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的黄昏中最好的一个。我的心胸，因久雨而悒郁、烦闷的，也突然宽畅，
开朗，我走在我的小同伴的身边。１９４４年１１月重庆
祖 父
当为我领路的堂妹指给我看，说那边当中的一间矮屋就是祖父的住处
的时候，我的心突然加快了跳动，呼吸也急迫起来了，我几乎是跑着赶了过
去。
我已经整整有十年没有见到祖父。十年前，我带着少年人的悲痛和梦
想离开了这个大城和家。我还能够清晰地记得当年的情景：在码头上，当开
船锣已经敲过后，祖父捏着我的手，笑着说：“好好读书，不要辜负了爹爹
的指望。这也是为你自己好。爹爹老了，只怕享不到你的福了。”祖父笑着，
眼睛却已经潮润：“记得爹爹疼你一场，将来常常到爹爹的坟头上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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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话没有说完，我就倒在他怀里哭了出来。现在，十年过去了。这是一个
壮烈的、惨痛的、有着惊人变化的十年。我回来了。这个大城接待这个青年
有如一个陌生的客人。
而且，我将要怎样来述说家中的变故呢？战争使我们失去了一切。而
在接近胜利的一次大撤退中，家里有四个人死亡，两个人不知下落，这当中
包括我的母亲。不知是在一种怎样神奇的情形下面，七十岁的祖父和一位婶
娘逃过了劫难，像乞丐一样地从桂林徒步走到了贵阳。胜利后，由于几位亲
友的帮助，他们比我早两个月回到了故乡。在这个他勤劳地生活了四十年的
城市中，祖父已没有一片可以遮雨的屋檐了。现在，他和我的婶娘寄居在一
位老街坊的家中。我和妹妹走进小屋，那是一个冷落的镶牙店。老板显然以
为我们是主顾，笑着有礼貌地站起来了，我却还能认出这位已经苍老了的、
善良乐天的牙医师。我向他说出了我的名字后，他睁大了眼睛看着我，接着，
发出了惊喜的呼声：“是你呀，青凡，我还当是哪个！这哪里认得到，简直
是大人了啦。你出去的时候还只这么一点高。”他比着手势，一面叹息着摇
头：“日子快，日子快！……坐哇，坐，老弟，我听你爹爹说这两天你要回……”
在他的宏亮的呼嚷中，一个中年妇人从后面屋里跑了出来。我站起，
认清了她就是那个在撤退中失去了丈夫和儿子的婶母。当我离开家时，她还
是结婚不到一年的新妇，现在，她的面容和神情却已如四十多岁的妇人了。
她穿着破旧的蓝色的衣衫，头发已经有一点发白了。当我招呼她时，她怔怔
地望着我，困难的喊出了我的名字后，就突然大声地哭了出来。
我明白孤独的婶母的悲痛。在我的身上，她是生动地记起了过去的幸
福的岁月，和失去的丈夫和儿子。不知该怎样说出安慰的话才好，我问：“爹
爹呢？”
牙医师在婶母的哭泣中，大声地摇头叹息。当他听到了我的询问后，
他笑着说：“我还忘了，他老人家在隔壁，我去请。”婶娘抬起了头，以含泪
的声音说：“青凡，你看，完完整整一大家子人出去，稀稀落落的几个回来……
人，人死了；房子，房子炸了……”
我在婶母的哭声中沉默。我示意妹妹走近婶母，给这位不幸的妇人以
安慰。
黑影一闪，牙医师走进来了，他说：“去去，你爹爹来了。”
我赶紧向门口走去，一个有着满头白发和齐胸长髯的老人正匆匆地走
来。
“爹爹！”我喊，心里也惊异着祖父的苍老，十年前，他是那样的健壮，
常常领我到各种热闹的场合去，见到每一个熟人，他都含着得意的笑容，拍
着我说：“这是我的大孙子，初中就要毕业了……”
老人站住，眯着布满红丝的浮肿的眼睛，凝望着我。
“爹爹！”我又喊了一句，走近他身边，要流泪。“……”老人张合着嘴，
但却没有说出一个字。他点头，眼睛红润。我扶着他进屋。
牙医师笑着说：“爹爹，你这该好了吧，这回青凡可回来了。”接着，
他回头向我说：“青凡，你不知道你爹爹是怎样念你，天天只巴着门望你回。”
我扶着祖父坐下。他久久地微笑着凝望我，泪光在浮肿的、布满红丝
的眼中闪动。婶母的哭泣已停止了。小屋里有着令人窒息的寂静。
“好，好，成人了。”好久后，祖父点头，说，声音是颤抖的，他像小孩
那样用手背擦着眼睛。在以后的谈话中，老人的闪着泪光的眼睛一直没有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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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我。
开始了十年流亡生活的倾诉。那是平凡的，每一个当年逃难的家庭几
乎都有着相同的经历。但这当中却饱含了多少灾难，苦痛和血泪。
七十岁的祖父，孤寡的婶母，他们的面容上，神态上，破旧的、沾着
异地的风尘的衣裳上，都写着这十年来他们生活的艰难，精神上的负担的沉
重。现在，他们所祈望的胜利已经获得了，他们在多种困难的情形下面回到
了故乡，而他们的贫困、痛苦，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这责任是谁的？
我能向老人和妇人说什么呢？
“不要怨爹爹。”祖父发出了叹息，说起了母亲的死：“你妈的事，怪不
得爹爹。你想，逃难，人挤死人，没有钱，没有车，你妈又病着……我也是
九死一生……”
婶母也插过来说，“可怜你妈苦一生，只巴望你成人……眼望到你就要
做大事，她又……”
我用一个手势打断了婶母的话，我不愿意再加深自己的悲痛。
“你看，青凡，你看爹爹怎么办呢？连一个落脚地都没有……，乡里倒
还有一点田，那里又在开火，回不去……不是刘先生照顾，眼望要讨饭……”
祖父沉痛地说：“唉，”牙医师大声叹息，在小屋内来回走动，以苦涩的声音
说：“老爹，莫说这些客气话，只要过得去哟，这年辰！”
我知道，年迈的祖父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是由于我，他才感到他的
暮年有一点温暖，有一点光辉。他没有，也不能想象，他的孙儿在这个国度
中，也只是一个受难者…… “你还要走？”祖父问。
“嗯，学校就要开学，我坐的是学校的专船。”
“走吧！”在痛苦的沉默后，祖父说：“还有一年，把大学好好念完。爹
爹再只有你这个长孙了。”
我告辞。祖父和婶母送我，依依地伴着我走完了一条街又一条街。狂
风随着冬天的黄昏起了。祖父和婶母在我最后的坚持下站住，当我走得很远
后回头，看见那个不幸的老人和孤寡的妇人，还在风沙和暮色中站在原处，
遥望着这边……以上所记的，是半年前的情景。因为接到妹妹的一封信才想
起来的，妹妹的信中说了这样的话：“……祖父的健康最近是更显明的退步
了，每天吃饭很少，常常突然昏倒。我看他心里是怎样难过呵。前三天，他
真的病得不能起床了，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吃东西。昨天，大伯和三舅才把他
送进了医院。医生也说不出是什么病，只说人老了，心境又不好，营养又不
好，所以身体衰弱了。祖父在昏迷中，老是叫你的名字，他老人家真想你呵。
你能不能回来一次呢？……三婶在医院里照顾祖父，好几回我看见她一个人
躲着哭，你想，如果祖父有什么变故，她怎么办呢？……”
读着信，我的心沉了下去，我似乎听见了祖父的对我的呼唤，看见了
婶母的绝望的面容……如果能够，我自然希望还能见到祖父；如果不能，那
么，死去也好，对他，这可能倒是一种解脱。１９４７年５月
邻 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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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脸色苍白、披散着火烫的头发、整天穿着香云纱短衫裤的中年妇
人，又在那边哭泣、咒骂了。
这对我已成了一种精神上的苦刑：每天午饭后，或是深夜，她就哭泣
着，咒骂着，或高声地述说着什么，夹杂着尖锐的哭声。我不能想象她那样
瘦弱的身体怎么会有这样惊人的精力。她的哭泣和吵闹的声音总是愈来愈
高，似乎将永不停止。而隔开我们的又仅只是一层薄薄的板壁，当她拍击着
床板、顿脚的时候，我这边就会受到震动，以致我不能不锁上门逃走。唯一
留给我的宁静是在上午：那时候她还在床上做梦，因而我可以看一点书，写
一点什么。
我出门下楼，必须要经过她的门口。像我住的那间屋子一样，那个女
人的房间也只有一个小小的木格窗户，因为对面有着一堵高高的墙，阳光永
远不能从窗口射进来。阴暗的小房内零乱地放着一些什物和两张床。陪伴着
这个妇人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婆，那个女人的哭泣和谈话都是对着她
的。后来我才知道那位老太婆原来是她的母亲。年老的母亲整天操劳：生火、
烧饭，或是坐在后门的阳光下缝补衣服。那女儿什么也不做。有时候，我在
门口遇见她，脸上抹涂了廉价的脂粉，换上了绸衫，出街去了。
就因为她上街的这种打扮，我以为她是一个妓女，虽然又不大像，因
为很少看见陌生的男子进她的屋去。有一次，我和楼下的一位女佣张嫂谈起
了她。
“别人是营长太太呵！”张嫂努努嘴说。
“那个营长呢？”我问。
“上火线去了，连信都没有一封。我看，男人不是死了，就是把她丢了。”
营长太太似乎是为了保持自己的身份，很少和邻居们来往。但有几次
我也看到她在后门口和别的太太谈天。“我们过去呵，”她说，挥动着手臂，
“那是什么日子呵！我的营长一请客就是十几桌，尽是些官太太、科长太太、
将字号的人物。不是吹的话……”她说，眼圈子有点红了，接着，发出叹息，
“那个背时的，这回一走连信都不丢一个，害得老娘一个人受苦哇，落得这
个地步哇，在这个鬼巢里和这些鬼人住在一起呀……”她显然不能控制自己
的激情，她的最后的一句话触怒了听众们，于是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似乎就
要打起来了。但以后不久，我就又看到她们在同样的地点谈着同样的话。
在营长太太每天的哭闹声中，我很少听见那个做母亲的出声。老太婆
只是偶尔叹息一声：“造孽啊！”
今夜，我又被营长太太的哭闹声惊醒了。意外地，这一回，年老的母
亲也大声地叫嚷了。
“不卖，随便怎样，我不卖！”老人以干哑的声音说。在静夜中，我听得
见她沉重的叹息。
“那我们就饿死算了，饿死！”女人以哭声说：“那个狗×的没良心的东
西呵，我这是哪一生造的孽呵……”她唱歌似地哭喊着。
“饿死就饿死，我活了六十岁，六十……死得着。没有那个话，卖房子！”
老婆婆在妇人的哭声中，自语似的说。“那你就死啊！”妇人突然终止了哭声，
大声地、疯狂地叫。接着是床板的响动，她大概是坐起来了。“你死，死了
我嫁人！”“嫁人，哼，你嫁人！”老人以轻蔑的语气说。
“嫁人没人要，我卖×总卖得！”妇人疯狂地喊：“你老不死，我活着跟
你受罪呀！不是你，我会落得这个惨下场呀！皇天有眼啦！”她又开始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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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地哭，一面敲着节拍似地拍床板：“那个没良心的呵，（拍）那个当炮灰的
呵，（拍）丢下老娘受罪呵，（拍）……”
“我老不死，……跟我受罪？！”老人唠叨着，声音颤抖，突然她大声地
吼：“我走就是啊！……搬，明天搬，我一个人照样过日子，你这样的女人
没见过……房子是我的，房子卖了喝西北风啊？……我跟你说，做娘的苦了
一辈子，死了我要睡口好棺材！”说到最后一句时，老人哭了起来。
… … 在唱歌的哭声和干竭的哭声中，我又睡着了。不久，却又被一声
巨响惊醒，我听见了脚步声，大概是那个妇人在黑暗中不小心撞翻了什么。
“什么撞倒了？”做母亲地问。声音是平和的，显然，刚才的风暴已过
去了。
“凳子！……呵，姆妈，这个帐你听我算，”妇人的脚步声静止了，她大
概是坐到了母亲的床边。“房子收租钱，一个月只收得到二十万，这年辰，
你老人家自己想，二十万管什么用？再说，房子是老房子，几十年了，还住
得几天人？”女人以亲切的低声调说，似乎一点也不记得刚才的争吵。“你
再听，卖可以卖得八百万，人家张先生出了价钱，八百万！这样的主顾哪里
找？一栋破房子！”
“你莫瞎话，房子还是好生生的，一点不破！”老人不满地说。
“是的，是的，房子不破！”女儿敷衍着母亲。当她说下面的话的时候，
她的语调充满了诱惑，她说得急促，紧张：“姆妈，你听我说，八百万，我
们拿两百万过日子，一百万买东西，五百万放利，大二分，二五一十，一个
月就是一百万。”她甜密地重复着：“哈，一百万，你老人家天天吃肉！”
“我倒没那么好吃，”老人笑着说，她的笑说明她已动了心。
下面接着是冗长的低语、计算。
“靠不靠得住呵？”老人问。
“你老人家又说瞎话，人家那个大铺子还跑得了几百万块钱！……你老
人家莫担这个心。”
… … 第二天我出去吃早点，遇见那个营长太太，这是我搬来第一次见
她起得这么早。像过去一样，她穿上那件绸长衫，涂抹着脂粉的脸上有明朗
的笑容。当她看见我的时候，意外地，竟向我笑着点了一个头。下午，她和
一个胖胖的，穿着哔叽长衫的中年人回来了。在隔壁，他们高声地、愉快地
谈着放利钱的事。
“任先生，我妈说钱放在你那里不太放心，你看老人家呵，不放心……
嘻嘻。”女人快乐地笑着。“姆妈，人家任先生来了，你再问问看，你看人家
好大铺子。你老人家自己问么。”女儿笑着说。
“你这个傻女呵！”老人愉快的骂着。接着，是那个男子宏亮的笑声。
这以后不久，我的隔壁，代替哭泣和吵闹的是母女之间的亲热的对话
和妇人的尖锐轻快的笑声。我觉得日子清静了一些。因为笑声比哭声究竟容
易忍受一点。但好景不常，那以后，却又加上了从午后开始一直继续到深夜
的牌声。做母亲的仍像过去一样地操劳。有几次我听见女儿主张请一个佣人，
老人都拒绝了。老人大概不习惯清闲的日子。当女儿坐在牌桌上时，她都坐
在楼下后门口，缝着或洗着衣服，和邻人们谈天。“你老人家后福好呵！”人
们称赞她。
“哪里话！”老人闭目，微笑着摇头，但显然是乐意于别人的赞美。
她们的突然的阔绰是显明的，特别是表现在女儿身上。她重新又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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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发，换上了新的绸衫和新的高跟鞋。在后门的集团中，是不大看到她出现
了。再以后不久，她们就搬离了——用营长太太的话来说—— “这个鬼巢”。
临走时，大概是由于积累起来的仇恨，她以傲慢的姿态，没有指明地高骂了
一场。太太们以轻蔑的沉默应付她的叫骂。只有张妈冷冷地说了一句：“你
又发财了，营长太太，何必跟这些人吵呵！”张妈特别着重地说“营长太太”。
女人不屑地哼了一下，没有答理，走了。我终于有了一段清静的日子，
一直到我搬家。
我终于要辞别那个大城了。忙着买东西，弄船票。当我从一条热闹的
大街走过的时候，在一家紧关着的店铺的门口，围着一大堆人，里面还有嚎
哭的妇人们。我向里面张望了一下，突然，我发觉原来是我的邻居的老太婆
也站在人群中间哭着。“怎么回事？”我问一个站在我身边的人。
“什么事，铺子倒了老板跑了，这些存钱的人倒了霉！”那人大声地吐了
一口痰，摇着头走开。
“天啦，皇天啦！”我的老邻居以干哑的声调叫着，没有眼泪地哭着，“你
黑天良的东西啊，你杀千刀的呵……可怜我老人呵……叫我怎么活呵！”
我以沉重的、悲悯的心情凝望老人，我叫了她一声，她没有听见。
突然，有一个女人向门上撞去，用手脚同时推撞着门。接着，第二个
人也上去了……我的邻居也上去了。门上发出一阵狂暴的雷鸣，几乎要破裂。
人群中走进来了几个警察，大声吼叫着阻止受害的人们。
“你们乱叫什么？退开！你们吃了亏政府当然晓得，法院会传你们的。
站开，站开！”警察们吼。
人群有着严肃的寂静。突然，我的邻居发出狂笑，双手击着掌，以头
向门上撞去。人群中发出轻微的惊呼。老人倒下了。笑声却没有中断，那是
疯狂的、比哭声更悲惨的狂笑：“我的房子，我的棺材，我的女呵！”
我不能不掩着耳跑开。１９４７年４月
拜 访
… … 现在，我和我的朋友都迟疑地站住。在我的面前，是一座院落的
黑色大门。我的朋友伸出手去，快要挨近生锈的门环时，又缩回来了。他回
过头来看我，呈露着那样困惑、苦恼的脸色，似乎正面临着什么不幸。接着，
他做了一个可笑的鬼脸，轻轻地问：“怎么样？”
这一次拜访是他提议的。我们在一个悠长的、艰苦的八年之后，又回
到这个大城来了，我们惊异着这个城市的巨大改变；当幼年时的朋友偶而重
逢，我们惊异着各自巨大的改变。
于是，我们谈起许多年前的一些事情。当我们面对过，而且也正面对
着鲜血淋漓的人生，童年在我们的回忆中，是亲切、灿烂而动人的。那以后，
是狂热的少年时代，在民族的灾难面前，我们真诚而努力地贡献我们的热情，
抛开了学校的课本，四处奔走，组织集会，参加浩荡的游行行列……自然，
这一切是已经过去了。但是，当我们现在谈到时，仍旧有着说不出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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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互说起那些已不知去向的友人，最后，当我问起那个时候曾经被我们
每一个人都悄悄地爱着的叫做江叶的少女时，意外的，我的朋友告诉我，她
就住在城外，并且，他提议，不妨去作一次冒昧的拜访。我自然同意了。我
们大都愿意享受这种——就说是 “罗曼蒂克”吧，以好奇和激动，去看望一
个十年前被我们悄悄地爱过的、勇敢而热情的少女。
在路上，朋友——我一直忘了介绍他的名字——周大杰向我述说着江
叶的情况。他们曾经在路上偶然遇见过一次。她苍老了，她曾经使我的眩目
的奇异的火焰，已经熄灭了，他说，她现在只是一个名副其实的 “妇人”。
——她是带着一个孩子在街上买东西时，与周大杰遇见的。
我沉默地听着我的饶舌的朋友的述说。他的夸张的形容好几次使我忍
不住发笑；而这笑声并不能表明我的快乐。我的朋友自我述说着那个少女巨
大的变化，而他似乎忘记他自己，十年前那么顽皮、活泼的少年，现在已经
是周大杰先生：一个机关里的小公务员，一个 “妇人”的丈夫，和一个孩子
的父亲。而我，虽然现在我还是一个流浪汉，而当我现在思索着这一些 “现
实的残酷”的时候，说明我已失去了少年时单纯幼稚的欢乐了。
现在，高高兴兴地一口气跑完了近十里路，我们反而迟疑了，周大杰
甚至不敢伸手敲门。是什么力量阻止他？我们相互沉默地望着，站了一会。
回过头去，黄昏正好：灿烂的落霞，在蓝天上涂抹着瑰丽的色彩。远山，树
丛，茅屋，池塘……都静默着。晚风掀起稻田中金黄色的波浪。在寂静中，
我的面前的一颗大树，发出轻微的呼喊。
“怎么样？”周大杰第二次问，微微提高了声音。
我生气地看他一眼，举手轻轻地敲门。门环发出凝重、喑哑的声音。
没有回答。
半晌，这一次是周大杰敲门，敲得很重。“谁呀？”我们听见有人走过
院落，门打开了，一个穿得很破乱的中年妇人站在我们面前。她显然是一个
女仆。
“找哪个？”一点没有礼貌地询问。
我和我的朋友又相互看了一眼。周大杰告诉她，我们来找 “江小姐”。
“江小姐？这里姓张，没有什么姓江的。”那个女仆粗鲁地回答，门几乎
就要关上了。
但是，从门的隙间，我看见了一张脸从院内一个窗口伸出来，向着我
们这边张望。是的，那是已经有一点苍老了，但我还是认得那张脸，因为我
认识那一对还是很大的眼睛。
“什么人哪，刘妈？”那张脸问。同时，我听见里面有个小儿的哭声。
“江叶！”我几乎就要喊出来了。我鲁莽地推开了那个女工，向院落里跨
进了一步。我正预备开口说话的时候，那女工打断了我。她大叫：“跟你说
过了，这里姓张，没有什么姓江的！”我已用不着回答，那张脸突然有着惊
异和快乐的表情 （那是如此奇异地混合在一起），告诉了我它已经认出来站
在这里的是什么人了。
“呵！”那脸发出尖锐地呼喊：“马莱，还有——”她看清了在我后面走
进来的周大杰，“大杰！……刘妈，刘妈，引他们进来！”
那女工惶惑地看着我们，接着歉意地笑笑：“呵，你们是来找太太的。”
她说着道歉的话，引我们走向院落。
一个妇人从门里迎出来，一面在扣着长衫肋下的纽扣。在她背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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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风似的跟着三个孩子，从她身后探头向我们望，如同一个巢里面的三只小
雀。屋内传出来更大的小儿哭声。
“想不到，马莱……呵，房里坐，马莱，你看……”她显然是慌乱了，
招呼着身边的孩子中最大的一个：“去，大傻，去招呼妹妹。”
我们在房里坐下了。这间屋，如所有的乡下的屋子一样，是潮湿而阴
暗的。仅只靠天井的那一边，有着一个钉着木格的窗子。四边的土墙已经有
一些颓落了，露出竹篾。左面的墙上，有着一张六寸大的照片，光线太暗，
辨不清那是什么人。屋内有着只有乡下才看得到的庞大、坚固、古老的木床，
和一张污黑的歪倾着的方桌。大床上有一个正在啼哭的婴儿。女主人慌张地
跑过去，露出胸部喂着奶；一面回头为我们张罗着茶水。
我们接过女工为我们递过来的茶杯。我环顾，感到了某种局促和不安，
这是在拜访之前没有想到的。而且，虽然我先前就知道她已结了婚，有了孩
子，但在这个小屋内，我仍有着惊异和凄凉的感觉。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马莱？”女主人询问。我听得出她的声音有一点
颤抖。我简单地答复了她。她抱起婴儿，正面坐在床沿上。在这个阴暗的屋
内，我不能好好地看清她，但感觉这是一个陌生的妇人。她，这个妇人，使
我温柔的回忆变得凄凉而黯淡。
我们沉默着。这沉默是生硬而痛苦的。女主人忘记了收回她的笑容，
忧郁地凝视我们。
周大杰低头长久地玩弄着那只粗糙的茶杯，我躲避女主人的凝视，想
起了十年前的欢乐，和一些久已忘却了的细小的故事……火热的场面，风雪
夜的奔走，激情的歌唱……那些青春的诗。现在，那时候最出色的女郎就坐
在我们面前——以另一种身份。我觉得，我是走进了一篇小说中间，痛切地
感受了时间鞭子的抽打…… “我们九年不见了，不是？”
“是的，整九年。”
“时间过得好快呵！”女主人叹息：“这九年，你过得好么，马莱？”
我自然过得不好，我简略地说了一点我的情况。接着，问起她的情况。
“我么？”她凄苦地笑：“你看见的，就是这样……许多话，一时也无从
说起。”
我们又沉默了，都不知道该说什么话好。我们是生疏的。我感到这一
次的拜访是不必要的，我们不能得到什么，除了失望和痛苦。我想告辞，却
又一直犹豫着，如一种什么力量拉扯着，没有开口。
女主人也显然地感到了局面的僵硬，她低头喊一直惊异地望着我和周
大杰的三个小孩：“来，喊伯伯，喊马伯伯，周伯伯。”
孩子们畏缩，害羞，不肯喊。
“他们的父亲呢？”周大杰问。
她望着周大杰，似乎不明白他的问题。接着，她又望着孩子们。
“死了！”好久后，她轻轻地回答，垂下了头。
“死了？”我不自觉地惊问。在说出口后，我就知道我的发问是愚笨的。
“在一年前，”她抬起头，用异样的音调回答。我看不见，但感觉到了她
的眼泪。“敌人投降前两个月。”
暮色下沉，屋内更暗黑了。女工掌着油灯走进来，将灯放在桌上后，
又在我们的沉默中退了出去。
“他是做什么事情的？”周大杰借着桌上的灯点燃了烟，递了一支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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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军官。”
在油灯的暗弱的黄光下面，这阴暗、古老的土屋，是有了另外一种气
氛。我们渐渐地不再感到窘迫。女主人轻言细语地谈了这九年中的她的经历：
战争初期，像那时候的多数年轻人样，她是狂热而感动，抛弃了幸福的家，
投奔到此方；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了一位军人，发生了爱情，结婚不久，
有了孩子。因为战争的变化，她随着丈夫，移到了华中，胜利前两个月，他，
那个军官，在一种极端残酷和壮烈的情形下面，死在另一种战场上。
“因为孩子太多，和一点别的原因”，她压抑着激情，低声地说：“我无
法继续工作，回到了这边。现在，看起来，像一个贤妻良母了。”沉默了一
会后，她抬起头来，“对我失望了么？”我没有回答，我不能回答。点燃了
第二支烟。
“这八年，”她说，“对我是一个艰苦的磨炼……现在，因为孩子，只有
暂时守着。有时候，心里，苦得很。只要孩子有个交待，我还要再走出去。”
她的热情的低微的谈话，她的在油灯下抱着孩子的姿态，和她的经历，
使我们因久别和别的原因而来的距离，渐渐缩短了。她对我，已不是一个生
疏的主妇，而是，像九年前一样，仍是我的亲切的友人；我想到，先前以“罗
曼蒂克”的心情来拜访她，因为她的苍老而失望，是一种罪恶。
我站起来，走近她，问：“还记得九年前的许多事情么？”“忘不了！”
她点头，“回到这个城市来时，我很激动，是希望着什么，期待着什么的。
但我发觉这个城市给我的只是冷漠。老朋友也都不见了，——仅只在街上遇
见一次周大杰。我也就不大出去了。每天黄昏就这样坐在这个阴暗的窗口。”
“还有过去的那种豪情么？”
“相信我！”她语调是坚强而痛苦：“还是像九年前一样，帮助我！”
我们站起来告辞，她将熟睡的孩子放在床上，掌着灯送我们穿过院落。
田野已溶化在黑暗中，一片寂静。她伸出另一只手来：“那么有空再来玩，
我——寂寞。”我紧紧地还握她的手。“再重复一次，”她沉重地说，金色的
灯光，摇晃在她有一点苍老、沉毅的脸上，“相信我，帮助我！”
当我想回答一点什么的时候，眼睛突然湿润，就放开了她的手，走了。
她将手上的油灯高举，为我们照路……１９４６年
哀悼以外
上星期天，接到一个朋友的信，里面提到另一个朋友的死讯。当时我
颇有一点惆怅。在目前的中国，一两个人的死自然不值得惊奇，我虽离中年
的大门还颇有一段距离，这几年也就默默地经历过好几次死别的悲哀了。但
这一次却想写下一点哀悼的文字。我和死者有十多年的交往也应该有这一点
情谊。但我提笔的原因，有一半却是为了生者：现在还健在的友人和我自己。
死者的名字是蒋良华，我初中时的同学，一个非常——用老师的话说
——调皮的学生。
上课不用功不必说了，而且常常要做出一些小小的恶作剧。他的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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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踢得很好，在初中一年级时已经是校内出名的球员了。另外，他又是很出
色的话剧演员，代表学校出席讲演比赛的选手。总之，在课外活动中他往往
占一个显要的位置，成为我的和别的同学们心目中的英雄。
因为住处的相邻，也由于性格的相近，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谁起得
较早时就去邀约另外一个，一道骑着自行车上学，晚上又一道回家。我还能
非常清晰地记得那些大雪的冬日，天还没有大亮，他就站在我家的窗口低声
地呼唤。低声，是为了怕惊醒我的祖父 （祖父不喜欢蒋良华，老是说他把我
“带坏了”）。他的声音虽然那样低，我还是在警觉地期待中被惊醒了，悄悄
地爬起床，因为寒冷而颤抖着，披上衣服，走向窗口向他做手势，一面忙乱
地扣衣服。他也做手势回答我，意思是要我快一点。我们表现得紧张而又神
秘，那景象现在想来还非常生动。很快地我就穿着好了，轻步下楼。一到门
外，我们就跳上各人自己的车子，飞快地骑走了，同时吹着口哨，唱着歌……
蒋良华的家庭曾经富有过，后来衰落下来了。他的父亲曾经是政界的
红人，因为风云的变幻，加上一点别的什么打击，倒了台，在家里闲住着。
他看去很苍老，很少说话。良华是他最小的、也是仅剩下来的儿子，受着老
人衷心的爱抚和严厉的管束。他的母亲 （老人的第三个姨太太）的出身听说
不大值得尊重，因为她的善良和慈祥，我是非常欢喜她的。再加上一个远房
的孀居的姑母，就组成了他们冷清的家了。——他们的屋外是一个没有人经
管的废园，有着几棵高大的法国梧桐树，阳光不易射到屋内。那高大幽暗的
房中，常常寂静得只听见窗外鸟雀的喧叫声。后来，我想，也许正因为在家
中是这样的局促，所以，一跑到外面，良华才反叛地变得那样顽皮吧。
那个失意的老人，在凄凉的暮年，给予他安慰的，除了独子外，就是
书籍。他收藏了好几柜子的书，大都是线装的，也有一些文学读物。因为在
家里不能胡闹，良华就只能在书本中来开拓他的天地了。他后来喜爱文学，
这种孕育是很有关系的。常常，在晚间，我和他站在椅子上在大书橱中东翻
西找，有图画的，故事性的，就都取了来看。开初我们还轻声说话，后来就
都沉默了，两人都沉进了悲哀的或是美丽的故事中间，一直到他母亲再三来
催促他去睡觉。
在我们读到初中二年级时，北方学生运动的狂澜卷到了我们所生活的
城市。在几个高年级的同学的影响下面，我们参加了一个读书会，参与了几
次全市学生的示威游行。良华很少出现在球场上了，他常常埋头啃着一些厚
厚的理论书籍，开始成熟起来。初中毕业的那一年，芦沟桥的炮声在北方震
响。良华异常地狂热和激动。他参加了一个流动宣传队，到邻近的县城和乡
下去进行各种救亡宣传活动。常常，深夜他来敲我家的门，告诉我他们工作
的情况和遇到的问题。一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在灯光下他的燃烧着热情的脸。
战局激剧地转变，我们所生活的城市已处在紧急的状态中。他家决定
搬迁到桂林。临走的前一天晚上，他来向我辞行。我们在街上边走边谈。他
显得有些忧郁、焦躁，说他原来准备到遥远的北方去，但又觉得完全丢开父
母不顾是不对的，想等他们安顿下来以后再说。他向我说了将来的打算和计
划。那时候，他是有着迫不及待地为这个时代献身的激情。我们热情地谈着，
一直到深夜。店铺的大门一家一家地关上了，街上行人已逐渐稀少。我们沿
着幽静的街道走着，哪一家窗口飘吹过来一个少女的歌声，唱的是忧愤的《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