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注：本文材料根据《旧约·士师记》第十四章至第十六章） .5
那天我们的长谈，是我和他的第一次见面，谁又料得到这就是最后一次呵！ “要写，还得回中国来！”这句话，今天还在我耳边响，谁又料得到他不能回来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写这小文的时候还觉得我是在做恶梦。
我看到报上的消息时，我半晌说不出话。
这样一个人，怎么就死了！
昨晚我忽然这样想：当在国境被阻，而不得不步行万里，且经受了生活的极端的困厄，而回莫斯科去的时候，他大概还觉得这一段“傥来①”的不平凡的生活经验又将使他的创作增加了绮丽的色彩和声调；要是他不死，他一定津津乐道这一番的遭遇，觉得何幸而有此罢？
现在我还是这样想：要是我再遇到他，一开头他就会讲述这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而且要说，“我经过中亚细亚，步行过万里，我看见了不少不少，我得了许多题材，我作成了曲子了！”时间永远不能磨灭我们在西安的一席长谈给我的印象。
一个生龙活虎般的具有伟大气魄，抱有崇高理想的冼星海，永远坐在我对面，直到我眼不能见，耳不能听，只要我神智还没昏迷，他永远活着。
① “傥来”：意外得来的意思，语出 《庄子·缮性》。
1946年 1月5 日
（原载1946年 1月28 日 《新文学》2 号）
《梯俾利斯的 “地下印刷所”》
梯俾利斯 （乔治亚共和国京城）市外，有一座小小的平房，这便是一九○四——○六年斯大林及其同志们所经营的 “地下印刷所”。到梯俾利斯观光的人们一定要瞻仰这革命的遗迹， “来宾题词册”上写满了各种文字的赞辞。
和附近的一般民房并没有什么差别，这平房前面的院子围着半人高的木栅，进了栅门，左首是一间很小的独立的披屋，内有一口井；正屋在右首，和披屋不相连，并排两间 （每间约一方丈之大），前有走廊。正屋下层，那是一半露在地面的地窖，有小梯可达，从前这是作为厨房及堆积杂物的，现在还照当年的形式摆着炉灶和各种厨房用具。
正屋，厨房 （一半在地面的地窖），有一口井的披屋，这一切都是四十年前梯俾利斯的小市民住宅的标准式样；那么，当年的秘密印刷机就装在这三间屋子里么？如果是这样，那就不能不说沙皇的宪兵和警察全是瞎子和聋子了。秘密印刷机是在这房子的地下。所以这一个 “地下印刷所”名副其实是在 “地下”。在当年，那两间正屋都是住人的。靠左首的那一间，住着一位名叫腊却兹·蒲萧列兹的女子，她常常坐在窗前做女红，人家在木栅门外就可以望见她。右首的那一间住着屋主罗斯托玛乞维列，一位规规矩矩的市民。这两间正屋里当然一无秘密可藏，更不用说庞大的印刷机了。正屋之下就是作为厨房和杂物堆放处的地窖。那时的小市民住宅都有这样一个地窖，空空洞洞的一间，这里也藏不了什么秘密。地窖是泥地——正规的泥地，连一个老鼠洞也找不出来的。
再看披屋。这里有一口井，如果放下吊桶去，当然可以汲取水上来。这是一口规规矩矩的井。四十年前梯俾利斯的小市民住宅差不多家家都有这样一口井。
然而秘密可就在这井内。
如果你用手电筒照着细细看，你会发见井的内壁并不怎样光滑，这边那边，有些极小的窝儿；如果再仔细查看，这些窝儿的位置自上而下，成为不规则形的两行，直到井底。你要是愿意试试，下了井口，用脚尖踩着那些窝儿，就像走梯子似的一步一步可以走到井底。但是一口井的内壁而有这样的梯形窝儿，也并不为奇；掘井的工人就是踏着这些窝儿这样上来下去进行他的工作的。四十年前梯俾利斯的水井差不多全有这样的梯形窝儿。可是，正在这样平平常常不足为奇之中，有它的秘密。
你如果踏着那些梯形窝儿下井去，到了十七公尺的深处，就是离开水面不过三公尺的地方，你会发见井旁有一个洞，刚好可容一人蛇行而入。你如果爬进洞去，约四公尺，便可到达另一井；这实在不是井，而是一条垂直的孔道，有木梯可以爬上去，约十公尺便到顶点，此处又有一条横隧道，约长三公尺，一人伛偻可入。隧道尽处为一门，进了门，一架印刷机就跃进你的眼帘。原来这就是 “地下印刷所”了。这地下室的大小和它上面的厨房差不多，一架对开的印刷机和四人用的排字架摆在那里，一点也不见拥挤。地下室的四个壁角都有向上开的通气孔，又有小铁炉，在靠近排字架的壁角，这是专为烧毁稿纸和校样用的。铁炉也有烟囱上达地面。地下室和它上边那厨房的地面相隔两公尺厚的泥土。
这就是 “地下印刷所”构造的概况。当年进出这地下室只有一条路，就是上面讲过的那口井。工作的人员和印刷物都从井口进出。现在，为了参观者的方便，在正屋旁边另筑一座螺旋形的铁梯，可以直达地下室的后壁，而在此后壁上又新开一门。参观者不必下井爬行，可以舒舒服服从那道螺旋形铁梯走进地下室了。
一九○三年，斯大林在乔治亚领导革命工作，计划建立这个地下印刷所。
先由罗斯托玛乞维列出面购了这块地，并向梯俾利斯市政府工务局领得营造住宅的执照。于是他们雇工先开一地穴。 （因为一般居民的住宅都有地窖以贮藏粮食等，造房之前先开地穴，不至于引人怀疑），然而开的太深一点，见了水，只好废止，而在其上再开一地穴，长方形，约宽五步长十步。这时候，作为业主的罗斯托玛乞维列就藉口钱不凑手，停止建筑，将工人都辞去。
然后同志们把印刷机拆卸，零零碎碎运入地穴，同时又在地穴的一端开凿了三公尺长的横行隧道，和十公尺长的垂直的孔道 （如上文所述）。等到这一切都完成了，就用厚木板封闭了地穴的向上开的口子 （约三公尺见方），又在木板上加了二公尺厚的泥土。从地面看，一点也看不出这下面还有一个地下室。此后，另招工人在这地穴上面建筑了厨房和两间正屋，又造披屋，开井，深二十公尺见水。井已完成，即辞退工人，再由同志们自己动手，在深十七公尺处开一横孔，便与地下室来的隧道沟通，于是大功告成。
这个 “地下印刷所”设计的巧妙之处即在利用那口真正的水井作为进出的唯一的路。因为水井是家家有的，不至于引起人们怀疑。
一九○四年 “地下印刷所”开始工作，一切都很顺利。但为了谨慎起见，又在正屋的左首一间设置了了望岗；担任这一个职务的，就是长年坐在窗口做女红的腊却兹·蒲萧列兹。她如果看到院子外的街道上来了可疑的人或宪兵警察，就按一下隐藏在窗下的电铃， “地下印刷所”的人们听到这警铃，就把机器停止。这是因为印刷所虽在地下，但机器转动的声音地面上还是可以觉到。腊却兹·蒲萧列兹一直活到八十多岁，于一九四六年五月故世。
一九○六年，由于斯大林的提议，乔治亚的革命组织内成立了军事组。
主持其事者为男女同志各一人。军事组开会地点即在此 “地下印刷所”上面的左首那一间正屋内。不料军事组内有叛徒，向沙皇警察告了密。但叛徒实不知此屋之地下尚有印刷所。警察搜查全屋，一无所获。因无所获，警察未封屋亦未捕人。但此屋显然已不复能用。业主罗斯托玛乞维列在门前贴了“召租”的纸条。可是隔了两日，大队宪兵从早到晚搜查了整整一天，仍无所得。
但是一个宪兵官长在那口井上看出可疑之处来了。他看见井内壁的窝儿颇为光滑，而且井内壁的上端也颇光洁，他推想必有东西常在此井口进出，故而把内壁及开井时内壁所留的窝儿都磨光了。他用纸放在吊桶内，燃着了纸，把吊桶徐徐放下井去，发见吊桶还没有达到水面的时候，桶内的火光忽向一旁牵引。于是断定了井内必有秘密。召了消防队来下井去查看，始知井内另有隧道通别处。消防队员不敢进隧道，宪兵也不敢进去。但有一事已可断定，即此房及其院子的下面必有地下室。宪兵们根据这一个假定到处探测，结果，在厨房里找到线索，就把那 “地下印刷所”发掘出来了。
根据当时的官文书，宪兵们在此 “地下印刷所”内除抄获对开印刷机一架外，又获乔治亚，阿尔美尼亚及俄罗斯三种语文的铅字一千余公斤，已印就的小册子及传单八百公斤，白报纸三百二十公斤；此外尚有炸弹，伪造的身份证等等。当时官方呈报上级的报告写了两大厚册，现在尚保存于马恩列斯学院乔治亚分院的史料保管库内。房主罗斯托玛乞维列被捕，充军到西伯利亚。一九一七年革命成功后，罗斯托玛乞维列始得自由。 “地下印刷所”
被破获后，沙皇的宪警把上面的正屋和披屋都放火烧了。一九三七年，苏联政府恢复了此一革命史迹，把沙皇政府当年从这 “地下印刷所”抄去的东西都找回来放在原地方。腊却兹·蒲萧列兹并亲手布置厨房内的用具，使与当年一样。
最后，关于那架对开的印刷机，还要补几句话。这架机器是德国货，本为沙皇的乔治亚市长向德国定购的。但不知为什么，机器到后又搁在仓库内了。革命组织内的工人同志从仓库内把这架机器拆卸陆续偷运出来，装在那地下室，并且使它为革命服务了两年之久。
（选自《苏联见闻录》，1948年4 月，上海开明书店）
《“耐克拉索夫博物馆”》
一排四个房间，外加一小间，这就是十九世纪俄国大诗人尼古拉·耐克拉索夫①（一八二一——一八七八）住了二十年的屋子；现在，这已经成为俄罗斯古典文学的圣地之一， “参观者留言簿”上题满了各种语文的赞美辞。
“耐克拉索夫博物馆”当然是在苏维埃革命以后成立的。为了要使得那四个房间的装饰布置尽可能不失旧观，苏联学术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们曾经花了很多时间和心血：他们搜罗了许多的旧画，木刻，相片，通讯，回忆，以及其他文件，细心地比较研究，然后方能把这位大诗人生前的寓所的内部陈设大致不差地再建立起来。为了要知道当时墙上糊的花纸是什么图样，曾经很小心地把墙上糊的纸一层一层剥去，盼望能够发见些什么；后来，果然在揭下来的一层纸上发见了一八六七年的 《声音》杂志的一小角，而这上面还留存着一种墙纸的花样；这一点线索大大地帮助了恢复旧观的工作。
因为耐克拉索夫是一八五七年搬进这屋子的，直到他逝世，一共住了二十年之久；发见的 《声音》杂志的一角既然是一八六七年的，可以猜想这还是耐克拉索夫住在这屋子的时候糊在墙上的，因此亦可以假定那上边残留的墙纸花样大概就是耐克拉索夫家中当时所用的了。
以上所述，在研究耐克拉索夫的生活这范围内，当然是极琐屑不足道的一件事，然而由此亦可见苏联学术界那种凡事都不肯马虎的作风；耐克拉索夫博物馆并不是草率钉一块招牌 “敷衍公事”，耐克拉索夫博物馆虽然小，但真能表现了这位大诗人在十九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为了进步的思想而奋斗的精神；不但表现了七十年代的耐克拉索夫，其实也表现了六十到七十年代整个俄罗斯文坛的精神。—— “耐克拉索夫博物馆”所陈列的材料就以此为中心。
现在，我们按次序参观这位大诗人的故居。
大门口有一头剥制了的熊。这是耐克拉索夫亲自猎得的。他喜欢打猎，他的用具上多有犬马等雕饰。而这一头剥制的熊，也叫人想起莫斯科托尔斯泰博物馆内那张大熊皮，那也是托翁亲自猎得的。
进门第一间是耐氏生前的会客室。这里陈列着耐克拉索夫早期作品的初版本。墙上挂的，有耐氏一八四三年的画像；这是小幅的水彩画像，若哈洛夫所作。壁角有小型的果戈理的铜像。但是最使人注意的，是和毕林斯基②有关的两幅画。一幅是那乌莫夫所作，画的是耐克拉索夫访问毕林斯基请他为 《现代人》杂志写稿；那时毕林斯基已经卧病在床。那乌莫夫和耐克拉索夫交往颇久，耐氏多数作品的插图也是那乌莫夫作的。另一幅是毕林斯基逝世时的画像，这是有名的格洛薄莫夫的作品，陈列在此处的，是摹本中最好的一帧。和这画像同在一处的，是毕林斯基病重时的照相。
毕林斯基从一八四六年起，就参加了 《现代人》杂志，发表他的精辟的文学批评。使这当时最进步的刊物—— 《现代人》增加了不少的声誉。他这有力的支持，直到一八四八年他逝世而止。 《现代人》杂志是耐克拉索夫生平事业最大的一件，他于一八四七年成为这杂志的主干，而早期的 《现代人》
又和毕林斯基有密切的关系，得到他有力的支持，所以在这 “耐克拉索夫博物馆”的第一室 （耐氏生前的会客室）陈列了这些材料是有深意的。但是，如果从耐克拉索夫住进这屋子的时间 （一八五七年）算起来，离开毕林斯基的逝世已有十年光景了；这时候， 《现代人》杂志的台柱子便是契尔尼谢夫斯基③和杜布罗留波夫④，——继承了毕林斯基传统的民主运动的健将和伟大的前进的思想家。
耐克拉索夫博物馆的第二室就是这位大诗人生前所主办的两大杂志的编辑部。这两大杂志，一个就是前面已经说过的 《现代人》，另一个就是《现代人》被禁以后的 《祖国纪事》。原来《现代人》最初是大诗人普希金所创办，时在一八三六年。普希金死后，这杂志由勃莱特略夫 （一七九二——一八六五）接办。一八四七年，耐克拉索夫负责了 《现代人》编辑事务，他就倾其全力使得这杂志成为前进思想和民主运动的坚强堡垒。他那时的日子是在不断的斗争中——和沙皇的检查制度作顽强的斗争。如果说前期的 《现代人》的台柱子是毕林斯基，那么，后来代替了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文艺批评家而兀立于 《现代人》派的进步作家们的班首的，就是契尔尼谢夫斯基。一八六二年，沙皇政府逮捕了契尔尼谢夫斯基，一时恐怖气氛布满俄京， 《现代人》杂志不得不暂时休刊。但是由于耐克拉索夫的不断努力与周密计划，停刊八个月后， 《现代人》仍以从前那样坚强的姿态和读者见面。可是，压迫愈来愈强，沙皇政府的反动愈来愈疯狂，一八六五年， 《现代人》接连两次受到警告；及至次年四月大学生喀拉科索夫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未果，沙皇政府对于前进人士的压迫更严， 《现代人》的处境尤其困难。挨到六月就被封禁了。然而耐克拉索夫是不会就此 “安分”的；在《现代人》被禁后半年，他又接办了 《祖国纪事》杂志。这也是个老杂志，主编人是克拉耶夫斯基，一八三九年创刊。耐克拉索夫接办了这杂志以后，就使它面目一新，所有从前支持 《现代人》的进步作家就又集于《祖国纪事》的旗帜下了。
看了上面这一点简单的叙述，就知道 “耐克拉索夫博物馆”的第二室——诗人生前主编的 《现代人》与《祖国纪事》的编辑部，不但代表了耐氏一生最重要的一段，而且也代表了五十和六十年代沙皇政权最黑暗最反动的时期，团结在 《现代人》与《祖国纪事》两杂志之下的民主进步人士是怎样和反动势力作殊死的斗争的。
这 “第二室”的布置也帮助我们回忆这些壮烈的史迹。这里有耐克拉索夫生前所用的书桌。壁炉架上有铜钟及两铜马，铜钟上的装饰是一头猎犬。
耐氏喜欢打猎，所以他室内的摆设大都是和狩猎有关的犬马之类。
这里另有一桌，不可不特别指出。原来这平常的桌子便是契尔尼谢夫斯基被捕以前常用的；契氏那时常到这编辑部来，且常常在这书桌前面立着写字。
“博物馆”的第三室是耐氏生前的餐室。这是长方形的，比较前二室都大些。房间的两角各有一大壁炉 （俄国式的），其中之一外边砌着镂花赭色琉璃砖。壁上挂的有克朗莫斯考哀所作的耐氏大油画像；这是耐氏晚年画像最有名的一幅。此外，又有耐氏照片多张。
第四室为耐氏生前的卧室，耐氏即死于此室，若干遗物都陈列在一只玻璃橱中。这中间有耐氏生前所用的表及墨水瓶，又有带着银链子的圆形银牌，这是俄国农民公赠与耐氏的，牌上刻着一行字：“农民的保护者”。耐氏的作品主要是声诉了俄国农民的痛苦和要求，“农民保护者”的称号他实受之无愧。
这里也有耐氏友人的遗物。一是毕林斯基生前所用的木质笔架。又一是契尔尼谢夫斯基所用的笔及契氏的一绺头发。按契氏于一八六二年被捕后，先囚禁于俄京 （圣彼得堡）之彼得和保罗炮台，两年后（即一八六四年）被判七年徒刑，流徙于西伯利亚东部矿区；满刑后又被秘密迁禁于雅库吉亚。
他差不多过了二十年的流徙生活，一八八九年十月逝世。他后死于耐氏约十年。猜想起来，保存在耐氏手上的契氏的一绺头发也许是契氏充军到西伯利亚的时候送给耐氏的。
耐氏的遗嘱也陈列在第四室，这遗嘱是给他夫人的。遗嘱上感谢夫人对他事业之帮助，并请她保藏他的原稿和书籍。耐氏卧病两年而后逝世，这张遗嘱是由夫人笔录的。
最后，第五室，原来是仆人住的房间，现在却陈列着耐氏作品中的插画；其中有不少版本现在已成孤本。
耐克拉索夫晚年得了不治之症，他最后的两年完全消磨于病榻。痊愈既已无望，他只有等待死神快来，然而那时候他偶然作了几首小诗，对于未来的祖国的新希望仍然是充满了信心的。例如那四行的短诗《倦极了，倦极了》。
这四行是：
倦极了，倦极了……
应该是我长眠的时候啦！
哦，罗斯！我知道：你是不幸的；
但你还照明了我走过的路径，让我向更美好的地方前进一步。
（用戈宝权译文，“罗斯”是俄罗斯的古名）。
而且斗争的热情也依然在他心中燃烧。在他给他夫人静娜的一首诗中，他说：
斗争妨碍我成为一个诗人，
诗歌妨碍我成为一个战士。
谁要是为世纪的伟大目标服务，
就应该把他全部的生命，献给为了人的兄弟的斗争，
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万世永生……
然而事实上，诗人耐克拉索夫既未妨碍其为战士，而战士的耐克拉索夫亦未妨碍其为诗人。在主编 《现代人》与《祖国纪事》的漫长岁月中，耐氏的诗作固然减少了，但是诗人的火热似的作品却久已振奋了人心。耐氏是诗人但也是战士，久成定论。这，只看他病中如何引起广大人民的热烈慰问，他死后来参加葬仪的 “差不多是整个俄国的革命的参谋部”，就可以知道他的数十年奋斗生活已经有了怎样的影响了。
①耐克拉索夫：通译涅克拉索夫。
②毕林斯基：通译别林斯基。
③契尔尼谢夫斯基：通译车尔尼雪夫斯基。
④杜布罗留波夫：通译杜勃罗留波夫。
1947年 10月4 日
（选自《苏联见闻录》，1948年4 月，上海开明书店版）
《读<呐喊>》
一九一八年四月的 《新青年》上登载了一篇小说模样的文章，它的题目，体裁，风格，乃至里面的思想，都是极新奇可怪的：这便是鲁迅君的第一篇创作 《狂人日记》，现在编在这《呐喊》里的。那时《新青年》方在提倡“文学革命”，方在无情地猛攻中国的传统思想，在一般社会看来，那一百多面的一本 《新青年》几乎是无句不狂，有字皆怪的，所以可怪的《狂人日记》
夹在里面，便也不见得怎样怪，而未曾能邀国粹家之一斥。前无古人的文艺作品 《狂人日记》于是遂悄悄地闪了过去，不曾在“文坛”上掀起了显着的风波。
但鲁迅君的名字以后再在 《新青年》上出现时，便每每令人回忆到《狂人日记》了；至少，总会想起 “这就是《狂人日记》的作者”罢。别人我不知道，我自己确在这样的心理下，读了鲁迅君的许多随感录和以后的创作。
那时我对于这古怪的 《狂人日记》起了怎样的感想呢，现在已经不大记得了；大概当时亦未必发生了如何明确的印象，只觉得受着一种痛快的刺戟，犹如久处黑暗的人们骤然看见了绚丽的阳光。这奇文中冷隽的句子，挺峭的文调，对照着那含蓄半吐的意义，和淡淡的象征主义的色彩，便构成了异样的风格，使人一见就感着不可言喻的悲哀的愉快。这种快感正像爱于吃辣的人所感到的 “愈辣愈爽快”的感觉。我想当日如果竟有若干国粹派读者把这《狂人日记》反复读至五六遍之多，那我就敢断定他们（国粹派）一定不会默默的看它 （《狂人日记》）产生，而要把恶骂来欢迎它（《狂人日记》）的生辰了。因为这篇文章，除了古怪而不足为训的体式外，还颇有些 “离经叛道”的思想。传统的旧礼教，在这里受着最刻薄的攻击，蒙上了 “吃人”
的罪名了。在下列的几句话里：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 “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 “吃人！”
中国人一向自诩的精神文明第一次受到了最 “无赖”的怒骂；然而当时未闻国粹家惶骇相告，大概总是因为 《狂人日记》只是一篇不通的小说未曾注意，始终没有看见罢了。
至于在青年方面， 《狂人日记》的最大影响却在体裁上；因为这分明给青年们一个暗示，使他们抛弃了 “旧酒瓶”，努力用新形式，来表现自己的思想。
继 《狂人日记》来的，是笑中含泪的短篇讽刺《孔乙己》；于此，我们第一次遇到了鲁迅君爱用的背景——鲁镇和咸亨酒店。这和《药》，《明天》，《风波》，《阿Q 正传》等篇，都是旧中国的灰色人生的写照。尤其是出世在后的长篇 《阿Q 正传》给读者难以磨灭的印象。现在差不多没有一个爱好文艺的青年口里不曾说过 “阿Q”这两个字。我们几乎到处应用这两个字，在接触灰色的人物的时候，或听得了他们的什么 “故事”的时候，《阿Q 正传》里的片段的图画，便浮现在脑前了。我们不断的在社会的各方面遇见“阿Q 相”的人物，我们有时自己反省，常常疑惑自己身中也免不了带着一些“阿Q 相”的分子。但或者是由于怠于饰非的心理，我又觉得 “阿Q 相”未必全然是中国民族所特具。似乎这也是人类的普通弱点的一种。至少，在 “色厉而内荏”这一点上，作者写出了人性的普遍的弱点来了。
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辛亥革命，反映在 《阿Q 正传》里的，是怎样叫人短气呀！乐观的读者，或不免要非难作者的形容过甚，近乎故意轻薄“神圣的革命”，但是谁曾亲身在 “县里”遇到这大事的，一定觉得《阿Q 正传》
里的描写是写实的。我们现在看了这里的七八两章，大概会仿佛醒悟似的知道十二年来政乱的根因罢！鲁迅君或者是个悲观主义者，在 《自序》内，他对劝他做文章的朋友说道：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朋友回答他道：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因为 “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所以鲁迅君便答应他朋友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 《狂人日记》。但是他的悲观以后似乎并不消灭，在《头发的故事》里，他又说：
现在你们这些理想家，又在那里嚷什么女子剪发了，又要造出许多毫无所得而痛苦的人！
现在不是已经有剪掉头发的女人，因此考不进学校去，或者被学校除了名么？
改革么，武器在那里？工读么，工厂在那里？
仍然留起，嫁给人家做媳妇去；忘却了一切还是幸福，倘使伊记着些平等自由的话，便要苦痛一生世！
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问你们：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预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
这不是和 《自序》中铁屋之喻是一样悲观而沉痛的话么？后来，在《故乡》中，他又明白地说出他对于 “希望”的怀疑：
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地里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
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
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至于比较的隐藏的悲观，是在 《端午节》里。“差不多说”就是作者所以始终悲观的根由。而且他对于 “希望”的怀疑也更深了一层。
但是 《阿Q 正传》对于辛亥革命之侧面的讽刺，我觉得并不是因为作者是抱悲观主义的缘故。这正是一幅极忠实的写照，极准确的依着当时的印象写出来的。作者不曾把最近的感想加进他的回忆里去，他决不是因为感慨目前的时局而带了悲观主义的眼镜去写他的回忆；作者的主意，似乎只在刻画出隐伏在中华民族骨髓里的不长进的性质，—— “阿Q 相”，我以为这就是《阿Q 正传》之所以可贵，恐怕也就是 《阿Q 正传》流行极广的主要原因。
不过同时也不免有许多人因为刻画 “阿Q 相”过甚而不满意这篇小说，这正如俄国人之非难梭罗古勃的 《小鬼》里的“丕垒陀诺夫相”，不足为盛名之累。
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 “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丹麦的大批评家布兰兑斯曾说： “有天才的人，应该也有勇气。他必须敢于自信他的灵感，他必须自信，凡在他脑膜上闪过的幻想都是健全的，而那些自然来到的形式，即使是新形式，都有要求被承认的权利。”这位大批评家这几句话，我们在 《呐喊》中得了具体的证明。除了欣赏惊叹而外，我们对于鲁迅的作品，还有什么可说呢？
（原载1923年 10月8 日 《文学》周报91期）
《鲁迅论》
一
几年来，常在各种杂志报章上，看到鲁迅的文章。我和他没甚关系，从不曾见过面，然而很喜欢看他的文章，并且赞美他。只因我一向居无定处，又所居之地，在最近二三年来，是交通不便，难得看见外界书报的地方，所以并未完全看过鲁迅的着作。近来看见一本 《关于鲁迅及其着作》①，——这是去年出版的，可是我到今年才看得到，——方知世间对于鲁迅这人及其着作，有如此这般不同的论调。又从此书，知道鲁迅的着作，大都已有单行本，要窥全豹，亦非难事，这就刺戟我去买了他的已出版的全部着作来看。两月前，在一个山里养病，竟把他的着作全体看了一遍，颇有些感想，拉杂写下来，遂成此篇。如果题名曰 “我所见于鲁迅者”，或是“关于鲁迅的我见”，那自然更漂亮，不幸我不喜这等扭扭捏捏的长题目，便率直的套了从前做史论的老调子，名曰 《鲁迅论》了。
① 《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台静农编，1926 年7 月未名社出版。
二
鲁迅是怎样的一个人呢？看见过他的人们描写他们的印象一个瘦瘦的人，脸也不漂亮，不是分头，也不是平头。穿了一件灰青长衫，一双破皮鞋：又老又呆板，并不同小孩一样。
他手里老拿着烟卷，好像脑筋里时时刻刻在那儿想什么似的。
（《关于鲁迅及其着作》：《初次见鲁迅先生》，马珏。）这是一个小学生的印象。
又一位女士描写她的印象道：
我开始知道鲁迅先生是爱说笑话了。……然而鲁迅先生说笑话时他自己并不笑。……我只深刻地记得鲁迅先生的话很多令人发笑的，然而鲁迅先生并不笑。可惜我不能将鲁迅先生的笑话写了出来。
（曙天女士：《访鲁迅先生》）说起画像，忽然想起了本月二十三日 《京报副刊》里林玉堂先生画的“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要是你没有看见过鲁迅先生，我劝你弄一份看看。你看他面上八字胡子，头上皮帽，身上厚厚的一件大氅，很可以表出一个官僚的神情来。
（《致志摩》，陈源）这又是一位大学教授的描写。
《关于鲁迅及其着作》前面就有一张鲁迅最近画像。八字胡子，瘦瘦的脸儿，果然不漂亮；如果在冬天，这个人儿该也会戴皮帽子，穿厚厚的大氅罢。可惜瘦了一点，不然，岂但是 “很可以表出”，简直是“生就成的官僚”罢。
上举三篇，是值得未见鲁迅的人们读一遍的。在小学生看来，鲁迅是意外地不漂亮，不活泼，又老又呆板；在一位女士看来，鲁迅是意外地并不“沉闷而勇猛”，爱说笑话，然而自己不笑；在一位大学教授看来，鲁迅 “很可以表出一个官僚的神情来”，——官僚，不是久已成为可厌的代名词么？
好了，既然人各有所见，而所见又一定不同；我们从鲁迅自己的着作上找找我的印象罢。
三
张定璜在他的 《鲁迅先生》（亦见《关于鲁迅及其着作》）里告诉我们说：
鲁迅先生站在路旁边，看见我们男男女女在大街上来去，高的矮的，老的小的，肥的瘦的，笑的哭的，一大群在那里蠢动。从我们的眼睛，面貌，举动上，从我们的全身上，他看出我们的冥顽，卑劣，丑恶和饥饿。饥饿！在他面前经过的有一个不是饿得慌的人么？任凭你拉着他的手，给他说你正在救国，或正在向民众去，或正在鼓吹男女平权，或正在提倡人道主义，或正在作这样作那样，你就说了半天也白费。他不信你。
他至少是不理你，至多，从他那支小烟卷儿的后面他冷静地朝着你的左腹部望你一眼，也懒得告诉你他是学过医的，而且知道你的也是和一般人的一样，胃病。
……我们知道他有三个特色，那也是老于手术富于经验的医生的特色，第一个，冷静，第二个，还是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你别想去恐吓他，蒙蔽他。不等到你开嘴说话，他的尖锐的眼光已经教你明白了他知道你也许比你自己知道的还更清楚。他知道怎么样去抹杀那表面的细微的，怎么样去检查那根本的扼要的。你穿的是什么衣服，摆的是那一种架子，说的是什么口腔，这些他都管不着，他只要看你这个赤裸裸的人，他要看，他于是乎看了，虽然你会打扮的漂亮时新的，包扎的紧紧贴贴的，虽然你主张绅士的体面或女性的尊严。这样，用这种大胆的强硬的甚至于残忍的态度，他在我们里面看见赵家的狗，赵贵翁的眼色，看见说 “咬你几口”的女人，看见青面獠牙的笑，看见孔乙己的偷窃，看见老栓买红馒头给小栓治病，看见红鼻子老拱和蓝皮阿五，看见九斤老太，七斤嫂，六斤等的一家，看见阿Q 的枪毙——
一句话，看见一群在饥饿里逃生的中国人。曾经有过这样老实不客气的剥脱么？曾经存在过这样沉默的旁观者么？
……鲁迅先生告诉我们，偏是这些极其普通，极其平凡的人事里含有一切的永久的悲哀。鲁迅先生并没有把这个明明白白地写出来告诉我们，他不是那种人。但这个悲哀毕竟在那里，我们都感觉到他。我们无法拒绝他。他已经不是那可歌可泣的青年时代的感伤的奔放，乃是舟子在人生的航海里饱尝了忧患之后的叹息，发出来非常之微，同时发出来的地方非常之深。
这是好文章，竟整大段的抄了来了。 “老实不客气的剥脱”，“沉默的旁观”，鲁迅之为鲁迅，尽于此二语罢。然而我们也不要忘记，鲁迅站在路旁边，老实不客气的剥脱我们男男女女，同时他也老实不客气的剥脱自己。
他不是一个站在云端的 “超人”，嘴角上挂着庄严的冷笑，来指斥世人的愚笨卑劣的；他不是这种样的 “圣哲”！他是实实地生根在我们这愚笨卑劣的人间世，忍住了悲悯的热泪，用冷讽的微笑，一遍一遍不惮烦地向我们解释人类是如何脆弱，世事是多么矛盾！他决不忘记自己也分有这本性上的脆弱和潜伏的矛盾。 《一件小事》（《呐喊》六三页）和《端午节》（《呐喊》
一八九页），便是很深刻的自己分析和自己批评。 《一件小事》里的意义是极明显的，这里，没有颂扬劳工神圣的老调子，也没有呼喊无产阶级最革命的口号，但是我们却看见鸠首囚形的愚笨卑劣的代表的人形下面，却有一颗质朴的心，热而且跳的心。在这面前，鲁迅感觉得自己的 “小”来。他沉痛地自白道：
这事到了现在，还是时时记起。我因此也时时熬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
几年来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 “子曰诗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所以我对于这篇 “并且即称为随笔都很拙劣的《一件小事》”，——如一位批评者所说，却感到深厚的趣味和强烈的感动。对于 《端午节》，我的看法亦自不同。这位批评者说：
我读了这篇 《端午节》，才觉得我们的作者已再向我们归来，他是复活了，而且充满了更新的生命。而最使我觉得可以注意的，便是 《端午节》的表现的方法恰与我的几个朋友的作风相同。我们的高明的作者当然不必是受了我们的影响；然而有一件事是无可多疑的，那便是我们的作者原来与我的几个朋友是一样的境遇之下，受着大约相同的影响，根本上本有相同之可能的。无论如何，我们的作者由他那想表现自我的努力，与我们接近了。他是复活了，而且充满了更新的生命。
在这一点， 《端午节》这篇小说对于我们的作者实在有重大的意义，欣赏这篇作品的人，也不可忘记了这一点。
（《关于鲁迅及其着作》页八○，成仿吾：《〈呐喊〉的评论》）
这一段话，虽然反复咏叹，似乎并未说明所谓 “自我表现”是指《端午节》所蕴含的何方面 （在我看来，《端午节》还是一篇剥露人的弱点的作品，正和 《故乡》相仿佛，所以其中蕴含的意思，方面很多），但是寻绎之后，我以为——当然只是我以为——或者是暗指 “愤世嫉俗，怀才不遇”等情调是作成了 《端午节》的“自我表现”的“努力”。如果我这寻绎的结论不错，我却不能不说我从原文所得的印象，竟与这个大不相同了。我以为 《端午节》
的表面虽颇似作者借此发泄牢骚，但是内在的主要意义却还是剥露人性的弱点，而以 “差不多说”为表现的手段。在这里，作者很巧妙地刻画出“易地则皆然”的人类的自利心来；并且很坦白地告诉我们，他自己也不是怎样例外的圣人。 《端午节》内写方玄绰向金永生借钱而被拒后，有着这样的一段话：
方玄绰低下头来了，觉得这也无怪其然的。况且自己和金永生本来很疏远。他接着就记起去年年关的事来，那时有一个同乡来借十块钱，他其时明明已经收到了衙门的领款凭单的了，因为恐怕这人将来未必会还钱，便装了一副为难的神色，说道衙门里既然领不到俸钱，学校里又不发薪水，实在 “爱莫能助”，将他空手送走了。他虽然自己并不看见装了怎样的脸，但此时却觉得很局促，嘴唇微微一动，又摇一摇头。
并且 《端午节》的末了，还有一段话：
这时候，他忽而又记起被金永生支使出来以后的事了。
那时他惘惘的走过稻香村，看见店门口竖着许多斗大的字的广告道 “头彩几万元”，仿佛记得心里也一动，或者也许放慢了脚步的罢，但似乎因为舍不得皮夹里仅存的六角钱，所以竟也毅然决然的走远了。这又是深刻的坦白的自己批评了。
我觉得这两段话比慷慨激昂痛哭流涕的义声，更使我感动；使我也 “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教我惭愧，催我自新”。人类原是十分不完全的东西，全璧的圣人是没有的。但是赤裸裸地把自己剥露了给世人看，在现在这世间，可惜竟不多了。鲁迅板着脸，专剥露别人的虚伪的外套，然而我们并不以为可厌，就因为他也严格地自己批评自己分析呵！绅士们讨厌他多嘴；把他看作老鸦，一开口就是 “不祥”。并且把他看作“火老鸦”，他所到的地方就要火着。然而鲁迅不馁怯，不妥协。在 《这样的战士》（《野草》七七页）里，他高声叫道：
要有这样的一种战士——已不是蒙昧如非洲土人而背着雪亮的毛瑟枪的；也并不疲惫如中国绿营兵而却佩着盒子炮。他毫无乞灵于牛皮和废铁的甲胄；他只有自己，但拿着蛮人所用的，脱手一掷的投枪。
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他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许多战士都在此灭亡，正如炮弹一般，使猛士无所用其力。
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但他举起了投枪。
他们都同声立了誓来讲说，他们的心都在胸膛的中央，和别的偏心的人类两样。
他们都在胸前放着护心镜，就为自己也深信心在胸膛中央的事作证。
但他举起了投枪。
他微笑，偏侧一掷，却正中了他们的心窝。
一切都颓然倒地；——然而只有一件外套，其中无物。无物之物已经脱走，得了胜利，因为他这时成了戕害慈善家等类的罪人。
但他举起了投枪。
他在无物之阵中大踏步走，再见一式的点头，各种的旗帜，各样的外套……但他举起了投枪。
他终于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他终于不是战士，但无物之物则是胜者。
在这样的境地里，谁也不闻战叫：太平。
太平……但他举起了投枪！
看了这一篇短文，我就想到鲁迅是怎样辛辣倔强的老头儿呀！然而还不可不看看 《坟》的后记中的几句话：
至于对别人，……还有愿使……憎恶我的文字的东西得到一点呕吐，——我自己知道，我并不大度，那些东西因我的文字而呕吐，我也很高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