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注：本文材料根据《旧约·士师记》第十四章至第十六章） .6
……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我有时也想就此驱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这才真是我的朋友。倘使并这个也没有，则就是我一个人也行。但现在我并不。因为，我还没有这样勇敢，那原因就是我还想生活，在这社会里。还有一种小缘故，先前也曾屡次声明，就是偏要使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几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几片铁甲在身上，站着，给他们的世界上多有一点缺陷，到我自己厌倦了，要脱掉了的时候为止。
（《坟·写在〈坟〉后面》）
看！这个老孩子的口吻何等妩媚！
四
如果你把鲁迅的杂感集三种仔细读过了一遍，你大概不会反对我称他为“老孩子”！张定璜说鲁迅：
已经不是那可歌可泣的青年时代的感伤的奔放，乃是舟子在人生的航海里饱尝了 忧患之后的叹息，发出来非常之微，同时发出来的地方非常之深。
这话自是确论，我们翻开 《呐喊》，《彷徨》，《华盖集》，随时随处 可以取证。但是我们也不可忘记，这个在 “人生的航海里饱尝了忧患”的舟 子，虽然一则曰：
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 （《呐喊·自序》）
再则曰：
但我并无喷泉一般的思想，伟大华美的文章，既没有主义要宣传，也不想发起一 种什么运动。 （《坟·写在〈坟〉后面》）
然而他的胸中燃着少年之火，精神上，他是一个 “老孩子”！他没有主义要宣传，也不想发起一种什么运动，然而他的著作里，也没有 “人生无常”的叹息，也没有暮年的暂得宁静的歆羡与自慰 （像许多作家常有的），反之，他的著作里却充满了反抗的呼声和无情的剥露。反抗一切的压迫，剥露一切的虚伪！老中国的毒疮太多了，他忍不住拿着刀一遍一遍地不懂世故地尽自刺。我们翻开鲁迅的杂感集三种来看，则杂感集第一的 《热风》大部分是剜 剔中华民族的 “国疮”，在杂感集第二《华盖集》中，我们看见鲁迅除奋勇剜剔毒疮而外，又时有 “岁月已非，毒疮依旧”的新愤慨。《忽然想到》的一，三，四，七等篇 （见《华盖集》），《这个与那个》（《华盖集》一四二页至一五三页）， 《无花的蔷薇之三》（《华盖集续编》一一八），《春末闲谭》 （《坟》二一三页），《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坟》二○一页）， 《看镜有感》（《坟》二○七页）等，都充满着这种色彩。鲁迅愤然说：
难道所谓国民性者，真是这样地难于改变的么？倘如此，将来的命运便大略可想了，也还是一句烂熟的话：古已有之。 （《华盖集》十一页）
他又说：
看看报章上的论坛， “反改革”的空气浓厚透顶了，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都想来堆在道路上，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 《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还是这一句话，虽然未免可悲，但我以为除此没有别的法。 （《华盖集》一五页）
《热风》中所收，是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四年所作的杂感，这六年中，我们看见 “思想革命”运动的爆发，看见它的横厉不可一世的刹那，看见它终于渐渐软下去，被利用，被误解下去，到一九二四年，盖几已销声匿迹。 是不是老中国的毒疮已经剜去？不是！鲁迅在一篇杂感 《长城》里说：
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 种东西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何时才不给长城添新砖呢？ （《华盖集》五五页）
旧有的和新补添的联为一气又造成了束缚人心的坚固的长城，正是一九 二四年以后的情状。在另一处，鲁迅有极妙的讽刺道：
在报章的角落里常看见对青年们的谆谆的教诫：敬惜字纸咧；留心国学咧；伊卜生这样，罗曼罗兰那样咧。时候和文字是两样了，但含义却使我觉得很耳熟：正如我年 幼时所听过的耆宿的教诫一般。 （《华盖集续编》一一九页）
然而攻击老中国的国疮的声音，几乎只剩下鲁迅一个人的了。他在一九二五年内所做的杂感，现收在 《华盖集》内的，分量竟比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四年这六年中为多。一九二六年做的，似乎更多些。 “寂寞”中间这老头儿的精神，和大部分青年的 “阑珊”，成了很触目的对照。
鲁迅不肯自认为 “战士”，或青年的“导师”。他在《写在〈坟〉后面》说：
倘说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 “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那当然不只一条，我可正不知那一条好，虽然至今有时也还在寻求。在寻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而憎恨我的东西如所谓正人君子也 者偏偏都矍铄，所以我说话常不免含胡，中止，心里想：对于偏爱我的读者的赠献，或 者最好倒不如是一个 “无所有”。我的译著的印本，最初，印一次是一千，后来加五百，近时是二千至四千，每一增加，我自然是愿意的，因为能赚钱，但也伴着哀愁，怕于读者有害，因此作文就时常更谨慎，更踌躇。有人以为我信笔写来，直抒胸臆，其实是不尽然的，我的顾忌并不少。
我自己早知道毕竟不是什么战士了，而且也不能算前驱，就有这么多的顾忌和回 忆。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我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的青年迟疑不敢下笔。我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罢。但也偶尔想，其实倒还 是毫无顾忌地说话，对得起这样的青年。但至今也还没有决心这样做。
但是我们不可上鲁迅的当，以为他真个没有指引路；他确没有主义要宣传，也不想发起什么运动，他从不摆出 “我是青年导师”的面孔，然而他确指引青年们一个大方针：怎样生活着，怎样动作着的大方针。鲁迅决不肯提出来呼号于青年之前，或板起了脸教训他们，然而他的著作里有许多是指引青年应当如何生活如何行动的。在他的创作小说里有反面的解释，在他的杂感和杂文里就有正面的说明。单读了鲁迅的创作小说，未必能够完全明白他的用意，必须也读了他的杂感集。鲁迅曾对现代的青年说过些什么话呢？我们来找找看：
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 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华盖集》四○页）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 《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华盖集》四三页）
在别一地方，我们看见鲁迅又加以说明道：
……但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可是还得附加几句话以免误解，就是：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中国人虽然想了各种苟活的理想乡，可惜终于没有实现。但我却替他们发见了，你们大概知道的罢，就是北京的第一监狱。这监狱在宣武门外的空地里，不怕邻家的火灾；每日两餐，不虑冻馁；起居有定，不会伤生；构造坚固，不会倒塌；禁卒管着，不会再犯罪；强盗是决不会来抢的。住在里面，何等安全，真真是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了。但阙少的就有一件事：自由。……古训所教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法，教人不要动。……我以为人类为向上，即发展起见，应该活动，活动而有若干失错，也不要紧。惟独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盘失错的。因为他挂了生活的招牌，其实却引人到死路上去！ （《华盖集》四九页至五○页）
这些话，似乎都是平淡无奇的，然而正是这些平淡无奇的话是青年们所最需，而也是他们所最忽略的。鲁迅又说过：
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华盖集》五四页）
大概有人对于这些话又要高喊道： “这也平淡无奇”！不错！确是平淡无奇，然而连平淡无奇的事竟也不能实现，其原因还在于 “不做”。鲁迅更分析地说道：
第一需要记性。记性不佳，是有益于己而有害于子孙的。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但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坟》一六七页）
其次需要 “韧性”。鲁迅有一个很有趣的比喻道：
我有时也偶尔去看看学校的运动会。……竞走的时候，大抵是最快的三四个人一到决胜点，其余的便松懈了，有几个还至于失了跑完预定的圈数的勇气，中途挤入看客的群集中；或者佯为跌倒，使红十字队用担架将他抬走。假若偶有虽然落后，却尽跑，尽跑的人，大家就嗤笑他。大概是因为他太不聪明， “不耻最后”的缘故罢。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华盖集》一五○页）
鲁迅鼓励青年们去活动去除旧革新，说：
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
智识高超而眼光远大的先生们开导我们：生下来的倘不是圣贤，豪杰，天才，就不要生；写出来的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写；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子就变成极乐世界或者，至少能给我 （！）有更多的好处，就万万不要动！……
那么，他是保守派么？据说：并不然的。他正是革命家。惟独他有公平，正当，稳健，圆满，平和，毫无流弊的改革法；现下正在研究室里研究着哩，——只是还没有研究好。
什么时候研究好呢？答曰：没有准儿。
孩子初学步的第一步，在成人看来，的确是幼稚，危险，不成样子，或者简直是可笑的。但无论怎样的愚妇人，却总以恳切的希望的心，看他跨出这第一步去，决不会因为他的走法幼稚，怕要阻碍阔人的路线而 “逼死”他；也决不至于将他禁在床上，使他躺着研究到能够飞跑时再下地。因为她知道：假如这么办，即使长到一百岁也还是不会走路的。 （《华盖集》一五二页）
他对于现在文艺界的意见，也是鼓励青年努力大胆去创作，不要怕幼稚。 （见《坟》一七一页《未有天才之前》。）
对于所谓正人君子学者之流的欺骗青年，他在 《一点比喻》内说：
……这样的山羊我只见过一回，确是走在一群胡羊的前面，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智识阶级的徽章。……人群中也很有这样的山羊，能领了群众稳妥平静地走去，直到他们应该走到的所在。袁世凯明白一点这种事，可惜用得不大巧，……然而“经一事，长一智”，二十世纪已过了四分之一，脖子上挂着小铃铎的聪明人是总要交到红运的，虽然现在表面上还不免有些小挫折。
那时候，人们，尤其是青年，就都循规蹈矩，既不嚣张，也不浮动，一心向着“正 路”前进了，只要没有人问—— “往哪里去？！”
君子若曰： “羊总是羊，不成了一长串顺从地走，还有什么别的法子呢？君不见夫猪乎？拖延着，逃着，喊着，奔突着，终于也还是被捉到非去不可的地方去，那些暴 动，不过是空费力气而已矣。”
这是说：虽死也应该如羊，使天下太平，彼此省力。
这计划当然是很妥帖，大可佩服的。然而，君不见夫野猪乎？它以两个牙，使老猎人也不免于退避。这牙，只要猪脱出了牧豕奴所造的猪圈，走入山野，不久就会长出来。（《华盖集续编》三二至三三页）
然而鲁迅也不赞成无谓的牺牲，如 “请愿”之类。北京“三一八”惨案发生了后，鲁迅有好几篇杂感写到这件事，在 《“死地”》内，他说：
但我却恳切地希望： “请愿”的事，从此可以停止了。倘用了这许多血，竟换得 一个这样的觉悟和决心，而且永远纪念着，则似乎还不算是很大的折本。 （《华盖集续编》九一页）
在 《空谈》内，鲁迅更详细地说道：
请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为然的，但并非因为怕有三月十八日那样的惨杀。那样的惨杀，我实在没有梦想到，虽然我向来常以 “刀笔吏”的意思来窥测我们中国人。我只知道他们麻木，没有良心，不足与言，而况是请愿，而况又是徒手，却没有料到有这么阴毒与凶残。……有些东西——我称之为什么呢，我想不出——说：群众领袖应负道 义上的责任。这些东西仿佛就承认了对徒手群众应该开枪，执政府前原是 “死地”，死者就如自投罗网一般。……
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 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我对于这回的牺牲者，非常觉得哀伤。但愿这样的请愿，从此停止就好。……
这回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的阴毒的心，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华盖集续编》一○九至一一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