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他那里学会了西班牙语。
大会原指定了一位会说英语的南斯拉夫的女同志照料我们的，她出现
后，就代替了那位女同志，经常陪伴着我们。但那些来自南美洲的诗人们，
来自西班牙的诗人们，以及来自其他各国的诗人们，也常常要请她帮忙翻译
或为别的事麻烦她。当她走动时，常常被某个代表拦住。有时她正在与人谈
话，有人就在旁边守候着。而她看到某个代表需要翻译上的帮助，也会主动
地跑了过去。她几乎成为大会中最忙碌的工作人员之一了。她不得不经常对
我们说：“对不起，请等一会儿。”就匆匆忙忙走了。有几天，她伤风感冒，
头痛，但她还是忙着，唱着，笑着……
她喜欢唱中国的民歌，口中常常哼着 “半个月亮爬上来……”、“跑马
溜溜的山上……”。她还会唱两句京戏：“苏三离了洪洞县……”，居然还有
那么一点韵味，使我们大笑着拍手叫好。不过，她就会那两句。她也喜欢跳
舞。有一天，我们住宿在德多夫城附近的一座高山上的饭店中。山上居民很
少。由于这是欧洲著名的滑雪胜地之一，那饭店的规模不小，设备现代化，
建筑格式却又带一点乡村风味。晚上刮起了大风，落着雨。从窗口望出去，
夜色茫茫，这就更显得室内的温暖。餐厅里坐满了客人，喝着啤酒和冷饮。
一个男歌手在五个人的乐队的伴奏下放声唱着马其顿民歌，歌声高亢，欢乐
而又略带苍凉。有几位南斯拉夫客人跳起了民间舞，后来更多的人 （包括外
国客人）都参与了进去。莉里娅娜正患感冒，她站起来走了。我以为她回房
休息。不一会，她穿了一套漂亮的连衣裙，笑嘻嘻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好
看吗？”一转身，她也卷入到舞蹈的行列中去了。她跳着，笑着，唱着，于
是，我看到了一个快乐的小姑娘莉里娅娜。后来，我也被她拉进了舞蹈的人
群中，我觉得，我也年轻了。但是，我常常没有能够合上节拍，不得不退了
出来……
在离开南斯拉夫的前两天，她说：“我一辈子都会记得你们的。”她说：
“这次认识你们，会影响我一生。”她要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学，她认为我们
可以给她具体的帮助。她说：“如果回到中国以后，你们不理我，我，我……
在就要天天骂死你们。”
而我们当然也会记得她的。在南斯拉夫的两个星期是难忘的，而她的
出现帮助我们解决了许多困难。回国的前夜，在为我们举办的一个文学晚会
上，我向热情的主人们告别，最后我说：“没有莉里娅娜，在许多场合，我
们就将是聋子和哑吧。”事实上的确如此。而且，她也为我们这个小小的团
体带来了温暖和增加了色彩。——是的，我们会永远记住她的。只要她需要，
我们也会帮助她的，一如她帮助我们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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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和我们同机回国了。南斯拉夫作家协会委托她和一些中国作家联系。
她将作为中国作家和南斯拉夫作家之间的一座桥。
她也将是南斯拉夫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一座桥吧。“一日不见，如隔
三秋。”当她与我们分手半天或一天后再见时，她就笑着这样说。这句话，
她是从我们这里学去的。而现在，我已整整一个月没有见到她了。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１２日
波 芭
我们在贝尔格莱德机场下飞机后，我对来迎接的一位南斯拉夫的女同
志说：“你是波芭吧？”她微笑着点点头，同时用询问的眼光望着我，那意
思是：“你怎么知道的？”
在这次出国前，近几年访问过南斯拉夫的几位友人向我介绍情况时，
都用赞扬的语气谈到了南斯拉夫作家协会的外事秘书——波芭，说她对中国
客人是非常热情的。
现在她就站在我们面前，美丽而端庄。后来我才知道，她已是两个女
孩的母亲，大女孩已有十五岁了，而她依然显得那么年轻。她的明亮的蓝色
的眼睛含着笑意。
在走出机场的路上，她向我们问到了邹荻帆、邵燕祥、骆文这些她接
待过的中国诗人的近况。她的询问并不是礼节性的，而是出于一种真实的关
切。
她送我们到塞尔维亚饭店，陪我们喝了一点冷饮，安排了我们活动的
日程。为了要赶上第二天就要举行的斯特鲁卡诗歌节的开幕式，我们当晚就
要赶到斯科比，她又送我们到机场。和她只相处了两三个小时，她已留给了
我很好的印象。她虽然接待过许许多多外国客人，却一点没有矫揉的热情，
她是诚恳、亲切的。而且我感到，在她的西方的外表下面，有着一种东方人
的气质：文静、含蓄。
几天后，我们再返贝尔格莱德时，又是她到机场来接我们。南斯拉夫
作家协会为我们举行的两次座谈会和一次宴会，她都参加了。她微笑地坐在
那里，不大发言，有时用英语为我们翻译。只是在她陪我们参观贝尔格莱德
市容的那一天，我们才得到了从容谈天的机会。
那是一个阴天。她带着十岁的小女儿伊琳娜到我们住的饭店来了。一
见面，那女孩用中国话对我们说 “您们好！”当我们送了她一点从北京带去
的小礼物时，她又用中国话说：“谢谢！”我们都高兴地笑了。波芭要我们注
意，那女孩有一双中国式的黑色眼睛。她告诉我们，那女孩喜欢中国人，正
在学说中国话，所以带她来看看我们。
波色没有开车来，我们是步行出去的。中途落起了雨。她犹豫了一下
后提出，她父亲的家就在附近，问我们愿不愿意去稍坐。在与她父亲的交谈
中，我们得知他是老游击队员，曾经担任过南斯拉夫共和国的教育、文化部
长。那么，用我们的话来说，波芭也是 “高干”子女了。雨住后，她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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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了贝尔格莱德最大的公园、古堡和一座古老的教堂。这些地方，她当然
不知来过多少次，不知为外国客人作过多少次介绍的。但她还是耐心地、细
致地解答我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而且经常主动地为我们讲解。同时，我们
也像朋友式地交谈。
小伊琳娜还从口袋里摸出了一个什么果子送给我。波芭说，南斯拉夫
人认为，将这样的果子放在枕头下面，睡觉就可以香甜。小伊琳娜有两颗这
样的果子，一颗送给祖母了，她希望这另一颗也能为我带来香甜的梦。我要
波芭转告小伊琳娜，我相信那果子的神妙的作用，而我在香甜的梦中会梦见
她的。当波芭俯下身子翻译我的话时，我看到小伊琳娜那双中国式的黑色的
眼睛亮了起来，她转过身来牵着我的手笑着说什么。波芭转告我，她说她也
会在梦中梦见你的。
走得很累，也有些饿了。波芭引我们到一家饭店去吃午饭。那饭店在
一条僻静的小街上，是一座有乡村风味的古老平房。店堂不大，只放了六、
七张餐桌。店子的招牌上只有一个大的 “？”号。我问波芭，为什么用了这
么一个奇怪的店名。她说，这家饭店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是作家们经
常喜欢光顾的地方。店名用了一个 “？”号，恐怕是想表明作家对于人生的
探索精神吧。不过，当初为饭店命名的主人也许另有他的深意。对于我们，
这也只能是一个大的 “？”号，说着我们都笑起来了。
我们边吃边谈，接触到生活方面的一些问题。她的话不多，但说得很
中肯。她也不满意一些青年男女在交往中的轻率态度，她说应该有真挚的感
情，应该有 “人情味”。她说，人的美，主要是在内心，而不是衣著；当然，
衣著也不应该太随便。我注意到，她的衣服是很普通的料子，但整洁，大方。
她谈了一些过去的经历，说她在大学是学美术的，现在从事外事工作，是学
非所用。我说，这也是用她的另一面的所长吧。她能流利地说英语、法语、
希腊语、西班牙语。我问她：“想不想学中文？”她说：“当然想。但中文很
难，要学好，必须集中好几年的时间。而现在很忙，不可能。”南斯拉夫作
家协会的外事秘书只有她一个人，来访的外国客人很多，接待工作是够繁重
的。而且她还在自修，准备攻考 “美术史”的硕*垦�弧Ｋ�担�芟氲街泄
�ヂ眯校�且咽嵌嗄甑脑*望了。不仅因为她知道中国是古老的、美丽的国
家，是在斗争的风暴中成长起来的走着自己的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
也因为那里有着敦煌、龙门石窟、兵马俑……这许许多多的文化遗迹，都是
与她的专业有关的。我说，中国作家协会已经向她发出邀请。她说，是的，
现在正在积蓄路费，那要好大一笔钱呢。我冒昧地问，不能要她的父亲给予
帮助么？她微笑着说：“父亲是可以也愿意帮助我的，但我觉得主要应该靠
自己。我现在尽可能节省地生活。”
我们是在一个深夜离开贝尔格莱德的。她来送行。仅仅几天的相处，
我们已经是真正的朋友了。她忙碌地为我们张罗着一些出境的事务，后来安
静地在我们身边坐着，明亮的蓝色眼睛中含着笑意。是不是也感到有一些黯
然呢，临上飞机前，她握着我的手轻声地说：“我好多次在这里送别中国的
朋友，你们每一个人走，都带走我的心的一部分。”
我说：“那么你的心差不多已整个在中国了。我们等着你的人来。”
是的，我们——到南斯拉夫去访问过的中国作家们，都等着你来，波
芭。我们将像你接待我们那样来热情地接待你，我们将像你引导我们参观你
们的河山那样，引导你来参观我们的大地，你所向往的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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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游击队员
那一次的拜访完全是意外的。
南斯拉夫作家协会的外事秘书波芭陪着我们在贝尔格莱德游览。飘起
了雨，而且愈落愈大了。我们没有乘车出来，不得不在商店的走廊下暂避。
看来，雨一时还不会停。波芭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地问我们，愿不愿意到她父
亲家去坐坐，那就在附近。她又加了一句：“他是老游击队员。”
老游击队员？那太好了。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岁月里，我们就听到
过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游击队的许多传奇般的故事。我们也知道，现在还
健在的老战士已经不多了，他们是很受到南斯拉夫人民的尊敬的。我们当然
很高兴有机会和一位老游击队员谈一谈。冒着雨走过一条街，走上了一座公
寓大楼的第三层。为我们开门的是一位头发已经花白、胖胖的老妇人。她开
始是惊讶地看着我们。当波芭向她说了几句后，她张开了双臂，笑容满面地
请我们进房。
我们在客厅里围着长桌坐下。当那位老妇人——波芭的母亲进厨房去
为我们张罗着什么的时候，我打量着并不太大的房间。壁上挂着几幅油画。
家具并不很多，都是乌木色的，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大的玻璃橱柜，
里面放满了式样不一、风格各异的工艺品，显然来自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整
个房间显得典雅、庄重，使我能想象主人的性格。
波芭的父亲从另一间房中出来了。身材高大、挺直，穿着米黄色的毛
线衣，也是花白的头发，红光满面，两眼有神。他微笑着和我们一一握手，
说着欢迎的话。
谈话从一般的相互问候开始，渐渐就转入生动、热烈了。波芭的父亲
说塞尔维亚语，由波芭翻译成英语，再由我们的翻译小王同志翻译成汉语。
双重翻译并没有妨碍我们感情的交流。有时候，塞尔维亚语、英语、汉语同
时在进行，反而显得更热闹一些。初次见面，而且我们是来自遥远的另一个
国家，这也并没有影响我们以诚相见。主人倒正因为我们是中国人而特别热
情。在谈话中，我们时而大笑，时而叹息，时而沉思……，完全忘记了我们
不过是闯进来躲雨的，没有注意到窗外哗哗的雨声……
那个老游击队员向我们谈到他是在农村度过贫困的童年的。当法西斯
的铁蹄踏入国土后，他就参加了铁托领导的游击队，从一个普通的战士逐步
成长为一名指挥员，经历过许许多多艰苦的战斗。他说，当年一些战斗的场
面，一些牺牲了的同志的面影，还常常浮现在眼前。
波芭的母亲几次为我们送来了咖啡和冷饮。她还再三向我们道歉，说
不知道我们要来，没有能好好招待远道的客人。波芭的父亲对我们说，她当
年也是游击队员，他们就是在游击队中相识、相爱、结婚的。他们并肩作战，
而当他们有了孩子以后，她还要从事繁忙的家务。他们共同生活四十多年了，
从来没有过争吵。他显然深爱他的妻子，并以有这样一个终生伴侣而自豪。
我以尊敬眼光看着这位笑嘻嘻地站在我们面前的和蔼、慈祥的老妇人，我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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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想到，她当年也是活跃于山林、在炮火中出生入死的战士。
而我也没有想到，波芭的父亲是南斯拉夫共和国建立后的第一任教育、
文化部长。波芭事先没有向我们谈起，他也只是谈话中不经意地顺便谈到的。
他说，南斯拉夫在铁托的领导下，用四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过去要两、三百
年才能完成的任务，这是值得自豪的。但是，目前也存在一些问题，他特别
着重地谈到国家如何为消除官僚主义危害所作的努力。他说，当年自己担任
教育、文化部长时还年轻，只有二十五岁。手中有了权力，生活条件优越了，
经常可以听到一些阿谀奉承的话，这样就容易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逐渐地，
他对这一点有了深切的体会。他说，像金钱一样，权力也是可以腐蚀人的。
作为一个领导人，必需时刻记住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要用党员的标准要求
自己。他说，目前南斯拉夫正在采取各种方法克服和改善某些不合理、不健
康的现象。在这当中，文学艺术也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他说，建设社会主
义社会，是伟大的也是艰难的任务，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奉献自己的力量。现
在，他六十七岁，已退休好几年了。但并没有闲着。他经常到工厂、农村、
学校去为青年们作报告。他还积极从事写作，已出版了十二本书。说着，他
走进另一间房里去，取了一本他的著作送给我，书名是 《这一代的信息》。
叙述的是老游击队员们当年的战斗生活，他们的信念和理想。他希望将他们
一代的信息传达到年轻一代中去。
这位老战士的某些话，是发人深省的。而他在简短的谈话中，几乎回*
肆怂�囊簧�*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游击战士，一个政府的高级领导人，
而现在，他又是一位作家。他永远在他的岗位上。他是和他的祖国一道受难，
一道斗争，一道成长的。他已老了，但是，社会主义的祖国还年轻；他已老
了，但是，他还在勤恳地工作，为社会主义祖国奉献自己的力量。而且，他
还用期望的目光望向年轻的一代，通过他们遥望祖国的将来。
坐在这间庄重、典雅的房间里，面对着这位在精神上还显得年轻的老
战士，听着他的恳切的谈话，我想得很多。我又一次认识到，在生活中，斗
争是永远不会停止的。只是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有着不同的方式。而人的
自我要求是永远也不应该停止的，应该达到每一个时期所能达到的高度。我
看看同在座的流沙河、汪承栋、王宏杰，他们也都在沉思。波芭是为我们担
当翻译的，她讲话也有一点激动。而坐在一旁的波芭的母亲，不断地点着头，
有一次，我看到她悄悄地揩了揩眼角。这位老战士显然也回想起了那些火热
的斗争的岁月……波芭的父亲似乎感到气氛太严肃了，他转换了话题，邀请
我们去参观了他的书房，那也并不大，四壁都是书柜。他又和我们一道照了
几次相。我和他们夫妇合照了一张相。他笑着说：“不行，我吃亏了。明年，
要把你的夫人也请到我们国家来，我也要和你们合照一张相。”他还说了几
句打趣的话，我们都大笑了。
看看表，我才发觉已经坐了两个多小时，而窗外，雨不知什么时候已
经住了。
印度诗人 “阿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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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来了在这呼啸的风中。谢谢你，神，感谢你的来访不拘札节：非常
欢迎你。有朝一日，我也将来访，同样不期而至：甚至是默默无声地来临。
这首诗的题目是：《上帝，谢谢你》。作者是当代印度诗人萨琪达南德 ·希
拉南德·瓦茨雅彦 “阿盖”（ＳａｃｈｃｈｉｄａｎａｎｄＨｉ－ｒａｎａ
ｎｄＷａｔｓｙａｙａｎ ‘Ａｇｙｅｙ’），他是这一届斯特鲁卡国际诗歌节
“金环奖”的获得者，是诗歌节的各种活动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
他穿着印度式的灰色的长袍，身材高大，挺直，银白的头发已经稀疏
了，沿着下颚，有着半环白须。脸上总是带着笑容，在银边的眼镜后面，是
一双智慧和慈祥的眼睛。看到他，我很自然地想起了泰戈尔。
颁发 “金环奖”的仪式在奥赫里德城的圣·索菲教堂里举行。教堂并
不大，古色斑斓，保持着几百年以前的那种风格。在这座古老的教堂里举行
授奖仪式，是有着一种特别庄严的气氛，而且，与那位得奖的老诗人的风貌
和气质是和谐的。诗人作了诚挚的激情的发言，并朗读了自己的诗。另外，
由演员朗读了他的诗和演唱了为他的诗所谱写的歌曲。
在诗会开幕第一天的鸡尾酒会上，我就和他进行了交谈。我问到他的
年龄。“您看呢？”他带着幽默的微笑反问我，接着说：“我已经过了七十
了。”但他的精力是旺盛的，诗会的各种活动他都出席了，而且必须接待许
多来访的人。他的态度总是那样诚恳、彬彬有礼的。我说不清他的身上是什
么吸引了我：是他的东方人的气质？是诗人的风度？是哲人的深沉？我很想
和他谈谈，但又感到不便打扰他。后来有了这样一次机会：在贝尔格莱德，
诗人彼得洛夫请我们到他家去作客。我们去了以后，看到阿盖也是被邀请的
客人。另外，还有几个南斯拉夫的诗人、编辑、出版家。我们都挤坐在别有
风味的阁楼上，那是彼得洛夫的书房也是接待室，大家谈笑风生，我和阿盖
虽然是促膝而坐，也很难进行个别的交谈。他只是告诉我，明天就要到英国
去，几周以后，还要到西德，一时不可能返回印度。他说，他到过许多国家，
却没有到过中国，而那是他久已向往的。
根据文字介绍，我知道他已出版了十本诗选和关于诗的书。他还是小
说、散文作者，也是出版家、编辑和翻译家。半个世纪以来，阿盖已成为印
地诗歌最重要、最杰出的诗人。他的诗已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但是，在我国
似乎还没有介绍过，至少，我没有看到。
“阿盖”的原文含意是 “不可理解的人”、“不可捉摸的人”，那是带着一
点神秘性的。有一篇评论文字，说他是 “一个不安的灵魂，一个火热的开拓
者，一个坚定的创新者，一位不断接触新的事物的作家，他一只耳朵倾听着
来自未知王国的呼声，另一只耳朵倾听着他自己的话语——或者更准确地说
——倾听着他自己的无语的沉默”。我手头有他的一本诗选集，其中绝大部
分是印地语，只有十四首诗是用英语写的。从这十四篇中，大致可以看出他
的风格。他的诗带着一点 “纯诗”的倾向。带着一种哲学式的沉思，带着一
点朦朦胧胧的美。然而，仔细地读一下，就可以看出，诗人并不是那样宁静
的，在表面的淡泊下，跳动着一颗挚爱生活的心。在前面，我们引了他的一
首诗，表达了他的超然的生死观，和与大自然溶合为一的胸襟，下面，我们
再引一首诗，可以看出他对生活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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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
爱这朵花吧，
但它要枯萎时就让它枯萎；对你生活中的一切，
用你整个生命来品尝，但要死去的，就让它死去。
年龄是游泳者的手臂；任何要活下去的人
游过去。
鲜花盛开时充满的只是喜悦，而不是欲望；我，一个走向湮灭的人愿
把这一点宣讲。
杜伊斯堡印象
我是在早晨八点半钟到达德国的杜塞尔多夫城的。这里在冬季经常是
灰镑镑的天气。但这个早晨却有着淡淡的阳光。从香港起飞，在曼谷转机，
前后经过了１６个小时的飞行。在３００多旅客中，只有我是唯一的中国人。
我有些劳累，也有着一个人在旅途上的那种紧张和陌生感。所以，当我提着
行李走出机场，看到来迎接我的联邦德国友人克拉特先生时，我感到了轻松
和欢欣。他也满面笑容。我们欢呼着拥抱了。
他自己驾车接我到他家去。他住在杜伊斯堡市。那是武汉市的友好城
市。
在高速公路上跑了不过２０分钟，克拉特先生告诉我，已经进入杜伊
斯堡了。我一面和他简短地交谈，一面望向车外。马路并不十分宽阔，在两
旁高大的行道树后面，闪过了一座又一座两层楼、三层楼的小洋房，式样和
色彩都是不相同的。大街上奔驰着车辆，却几乎看不到行人。电车和公共汽
车上，乘客也稀稀落落。我知道杜伊斯堡是一个工业城市，但我看到的是一
个宁静安详的城，甚至近乎田园风光。
当我到达克拉特先生的家时，就更加深了我的这一感觉。克拉特先生
的家在六湖公园旁边。他新建的宽大的玻璃温室里布满了鲜花和盆景。一张
小圆桌的桌面当中挖了一个洞，插着一把直径一米半长的中国式的黄纸伞。
我们就坐在纸伞下的圆桌旁进早餐。天已大亮了，还点着两支红烛。在烛光
的摇曳中，我望向室外那一片静谧的深蓝色的湖水，和在湖上安详地游着的
几只白天鹅，忘却了尘世的喧嚣和旅途的劳顿。
后来，我也参观了杜伊斯堡的工业区：一个又一个高矗入云的烟囱，
一排又一排巨大的厂房。这里是欧洲钢铁产量最大的地区。我也参观了码头，
鲁尔河和莱茵河在这里汇合，如同武汉的长江和汉水；一条又一条人工河道，
一艘又一艘巨大的船舶。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内河港口——它们显示了这个
城市雄伟的一面。
但我总还是不能摆脱我最初的印象：这是一座安详美丽的城。很少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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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建筑，没有我惯见的城市的喧闹，大街上的行人远不及汽车多。式样和
彩色各异的住房的大玻璃窗的窗口，都布置着鲜花。后来，我发觉，我所到
过的每一个人家中，都是装饰着鲜花的。鲜花商店即使在较僻静的街道都可
以看到。
当然，这里也有热闹的市中心区，那在火车站附近，集中着各种规模
宏大的商店。我是在圣诞前几天到达的，那里充满了节日的气氛。人行道的
两旁布满了临时搭起来的小售货亭，出售各种各样的工艺品、玩具，色彩斑
斓。还有各式各样的小吃，飘荡着诱人的香味。
拥挤的人流。一片嗡嗡声中夹杂着儿童的笑叫声。在人群中，还有一
个化好妆的圣诞老人。
当他知道我是来自友好城市武汉时，高兴得叫了一声，紧紧地抱住了
我。
在克灵斯市长接见我时，在答谢致词中，我说：“我看见了在圣诞树的
华灯照耀下的杜伊斯堡，我看见了在圣诞树下欢笑的杜伊斯堡人民。”我说
的是真实的感受。而从克灵斯市长，从那个圣诞老人，也从新结识的朋友们
（我曾到十几家做客，其中有工程师、教员、大学校长，也有火车司机、女
清洁工）对我的热情接待中，我感受到了他们对中国人民、对友好城市武汉
的人民，所表现出来的诚挚的情谊。
我离开杜伊斯堡的那一天，是一个难得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乘坐的
汽车在高速公路上急驰。我想，大概很难有机会再来了，但这个安详美丽的
城市和主人们的情谊，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１９８９年２月１６日晨
克拉特博士
一般地说，人进入老年后，是不大容易和新结识的人产生深厚的友谊
的，何况是异邦人。但我对克拉特博士却有着一种亲切的感情。
是他邀请我到联邦德国观光的。１９８８年４月，他到中国访问时，
我才认识他。在这以前，我从我的在杜伊斯堡大学进修的儿子的口中，也从
几个到过杜伊斯堡的中国专家和留学生口中，听到过一些他的情况，他们都
很喜欢他。我和他虽是初见，而且需要通过翻译 （我们有时也用英语对话。
他的英语不错，而我的口语很差），却交谈得很愉快。不久就消失了那种生
疏和矜持感。他是一个很容易亲近的人。有一次，在餐桌上举杯祝酒时，他
说：“我要邀请你到我们国家访问，并到我家作客。”我说：“谢谢。”我只当
那是一句客气话，但他回国后不久，就寄来了正式邀请信。他是认真的，并
信守他的诺言。我于１９８８年１２月中旬到达杜伊斯堡——他住在这座城
市。这里靠近北方，冬季寒冷，气温经常在零度以下 （但这一年比较温暖，
没有下过雪）。天空总是灰蒙蒙的，难得有几个晴朗的日子，有阳光也往往
是淡淡的，这不是适宜于旅游的季节。他邀请我这个时间来，是出于这样的
原因：我可以在这里和他们共度圣诞节——这是他们隆重和欢乐的节日，共
度元旦；而且，他希望我参加他和他夫人的生日，那分别在这一段时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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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清晨八点半钟在杜塞尔多夫城下的飞机。他到机场接我，自己驾车
送我去杜伊斯堡。
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不到半小时就到了。在一条幽静的小街上的一座
漂亮的两层楼房前，他停下了车，微笑着说：“这就是我的家。希望你喜欢
它。”接着，他又加了一句：“我相信你会喜欢它的。”
经过了一间小小的茶色玻璃和钢筋筑成的外间，才是大门。一位妇人
打开门，满面笑容地迎接我。我立即猜到，这是克拉特夫人。我原听说她身
体不好，有心脏病。但从外表看来，她很健壮，脸色红润，精神也很好。这
是冬天，因为室内有暖气，她穿着一件薄薄的短袖的毛衣。我一走进室内，
一种愉悦的心情就产生了。我来不及细看，只是感到宽敞、幽雅，触眼所见，
是油画、中国画、挂毯、鲜花、盆树、各种小摆设、各式的灯具，还有长列
的高高的书架……当我表示赞赏时，克拉特有些得意地微笑了。他又引我走
进与书房、餐厅毗连着的玻璃温室，那里有更多的鲜花和盆景。而更引我注
意的是一把高大的中国式的黄油纸伞，那是插在一个小圆桌的中心的。他让
我在纸伞下、小桌边坐下。虽然天已大亮了，克拉特夫人为我送咖啡来时，
点燃了桌上的两支红蜡烛。透过玻璃，我朝室外望去，一片在严寒中也还是
保持着绿色的草坪，过去就是深蓝色的湖，湖上几支白色的天鹅，湖边几株
只有秃秃的枝丫的高大的柳树……这种宁静、美丽的境界，在城市中是很难
享有的。
克拉特告诉我，这间玻璃温室是三年前才建成的。他的住房原来是他
工作的单位——一家炼铜厂的宿舍，后来他买了下来，自己设计并参予动手，
加以扩建、修整，现在是有五间大房的舒适的住宅了。这是他勤劳的果实，
并付出过自己的心血。所以，他对之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将在这里度过他幸
福的晚年。
果然如他所说的，我欢喜他的家，当我将离开时，有了一种依恋的心
情。那不仅是由于生活的舒适和方便——事实上，在这一方面，不久我就习
以为常了；主要是由于他们夫妇对我的那种热情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我到达
的当天中午，他们就催促我在他家里为我的老伴打一个电话，告知我的平安
到达，以免她担心。那是我已想到，但不好意思提出来的，因为那需要他们
付出费用。我有些激动地拿起了电话筒，五分钟内就听到了老伴惊喜的声
音……他们仔细地观察我的饮食习惯和嗜好，发现我欢喜吃甜食，就经常为
我做了各种点心、糖果。
他们关心我的健康，问寒问暖。他们唯恐我感到拘束，常常与我亲切
地谈话，克拉特还不时地与我开开玩笑。克拉特细心地为我安排了每天的日
程，自己开车送我到各地去参观，有时一天行程三四百公里，陪我到许多人
家作客……在我住在那里的一个月间，耗费了他们许多精力。
克拉特这样地对待我，使我感动而又有些不安。但我知道，他对所认
识的在杜伊斯堡的中国留学生和专家也都非常热情。他们也常到他家做客。
有的人回国后还和他保持着联系。
我看到，他和他的夫人过生日时，就收到不少从我国奇去的祝贺卡。
在杜伊斯堡市长接见我的会上，市长克灵斯表扬了他为促进中德两国人民友
谊所做出的努力，并赠送了他几件礼物，这是他没有想到的。他很高兴。他
对中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一点在很多方面都表现了出来。他的大门的后
面，挂有一个赭色的小木牌，上面刻着童稚体的白色中文字：“克拉特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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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餐厅好像是一个小型的中国展览馆：从杭州运去的红木餐桌和八把宽大
的红木椅，四壁挂着几幅中国画，壁毯，长橱中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中国工艺
品，其中有两个一米高的景泰蓝花瓶。这些都是他三次来中国访问时搜集的。
他还在中国拍摄了大量的幻灯片，常放给朋友们看，并加以讲解。他有一个
大书橱，放满了有关中国的外文书籍，有我国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更多的是
西方作家写的，其中有关于中国的旅游指南和游记，也有关于中国政治、经
济、文化的书籍，其中还有一本德国出版的中国漫画家的漫画集。我曾经问
过他，为什么对中国这样有兴趣并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
问题，只是说：“我到过世界许多国家，我原先对法国入迷，每年都要去旅
游一次。至于中国，在我年轻时，那在我是一个谜一样的国家，那么古老、
神秘，离我们那样遥远，所以我很想去看看。我终于有机会去了。有一个德
国作家到中国去后写了一本书，书名是 《我在中国感到陌生》。而我在中国
一点也没有感到陌生。相反地，正像我当初对法国入迷一样，我又对中国入
迷了。”停顿了一会，他又加了一句说：“我想，我再也不会迷恋别的国家，
因为我年龄已经太大了。”
是的，他的年龄不算小，已７６岁，整整大我十岁。但他看上去并不
显得比我老，如果说不是显得比我年轻的话。头发灰白，还没有怎么脱落。
长型的脸上并没有很多皱纹。中等个子，身体不胖，肚子微凸。走起路来很
有精神，头脑反应也很灵敏。他是博士，懂三种外语：英语、法语、俄语。
当过教员，他的夫人就是他在大学教书时的学生。当过化工厂的厂长，后来
长期在杜伊斯堡的炼铜厂负责 “专利”工作。十年前退休。他只有一个女儿，
是画家，已结婚，住在另一个城市里。平时在他那宽大的房屋里只有他和夫
人相依为命。他当然有一些积蓄，还享有退休金。有自己的房屋，自己的汽
车。已不担负任何工作，应该是很清闲的，但他总还是忙忙碌碌。每年都要
外出旅游。在家则担任采购，打电话和朋友联系，参加某些社会活动。他有
一个作坊，存放着各种工具，修理和制作一些小型的家庭用具。他的木工活
做得不错，我看见了他送给小外孙女的两尺高的木制的房屋模型，里面还摆
设着各种家具。每天要抽出相当多的时间读书报。知识面很广，也喜欢文学
艺术。所以我们有许多共同的话题。——虽然已退休了，他的生活是充实的。
他对自己目前的状况很满足。他的书房中，有一幅他很欢喜的静物油画，画
的是一杯酒、一块面包、一本书。他说：“有了这三者，余愿足矣！当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