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包括我们看的小说、电视剧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人物，比如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的那个张大民。如果在昆曲舞台上，贫嘴的张大民应该就是一个丑角。他是一个在生活中处处遭遇尴尬的人，他的家庭生活拮据，家中弟妹成群，老母有病在身，无钱无房，不得不围着一棵树搭了一间房；他的工作并不顺利，一个下岗的工人，前途未卜。倘若将这些元素一一罗列出来，实在看不出张大民具备了幸福的资本，但是小说却一直围绕着一个核心—他的幸福—去讲述他的生活。事实上，贫嘴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张大民的贫嘴化解了不少生活中的困难，遇到事情他能够有另外一种想法，能够有另外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结婚没有房子，他可以围着树搭出房子；床中间有一棵树，他觉得倒很有纪念意义，所以给儿子起名叫小树。这些夸张的细节，让人觉得既出乎想象，但又合乎情理。
诙谐之美(4)
同理，小丑的幽默、诙谐让人感到可爱，来自于他对生活有一份认真，他愿意投入这个生活。这个生活可能是琐细的，例如《下山》里的小和尚，无非就是想有一个孩子叫他一声和尚爹爹。就仅仅为了这个，他会认真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应该说，中国的传统戏曲正有这样一种一脉相承的能量，也许戏曲的形式不会影响我们今天的生活，但是会传递一种恒久不变的生活态度。
小丑之外，丑行里面还有一类叫做付。付又称二面，因其表演冷隽，阴阳怪气，俗称“冷二面”，是昆曲特有的介于白面与小丑之间的一类角色。付的情况比较复杂，多数情况下，付所扮演的角色会有一点邪恶的心术，人格不是那么高尚，但是也掀不起什么翻天的大浪。有时候付又扮演一些奸刁刻毒而地位较高的反面角色，如《浣纱记》中的伯、《鸣凤记》中的赵文华。偶尔也有比较正直的付，如《南西厢》里的法聪是个滑稽角色，《八义记》中的灵辄是个正面角色。
在昆曲的兴起地，丑的念白多以苏白为主，因而对于非吴语地区的观众来说，看昆曲丑戏有一个较大的障碍—念白。如果能够解决语言这个障碍，真正融入到情节中去，往往会看到一些极精彩的亮点。比如说，《鲛绡记》中《写状》一出。《写状》的主要人物讼师贾主文由付来扮演。贾主文一辈子给人写状为生，为了一己之私写过不少昧心的状子，如今年事已高，潜隐在家，假装修行向佛，表示不愿再做缺德生意。此时，富豪刘君玉因央媒为其劣子向沈府求亲遭拒，怀恨在心，设法报复，找上门来。
听了刘君玉的讲述，贾主文假意劝刘息讼，陷害别人的事是不能做的，天上的观世音正在对我招手等我上天呢，我要积德行善，怎么能做这种事呢？贾主文假意推托，实则是想多敲银子，在听说刘君玉不惜银钱之后，他立刻表示只要有银两，这个事好说。刘君玉听了贾主文的话偏又卖个关子，说你既是一个积德行善的人，天上的观世音正等着接你，这个事还是算了吧，于是起身要走。两个人一来一往，贾主文的行动虽没有小丑那么夸张，但丑行的诙谐可笑在此时依然表现了出来。由此可见，丑行的诙谐不一定全是为了一个美好的生活愿望，哪怕是为着一个猥琐的心事，在昆曲的舞台上一样也可以表现出它在艺术上的审美性。
贾主文给刘君玉出了一个极其恶毒的主意，他说这一状告上，“管教沈、魏两家纵有百万家私，尽化为水，两家骨肉，俱作流民”。当银两在前的时候，他早已顾不得天上正在向他招手的观世音菩萨了。但是另一方面，钱没到自己手中，总是有点不托底，于是贾主文又对刘说，我的状子写得好不好，关键是我能不能看见“这个东西”。刘君玉故意装糊涂，先说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最后又说自己也有个毛病，非得要看见这个状子写得好不好，“这个东西”才能拿出来。整整一出戏，两个人各自心怀鬼胎，言里来语里去，不断地相互试探。
贾主文和刘君玉都不是生活中的善良之辈，一个心术不正，意图陷害，一个阴险恶毒，见钱眼开。也许有人会问：这样两个人走在一起，他们之间的戏也有审美可言吗？其实这就是昆曲舞台上形形色色的审美中的一种，即把生活中的丑陋、世相人心用一种诙谐的审美方式呈现出来。
诙谐之美(5)
小丑的声音圆脆，态度幽默，动作夸张，令人觉得他们天生是带着诙谐元素的。但事实上，诙谐不仅仅止于小丑行，有的时候生旦相对，他们的身上也会有诙谐的因子，引人发笑。明人汪廷讷的《狮吼记》有两出非常著名的昆曲折子戏《梳妆》和《跪池》，虽是生旦戏，却也同样诙谐幽默。
宋代文人陈季常娶妻柳氏，柳氏生性悍妒，把丈夫看得很紧，陈季常又是一个惧内之人，由此引出了一部舞台上的喜剧。“妻管严”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并不少见，也时常成为大家逗笑的对象，这是生活里面一种诙谐的潜质。而这种取笑放大在戏曲舞台上就变成了喜剧情节。
惧内的陈季常私下里也会唉声叹气，叹自己怎么娶了这样一个妒妇，苦日子无尽无休。但是叹归叹，一看见妻子，他又立刻迎上前去一个劲儿地阿谀奉承，夸赞娘子意态慵懒，美如西施，准备好镜台犀梳，小心伺候娘子梳妆。前一刻还在感叹怨愤，后一刻则百般殷勤，这本身就幽默十足，观众自然会心一笑。陈季常称赞镜子里的娘子丰采翩翩，如同对门的张家媳妇。谁知这样一句不经意的话就惹恼了妻子，她硬指陈季常心中必是有张家媳妇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为了岔过话题，陈季常取出一把折扇为娘子扇风。柳氏见扇面精致，又怀疑这扇子是个风流定情之物。陈季常赶忙解释说是小朋友送的，柳氏步步紧逼，你说小朋友，这个小朋友多大年纪？陈季常答得含含混混，柳氏一下子就将扇子撕破了。从一早起到现在，没有多大功夫，已经闹了好几场。
正在此时，偏偏添乱的人又来了，陈季常的好友苏东坡派人来约他同去游春。陈季常战战兢兢出来接待，嘱咐对方说话小声，谁知席间有琴操坐陪的话偏偏又被柳氏听见了。柳氏盘问陈季常，他辩解说人家说的是他的名字陈慥而不是什么琴操。柳氏不肯相信丈夫的辩解。陈季常再三保证游春时一定无妓，倘若有妓，甘心受责。于是柳氏让他去隔壁借打人的竹篦来备用。陈季常觉得有失颜面，不愿去借，柳氏便取来自家的一根藜杖，以备责罚丈夫之用。即将出门之际，陈季常还在与娘子就如果犯错要受打几下之事讨价还价，实在令人觉得可笑可叹。柳氏说如果有妓同行，要打他一百藜杖。陈季常虽然心中不免害怕，但享乐当前，他还是决定且顾眼下，挨打的事回来再说，这就为后续情节的发展埋下了一个幽默的噱头。事实上，《梳妆》只是一个引子，为后面陈季常与柳氏的更大冲突埋下了一个伏笔。
游春之后，陈季常回到家中。柳氏派出去刺探的苍头也回来了。柳氏听说果然席间有妓，心下异常恼火。陈季常虽想抵死不认，无奈证据确凿，只得都承认了。柳氏虽免了他的打，但罚他跪在家中的池塘边思过。
巾生饰演的陈季常本应是个风流倜傥、儒雅蕴藉、满腹经纶的文人，身上带着浓浓的书卷气，但有时读书读过了头，难免就有点呆头呆脑。陈季常这个巾生的表演就更多地在表现他的痴、他的弱。陈季常此次被夫人拿到了短处，再加上平素就惧内，于是这个书生身上的呆气就全然显现出来。柳氏罚跪，陈季常就真跪在了池塘边。柳氏气尚未消，转身回房，说是要去吃点陈皮砂仁汤，消消心中闷气再放他起来。陈季常恳求柳氏将家中的大门关上，只因“恐有人看见不好”。柳氏说既是如此，那就打了再跪吧，吓得陈季常立刻跪了下去。
诙谐之美(6)
接下来的，又是一个很幽默的细节：陈季常独自跪在池边，听见阵阵蛙鸣，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央求“蛙哥”不要再叫，否则万一被娘子听到，误以为是自己在向人诉苦，那麻烦就更大了！这就是戏曲舞台上夸张的诙谐，现实生活中，就算有惧内的人，想来也很难达到如此程度。
有时候诙谐与夸张是捆绑在一起的，诙谐一定是把生活中某种东西延伸、夸大，放大为一个意象，然后再反过来触动我们。
然而这些在一般生活中不容易出现的情节，按照情理推导下去，却又是合乎人们的想象的。陈季常跟青蛙对话是《跪池》这一出戏中最精彩的情节，这番话使他的内心活动纤毫毕现。诙谐之美，正是借助这种外化呈现方式，借着一片蛙鸣，达成一种诉说和宣告，这既是戏曲审美的需要，也是推进故事情节、丰富人物个性的需要。
陈季常老老实实地跪在池边，跪到打盹差点跌入池中也不敢起来，跪到膝盖疼痛也不敢起来。此时的舞台仿佛有点冷清：柳氏已经进去，陈季常一人跪在池边，比站着还要矮了半截。观众坐在台下有什么好看的呢？在没有看熟昆曲的人想来可能这实在是个无趣的场面，但是看过《跪池》的人一定能感觉到此时台上那暗中的热闹。一个巾生孤零零地跪在那里同样能让人看出热闹，这就是诙谐的美妙。
陈季常与青蛙说话，埋怨苏东坡害得自己受罚的时候，苏东坡来了，正好听到。苏东坡又好气又好笑，奚落了陈季常几句，打算帮他教训一下悍妇。与柳氏一番寒暄之后，苏东坡问柳氏：“琴操是我的相知，季常不过陪坐而已，尊嫂何必吃这样的寡醋？”那柳氏岂是受得教训的，恼怒之下不再尊称苏大人，她咄咄逼人地称之为“老苏”，指责就是像他这样狗党狐朋带坏了自己的相公。越说越恼，她举起青藜杖就向苏东坡打去。在历史上，苏东坡从来都是受人景仰的一代文豪，谁能想到在昆曲舞台上，居然成了在青藜杖下挨打的形象！一见柳氏要打苏东坡，陈季常只得拼命拦阻。事实上，从头至尾，陈季常阻拦柳氏打人的理由也都颇令人发噱。一开始柳氏要打他，他关心的是柳氏刚养起来的新指甲—打我不要紧，把你的指甲弄坏了怎么办！此时他央求娘子，打我是打得的，打他可是打不得的。这一系列的笑话，在舞台上表现出来，虽然夸张，却很生动。
《跪池》一出最终以苏东坡的告败而结束。戏中的陈季常与柳氏是一对有点令人出乎意料的巾生和五旦，这是无关乎丑角的诙谐幽默。其实仔细想来，现实生活中总会有一些磕磕碰碰与内中的某一个情节不谋而合。不是么？
《金雀记》的《乔醋》，演的是夫妻之间假装吃醋的故事。才子潘岳就任河阳令，接夫人井文鸾来到任所。潘岳为官，头戴乌纱，因此是小官生扮演。井文鸾身为夫人，与《跪池》中的柳氏又自不同，身份要高贵许多。但他们的生活中也并不缺乏诙谐的元素，《乔醋》就是夫妻间的一场笑闹。
“乔醋”的起因是潘岳将妻子给他的定情物送给了另一知己—名妓巫彩凤。巫彩凤对潘岳一往情深，在乱离之中为他守志遁入空门。经过种种波折，潘岳得到了巫彩凤写给他的诗稿。而正在此时，夫人井文鸾到了。匆忙间，潘岳将诗稿遗落，恰被夫人拾得。井文鸾对巫彩凤早有所知，并且打算成全二人，所以准备不追究，但是又想跟丈夫开个玩笑。所以这是一出蓄意的玩笑戏，是井文鸾揣着明白装糊涂、捉弄相公的一场夫妻间情事。
诙谐之美(7)
潘岳处理完公事回到府中与夫人相聚，井文鸾追问当年交与他的那只金雀是否还带在身上，潘岳支支吾吾，回答说在书箱内放着。井文鸾要潘岳把金雀取来，说要将两人的金雀用同心绣线系在一起。潘岳并无金雀可取，想来想去，觉得不如索性把巫彩凤的书信交给夫人看，也许夫人就不怪罪自己了，或者肯把巫彩凤接来也未可知。但一找之下才发现信已经不见了。台上的潘岳焦虑万分，台下的观众与台上的井文鸾心下偷乐。井文鸾这才揭破谜底，将两只金雀都拿了出来。她指责丈夫说，夫妻本是“连枝同并，只合气求相应，共享安宁，你如何觑傍枝，觅小星？你言清行浊，亏心短行”。潘岳还想辩解，井文鸾又拿出了巫彩凤的书信，潘岳只得赔着笑脸向夫人解释此事并非自己本意，乃是别人撮合，实为无奈之举，后来惹动真情才做下错事，夫人向来贤惠，希望能得到原谅。井文鸾故作恼怒说，我平时是贤惠，今日权且不贤惠一次。一番佯装吃醋，直逼到潘岳给夫人跪了下来，井文鸾才揭破了一切，众人欢喜。
灵异之美(1)
灵异之美同样多姿多彩
昆曲的美是多种多样的，有梦幻、有深情、有悲壮、有苍凉、有诙谐，还有灵异。灵异是指一些人间的异象而言，它其实是生命魂魄性灵之中投射出来的一种超乎生命本体的力量。在昆曲舞台上，我们看到的灵异之美，同样是多姿多彩的。
鬼在民间的很多讲述中被演绎为恶鬼、厉鬼的形象。其实，在中国文学的主脉中，从先秦的《楚辞》，一直到清代的《聊斋志异》，神或鬼不少都是正面的形象。《聊斋》里面的鬼、仙以及狐精，往往比人间的凡人更懂人情，更有大义，只不过他们可以上天入地，比凡人更为自由。屈原的《九歌》里面有一首《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这个女鬼多么漂亮啊！隐隐约约掩映在山脚处，身披薜荔，女萝系佩腰前，美目含情，远远地看着我，这就是秋波传情！诗中描述了人与山鬼之间的心意相通，甚至还有爱慕之情。我们怎能仅仅把鬼看成是邪恶的呢？从鬼的身上我们同样可以得到审美的愉悦。
我们说灵异之美多姿多彩，因为灵异之美不仅限于那些漂亮的鬼、仙、狐魅，有的时候，它们的面貌不一定很漂亮，甚至也不一定是年轻的女孩子，比如下面要说到的温情之美的鬼，他的外表就是丑陋的。
《钟馗嫁妹》是《天下乐》传奇中的一出，《天下乐》的全本已佚，能够传下来的只有这一出《嫁妹》。终南山进士钟馗，厚道、善良，满腹经纶，他凭着自己的才学高中状元。但到皇帝钦点的时候，因为看他面貌太丑，竟然剥夺了他的状元称号。钟馗羞愤交加，一头撞死在朝堂之上。钟馗做了鬼，是一个心有不甘的鬼。他的形貌依然丑陋。昆曲舞台上的钟馗是大花脸，扛肩撅臀，整个身体是扭曲的，是个极端变形的造型。然而狞厉的形貌却更映衬出他内心世界的温良、敦厚。
钟馗在人间有牵挂，他牵挂自己的亲妹妹。他们兄妹早孤，如今丢下待字闺中的妹妹独自为生，他实在是放心不下。杜平是当年跟他一起入京赶考的好朋友，通过赶考路上的倾心交谈，钟馗相信善良的杜平一定会照顾好妹妹，当时他已约定把妹妹许配给杜平。于是他要亲自送嫁，把妹妹送到杜平那里，了却这桩心事。
钟馗的出场不是一个人，他的身后跟着一群小鬼。作为鬼，他不能白天出行，只能在夜晚出来。这样一个冷寂幽深之夜，一个鬼的出场为的却是一场喜庆，而这场喜庆的主人公是他年少美貌的妹妹。一个年轻美貌的旦角和一个狞厉的丑鬼之间的映照是动魄惊心的。
钟馗寻到自己家门，叫妹妹来开门。妹妹突然听到哥哥的声音，是那样的欣喜。人鬼相见，却没有一点惊恐，只有浓浓的亲情，一个“情”字完全打通了他们人鬼之间的隔阂。钟馗让她凤冠霞帔准备出嫁，又自空中传音，告诉杜平自己要把妹妹嫁过来。当年就是杜平为撞死的钟馗收的尸，杜平虽明知钟馗是鬼，但没显出丝毫的惧意，反而邀请他从空中下来小聚一回。
这是一出充满温情的戏，没有一个人怕这个丑鬼，大家都是喜欢他的，因为他生前是那么善良。接下来，众鬼敲敲打打，举旗抬轿，热热闹闹地来到杜府完婚。这出戏的美就在于在舞台上呈现了一种凭我们的日常经验所无法想象的奇观：一个狞厉的冤魂，一个俊美的少女，一个翩翩的书生，一场喜庆的婚礼，偏偏在一个悠悠暗夜举行，有小鬼相随。这样的情景，令人感到奇特吗？
灵异之美(2)
这就是灵异之美。灵异之美有时候是在反差之中形成的。来自于鬼魂世界传递出来的气质之所以被我们欣赏，是因为它与我们今天的凡间世相、与我们的生命经历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和映衬，让我们产生了惊心动魄之感。
钟馗与他的亲人、友人之间的温情之美可以存在于鬼的世界中，至情之深同样可以出现在鬼的世界中。《焚香记》里的敫桂英就是一个至情之鬼。
名妓敫桂英爱上了书生王魁，到了大比之年，她赠送旅费，鼓励他去赶考。两个人辗转分离，因为种种的误会，敫桂英以为王魁负心，已被丞相招赘，但她还要执意死等王魁。这时候偏偏妓院的鸨母逼嫁他人，怨恨交织中，敫桂英上吊自缢而死。这样的一个魂魄，她心中有太多的牵挂和不甘，一方面爱王魁念王魁，另外一方面又怨王魁负心，恨他薄情寡意，所以到了阴间，她还要告上一状，这就是《阴告》。
敫桂英向鬼判告状，舞台上再次呈现了妩媚与狰狞的对比，可见这是昆曲鬼戏中常见的一种映衬。鬼判鬼判，阴间判官，他常常用喷火这种程式来表明来自阴间的身份。嘴里可以喷火，代表此地一切是幽暗的，在阎王殿里，只有喷火才能看见一切。他的形象是狰狞的、恐怖的、威严的，同时又掌有生杀予夺的无上权力。敫桂英向鬼判诉说隐情，而鬼判对她所说做出判别与裁决，两个人在台上载歌载舞。
我们曾经说过，在昆曲舞台上不大容易看到一个角色独自大段的唱念而其他角色都呆若木鸡地听着的场景。一般来讲，只要有两人在场、三人在场，所有人之间都会有动作、声腔、眼神、身段之间的呼应，大家共同形成的这样一组呼应才能够是流转的、圆润的、满堂生辉的。判官和女鬼这两个形象之间强烈的反差，使狰狞在妩媚的映衬下越发狰狞、威严、身形高大，而妩媚则在狞厉的陪衬下越发妩媚、娇艳。
比起敫桂英这样至性至情的刚烈女子，《红梅记》中的李慧娘更为刚烈。李慧娘的身份很卑微，不过是奸臣贾似道的一个姬妾。某日，贾似道偕李慧娘泛舟西湖之上，李慧娘见到书生裴禹风流潇洒，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赞叹。贾似道听后甚感不悦，作为一个把持朝纲的重臣，他在家中也是同样的不可一世，就因为李慧娘这一句赞美少年的话，他在回府后斩杀了慧娘，以儆众姬。李慧娘死后，冤魂不散，变成了一个厉鬼。化为厉鬼的李慧娘心中充满了怨愤不甘，她带有一种强烈的气场，从而形成一种艳异之美。
贾似道窥见卢小姐绝世幽姿，欲占为妾。裴禹仗义相助，自荐权充门婿，拒绝贾府聘礼。贾似道遂以延请塾师为名，将其拘于府中书馆内。李慧娘救出了裴禹，并挺身而出，到半闲堂为受屈众姐妹洗冤，承认是自己放走了秀才。李慧娘感叹裴禹的俊朗，起初并不一定有什么情意相通之事，她无非是感叹一件美好的事物而已。善良的李慧娘最后愿意帮助裴禹，成全他与尚书之女卢昭容的好事，也是因为她觉得天下美好的事物都应当有一个美好的结局。
《红梅记》中的贾似道是白面扮演。在这出鬼戏中，不再是女鬼和鬼判之间的形象的对比，而是正义、妩媚的女鬼与人间奸佞的对比。这种对比同样能够形成一种形式上的反差之美。人物角色的反差如此巨大，台上表现出来的却又是歌舞的和谐，就在这种冲突与和谐之间，昆曲完成了它对灵异之美的又一次展现。
灵异之美(3)
灵异之美中还有风情之美，毕竟女鬼中更多的美来自她们异质的风情。
《水浒记》的《活捉》就是对风情之美十足的展现。阎婆惜与张文远的相识是一个偶然：张文远路过阎婆惜家，无意间见到她美貌风流，于是借口找小娘子借茶上前搭话，这一番搭话就让阎婆惜的性命断送在宋江的刀下。成了女鬼的阎婆惜日思夜想张三郎，因此决定到阳间活捉张文远，与她到阴间团聚做夫妻。
女鬼阎婆惜从最初登场，举手投足间就透露出一股灵异之美。她穿着一件黑色的长背心，白色的裙子，脚下碎步快走，整个身子纹丝不动，令人感到她是飘荡而出的。更令人惊心动魄的，是她黑色长衣下面那一件艳红的长背心，随着身形飘动，红色在黑色长衣下面隐隐闪现，更添诡异之气。在见到张文远后，她要脱掉黑衣露出红衣，显示出她内心的火热，这又会给人一种突然间的惊艳。所以单看这个女鬼的行头，往往在一人身上也具有强烈反差的元素，层层剥离，让你不断地惊叹。这样一种灵异之美在昆曲舞台上的展现是极致的，已超出了我们日常经验可能达到的极限，它在挑战我们心灵延伸和感悟的能力。我们不在哲学理念上探讨鬼魂世界，也不在信仰层面上探讨它的有无，我们仅仅以审美的名义拷问一下，我们的感知力究竟能够在那个世界中感受到什么？
这样一个女鬼，怀着自己的衷情与不甘，重新走到张文远的门前，她愁肠百转，想着自己的前世悲凉。敲门的时候，她很轻盈，娇嗲妩媚。张文远起先不敢开门，反复猜测门外到底是什么人。两个人隔着一扇门，一个付角和一个扮成女鬼的旦角一问一答。阎婆惜有些感伤，她日思夜想的三郎竟然听不出她的声音。张文远终于打开了门，一阵阴风吹过，他心下不由害怕。付扮的张文远不同于《嫁妹》中钟馗的妹妹与杜平，后二者因为内心坦荡、善良而充满温情，人与鬼之间没有丝毫芥蒂；张文远的内心猥琐，有对阎婆惜的一份歉疚不安，因此当阴风扫进的时候，他是害怕的。一个瑟瑟缩缩胆战心惊的丑，一个妩媚娇艳的旦，这又是一个强烈的对比。
阎婆惜现形，张文远第一个反应是害怕、躲闪，“冤有头，债有主。宋公明杀了你，不关我事”！随着两个人的言语往来，他们逐渐想起以往的亲密，便又重新靠近。张文远掌起灯来，阎婆惜说，你就不想看看我的模样么？张文远壮胆看去，不由感叹她比活在人间的时候更加妩媚娇艳。此话不是什么溢美之词，我们可以想见鬼身上的那种妖娆之美是达到了极致的，她比人间的女子有更多的婉约风情，这种风情令张文远忘乎所以，忘记了对鬼的惧怕。两个人在阳间时候的生活场景在他们的唱段中徐徐展开。这时，张文远开始感到口干舌燥，这意味着他的魂魄已经渐渐被阎婆惜抓住了。两个人开始回忆初次相见时张文远借茶的情景，此时的张文远已全然忘却了害怕，又回到了对于旧情的追缅中。张文远感到阎婆惜冰凉的手放到了自己的脖子里，这是阎婆惜在索取他的魂魄。他的脸一次又一次地发生着变化，刚出场的时候他是白脸，渐渐地脸上出现炭黑，直到最后彻底被炭黑抹花。他的魂魄最终心甘情愿地随着阎婆惜的一缕香魂而去，两个人到阴间恩爱去了。
灵异之美(4)
这样一场“活捉”，我们今天听来不可思议。仅仅是这些情节就令人有点不寒而栗，好端端的一个人，在自己家里面竟然被鬼魂抓走了，直接就做了鬼！但是昆曲之美就在于能够让你在面对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时，忘记心中忧怖，穿越生死，发现人心中的至情牵挂。
一个心怀鬼胎忐忑不安的情郎，最终心甘情愿地随芳魂而去。这样的一出戏，起主导作用的就是这个女鬼的风情。当然，这种风情妩媚的女鬼也有不那么可怕的，她可以美到任何人都无法把她当作鬼。
《牡丹亭·幽媾》演的就是杜丽娘的魂魄来寻柳梦梅。任何一个书生在半夜时分听到有人敲门的时候，第一个想法恐怕都会是：“来者是人是鬼？”但是柳梦梅不同，因为站在他眼前的分明就是画中人，就是他一声声叫下来的佳人。在这个敦厚书生看来，他宁可相信美人儿是他从画上叫下来的，这是他命定的宿缘，根本不会去想她是花妖还是狐魅，不会考虑她是人间女子还是来自地府阴曹。成为鬼魂的杜丽娘依旧静雅娴淑、清丽动人。所以，假如不知道戏名，不知道前面的情节，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一场人间少年男女的和美恩爱的情事而已。在这出戏里面，杜丽娘的演法是不带鬼戏色彩的，只不过她的身份告诉你这也是一种灵异。
《牡丹亭》之所以至情感人，就在于其“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理念。凭着至情这双翅膀，生与死在柳、杜二人的眼中不过就是一道可以跨越的门槛，没有什么了不起，阴阳之界于他们几乎是不存在的。反过来说，假如没有了这一番生死离合的话，我们便无从了解至情。
一个执着于情的人，一个真正感悟了生命辽阔的人，当他看这样的戏的时候，首先不是斥责它荒诞不经，而是能够定下心来，感受其中细致入微的美妙。
灵异，使我们对深情之美有更深刻的感悟。所以灵异是超乎我们生命极限之外，对我们不死心愿的一个无疆的延展，它可以让我们忘记今生，穿越三界。所以这种灵异的美一定是相关于人心的。
风雅之美(1)
风雅是昆曲的特质
昆曲体现出来的风雅与我们生活中的风雅有什么样的关联？对于我们来说，是否可资借鉴呢？如果我们一味地要求昆曲给予我们一些什么，那么凭借唱腔、歌舞，凭着它对历史、人性的解读，它都可以传递给我们一些东西，但这些都是不完善的。对于风雅的领略，需要我们每一个人运用自己审美统合能力去完成。
无论是梦幻、深情、悲壮、苍凉、诙谐，还是灵异，应该说中国的所有戏曲形式都对这些有所涉及，但是“风雅”二字大概是只属于昆曲的特质。在了解了一些戏剧故事，知道了一些昆曲基本知识以后，我们将话题收结到昆曲最与众不同的生命特质上。在昆曲艺术的审美之旅中，我们最终读出来的是它独一无二的风雅之美。
大家看昆曲会发现，几千年的浩荡沧桑、一个人的命运起落，有可能都凝聚于一时一地，展现在一个空空的舞台之上。昆曲之美是一种虚拟之美，写意之美，是人的幻化之美在想象中共同完成的延伸。
审美是一种眼光，一种能力，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达到同样的审美高度。一个在生活中能够随处发现美的人，当他去看昆曲的时候，所把握住的美一定会比别人要多一些。
生活在现代的人们，每天忙忙碌碌，心下总有许多的琐细烦杂，似乎总也找不到一个可以依托的精神支柱，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缺少仪式感。一个仪式有时候会使人变得庄严，会让他在一套仪式的完成过程中，同时完成对自己生命信念的尊重。我们在舞台上获得的审美享受有的时候就是分享这种仪式感。我们去看舞台上对于生活中一个细节的放大，去体会戏剧人物内心深处的感受，这一切为我们的生命提供了一个参照体系。
昆曲的写意之美有着深厚的内涵，它有一些很固定的程式，但是通过这些程式传递出来的却是一些浓缩之后令人真正怦然入心、过目不忘的内容。
空荡荡的舞台上，一个人开门、关门、正冠，捋髯、饮酒、喝茶、上山、下山，一切皆有程式，一系列动作使舞台上所有需要观众看见的东西都浮现了出来。
昆曲的风雅就在于它没有边界，你会在一种既定的审美引导下去配合它完成一种默契的想象。就算是一把小小的折扇，不同行当有不同的扇法，体现的是不同个性、不同身份，给观众一种不同的感受。
昆曲表演中有这么一个说法，叫做：“文扇胸，武扇腰，丑扇肚，媒扇肩，僧扇手心，道扇袖。”扇胸是非常风雅的，巾生一般都穿着长褶子，长衫颜色浅浅淡淡，扇子在胸前飘飘逸逸，儒雅风流，这是非常符合他的身份气质的。无法想象，一个巾生把扇子拿在肚子上会是多么的可笑。武者身形高大，气魄较强，如果他的扇子缓缓在胸部扇动，那反倒显得拘泥了，所以武行扇扇子一定扇在腰上，令人感觉整个人气势是阔大的。丑诙谐幽默，扇子扇到肚子上，这本身就具有喜剧感。媒婆扇子扇到肩上，展现的是她们阿谀逢迎、八面玲珑的个性，将扇子拿得高高的，自然而然就表现出一种有点轻浮的、油滑的市井中说媒拉纤的形象。“僧扇手心，道扇袖”则反映的是出家人与凡俗的不同。
风雅之美(2)
一把扇子竟然有如此多的学问，看似是一个简单的程式，但是程式中埋藏着一系列的密码。所谓内行看门道，就是在既定的程式中看出不变的风雅气韵。
中国戏曲的写意之大，可以大到三步五步走过千里万里。昆曲舞台上的《千里送京娘》，说的是大英雄赵匡胤在路上搭救了赵京娘，又送她回家的故事。两个人在台上走走唱唱，三转两转，千里之路已经走完了。林冲夜奔，不过是听到舞台上几声更鼓，已经一夜天明。
这就是戏曲舞台上的写意。但是跑圆场也好，听更声也罢，所有的一切都是溶入在人的生命故事里的，一个人的生命背景、教养出身，会决定他面对世界的一种态度、一种风范，这些风范又会在一些归类的人身上凝聚成一些大体相同的程式。
比如源自《千金记》的项羽的表演—起霸。项羽的出场太美了，那一番从容不迫、有条不紊，把一个威武大将心中的辽阔、悲壮、沉雄、勇武全部传递出来。霸王先是一个亮相，接着拉云手，踢腿，再一个弓步，跨腿回来，整袖，正冠，紧甲……这是一整套的起霸，本来是出自一出戏，一个固定的角色，但它最终可以凝定为一个程式，这就是写意的发展与创造。
其实，昆曲始终是在创造与规矩之间寻找着它自己的定位。程式不是一成不变的，也总在发展之中。任何一个个体学习一出代代相传的戏码时，他都会自觉或是不自觉地进行自己的个性处理，可能是一个动作，可能是一处声腔，还可能是行头打扮甚至是舞台布景。比如现在大家很熟悉的舞台上的白素贞的形象，一身素白，头上一个红绒球，这是梅兰芳先生确定下来的装扮。一身缟素是她冰清玉洁的象征，鲜红的绒球犹如画龙点睛，她不同凡人的身份一下子就呼之欲出了。从个性化的处理到最终成为一种程式，正是一代代艺人在表演过程中不断探索的结果。这种程式化一定是变化的、流动的，在规矩与创新之间。
在中国戏曲中也有所谓的“戴着镣铐跳舞”。这一说法是闻一多先生在谈格律诗时谈到的，意思是说格律诗的创作受到限制在于它有格律，但是如果你能灵活运用这些规矩，就像戴着镣铐跳舞一样，反而更有铿锵的节奏，更有力度和韵致。
中国戏曲也是一样，如果完全受到程式、装扮和传统的约束，那么它就失去了生命的活力。真正的大艺术家，都做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戴着镣铐起舞，舞出一种极致的无可替代的美。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戏曲中的写意未免太夸张，怎么可能听几声更鼓，就算作是一夜过完了？怎么可能一个圆场，就跑过了十万八千里？这是不可信的！但是，倘若我们换一种心态，也许就可以想通了。生活里有一种相对论，所谓“欢愉嫌短，愁苦嫌长”，人们总希望良辰美景能要多长就有多长，无形中就觉得时光太短；但是人在困顿或是备感凄凉的时候，就会觉得度日如年。失眠的人辗转反侧，起来看看表，才三点一刻，原来长夜漫漫，离天亮还早。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在生活中实际感受得到的心理上的放大。而戏曲舞台上的放大，只不过是把这种放大更夸张了，更戏剧化了而已。
风雅之美(3)
再比如说，前苏联有一部著名的影片《战舰波将金号》，这是一部默片。学过电影知识的人大都知道一个名词，叫做“奥德萨阶梯”，就是出自这部影片。波将金战舰上的水手和奥德萨港的百姓结合为庶民的力量，却突然之间在阶梯上遭到沙皇军队的镇压，四处逃跑的民众死伤很多。这场突如其来的冲突持续时间不过短短的几分钟，但是在电影剪辑中却被极度地延长，延长到了每一个细节。比如说仓促间一个婴儿车滚下来，看不到母亲的影子；比如说那些民众，有倒下的，有惊恐的，有突然之间被冲散的；这一边军队往下走，那一边是惊慌失措的人群……电影通过剪辑，把人内心的感受，通过一个一个细节对位放大，形成这样的景观。“奥德萨阶梯”后来成为电影教学中一个典型的蒙太奇手法的剪辑案例。
假如我们去昆曲舞台看一看，也有很多这样的放大。比如说两个人蓦地相逢，表现两下里的心理活动，这一边用袖子一遮，他在想什么，先说一段；那边将袖子一挡，他在想什么，又唱一段。其实心下一念可能在生活里就是几秒钟而已，但是在舞台上的展现可能就是五六分钟甚至更长，这就是对生活细节的剪辑放大。昆曲就是在这样的一些程式里面，把生活中不能完全展现出来的部分淋漓尽致地呈现在台上，展示给观众。
在《惊鸿记》中，有《太白醉写》一出，演唐代大诗人李白。提起李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家家户户的孩子都能念出“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并不是远离尘世的传说人物，但他却是人人皆知的“诗仙”，在舞台上能够传递出什么样的风雅神韵呢？这取决于把他生命中什么样的时刻用什么样的形式呈现出来。
前尘往事
生命里总有那样一些冥冥中的缘定，不期然间蓦地相逢，无语微笑，绽放出宿命里早已刻画好的那一帧容颜……昆曲之于我，就是如此。
父亲爱戏，于是我从小就被咿咿呀呀的老唱片熏陶着，带着老式楼房木板地上斑驳的红油漆的记忆，还有午后的光懒洋洋泼洒在窗台上的温暖，一个小女孩儿眯着眼睛，在一板三眼的击打声中看逆光里浮动的尘埃……
“哒！上板。哒！头眼，中眼，末眼……哒！头眼，中眼，末眼……”至今，每每在枯燥乏味的会上，实在无处消遣时，微微仰了头，半合上眼，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在膝盖上轻轻敲击着，心中一段水磨腔汩汩流出，还会一步跨进三十年前，如同叩响一点不为人知的秘密的欢喜。
在我少女时代的记忆里，戏曲的造型是那样强烈地对立着，呈现出不可思议的反差：一端是革命现代样板戏，男人如郭建光的十八棵青松、杨子荣威虎山上潇洒英雄、洪常青的烈火中永生，女人如李铁梅的提篮小卖、江水英的龙江精神、阿庆嫂的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而另一端，在爸爸的老唱片里还藏着另外一个世界，那里的男人可以为将、可以为相、可以为儒雅巾生，可以扎大靠、可以戴髯口、可以舞翎子、也可以翩翩一扇开合在手，那里的女人裙纱明艳，珠翠满头，玉指纤纤，水袖盈盈，为她们的男人追魂寻魄生死缠绵……
这在一个十来岁小女孩儿的经验系统中是多么诧异的事……这都是“戏曲”吗？
回想起来，其实爸爸的唱片里京剧占了八九成，他爱的戏多是冷涩的，老生戏爱听言派余派，青衣戏爱听程派，昆曲的只俞振飞、言慧珠、白云生、韩世昌、侯永奎有限的几位，但是我偏偏就被昆曲击中了。
今天想来有个重要原因，就是革命样板戏一概是京剧声腔，才子佳人原封不动地栖息在悠远岑寂的昆曲里，像一个被尘封住的寥落而圆润的梦想。
最早听的自然是《牡丹亭》。《牡丹亭》里最早入心的就是《游园》，那样一段“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今天听来都熟悉得疏淡了，但是在一个大家都唱着“不低头，不落泪，咬碎仇恨强咽下，仇恨入心要发芽”的年代，是何等动魄惊心啊……我常常哼一段李铁梅，哼一段杜丽娘，然后就神思恍惚了。
听戏的孩子，从小是有秘密的。拍着曲子长大，就不知不觉在板眼节拍中调试出心里独属于自己的另外一种节奏，不急不慌，任世相纵横，自有一段不动声色的理由。
汪老师
刚认识汪老师的时候，我叫他汪叔叔，那时我只有十几岁，梳一对刷子辫儿，坐在台下如醉如痴仰望着昆剧巾生魁首汪世瑜。
听了好些年唱片，真正看戏是从八十年代。而且我从一开始看昆曲口味就很“刁”：爱听传统折子，偏爱南方剧团的戏码，因为嘴上归韵讲究，配了婉转有力的水磨腔，直磨得心里温温润润滴下水来。那时候除了守在北京看北方昆剧院的戏，就一心盼着上昆、浙昆、苏昆这几大剧团进京，他们的笛子一起，就是我的节日到了，攒下来的奖学金全数扔在护国寺的人民剧场和前门的广和剧场里，有多少场就追多少场。
汪老师的《拾画叫画》，看了总不下十六七遍吧。一句“惊春谁似我，客途中都不问其他”，柳梦梅翩然登场，拾得太湖石下杜丽娘一幅写真，叫得声声啼血，唤醒三生石上一段情缘。这出戏蓦一入眼就看呆了我，那份衷怀投入的痴狂让我一下子就相信了汤显祖所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看他的潘必正“伤秋宋玉赋西风，落叶惊残梦”，循着多少流水一段琴音声声追问“谁家月夜琴三弄？细数离情曲未终”……
看他的李益与小玉伤别在灞陵桥畔，“行不得，话提壶，把骄骢系软相思树”……
看他的陈季常长跪池边，央求着“蛙兄”住口，免得河东狮吼的娘子以为他挨了罚还要向人诉说……
看他的唐明皇对一番美景“天淡云闲，列长空数行新雁”，与贵妃“携手向花间”，酒酣情炽时渔阳鼓起，惊破霓裳羽衣曲……
汪老师在台上，穿行在这些华彩的衣裳与华彩的奇情之间，演绎出一段一段人间天上。下得台来，他会在我家吃饺子，叫我“小于丹”。
过了十几年，我在大学里教传媒专业，时常去浙江电视台讲课，一墙之隔就是浙江昆剧团，走出排练场看汪老师，汪老师说：“小于丹，你就坐在这里看我们排戏好了，你想听哪一段，格末就给你唱哪一段！”我就闲闲地捧一盏龙井，一坐就是大半天。
又过了十几年，2007年5月的北京皇家粮仓，厅堂版《牡丹亭》上演，六百年古仓，红氍毹上，水袖几乎可以甩到我的鼻尖前，我握一杯红酒，浸润在这一出我熟悉到呼吸里的大戏……“是哪处曾相见？相看俨然，早难道好处相逢无一言”……
曲终，总导演汪老师对我说了一句话：“你什么时候能在中央电视台讲讲昆曲？”
汪老师的话对我太重了，落在心里就会发芽抽条，摇摇曳曳的，不办到，总觉得发慌。
四个月之后，还是这座粮仓，总顾问汪老师一段一段给演员说戏，帮我把握了这七集的《于丹·游园惊梦》。我坐在明晃晃的灯下说着讲着，汪老师总在观众最后一排左边的角落里，看见他对我浅浅一笑，我的心里就不再仓惶。
现在我有个心愿：等到不这么匆忙了，去汪老师的家里，好好陪他喝顿黄酒。
林为林(1)
真正的戏迷看戏，大多是冲着“角儿”去的；真正的“名角儿”大多成名很早。
林为林就是昆剧武生行里中国数一数二的“名角儿”。
1962年汪世瑜老师成了“角儿”的时候，为林兄还没出生；八十年代中期我认识他们的时候，汪老师是浙江昆剧团的团长，刚过二十岁的林为林已经是名满天下的“江南一条腿”，成了中国最年轻的“梅花奖”得主。
那时年少，气焰飞扬。《界牌关》一个亮相，雄姿英发，白靠高靴，晃煞多少人的眼睛！摔抢背，翻吊毛，高高叠起的三张桌子上飞腾而下，英雄战死，也是一身掩不住的骄纵桀傲！所谓“少年壮志当拏云”，台上台下，就说是这番气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