自己生活中的不尽人意，
于是他们选择活在自己编织的梦想里，并且由此获得安慰和满足。他们其实没有伤
害别人，只是他们自己有些不自信罢了。
在具体的生活中，理性往往会使人联想到残酷。保存着善良之心而又多少有些
虚伪的人，于是很难让自己完全理性起来
同情
有时候会想，什么人才有资格同情别人呢？一定是认为自己活得比别人好或者
自认为幸福的人。
小时候坐在温暖的屋子里，一边剥花生吃一边听着《卖火柴的小女孩》，想像
一个同龄人在冰天雪地的夜晚挨饿受冻，一个挨饿受冻的女孩子在凄苦的大年夜做
一个能吃饱饭的梦，难过地流下眼泪。同情是可以想见的。不能想见的是一个可能
也许不会变成现实的假设，假如，假如听故事的人也是在一个同样冰天雪地的大年
夜，也同样卖着没有人买的火柴，也同样地挨饿受冻，谁会为谁流泪呢？这样的假
设应该是包含着理性的，在具体的生活中，理性往往会使人联想到残酷。保存着善
良之心而又多少有些虚伪的人，于是很难让自己完全理性起来。
这样的矛盾也曾经出现在我的生活中。
1994年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需要乘地铁去上班。在崇文门地铁站的入口
处，总是有一个残疾的孩子，双腿已经不全，膝盖以下齐刷刷地斩断了。他坐在乘
地铁必经的台阶上，面前是一个破旧的大茶缸，里面装着很少的零钱。这个男孩子
看上去大约十三、四岁的样子，眉目间的楚楚可怜之中还带着一些未脱的稚气。
他是一个乞丐。他的肮脏的双腿裸露着就是他博得同情和施舍的道具。
如果没有后来的偶遇，我想我会一直坚持下去——每天，从他面前经过的时候，
放一些零钱在他的茶缸里。在发现他行乞的真相之前，我一直是这样做的。每次见
到他的时候，我的心里都洋溢着奢侈的同情，我想他是多么痛苦，完全丧失了自由
活动的能力，完全失去了作为一个人行动的快乐，也许这就是他的一生。我一边同
情着他一边就在为自己庆幸，能走动是多么幸福啊。我从没有想过，可能在我放下
手中的零钱时，他就在心里暗暗地同情或者干脆就是嘲笑，世界上居然有像我这么
自我感觉良好的傻瓜。
后来对这个乞丐的发现使我相信了一点，就是在生活中所有的欺骗有朝一日都
是要暴露的，这种暴露就是对欺骗别人的人最好的惩罚。
我是在地铁站旁边的糕饼店里遇到他的。一个健康的、双腿健全、可以自由地
跑跳的少年。他买了一只跟我正在吃的汉堡一模一样的汉堡外加一杯可乐，站在靠
近门口处，一边吃一边看着往来的行人和车辆。早晨的阳光照在他的身上和脸上，
他和任何一个享受着美好生活的少年没有任何不同。
我握着吃剩一半的汉堡，死死地盯着他。我不会看错，他就是那个曾经若干次
牵动我的恻隐之心、若干次让我感到莫名的优越并因此掏出钱包的小乞丐。绝对是
他。他怎么敢在这里堂而皇之地吃那些给他零钱的人们也许尚且不可能天天吃到的
东西？他怎么敢把他的健康的双腿如此明目张胆地亮出来而丝毫不感到羞耻？
我目不转睛地注视他，他快乐地看着街景仿佛根本不知道距离几步之遥的地方
有一个上过他的当的我存在。甚至，有一刹那，我们的目光碰在一起，他没有什么
特别的感觉，就像所有的陌生人在目光交汇的一刹那又瞬间无所谓地闪开一样。
这一天我走进地铁通道的时候，在楼梯上没有遇到每天行乞的少年，恐怕只有
我知道，他在不远处的糕饼店里吃汉堡、喝可乐，晃着两条毫无缺陷的腿。
此后，我在上班的路上又看到过这个男孩子，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的假，他的
状态依然是残疾的，坐在台阶上可怜巴巴地对给他的茶缸里扔下零钱的、善良的人
们道谢。我没有再给过他钱。过去每次从他身边经过时的同情被现在的轻蔑和气愤
所代替，我发誓绝对不再把我的珍贵的同情心施与这样的骗子。
然而仍然有人像不明真相的我那样继续给予并且在有些居高临下意味的给予中
获得快乐。每天如此。
目睹着这一切的时候，我偶尔也会想到，其实在这个“小乞丐”眼里，给予的
人也是值得同情的，他们是那么容易地就从别人的痛苦和自己给予的原本无济于事
的施舍中获得满足，这些人也无非就是在看到了自己和他人的地位悬殊之后表现出
一种无关痛痒的慈悲，他们同情弱者的同时不是也在充满自恋地欣赏着自己的乐善
好施吗？我一度就是这样的。
这个“小乞丐”的最大作用就是让我下定决心绝对不再轻易表示同情。
这件事过去两年以后，我到报社做了记者。重新思考有关同情是因为一起工作
的一位同事遇到了一件事。一个外地来北京打工的小伙子在那一年的春节前找到了
她，哭诉如何因为受骗而失去了所有的收入，以至于别人都能回老家，而他只能只
身留在北京。他说他知道“X老师心眼好”，“X老师主持的版面也是呼唤人间真情
的”，“X老师一定会帮助他”。他来报社就是想跟X老师借500块钱，过完春节回到
北京他会“加倍努力工作”，还钱给X老师。
送走了这个人之后，同事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我想了想，还是把钱借给他了。
毕竟对于咱们来说，500块钱还拿得出来，对他来说，就是帮了大忙了。”
感慨同事的善良之余，我和另外几个同事纷纷议论，说善良的她一定是上当了，
她的钱和她的善良伴随着这个貌似可怜的人的离去而一去不复返了。我乘机讲了我
曾经遇到过的“小乞丐”的故事。
同事看着我的神态非常笃定：“不管他回不回来。我给他钱的时候就没指望他
一定能还给我。而且，一个人用出这样的方式，一定是因为他实在太困难了。”
后来不知道这个同事是否得到了归还的500块钱，但是她当时的话给我留下了很
深的印像，我想也许我是太矫枉过正了，这个世界上善良的人其实很多，乐于助人
其实也没有什么错，我遇到的不过就是一个个例罢了。
我在大约两年多之后原谅了那个用假腿骗人的少年。
又过了大约一年，那个同事离开了我工作的部门，她主持的那个“呼唤人间真
情”的版面变成了由我来主持。
不幸的是，我也遇到了几乎相同的一件事。一个自称来北京打工的小伙子来到
报社，对我哭诉他的困难。一切都与我的同事遭遇的一样，甚至那些好话都如出一
辙，唯一的不同是“X老师”变成了“张老师”，500块钱变成了300块钱。
我的心里真的有了激烈的斗争，我的同事和那个“小乞丐”同时出现在我的眼
前，我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仿佛同事代表着一种善良的美德，拒绝这种美德无异于
亲手把自己驱逐出好人的队伍；而“小乞丐”代表着一种邪恶，我想像着这个小伙
子拿着我给的300块钱走出报社就在心里无情地嘲弄我的愚蠢。
我注视这个也许真的出于信任与无助而找到我、也许根本就是来编一个凄惨的
故事达到不劳而获的目的的人，我甚至有些希望能够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但是，他的眼睛里除了呆滞之外什么也没有。
进进出出的其他同事已经在注意我们，我猜想肯定有人知道了他来的目的，也
知道我还拿不定主意。一个新的念头涌上来，我怎么能让我的同事感觉到和他们一
起工作的我原来是一个没有同情心的家伙呢？就算是做一个“秀”，就算是明知上
当，这样的时候我也是别无选择啊。
我尽量平静地听完来人已经重复过的话，尽量力求让自己相信，这是一个真正
需要我的帮助的人，相信他会回来，归还我借给他的钱，也为我树立一个善良和乐
善好施的好名声……我不知道是怎么从钱包里取出钱来交给他，不知道自己还说了
什么伪善或者愚蠢的话，不知道怎样带着他到报社楼下吃了工作餐之后又送他离开。
但是我知道我的一切都已经被我的同事看在眼里了，不管怎么说，愚蠢的善良应该
比残酷的理性更容易被人称道吧？
我又一次像当年面对那个行乞的少年一样找到了一种莫名的优越，不同的是，
过去的我是因为无意识，而现在的我在一定的程度上是有意为之。也许这比我一直
不敢表现的、在心里暗暗活动的理性更加残酷。
至今，我没有收到归还给我的钱，而且，也没有得到因为表现了善良而获得期
望的赞赏。
“曾经”这两个字真的很奇特，在任何时候、任何语境里都在表达着同一种意
思，就是存在
最艳的一天
1997年过完春节之后，同事带来了他回家乡结婚时的照片。大家纷纷传看着，
仿佛也因此沾上了浓浓的喜庆。
厚厚的一叠照片中，有一张非常突出。同事抱着他的俏丽新娘正在跨过自家的
门槛。新娘是红彤彤的，红色的棉衣、棉裤，红皮鞋、红袜子，头上还簪着大大的
红花。我拿着这张通体红灿灿的照片，瞬间觉得那红色把我的眼睛和心一起照亮了。
我结婚的时候没有穿红色。虽然妈妈一再告诉我，中国的婚礼是讲究穿红装的。
我还是坚持买了一件白色的、旗袍似的婚纱。只是在结婚登记那天象征性地穿了平
时上班也常穿的红色西装和短裙。
我喜欢看新娘。小时候谁家的大姐姐结婚，我都喜欢站在远处看着，看着红色
的新娘在众人的簇拥之中跨过女人一生中几乎是最重要的一道门槛。而且，那时候，
我就隐隐约约地知道，我自己也会有那么一天。
我把看到的照片描述给丈夫听，其时他正在厨房里热火朝天地炒菜。他没有像
我那样激动，只是随口说：“我知道那是你们女人一辈子最艳的一天。”听见他这
样说，我就多少有些后悔，后悔当初没有选一件红色的礼服。
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毕竟关于新娘的颜色的讨论对于我们这种变成了“匹夫
匹妇”的人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有一天，我会在一个远离
北京的地方听到同样的话。
那是在同一年的国庆节，我和丈夫跟另一对夫妻一起到大同看石窟。我们住在
离火车站不远的一个小酒店，对面马路的另一侧是一家装饰有些破旧的发廊。
我是在下午生意最清淡的时候走进发廊的。女店主正在给一位穿着一袭红色套
装的女子补妆，她的胸前端正地别着一朵红花，飘垂的丝带上写着两个金色的字—
—新娘。女店主招呼我坐下，说：“您得多等一会儿，她等着‘回门’呢，这可是
大事儿。”我于是坐下来，边看边等。
发廊不大，只有两张椅子，迎面的墙壁是一面大镜子。一个身材瘦小的女孩子
正在抱着笤帚扫地，笤帚把比她的个子还高。
女店主有些微微发胖，一看就是一个快言快语的人，一边打理红衣女子，一边
就和我搭讪起来：“今天结婚的人特多。一上午，从这门口过去的、披着红花的车
得有四、五辆。还有一辆车上架着摄像机呢。真是一年比一年讲究了。我们那时候
比现在可差得太远了。”
新娘脸上荡漾的幸福满得要溢出来似的，似乎有意要借女店主的回忆铺陈她自
己的快乐。一边对着镜子得体地微笑着一边问女店主：“你们也穿红的吗？”
女店主开始给新娘重新吹头发，吹风机呼呼地响着，女店主也随之提高了声调：
“当然穿啦。红毛衣、红外套、红头巾、红裙子、红鞋还有红袜子，料子没现在的
好，样式也没这么时髦，红可是一样的。头发上还得别着成双成对的两朵红花。”
女店主看看我，好像在问我是不是也经历过她说的这些，我附和着笑了一下，她自
己又接上了话茬：“结婚头一个月，身上总得有点儿红色，图的就是个吉利。结婚
那天是一辈子穿得最艳的一天，你们叫什么？”新娘迫不及待地接上说：“叫生命
的转折点。”
“不管叫什么吧，反正就是不一样了。”女店主在新娘的发帘上喷了一些发胶，
又接着吹起来，手不停，嘴也不停，“从娘家的闺女成了婆家的媳妇，能一样吗？
你别看出门那工夫眼泪吧嗒吧嗒地流，心里早盼着走呢。准备了那么长时间，不就
为了这一天吗？”
吹风机停下来，新娘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做最后的检视。女店主一边收拾吹风机，
一边自顾自地说下去：“那年我结婚，选的也是10月1日。那天的天儿没有今天好，
到下午还有点儿下雨。我们那时候还没什么人在饭店里请客，就在他们家的院子里。
从中午开始，四桌四桌地摆上来，吃到晚上快10点了才散，后来好几家街坊娶儿媳
妇都跟我们学……”
我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她们的话。看来这个麻利的女店主也是一个幸福的女人，
她完全沉浸在对当年新婚时的愉快回忆之中。
新娘把18元钱放在镜台上，说为的是三六一十八讨个口彩。女店主用力地反复
道谢，同时就开始细心地帮新娘整理衣衫。她弯下腰，给新娘整理裙子的时候，手
在红色的长裙上不经意地停留了一下。
新娘轻俏地旋身而去，女店主的目光甚至带着一些恋恋不舍地一直追逐至门外。
我坐到镜子前面，女店主似乎还没有回过神来。
扫地的女孩子不知到哪里去了，局促的小店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我忽然就想
问一问，这个昔日的新娘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跟她的丈夫有没有什么纪
念活动。
我很随意地问了。一丝阴郁掠过她的眼中，她没有回答我。吹风机在我的耳朵
后边突兀地响起来，淹没了所有的声音。
镜子里的我和站在我身后的她都有些不知所措似的尴尬。最后，还是她首先打
破了僵局：“纪念什么？现在就我们娘儿俩一起过。”
我想她指的应该是那个面貌酷似她的、扫地的女孩子。我不知道该不该再问她
什么，还是干脆把话题岔开。在这样一个小店里，她是主人，我是顾客，她为我服
务，我付给她报酬，之后，我们也许永远不会有机会再见，我不能也不该仅仅因为
好奇而触动她也许已经封存的心事。
我什么也不说，但是镜子里的我，已经把诧异写在了脸上。
女店主笑了：“其实早就没有什么，孩子都9岁了，上小学三年级。她爸走那年，
她4岁。”我记起谁曾经告诉过我，北方的很多地方把死人叫做“走”，意思是说这
个人的生命并没有消失，而是去了另一个世界。女店主的话使我更加不敢问她任何
问题，只是期待着赶快做完头发离开这个小店。
握着吹风机的手在我的头上跳跃着，我的心里开始有类似于同情似的很柔软的
东西缓慢地上升。在这样一个喜庆的日子里，这个单身的母亲被一个陌生的新娘送
回到自己曾经灿烂的青春时代。也许她有些疼痛，而真切的疼痛同时又告诉她曾经
有过的真切的幸福……我忽然发现“曾经”这两个字真的很奇特，在任何时候、任
何语境里都在表达着同一种意思，就是存在。
我这样胡思乱想的时候，女店主又开口了：“他没死，是跟人家走了。”
我的惊愕再一次突现在镜子里。
“那时候他开卡车跑长途，三天两头儿回不了家，后来干脆不回来了，我才知
道他是跟道儿上的一个女的好上了，那女的一个人，带着个小男孩儿。”女店主半
低着头，从镜子里看去，我们的头因此离得很近，“他说要离婚，我就答应了，留
人留不住心，不如干脆什么也不留。我开这个发廊，挣的钱够我女儿上学和我们俩
的吃喝。她爸没来过，也没给过钱。我也没找过他。过日子讲个情义，情义没有了，
日子也就过不到一块儿了……”
随着她的话音落下，小店再次陷入了沉默。我试图让气氛轻松起来，对女店主
说：“我也是10月份结婚的，不过不是一号……”
她忽然打断我的话：“现在还好吗，你们？”
我赶紧点头。她略一沉吟：“我那时候也以为会一直好下去。可能一开始谁都
这么以为吧。现在想起结婚那年，还是觉得那是一辈子最艳的一天。”
我不知道怎样安慰这个伤心的女人，确切地说应该是一个曾经伤过心的女人。
头发做好了，我给她20元钱，她坚持要照价收费，推让之中我看见那个刚刚在扫地
的女孩子已经回来了，坐在一旁的凳子上，面无表情地看着两个成年女人为了两张
钞票反复地推来推去。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听到了她母亲和我的对话，她是不是也注
意到了她母亲在为一个今天的新娘整理衣衫的时候流露出来的艳羡和对过去的怀恋。
我把钱放在镜台上，快步跑出小店，跑着过了马路，跑回我们住的小酒店。
那天夜里我们乘火车离开了大同。
夜行车从来是沉闷的，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睡觉。和我们同行的那一对夫妻头挨
着头在对面睡着了。我低声给丈夫讲我今天遇到的那个女店主，我说我听到了他不
久以前对我说过的话，每个女人其实都怀念自己最艳的那一天，不管那一天中的对
方是谁、现在怎么样。
回到北京，我依然久久不能忘记女店主回忆她新婚时不知不觉的喜悦。尽管当
年的温暖已不复存在，但她仍然会轻而易举地重返那份美好而忽略其后的残破。于
是那一天的一切也越发有了凄凉的意味。
这些在今天听起来有些可笑也有些感伤的故事其实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没有淡忘
过，好像就在昨天
穷的记忆
四个朋友在一起闲谈的时候，不知怎么就说到了有关穷的记忆。每个人都讲了
一段自己印象中和穷困的生活有关的小故事，就发生在我们都还是小孩子的时候，
距离现在大约只有20多年的时间，讲述起来，我们才发现，这些在今天听起来有些
可笑也有些感伤的故事其实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没有淡忘过，好像就在昨天。
小陈的故事
我小时候，就没怎么吃过糖。家里也没有钱买糖。
我记得每天早晨，我爸、我妈都忘不了把牙膏藏在一个高处，就是我够不着的
地方。是中华牌的牙膏，甜的，我妈怕我当糖吃。
我千方百计就想吃。
结果有一天家里大人都不在家，我蹬着凳子把那管牙膏拿下来，吃了一口，真
是甜的。就是不好咽，得费很大劲才能咽下去。我在嘴里叨咕了半天，还是给咽下
去了。那天我忘了擦嘴，我妈回家问我干什么了，我就是不承认是偷吃了牙膏，我
不知道其实当时我嘴边上就挂着牙膏的痕迹。
后来我也开始刷牙，也用中华牙膏。
小时候那段时间我好像就没怎么刷过牙，因为把挤在牙刷上刷牙用的牙膏全都
吃进肚子里去了。
老陈的故事
我上小学的时候，四、五年级都是在河南农村过的。我们家是下放到那儿去的。
平时没有什么好东西可吃。喝粥，当地人叫喝“糊涂”，其实就是稠粥。像我这样
的孩子都能喝两大碗。中午喝完了，到下午还是饿。
大人可能能坚持住，小孩儿就不一样，除了要对付饿，还经常馋。馋得什么都
想吃。
那时候我爸他们拉着平板车，来回走40里路，到县城去买菜。买的什么菜呢？
就是雪里蕻，现在在饭店里吃都叫雪菜了。
我爸他们拉着车回来，就跟过年似的。
大家把雪里蕻一根一根地按照有多少户就分成多少堆，摊在地上。
我在一边看着每一堆都在增多，车上的菜越来越少，就想着晚上就能吃上新鲜
菜了。心里特高兴。但是，等那么长时间，实在也挺难受的，这么好的菜，看着都
馋。
大人分菜的时候我就躲在一旁，我真想拿一根生的雪里蕻，尝尝到底是什么味
儿。
我就一直那么躲着，等着机会。我站在那儿时间一长，也就没人注意我了。我
趁着大人没看见的时候，手疾眼快地揪了一根生雪里蕻，跑到大人看不见的地方，
一点儿、一点儿慢慢地吃。
真是好吃。
饥儿的故事
我长这么大就没胖过，不知道是不是跟小时候家里穷有关。别人看我瘦，就叫
我饥儿。
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妹妹还在上幼儿园，我每天下午都要坐车去接她回家。走
的时候，我妈就发给我两个梨或者两个小苹果，让我吃一个，给妹妹一个。可是我
走在路上，就把我那个吃完了。到了幼儿园，在大门口等着妹妹出来，我就开始打
剩下的那个水果的主意。
我坐在大石头上等着，一边等一边就把妹妹那个水果的皮都给啃着吃了。她还
不出来，我就再啃一圈。妹妹的水果就越来越小了。我不敢整个吃完，怕妹妹回家
告诉妈妈，说没吃到水果。
妹妹出来之后，说：“妈怎么给我这么小的水果？”我告诉她，是我帮她把皮
啃掉了，吃水果皮不卫生。妹妹就信了。
妹妹就这样吃了好长时间的这种被我啃掉好几圈的小水果。
后来，我还用别的方法骗过妹妹的水果。
妈妈经常是把两个水果放在一起让妹妹先挑，她挑剩下才是我的。她每次都挑
大的，剩下的就是小的给我吃。
我想了一个办法，跟妹妹说，让她学习孔融让梨，把大水果给姐姐吃，这样，
我们学校的广播里面就会表扬她，说几年级几班的学生饥儿的妹妹学习孔融让梨，
让大家都向这个孩子学习。
妺妺听了以后特别高兴，每次都主动把大水果给我吃。因为她相信，她每次这
么做，我们学校的广播里面就会表扬她，听不见她也高兴。
这样过了好长时间，有一次妈妈发现妹妹挑小的，就说她懂事。妹妹马上自豪
地告诉妈妈，姐姐的学校已经为了这个表扬她好多回了。
结果，妈妈把我打了一顿，在她眼睛里，我从此就一无是处了。
我的故事
我也经历过家里特别穷的时候，没有什么糖果，也没有什么零食。
吃糖和吃肉最肆无忌惮的时候，是上小学之前、姐姐得了甲型肝炎那年。因为
住房小，姐姐一个人生病，妈妈只能把我和哥哥也当成病人来对待，防患于未然。
我们跟着姐姐一起补养。姐姐因为是真病人，比我们吃的多一些，可是对于我和哥
哥来说，有的吃就比没有好。
我是在长大之后才听姐姐告诉我，其实当年我们疯狂大吃的时候，吃完了爸爸
的自行车和手表，吃掉了妈妈在历经劫难之后剩下的首饰。
我小时候还穿过带补丁的衣服。记得很清楚的是一件粉红色的带小雪花的外衣，
胳膊肘的地方破了一个洞，这个洞上被补了一块方方正正的补丁。为了掩盖这块补
丁，我总是贴着墙走路。直到这件衣服不用再穿了，我有时候还是那样顺着墙根走，
好像落下了毛病一样。
不管我自己经历过什么穷日子，有一件发生在别人家的穷的故事，我总是忘不
了。
我家的一个邻居，有七个男孩子，只有他们的父亲一个人上班挣钱。他家的外
公去世了。妈妈把外公的骨灰取回来，藏在床底下，怕吓坏了孩子们。
他们的妈妈藏骨灰的时候，最小的三个孩子看见了。他们猜想，妈妈一定是在
藏什么好吃的东西，怕他们偷吃。
结果，三个孩子趁着妈妈外出的时候，把骨灰盒子翻了出来。打开一看，是一
种没见过的、酥酥的东西，很像炒面。用手指头粘一点儿，尝尝，没有什么味道。
三个孩子认定这就是妈妈藏的并不好吃的酥糖，于是决定分而食之。
他们的妈妈回家的时候，目睹了让她非常伤心的一幕：三个小男孩坐在床上，
已经快要把外公的骨灰吃干净了。
……
那天我们四个朋友坐在一家饭店里吃火锅。这是一家生意很火的火锅店，外面
有来晚了的人在等位子。
我们为这些故事大笑不止，笑到流出眼泪。
姐姐告诉我，如果一个人给你介绍一张桌子的功能，你可以相信，介绍一个遥
远国度发生的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也可以相信，但是假如介绍的是一个人，而且
还是一个可能通过这种介绍就要和自己产生某种关联的人，那么千万不要相信
怎么带你去美国
电视里征婚的节目忽然就多起来了。周围看过的人每每会说“俗”，搞得我这
个爱看的人也不敢在人前说自己实际上经常等在电视机前面，等着看那些本来在生
活中很一般，但是到了电视里就格外漂亮的男孩子和女孩子。我想知道谁和谁一见
钟情了，谁是那个晚上最被大家喜爱的人，谁只是当了一次陪衬之后就失望地离开
了。我对那个节目的结果总是好奇的，这种好奇也会伴随着终于牵手而去的两个在
此之前还彼此陌生的人而延伸开去，他们在荧屏之外是怎么样的呢？他们还会不会
像面对着摄像机的时候那样，对于自己和对方以及今后都充满了信心？
每次看这样的节目，我都会产生一个疑问，其实是对于我自己的一个疑问：假
如我也有幸坐在那几个单身的男女之中，会有人选择我吗？然而这样想过之后，我
自己也觉得非常可笑，因为我早已经为人之妇，早已经没有资格坐在那个人群中间
了。
也许是因为我自己从事着一个总是在和人打交道的工作，从来只会抱怨周围的
人太多、太芜杂，而不是慨叹生活的闭塞，我不相信经人介绍相识的两个人能成为
爱侣。当然，我的身边也不乏这样的成功婚姻的例子，但是，我就是固执地不相信，
别人看着合适怎么能替代自己的感觉呢？怎么能因为别人说了自己跟这个人合适就
真的去尝试呢？
我不相信有点儿像过去的媒妁之言似的介绍，所以，当我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
候，我就极力反对姐姐唯一的一次“见面”。
那时候姐姐在医院里工作，每天接触的人非常有限，而且，她是在妇产科，除
了接触产妇之外，几乎所有的男人都是产妇的家属。那时候的姐姐很好看，白皙、
丰满，因此给她介绍男朋友的人也格外多。千挑万选，姐姐终于决定跟一个在报社
搞发行的小伙子见面。
我不知道整个过程是什么样的，也不可能知道，只是听姐姐向妈妈汇报的时候
说这个人又高又瘦，不爱说话。我觉得姐姐没有什么感觉，她总是要上夜班，也没
有太多时间跟这个人在一起。姐姐没有明显的、我认为人在恋爱之中必然会有的变
化，我也因此认为这个人“没戏”，一个不能给女人带来变化的男人，如果不是他
太无能，那么一定是因为他跟这个女人不合适。
大概是姐姐跟他见第三次的时候，因为姐姐过生日，他送了一条银的项链给姐
姐。很纤巧，带一个小小的绿色玉石坠子。姐姐给我看，我不以为然。我说这个人
没品位，他就不知道“男不穿金，女不戴银”的老话吗？姐姐就把这条项链放进了
我和她共用着放一些纪念品的抽屉。
我坚定地认为，姐姐跟这个人不会成功，因为介绍的人不了解我的姐姐，她只
是看到了一个待嫁的女孩子最外在的东西，也就是通常人们在这种时候说的“条件”。
果然，在他们认识不到两个月的时候，他们分手了。所有的一切我至今搞不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