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已经决定了什么，我说什么话或者默不作声对于她来说都是同样无足轻重。
我相信世间的一切都是有定数的，人和人也是一样。宁宁打电话的当天，我接
到通知，调离原来的部门，到一个业务处工作，走的时候，我跟同事交代，不用给
我转电话到新办公室来，如果是我的朋友，我自然会通知他们。
此后，我与宁宁没有联系。
不久，同学聚会的时候大家再次议论起那些没有到场的人，这一次没有人忘记
宁宁，大家还是众口一词地说女孩子长相出众的种种好处，有人举出宁宁的例子，
说她就是因为这个出了国、“一步登天”的。
我没有觉得宁宁有什么错，只是有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觉。可能每个人都不希望
自己认为美好的东西带上世俗的气息，但是殊不知所有世界上的美丽原本就是无法
逃脱这些的。
这样想着，我就变得非常平静，非常平静地跟大家喝了一杯酒，说“为宁宁的
幸福干杯”。
我觉得无论从性格上还是从体格上，鸭子都应该算是勇敢的人，而对于一个勇
敢的人来说，生命的多与无多都是一件非常尊严的事情。我宁愿用喝彩的方式来表
示对这种尊严的肃然起敬
你不认识的唐老鸭
其实，我应该早就认识唐师曾，他曾经是我的老师兼哥们儿从小一起长大的朋
友，北京人称之为“发小儿”。小时候的我是一个对各种规矩和规范深恶痛绝的人，
而我的老师以令我在他们的苦口婆心之中就范为己任，所以千方百计不准我认识这
个当时就被叫做“鸭子”的人。多年以后我得知真相，说是怕在鸭子的鼓励下，我
这只总是热衷于跳跃篱笆的“黑羊”走得更远。所以，虽然一直在见面的问题上受
阻，但在我心里，早已把他引为同道。
真正和鸭子接上头，是在1998年9月27日。当时《北京青年报》在劳动人民文化
宫搞发行宣传，他和我都在当日下午进行的签名售书活动中作为被邀请的作者。那
天很热，他戴一顶四面通风的黑色小帽儿，穿说不上来有什么款式，只是一看便知
非常凉快的大背心，因为好歹都是写过书的人、是作者，所以我们各自坐在分给自
己的那只太阳伞下，拿着各自的笔，不敢有半点懈怠。我没有看清楚鸭子穿的是什
么裤子，后来问他，他说他自己也忘了，因为所有的裤子都是一种，都是有好多兜
儿、特能装东西那种，颜色也和我后来经常跟他一起“工作”时看到的那些差不多，
界于米色和灰色之间，脏了也不容易看出来，北京人称之为“自来旧”。
签名售书的时候我们是挨着的，时不时有一句半句的对话，都是什么，已经记
不住了。曾经一起回忆过当时都说了什么，两个人都困惑，怎么自己说过的话就全
都忘了呢？我为此感到沮丧，说“一次历史性的会晤居然什么痕迹都没留下”，鸭
子很懂事地安慰我说：“算了，反正不会是有意思的话，要不，咱们不会怎么也想
不起来。”我于是释然。
但是有一件事是鸭子非常得意的。那天跟鸭子比起来，我的读者显得非常非常
少。因为《我从战场归来》和《我钻进了金字塔》这两本书以及充满了英雄色彩的
传奇经历，鸭子颇似偶像一般地接受着大群年轻读者的拥戴，表情尽管谦恭但仍不
免面露得意之色。后来鸭子自己说，他的得意只有特别了解他的人才会一眼识破，
我想，我其实在多年以前就已经了解了这些，原因非常简单，在这一点上，我们一
样。当日坐在那里看鸭子挥舞着他的派克笔给人签名，还不时口中念念有词道：
“您说的这几个字我不会写……”心里不免会有几分酸溜溜的，于是纠集几个同来
的朋友一起逃走去吃烤肉。这一走可坏了，一个29寸的大电视居然就被鸭子轻轻易
易地以最撞大运的抽奖方式得了去。鸭子越发得意地说：“交了狗屎运了！”
此后心里常常会想起这个别人也说、他自己也写的曾经出生入死的人，但也就
是想想而已。因为鸭子，我想我大概真的过了那个真英雄、假英雄瞎崇拜一气的年
龄了，欣慰之余也有些黯然。直觉上认为鸭子和他所做的事情之间有一种类似于爱
情似的东西，说不太清楚，但是，看见一个男人为了这种别人说不明白的东西而艰
辛地活着，本能地就会有些心疼，当然，不可能把这些话告诉鸭子。更多的时候，
是腆着一张脸为他的文字、图片甚至一句玩笑话喝彩，不管别人是不是认为这个女
人可能有恭维人的癖好。
曾经有过一个宁静的晚上，鸭子、我和我少年时代的一位老师在我家，我们每
个人都抢着讲自己喜欢的音乐。鸭子忽然说，他会唱一首歌，而且，长这么大他只
会也只唱这么一首歌。说着他就唱起来：“他知道被你们看上就只有英勇地牺牲/这
个问题他早已想通/他知道不就是为了你们的光荣去斗争/为了你们的幸福就把腿儿
蹬/把属于我的就全部都拿去/这条命我不想再节省/千万别把我当人/这人生就是风
前的一盏灯……”
鸭子唱歌的时候我是坐在地上的，需要抬起头来才能看见他的脸。我很想知道
鸭子是什么样的一种表情，但是，看到我的老师逐渐严肃又逐渐带上一种戚戚然的
面容，我无论如何不敢看鸭子。鸭子说，他在中东的时候，每到有采访的时候，开
着他的大吉普，车里放的就是这首歌：“我有一盒磁带，全是这个歌，别的我什么
也不听。”
从鸭子的书里、从相识的人们嘴里，都知道鸭子的身体不好。甚至，当我第一
次听说“再生障碍性贫血”这种病就发生在鸭子身上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心碎的感
觉，此后，我因为不敢看他为了说话太多而出汗就自己在他面前拼命说话，我们一
起工作的时候，即使是很近的路我也强烈要求打车，让鸭子坐在车上尽情嘲笑我的
奢侈……我几乎从来不问他的病情。我觉得无论从性格上还是从体格上，鸭子都应
该算是勇敢的人，而对于一个勇敢的人来说，生命的多与无多都是一件非常尊严的
事情。我宁愿用喝彩的方式来表示对这种尊严的肃然起敬。
也正是因为我的这种执著的叫好，终于让鸭子感动着成为了我在《北京青年报》
主持的“人在旅途”版的作者，因为他的一篇长达1万多字、把以色列外交部长沙龙
作为主角的稿子《农民沙龙》，我们的合作正式开始了。我对鸭子有承诺，不在万
不得已的情况下，绝对不会轻易删改他的稿子。我说：“鸭子你放心，我也是写字
的人，知道每个人都有让那些字谁跟谁挨在一起的理由，也知道被人把自己写的字
重新码过不是开心的事情，所以我轻易不给人修理稿子，我会在你写之前使劲跟你
说我对这个选题的感觉，但是你真写了，我就要全力以赴保证你的东西原汁原味……”
鸭子认真地听，面无表情。过了一会儿，他说：“好，你真好。”
编发《农民沙龙》那天，鸭子在珠海看航展。稿子实在太长了，我的版面挤到
最紧也就能装下4500字，还要委屈鸭子提供的很好的图片。排版之前我把鸭子的稿
子抱在怀里，跟主管我的主任说：“我实在不会删他的稿子，就像吃炒人心一样，
怎么吃怎么疼……”我说我无能，这么好的稿子让我一改就化神奇为腐朽了；我还
说我贪心，这么好的稿子鸭子看得起我给了我独家首发……我的赖皮赖脸换来的是
对开的两个大版面，鸭子的文字加了小标题，鸭子和沙龙这两个大白胖子的照片也
舒舒服服地安置在显著位置。珠海归来的鸭子兴高采烈地展示他的新照片、炫耀他
的新经历之余，从我这里得到有他的文章的报纸若干，他还是给我他的最高级的称
赞：“好，你真好。”我在太阳底下眯着眼睛似笑非笑，我没说那天我到了夜里11
点多还在等着总编审稿，因为“事关国际关系”，而把握这些从来不是我们的强项。
当然更不能告诉他，他的稿子发表之后就有人说“安顿疯了，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其实，鸭子看到报纸用了那么大的版面登出他的文字和图片的时候就非常善解
人意地问我：“这样做，不容易吧？”听见鸭子如此温和地询问的时候，我心里有
一种酸酸的感觉，但是他的温和同时也刺激了我的外强中干式的勇敢，我说我没有
遇到困难，因为报纸是人办的，应该服从人的需要，好的编辑是以给读者提供最好
的阅读内容为己任的……鸭子当时坐在别人的办公室里，冬季的阳光穿过清洁的玻
璃窗直扑在他的身上。他的面容极其安详，目光也有些遥不可及，他用一种令人有
些莫名难过的轻柔声音说：“安顿，你说为什么咱们总是想得一样呢？”那时候我
就在心里想，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一定还是会这样做的，因为对方是鸭子，是
用他的全部生命和全部生命体验来写作的人，所以我注定别无选择。
和鸭子的友谊就在这样的气候下与日俱增。我像黄世仁一样经常打电话逼问鸭
子：“该给我写什么了？”电话中的鸭子从来都是兴奋的，把他能想得起来的人—
一报来，我们一个、一个地“研究”过去，竟然能罗列出足够发上个一年半载的选
题。鸭子奇怪，说：“为什么我一跟你说话，这些好玩儿的人和事就全冒出来了呢？”
继而就是后悔，“完了，我这下就得没完没了地给你干活儿了。”
曾经见过有人写鸭子，说他极其勤奋，我心里也知道，像《农民沙龙》那样的
稿子绝对是厚积而薄发的，但是，为了让鸭子不懈怠地给我工作，我必须要不断地
批评他懒，而且不时给他举一些周围勤奋的人的例子。鸭子也总是在我面前表现他
的懒。写完有关庄则栋先生夫妇的稿子《大猫小猫》之后，他开车来我家，一进门
就长叹一声：“写死我了。”我不动声色地对他嘘寒问暖一番，鸭子很是受用。过
后，拣一个他眉目舒展的时候，我说：“鸭子，没什么大不了的，一共才1800字都
不到……”刚刚抱怨也刚刚被哄过的鸭子点头称是。
给鸭子当编辑从来要软硬兼施。有时候我会好言相劝，说：“写吧，喜欢你的
人特别多。都有读者打电话问你的身体情况了……”鸭子听了就得意，说“这些人
好，真好”。有时候我就会以断交相威胁，说：“别以为你不写，我的版就不开张，
你搞清楚，咱们是谁离不开谁！”鸭子也生气，撅着嘴，说：“你别这么说我……”
鸭子撅嘴的时候，我也会有点儿心疼他，这么单纯的男人，又会操练文字，实在是
物以稀为贵。
鸭子问过我，他身上什么“最吸引人”，他强调，这个“人”是指女性。我说
我不知道别的女性怎么看，我反正最欣赏他的眼睛和嘴。鸭子开心地享用着我的恭
维，但这一次我告诉他，不是因为这两个“零件”长得好，而是因为它们的结构与
众不同。真正的鸭子和其它动物不一样，别的动物看人是因为它们的眼睛看到的是
什么都比自己大，所以第一反应通常是恐惧，而鸭子正相反，看什么都比自己小，
所以总是勇往直前。我说：“不是鸭子比别人勇敢，而是他眼睛有毛病。”至于鸭
子嘴，之所以怎么整治都不烂，是因为材料特殊，耐得高温也忍得高压，全身都零
落成泥，至少还有铲子一般的大嘴一张。
鸭子听了这些我称之为科学的东西之后，做恍然大悟状：“我知道我为什么胆
子大而且嘴快了……”从此鸭子以此为荣，到处夸耀：“安顿说了，我的结构跟别
人不一样……”
鸭子的铲子嘴也铲过我。他从成都回到北京之后，迟迟不与我联系，我打电话
到他家。我问：“鸭子，你回来啦？”鸭子大声说：“没，还在成都。”我喝问一
声：“这可是你家里电话！”鸭子立即沮丧：“我还以为是手机。”我想一定是我
一贯催稿太紧，逼得鸭子胡说八道了，他一定用他的“鸭铲”拄地，一副生死随我
去的样子。我说：“我不催稿子，放你两个星期假。”他的声调立即轻松起来，好
玩儿的人和事于是再次源源不断。说到最后，鸭子自己说：“我明天就给你写。”
因为鸭子，我的版面不断地被读者夸奖，我不敢有一点儿贪污，把所有的好话
全部转告鸭子，作为对他的奖赏和鼓励，把我在他面前想说而没有说的好话也一起
算在读者头上送给他，鸭子能分辨其中什么话是我说的，他不拆穿我，因为我是女
人，鸭子知道女人有时候会有点儿不好意思。他说：“我不忍心看你那样儿。”每
到这个时候我就在心里庆幸，天真的待我不薄，让我有一个这样的作者，让我有机
会如此靠近原本是大家的鸭子。
附录：
写完鸭子之后，我实在按捺不住，马上拨通他家的电话，我想第一时间让他知
道我都写了些什么，想让他知道我是怎样在纸上说他的好话的。但是，非常遗憾，
听到的只是鸭子煞有介事、中英文对照的电话录音，“音响后留言或传真”，非常
简短，属于他的风格。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我开始呼他。留言逐步升级。先是“请回电话”，然后是
“有急事，速回电话”、“有好事，不回电话你会后悔”，最后变成了“你到底在
哪里，呼你不回，手机不开，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我放下电话的时候，我的呼
机响了，是鸭子，留的是一个陌生的电话。打过去，鸭子的声音还气喘吁吁：“我
刚进门，来看我妈，她想我……”我说要给他念功劳簿，他立即高兴：“好，你等
我关上门、坐好了……”
我于是开始“有感情”地念起来。起初，鸭子还乱叫、乱笑，很快，他就无声
无息地听起来。我停顿的间歇，隐隐可以听到他的喘气声。
我像卖关子一样念完了之后，停了大约10秒钟，才说：“完了。”鸭子长出了
一口气。我等着听“好，真好”，可是他没说，他说：“谁也想不到你能写这样的
文章，看你的那些书没法了解你……你发在你的版上吧……你愿意吗？”
我一直没有决心把写鸭子的文字发表在我自己主持的版面上，虽然，如果单纯
从一个编辑的角度来看文章，而忽略作者和被写的人的身份，那么这无疑应该算成
功的作品。但是，隐隐约约之中也觉得会让一些人产生各式各样的想法，或者多少
有些不舒服。
我把文章拿给我的丈夫看，他大声叫好，说我写了一个“呼之欲出的活鸭子”。
大年初三是我上班的日子，我终于决定给鸭子一个奖赏，因为他是1998年我的
版面上最勤奋的作者。我给他家的电话留言，让他第二天千万不要忘记给自己多买
几份报纸。
春节之后，鸭子给我打电话，第一句话就说：“我周围的一些人说最近有一篇
特别酸的文章，就是指你写我的……”我马上告诉鸭子，我周围的一些人也在说，
从这文章当中好像能看出点儿什么，甚至我的同事都在好心地告诉我，我发表这样
的文章在自己的版面上是“玩儿过了”。我这么说了之后，鸭子马上就安慰我：
“没事儿，我觉得好。”我说真是很奇怪，为什么有些人就是不懂事呢？鸭子笑说：
“心丑的人才看什么都丑。”
跟鸭子通完电话，我问丈夫：“你觉得我和鸭子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他一
边对着窗户打领带一边说：“好像是两个没有性别的哥们儿。”
人从来就是不容易接受现实的，所以才有了很多人与命运之间的斗争，每一个
机会和遭遇其实也是一场挑战，证明自己的能力还在其次，让自己变得平静和勇敢
起来才是最重要的
坐着拍电影的人
我是因为一个非常偶然的机缘而成为重庆电视台《龙门阵》节目的客座主持人
的。
提前两天到重庆，是为了等着为《一个都不能少》作宣传的张艺谋。然而就在
我们“严阵以待”地策划在有限的时间里该如何发问的时候，电视台的台长说，要
临时加一期节目，是关于母亲节的。
我所知道的媒体就是这样的，每逢有什么节日，这个节日就有可能成为一个由
头，就有可能从这个由头生出一些选题，每年的节日都会如期出现，围绕这个节日
的节目也层出不穷。但台长坚持说，这是一部与众不同的电视记录故事片，名为
《为了母亲的微笑》，编导是残疾人，名叫张鲁。
我回北京的日期是几天以前就已经确定的，一件事接着一件事，无法更改。台
长以为我是不愿意做这种有应景之嫌的节目，很认真地告诉我：“你不会对这个编
导和这部片子失望的。”
那天我和《龙门阵》节目的几个主创人员坐在重庆电视台的会议室里一边窃窃
私语一边等待看这部电视片中的一集。我发现几乎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能说出有关编
导的一些情况，比如他曾经三次获得电视剧飞天奖的一等奖，他曾经是四川省级劳
动模范，比如他曾经扶助过上万名失学儿童重返学堂，比如他现在只是单身生活，
日常起居有着常人不能想像的困难等等。说话间，原本只打开了半扇的门被全部打
开了。我首先看到的是轮椅和轮椅上穿白色长裤的双腿，看上去结实、健壮的身躯。
长相是标准的浓眉大眼，面容非常宁静，神态安然。他用微笑和每个人打招呼，样
子有些腼腆，或者是谦和。
我们隔着圆桌彼此问候，他说：“我昨天才知道你来，真是不好意思，要让你
为难。”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对于初次与电视台合作做节月主持人的我来说，匆
忙地赶一期毫无准备的节目，我心里没有把握，因此也不太情愿。
寒暄过后，我们开始看他执导的片子。
这是用记实手法表现的一个家庭命运的故事：
土家族的田维春夫妇生活在乌江上游的黔江县，他们有两子两女。原本这是一
个普通而幸福的家庭，父母勤劳，儿女孝顺。田家妈妈年轻时和所有土家姑娘一样，
梳的头发有各式各样好听的名字，盘龙柱、狮子滚绣球……田妈妈会唱酉州的山歌，
会跳土家舞蹈。家门前是终年流淌的细沙河，男人们从山上背来砍伐的树木，建成
全木结构的小楼，娶妻生子，或者把木材运到山外边卖掉，换一些盐巴钱、纸烟钱。
细沙河边的日子其乐也融融。
但是，自从13年前田家的在山坡上的土地滑坡之后，田妈妈夫妇的日子就笼罩
了愁云惨雾。两个儿子因为山体滑坡、河水暴涨被冲走了，尸骨无存。
自此，田家老两口开始在细沙河边的青山间改土造田。他们年年植树，13年间，
植树上千株，打下的粮食早已吃不完，而他们的“工作”还在继续。田妈妈说，她
怕后面的娃娃们会再遭遇到山体滑坡，被冲下细沙河去，年年中秋节送月饼哭后人
时，连个坟都找不到。
为防大垮山，田家两老至今挖山不止、改土不止、植树不止。
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我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回想曾经在几年以前看过的一部英国
人拍的记录片，表现的是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家庭在三年之中的悲欢离合，三年的
时间，一个普通的家庭失去了父亲，嫁出了两个女儿，儿子卖掉了新婚的一切为母
亲治病，最小的儿子在妈妈的病床前长跪不起为了能获准到开放的广东挣一些盖房
子的钱，大女儿几次回娘家，又几次含泪离开，她不忍心告诉母亲，自从她嫁进婆
家之后，与丈夫就没有圆过房，因为那丈夫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能力……
我一直想着这部记录片，因为，从张鲁的片子中，我又一次感觉到了那种由真
实构成的原生态的内容。我觉得我离他很近，就像我在几年的采访中最终确定了以
当事人的口述来表现现代人的情感状态一样，我们在记录生活和还原真实的手法上
有异曲同工之处。
假如不是因为归期已定，我想我会留下来，不管我会不会去主持一场有关母爱
的对话，仅为了接触这个人，我也是愿意的。
看过片子之后我们一起吃晚饭，张鲁是被人抱上车又抱下来放进轮椅、一直推
进酒店的餐厅。我心里有些不舒服，看着这样一张很是生动的脸和假如能够站起来
一定非常魁梧、健康的身躯，我想命运有时候真的是不讲道理的。
张鲁坐在我的身边，我问的是一些很“像记者”问的问题。他—一做答。他说
这样的片子一共是四部，连起来是一个有关母亲的系列，拍摄的时间大约一年半还
要多。他就一直像刚才进酒店的时候一样，被人抱进抱出。他们拍摄的这些家庭基
本上都是在重庆市最穷困的山区，生活条件极其艰苦，轮椅就是他的办公室和宿舍，
潮湿使他生了褥疮。
他讲得非常平淡，语气不紧不慢。好像所有这些事情对于他来说就像每天的日
子一样自然和正常。他一边讲一边在告诉我，哪一道菜是重庆的特色，并且费力地
把菜夹到我的盘子里。一道肉菜上来的时候，张鲁的筷子停住在半空中，马上，他
把筷子放下了。他说：“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拍这套记录故事片吧。”
于是，我又听到了一个故事：
菜市场出了一件事，一个女人偷了一块肉，她手法笨拙，马上就被肉贩子发现
了。这个女人抱着这一大块肉，埋头逃窜，没跑出几步，她便被抓获，而且是人赃
俱获。问她，很快就坦白了，她说：“儿子要高考了，今天早晨，他突然跟我说，
想吃肉。”
肉贩子舍下了那块肉，周围的人凑了些钱，人们连这个女人的名字也没有问就
放她走了，还叮嘱她：“快回家。”
叮嘱是好心的也是多余的，这个女人用抢肉后逃跑的速度和姿势一路哭着跑回
家。她要回家炖肉给准备高考的儿子吃。
讲完故事的张鲁小声但是一字一顿地说：“这样的故事，你让我这个当编导的
人怎么去重现？这样的故事最好在哪里都不要重演。”
那顿晚饭我和他都没有吃好，因为我们一直在低声地谈话。付帐的时候，有了
一些小的争执，张鲁说：“安顿是客人，我要请请她。”我旁边的专题部主任却坚
持要这边来付，像是要拉同盟军一样对我说：“张鲁的钱都花在片子上了。”
告别张鲁的时候，我还是没有决定，一定要为母亲节的特别节目做主持人，这
时的原因已经不仅仅是归期或者有没有时间返回重庆的问题，我担心，我没有能力
去把握这样的题材，而且也担心在面对被请进演播室的母亲和她的故事的时候，会
没有能力控制自己的情绪。
我与张鲁相约，在做完张艺谋的访谈之后与他联系。
然而在准备采访张艺谋的节目的过程中，我总是会不断地想到张鲁，想到他在
四年前拍摄的一部长达53集的电视记录片《跨世纪的希望》，因为这样的一部片子，
在距离重庆80公里的江津，有了第一所由电视台捐资建立的希望小学，此后，又有
15所希望小学先后建立起来，把上万名因为贫困而无力读书的孩子送进了学堂。
张鲁说过，他相信人的力量，也相信人的善良，因为一部记录片可以救助那么
多孩子，那么现在，我们也应该有能力救助那些在贫困中依旧舔犊情深的母亲。
我在离开重庆的前一天傍晚时分来到张鲁在市区的家。黑黑的楼道里非常安静。
张鲁就坐在客厅里的一台电脑前面。这是一间很简陋的客厅，只有电脑、传真
机和一台电视，外加几把椅子。他靠窗坐着，第一句话就是问我，张艺谋的访谈做
得如何。他说：“我昨天一直在为你担心，我怕你会有思想负担。你是搞文字的记
者，第一次出像，容易紧张。我就想跟你说，其实没有什么，做主持人对于你自己
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做的好，就证明了你的能力，做的不好，也没有关系。世界上
的事情就是这样，做了，就足够了。”
我说我想要一份他的个人资料，他很快地打印了一份。很短，没有以往很多人
写的那样，充满了踌躇满志。只是简单罗列了他出生于1952年，曾经是插队知青，
西南师大学中文出身，接下来就是从1985年起都做过什么。我在他的获奖作品中发
现了我还是高中生的时候就非常喜爱的电视剧《希波克拉底誓言》，而且，我在大
学期间第一次听到艾芜这个名字就是因为一部名为《南行记》的电视剧，而在我面
前笑眯眯的这个坐轮椅的人就是它的作者。
又到了吃饭的时间，大家说要为我送行，所以选择到一家酒店顶楼的旋转餐厅，
可以看到重庆市的夜景。
张鲁的表弟一直是一言不发的，直到这个时候才从里间屋子走出来，站在张鲁
身后。但是人手还是不够，或者就是张鲁不忍心让自己的同事们又抱自己下楼又抬
轮椅。表弟站到窗户边上，对着窗外用重庆话叫了一声：“棒棒儿！”
张鲁对我解释，“棒棒儿”是重庆的一大景观，也是很多到城里来打工的农民
最主要的就业方式，他们通常在手中有一只像扁担样的竹棒，可以用来抬东西和挑
重物。每天，他要出门的时侯，表弟总是这样在窗户边上叫一声“棒棒儿”，上来
两个人，一人两块钱，抱他下楼。
两个“棒棒儿”像抬一个小孩子一样把张鲁一直抱进等在楼下的车里。表弟给
了两个人五块钱。我抢在他们下楼之前拍了几张照片，当他们走出楼道的时候，我
本能地转过身去。我不想看见这样一个原本身心健康的人现在的这个样子，我不适
应。
依然是我和张鲁挨着坐。他把最好的菜首先转到我面前，说“知道你这几天都
吃不好、睡不好”。
我一直想问张鲁关于他的婚姻，但是一直没有敢开口。随着我们越来越熟悉，
我想应该是时候了。
我试探着问：“你有小孩儿吗？”
张鲁眯起眼睛，微笑着看我，我想他已经知道了我的意思。他慢慢讲起来：
“我是属龙的，十多年前的有一天早晨，我到外面跑步，那个地方叫小龙坎，我被
车从后面撞倒了。在医院里醒过来的时候，我才知道小说里写的那些睁开眼睛看到
的都是穿白大褂的人那种感觉是真的。医生说是截瘫。当时医生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撞我的那个司机说，他这一辈子完了。他说他的一辈子完了。我有很长时间都不说
话，我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我爱人是医生，她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出国留学，
我还在病床上的时候她就接到了国外的录取通知书，但是她悄悄地撕碎了。后来，
她又一次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我就劝她去了……”
有人在劝酒，张鲁举起酒杯，我们的话被打断了。接下来，他看着我，仿佛在
问我还想知道什么，我把话题转移开了。
他给我讲了一件事，是真的，就发生在他拍《巴桑和他的姐妹们》的时候，在
西藏，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大家都以为今生不会再到这里来了，冷和饿和环境的
凶险，每个人都有些心有余悸。大家决定再这里拍一张照片留作纪念。排好队、看
镜头，但是摄影师像定住了一样看着大家，迟迟不按下快门。埋怨声起的时候，摄
影师让大家回头，所有的人都吃了一惊，一个穿T恤和短裤、骑着自行车的金发小伙
子正从他们身后经过。
张鲁说他自从成了残疾人之后，调整自己的心态也花了很长时间。他说，人从
来就是不容易接受现实的，所以才有了很多人与命运之间的斗争，每一个机会和遭
遇其实也是一场挑战。证明自己的能力还在其次，让自己变得平静和勇敢起来才是
最重要的。他举了两个例子，他自己九死一生地到最贫穷的地方去拍片子，我用工
作之外全部的休息时间来做电视节目的主持人。
我们是在重庆著名的“好吃街”上分手的，他嘱咐我说：“你早些休息，而且，
你得让这些忙了好几天的同事回家。”
回到北京以后，我认真地研究带回来的张鲁的片子，看完第一部的时候，我决
定在四天之后回到重庆，做完母亲节的节目。
我总是能感受到这样精彩的两个人的智慧，仿佛在刀光剑影中闪烁、跳跃，那
些爆发之后的碎屑，我怀着由理解和钦佩而生的爱惜，一一珍藏
刀光剑影
做记者这一行，令人羡慕的是有机会接触各色人等。一个人在芸芸众生之中穿
行，并且每每有几分文字或者感觉上的收益，看上去纷繁、热闹，好似人间不散的
宴席。但是，对于我这样的个中人，事情就远没有隔岸看来的那么美妙。一个事件
中往往会牵扯很多人，而发稿在即，于是对每个人通常都是点到为止；一个人也许
非常吸引自己，但报纸可不是为自家开的，不具备带有公众色彩的人物一般情况下
难在采访之列，个人的好恶不能决定让谁在版面上“露一小脸”。所以，做记者更
多的时候写的是没有生命力的文字，一般的所谓新闻稿件存活的时间不超过一个上
午。而这样的稿件每天都在被大批量地生产和丢弃着。适应的日子久了，仿佛自己
也没有了最初的理想，比如追求什么能保留下来。
检视这些年做记者的经历，浮光掠影的人和事已经淡漠，真正留存下来的只有
一些每每想起来都会为之感动的故事和心生牵挂的朋友。
李玉祥和冷冰川就是这样的两个人。他们都与我闻名都不由敬仰的三联书店有
着不解之缘。他们都有独特的认识和表现世界的方式和属于自己的“武器”，李玉
祥的“武器”是他背在肩上、随时准备对准什么的相机；冷冰川的“武器”是他紧
紧握在手中、需得倾尽心力灌注全情的刻刀。
李玉祥和冷冰川也是极要好的朋友，在他们表现形式不同却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作品中，我总是能感受到这样精彩的两个人的智慧，仿佛在刀光剑影中闪烁、跳跃，
那些爆发之后的碎屑，我怀着由理解和钦佩而生的爱惜，一一珍藏。
李玉祥：为“老房子”挽歌般的定格
在认识李玉祥之前，首先看到的是他拍摄的北京仅存的过街楼的照片，拿着照
片的朋友说李玉祥是在听说了即将拆除它们的时候赶到现场抢拍，才得以使那些堪
称残垣断壁的旧时代的遗物留下最后的影像。然而，也正是因为李玉祥的快速反应，
社会各界才开始关注这些还多少可以使人了解旧京风物的准古迹，并且最终得以保
存下来。朋友说，这是一个对“老房子”怀有特殊感情的摄影家，他的代表作就叫
做《老房子》。
第一次见到《老房子》这套书，是在北京三联书店，也就是后来因为李玉祥在
那里工作我常常造访的地方。一套书平平地一字排开，自有一种桃李不言般的温厚
和朴拙。想像中那个背着摄影器材给这一切挽歌般的历史陈迹定格的摄影家，也应
该是一个凝思多于表达、内心极为丰富以至于必须用沉默代替诉说的男人。而且，
他应该黑并且瘦。
我决定要采访这个人，于是通过爱他的照片的朋友知道了他的联系方式。
第一次见到李玉祥，是在北京方庄他的宿舍。他的样子和我想像的略有不同，
黑，是因为风餐露宿；魁梧、结实，他说得益于多年的奔波，“也可以叫做跋山涉
水吧”。
在李玉祥的书堆里，我们各自落座。他的这个极小的“家”更像是一位旅人客
居的驿站，大大小小的背囊尚没有打开亦或正要出发。唯一令人惊羡的是整整一个
书架上排得满满的唱片，他说这不是他收集的全部，连三分之一都不到。我们的话
题就从他钟爱的古典音乐切入，谈的是他同样终爱也同样古典的“老房子”。
其实，“老房子”的创意来自于李玉祥和其他几位年轻摄影家合作的一本名为
《江南水乡》的摄影作品集。1991年，江苏美术出版社的朱成梁先生在策划这部以
汉族民居为题材的图片集时，想到的第一人选就是李玉祥，而那时的李玉祥从武汉
大学新闻系的摄影专业毕业的时间还不太长，而且作品的题材和风格也还不像现在
这么固定。李玉祥偏爱纪实摄影：“我曾经尝试过各式各样的表现手法，比如超现
实主义之类的，但是这么多年下来我发现真正最能打动我的还是那些纪实的作品，
那些没有炫目的光芒但是让你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和内涵的好东西。它们是那些所谓
‘艺术摄影’无法取代的。”朱成梁先生恰恰是看重他的这样一种认识，而在与另
外一些摄影家相比，李玉祥先生的中国画功底是他得天独厚的长处。的确，在他的
沉静温和中自有一种在这个国家的文化浸润之下挥之不去的古雅韵味，很像他拍下
的那些历经了沧桑变幻和岁月磨蚀的深宅大院，旧是旧了一点，但是不经意之处的
几笔雕琢，明明白白地告诉你，那里面的精神底蕴是多么生动而精致。
三联书店的咖啡厅极有特色，一侧状如故宫的红墙，另一侧则状如银色的太空
舱。李玉祥的“老房子”就挂在红墙上。我们一路走过去、看过去，我说：“李玉
祥啊，这里就是你走过的足迹。我这么快就走完了。”他笑，很是怡然。我们都知
道实际上他从1991年到1996年底拍摄9集《老房子》所走过的地方，是真正意义上的
千山万水。细细数来，安徽、山西、湖南、湖北、四川、贵州、广西、云南……一
共16个省市，而每一个地方他都去过不止一次。李玉祥熟悉那些小村、小镇的各式
各样的牛车、驴车、拖拉机、摩托车以及乌蓬船等等，那些讲着各种不同的方言的
“老住户”们，用这些交通工具，送他抵达旧房子、旧宅院、旧牌楼的门外。
“我从没想过，有一辆专用的车、有一个专业的摄制组，尽管我从心里觉得这
是一件值得付出代价去做的十分有意义的事情。有时候我想，我做的是一种拍摄
‘遗像’的工作，为那些曾经是历史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终将消失的一切留下最后
的印迹。说是文化抢救或者说在这份工作的过程中有一种使命感，都不算夸张。”
所以，《老房子》中不仅仅有“老房子”，还有地图，还有研究区域文化的专家所
写的关于“老房子”的历史以及使“老房子”最终成为一个民族的特殊景观的文化
渊源。所以，李玉祥告诉只是从他的作品中认识这一切的我：“老房子所包含的内
容远远多于这三个字本身。”所以，这个脸上都印着风霜的摄影家不肯多说他为了
这一份“工作”所付出的一切，比如辞掉公职只靠微薄的稿费生活，比如拍摄过程
中每天八块钱的补贴经常使他捉襟见肘，比如常年在外无以成家……所以我们想到
了一句用得很多但确是真言的话：人会因为一种巨大的爱而忽略艰难。
1996年底，李玉祥结束了长达六年的自由摄影家生涯，而且离开了在南京的家，
到北京三联书店做了一名编辑。而我一直以为，像他这样在不断的行走中做自己爱
做的事的艺术家，原本是不必有一份固定的职业的。但是他说不，他说其实这与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