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是我和曾祖母，还有几位叔父、姑姑合照的。当时我大约是３岁
吧，戴着大绒球顶的瓜皮帽，穿着黑色的小马褂和浅色的长袍，站在曾祖母
的旁边，圆圆的脸，稍稍歪着头，大睁着惊奇的眼睛望向前面。这大概是我
第一次照相。
一张是我和姑姑合照的。姑姑 （那时是中学生）坐在椅子上。我站在
一边，拿着一本书，似乎很用功，但眼睛却望着照相机，当时大约是八、九
岁，不长的头发搭向前额，穿着毛线衣，黑长裤。
一张是我和一个远房的叔祖母，还有妹妹，几个堂弟合照的，我留着
分头，穿着双口袋衬衫，短西服裤，背着手站着，装着雄赳赳的模样，当时
大约十一、二岁。
这几张照片都是在照相馆照的。风云变幻，其间已流逝过五、六十年
的时光。照片已经破损并发黄了，照片上的人大都已不在人世了。我也垂垂
老矣！看着幼年时的那几张照片，真难以相信那就是自己。那以惊奇的眼睛
望向前面的３岁小孩，他看到了什么呢？他能看见什么呢……
我的业余兴趣
我的兴趣较广泛，爱好较多，那渊源还是在于我的青少年时期。
看到我这么老迈瘦弱，未必会有人相信我少年时曾立志想当一名运动
员。我幼小时经常玩 “侦探捉强盗”一类的游戏，和同伴们在大街小巷中出
入奔跑。进初中时，我狂热地爱上了足球，是一个自以为很不错的守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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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还练习中距离赛跑，代表学校参加过全市中学运动会的比赛。我也喜欢
打篮球、排球，喜欢游泳。
读高中时，我又热衷于唱歌，演戏。我的嗓子似乎还不错，但跑调很
厉害。偶而一声高啸也许可以听得过去，唱整支歌就不行了。在高中、大学
时代，我一直没有停止话剧的演出活动，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以前，
我当过几个月的职业演员。在解放前半年，我在鸡公山中学教书时，还和学
生一道登过台。
中学时期，我喜欢下象棋。读大学时，则迷醉于桥牌，有一段时间，
消耗在上面的时间大概比我上课的时间少不了多少。
解放以后，我几乎停止了体育活动，只是偶尔游游水。在我的影响下，
我的三个孩子在十多岁时都已能横渡长江。在十年前，我教我的第二个男孩
和他的伙伴们踢足球，旁边的观众中，有人猜测我是 “老湖北队的”，这不
免使我得意。其实我只能做做样子。篮球、排球已经与我无缘了。但对体育
的兴趣还保留，很关心体育动态，喜欢阅读一些有关运动员的传记，而在荧
光屏前，我是每一场运动比赛的忠实观众。
当然，我再也没有粉墨登场了。不过，话剧、电影我还是非常爱好。
至于音乐，那是我一直保留下来的嗜好。听听好的唱片、好的录音带，参加
一场好的音乐会，在我都是一种享受。不过，近年来，这种好的音乐会实在
不多。偶尔我还唱歌，在海边，在大江上，在草原上，在大森林中……或是
当郁闷的时候。二十多年前，我常抱着出世不久的第二个男孩，轻声唱印度
尼西亚的民歌 《宝贝》，现在他已长得比我还高了。前两个月，我得了一个
孙女，我又常抱着她唱 “阿拉木罕怎么样？她是不胖也不瘦……”，将这当
作了催眠曲，而她果然也就在我的歌声中入睡。
我喜欢美术，从高更、珂勒惠支等的画册，到卜劳恩的漫画集 《父与
子》，我都珍藏。
我也喜欢旅行，正如我引用过的一位美国女诗人的诗：“没有我不肯坐
的火车，也不管它往哪儿开。”也喜欢……总之，广泛的兴趣调剂了我的生
活，也使我的感情不像我的头发那样苍白，使我的心不像我的前额那样满是
皱纹。
“老夫聊发少年狂”，“一事能狂便少年”，那种境界，我心向往之。在一
部有关我的电视片中，我觉得最值得珍贵的镜头是我和少年们一道踢足球，
虽然我只踢了几分钟。
我的 “书法”
最近看到了翼南发表在 《今古传奇》上的一篇文章，其中谈到他将我
用毛笔在他的一本纪念册上写的两句话给程云同志看过，“艺术家程云极称
道曾卓的书法”云云。我忍不住呵呵大笑，不是高兴于他称道了我的书法，
而是讶然于我的 “书法”（这的确是需要加引号的）竟受到了称道。
前些天去一家医院进行体检。院方领导要我写几句话留念。笔墨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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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已准备好了。我再三说明我的字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水平，他们认为我是客
气谦虚。情不可却，只有硬着头皮在洁白的宣纸上写了几行，真是信笔挥来，
在气势上可说是 “龙飞凤舞”，如果看字，评之曰 “不堪入目”可谓恰如其
分。我为白白浪费了一张宣纸而惋惜，更愧对主人的盛情，我感到主人也因
为出乎他们的意外而有些尴尬。
我的父亲的字写得不大好，他可能有一些痛苦的经验，因而经常告诫
我要练好字，说字是 “门面”，字写得不好将来在社会上会被人看不起。我
进小学前就描过字，写过九宫格，临过柳体、颜体。但都只是——用母亲的
话说—— “鬼画桃符”，草草写完，脸上手上还有墨迹，就冲向门外打球或
作游戏去了，母亲追都追不及。在进初中以后，我就几乎不用毛笔了。
当年有人写信给鲁迅先生称赞他的字。鲁迅回信说，他的字谈不上好，
但也写了５０年了，当然大致还看得过去。而我写字已６０多年了，不但不
成体，而且简直不成形，这当然因为我缺乏基本功，没有苦练过。我又总是
图快，牛汉说我 “他连写字都是匆忙中一挥而就的，我没有见过他写过工整
的楷书”。而我还有一种自我解嘲，我的字不好可能还有一个天分问题，“三
分人事七分天”，不是有许多人也没苦练过而写的字还颇看得过去么？！
由于字不好，的确使我吃过一些亏，遇到过一些难堪的场面。念书时
常常因字不好而受到老师的批评且不说了。当我大学毕业后，第一个职业就
是教高中三年级的语文。我在讲台上先发制人，声明我的字很坏。而在讲课
中总是半背着黑板随意而划，用以为我的字的拙劣作掩饰，但我还是因同学
们的轻视的眼光而惶然。好在我的课讲得还不是那样糟糕，所以没有被轰下
去。这些年来，在游览一些名胜或参加一些学术讨论会时，需用毛笔题字时
我就远远躲开了。有时采取别人写字我和其他不善写字的人共同署名的办
法，也应付过好几次。有时被逼得不得不写，那结果就往往使主客双方都感
到有些尴尬，一如我前面就提到的那一次。
但我还是有的字被制成了版和悬挂在公共场合，熟悉的友人偶尔向我
提到时，脸上都浮显着一种——怎么说呢，就说是 “神秘的微笑”吧。
研究者说，字与为人很有关系。信然。从我的字就可以看出我的浮躁、
稚拙、不羁的性格。程云同志当是在 “不羁”这一点上称道了我的“书法”
的。有友人劝我多写写毛笔字，并送来了文房四宝，说练字也是气功的一种，
并可养性。我很感谢他的好意，并信服他所说的道理。俗语说：“八十岁学
吹鼓手”，我何妨七十岁来学书法呢。
我下定决心从明日开始。不过，“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还是
蹉跎复蹉跎。冷静一想，又不免感叹 “明日何其少”了。
一次难忘的险遇
旅行诚然是生活中的一大快乐。不仅是名山大山，就是一座小小的县
城，一个僻远的村庄，我都愿意看看，如果我没有去过的话。只是在旅途中
也往往会遇到一些困难、挫折，甚至使得你烦恼、狼狈的事。这里我想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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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次遭遇。１９８８年的１２月，应联邦德国一位友人的邀请到那边进
行访问。我出过国，那是参加一个代表团，带有翻译，一切事务有人照管。
而这一次我是单独出行。出国机票是德国友人寄来的，泰国航空公司的飞机，
要去香港登机。我于起飞的头一天乘火车从深圳到九龙，是晚间到达的。在
车站前商场的电话亭打了一个电话给一位朋友，他要我等着，他有事，将请
一位先生来接我，那位先生的特征是留着大胡子。我置身在熙熙攘攘的商场，
守着行李。过了四十多分钟，接我的人来了，虽留着大胡子，却是一个三十
岁左右的瘦瘦的年轻人，穿着随便，又显得潇洒。他帮我叫了一部出租车。
上车后，我们简单地交谈了一下，他就不大说话了。他告知了他的姓名。职
业呢？他说没有正式职业，是画家。不到一小时就到了我那位朋友的家。他
的妻子回大陆了，他要我和大胡子都住在那里。明晚他要参加一个宴会不能
送我，还是请大胡子代劳。我们谈到深夜。第二天起床后，吃完早点，我就
独自上街了。朋友要我下午五点钟前赶回来，因为飞机是晚七点起飞。他叮
嘱大胡子在家里等我。我到中环路和海边看了看，到几家书店逛了逛，后到
三联书店去看一位朋友，她请我吃了午饭，谈了些香港的情况，我就赶回住
处了，看看表，五点还差一刻。上到三楼，我看见那位大胡子艺术家坐在门
口的楼梯上。看到我，无精打采地咕哝了一声算是招呼。为什么不进房呢？
他说把交给他的钥匙丢在房里了。我说赶快找主人吧。他说打过电话，有事
出去了。我愣了一会，也就在他旁边的台阶上坐下。大胡子再也不说话了，
用一把剪刀在剪一个饮料罐。我告诉他，飞机七点起飞，我的机票和行李都
在房里呢。他回头看了我一眼，低声地说 “我知道，”又继续专心地剪他的
玩意儿。我心如火焚，但也不好再说什么。一会儿，他似乎完成了他的杰作，
站起来，用剪过的罐头皮——原来他是剪了一把钥匙，去开铁门的锁，居然
打开了。那一声 “咔嚓”，在我听来是最美丽的音乐，心境豁然开朗，对他
的感激和钦佩之情油然而生。但我高兴得太早了，他的杰作对于那正式大门
的锁毫不起作用。他左试右试，大门就是打不开。他又坐下了，还是那么镇
定自若。他拿出烟，给了我一支。我们不声不响地并坐在台阶上抽烟，我提
出是不是去找一个锁匠。他摇摇头，意思似乎是一时难找。我真想大声问他：
“那么怎么办呢？”但还是忍住了。我又想提出是不是把门砸开，但也知道
这是不行的。我又幻想着念几句 “芝麻，芝麻”，大门会不会自动打开呢。
我苦笑了一下。对这位大胡子产生了恼怒的心情。如果是熟人，我早就要将
他骂得狗血淋头了。但我只是抽着烟，并不时看看表，时间似乎过得特别快，
五点半，五点三十六分，五点四十分……我完全绝望了，再等下去就赶不上
飞机了，开始想着是不是去打电话通知将在德国机场接我的德国朋友和我的
在德国进修的儿子，想着回到武汉后如何向为我这次德国之行忙碌了半个
月、殷殷送我上火车的老伴交待……而那个糊涂蛋大胡子只是不声不响地抽
烟。反正又不是他的事，他没必要着急。只是，我斜眼看去，他额上已沁出
了几滴汗珠。天啦，难道我的这次难得的旅行就这样葬送在这个大胡子手里
吗？！我陡地站了起来，大胡子仰起头睁大了眼看看我……而这时，我听到
了上楼的脚步声。大胡子也站了起来。呵，我深深地喘了一口气，是我那位
朋友回来了。他看到我和大胡子站在门口感到很惊讶：“怎么，你们还没有
走？”
当他弄清了是怎么回事后，捶了大胡子一下，回头对我说：“真是你的
运气，我原想直接去参加一个宴会，临时想到该换一套衣服，这才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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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胡子叫了出租车送我上机场，还为我付了车费。当我在飞机上坐定
后，突然想着：如果我现在还和那该死的大胡子坐在楼梯的台阶上呢？……
简单的交往，几乎影响了我一生
— — 记我与胡风的关系谈到胡风先生与我的关系，如果仅仅限于交往，
那是十分简单的，用不多的话就可以说清楚了。但如果从另一面看，几乎影
响了我的一生，这不仅是指我曾被定为所谓的 “集团骨干分子”，因而长达
近２５年在一种险恶的处境中，而且也是指在文学思想上和在对待人生的态
度上。
１９４０年的夏天，胡风当时在重庆北碚复旦大学任教，邹荻帆带我
到他家去看他，那是离学校不远的农村中的一间小土房。他一家人正围着一
张低矮的小桌吃晚饭。他穿着背心和短裤。他赶快扒完几口饭，过来接待我
们。那以后不久，也是荻帆带我到重庆张家花园中华文协去看艾青，他也正
在那里。再就是１９４７年春在南京，剧专剧团公演路翎的话剧 《云雀》，
我在后台碰见了他——他是特地从上海赶来看演出的。解放前我们就只见过
这么三次面。在重庆一般的文学集会的场合，我还看到过他，那就谈不上什
么了。就是这三次见面，时间也都很短暂，没有进行多的交谈。但每一次见
面都还留下了一点印象。初次见面的那一回，他交了一叠稿纸给荻帆，出来
后荻帆告诉我，那是他写的 《论民族形式问题》的部分原稿，要抄一份送往
延安去。第二次见面的那一回，他和艾青正在对将要在 《七月》上发表的吕
荧写的 《人的花朵》一文进行讨论。１９４７年的那一次，有人谈到一位熟
人被国民党逮捕的消息，他听后默然久之，但可以感到他心情的激动。
我没有在他编的 《七月》、《希望》上发表过东西。１９４２年，我听
说他认为我的一篇受到有一些人赞扬的散文诗只不过是 “小资产阶级的情
调”，我相信这话是真的，因为他当时正在编 《七月诗丛》，约了我的几个朋
友编集，却撇下了我，这很使年少气盛的我感到难堪，而且颇为忿忿，就发
誓不向他编的刊物投稿。
解放初期，我们通过两次信，一次是我请他对我发表的一个独幕剧提
提意见，他回信倒是给予了鼓励的。另一次是，我认为他在一本文集的后记
中，批评一位同志的态度和语气是过分了。他回了一封短信说：你不认为他
写的那篇批评我的文章的态度和语气是更过分么？我把那篇文章找来看了，
就再没有说什么。
从１９４７年夏到１９５３年春，绿原和我都在武汉。绿原和胡风保
持着联系，有时他将胡风的来信给我看看，特别是解放以后的那几年间。１
９４８年在香港展开的对胡风的批评并没有能说服我，倒是后来胡风作为回
答的那本 《论现实主义的路》，我认为是很有分量、很有水平的。对于解放
以后他的处境我颇为同情。１９５３年，全国第二次文代会期间，我和几个
朋友一道去看过他几次，这才有机会听到他较多的谈话，直接对他有一些了
解。他对当时的文艺现状是不满的，对于那次文代会认为也难以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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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谈到了几年来自己的遭遇，我感到了他心情的苦闷、激动和焦躁。我后
来和绿原谈到，他要冷静一点才好……。绿原同意我的看法，并说路翎也有
同感。绿原要我直接找胡风坦诚地谈一谈，说这是有必要的。但我感到，我
和他不熟，又是后辈，不便谈，就罢了。一年多以后，胡风托绿原转告我，
要我对他过去的理论工作谈一谈意见。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也没有谈。而且，
那正是１９５５年大风暴的前夕，根本不是谈理论问题的气候了。
我们过去的交往不过就是如此，有什么可多说呢？
然而，我年轻时在文艺思想上，特别是在对于诗的观点上，是深受他
的影响的。
我最初是由于对鲁迅先生的热爱而注意到他的。我将他看作是鲁迅的
战友和学生，当时有这样看法的人是不少的。他发表在 《文学》杂志上的《林
语堂论》和发表在 《文学季刊》上的《张天翼论》（记得署名是胡丰），他和
周扬关于典型问题的论战，我都认真阅读过。
那一场由他的一篇文章 （那是鲁迅和雪峰授意他写的）而引起的关于
两个口号的大论战，是当时我和几个少年朋友们经常的话题。我们未必很了
解问题的实质，但本能地是站在鲁迅这一边的。后来，他编的刊物 （从《海
燕》、《工作与学习丛刊》到《七月》、《希望》）、丛书，我大都看过。我认为
他是一位严肃认真而且是有很高审美水平的编者。他陆续出版的几本论文
集，我都反复读过。可以说，在我的青少年时期，在对文艺的基本理解上，
我受他的影响最大，并培养了我对理论的兴趣。由于我写一点诗，我非常注
意他的关于诗的理论。
他强调 “战士和诗人是一个神的两个化身”，认为真正的诗人必须为人
类的自由和幸福而斗争；强调诗人必须深入生活，必须与人民共呼吸；强调
诗人必须将思想化为自己的血肉，表现为对待生活的激情；强调诗人与诗的
一致，诗的表现力与人的战斗力不可分；同时也强调诗必须是诗，对诗的艺
术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这些都给了我以教益。我现在对诗的一点理解，
就是在那个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传说的他对我的一首散文诗是 “小资产阶级
情调”的批评，也曾使我暗自反省，我后来在写诗的道路 （也就是在做人的
道路）上就有所警惕。而且，我感到可贵的还在于，他的理论文章洋溢着激
情，不仅是以道理来说服读者，也是以他燃烧着的心来感染、鼓舞和激励读
者的
由于事态是逐步发展的，对１９５５年夏季的那一场大风暴，我不能
说毫无思想准备，但问题提到了那样的高度，还是令我惊骇和悲痛，虽然我
尽可能从大的方面 （政治需要），从原则上去加以理解。我自认为虽深受胡
风文艺思想的影响，但和他并无什么关系，所以在第二批材料的 “按语”中，
将我定为 “骨干分子”，也是出我意料之外的。那以后的二十多年间，我就
处在与世隔绝或半隔绝的状态。对于受到牵连的友人们的消息，几乎一无所
知，有一些道听途说的消息，也不知是真是假。一直到１９７９年的夏天，
友人田一文从成都来，说在那边的一家招待所见到了胡风，才澄清了一些关
于他的传言。那么，他还活着！我为他去了一封问候的信。他很快回了我一
封短信，谈了一点他的近况和心情，还对我的一首刚发表的诗提了一点修改
意见。看来，他的思路清晰，字迹也还是有力的。不久后他到了北京。
１９８０年我在北京见到他，却是在一家精神病院的病房中。他是由
于幻视、幻听被送进来的。那病房宽敞、整洁，而我在精神上总还是感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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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压抑。我是将近分手三十年后第一次看到他，还可以认得出来，但显得虚
弱而衰老。那一天，他的神智还算清醒，能谈谈天，话不多，而且只能用低
微的沙哑的声音。他用喜悦的口吻谈到了前些天 《光明日报》上登了一则有
关他的消息，说那是二十五年来第一次在他的名字前不带 “形容词”。谈到
了他被任命为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顾问，也是二十五年来第一次他以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身份出现在艺术研究院张贴出的选民榜上。他指着桌上
的一叠书给我们看，说：“那是我过去写的东西，是一位老朋友最近给我送
来的，我已经好多年没有看到自己的东西了……”他在喜悦中甚至流露出一
种天真的神情。
他没有提到自己这些年来的遭遇，只是叹息着说了一句：“我们过去犯
了什么法呵！”而当谈到还活着的和已不幸去世的朋友时，他含着泪说：“这
些年，他们为我吃苦了……”他说：“我相信党，相信群众。我怀着这样的
希望生活好多年了——正是这样的希望支持我走到今天，支持我走下去。”
但是，我也感觉到了他的病态的一面：他还是有一些惶惑甚至惶恐，
对有些事将信将疑。我和同去的一个年轻的同伴向他说明了新的大好的形
势，尽可能地安慰他。他不断地点头，说：“是这样！是这样！”
第二年，我因工作去上海。他又正住在那里的一家精神病院里——是
由于幻视、幻听比过去严重，从北京转移来的。一般不让人去探望，我设法
去看了他一次。只坐了一会。他不大说话，而且露出一种不安的神情。我只
好告辞走了。
看起来，他的病情比我在北京去探望他时更严重些，我很担心会恶化。
但他终于渐渐好了起来，回到了北京。我在报刊上看到他发表了不少文章，
还看到他出席一些会议的报道。
— — 这位八十高龄的老人，虽然带病，仍不肯好好休息。
这几年间，我到北京时，总要抽空去看看他。他静静地微笑着，不大
说话。有时闭上眼睛，我不知道他是醒着还是睡着。但可以感到他的思路已
恢复正常，他的内在精神力量远比身体要强，这从他发表的文章中也可以看
出来。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是１９８５年的元旦。我和参加中国作协第四次代
表大会的过去被指为 “集团骨干分子”的几个朋友一道去看望他，还合照了
几张像。我没有想到那就是最后的纪念。
就在那一天，我劝他到湖北走一趟。他已多年没有重回故乡了。他摇
摇头，微笑着低声说：“一动不如一静”。那以后不久，武汉将举行 “黄鹤楼
笔会”，因为他是湖北人，又是诗人，我提议邀请他，虽然我想他是不会来
的。意外的，他却表示愿意来。但准备动身前到医院检查，却发现患了癌症，
而且已到晚期。后来，一位参加了笔会的友人回到北京后来信说，到医院去
看过他，告诉他我们是多么盼望他去。他摇摇头说：“我再也去不成了。”说
对热泪盈眶。那么，对于故乡，对于生活，他还有着深深的眷恋……我不知
道他临终前回顾自己坎坷的一生时有着怎样的心情，是不是也热泪盈眶呢？
如果是的，那不是伤心的眼泪，而是对生命、对斗争的执着——在他复出后
的这五、六年间，他是依然在继续为自己的信念、自己的追求而斗争着的。
在什么地方他写过这样意思的话：如果不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几十
年来他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我也亲自听他说过，是由于对党、对群众
的信任，支持他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而他到了晚年，终于亲见了一个新的
伟大的历史时代；他自己也得以摆脱了被投掷在身上的污秽，站在时代的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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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下面，而且，他也得以以一个真实的面目，站在新文学的发展史中间。
我看到新文学史研究者，将我也看作是 “七月派”的一个成员。我并
没有在胡风编的刊物上发表过东西。但从诗的战斗方向上说，从诗的总的风
格上说，是可以这样看的吧。至于就我个人说，我是深受胡风文艺思想的影
响的，“七月派”诗人又大都是我尊敬的友人，我乐于和他们站在一起。１
９９２年４月２３日附记：这是根据我在１９８５年所写的《我的悼念》一
文改写的。
重读路翎
收到路翎寄来的新出版的 《路翎小说选》，感到很喜悦，当即放下手头
的事，原只想翻看一下，却情不自禁地读下去了。
这一本 《路翎小说选》是由朱珩来编辑并写序，作家出版社出版的。
１９８６年，四川文艺出版社也曾经出版一本 《路翎小说选》。现在新出的
这一本，显然编者有意识地避免重复，在选目上仅有少数几篇雷同。这些小
说我早就读过，而且不止读过一遍，但那已是几十年前的事了。这次重读，
就感到新鲜而又熟悉，而且情绪激动，一如当年。于是把他这十年来重新出
版的八部著作都取出来翻看了一下，并写信给路翎说我很想写一点什么。
是的，我很想写一点什么。不是评论和研究，只想谈一点心情，一点
回忆。
无论是在年龄上还是在文学道路起步的时间上，路翎与我是同代人。
１９３９年，他开始在胡风编的《七月》杂志上发表小说。我首先认真阅读
并引起我的注意的是１９４２年出版的他的中篇 《饥饿的郭素娥》，胡风在
序言中高度的评价当然是一个原因，小说本身也吸引并震撼了我。那以后，
我就一直留意他的作品。他是多产的，不断有作品在胡风先后主编的《七月》、
《希望》和少数别的报刊上发表。几年中，接连出版了短篇、中篇、长篇、
剧本等多种集子。他的每一篇作品，只要能看到的我都阅读过，他所出版的
集子我都收藏了。
我年轻时眼高手低却又骄傲自大，对于路翎却是钦佩的。他是我最喜
爱的作家之一。由于我知道他还小我一岁，这种喜爱中就还夹杂着羡慕甚至
嫉妒的因素。
我惊异于他的作品涉及的生活面之广，对生活理解的深刻。各阶层的
人物 （其中主要的是劳动人民）都出现在他的作品中，而且都能刻画得那么
生动。没有曲折的情节，也不是仅仅描绘生活的画面。他所展现的是，在黑
暗腐朽的旧社会里，在生活的波涛中浮沉的形形色色的人物的心灵，他们复
杂、细微的感情及其变化。而且，无论是他７０万字的大长篇 《财主的儿女
们》，还是只有一千多字的短篇 《滩上》；无论是对受难、挣扎、反抗着的劳
动人民的歌颂，还是对统治者、剥削者、市侩们的辛辣的嘲讽，严厉的批判，
都可以感受到他对生活的炽烈的感情和对未来的信心。一如他当年写给一位
友人的信中所说的：“无论怎样的苦难在这个时代都能达到光明，却正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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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使将来充满希望。这就是我要说的。”（《路翎书信集》第８７页）就正
是由于他的这种融进入作品中的激情，使他的作品闪现着一种异彩，洋溢着
一股热力，那往往是能直迫你的内心，感人肺腑的。通过他的作品，使我深
感到人生的痛苦与庄严，加强了对黑暗现实的憎恨而又激励着我对未来的希
望和追求。在我的人生道路、艺术道路上，一些国内外文学大师和前辈给了
我引导和鼓舞，而在同代人当中也有一个人——至少我首先要提到一个人，
那就是路翎。我还在他们影响下，化名 “柳红”、“马莱”写了十来篇小说，
当时友人黄若海来信说，它们在创作风格上，是和路翎相近的。
抗战时期，我和路翎都在重庆。１９４６年至１９４７年夏，又回在
南京。他有几个比较接近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但我和他没有交往。只是在
１９４７年春，他的剧本《云雀》上演时，我去看戏时才认识了他。后来和
冀汸一道到他家吃过一次饭。１９５３年全国第二次文代会期间，我在胡风
先生家碰见过他两次。都没有深谈。我怀着很大的兴趣观察他。他浓眉大眼，
颇为英俊。我想到绀弩的一句话：路翎是一个美男子。
在１９５５年夏季的大风暴中，他作为胡风最亲密的朋友和弟子，当
然被卷进去了。我也未能幸免。１９７９年的９月，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但当时的政治气候已有所改变，我得到了一个机会到北京去，见到了几个老
朋友。我们相互谈了谈各自的经历。我向他们打听路翎的情况，他们告诉我，
听说他被囚禁长达２０年，其间还住过精神病院。几年前已刑满释放，在街
道上作清洁工，住在芳草地，具体住址不详。我和我的同行者周翼南，第二
天就赶到了芳草地，花了一个多小时，几乎是挨家挨户地询问，人们都不知
道路翎这个名字，也不知道徐嗣兴 （这是他的原名）其人。当我们已经绝望
时，通过一个老人的指点，在一排简陋的平房中的一间小屋里，找到了他的
妻子余明英，路翎因事出去了。余明英见到我感到意外的惊喜。她说已二十
多年没有见到一个老朋友，也不知他们的消息。她说路翎是１９７５年才释
放的，在街道上扫地，开始每月１５元，现已加到２０多元。她自己在一家
街办工厂做工，每月也可收入２０多元，有一个女儿在一起，生活勉强可过。
那房间里铺着两张大床，一张破旧的木方桌，桌上放着一份报纸，但没有看
到一本书籍或刊物。余明英轻言细语地谈着，可能是由于已经习惯于这样的
处境，只能默默地承受着命运的打击。但我的心情是沉重的，而且不能不深
有感慨。等了好一会，不见路翎面，已是午饭的时间，我们就告辞走了。她
也没有留我们，只约定星期日要我们一定再去。后来我们如约去了。路翎见
到我丝毫没有激动，一如我们昨天才分手。问到他的情况，他三言两语就带
过去了，只是向我打听胡风和别的几个朋友的消息，我告诉他胡风已出狱，
现住在成都，并将我所知道的一些朋友的情况告诉了他，说现在政治形势已
好转，问题会得到公正的解决的。他也并没有表示出欣喜。他说话很有条理，
看不出任何精神病兆。但他有时沉默不语，两眼茫然地凝望空间，无意识地
移动着下颚的样子，却使我心酸直至心悸。他的冷漠和麻木，有如一座火山
的死寂，而那火山曾沸腾着怎样灼人的浆液。经受了二十多年严酷、残暴的
打击没有能使他倒下，但却熄灭了他生命中最可宝贵的灵气和激情；也使当
年那么英俊、潇洒的青年变成了一个须发苍白、满脸皱纹的老头。他的手曾
经握笔写出了几百万字震撼人心的作品，现在他却以手在清扫着小巷了。
我们告别时，他没有和我握手，转头就走了。我回头久久地凝望着他
的有些佝偻的背影。我感到，在这种精神状态下，他恐怕是很难写作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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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想到两年以后，我就在 《诗刊》和《青海湖》上读到了他的几首诗。我欣
喜地写了一篇短文加以评介，并说 “那么，仅仅两年多的时间，他就突破了
由于深沉的痛苦而产生的迟钝和冷漠，恢复了生活的激情，生活的敏感——
根源是对生活的爱。这是真正令人惊奇和欣喜的。一棵枯萎的树又发青了，
在时代的阳光下。”对他关注和爱护的人还是不少的。我记得１９８５年第
三次文代会期间，我和在 《人民文学》杂志社任副主编的刘心武同桌吃饭，
他告诉我路翎寄去了一篇小说，我问他写得怎样，他回答说还来不及看，“但
无论如何，是要发表的”。后来果然发表了。
我知道，这些年来，路翎一直还在埋头写作，回忆录、小说、散文、
诗，都发表了一些。也还有一些是没有发表的，我手头就还有他的两份小说
原稿。我不能不惋惜地说，要达到他当年的水平是不容易了。
好在他过去出版的主要著作，这十年来都得到了重新出版的机会。那
是他从１７岁到３２岁这１５年间的成果。每当收到他寄来的新书时，我都
感到喜悦而又不免抚卷叹息。当年他那么年轻却已奉献出那么多优秀的作
品，而且正日益走向新的高峰。如果不是人为的摧残，他肯定会写出更多更
光辉夺目的作品，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对文坛是一个巨大
的损失。
在海内外注意到他的人还是有的，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总的来看，
他还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对于他还是比较陌生的。每
一次收到他的作品时，我都很想写一点什么。但要真正研究他，分析他的作
品的社会内容，在创作方法上的特色，美学上的新的开拓，在现代文学史上
所占的地位，那是我无力做到的。这次收到他新出的 《路翎小说选》忍不住
提起了笔来，那是因为其中头两篇中篇小说 《谷》和《青春的祝福》，都是
他不满２０岁时的作品，我是这一次才有机会重读的。我记得初读这两篇作
品时的激动的心情，现在我已是年过７０的老人了，历尽沧桑，感情上已经
受过血与火的磨炼，但在重读时，我的情绪也还是随之起伏。特别是其中分
别写到两个倾向进步的青年，在时代的风雨中和反动政治的压迫下，过着贫
困不安的生活，经历着苦难、搏击、反抗……，使我回忆起朋友们的和我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