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他照样望着窗外念他的之乎者也。
现在我要说到王志之老师。宁老师病了，他是来代课的。他从北京来
不久，是宁老师的朋友，也许是亲戚，就住在宁老师家里。宁老师向我们介
绍过，他是一位小说家，笔名含沙，认识鲁迅。这就使我肃然起敬了。我当
时喜爱文艺，并常在销路少得可怜的 《时代日报》的副刊上写稿，那副刊编
者田一文是我们的熟人。但真正见到一位作家，这是第一次。
我对鲁迅先生是热爱的，一位和鲁迅有交往的人，当然会引起我的兴
趣。王老师中等身材，很健壮，留着长发，宽宽的脸，戴着一副黑边的大眼
镜，经常穿灰色的西装。他代课的时间只有两三个月，除课文外，常选一些
补充教材，大都是现代作家的作品。我听他的课是很用心的，也的确有所得。
在同学们的要求下，他也谈过一些写作经验。他告诉我们做一个真正的作家
是不容易的，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要有多方面的素养，还要有进步的世界
观。由于我们还只是初中学生，他讲的只是一般的常识。类似的话，我当时
在一些文章中也读到过。
但通过一位作家亲自说出来，就有一种特别亲切感，更能打动我的心。
而且，他当时正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将原稿分发给一些同学抄录一份。由
于我的字太劣，没有能接受这一任务，但看到那一大摞原稿时，是惊羡不已
的。想到真应该好好努力，将来也能写出这么大的作品。
关于他，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我读到了刚刚出版的 《中流》杂志，
上面登有鲁迅先生的文章 《死》，在他作为遗嘱留给亲人的几条中，有一条
是：“损着别的人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且勿和他亲近。”我年
少，不能体会这几句话的含义。在下课后，当他走出教室时赶着跑去请教他。
他站住了，默默地打量了我一会才开始讲解。我已记不清他的原话，只记得
他提到了鲁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韧性斗争的必要。我虽没有能完全理解他
的意思，却有着某种领悟和振奋。他当然也知道我是受到学校当局注意的“不
安分子”，他走开前，在我肩上拍了一下。一股暖流通过我的全身，我感到
受到了激励，被推着向人生道路上跨进了一步。
就在那一学期结束后，我被学校默退，宁老师夫妇和王老师也再没有
在那所学校执教了。我不知道他们后来的情况。《鲁迅书简》出版后，我读
到了鲁迅给王志之的那１７封信，从语气上看来，鲁迅和他相当熟悉并是爱
护他的。他那部长篇小说后来出版了，但我未读到。鲁迅去世后，他写有一
本 《鲁迅印象记》，我先后买过两本，都在动乱中遗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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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去了将近６０年，我只能写这样一点零乱而浮浅的回忆。对于
今天的读者未必有什么意义，但在我自己则是一个纪念。１９９２年１２月
２０日
我与 《大江》
— — 片断的回忆
《大江》是解放前汉口《大刚报》的文艺副刊。创刊于１９４６年３
月，到１９４９年５月武汉解放时，出了４００多期 （每周二、四、六出刊）。
它的创始人也是第一任主编是女作家葛琴 （鲁迅先生曾为她的小说集《总退
却》写过序言）。其后接替过这一位置的有端木蕻良、王采、天风和我，以
我任职的时间最长。曾经协助过编务的是青年诗人牧星。在这个副刊上写过
稿的作者有茅盾、雪峰、荃麟、艾芜、吕荧、邹荻帆、阿垅、路翎、绿原、
冀汸等著名的作家、诗人，也有许多青年作者。它为荒芜的武汉文坛带来了
生机，显示了希望。那几年正是解放战争激烈地进行的时期，这个副刊以它
明显的倾向配合和响应了这一伟大的斗争，表达了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所以，
它受到了反动派的监视以至迫害，而受到了进步读者的关注和欢迎。在武汉
的新文艺运动史上，它应该占有一定的篇幅。牧星应 《新文学史料》杂志之
邀，拟写评介这一副刊的专文。去年春天，他从长沙专程来武汉，查阅旧报，
访问有关人士。他一再要我也就 《大江》写一点什么。我也确有这一义务。
但是，我保存的 《大江》和一些有关的资料，早已丧失殆尽。现在，我只能
凭记忆写一点短文。
我是在抗日战争时期，１９３８年的７月离开武汉到重庆的。于１９
４６年的６月回到了阔别八年的故乡。当时我在一所大学念书，学校由重庆
复员到南京，一时无法开学，所以我可以在武汉停留一段时间。当时，友人
邹荻帆、陈枫已先期到了这里，他们告诉我，荃麟、葛琴夫妇也在武汉。这
两位文坛前辈，我都认识，前几年，荃麟在桂林编 《文化杂志》，葛琴编 《青
年文艺》时，我都写过稿。后他们到了重庆，住在张家花园全国文协机关里，
我们多次见过面。他们是著名的进步作家。抗战胜利后，没有去上海 （抗战
前他们在那里），而来到从未有工作关系的武汉，我暗暗估计，一定是负有
党的某种使命的。几位与他们接近的朋友们也大都意识到这一点，而反动派
也肯定会注意他们。记不清是荻帆还是陈枫，在我回武汉后不久，陪我去看
他们。他们住在积庆里一栋古旧房子的二楼。只有一间房。房子不算太小，
但摆着一张大床，一张小床，还有书桌、饭桌和一些杂物，就显得很拥挤。
荃麟还是那样瘦弱，经常头晕，所以戴着健脑器，但谈锋依然很健。他向我
们谈到时局和文艺界的一些情况，葛琴进进出出的忙着照料两个都不到五岁
的小孩，还操持着家务活，也抽空过来坐下与我们谈她编辑 《大江》的情况。
看来她是很爱惜这个副刊，并倾注了不少心血的。她约我写稿。我当然允诺，
而且，回到日夜思念的故乡，面对阴霾弥漫的现实，我是有相当多急于一吐
的情感和愤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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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后交了两篇散文：《归来》和《战栗的城》。不久后，大约是在七
月中旬，葛琴向我提出，想将 《大江》转交给我编。她说家务较忙，实在难
以兼顾，荃麟也在一旁鼓励我接下。我有点意外，也很犹豫，恐怕自己无力
挑此重担。但想到这是他们经过考虑和商量才这样安排的，我不应该推辞，
就作为接受一个任务，答应了。我先代她编了几期。后来，她带我到报社见
了社长刘人熙，经他同意后，就正式代替了葛琴的位置。两个月后，荃麟、
葛琴夫妇就带着两个孩子离开汉口，去了香港，在新的岗位上战斗了。
我虽正式成了报社的一员，却很少去报社。事实上，报社也没有供我
使用的办公桌。报社的人员不多，编辑、记者一共只有十来个人。但只有一
间二十平方米大小的房子作为编辑部，就显得狭小而拥挤。我在家编稿。有
时将编好的稿子送到报社去交给牧星，有时由他来我家取稿。有什么事就由
我们两人商量。审稿、与作者读者写信联系，画版及一些杂事，都由我们两
人承担。在具体事务方面，牧星做得更多一些，工作是相当繁重的。到了１
１月初，因为学校即将开学（由于初复员到南京，学校开学较平时晚了两个
月），我辞去了 《大江》的编务，我最后一次发稿恰好是《大江》１００期。
我以编者的名义写了一篇 《百期的话》，表达了我的心情并声明了我的离去，
接替我的编务的是前辈作家端木蕻良。他当时和演剧四队生活在一起。演剧
四队的队址就在新市场 （现在改名民众乐园）旁边的南洋大楼里。
１９４７年６月，那正是震动全国的南京“５·２０”学生运动后不
久，由于受到特务的监视，我曾到上海暂避。毕业考试前夕回到了南京，考
完最后一门功课，当夜就搭船回到了武汉。想找一份工作很不容易，临*�
锛究Q �保�沤悠傅揭患宜搅⒅醒�*教。当时 《大江》的编者又换了王采。
当报社的负责人得知我回来后，由副总编辑黄邦和约我谈话，他表示还是欢
迎我回去编 《大江》。我同意了。这样，我一面教书，一面兼编 《大江》。一
直到１９４８年的１０月，几位老朋友约我一同去鸡公山一所中学教书。那
里邻近解放区，而学校负责人的态度比较开明，我们去了可以做一些工作。
这样，我又将 《大江》的编务交给了在报社工作的诗人天风。我在山上只呆
了三个月，由于受到特务追踪而逃回武汉。《大江》的编务又转回给了我。
那正是解放战争取得一个又一个巨大胜利的时期。在北平、南京等大城市升
起红旗以后，武汉也临近解放。从可靠的方面得到消息，特务将逮捕我。于
是，我通过组织的联系，于５月１日由一交通员带路，化装成一商人到了孝
感——当时那里已经解放。离开武汉前，我没有通知报社。只是留下了一些
选用的稿子，交给了 《大江》的经常撰稿者蒲汀，请他代我到报社发稿。５
月１６日武汉解放，我于５月２０日连夜赶回武汉。从此，《大江》扩充了
篇幅，增加了许多新的作者，以新的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
抗战以前，我也曾编过汉口 《时代日报》的杂文副刊《偶语》。和我同
编的还有蒋文高。我们都是初中学生，十分幼稚。副刊的稿子大都是我们自
己和朋友写的。而那家报纸的发行量也少得可怜，谈不上什么影响。我们编
了一个短时期以后就罢手了。而 《大江》是一家有声誉的大报的副刊。当我
接手的时候，葛琴已为这一副刊建立了风格，具有相当高的质量，在读者中
享有信誉。这使我不得不慎重从事，至少希望使这一副刊保持已有的风格和
水平。同时，那正是解放战争进行的时期。我意识到这一副刊所应担负的任
务和自己所应尽的责任。我是怀着战斗的心情来从事编辑工作的。一如我在
解放初期所写的一篇纪念性的短文所说：《大江》自然只是一个渺小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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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它却是立足在一个伟大的基础上——即争取那个人们在以血肉换取的战
斗的目标。在反动政治的迫害下面，在荒芜的武汉文坛中间，作为争取一个
据点，团结一批友人，这存在本身就有着某种积极的意义。因为，无论如何，
《大江》是与这个时代的命运相结合的，是与兄弟们的进军相呼应的。
当然，我们的工作会受到限制。我们一方面希望能反映真实的现实生
活，传达人民的呼声，一方面又不能不考虑到实际的政治环境，在选稿时不
能不采取有所克制的态度。但即使这样，也还是受到反动派的注意，好几次
报社负责人转达了警告。而另一面，又遭受少数在政治上比较单纯的读者和
作者的误解。譬如，有一位名叫周澄的作者写了一首抨击黑暗现实的诗来，
因为过于显露，我只好退回了。作者因而写信来愤怒地质问：“你有没有良
心？”并要求公开答复。我理解他的心情，而且知道可能还有别的读者和作
者也会有类似的不满，于是我就公开答复了：
热心的友人出于爱护本刊的心，投寄来的壮烈的呼喊，血泪的控诉，
却有些没有能够刊出。为什么？千言万语一句话：不能不考虑到现实情况。
赤膊上阵有时是必要的，但也要看一看代价，“两害相权取其轻”，对《大江》
的不足之处，我愿承担一切责备。
… … 我们是在夹缝中匍匐着爬行。有时候，在异常悲愤的心情中，我
想，那么倒不如沉默好吧：“于无声处听惊雷！”
我还写过这样的话：
文字的效用是有限的，当人们在以生命写史诗的时候，文字就更显得
无力……好几次，我都想推开这劳什子副刊不编了。
事实上，这也是对反动统治的一种暴露和抗议。这些答复也是过于直
露了。但当时我也是二十多岁的青年，难以抑制自己的愤懑和渴求的。
以上所引的这些话，都是发表在 “编辑地位”的栏目内。这个栏目经
常保持。有时配合发表的作品写一点读后感，对作品进行分析；有时谈一些
文艺观点；有时是与作者的通信。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可行的方式，得到了很好的反响，在编者、作者、
读者中形成了亲切的交流。现已６０多岁的周代，回忆解放前他在武汉大学
念书时，就很喜爱 《大江》。他特别提到：“人们还常常注意一块比豆腐干还
小的 ‘编辑地位’。”我在 《大江》上发表过长诗《母亲》的第一部，那是署
名曾卓。而为了现实斗争的需要，为了抒发在生活中的一些感受，我还在《大
江》上发表过不少杂文和散文，那就用的是各种笔名了，如柳江、方亮、方
洛、林薇、马莱等等。解放初期，我曾从中选编了一部分，编了一个小集子
《痛苦与欢乐》出版。通过几次“浩劫”，我已丧失了这本小书，多方寻觅
也没有能够找到。那些短文倒是很能反映我在那一段时期的心情，也多少留
下了那个时代的侧影，所以我是感到一些惋惜的。
在 《大江》创刊的时候，葛琴在“发刊词”中就着重提出了发现和培
养新作者的任务。
在她担任主编的那一时期，她很注意做好这一方面的工作。在副刊上，
出现过不少新作者的名字。当我接手以后，她好几次对我说过，一个副刊，
需要知名作家的支持，这样可以保证副刊的质量，建立副刊的信誉；但更要
注意从自由来稿中发现新的作者，即使作者还不是那样成熟，但只要看出还
有发展的苗头，就应该与他们多联系，给予鼓励。这样既可以培养新生力量，
扩大作者的队伍；同时副刊也会显得更有生气，能更广泛地反映现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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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住了她的话，在这方面作过一些努力。我认真阅读来稿，只要是真正从
生活中来，有着真情实感的作品，虽然在表达能力上还不是那样熟练，也大
都给予发表的机会。有时还在 “编辑地位”的栏目内，对作品给予推荐，并
适当指出其不足之处。有一些我不认识的投稿者，后来都成了 《大江》的基
本作者，而且明显地可以感觉到他们在逐渐进步和成熟。譬如周代、犁夫、
彭勃、李致远、葛苓……现在，他们还没有和我失去联系。前几天，我收到
葛苓一封信，他在署名前写着 “一个《大江》的老作者”，使我这个老编辑
感到亲切，并得到安慰和温暖。
荃麟、葛琴夫妇于１９４６年春来到武汉，当然是肩负着党的使命的。
《大江》的创刊，可以看作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他们离开以后，虽然换过
了几个编辑，《大江》一直坚持着他们创刊时的宗旨，保持着原有的风格。
还应该指出，当时 《大刚报》的几个负责人，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态度，有时
还为我们承担了一些压力。他们是大致了解荃麟、葛琴的身分的，也知道后
来的几位编辑的政治倾向。特别是在武汉解放前的那半年中，他们可能已怀
疑我地下党员的身分，但是对 《大江》的编辑工作依然是放手的。另外，《大
江》也得到了不少友人的支持和帮助，它才得以在黑暗、险恶的处境中艰难
地跋涉，终于欢乐地看到，红旗在这座大城飘扬！
现在，四十多年的岁月已随着长江流走了，当我回顾编辑 《大江》的
那一段日子，有些激动也有一些感慨。当时，曾有读者来信说：“《大江》是
武汉的一点光。”我在一篇短文中答复说：“这对我们不仅是值得欣慰的赞
语，而是沉重的鞭策。光么？那是只有在 ‘有一分热’的解释下，我们才敢
承担的。”是的，正是凭着这一分 “热”，才得以经受黑暗统治的煎熬，才能
具有对胜利的渴望。当我赶写这一篇小文时，在我眼前，还时时浮现出当年
并肩战斗过的友人们的身影。其中有的已去世，如蒲汀；有的已不知下落；
即使还健在者，也大都垂垂老矣。让我在这里向他们表达我的怀念和问候。
我相信，他们也记得并珍惜那一段岁月的。１９９３年７７４曾卓文集
在大潮中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一九三五年，北平 “一
二·九宣言”中的这句话，激动着全国学生的心。因为，以当时旧中国之大，
也没有一个角落可以安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在中国的西北角，在红军征服了万水千山到达陕北以后，那里闪耀着
红霞。但在旧中国的上空却是阴霾的天空，乌云翻滚。在 “九·一八”事件
以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又跨过了山海关，伸向了华北。祖国在危亡中。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北平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抗日救亡活动。
那浪潮急猛地澎湃到了全国各大城市。十二月二十日，武汉各大学、中学的
学生也走上了街头。那是大革命失败以后，武汉举行的第一次声势浩大的游
行示威。
当时，我是一个初中学生，我也挥舞着小纸三角旗，唱着歌，高喊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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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号，走在游行的行列里，投入到了在全国激荡的大的浪潮中。现在已经过
去了五十年，但当年的一些壮烈的情景还浮现在眼前，闪动在我心中。
我记得：“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
“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这样雄壮慷慨的歌声是怎样震
撼着这座古旧的大城。我记得，在十二月十九日的夜间，当时国民党武汉市
市长吴国桢慌慌忙忙赶到我们学校，企图以甜蜜的谎言和无耻的威胁阻挠我
们第二天的游行，结果在同学们义正词严的反驳和抗议中，灰溜溜地走了。
我记得，大游行的第一天，反动派停航封江，不让武昌的学生过到汉口参加
这边的游行行列，一万多学生在码头上，在屋檐下过了一个寒冬之夜，受到
荷枪的国民党士兵和便衣特务的监视，而老百姓却热情地送茶点慰问学生
们。我也记得，学生们的斗争终于胜利，反动派不得不撤消对长江的封锁，
在十二月二十三日武昌的学生终于过来了。当他们唱着歌和汉口的学生队伍
汇合在一起时，许多同学激动得流下了眼泪。浩荡的队伍走向已临时架上了
铁丝网的日租界前，面对着全副武装的日本士兵高呼口号……。在那些日子
里，我一直在兴奋、激动的心情中。当时我还非常幼稚，是凭着单纯的爱国
激情和受到进步书刊影响而产生的朦胧的对理想的向往，而投身到那大潮中
的，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参加者。
但以那为起点，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当时参加运动的学生也都是怀着爱国热情的，而其中的在共产党领导
或影响下的进步学生是中坚力量和领导骨干。运动的大潮以不可遏止的势头
继续在向前发展。在一九三六年，武汉也建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参加的成
员都是在 “一二·九”运动中锻炼成长的。
抗战时期，在恩施集中营被杀害的何功伟烈士，就是武汉 “一二·九”
运动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另外，当时在武汉大学念书的万国瑞、李锐、潘
琪，懿训女中的学生范元甄、市一中的学生密加凡、省高的学生何公楷等等，
当时也都是武汉 “一二·九”运动中的领导人或积极分子，后来都在时代的
大潮中继续受着锻炼，在我们党的各个岗位中担负起重要的任务。从全国的
范围看，也正是这样。——可以说，在 “一二·九”的大的浪潮中，成长了
一代革命者。前几天我从报纸上和从荧光屏前，看到在北京的当年参加 “一
二·九”运动的白发苍苍的老战士和现在的大学生座谈的消息和情景。他们
共同高唱：“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那熟悉的亲切的歌声
将我带回到五十年前的情景中。而且使我想到，作为中国青年运动史上的光
辉诗篇的 “一二·九”的历史任务虽然已经完成，但它的精神的光芒一直照
射到现在并将照射到将来，正是这种精神的光芒，使这样两代人联系到一起：
那就是伟大的爱国热情和为一个神圣的理想而斗争不息的意志！
更向前
一位朋友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他翻检旧报时，看到了１９５０年１月
１日《长江日报》上我写的一篇短文：《更向前！》。这是４１年前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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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保存的剪报早已在动乱中丧失，看了朋友的文章，才隐约地记起了有
这件事。但我一点也想不起写了什么。朋友在文章中引用了一句话：“对于
我们，在辉煌的阳光下勤劳地工作，是最大的愉快和对祖国的最好的祝福！”
这很能表达在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个元旦，我，还有许许多多人的心
情，我也很喜欢我那篇小文的题目：更向前！当时我未到而立之年，明年却
将进入７０岁了。不能不有 “时间飞逝”的感叹，而现在我比当年更能体会
“更向前”这句话的份量。
前不久，在我写的一首小诗中有这样两句：“在时代的风雨中跋涉，在
生活的漩涡中浮沉。”人总是在前进的，人生的道路总不会是那样平坦。有
坎坷，有险道，有陡坡，有曲径……然而，我们必须一步一步向前走。在绝
壁前，我们迂回；在乱石中，我们开拓；在荆棘中，我们留下血迹……进入
老年后，身体当然会哀弱，但精神应该还是保持健旺；脚步不免踉跄，但却
不应该停息，人生的欢乐就正在于搏斗。我们要做时代洪流中的弄潮儿，而
不羡慕 “坐看云起时”的隐者。
我们当然有时不免回顾，看看我们是怎样走过来的。我们更常常倾听
未来的呼唤，那永远是一种鼓舞，一种激励。辉煌的理想是美丽的，而要达
到那理想却需要付出无穷的努力，无数的牺牲，无尽的代价。而人生的欢乐
也就正在于追求。重要的是，心中要燃烧着永不熄灭的火焰……一年又过去
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又将跨进新的一年。我们临近了世纪末，但我们没有
世纪末的悲哀，却只感到了日益逼近的新世纪的光辉。
是的，让我们更向前！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２４日
王大化在重庆复旦中学
在上海的友人陈必智来信，说王大化同志的公子最近找到他，想了解
王大化当年在重庆复旦中学任教时的情况。必智那时也是复旦中学的学生，
但和王大化私人接触不是很多。所以，他希望我写一点什么。
在我读到的纪念大化的文章中，没有人谈到过他在复旦中学的那一段
经历。可能因为他在那里的时间比较短，仅只有四五个月，外面知道的人不
多。我当时是该校高中一年级的学生，与他相当接近。为了使人们了解这位
“人民艺术家”生平中的这一段生活，也为了我们的情谊，我当然是应该写
一点的。
只是过去了近五十年，一些记忆已比较模糊了。
但是，他当年的形象还清晰地闪现在我的眼前：高高的个子，瘦削、
微黑、显得刚劲的脸，两眼很有神。初到校时，他留着长长的头发，不久后
却剪成了平头。穿着一件黑白格子的土布衬衫——他当然还穿过别的样式的
衣服，但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一件，因为当时我也仿做过一件。
他是１９３９年３月到重庆复旦中学来担任音乐教员的。他第一次上
课就使同学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前一任音乐教员姓杨，年纪不大，音乐素
养可能不错，只是教学方法有些呆板，教的又大都是三十年代早期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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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嗓子不行，只能教，不能唱。同学们对他缺乏应有的尊敬，对音乐课不
太感兴趣，课堂秩序总不太好。而大化一上讲台就将学生们 “镇”住了。那
是由于在我们眼中他是一个有名气的人，是当时在重庆相当活跃的木刻家（我
们还不知道他是剧专毕业的，主要从事话剧活动），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
过作品。得知他要来校的消息时，倾向进步的同学曾高兴地奔走相告。现在
他微笑着站在我们面前，有着潇洒的风度和在别的教员中少见的那种青春的
生气——他原也大不了我们几岁，只是二十出头一点。他教学的态度很富于
激情。而他又有一副很嘹亮的嗓子。他教的是抗战歌曲。这一切就使他对学
生们产生了吸引力。音乐课堂从此有一种热烈的气氛，激荡着雄壮、热情的
歌声。
他的寝室就在男生宿舍的下面，一间不到十平方的小房。家具只有一
张木板床，一个三屉桌，一把靠椅，所以还是显得有些空荡。那里成为一些
男同学们爱去的地方。有几个同学，其中包括我，是校内一个歌咏队的主要
成员，而主要的，我们是怀着对一个进步文艺工作者的敬慕心情，到他房中
去的次数就更多一些，他对我们很亲切，很热情。我曾将我发表的一些习作
向他求教。
不久，我们的关系就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那时，复旦中学已建立了地下党支部。支部书记是廖临川，宣传委员
是我。上级派来领导我们支部的一位同志告诉我们，不久将由另一位同志来
接替对支部的领导工作。有一个晚上，大化约廖临川和我到他房中谈话，他
说出了接头的暗号，我们才惊喜地知道，新来的领导同志就是他，立即扑上
去紧紧地握住他的手。他说上级考虑到他在学校任教，与我们接近比较方便，
所以才将领导任务转交给了他。他要我们汇报了支部工作和支部成员的情
况，学校里的政治和其他方面的情况，然后我们商谈如何进一步开展工作。
重庆复旦中学是一所私立中学，它不像一般 “国立”中学在政治上卡
得那么紧。但校内情况也还不是那样简单。学校中有三青团的组织，还有几
个军统特务学生 （其中有一个叫但家瑞，后来在复旦大学曾经殴打洪深教授。
顺便说一下，由于他有一次向学校当局打我的 “小报告”，我曾让别的同学
走开，关起教室门，揍了他一顿。这是轰动了学校的大事。可见我当时政治
上的幼稚。这是我后来被学校勒令退学的一个原因）。训育主任张某是校内
三青团的负责人，可能与中统有关系。不过，当时国共关系还不像后来那样
紧张。同学们大都是从外地流亡到重庆的，抗战热情很高。大化同志指示我
们，可以通过群众组织团结更多的同学。我们决定扩大原已建立的 “复活歌
咏队”，在此基础上成立“复活社”，再创建话剧团、口琴队，还成立了篮球、
足球、排球队，并定期出版墙报，成为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众团体。另外还组
织了秘密的读书会。通过这些活动，支部先后吸收了七、八个新党员，进一
步扩大了我们党的政治影响，活跃了校内 （有时我们还到校外）的抗日宣传
工作。大化亲自担任了歌咏队的指挥。每个星期都定期进行活动。在校内演
出过几次。他还为我们排演了一个话剧：冼群的 《反正》，并饰演了其中一
个伪军角色。另一位年轻老师季耿也参加了演出——我们过去也在校内演过
话剧，但这是第一次师生同台演出，所以在校内产生了轰动。而且，过去的
话剧大都是由我担任导演，我实在没有什么经验。而这次则经过了大化的严
格的正规排练，演出得到了很大的成功。而在排演过程中，我们也学习到了
很多东西，使以后的演出质量有很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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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记忆中，大化没有直接参加过我们的支部会。主要是通过廖临
川，有时也找到我，传达一些上级的指示，分析政治形势，并谈谈如何开展
支部工作。他的态度当然比平时严肃，但也还很亲切。
由于我们不仅是师生，还是同志关系，在接触过程中产生了友谊，我
们的谈话就很自如，天南海北，社会见闻，文学艺术，什么都谈。现在我能
够记起的，有这样几件事。他谈到在复旦中学之前，在成都演员业余剧团的
一些工作情况。他说他主要是担任舞美设计并兼舞台装置工作，条件很简陋，
人手也很少，有一次他装置舞台时从高梯上摔下来跌伤了腿，仍坐在椅上指
挥工人们工作。他谈到抗战前他哥哥在山东从事地下工作的情况，他说他就
是在哥哥的影响下参加革命的。其中很有一些惊险的故事，可惜已记不清了。
但他当时绘声绘色热情地讲说的姿态我还记得；自己当时激动、神往的心情
我也还记得。
还有一件事更值得我纪念，有一个晚上，在他的小房里，在烛光下面
（学校是有电灯的，但常停电），他向我介绍了天蓝的长诗《队长骑马去了》，
那是刚发表在延安出版的 《文艺战线》上的。他极为赞赏这首诗，说感情真
实，深沉而悲壮。他站起来怀着激情用他那浑厚的嗓音大声朗诵着。最后那
句：“你想单骑渡黄河，黄河有不测的风波，你奈黄河何？！”他几乎是含泪
倾吐出的。他说，如果能配上电影画面来朗诵这首诗，那效果一定很好。这
是我第一次知道天蓝的名字，以后就很注意他的诗作，并受到过他的影响。
重庆的政治形势渐渐劣转。我们的活动原就受到学校的注意。大化突
然被学校辞退。几个月后，廖临川和我都被学校勒令退学。但在大化指导下
的 “复活社”却一直在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在困难的处境中坚持了下来，
一直到重庆解放。
在大化离校前的一个晚上，我们几个比较熟识的同学聚集在他房里。
大家感到气愤，又为他的离去感到依恋和惆怅。他的情绪却还是很好，微笑
着淡淡地说了一句：“我知道在这里呆不久的，我也没有打算久呆。”问他将
到哪里去呢？他还是微笑着说，到我想去的地方去。他将两箱他的木刻的底
版托负给一位四川籍的同学刘之俊保管 （刘之俊是“复活社”的负责人之一。
后来，这两箱木刻底版由大化的亲密女友贾如珍取了去）。
他走后就没有消息，约一个月后，有一个黄昏，我在学校附近的化龙
桥街上碰到了他。
他告诉我说就住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不久将到 “那边”去，只匆
匆说了几句话就和我握别了。后来我得知他已成行，就写了一首送给他的诗：
《寄Ｄ．Ｘ——一个木刻工作者》，发表在靳以先生编的 《文群》副刊上，
诗相当长，靳以作了一些删节。几年前，友人为我查找了旧报，抄寄了来。
我曾考虑收入集中，却终于没有。因为那是写得太粗糙太幼稚了。但从中还
是可以反映出我和同学们对他的感情。这里我就摘引几句：“几片木头，几
把刀，披一身风沙，你来了……你教我们唱歌，教我们演戏，教我们认识人
间的真理……我们爱你，敬你，在我们眼里，你是一颗亮星……你走了，我
们的心也生了翅膀，飞到遥远遥远的你生活和战斗的地方……我们记住了你
留给我们的话：‘不要珍惜过去的珍珠的日子，珍珠的梦，吹开新生花朵的，
你们是春天的风’。”最后那一段所写的他留给我们的话，我想未必他真是这
样说的，只是，他的确热忱地表示过对我们的期望。我看见过两份内部材料，
都说他是１９４０年春到延安的。但我这首诗的末尾注明了是写于１９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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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２月１２日。那么，他离开重庆的日期应该是在这以前。
后来，我们知道了他在延安主演 《兄妹开荒》的盛况，深以他曾经是
我们的领导人、我们的老师、也是我们的朋友为荣。我相信我们还会见到的。
但在解放战争时期，却得知他在东北翻车遇难的消息，使我深感悲痛。１９
８８年
我的照相册
如果说人生是一本打开的书，那么，照片就是最真实的插图。
我的照片很有一些。有的已安置在照片册上，大多数还散放着没有清
理。其中几乎都是近十年照的。在解放以前——在我的青少年时代，私人照
相机还很不普及，我无力购买，要照相大都要到照相馆去，所以拍照不多，
解放以后两次抄家，全部搜去了，后来虽然退还，又遗失了一些。但我幼年
时期和后来求学的各个阶段，以及开始走向社会时，都还多多少少的各留下
了一点。其中幼年和少年时期的几张，是很值得珍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