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的青春岁月。在 《青春的祝福》中的那位女主角，十八岁的单纯的姑娘章
华云，在她的进步的哥哥的启发下，在严酷的生活的锻炼中渐渐觉醒，认识
到生活的真理。小说的结尾是这样的，章华云认识到：“接触一切人们，为
他们工作，多么好！她胸中充满了阳光和诗，充满了新生的祈祷。幸福又降
下来了，这次是用了想象的形式。逾越过沉重的江波和层叠的峰峦，前面是
无数的人，后面也是无数的人，她向前走，勇敢地向前走……”这也表达了
当年许多进步青年的心情。而他们，不仅在当时，就是在后来的岁月中，也
要经受严酷的考验的，譬如路翎自己。我不能不深有感慨。而且，那位年轻
姑娘的纯洁的祝福，现在听来也还是给人以振奋的呼唤。
路翎的作品当然不是没有缺点的，但过去的许多批判却大都失之公允。
跳动在他作品中的健旺的心和对人生追求的激情是十分可贵的。年轻的路翎
通过他的作品给了我力量和鼓舞。现在我老了，那个年轻的路翎的作品还温
暖着我的心，给我以热力。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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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翎纪念
２月１４日早晨，接到一位朋友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告知路翎于
２月１２日去世，紧接着又收到两位朋友的信，告知同一消息。他去世的那
天是阴历正月初三，还在节日的气氛中。
这几年来，有好几位老朋友先后去世，我都只是默默地承受死别的悲
哀。对于路翎，却想来写几句。
我和他是１９４１年在重庆北碚相识的，至今已有五十多年了，却来
往很少。但是，在同辈作家中，他是我最为喜爱，最为钦佩，也是给我影响
最大的一个，因而在感情上，我是对他十分亲近的。
我不能，也不必在这里对他的文学事业作出评价，那是文学评论家的
任务。我只想谈一点这样的感受：当他进行创作时，总是力图走进他所创造
的世界，不仅描写出生活里的形形色色，而且通过体验去表达人物内心深处
隐蔽的感情、情绪的激荡变化，并使读者感同身受地去体验人物的感情。他
在创作过程中总是满怀激情，寄寓着他对人民的热爱，对黑暗势力的憎恨，
对理想的追求，对明天的信心。由于他的这种激情，就使他的小说大都具有
诗的素质，闪耀着光华，形成独特的艺术魅力，而且是感人肺腑的。他的小
说的题材主要是劳动人民，也写知识分子、商人、官吏、士兵、地主……我
从中扩大了生活的视野，激扬了对生活的热爱，在艺术上也得到了启发。解
放前我用另几个笔名写出的一些短篇小说，是很受他的影响的。
由于从事进步活动，他读到高中二年级就被学校开除，从此就先后在
几个单位当小职员，并在业余从事文学创作。他是勤奋的，在解放前的十年
中已有两百多万字的作品问世。
主要是写小说，也写文学评论、剧本、散文、诗歌，也都有其特色，
真是才华横溢，意气风发。他初涉文坛时，只有十七岁，即受到胡风先生的
重视。他迅速地成长了起来，在２０岁左右，即完成了被誉为 “青春的诗”
的长篇 《财主的儿女们》。他受到了不少赞扬，也受到过一些不公正的批评，
而他坚持走自己的道路。从他１９４０年发表第一篇小说 《要塞退出以后》
开始，到１９５３年他深入抗美援朝前线，写出了 《初雪》、《洼地上的战役》
等受到广泛注意的小说，可以看出，他在艺术上是逐渐走向成熟，肯定会攀
登新的高峰，作出更大的贡献，而１９５５年在反胡风的那场大风暴中，他
被吞没了，当时才只有３２岁。
我也受到牵连。在艰难的处境中，常常念及一些同命运的友人，其中
也包括路翎。我在痛苦和困惑的心情中写过一篇短文，引用了他的两句话：
“人不是神，不能承担这样严酷的考验；人应该成为神，必须承担这样严酷
的考验。”我知道他受到的打击一定比我更沉重，他将怎样承担呢？１９７
９年９月，我的问题还未解决，但总的政治形势已大有好转，我有机会到北
京，见到绿原、牛汉，向他们打听路翎的消息。他们也多年没见到他了。只
听说他已出狱，住在芳草地，具体地址不详。我决心去看看他，和同行的翼
南到芳草地挨户挨家地探询，终于找到了他的住所。在这以前，我最后见到
他是１９５３年秋季，他从朝鲜战场回来后不久，是那样英俊洒脱。而现在
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的老人了。而且神情淡漠，完全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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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当年的热情和气概。看着他，看着他的贫民窑似的简陋、萧索，没有一件
像样的家具、没有一本书刊的家，我可以想象他身心所受到的巨大的摧残，
可以想象他目前清苦的生活。他一点也没有谈及这二十多年来的遭遇，只是
询问了一些友人的情况。倒是他的妻徐明英告诉我，他因受刺激过深，曾经
住过精神病院。这几年是在打扫街道，每月收入约２０元。她自己则在街办
工厂劳动，每月收入也不足３０元。我无言，感到了沉重的悲凉。
第二年，胡风问题平反。他的处境和待遇得到了根本改善。他又埋头
于写作，发表过一些诗、散文、小说，表达了他在新时期的感受和对新生活
的热受，但是，已缺少那种灵气和光华了。恐怕还有不少作品没有得到发表
的机会，我手头就有他的几篇原稿。他能够重新执笔总是一种可喜的事。我
曾就他的作品写过三篇评介文字，希望他能因此感到一点温暖。我更希望时
间和新的生活能治好他心灵上的创伤，重新燃起火焰，并融合这几十年来对
人生的深刻感受，写出更为宏丽的作品……但是，现在我只能满足于在灯下
翻读这十年来重新出版的他的旧作，好在那已包括了他的一些主要作品。我
依然像当年那样心情激荡，并惋惜这样一个有才华的作家的殒落，因而思索
着一些问题……１９９４年２月２８日５１５曾卓文集
悼春芳
在寄来春芳的讣告的同时，荻帆还写了一封短简：我难于忍受这样的
悲痛，她觉撒手而去。
心脏与尿毒病并发，二者相克。正如她自己所说的，不愿死在医院。
她是死在我们长年相聚的小房我深深感到没有还清我对她的爱情的债务。我
原指望在余年与她相亲相爱过些时日。
信是在匆忙中写的，从这简短的几句话中，我理解了他的哀痛心情。
我为春芳的离去难过，我又失去了一位年轻时代的友人。多年来，每
次见到，她总是亲切地接待我，给我许多照顾。我也为荻帆难过，他将怎样
承担这永别的悲痛，并忍受今后的孤寂的日子呢？失去了与他在风风雨雨的
人生长途上患难与共，相依为命五十年的伴侣，那种孤寂与空虚，是任何别
的感情难以填补的。
我是在１９４０年夏天，重庆北碚认识荻帆的，他那时从抗日战场来
到后方，打算投考复旦大学，住在学校边上的一间小茅屋里。通过荻帆，我
认识了春芳，她已在复旦大学念书，也喜欢文艺，倾向进步。他们是通过举
办小型的文艺晚会开始交往的。认识也并不久，已开始了一种微妙的关系。
正由于这样，他们——主要是春芳，有时就乐于有我在场。陪伴他们在嘉陵
江边，在星光下，散步，谈天，念诗，唱歌，度过了一个欢乐的夏天，虽然
我们当时穷得连吃一碗大肉面都是难得的享受。荻帆进了复旦大学以后，１
９４１年夏天到１９４２的春天，我也在北碚工作，和他们也常在一起。后
我被迫离开北碚，春芳也因参加进步活动被勒令退学，她和荻帆后来辗转去
了成都。我在重庆和他们保持着书信联系。１９４７年我们又相聚在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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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他们已有了孩子了。解放前半年，他们先后到香港，在荃麟同志领导下
进行革命工作，解放后在组织的安排下到了北京。我每到北京必到他们家做
客，有时还住在那里。五十年来，只有我在困厄的那二十多年里，不能和他
们交往和联系。虽然我已在一个可怕的罪名下为人神共弃，但我相信有一些
朋友是理解我的清白和无辜的，其中就有荻帆和春芳。在六十年代初，荻帆
到武汉时，就敢于来我家看我，并转达了春芳的关怀。在１９７９年秋，我
的问题还未解决，到北京去他们家时，他们还是殷切地接待我，一如当年……
荻帆于今年四月出国访问，得知春芳病重的消息后，当即动身提前飞回北京。
他来信说，春芳经过手术后，已度过了危险期，从医院回到了家中。我因而
感到了欣慰。没有想到她还是很快撒手而去了。
她和荻帆共过患难，特别是在十年浩劫中，荻帆遭罪时，她表现得那
样坚强、勇敢，是一个好妻子。她年轻时就要求进步，几十年来，从事革命
工作，默默地奉献自己。她可以安息了。但是，荻帆将永久记得她，朋友们
也难以忘怀她。荻帆寄来了他今年出国前和她在北海公园的一张合影——这
是他们最后一张合影了。我看着照片，有许多感慨。认识春芳时，她是十八
岁的少女。荻帆和朋友们都喊她 “小史”（她姓史），岁月如流，风风雨雨的
半个世纪过去了。她已先离荻帆和朋友们而去，当我在哀痛的心情中写这篇
短文时，也真正地感到自己老了。
悼振武
得知王振武同志去世的消息后，我的心情颇为沉重，既感到沉痛，也
感到惋惜。
我们相识虽有二十五年，却来往很少。但在我的感情上和他是很亲近
的。那是因为他有几个亲密的朋友和我也很熟识，这样在感情上就形成了一
个纽带。他们多次向我谈及他，使我得知了他的为人，其中有一些事迹和表
现是很感人的，而每次和他见面时，他的朴质和真诚留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他身上毫无飞扬浮躁之气，这在一般已有一点名气的中青年作家中颇为难
得。三年多前，他身患重病后的顽强精神更是令我感动。
我们常常谈到人生必须拼搏。他正是与病魔拼搏过来的。他脑溢血后
半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一面坚持锻炼，一面还不懈地写作。去年，他还
又一次跋山涉水去了鄂西山区，看望他所熟悉的那里的土地，那里的人民。
他做出这一切，是承受了怎样的身体上的痛苦，需要多么坚强的毅力。我们
可以说，这也是一种英雄主义。他在重病中曾衷心地感叹过：“生活多么美！
阳光多么美！”他的拼搏精神正是来源于对生活的执着，对生活的爱。
他只读过小学，后来进了戏校，长期当舞蹈演员。他的知识和文学素
养主要是靠刻苦地自修。他在一九八○年才开始写小说。他发表第二篇小说
《最后一篓春茶》就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为什么他在创作中一开始就能够
闪露光辉呢？这当然有各种因素，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真正深入
了生活，而且能够以比较正确的态度对待生活。几年以前，我曾在一篇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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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短文中这样说过：“他已发表的和还未发表的小说，都是取材于鄂西山
区。二十多年来，他作为一个剧团的创作人员，经常下到那里去，有时一年
去两次，一去就是几个月，他熟悉那里的景色、风俗、人情、历史，谈起来
如数家珍。他爱那一片荒僻、闭塞然而美丽、富饶的土地，将那当作了自己
的故乡。更重要的是，他爱那里的勤劳、纯朴、善良的人民。他和他们成了
真正的朋友，人们愿意向他袒露自己内心的隐秘，向他诉说自己的苦恼、悲
哀、欢乐。”另外，他的创作态度也是认真严肃的，不是猎奇，不是追求飘
渺的诗情，而是通过生活的真实去追求艺术的创造，通过艺术的真实去追求
人生的哲理。他的这种对待生活的态度和对待艺术的态度使他将有一个光辉
的前景。因而他过早地离去使我们不能不深为惋惜。
振武比我年轻得多。天道无常，现在是我来为他写悼念的文字。而且，
我从他身上可以汲取到许多东西。对他的哀思也是对自己的激励。
我最后一次与他相处是在去年春节。我邀他到几个朋友家里聚会。这
在他是很难得的，他显得十分高兴。返回时，我们乘坐的汽车无法开进他住
家的那条狭窄的小巷。他下车后，坚决谢绝我的搀扶，艰难地一步一步向前
走去，不时回头向我笑笑。他走得很慢，但走得很踏实。他的安详的笑容和
他的踏实的脚步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迟来的悼念
— — 怀伍禾
从一位友人寄来的羊城晚报的副刊 《花地》上，读到了在《诗人伍禾
十五周年祭》的标题下刊登着的绀弩前几年写的追念伍禾的三言诗，和贺苏、
周敏新写的悼诗。我的心感到沉重。真是岁月如流，伍禾离开我们已经有十
五年了。我早已应该写下我的悼念，却一直拖延着没有动笔。这些年来，如
果要写哀悼的文字，那是不止两篇、三篇的。我都没有写。不是对于战友的
忘情，而是我想逃避，不愿让自己又一次沉入哀痛的心情中。但我也并不能
得到心的安宁，每一念及他们，就感到愧疚和不安。特别是对于伍禾，以我
们的友谊，不应该默无一言，而且他是在那样悲惨的情况下去世的，身后又
是那样地寂寞。友人将关于伍禾的悼诗寄来，当是好意。我却从中感到了无
言的责备：“难道你不应该写点什么吗？”是的，我应该写一点什么，虽然，
只能是简短的……抗战以前，当我还是一个初中学生，刚刚开始在报纸的副
刊上投稿的时候，已经知道伍禾的名字，他当时在武汉已经是一个颇有名气
的诗人了。我没有机会结识他。抗战期间，他在桂林为一家文艺刊物编诗。
我在重庆。他写信来约稿，这样我们开始了通信。我们见面是在一九四四年
的冬天。在国民党军队的湘桂大撤退中，他和妻子聂碧莲带着一个不足一岁
的婴儿，在极其艰困、危险的情况下，到了重庆 （他在《抗战文艺》上发表
过一篇文章记述逃难途中的情况），在一家从桂林迁来的出版社工作，名义
上是经理。但那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就只有他一个，除了编辑之外的一切事务：
校对、跑印刷厂、发行……以至勤杂，他都必需担当起来。我当时住在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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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区，每当进城时，就去看他。出版社在一个小小的木板楼上，而那里也就
是他的家了。在堆满书、纸型和杂物的空隙中，有一张床和一张破旧的三斗
桌。他热情地接待我，但难得安静地坐下来，往往是一面和我谈天，一面处
理着出版社的工作或是家务。他的工作繁重，做每一件事又都极其认真，因
而就异常忙碌。而生活是清苦的，他没有时间写稿，靠一点微薄的工资负担
一个家。有几个友人认为他得到的待遇不大公平而愤愤。我却从来没有听到
过他的怨言。他说：“一切为了事业……”他常常满怀喜悦地将他们出的书
给我看，赞扬着那些作品。我们交往密切起来是在武汉。
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六年夏初，他脱离了那家出版社，回到了武汉。
我不久也回到了武汉。他主编一家报纸的副刊 《长江》。我则从葛琴手中接
编大刚报的副刊 《大江》。我们都住在武昌，经常见面，谈天、谈大局，也
交换一些工作上的意见。有时，两人一道过江到汉口发稿。
那几年，正是解放战争时期，在国统区，进步的文艺运动已经被反动
派扼制得近乎窒息状态。在武汉，更是一片荒凉。而伍禾所在的那家报纸是
国民党的省报。他是在 “虎穴”里工作，处境就更为险恶。
然而，在他所编的副刊上刊登的作品，大都是反映了现实生活、表达
了人民的情绪和愿望的。当然，他常常受到警告，友人们有时也劝他不要“赤
膊上阵”。有一次，他对我说：“是的，应该注意策略。但退让只能是在一定
的限度之内。否则，编这个副刊还有什么意义呢？冒一点风险，也是必要的。
现在做什么工作能不担当一点风险呢？除非躺下来睡大觉。”他在一则编后
记中写道：当千军万马奔腾在几乎是一整个亚洲大陆的时候，当壮健的骑者
在冒死犯难用生命创造历史的时候，我们却伏在一个静如死水的斗室中，吮
笔编写。
… …
壮健的读者无需祝福，更何况 “北风吹断马嘶声”。我的亲爱的友人，
能发光么？一点萤火，一支烛光，一把炬火，都好都好，请把这个瑰奇的时
代照得通明！
他工作的那间小厢房，是名副其实的斗室，用他自己的话说：“像棺材
那样狭长，而且比棺材大不了多少的”斗室。他坐在纸窗前，埋头在破旧的
条桌上，他的心和 “壮健的骑者”的心一同跳动。而且，他呼唤友人们做萤
火，做烛光，做炬火，来照明这个瑰奇的时代。——我们应该想到，他是在
那个黑暗的年代里，在刀枪剑戟丛中，这样来公开宣告自己的心情和希望的。
而同时，他也注意在文学创作上抵制那些不良的倾向。当时泛滥成灾
的黄色文化当然是为他所厌恶的，而他也不满意于那些主观公式主义的作
品，那些顾影自怜的感伤主义的作品，那些浅薄的乐观主义的空洞的叫
喊……。而对于真正从生活中来的，反映了现实生活的真实的作品，虽然在
技巧上比较差，他却乐于推荐给读者。他坚持的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以来
的现实主义传统。
伍禾不止一次地对我谈到雪峰同志的一句话：做任何工作，即使看来
是小小的工作，都应该有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的精神，伍禾正是以
这样的精神来做副刊编辑工作的。
他认真阅读来稿，发现了一篇较好的作品就异常高兴，他用毛笔一丝
不苟地和分散在各地的作者们写信。他联系了一些知名的作家，如聂绀弩、
骆宾基、邹荻帆等，而更多的是年轻的作者，如田野、苏汜、何钟辛、葛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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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他们进行了具体的帮助，为他们的成长付出了心血。在当时当地，《长
江》受到许多倾向进步、要求进步的读者的关注和爱护也正是必然的。伍禾
正是从读者中，从 “声气相投”的作者中汲取了力量，从对自己工作意义的
认识，从对人民、对时代的责任感中汲取力量的。他在艰危的处境中，在清
贫的生活中，勤劳地而且是乐观地工作着。诚然，《长江》上面没有什么了
不起的大作，即使从当时整个斗争的形势看，《长江》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也
是有限的。然而，它曾经团结了一批作者，它曾经照亮了黑暗的一角，它曾
经温暖和鼓舞了许多读者的心……武汉终于解放了，全国终于解放了。我们
在不同的岗位上，各自忙于自己的工作，能够畅谈的机会不多。偶尔见面，
感到他心情健旺，身体也比过去好了。而且，在生活上也开始摆脱了贫困。
没有想到，一九五五年的夏天，我们都被卷入了一阵突然而来的旋风
中。我们完全被隔绝了。两年后，我才知道原来和他在一起工作的郑思已离
开了人间，那么，伍禾的命运呢？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呢？我无从打听。
一九五七年的秋天，我们偶然相遇了，那是在一家医院的门诊部里。
分手两年，却恍如隔世。有多少话要倾吐，却只是简单地交换了一点彼此的
情况。他告诉我，他现在一家出版社当普通的编辑，即将下乡去劳动。那以
后不久，我却偶然听说，在乡下，他又戴上了 “右派”的帽子，那时“反右”
的高潮早已过去，他是 “补划”的。
我们再见面已经是一九六二年了。他已从乡下调回武汉，工作关系转
到了省图书馆。他原就有肺病，一九五五年受审查期间，房间当西晒，又不
通风，他就只有睡在泼过水的水泥地上，这样度过了酷暑，却因而得了风湿
性心脏病。在乡下劳动，使病加重了。现在不能上班，就在家里整理关于鲁
迅的资料。他还是那样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地工作着。
他的问题并未解决，所以来看他的朋友很少。我的处境当然不会比他
好，只能偶尔到他家去坐坐。虽然我们在态度上还是亲切的，但却又可以感
到某种无形的距离，我们不能也不愿深谈，只是一般地聊聊天，从中得到一
点温暖。这也是 “相濡以沫”吧。他当时开始研究围棋。当我们相对无言时，
他就要我和他对弈。我完全是外行，而且对此道并无兴趣，但为了不让他扫
兴，有时就陪他下一盘。同时我感到了他内心的深深的寂寞……
后来，就是那动荡混乱的时期。一九六七年的春天，我去看过他一次，
他已病得很严重了，不能出门走动。我简单地谈了谈自己的情况和一些见闻。
他流露出对现状的某种困惑和迷茫，后来激动起来了，说：“看来，我要戴
着 ‘帽子’去见马克思了。哈哈！……”我打断了他的话，提议来下一盘棋。
他同意了。但一反常例，下棋时心不在焉，一下子谈到解放前的某些遭遇，
一下子谈到对某个友人的不满。后来，他突然说：“你看需不需要我再为你
写一点材料？那对你或者有点好处的……”他的话使我感到意外，而且，老
实说，我不相信材料可以决定或改变我的命运，因为，我以为问题的关键并
不在这里。
所以我含含糊糊地答复了他，而且立即转变了话题。两三年后，我在
“牛棚”中，从一个审讯我的“小将”口中得知了他的死讯。又过了几年，
我才从一位友人那里得知他死的详情：他不但心脏病严重，而且由于受到各
种摧残，死前已经精神失常了……
在一九八○年，他的问题得到了平反。我参加了他的骨灰安放仪式。
在哀乐声中，在他的遗像前，过去交往的种种情景都浮上了心头。我从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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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切的目光中感到了他的欣慰：他曾经以他的生命的热发出他的光，就算那
只是“一点萤火，一支烛光”吧，但已融合在时代的光华中。此外何所求呢？
我也从他亲切的目光中，感到了他对我——一个老朋友的期望：为了珍惜幸
存的生命，要让它更旺地燃烧……１９８３年７月３１日８２５曾卓文集
遥 寄
— — 悼念李先盛
你是在为小学生讲公开课时，突然声音喑哑，虚汗满额，倒在讲台上
的，你的口袋中藏着医生两天前为你开的病休条。你死时５２岁，正当壮年。
同事们、学生们和当地的乡亲们都很哀伤。由于对你的事迹逐渐有所了解，
引起了愈来愈多的人对你的关注和崇敬。而生前，你可以说是默默无闻的：
教了几十年书的乡村教师，最后是一所山区小学的校长。
我来到黄陂县——那也是我的家乡，来到你所在的中心小学。听你的
同事们、你的学生们满含感情地讲述你生前的种种感人的情况。长年的劳累
使你落下多种疾病。拖着病弱的身子你还是孜孜不倦地工作，经常在崎岖的
山路上跋涉。为孩子们的成长呕心沥血，为乡亲们的脱贫致富多方设计。多
次以粮食和金钱资助学生和同事，而你自己也一直在贫困中……在你所做的
那每一件似乎是平凡的小事中，体现着你的不平凡的意志，不平凡的精神。
每一件事迹都闪耀着光点，许许多多光点集中起来就成为火炬，照亮了你的
灵魂，也照亮了人们的心灵。
你使我又一次体会到，应该努力做到这一点：要以非凡的意志和非凡
的精神去从事自己认为有意义的工作，即使看来是平凡的工作。
你使我又一次体会到：生命的价值不仅是用地位、名声 （更不必说金
钱）来衡量的。我们需要叱咤风云的英雄，需要名震一时的智者……而我们
也需要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地作出奉献的人——他们奉献了自己全部的精
力、心血，甚至生命，如你。他们的生命也闪耀着光辉，如你。
我也到了你在僻远山林中的古老的居屋，在你的遗像前站了很久。人
已远去，我不知道你的骨灰埋葬在哪里。你的同事们、学生们都含着眼泪讲
述你。当学校为你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时，附近的山民们放下手中的活计，成
群结队自发地来为你送行。那么，你的圣洁的墓地就在他们的心头，也在许
多知道你的事迹因而崇敬你的人的心头。１９９４年５月
记荻帆
荻帆在送给我的他的两本诗选集 （《布谷鸟和紫丁香》和《邹荻帆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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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选》）的扉页上，分别写了两句话：“这里面有我们友谊的回顾。”“它将唤
起你青春的回忆”。当我翻读这两本诗集时，的确感到了亲切和温暖，回想
起许多往事。１９４０年，我在重庆南岸一所中学读书。放暑假了，无家可
归，生活成了问题。老朋友朱文尧告诉我，田一文和邹荻帆在复旦大学的一
个小镇上租了一间小屋，可以去找他们。田一文是我在武汉的老熟人。邹荻
帆则不认识，但知道他是一位有名气的诗人。当时我正在诗坛上起步不久，
能够结识他当然是很高兴的。复旦大学在北碚。我身上的钱不够买一张从重
庆到北碚的轮船票，也出于一种浪漫的情绪，我决心沿着嘉陵江步行去。顶
着烈日，太热了就跳到江中游游水，当天走了六十里，到了土砣镇，已经疲
累不堪。还剩下三十里，我不能继续走了。
我在搬迁到土砣的求精中学找到了一个过去的同学朱朝升 （他现在是
有名的电影剪辑师），他招待我吃了晚餐，留我在他宿舍里挤住了一夜。第
二天，天朦朦亮，他送我去搭木船，当天早晨到了北碚，在一间只有两张窄
床和一张破桌的小小的土屋里，找到了田一文。
还有一个穿着已经泛白的黑衬衫的青年正埋头在破桌前写什么，我猜
到那就是邹荻帆。田一文为我们作了介绍。邹荻帆走过来和我热情地握手。
当他得知我还空着肚子时，立刻邀我到一家小店去吃油条、豆浆，掏空了他
身上所有的钱。
我们一见面就熟悉了起来，共同生活了一个多月。我就在他们的小土
屋里用木板搭地铺。伙食则是在复旦大学的食堂里顶着暑假离校的同学的名
额混饭吃。当时我们是那样穷困，而那又是怎样令人难忘的快乐的日子啊。
一些爱好文学的复旦大学的学生常来找荻帆、一文谈天，渐渐熟悉了
起来。在那间小土屋里的小油灯的晕黄的微光下，举行过一次小型的诗歌朗
诵会。十多个人将那间小房挤得满满的。荻帆用他那带着浓重天门腔的普通
话 （他一生都没有能改变他的乡音），朗诵了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与会者中间有几位女同学，其中有一位使荻帆倾心，后来终于成了他终身的
伴侣。我、荻帆和他的女友 “小丝”常常在一起，在大石桥上，在通向北温
泉的一片桑树林中，在嘉陵江边，我们谈诗、谈生活、谈自己的经历、谈理
想……。荻帆高兴起来就在石阶上大跳自编的黑人舞，我有时就高唱自编的
“骑士歌”。我们就这样度过了一些美丽的时光。
抗战前，我在当时著名的刊物 《文学》和《中流》上，就读到过他的
诗。那时他还不满二十岁。由于知道他也是湖北人，所以另有一番感情。我
特别喜欢他抗战初期发表在 《七月》创刊号上的一首小诗《江边》，充溢在
那里面的对祖国深挚的感情使我感动。我认识他时，巴金先生已为他出版了
三本诗集：《在天门》、《木厂》、《尘土集》，同时还有不少诗作在报刊上发
表，是当时很活跃的青年诗人之一。《在天门》和《木厂》由于暴露了旧社
会的黑暗，一出版就受到反动派的查禁。他家乡的黑帮人物还扬言，他再返
回天门就要打断他的腿。抗战开始后不久，他就参加了以臧克家为首的第五
战区文化工作团，出入于烽火战地。后来又转到金山、王莹领导的第二演剧
队。他演过 《放下你的鞭子》中的青年，我简直怀疑他的天门腔的普通话，
观众怎么能够听得懂。不过，他人概更多扮演的是日本鬼子和群众甲乙之类，
那倒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１９４０年，他辗转来到了重庆，想奔赴延安，和
我多次商量过这个问题，也找过一些关系，但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由于当
时的政治形势，没有能够如愿。为了找一个可以栖身的地方，他考进了复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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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
东北籍的诗人姚奔原就在复旦大学念书，冀汸、绿原、冯白鲁后来也
先后进了这所学校。我则在这所大学当过几个月的小职员，被迫离开后，又
在北碚一家小剧团里当过一阵子演员。这群年轻人都是流亡的学生，主要的
收入就是靠一点微薄的稿费，但穷困丝毫没有损害他们欢乐的心情。他们经
常相聚在一起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他们也常严肃地谈论时局，热烈地讨论
诗。他们对诗的追求是在对理想的追求的光照下面。他们渴望有一片自己的
园地，这样就靠募捐的方式筹集到了很少数一点经费，创办了 《诗垦地》丛
刊。后来，靳以先生又在他编的 《文群》副刊上为《诗垦地》定期出专页。
《诗垦地》当然是以荻帆为核心的，因为他的年纪较长，而且在诗坛上是已
有一定影响的。但每一期以致每一篇稿件，都通过了大家七嘴八舌的、有时
是面红耳赤的争论，荻帆并不滥用他作为主编的权威，而是以他亲切、公正
的态度和他的美学眼光来说服众人的。他也非常注意发现和团结更多的作
者。这就使 《诗垦地》不止是一个同人性质的刊物，而且扩大了队伍。《诗
垦地》的创刊是在皖南事变后不久，进步文艺受到极大的摧残，由于它的政
治倾向，也由于它具有一定的艺术风格上的特色，所以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可惜只出了六期，就被迫停刊了。１９４３年的春天，我在重庆已无法立足，
不得不远走贵州，在一个荒凉的小城中生活了一段时期。临行前，几个熟识
的朋友都有诗送我，在 《诗垦地》上出了一个专辑。荻帆写的是《给Ｃ·Ｔ》。
在最后一段，他写道：……
这边
将有旌旗举起
将有时代的声音澎湃
你将卷土重来
后来我的确又 “卷土重去”了重庆，我与荻帆又长谈过几次。当时，
他已不复有几年前的那种单纯的欢乐的心情，严峻的现实使他更加成熟了起
来，他说我们都应该踏踏实实地生活，认真做一点事。不久，他就去了成都。
一直到抗战胜利后，我们先后回到武汉，这才又有了经常见面的机会。当时
荃麟和他的夫人葛琴，肩负着党的使命，在武汉开辟工作。荻帆常邀我去看
望他们，１９４６年的１０月１９日晚上，在荻帆工作单位的地下室里，秘
密地进行了一个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会。到会的人数不多，大都是可信
任的文艺青年，而会议的气氛严肃，荃麟和荻帆都讲了话。在武汉，以荻帆
为核心，又先后创办了 《北辰诗丛》第一辑《沙漠的喧哗》和 《荆棘文丛》
第一辑 《大江日夜流》。团结了不少本地的进步作者，并在荒凉的武汉文艺
界吹起了一阵清新的风，这两个丛刊都只出了一期，就被反动派查禁了。
１９４８的春天，荻帆被迫离开武汉，到了香港。从他来信中，知道
他一直在为生计奔波。后来在一家飞机修理工厂做工，生活才比较安定，然
而工作是够繁重的。但他一直没有放下他的笔。我收到他寄来的一本自费印
的诗集 《恶梦备忘录》，都是时事讽刺诗。同时我也在报刊上读到了不少他
抨击反动派黑暗的统治，歌颂新的时代、新的人民的诗。
我和他再次见面，已是在解放后的北京了。他在外事部门，工作异常
繁忙。他说，现在应该认真写一点东西了。但我也感到了他在写作中的某种
苦闷的心情。他觉得应该唱出这个时代的壮丽的歌。
１９５３年，在全国第三次文代会上，我们几个老朋友又得以聚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