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注：本文材料根据《旧约·士师记》第十四章至第十六章） .4
忆《隋书》谓炀帝得龟兹乐，列为燕乐之一，此后中国燕乐，龟兹乐实居重要部分。古龟兹国，即今新疆库车县。龟兹乐何如，今日新疆维族之音乐歌舞是否与龟兹乐相似，颇难猝下断语。盖自伊斯兰教代佛教而后，天竺文物，澌灭殆尽；今日新省维吾尔民族之歌舞，与中亚各民族之歌舞想相近似。迪化每有晚会，往往有维族之歌舞节目；男女二人，载歌载舞，歌为维语，音调颇柔美，时有顶点，则喜悦之情，洋洋欲溢，舞容亦婉约而雍穆；盖在维族的民族形式歌舞中，此为最上乘者。据言，此旧为男女相悦之歌，今倚旧谱而填新词，则已变男女相悦而为政治之内容矣。以我观之，旧瓶新酒，尚无牵强之痕迹。我曾问维族人翻译哈美德： “新词是谁的手笔？”他答道： “也不知是谁，大概是许多人集体的作品。”
维语为复音语文，其字母借用阿拉伯文的字母。书写时，横行而自右至左，外行人视之，似甚不便，然彼人走笔如飞，形式且极美丽。文法不甚复杂，曾习他种外国语者，用功半年，即可通晓。在新疆，虽有十四民族，然维吾尔语，实为可以通行全疆之语言，此因维族人数约占全疆总人口之半，其他各少数民族大都晓维语；哈萨克族人口在全疆仅次于维族，其语文与维语大同小异，其字母，亦为阿拉伯文字母。迪化每开大会，演说时例须用三种语言，即汉、维，及蒙古语，平常的集会，为节省时间，仅用汉、维两种语言，则因蒙族人在迪化者倘不解汉语，大概都能懂维语。
迪化在阳历十月初即有雪。但十月天气最佳，可说是 “寒暖适中”。十二月后始入正常的寒冬，积雪不融，大地冻结，至明年四月初始解冻 （有时为三月中旬）。冬季少风，南方冬季西北风怒吼之景象，以我所得短暂之经验而言，在迪化是没有的。然而冬季坐车出门，虽在无风之日，每觉寒风刺面入骨，其凛冽十倍于南方的西北风，此因户外空气太冷之故。室内因有大壁炉，且门窗严闭，窗又为双层，故融暖如春，然而门窗倘有罅缝，则近此罅缝之处，冷风如箭，触之战栗；此亦非风，而因户外空气太冷，冷故重，觅罅隙而钻入，其劲遂似风。室内铺厚毯，亦以防寒气从地板之细缝上侵。
关西大汉张仲实素不怕冷，在家时洋服内仅穿毛线衫裤，无羊毛内衣，某日忽觉腿部酸痛，举步无力，此为腿部受寒之征象，然不明寒气从何来；越一日始发见寒气乃从书桌下来，盖书桌下之地毯一角上翘，露出地板之罅缝，寒气遂由此浸润。北方人常言地气冷，故下身所穿必须较上身为多，必解冻以后，乃可稍疏防范。三月中，有时白天气温颇高，往往见迪化人上身仅穿一单衫而下身仍御厚棉裤。
最冷的日子通常在阴历年关前后；白天为零下二十度，夜间则至四十余度。此为平均的气温。在此严寒的季节，人在户外半小时以上，皮帽、大衣领皮、眉毛、胡须等凡为呼吸之气所能接近之处，皆凝积有薄薄白霜，胡须上往往还挂着小小的冰珠。人多处，远望雾气蒸腾；此亦非雾，而为口气凝成，真所谓 “嘘气成云”了。驴马奔驰后满身流汗，出气如蒸笼，然而腹下毛端，则挂有冰球，累累如葡萄，此因汗水沿体而下，至腹下毛端，未及滴落，遂冻结为珠，珠复增大，遂成为冰葡萄。
地冻以后，积雪不融，一次一次雪下来，碾实冻坚，平时颇多坎坷的路面，此时就变成了平坦光滑，比任何柏油路都漂亮。所以北方赶路，以冬季为最好。在这时候， “爬犁”也就出现了。“爬犁”是土名，我们的文绉绉的名称，就是 “雪橇”。迪化的“把爷”们，冬季有喜用“爬犁”者。这是无轮的车，有滑板两支代替了轮，车甚小，无篷，能容二人，仍驾以马。好马，新钉一副高的掌铁 （冬季走冻结的路，马掌铁必较高，于是马也穿了高跟鞋），拖起结实的 “爬犁”，在光滑的冻雪地上滑走，又快又稳，真比汽车有意思。但 “爬犁”不宜在城中热闹处走，最好在郊外，在公路上。维族哈族的 “把爷”们驾 “爬犁”，似乎还是娱乐的意味多，等于上海人在夏天坐车兜风。我有一首歪诗记之：
纷飞玉屑到帘栊，大地银铺一望中；初试爬犁呼女伴：阿爹新买玉花骢。
北方冬季少霜。如有之，则其浓厚的程度迥非南方人所能想像。迪化冬季亦常有这样的严霜。晨起，忽见马路旁的电线都变成了白绒的彩绳，简直跟耶诞节人们用以装饰屋子或圣诞树的比手指还粗些的白绒彩绳一样。尤其是所有的树枝，也都结起银白的彩来了。远望就同盛开了的银花。如果树多，而又全是落叶树，那么，银白一片，宛如繁花，秋艳的风姿，和盛开的樱花一般——而樱花尚无其洁白。此种严霜，俗名 “挂枝”，不知何所取义，或者因其仅能在树枝上见之，而屋面地上反不能见，故得此名。其实霜降普遍，并非独厚于”枝”，不过因为地上屋面皆已积雪，本来是白皑皑的，故遂不觉耳。但因其 “挂枝”，遂产生了神话：据说天山最高之博格达峰为神仙所居，有冰肌雪肤之仙女，为怜冬季大地萧条，百花皆隐，故时以晶莹之霜花挂到枝头。此说虽诞，然颇有风趣，因亦记以歪诗一首：
晓来试马出南关，万树银花照两间。
昨夜挂枝劳玉手，藐姑仙子下天山。
照气候说，新疆兼有寒带、温带以及亚热带的气候。天山北麓是寒带，南麓哈密、鄯善一路 （吐鲁番因是一个洞，作为例外）是温带，而南疆则许多地方，终年只须穿夹，是亚热带的气候了。但橘、柚、香蕉等，新疆皆不产，或者是未尝试植，或者也因 “亚热带”地区，空气太干燥之故，因为这些终年只须穿夹的地方，亦往往终年无雨，饮水、灌田的水，都赖天山的万年雪融化下来供给人们。除了上述数种水果外，在新疆可以吃到各种水果，而尤以瓜、苹果、葡萄、梨、桃为佳。瓜指甜瓜③，种类之多，可以写成一篇文章； “哈密瓜”即甜瓜之一种，迪化人称为甜瓜，不称为哈密瓜。这是大如枕头的香瓜，惟甜脆及水分之多，非南方任何佳种香瓜所可及。此瓜产于夏初，窖藏可保存至明年春末；新疆人每谓夏秋食此瓜则内热，惟冬日食之则 “清火”。苹果出产颇多，而伊犁之二台所产最佳，体大肉脆，色味极似舶来的金山苹果，而香过之。二台苹果熟时，因运输工具不够，落地而腐烂于果林中者，据云每每厚二三寸，在伊犁，大洋一元可购百枚；惟运至迪化，则最廉时亦须二三毛一个。
梨以库车及库尔勒所产最佳，虽不甚大，而甜、脆、水分多，天津梨最好者，亦不及之。梨在产地每年腐烂于树下者亦不可胜计，及运至迪化，则每元仅可得十枚左右。南疆植桑之区，桑椹大而味美，有黑色白色两种；惟此物易烂，不能运至他处。据言当地维族人民之游手好闲者，每当桑椹熟时，即不工作，盖食桑椹亦可果腹；桑椹在产地，人可随意取食，恣意饱啖，无过问者。
初到哈密，见有 “定湘王”庙，规模很大，问了人，才知这就是城隍庙。
但新疆的城隍何以称为 “定湘王”，则未得其解。后来又知道凡汉人较多的各城市中都有 “定湘王”庙，皆为左宗棠平定新疆以后，“湖湘子弟”所建；而 “定湘王”者，本为湖南之城隍，左公部下既定新疆，遂把家乡的城隍也搬了来了。今日新疆汉族包含内地各省之人，湘籍者初不甚多，然 “定湘王”
之为新疆汉族之城隍如故。
迪化汉族，内地各省人皆有，会馆如林，亦各省都有；视会馆规模之大小，可以约略推知从前各该省籍人士在新省势力之如何。然而城隍庙则仅一个，即 “定湘王庙”是也。每年中元节，各省人士追荐其远在原籍之祖先，“定湘”庙中，罗天大醮，连台对开，可亘一周间。尤为奇特者，此时之“定湘王”府又开办“邮局”，收受寄给各省籍鬼魂之包裹与信札；有特制之“邮票”乃 “定湘王府”发售，庙中道士即充“邮务员”，包裹信札寄递取费等差，亦模拟阳间之邮局；迷信者以为必如此然后其所焚化之包裹与信札可以稳度万里关山，毫无留难。又或焚化冥镪，则又须 “定湘王府”汇兑。故在每年中元节， “定湘王府”中仅此一笔“邮汇”收入，亦颇可观。
昔在南北朝时，佛法大行于西域；唐初亦然，读三藏法师 《大唐西域记》
已可概见。当时大乘诸宗皆经由西域诸国之 “桥梁”而入东土，其由海道南来者，似惟达摩之南宗耳。但今日之新疆，则除蒙族之喇嘛外，更无佛徒。
汉人凡用和尚之事，悉以道士代之。丧事中惟有道士，而佛事所有各节目，仪式多仍其旧，惟执行者为道士而已。蒙族活佛夏礼瓦圆寂于迪化，丧仪中除有喇嘛诵经，又有道士；省政府主席李溶之丧，道士而外，亦有喇嘛数人。
伊斯兰教何时始在新疆发展而代替了从前的佛教，我没有作过考据，然而猜想起来，当在元明之交。道士又在何时代行和尚职权，那就更不可考了，猜想起来，也许是在清朝季世汉人又在新疆站定了脚跟的时候。但当时何以不干脆带了和尚去，而用道士，则殊不可解，或者是因为道士在宗教上带点“中间性”罢？于此，我又连带想起中国历史上宗教争论的一段公案。南北朝时，佛法始来东土，即与中国固有之道教发生磨擦，其间复因北朝那些君主信佛信道，时时变换，以至成为一件大事。但自顾欢、慧琳、僧绍、孟景翼等人一场无聊的争论以后，终于达到 “三教”原是“一家”的结论；然而这种论调，也表示了道教在当时不能与佛教争天下，故牵强附会，合佛道为一，又拉上孔子作陪，以便和平共处；故当时释家名师都反对之。不谓千年以后，伊斯兰教在西域既逐走佛徒，和尚们遗下的那笔买卖，居然由道士如数顶承了去，思之亦堪发噱。
然道士在新疆，数目不多，迪化城内恐不满百，他处更无足论。普通人家丧事，两三个道士便已了事。此辈道士，平日几与俗家人无异。
新疆汉族商人，以天津帮为巨擘。数百万资本 （抗战前货币之购买力水准）者，比比皆是。除迪化有总店，天津有分庄而外，南北疆之大城市又有分号。新疆之土产经由彼等之手而运销于内地，复经由彼等之手，内地工业品乃流入于新疆。据言此辈天津帮商人，多杨柳青人，最初至新省者，实为左宗棠西征时随军之负贩，当时称为 “赶大营”。左西征之时，旷日持久，大军所过，每站必掘井，掘井得水必建屋，树立小小之市集，又察各该处之土壤，能种什么即种什么。故当时 “赶大营”者，一挑之货，几次转易，利即数倍，其能直至迪化者，盖已颇有积累。其魄力巨大者，即由行商而变为坐庄。据言此为今日新疆汉族巨商之始祖。其后 “回疆”既定，“赶大营”
已成过去，仍有 “冒险家”画依样之葫芦，不辞关山万重，远道而往，但既至镇西或迪化，往往资斧已罄，不能再贩土产归来，则佣工度日，积一二年则在本地为摊贩，幸而获利，足可再 “冒险”矣，则贩新省之土产，仍以行商方式回到天津，于是换得现钱再贩货赴新省；如此每年可走一次，积十年亦可成富翁，在迪化为坐庄矣。但此为数十年前之情况，如此机会，早成过去。
抗战前，新省对外商运孔道，为经镇西而至绥边，有绥新公路，包头以东则由铁路可抵天津；此亦为新疆多天津商人之一因。抗战后，绥新公路为新省当局封锁，表面理由是巩固边防。目前新省对外商运，已经有组织地集中于官商合办之某某土产公司之手，情况又已不同。
博格达山为天山之最高峰。清时初定天山南北路后，即依前朝故事，祭博格达山。据 《新疆图志》，山上最古之碑为唐代武则天所立。其后每年祀典，率由地方官行之，祭文亦有定式， 《新疆图志》载之。
博格达山半腰有湖 （俗称海子），周围十余里，峭壁环绕，水甚清，甚冷；此处在雪线之下，故夏季尚可登临，自山麓行五十余里即到。自此再上，则万年雪封锁山道，其上复有冰川，非有特别探险装备，不能往矣。山巅又有一湖，较山腰者为大。当飞机横越天山时，半空俯瞰，此二湖历历可睹，明亮如镜。 《新疆图志》谓山上积雪中有雪莲，复有雪蛆，巨如蚕，体为红色，云可合媚药。二十九年夏，有友登博格达，在山腰之湖畔过一宿，据云并不见有雪莲雪蛆，亦无其他奇卉异草，珍禽瑞兽，惟蚊虫大而且多，啮人如锥刺耳。湖边夜间甚冷，虽当盛夏，衣重裘尚齿战，乃烧起几个火堆，卧火旁，始稍得寐。又山腰近湖处有一庙，道士数人居之，不下山者已数年，山下居民每年夏季运粮资之，及秋，冰雪封山，遂不通闻问，俟来年夏季再上山探之。在全疆，恐惟此数道士为真能清苦。诗以记之：
博格达山高接天，云封雪锁自年年。
冰川寂寞群仙去，瘦骨黄冠灶断烟。 （其一）雪莲雪蛆今何在？剩有饕蚊逐队飞。
三伏月圆湖畔夜，高烧篝火御寒威。 （其二）雪莲有无，未能证实，然天山峭壁生石莲，则余曾亲见。离迪化约百余公里，有白杨沟者，亦避暑胜地，余曾往一游。所谓 “白杨沟”，实两山间之夹谷耳，范围甚大，汽车翻越数山始到其地。此为哈族人游牧地，事前通知该管之 “千户长”，请彼导游，兼代备宿夜处。“千户长”略能汉语，备马十余匹，请客人作竟日之游，出 “白杨沟”范围，直抵焉耆境之天山北麓。
途次经过一谷，两岸峭壁千仞，中一夹道长数里，山泉潺潺，萦回马足；壁上了无草木，惟生石莲。此为横生于石壁之灌木，叶大如掌，形似桐叶，白花五六瓣甚巨，粗具莲花之形态，嗅之有浓郁之味，似香不香，然亦不恶。
询之 “千户长”可作药用否？渠言未知可作何用，惟哈族人间或以此为催生之剂，煎浓汤服。石莲产于深谷，盖不独白杨沟有之。
夏季入山避暑，宿蒙古包，饮新鲜马乳，是新疆摩登乐事。但亦游牧民族风尚之残余。维、哈两族之 “把爷”每年夏季必率全家男女老小，坐自家之大车，带蒙古包、狗，至其羊群所在之山谷，过一个夏季的野外生活。秋凉归来，狗马皆肥健，毛色光泽如镜面，孩子们晒成古铜色，肌肉结实。
马乳云可治肺病胃病；饮了一个夏季的马乳，据云身必健硕，体重增加。
但此恐惟在山中避暑饮之，方有效验；盖非马乳之独擅神效，亦因野外生活之其他有益条件助成之也。维、哈族人善调制马乳，法以乳盛革囊中，摇荡多时，略置片刻，又摇之，如是数回，马乳发酵乃起沫，可食。味略酸而香冽，多饮觉微醺；不嗜酒者饮马乳辄醉。初饮马乳者，常觉不惯，然经过一时期，遂有深嗜，一日可进十数大碗，而饭量亦随之增加。然马乳新鲜者，城中不易得。马肉制之腊肠，俗名马肠子，维、哈、蒙等族所制者甚佳。据云，道地之马肠子，乃用马驹之肉，灌入肠管后挂于蒙古包圆顶开口通风之处，在风干之过程中，复赖蒙古包中每日自然之烟熏，——盖包中生火有烟，必从顶上之孔外出也。马肠子佳者，蒸熟后色殷红，香腴不下于金华火腿。
避暑山中者，倘能骑马爬山，饮马乳，食馕 （一种大饼），佐以自制之奶皮（即牛乳蒸热后所结之奶皮）、草莓果酱、马肠子、葡萄，睡蒙古包，则空气、阳光、运动、富于养分之饮食，一切都有，对于身体的益处是不难想像的！
维族哈族人有嗜麻烟者，犹汉族人之嗜鸦片。麻烟比鸦片更毒，故在新省亦悬为厉禁。麻烟自印度来，原状不知如何，但供人吸用者则已为粉状，可装于荷包中，随时吸食。因其简易，为害更烈。
食麻烟后，入半醉状态，即见种种幻象；平日想念而不可多得之事物，此时即纷陈前后，应接不暇。嗜钱财者即见元宝连翩飞来，平常所未曾见而但闻其名之各种珍宝，此时亦缤纷陆离，俯拾即是；好色之徒则见粉白黛绿，围绕前后，乃至素所想念之良家子亦姗姗自来，偎身俯就。人生大欲，片刻都偿，无知之辈，自当视为至乐。旁人见食麻烟者如醉如痴，手舞足蹈，以为癫疯，而不知彼方神游于极乐幻境也。既而动作停歇，则幻境已消，神经麻痹而失知觉。移时始醒，了无所异，与未吸食同。
然而多次吸食之后，即可成瘾；瘾发时之难受，甚于中鸦片毒者。同时，肺部因受毒而成喘哮之病，全身关节炎肿，毒入脊髓，伛偻不能挺立，不良于行；到这阶段，无论再食与否，总之是去死不远了。
维哈族人之嗜赌博者，以羊骨为博具，掷地视骨之正反，以定输赢。据说他们结伴贩货从甲地至乙地，在途中往往于马背上且行旦赌，现金不足，则以货物作抵押，旅途未终，而已尽丧所有，则转为博进者之佣工，甚至以佣工若干年作为赌注而作最后之一掷者。
维吾尔 （元史称畏兀儿）族人口占全疆总人口之半数，南疆居民，什九为维族。奉伊斯兰教。旧时阿訇 （教中长老）集政教大权于一身，教长同时即为一部落或一区域之行政首长。今则阿訇惟掌教，不复能过问地方行政矣。
维族人兼营商业，游牧，及农业；手工业 （如裁缝、木匠、泥水、织毯等）亦多彼族中人。南疆所产之绸，色彩鲜艳，图案悦目，亦多为维族工人所织造。
在文艺美术方面，维族人具有天才，土风歌舞，颇具特色，此不赘言。
尝观一出由民间故事改编之短剧，幽默而意味深长，实为佳作。此种民间故事，大都嘲笑富而不仁之辈。短剧内容，写一富人路遇一穷人，穷人向彼行乞，富人不应，且骂之。既而同憩于路侧，穷人徐问富人何来，将赴何处，且进以谀词。富人大喜，乃夸其家宅之美，夸其子，夸其骆驼，终乃夸其所爱之狗。穷人随机应变，亦盛赞其房屋之美轮美奂，其子之多才多艺，其骆驼之健硕，其狗之解人意。富人大喜。穷人乃乘间复请周济。富人怫然掉头不顾。二人于是无言。富人解行囊，取馕食之，不能尽，则以所余投畀路旁一野犬，穷人至是复乞分一小块馕，富人仍不肯，谓宁投畀狗食，不与汝懒虫，荷囊而起，将行。穷人忽思得一计，遂追语之曰：你不是有一条很好的狗么？我适从你家乡来，见你的狗已死。富人大惊，问故。穷人曰：因为你的狗吃了你那匹骆驼的肝，所以死了！富人更惊，复问骆驼何故致死。穷人曰：因为你的儿子死了，你的妻杀骆驼以祭你子。富人惊极而号哭，复问子何因死。穷人曰：因为你的家中失火，你的儿子被烧死了。至是，富人大哭，捶胸挦发，如中风狂，尽弃其行囊，并自褫其衣，呼号痛哭而去。穷人大喜，乃尽取富人之行囊、衣物，坐于道旁，从行囊中取馕食之，未尽一枚，而富人已大呼而来，指穷人为偷儿，夺还各物，且将夺其手中之余馕。穷人急逃，富人追之，幕遂下。维族风俗，杀骆驼致祭，乃最郑重之典礼，又谓狗食骆驼肝必死。
维族乐器，有长颈琵琶 （四弦）、鼓、箫、琴（铜丝之弦甚多，而以小竹片鼓之，广东人亦常用之，称为洋琴）等数事。所谓长颈琵琶者，实似一曼陀铃，而颈特长，在三尺以上；意谓当别有名，但曾询翻译人哈美德，则云是琵琶。或者吾人今日习见之琵琶已经汉化乎。
维族人席地而坐。炕之地位占全室过半有强，或竟整个房间是一大炕，炕上铺毡，毡上更有大坐垫。有矮几，或圆或长方。维族人上炕坐时，足上仍御牛皮软底靴，实则此为袜子；下炕则加牛皮鞋，无后跟，与吾人之拖鞋相仿，出门亦御此鞋。长袍左衽，无钮扣，腰束以带。头上缠布，或戴无帽结之瓜皮小帽，帽必绣花，而甚小，仅覆头顶之一部。至于戴打乌帽，穿长统靴，则已为欧化之结果。哈族人装束相同。两族女子平日亦穿靴。
日常饮食，为牛乳、羊肉、馕、奶皮、酥油、水果、红茶，而红茶中例必加糖。菜肴中甚少菜蔬。待客，隆重者宰一羔羊，白煮，大盘捧上，刀割而食。主人倘割取羊尾肥脂以手塞客人口中，虽系大块，客人须例张口承之，不得以手接取徐徐啮食，更不得拒而不受。盖此为主人敬客之礼，不接受或不按例一口吞下者即为失礼。客人受后，例须同样回敬主人。
所谓 “抓饭”者，乃以羊油蒸饭，又加羊肉丁与胡萝卜 （黄色）丁子；因其非羊油炒饭，而为蒸饭，故虽似炒饭而味实不同。俄国风之“萨莫伐④”
在新疆颇为流行，有钱之维族人家都置一具。盖嗜饮红茶，维哈及其他各民族皆然也。
新疆十四民族，除汉族外，维族兼营农业、商业、牧畜、手工业，已如上述。蒙族及哈族则以游牧为主。哈族在北疆居近汉人众多之大城市者，亦种地，惟视为副业；种地不施肥，用休耕制，下种后即自驱羊入山，不复一顾，待秋收时再来收割，有多少算多少。据闻南疆维族人之养蚕者，亦如我们之养野蚕然，蚕置桑树上，即不复措意，蚕及时成茧，亦在树上。此因南疆气候温和又无雨，故得如此便宜省事也。蒙族多逐水草而游牧，故小学亦设蒙古包中，跟着他们一年迁徙数次。
余如柯尔柯斯、泰阑其、泰吉克、塔塔尔等族，本皆为中亚细亚民族，今在苏联中亚境内亦有诸族；然此诸族在新省者尚多在游牧阶段。锡伯、索伦二族，乃乾隆年间由满洲移往，今多居伊犁一带，人数不多，亦为农牧兼营者，仍保存其自族之语言，然能汉语及维语者甚多。人谓此族人习语言，特有天才。
据说南疆之罗布淖尔⑤尚有最原始之小部落在焉。此为水上居民，住罗布淖尔中，与其他人民几无往来，不知牧畜，惟恃捕取罗布淖尔之鱼介为食；人数无确计，度不过数百人而已。罗布淖尔在南疆大戈壁之一端，塔里木河注入之；此一带为其他民族所不到，故此小小部落尚能自生自息，保留其原始状态。
游牧民族多喜养狗，盖警卫羊群，管束羊群，皆有赖于狗。而庞大骆驼队中亦必有狗若干头任巡哨纠察之责。新省之游牧民族既多来自他处，来时携狗自随，是故新省之狗，种类亦甚多。大概而言，有蒙古种、西藏种、各式中亚种，及此诸种之混血种，凡此皆为帮人办事的狗。再加以汉人豢畜供玩弄之叭儿种，形形色色，不可究诘；我尝戏语，狗与甜瓜在新省种类之多，恐甲于全国。
迪化人家，几乎家家有狗。此种狗，半为供玩弄而豢养。自南梁 （即南郊）至城门之一段路上，群狗竟分段而“治”。倘有他段之狗走过其“地盘”，必群起而吠逐之，直至其垂尾逃出 “界线”而后已。因此，狗的行动范围，颇受限制，除非跟了主人同走。然此种无理取闹的狗们，都为叭儿种或其混血种；至于禀有 “帮人办事”的天性的猎狗族类，则无此习气。
野羊又名黄羊，毛直而长，佳者可以羼入狐坎中混充狐之腹皮。黄羊跳走甚速，在无边之戈壁滩上，虽小跑车亦不能追及之。黄羊肉又甚鲜美。猎黄羊须用合围之法，侦得其群居之处，四面包围击之；若二三人出猎，往往不能有所得。盖黄羊甚为机警，目力甚好，人在二三里外，黄羊即见之。
迪化是省会，饮食娱乐之事，自然是五花八门的了。汉族人开的酒馆，大抵是混合了山东、陕西、天津各帮烹调的手法，可以 “北方菜”目之，然厨子则多甘肃籍。城里有一家自称 “川菜馆”的，据试过的人说，毫无川菜风味；或亦可说，仅在菜单上看得见川菜风味。至于官场大宴会，倘用中菜，还是 “北方味”的馆子来承办，可异者竟有烧烤乳猪，而且做得很好。但挂炉鸭子则从未见过，简直绝对不用鸭子，有时用鹅。冷盆极多。倘是一席头等的菜，所用冷盆多至二三十个，圆桌面上排成一圈。这许多冷盆，例必杂拌而食之，故有一大盘居中，为拌菜之用。冷盆中又必有 “龙须菜”一味，此为海菜。亦有海参，则为苏联货。有鱼翅。此外各种海味则因抗战后来源断绝，已不多见。乌鲁木齐河中产一种鱼，似属鲇鱼一类，尚为鲜美，此为迪化唯一可得之鲜鱼。
“汉菜”而外，有清真教门馆与俄国式西菜。
娱乐之事，除各种晚会外，惟有电影与旧戏。电影院皆为各族文化促进会所办之俱乐部所附设，苏联片为多，国产片仅抗战前的老片子偶有到者。
旧戏园有五六家，在城内。主要是秦腔，亦有不很纯粹之皮黄。故李主席寿辰，曾在省府三堂演旧戏；据说这是迪化最好的班子，最有名的角儿，所演为皮黄。但我这外行人看来，也已觉得不是那么一回事。汉族小市民喜听秦腔。城内几家专唱秦腔的戏园，长年门庭如市。据说此等旧戏园每三四十分钟为一场，票价极低，仅省票 （新省从前所通用之银票，今已废）五十两 （当时合国币一分二厘五），无座位，站着看，屋小，每场容一百余人即挤得不亦乐乎；隆冬屋内生火，观戏者每每汗流浃背，幸而每场只得三四十分钟，不然，恐怕谁亦受不住的。电影票价普通是五毛三毛两种，座位已颇摩登。然因所映为苏联有声片，又无翻译，一般观众自难发生兴味，基本观众为学生与公务员。
电影院戏园皆男女分座。此因新省一般民众尚重视男女有别之封建的礼仪也。但另一方面，迪化汉族小市民之妇女，实已相当 “解放”；妇女上小茶馆、交男友，视为故常， 《新疆日报》所登离婚启事，日有数起，法院判离婚案亦宽，可谓离婚相当自由。此等离婚事件之双方，大都为在戏园中分坐之小市民男女。这也是一个有趣的对照。归化族 （即白俄来归者）之妇女尤为 “解放”，浪漫行动，时有所闻，但维哈等族之妇女就不能那么自由了，因为伊斯兰教义是不许可的。然又闻人言南疆库车、库尔勒等地风气又复不同，维族女子已嫁者，固当恪守妇道，而未嫁或已寡者，则不以苟合为不德云。
〔附记〕此篇大概写于一九四○年冬或一九四一年初夏，后来发表于一九四二年之 《旅行杂志》。我于一九四○年五月出新疆，到延安住了几个月，于同年初冬到重庆。那时候，重庆的朋友们正担心着杜重远和赵丹等人的安全 （我离新疆时，杜已被软禁，赵等尚未出事，后来在延安，知道杜、赵等皆被监禁，罪名是勾通汪精卫，无人置信；足见盛世才实在不能从杜、赵的言行中找到其他借口，只好用这个无人相信的莫须有罪名来逮捕他们），纷纷向我探询新疆实况；我的回答是很率直的，我揭穿了盛世才的假面具。有一次，在重庆的外国记者多人 （其中有好几位是很进步的）找我谈新疆情形，由龚澎同志介绍，并任翻译；谈完以后，有一位记者问我能不能发表？我回答，可以用背景材料的形式发表，不要用访问记的形式。为什么我这样回答？
原因是，一、当时我正和沈老 （钧儒）、郭老（沫若）及韬奋，一同写信给盛世才，要求释放杜、赵等七、八人，如果发表了我暴露盛世才的访问记，就会影响到营救杜、赵等人的工作；二、当时盛世才的亲俄联共 （中共）的假面具还戴着，盛和蒋介石还有矛盾，公开暴露盛，还不到时候。但是，另一方面，我以为盛世才的欺诈行为对后方 （指那时的重庆、成都、昆明等地）青年知识分子所起的欺骗作用 （特别因为两年前杜重远为盛所欺，写了两本小册子，歌颂盛世才，造成了许多青年对盛的极大幻想），有加以消解的必要。由于上述的考虑，我写了这篇 《新疆风土杂忆》。但发表时，有些字句被国民党检查官或删或改，歪曲了原来面貌。此文后来收在 《见闻杂记》单行本时，我又作修改，但不知何故，单行本印出来时仍然是 《旅行杂志》发表时的样子。现在冷饭重炒，字句上我再作小小的修改。
此篇所述新疆的风土习俗，在今天看来，已成陈迹。但从这里也可以对照出来，解放后的新疆的工业、农业、文化教育事业的飞快发展，真是一日千里，史无前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 区的正确政策和英明领导的实例之一。
① “把爷”：维吾尔族语，即财主。
②马仲英：回族。原为国民党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麒部下一营长。
③甜瓜：即南方所谓香瓜。——作者注
④“萨莫伐”：俄语camoBap 的的音译，即茶炊。
⑤淖乐：蒙语，即湖泊。——作者注
1958年 11月16 日，茅盾记于北京
（原载1942年9、10月 《旅行杂志》16卷9、10期）
《回忆是辛酸的罢，然而只有激起我们的奋发之心！》
辛亥年的上半年，我在湖州府中学读书。校长是沈谱琴先生，但那半年，由钱念劬 （恂）先生来代了。放暑假以前，不知从哪里传来的剪辫运动也波及到这个中学校。同学之中剪去了两三对辫子。为什么是 “对”呢？因为那时辫子的剪掉是两人一对以 “你剪我也剪”的比赛或打赌的方式完成了的，所以不剪则已，剪必成对。
那时我们并未尝闻革命大义。中国革命运动史上的轰轰烈烈的几次失败的起义，我们都不知道。国文教员要是喜欢古文的，就教我们古文；喜欢骈体的，就教骈体。我们对于 “国家大事”，实在知道的很少很少。但是对于辫子的感情却不好，我们都知道这是 “做奴隶的标帜”。因此，倘有一人对另一同学 “下战书”说：“你若剪掉，我也剪”，那位被挑战的人便也毅然答道： “你敢剪，难道我不敢剪么？”于是在两方都不肯示弱，都不肯自认甘为奴隶的相持局面下，两条辫子就同时剪掉了。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各中学的剪辫子风潮，大概就是下半年革命高潮到来的前奏罢。
那年暑假后，我就转入嘉兴府中学读书了。
嘉兴府中学的校长是方青箱先生，教员中间有好几位是 “革命党”。就剪辫子的同学也比湖州中学多了几个，而尤以我所在的三年级为最多。旧时五年制的中学校内，往往以三年级生为最喜 “闹事”，似乎剪辫子也不能不首推三年级了。可是嘉兴府中学的同学也是未闻革命大义的，教员虽多 “革命党”，可是有的是教几何的，有的是教代数的，理化的。我们对于朱希祖先生所教的 《周官考工记》，以及阮元的《车制考》，实在感到头痛，对于马幼渔先生的 《左氏春秋传》，也不大起劲，而且因为几何代数程度特别提高，差不多全副精力都对付这两门功课去了。
以我所经历过的三个中学而言 （最后我还进过杭州的安定中学），那时的嘉兴府中学校算是民主空气最浓厚的，师生之间，下了课堂便时常谈谈笑笑，有时亦上街吃点心，饮茶。那年中秋，我们三年级的几个同学，便买了些水果、月饼、酱鸡、熏鱼，还有酒，打算请三位相熟的教员共同在校中阳台上赏月。不料一位教几何的先生病了，教代数的先生新婚，自然要在家和新师母赏月，只有一位体操教员赏光。然而我们还是玩得很尽兴，差不多每个人都喝半醉。
我特别记得这一回事，因为以后不久，又一件使我们兴奋得很的事发生了，便是武昌起义。
虽然我们那时糊涂得可笑，只知有 “革命”二字，连中国革命运动史的最起码的常识也没有。我们不知道在这以前，有过那些革命的党派，有过几次的壮烈的牺牲，甚至连三民主义这名词也不知道，然而武昌起义的消息把我们兴奋的不得了。我们无条件的拥护革命，毫无犹豫地相信革命一定会马上成功。全校同学以自修室为单位，选派了同学，每天两三次告假出校，到东门火车站从上海来的旅客手里买当天的上海报，带回校里贴在墙上。买报的同学常常要上车去向乘客情商，方才买得，可是大家用竞赛的精神去干，好像这也就是从事革命了。
革命军胜利的消息，我们无条件相信；革命军挫败的消息，我们说一定是造谣。
为什么我们会那样盲目深信？我们并不是依据了什么理论，更不是根据什么精密研究过的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的对比；我们所以如此深信，乃是因为我们目击身受满清政府政治的腐败，民众生活的痛苦，使我们深信这样贪污腐化专横的政府，一定不能抵抗顺应民众要求的革命军。
这一个真理，我将永远深信！
几何、代数、 《考工记》、《左氏春秋传》都没有心思去读了。成天忙的是等报来、看报。然而可怜得很，我们的常识太缺乏，我们不能从报上看出革命军发展得怎样，我们是无条件相信胜利必然是 “我们的”罢了。
不久，学校放假。这是临时假。我们几个同乡的一回到家乡，就居然以深通当前革命情势的姿态，逢人乱吹，做起革命党的义务宣传来了。虽然是不通火车的镇，但上海报隔日亦可到。一般的小市民都默认革命党之成大事已无疑问，然而最担心者是地方治安。因为，据他们看来，绿营兵老枪二十三名逃了以后，革命军倘还不来，则土匪之窃发是可虑的。于是办保卫团之议便渐渐成熟，这倒是真真的小市民义勇性质的商团，服装枪械自备。但后来革命既已成功，这也就解散了。
大概是阴历十一月中，大局底定，嘉兴府中学又重复开学。再到校上课时，老教员已经走了大半，新来一学监又说要整顿校风，师生之间的民主空气大不如前，终于在寒假大考以后，三年级我们几个同学还有别级的几个“不安分”的同学，在校里也起了一次小小革命，——毫无原则，专和那位学监捣乱一场，就一哄而散，各自回家。从此我们也被革出这嘉兴府中学。
这些事情，现在想起来，尚历历如在目前，那时我们这些毛头小伙子，当真浅薄得可笑，然而或许也还幼稚得可爱罢？于今又三十年了，三十年中，旧侣星散，早已音问久断，然而我相信这三十年中的几次大变革，当亦是同样的经过来的罢，自然，各人的感应不能像三十年前那次那样相同的了。中国的革命是艰苦而冗长的过程，在抗战第六年的今天来回忆以往的种种，多少烈士的热血和头颅，无数千万民众的痛苦与牺牲，然后把中华民国的招牌撑到今天，然后把一代一代的青年教育培养成革命的继承人，而尤其把这艰苦的抗战撑拄到而今，这是辛酸的罢，但只有激起我们的感奋，只有加强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为求民族自由解放的抗战必得最后的胜利，中国的革命大业最后必得全部完成。
这回忆是辛酸的罢，然而只有激起我们的奋发之心！有一朝，我们能够以愉快的心情再作这回忆，我想，这也不会很远的罢？然而，能以愉快的心情，来热烈庆祝这大节目的恐怕是我们下一代的儿孙。在我们这一代，恐怕笑颜之下总不免有辛酸。为的我们是从血泊中来，我们亲眼看见中华民族优秀儿女所流的血，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回忆是辛酸的罢，然而只有激起我们的奋发之心！
1943年
（原载1942年 10月10 日桂林 《大公报·文艺》201 期）
《忆冼星海》
和冼星海见面的时候，已经是在听过他的作品 （抗战以后的作品）的演奏，并且是读过了他那万余言的自传 （？）以后。（这篇文章发表在延安出版的一个文艺刊物上，是他到了延安以后写的。）那一次我所听到的 《黄河大合唱》，据说还是小规模的，然而参加合唱人数已有三百左右；朋友告诉我，曾经有过五百人以上的。那次演奏的指挥是一位青年音乐家 （恕我记不得他的姓名），是星海先生担任鲁艺音乐系的短短时期内训练出来的得意弟子；朋友又告诉我，要是冼星海自任指挥，这次的演奏当更精彩些。但我得老实说，尽管”这是小规模”，而且由他的高足，代任指挥，可是那一次的演奏还是十分美满；——不，我应当承认，这开了我的眼界，这使我感动，老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心里抓，痒痒的又舒服又难受。对于音乐，我是十足的门外汉，我不能有条有理告诉你： 《黄河大合唱》的好处在哪里。可是它那伟大的气魄自然而然使人鄙吝全消，发生崇高的情感，光是这一点也就叫你听过一次就像灵魂洗过澡似的。
从那时起，我便在想像：冼星海是怎样一个人呢？我曾经想像他该是木刻家马达 （凑巧他也是广东人）那样一位魁梧奇伟，沉默寡言的人物。可是朋友们又告诉我：不是，冼星海是中等身材，喜欢说笑，话匣子一开就会滔滔不绝的。
我见过马达刻的一幅木刻：一人伏案，执笔沉思，大的斗篷显得他头部特小，两眼眯紧如一线。这人就是冼星海，这幅木刻就名为《冼星海作曲图》。
木刻很小，当然，面部不可能如其真人，而且木刻家的用意大概也不在 “写真”，而在表达冼星海作曲时的神韵。我对于这一幅木刻也颇爱好，虽然它还不能满足我的 “好奇”。而这，直到我读了冼星海的自传，这才得了部分的满足。
从冼星海的生活经验，我了解了他的作品之所以能有这样大的气魄。做过饭店堂倌，咖啡馆杂役，做过轮船上的锅炉间的火夫，浴堂的打杂，也做过乞丐，——不，什么都做过的一个人，有两种可能：一是被生活所压倒，虽有抱负只成为一场梦，又一是战胜了生活，那他的抱负不但能实现，而且必将放出万丈光芒。 “星海就是后一种人！”——我当时这样想，仿佛我和他已是很熟悉的了。
大约三个月以后，在西安，冼星海突然来访我。
那时我正在候车南下，而他呢，在西安已住了几个月，即将经过新疆而赴苏联。当他走进我的房间，自己通了姓名的时候，我吃了一惊， “呀，这就是冼星海么！”我心里这样说，觉得很熟识，而也感得生疏。和友人初次见面，我总是拙于言词，不知道说些什么好，而在那时，我又忙于将这坐在我对面的人和马达的木刻中的人作比较，也和我读了他的自传以后在想像中描绘出来的人作比较，我差不多连应有的寒暄也忘记了。然而星海却滔滔不绝说起来了。他说他刚出来，就知道我进去了，而在我还没到西安的时候就知道我要来了；他说起了他到苏联去的计划，问起了新疆的情形，接着就讲他的 《民族交响乐》的创作。我对于音乐的常识太差，静聆他的议论，（这是一边讲述他的 《民族交响乐》的创作计划，一边又批评自己和人家的作品，表示他将来致力的方向，）实在不能赞一词。岂但不能赞一词而已，他的话我记也记不全呢。可是，他那种气魄，却又一次使我兴奋鼓舞，和上回听到《黄河大合唱》一样。拿破仑说他的字典上没有“难”这一字，我以为冼星海的字典上也没有这一个字。他说，他以后的十年中将以全力完成他这创作计划；我深信他一定能达到。
我深信他一定能达到。因为他不但有坚强的意志和伟大的魄力，并且因为他又是那样好学深思，勇于经验生活的各种方面，勤于收集各地民歌民谣的材料。他说他已收到了他夫人托人带给他的一包陕北民歌的材料，可是他觉得还很不够，还有一部分材料 （他自己收集的）却不知弄到何处去了。他说他将在新疆逗留一年半载，尽量收集各民族的歌谣，然后再去苏联。
现在我还记得的，是他这未来的 《民族交响乐》的一部分的计划。他将从海陆空三方面来描写我们祖国山河的美丽，雄伟与博大。他将以“狮子舞”、“划龙船”、“放风筝”这三种民间的娱乐，作为他这伟大创作的此一部分的 “象征”或“韵调”。（我记不清他当时用了怎样的字眼，我恐怕这两个字眼都被我用错了。当时他大概这样描写给我听：首先，是赞美祖国河山的壮丽，雄伟，然后，狮子舞来了，开始是和平欢乐的人民的娱乐，——这里要用民间“狮子舞”的音乐，随后是狮子吼，祖国的人民奋起反抗侵略者了。）他也将从 “狮子舞”、“划龙船”、“放风筝”这三种民族形式的民间娱乐，来描写祖国人民的生活、理想和要求。 “你预备在旅居苏联的时候写你这作品么？”我这么问他。 “不！”他回答，“我去苏联是学习，吸收他们的好东西。要写，还得回中国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