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一天夜间死去了。那以后，画家就感到莫名其妙的不安和烦忧，而且性格
也起了显著的变化，他原是一个正直、诚恳的人，却变得妒嫉、粗暴，耍起
各种阴谋权术来了。
而且，他创作的画中，开始流露出一种邪恶的感情。一位牧师批评他
画的一幅宗教画：“人物的脸上没有圣洁的表情，恰恰相反，眼睛里倒有一
点儿鬼意。”他自己也发觉，几乎给画中所有的人都装上了一双高利贷者的
眼睛。他在气愤和疯狂中想将那幅高利贷者的画像焚毁，一位朋友拦阻了他，
将那幅肖像要走了。画家的心里逐渐恢复了平静，而且为过去的行为悔恨。
但是，那画像却为他的朋友和后来辗转成为画主的几个人都带来了不幸。知
道这一情况以后，画家感到了强烈的震动。他认真沉思起来，整天神思恍惚。
最后，他完全相信他的画笔做了魔鬼的工具。接着发生了三件不幸的事：他
的妻子、女儿和小儿子接连不断地暴死。他认为是上天对他的惩罚，于是下
了决心离开尘世，将仅剩的一个儿子安置在美术学校，自己隐遁到一个冷落
的修道院里，不久削发为僧。后来又遁迹到荒山野地去，完全离群索居起来，
历尽了各种程度的忍耐和只有圣徒传记中才找得到先例的自我牺牲。终于有
一天，他回到修道院，又拿起了画笔，在禅室里关了一整年，以耶稣降生为
题材画了一幅画。
修道僧们不大懂得绘画，可是都被画中人物的异乎寻常的圣洁感动了。
画家对到寺院来探望他的儿子提出了一个要求：“你可能会在什么地方
遇见我对你讲过的那幅肖像。光看那一双异乎寻常的眼睛和非人间的表情就
可以把它认出来——无论如何你得毁掉他……”他儿子终于在一个拍卖场所
找到了那一幅画。他向几个竞争者说明了他必须得到那幅肖像的理由。但是，
故事刚刚讲完，他和听众把眼睛移到墙上时，发觉那幅肖像已经不在——它
被偷走了。
就从这简短的叙述中也可以感到，这故事是笼罩着浓厚的神秘气氛。
在小说的第一部里，也飘浮着一种神秘性，那主要表现在对肖像的那一双眼
睛的描写上，和在深夜里那双眼睛在恰尔特科夫精神上所引起的强烈的反
应。在第二部里，这种神秘性加强了：凡向那个来历不明的高利贷者借贷的
人都落得一个可怕的命运。而那幅高利贷者的肖像，影响和改变了画家和每
一个画像的持有者的个性，并为他们带来了不幸和灾祸。在第一部里，对于
那双眼睛的描述还可以看作是为了烘托气氛；恰尔特科夫因那双眼睛所引起
的反应，还可以看作是为了表现他的性格。这样是加强了艺术效果和艺术魅
力的。但在第二部里，神秘性却带着宗教的气息，是作者为了宣扬他的教义
的一种需要，一种渲染。事实上，整个第二部都可以看作是为了宣扬一种教
义而编造的一个故事。它不是从现实出发的，生活气息淡薄。
在这篇小说里，果戈理阐明了许多关于艺术创作的见解，其中有着他
自己的宝贵的经验和体会，值得我们注意。他指出，艺术应该忠实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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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创造和单纯模仿之间横隔着怎样不可估量的距离”。他指出，“画
家是先把从外部世界吸取到的一切蕴藏在自己的灵魂里，然后再从灵魂深
处，把这些东西谱成一支和谐的庄严的歌”。“艺术创造者即使描写低微的事
物，也像描写伟大的事物时一样伟大；在他笔下，卑贱的事物已经不显得卑
贱，因为无形中已被创造者的美丽的灵魂所渗透；卑贱的事物获得了崇高的
表现，因为流过了他的灵魂的炼狱”。这些话，我觉得我们的艺术家们还是
应该虚心地倾听并认真地思索的。但是，我们当然不能同意他所指出的道路：
脱离现实，在苦行和对上帝的祈祷中去求得 “宁静的高尚的激情”，要求艺
术 “发出奇妙的抚慰的声音……永远像祷告似的奔向上帝”。作为作家果戈
理自己的道路和 《肖像》第二部的失败就证明了这一点。
在小说第二部里那位画家的形象，远不及第一部那位青年画家恰尔特
科夫的形象那样丰满。恰尔特科夫是一个有血肉有性格的人物，我们可以理
解和体会他的思想感情。那一位画家是一个 “理想的人物”，他高超脱凡，
不能为我们带来生活的实感。在第一部里，果戈理对那个腐朽的社会如何摧
毁一个艺术家的揭露是深刻的。在第二部里，果戈理所指明的艺术家的道路
却是虚浮而错误的，他将古老的宗法制度美化了，宣扬了信仰主义和神秘主
义。由于作者不是着眼于现实，不是从生活中去发掘和提炼，作品在艺术上
也是失败的。
读着恰尔特科夫的悲剧，我们不由联想起果戈理笔下的另一个画家的
悲剧，我指的是 《涅瓦大街》中的庇斯卡辽夫。这个短篇与《肖像》的写作
是同一时期。庇斯卡辽夫真诚、热情、纯洁，追求着善和美。他的生活是贫
困的。由于理想的破灭，在深深的失望中自己结束了年轻的生命，他的才能
没有可能得到发挥。恰尔特科夫年轻时也一如庇斯卡辽夫，他是被那个社会
所腐蚀，丧失了艺术生命，才能也没有可能得到发挥。他们两个人象征着艺
术家的两种不同的命运，然而都是一个悲剧。
而果戈理自己又何尝不是一个悲剧人物呢？他以有着浓烈的传奇和浪
漫主义色彩的小说集 《狄康卡近乡夜话》开始了文学道路。在那里面带来了
乌克兰的绚烂的色彩，和劳动人民生活的风俗画，同时震荡着青年果戈理由
于对生活的热爱而发出的青春的欢笑。但是，当他逐渐成长，深入地面对现
实时，他看到的是一个黑暗的俄罗斯。他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历史使
命。他说：“我们绝对不是为了节日和宴席被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被叫到
这里来是为了战斗。所以，一刻也不能忘记，我们是为了战斗而来的，因而
也不会选择危险少的场所。好像好的士兵一样，非把我们的一切向战争激烈
的场所投去不可。”他将他的长剑的锋芒主要指向了残酷、腐化的官僚们和
鄙俗、贪婪的地主们。他的 《钦差大臣》和《死魂灵》（第一部）是暴露了
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的黑暗、悲哀，并发出了痛切的控诉。但是，在思想上，
他却匍匐在沙皇脚前，——而沙皇本人就正是最大的官僚和地主。而且，他
美化古老的宗法制社会，认为那是俄国最理想的社会，认为封建农奴制是不
可废除的。他提倡信仰主义和道德上的自我完善，以为这样就能够消灭这个
社会制度所带来的种种罪恶。他的这一切观点最集中地表现在他的 《与友人
书信集》中。他对于官僚们、地主们的愤怒的揭露，得到了以别林斯基为代
表的当时进步文艺界的一致好评，却受到了反动集团的疯狂的攻击。而他的
《与友人书信集》，在上流社会中引起一片喝彩声，却受到了别林斯基的严
厉的批判。果戈理在自己的思想的矛盾当中，也在社会对他的全然相反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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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当中，感到深深的疑虑、不安。他说 “我已经痛苦到极点了。我的精神和
肉体都感到十分痛苦，一切都陷在跋徨中……工作就是我的生活，不能工作
了，也就无法生活了。”在他四十三岁的壮年，在应该是创作力最旺盛的时
候，他却结束了生命，而且很可能是绝食致死的。
果戈理世界观的矛盾的复杂的内容，一直是文学史家探讨的一个问题。
我们只想在这里指出，他原是对生活充满了乐观，对劳动人民满怀同情的开
朗的人。他理应成为一个真正的抒情的歌者，为我们带来灿烂的阳光和美丽
的歌声。但是，严酷而黑暗的现实却扭曲了他的性格，使他的灵魂上沾染了
一些庸俗的和错误的东西。在批判、攻击丑恶的现实时，他不愧为真正的战
士。当他想指明通向将来的道路时，他却是一个浅薄而无能的说教士。
这一点，在他的力作 《死魂灵》中表现了出来。小说的第一部，他真
实而深刻地描写了黑暗、腐朽的俄罗斯的现实，在辛辣的笑声中揭发了地主
们的贪婪、猥琐和寄生性。但在第二部里，他却想臆造出几个正面的地主形
象，“想要复活或救活那整个地主阶级”（阿垅）。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大师，
他不能不感到，这是艺术的堕落和虚假，因而，他在死前，焚毁了多年来惨
淡经营的手稿。火光照亮了他受伤的灵魂和艺术家的良心。谈到 《死魂灵》
的第二部，我们就容易联想到 《肖像》的第二部，在思想根源上，它们有相
通的地方，而且都是由于屈从于错误的思想而损害了现实主义，因而都失败
了。
在 《肖像》的第二部里，果戈理创造了这样一个“理想人物”，一个认
为自己是充当了魔鬼的工具的画家，到人迹罕见的荒野中去苦苦修行，终于
达到了人的圣境，由于他已得到了不是混糅着世俗欲念的，而是宁静的高尚
的激情，他在艺术上也达到了高峰。——但是，果戈理自己，却一直没有能
够摆脱人世间带给他的痛苦和烦恼。而当他想在作品中发出 “奇妙的抚慰的
声音”表现出 “神圣的崇高的力量”时，他的作品却失去了光彩。
果戈理的悲剧应该引起我们对于不合理的社会的强烈的憎恨，而且也
应该引起我们关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深思。１９８１年１２月２日
雨果的沉思
— — 读 《九三年》
《九三年》中有一节的题目是：《沉思中的郭文》。事实上，那也是作
者雨果自己在沉思。在他这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中，雨果提出了一个问题：人
道主义 （他所理解的人道主义）与革命的关系。他自己作出了回答。
他所提的问题是有着某种重要性的，而且他是通过比较丰富的艺术形
象和生动的情节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的，因而在思想上和感情上都深深地打
动了读者，也引起了读者的沉思。
由于读者不同的立场、态度和看问题的不同的方法，关于这本书一直
有着一些争论。
《九三年》是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这次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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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转折。它不仅使法国的封建社会彻底崩溃，而且沉重地打击了整个欧洲
封建体系，开辟了一个资本主义更加广泛发展的时期。《九三年》指的是一
七九三年。从一七八九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经历着复杂尖锐的斗争，在这
一年达到了高潮。在这一年的一月，挣脱了封建枷锁的法国人民，愤怒地将
路易十六的头颅像手套一样抛掷在全欧洲君主的脚下，向专制政体和贵族政
治挑战。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各封建王朝结成了反法同盟，派出几路大军向法
国逼近，想将不满一岁的共和国淹没在血泊里。在国内，反动分子与国外的
敌人相呼应、相勾结，阴谋活动日益猖獗。资产阶级革命派内部的纷争和矛
盾也更加深化。在这种情势下，共和国确立了雅各宾专政，对反革命分子进
行了无情的镇压。这是著名的 “恐怖时期”。
旺岱地区是共和国不得不带着忧心注视的地区。它在海边，交通闭塞，
城镇很少。在广漠的大地上散布着贫穷的村庄和大大小小的森林、丛林。它
像是一个孤岛——一个阴沉、险恶的孤岛，法国各地澎湃的革命浪潮只能在
它的岸边激荡。当地最有权势的人物依然是贵族和神甫。长期在封建思想和
宗教影响下的农民，保卫着压迫、剥削他们的主子，而与要解放他们的共和
国军血战。——在反革命分子眼中，这是一个最好的基地；对共和国来说，
这是藏在肚子里的一条毒蛇。
《九三年》反映了当时法兰西的整个形势，而以旺岱地区惊心动魄的
斗争作为情节的中心。
有三个主要人物：共和国联队指挥官兼远征军司令郭文，政治委员西
穆尔登，叛军领袖朗德纳克。这三个人物都是非凡的。
先来看朗德纳克。他是一个随着皇族流亡在英国的侯爵，现在受命潜
回旺岱领导叛乱。
他从前是一个好色之徒，沉溺在花天酒地之中，而今老了，但身体健
壮。他是一个极其顽固的保王党，充分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叛军领袖所肩负
的重任。他坚毅、沉着、勇敢，而且富有军事才能，反动集团挑选他担当这
一重任是有眼光的。而且，他还有着一个叛军领袖所必需具备的两个因素：
他的领地在旺岱，在当地有着巨大的声望和号召力。当他冒险从海上登陆的
当天，就有七千人投奔，在一星期内就有三百个教区揭竿而起。他又是冷酷、
残暴的。
他下令焚烧村庄，杀死伤兵，屠杀俘虏。他的残暴不仅是由于他的本
性，也由于他对革命的刻骨的仇恨。他是共和国的最凶恶的敌人。
他的对手，共和军年轻的司令官郭文，也出身贵族，而且是他的侄孙。
郭文在一个有着共和思想的家庭教师的教育和熏陶下，成了坚定的共和主义
者。他无比纯洁、善良，而又勇敢。现在，这两个贵族：祖父和侄孙，成了
不共戴天的仇敌，各自为了自己的信念，在战场上兵刃相见。两个人都是优
秀的军事指挥官，不过，在惨烈的斗争中，几乎总是郭文占上风。
但公安委员会对郭文还是不太信任，这不仅因为他是一个贵族，又与
叛军领袖有着这样的亲属关系，而且，他是过于温情、手软的。在公安委员
会的领袖看来，这是一个严重的缺点：对敌人的宽大将造成革命的损失，在
某种情况下，甚至可能是致命的损失。因而，指派了西穆尔登作为他的政治
委员，帮助他同时也监视他。
公安委员会的这一指派是正确的。西穆尔登早年当过乡间的本堂神甫，
后来转变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战士，属于激进派。他生活俭朴，工作勤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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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心全意献身于理想的事业。他理解革命暴力的意义和作用，以惊人的慈爱
关心受难的人民，对共和国的敌人则是绝不容情的。
但公安委员会不知道西穆尔登是郭文幼年时的家庭教师。他没有家庭，
将全部爱情倾注在他的学生郭文身上，将郭文看作是自己精神上的儿子。他
和他的学生的分离曾使他异常痛苦。他没有想到革命的浪潮会又将他们涌在
一起。他以十分喜悦的心情看到自己教育的学生成了共和军的一个杰出的军
事领袖，同时也满怀忧心地注意到郭文对敌人过分的、有时甚至是无原则的
宽大。他明确地对郭文指出过这一点，而且郑重地提出过警告：“在我们所
处的时代中，仁慈可能成为卖国的一种形式。”
这是三个强烈的性格的对比。这是三种强大力量的较量。在它们相互
猛烈地撞击、斗争中，迸出耀眼的火花，那当中又飞溅着血和泪。
使他们之间的纠葛和矛盾深化的原因中，关系着三个天真可爱的小孩。
《九三年》是以描写这三个小孩作为序曲的。
一个纯良而又几乎是愚昧无知的农妇带着三个小孩在森林中流浪。她
的丈夫是一个已阵亡的叛军。她的家园毁于炮火。共和军的一支联队在发现
他们时，他们由于饥饿已濒于死亡。联队出于同情收留了他们。后来，在一
次叛军的袭击中，农妇连同三个小孩与一些士兵一齐被俘。朗德纳克下令枪
决俘虏，农妇也包括在内。三个小孩则被当作人质带走了。通过几次大的战
斗，溃不成军的叛军只剩下朗德纳克和十九个人被围困在他自己的城堡中，
进行绝望的顽抗。一个意外的机会使朗德纳克和残存的几个叛军得以通过一
条秘密的地道逃走，那三个小孩却被留在叛军放火焚烧的城堡里面。那个曾
被枪决的农妇侥幸只是受了重伤，死里逃生。当她能够走动时，她疯狂地到
处寻找小孩。她来到城堡跟前，看到了在烈火包围中的孩子，发出了撕裂人
心的惨叫，而孩子们也用弱小的声音在呼唤妈妈。在场的共和军用尽了他们
当时能够用的方法和力量。但城堡是坚固的，铁门是紧锁的，眼望着三个无
辜的幼儿，三个可爱的天使就要被烈火吞噬了。在这紧急、绝望的关头，出
现了奇迹：已经逃向旷野的侯爵，那个叛军领袖，竟又从地道中折返，出人
意外地在共和军的面前，用钥匙打开了铁门，并且奋不顾身地穿过烈火，将
三个小孩救了出来。他自己因而被俘。
当夜，郭文因朗德纳克的行为而陷入了沉思。他面临着一个使他不胜
苦恼的问题：是处决朗德纳克，还是救他？
他的沉思是那样的深沉。从良心来说，他认为应该放走舍身救那三个
小孩的老人。他在这个老人身上看到了 “神圣的光辉”。如果处死这个老人
就是 “用一种野蛮的手段去回答一种慷慨的行为。……这是革命的弱点，这
对共和国是一个贬值”。从革命的责任来说，他认为应该处决那个叛军的首
领，因为他曾经犯下了那么多的罪行，今后也还将是共和国的凶恶的敌人。
——在激动、痛苦的心情中，他反复深入地思考、衡量。每一面都有强大的、
不可辩驳的理由；每一面都有它的严重的缺点和后果。每一个选择都似乎是
对的，而每一个选择对他都是深渊。人道主义的良心和革命的责任感在交战。
最后，他终于服从了人道主义的良心。像那个老人救那三个小孩一样，去救
那个老人；像那个老人毫未考虑后果一样，他决定坦然地为此献出自己的生
命。他在深夜走进了土牢，让朗德纳克披上自己的斗篷混了出去，而他自己
来代替那个敌人坐牢。
第二天早晨，西穆尔登十分震惊地发现了这件事，当即由革命法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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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进行审判。西穆尔登投了决定性的一票，判了郭文的死刑。作为政治委
员，他亲自监斩。在晨光中，郭文从容地走上了断头台，最后高呼：“共和
国万岁！”正当郭文的头颅滚进篮子的时候，一声枪响，西穆尔登也用一顾
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郭文的沉思就是雨果的沉思。雨果年轻时，由于母亲的影响，曾是一
个保王主义者，后来才转变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上来。他参与过一八
三○年的七月革命和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虽然他从一八六二年就开始搜
集 《九三年》的资料，动手写作却是在一八七二年，即在巴黎公社成立和失
败以后。他所亲见和参与的革命斗争，引起了他的沉思。通过沉思，他虚构
了一个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故事，在这中间寄托和表达了他对革命和人道
主义的关系的看法。故事曲折动人，又充满着激情，我们深深地被吸引了，
在紧张的地方几乎要屏住呼吸来阅读，在感动之余，也引起了我们的沉思。
但是，我们沉思的结果与雨果的沉思的结果却是不同的。
当我们放下书本来冷静地考虑，首先对小说的艺术真实性发生了怀疑。
朗德纳克去救那三个小孩的行为是感人的。而且，他对西穆尔登说的
那句话也是庄严的：“我允许你逮捕我。”他可以骄傲地说这句话。但是，在
我们的感受上，他的这一行为太出人意外了。这种感觉不是没有道理的。
一向残暴、毫无怜悯之心的朗德纳克，怎么会由于那母亲的一声惨叫
（那母亲还是他曾经下令枪决的），就去援救那三个小孩 （也是他下令要把
他们烧死的）呢？这样一个思想十分顽固、反动，而且充分意识到自己责任
重大的叛军首领，怎么会为了三个小孩而背叛自己的信仰，放弃自己的职责
呢？
我们不否认，一个恶人有时也会发出一点善心，一个坏人也可能会转
变。然而，那应该合乎人物性格的发展，应该有内在的根据。在朗德纳克由
一个 “魔鬼”变成一个“上帝”的过程中，我们看不到这种发展和根据。雨
果对于朗德纳克为什么会去救那三个小孩丝毫没有作一点心理描写，他回避
了一个困难的课题。
那么，是朗德纳克的一时冲动么？但我们从作者对他的各种行为的介
绍中，可以看出他不是一个容易冲动的人。就算他是一时的冲动吧，那也太
偶然了。艺术创作中当然可以有偶然性，但那种偶然性是为了表现必然性，
应该提高到必然性的水平上来。
雨果只是作过一点简单的说明：恶人的内心也会残留有一点慈悲心。
雨果在这一抽象的人性论的基础上虚构了这一情节，而且在本书中是关键性
的情节，以证明他的观点 （“一个枪炮不能征服的魔鬼被摇篮征服了”），宣
扬了所谓人道主义精神的胜利；同时，也是为了通过这一情节去引起郭文的
沉思，以表达他要表达的主题 （革命与人道主义的关系）。——这种使人物
的性格屈从作者的主观意图，使故事情节简单地迁就主题需要的做法，在艺
术创作上是致命的弱点。在这里，说得婉转一点，至少也是一处败笔。
同样，西穆尔登的自杀也使读者感到意外。雨果对他的人物的这一行
为也未作一点心理刻画。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在投票决定郭文死刑时的痛
苦，可以想象得到他望着自己亲爱的人站在断头台上时的悲哀。但我们想象
不出他是在怎样的心情下作出决定和在怎样的心情下结束自己的生命的。是
因为失去了唯一亲爱的人，自己就无法生活下去了么？是因为感到郭文是圣
洁、高贵的，判处了他的死刑，自己良心上不安么？是郭文临死前和他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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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长谈中将他打动了，甚至说服了么？我们很难揣测。而在我们的感受上，
像西穆尔登这样一个有原则性的坚毅的革命者，是不容易由于以上这些原因
就动摇自己的信仰，放弃自己的职责的。
但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主题，雨果却不能不让西穆尔登自杀。因为如
果西穆尔登在判处了郭文死刑后还活着，那就削弱了郭文牺牲的重大意义，
郭文的牺牲就只是一个简单的悲剧。
西穆尔登的殉葬，却会大大显示出郭文的胜利。
雨果钦佩西穆尔登，却更喜爱郭文，对他充满了同情和爱抚，在他身
上赋予了各种各样好的品质。他既是一个勇敢的英雄，又是一个思想家和哲
学家，一个年轻的圣人。他既能英勇地献身革命，又能维护人道主义的原则。
雨果再三强调了他的仁慈和宽大：他释放那些反动的修女，因为她们是女人；
他不肯将一整队狂热的老教士送上革命法庭，因为他们是老人；如果可能，
他还要把王太子从碉堡里释放出来，因为他是小孩；当一个手执刀枪的俘虏
冲过来时，他命令他的士兵闪开一条路，因为他不愿用一千五百人去对付一
个人，如果不是西穆尔登的挽救，他几乎因而送了命。在他看来，“革命是
和谐，不是恐怖”，在他的心目中，“恕”字是人类语言中最美的一个字。郭
文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朗德纳克的善行震动了他，使 “他的最坚定的决心，
他的最虔诚的诺言，他的不可挽回的决断，这一切都在他的意志的深处动摇
了”。从他的性格来看，这倒是可信的。他救朗德纳克，是他的性格的合乎
逻辑的发展。郭文就刑前的两次谈话值得注意。
一次是在审判他的革命法庭上。他承认 “一件好的行为，离得我太近
了，使我看不见一百件罪恶的行为，一方面是一个老人，另一方面是几个孩
子，这一切站在我和革命之间。我忘记了那些被焚烧的村庄，被屠杀的妇女，
我忘记了法兰西被出卖给英国，我放走了祖国的凶手。”他把自己的错误思
想完全亮了出来，我们要批判他，大致也只能说这样一些话 （另外只需加上
一点：那个祖国的凶手将继续作恶，给祖国和革命带来更大的危害。事实上，
在郭文决定救朗德纳克前的沉思中，也考虑到这一点）。他是光明磊落的，
勇于承担罪行，主动请求给自己判处死刑。
另一次是当夜他和西穆尔登的一次长谈，事实上是一次思想交锋。西
穆尔登到土牢去看他时，他正在熟睡。一个第二天早晨就要走上断头台的人
能够安然入睡，这正说明了他的从容和镇定，这是一种英雄主义的品质。但
是这也说明了他并没有因为认识到他对革命所造成的恶果而有所不安。他在
法庭上所说的那些话并不是虚伪的，在雨果笔下的郭文是太高贵了，他决不
会欺骗。那是他在对革命的责任发言和认罪。他的从容和安然，则是由于他
相信自己是献身于一个更高的真理：人道主义。他在和西穆尔登的交谈时就
说到：“既然我有了指南针，风暴对我有什么关系！既然我有我的良心，事
变对我又有什么影响！”这里的 “风暴”和“事变”指的是革命和现实斗争，
而 “指南针”和“良心”则意味着他的人道主义原则。
在郭文看来，革命只是一种短暂的手段，人道主义则是永恒的真理。
革命是绝对正确的，但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在它之上。因而在革命
和人道主义发生矛盾时，他当然就必须站在人道主义那一边。
不过，使我们困惑的是：这种损害和背叛了革命利益的人道主义算得
上什么人道主义呢？这种为了报答一件善行而宽恕一个曾犯下百倍罪行的敌
人，让这个敌人去继续作恶、造成更多无辜者流血的人道主义，算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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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义呢？
无论郭文用了怎样动人的美丽的言辞，他并没有能说明这一点。
那个孤身一人，几乎游离于社会之外的乞丐退尔马克，曾经营救刚刚
从海上登陆的朗德纳克，因为朗德纳克过去对他作过施舍，他觉得应该回报；
也因为在他看来朗德纳克是一个 “人”，出于同情，他应该予以帮助。但是
当他后来看到朗德纳克杀人放火的行为，曾两次痛心地疾呼过：“我要是早
知道啊！”——在他朴素的感情和真诚的悔恨中，要比郭文的那些漂亮的言
词包含着更多的真理。
孤立地看，郭文为了救朗德纳克而牺牲自己的行为是感人的；正如孤
立地看，朗德纳克为了救那三个小孩而情愿牺牲自己的行为是感人的。而且，
我们早已看到郭文是一个那样纯洁、善良的人，那样可爱可敬的人。看到他
因而被判处死刑，看到他从容地一步一步走上断头台时，我们很容易产生同
情。这正是作者雨果所希望达到的效果。所以，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郭文救朗德纳克和他的死，是一个悲剧，我们可以从中汲取重大的教训，然
而却不是如雨果所期望的那样的教训。
革命和人道主义的关系，是一个常常引起讨论的题目，特别是在一场
大革命进行的当中和那以后，这个问题就常常被提了出来。不但是敌人用人
道主义的名义对革命进行攻击，就连某些善良的，甚至为我们所尊敬的人，
也都以人道主义的名义，对革命进行了批评，乃至否定。雨果在 《九三年》
中，也认为人道主义与革命不能两全，他将人道主义置于革命之上，指出了
它们的矛盾，宣扬为了人道主义的原则可以放弃革命和背叛革命。
但是，雨果是同情革命的，而且，也认识到革命暴力的作用和意义。
在 《悲惨世界》中，他借一个老共和党人的口说过“法国革命自有它的理论
根据，它的愤怒在未来的岁月中会被人谅解的。它的成果便是一个改进了的
世界。……进步的暴力便叫做革命。暴力过去以后，人们就认识到这一点：
人类受到了呵斥，但前进了。”在 《九三年》中，他又借西穆尔登的口说过：
“革命有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就是旧社会，革命对这个敌人是毫不仁慈的……
革命在文明身上割开一道很深的伤口……”郭文在临死前也说过：“文明有
它的瘟疫，这阵大风 （指革命——引者）治好了它。也许大风选择得很不够
好。可是它有别的办法吗？它所担负的是那么艰巨的清洗工作！在瘟疫的恐
怖面前，我了解风暴为什么这样猛烈。”这些话说明了革命的意义，采用暴
力的必要性和不得已性，也说明了革命的成果 “是一个改进了的世界”。那
么，在这个意义上，革命不正是最大的人道主义吗？然而，雨果没有从这一
点深入下去得出应有的结论。看到革命有那么多的流血和牺牲，他的良心总
还是有些不安，有些不忍。也可能革命暴力中某些偏差和某些过火的行为（这
是不可避免的）和假借革命的名义所犯下的一些罪恶 （这是应该避免的，但
历史的错误有时也会重复），使他有些不满。于是，希望用他所理解的人道
主义来唤醒人们的良心，希望用他所理解的人道主义来代替暴力。由于他的
思想上的矛盾，他并不是那样雄辩的。从艺术上看，他编了一个多少有些牵
强因而也就是不够真实的故事，不得不有意无意地违背了人物性格的逻辑发
展。在主题思想上也是无力的，经不起深究的。雨果所宣扬的人道主义胜利
了么？否！英雄郭文的高贵的灵魂连同他的神圣的理想，在他的教师的灵魂
的陪伴下面，飞升到无极的天上去了，在还充满着苦难的尘世的大地上，让
他们过去的战友 （他们已损失了两个优秀的领袖）去同敌人（其中有被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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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德纳克）进行血与火的斗争。郭文不仅背叛了革命，也背叛了真正的人道
主义。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郭文的死连同西穆尔登的死，是一个真正
的悲剧。它对我们的教训是：浅薄的人道主义一超过某一种限度，就暴露了
它的虚伪性和反动性。
但是，对于雨果这种浅薄的人道主义，或者说资产阶级的抽象的人道
主义，我们在给予必要的批评的同时，也须作出具体的分析。我只想指出一
点，在认识这种人道主义的浅薄，有时还是虚伪和反动的实质的同时，我们
也不要完全抹煞它对受难的人民的同情和对暴政压迫的不满。雨果用仁慈、
博爱、道德这样一些药方来改革旧社会的想法，其本身是幼稚的，可笑的，
但他暴露旧社会的黑暗，批判旧社会的罪恶，还是应该加以肯定。他的 《悲
惨世界》、《巴黎圣母院》等都是这方面的例子。不过，在那些作品中，他的
人道主义的批判对象是旧社会，而在 《九三年》中，和人道主义发生矛盾的
却是革命，所以，这种人道主义就大大减弱了它的光芒，而显出了更浓重的
暗影。
雨果的一生几乎占据了整个十九世纪。在他的晚年，科学的社会主义
思想已广为传播，无产阶级已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而登上了政治舞台。雨
果却还是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思想上还有着很深的空想社会主
义的色彩。不过，他终究还是一个有着进步理想的政治斗士，他对受难者和
被压迫者怀着深厚的同情，对人类的将来有着巨大的信心，而且在探索着人
类前进的道路。他的思想、性格上的弱点和进步的方面，都明显地反映在他
最后的这部长篇小说中。它还是一部重要的作品，它反映了那个重要的时代。
问题在于，我们对它所宣扬的那种人道主义必须有清醒的认识。１９７９年
１０月小阁楼
在大海面前
— — 从 《迷人的海》谈到《老人与海》
看完邓刚的 《迷人的海》，我很自然地想到海明威的 《老人与海》。
在这两个中篇里面，都写到了一个老人和一个少年；都有一个共同的
主角：海；都写到了人与自然的搏斗，与生活的搏斗。这两个中篇在写法上
也是有些相近的，都极省略地写到人物的身世、社会关系，创作方法是现实
主义的，却又带着强烈的寓言色彩，表达了人生哲理。
《老人与海》是海明威（１８９９—１９６１）晚期的作品，发表于
一九五二年，那时候，他早已是一个享有盛名的大家了。这篇作品使他获得
了诺贝尔文学奖金 （也由于他长期以来在文学上的贡献，和他在当代文学风
格中所发挥的影响）。邓刚，用我们当前的标准来看，还算是青年作家：三
十七岁，在文学事业中刚开始他的道路。《迷人的海》不是他的第一篇作品，
却是他最初引起广泛注意的作品。我设想，他写这篇作品时，是多少受到了
《老人与海》的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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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两篇作品又是不同的。题材不同，人物性格不同，那是当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