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无花的蔷薇之二》第八节内，鲁迅又有这样几句话： .5
吴组缃作，生活书店 “创作文库”，六角。
作者吴组缃先生是大家最近 “见过几面的”。他的 《一千八百担》（七月十五日宋氏大宗祠速写），谁要是读过了，总不会马上就忘记。现在这《西柳集》是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中间有几篇我们还是第一次看到，趁这当儿，我们将这位作家初期的 “收获”从头再咀嚼一过，说出我们所见到的这位作家的优点，以及他还没有克服的缺点，也许算不得浪费笔墨罢？
我们读了 《西柳集》——一口气把它读完，我们掩卷默想，我们心头就会涌上了一个感想来：《西柳集》里的农村描写跟一般的同类作品“手法上”
是有点不同的！
不错，有点不同。但说是不同在 “手法上”好像还不很够，不很妥贴，说得噜苏些，应当是 “因为写作态度的不同，所以产生了手法上的不同，而写作态度之所以不同，又是受了生活经验的限制使然。”
这话是说得太抽象了，让我们用随便谈谈的形式来加一个注脚。近年来描写农村破产的作品不是很多么？除了一些比较空疏薄弱的作品不算，大部分是企图展示了农村破产的实际，以及促成这破产的种种原因，在这破产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动，等等。这一些作品是 “把农村带到我们面前来”，指给我们看道： “喂，有如此这般的现象发生在那边了！”自然，我这样的说法，不免有点形容得过分。说不定读者中间就有人要反对说： “不然！这不能一概而论的。如果有些作品确要使得读者发生了像你所说那样的印象，但那是因为作家的农村生活经验不够，就是这篇作品写失败了。”哦哦，我就先将这抗议接受下来罢。然而这跟我所提出的意见，是两件事。我要说的是：
一个富有乡村生活经验的作家，用了纯熟的技巧，写出了 “成功”的作品，在他写作的时候，他努力想把他所有的 “经验”分析解剖，于是通过了他的一定的人生观，再现在作品中。
从这样“写作态度”所产生的作品，就好比是把“农村带到我们面前来”，——这是经过了作家主观的分析整理、用艺术手段再现出来的农村生活，这是把主要的动态显示得很分明的农村。至于正确的程度如何，那是另一个问题了；再者，会不会把作品弄成了拙劣的“喂，有如此这般的事在那边发生”，——这么概念的说明，当然也是另一个问题。我们不妨说，倘使一位作家的生活经验并不是片面的，倘使他的眼光并不限于一隅，而且不限于 “现在”，他能够从 “过去”的所以嬗变的“现在”看清了“现在”中间孕育着的“将来”，倘使他有一支绘声绘影的笔，那么，他 “带给我们看的农村”总不会歪曲到哪里去，并且也不会弄成了概念的说明罢。
近年来大部分的农村小说 （这里不是论它们的成功或失败），在“写作态度”上，就是如此。
《西柳集》可就不同了。吴组缃先生在《西柳集》中所用的手法跟我们上面说的，刚好相反。他是 “把我们带到农村里去看”！在《黄昏》，《一千八百担》，他用了很圆熟的技巧写出了个 “坟墓”似的农村，“一些活的尸首在怒叫，在嚎啕，在悲哀地呻吟，在挣扎” （《黄昏》，《西柳集》二○五页），他写出了 “一百八十多房，二千多家”的宋氏大家族怎样“品类混杂”，怎样 “日子没得过，靠卖田来维持”，终于所有宋氏子孙的私田都变成义庄的田，而这义庄是由一二人把持的。他把我们带到农村里了，他像一位顶尽职的向导似的什么也不会漏脱，他的眼睛看着我们的面孔，好像说：
“先生，这就是现在的农村，什么都在这里了，请你自己看罢，好或坏，请你自己看了下判断罢！”
不错，我们都看过了；我们对于吴先生那种一点也不隐瞒的至诚，感谢，而且敬重；然而我们感到美中不足的，是吴先生自己不参加意见。吴先生的写作态度是非常客观的，然而有时太客观，差不多就同 《黄昏》里那个“我”
似的，看见了家庆膏子那种寒酸，听见了天香娘寻猪的锣声，三太太的叫魂，桂花嫂子砍刀板， “觉得是在一个坟墓中”，那个“我”只说了一句“家乡变成这样了？……”
我们并不是说一个作家应该任意改窜客观的现实。但是我们以为作家和客观现实的关系当然不是 “复印”（Copy）而是 “表现”；作家有权力“剪裁”客观的现实，而且 “注入”他的思想到他所处理的题材，——不用说，他这思想也是客观现实铁一般的 “真实”所形成的。
因此，一个作家的写作态度倘然是纯客观的，他就会使得他作品所应有的推进时代的意义受了损失。空想的概念的，不从客观现实体验出来的作品，我们不能不说它失败；然而我们也一定非要求纯客观的作家更进一步不可。
“把农村带到我们面前来”，或是“带我们到农村里去看”，都可以，都一样；只是前者要避免 “喂，有如此这般的现象发生在那边了！”这种讲演式的毛病；而后者也要小心提防着 “先生，这就是农村了，请你自己看！”
——太向导式的缺点。
自然，吴组缃先生并非不懂得这一些讲究。他并非不明白纯客观的 “写作态度”的缺点。他是努力在改进。在 《一千八百担》的末尾，他指出那些把持义庄的人们的末路；在 《天下太平》的结梢，他又指出王小福胆敢侵犯那 “神明凭依”的庙顶的宝瓶了。但是我们说句不客气的话，《一千八百担》
的收束是太兀突了一点。这和前面大段的描写还缺少了精密的有力的联系；这最后场面的必然发生，还没在前面的大段文章里给很多的 “伏笔”，给紧张的空气。 《天下太平》的收束是并不那么兀突了，可是王小福从偷了阿富嫂的被褥和米而挨一顿打，而想到非 “上外埠去”不可，而又想到没有盘川钱，然后又从 “断断续续一阵铁马声”想到神庙顶子——那个古瓶，然后又记起 “西街头长发旅店那个胸前敞着嵌肩，戴着阔边眼镜，古铜色脸子的”
收买古董的 “外乡人”，而于是终于决心要去偷那神庙顶子——古瓶，这一串的叙述的中心点是 “偷”，这一“偷”的内在的意义是王小福再不受古老的神权的传统意识的管辖，这都是吴先生苦心要表现的，然而我们回头仔细一想，总觉得这一段描写还不够似的。王小福敢偷古瓶 （一件神圣的东西）了，可是他为的要弄得一笔盘川到外埠去！他这想头是不能代表农村中主要的动态的。他这想头一定还得碰大大的钉子，可是吴先生在这里就收束了，于是 《天下太平》对于王小福那样的人应当给的讽刺（应当给的！因为讽刺不一定是恶意的，对于王小福，我们同情他，但仍要讽刺），就失却了力量。
在这里，我们知道吴组缃先生是一位非常忠实的用严肃眼光去看人生的作家；他没有真实体验到的人生，他不轻易落笔。然而他的生活经验中却就缺少了热惹惹的一方面 （这是很可惜的），所以当他意识地要把他熟知的农村生活写给我们看的时候，他却下意识地多少沾着些儿纯客观的气氛，——他所熟悉的那一方面的生活使得他在这一面的描写格外出色，也不自觉地加强了他的纯客观的态度，反之，当他意识地要把纯客观的气氛摆脱的时候，他就不得不触及他所不大熟悉的生活的一方面，他写了，但他的“自我批评”
的精神又时时提醒他道， “写得不真，要小心”，哦，小心！我们这位作家不是撒烂污的，可是受了生活经验的限制，他一边要留心写得逼真，要跨过“概念的泥淖”，一边就不能把纯客观的态度摆脱净尽。他这困苦地挣扎的痕迹，就有在 《一千八百担》这一篇中。
上文我们所谓 “因为写作态度的不同，所以产生了手法上的不同，而写作态度之所以不同，又是受了生活经验的限制使然”，就是如此这般一回事。
这一道关口，难倒了许多自爱的作家，固不独吴先生。也正同别的许多作家一样，吴先生正在刻苦求冲过这一道关口，而且我们可信刚出了第一本集子的吴先生会成功。
好了，已经噜哩噜苏说得太多，现在让我们换一换话头。
读了 《西柳集》的第二个感想是什么呢？
第二个是——
《西柳集》全部十篇小说中间，凡是“速写”体的，——在一定的短促的时间内，一定的局部的背景前，写出了各样人生的交流的作品，都比正式些的短篇小说体的作品好了许多。
要说明这一点，就比前一点容易；我的话也可以说得爽快些了。先举个例，就是那一篇有小题目 “七月十五日宋氏大宗祠速写”的《一千八百担》。
这是二万字左右的一篇，放在短篇小说一门中也算是很长的了，然而这体裁却是 “速写”。故事简单得很：七月十五日，正当久旱之后，宋氏的“品类庞杂”的子孙，在 “宗祠”开会，商量合族的公事，主要是义庄名下一千八百担积谷怎样处理，然而会未开成，村里的穷人抢谷来了，其中就有一个宋氏子孙。这是一篇 “速写”，但有二万字之长；作者吴先生把二万多字差不多完全给了 “人物”的典型描写，他用了惊人的技巧，从“姓宋的八大分，一百八十多房，二千多家”中间提出了几个典型的人物来：有把持 “宋氏义庄”的义庄值年管事柏堂 （还有个不登场的“族中专制皇帝”月斋老），有恒昌祥京广洋货布店老板，商会会长的子寿；有 “上海什么专门学校毕业生，如今是在家里专门当少爷”的浮浪青年松龄；有 “五十多岁，胡子已经花白，辫子是民国十七年割的，而今留着个鸭屁股在头上，豆腐店老板的”步青；有 “满口野话，爱哈哈大笑，会做呈子状子会打官司”的子渔；有 “北京什么大学毕业，二十七八岁，如今是在省城中学当教员”的叔鸿；有 “中学二年级就辍学的，在家乡干反日运动露天讲演的青年”云川；有 “一脸烟色，是个落魄的小政客，曾在安武军里当过司书”的石堂；有 “穿一身月白竹布，褂腰上系一根 ‘通海’，胯下拖着络须，快近三十岁，‘三江党’同志”的逸生；有 “苦心经营着每文斋改良私塾”的五十多岁的敏斋；有“民国三年江南师范毕业生”的义庄办的小学校长翰芝；还有 “五十多岁，镶个金牙齿在口里，脸上有几点黑麻子”的四区区长绍轩：——这是五光十色的一大群，吴先生还他们各人一个身份，各人是一个 “典型”，不但各人的形容思想各如其人，连各人的 “用语”也很富于“典型”的色调，这是一幅看不厌的“百面图”！还不止此。吴先生又从 “人物”的典型描写中透露出农村破产的复杂的真相！这一班人除了做讼师的子渔，当区长吃公事饭的绍轩，把持义庄的柏堂，差不多没有一个不喊着 “穷”！从这一班人的谈话中，作者就展示了全幅破产中的农村。
这样长，这样包罗万象似的，这样有力地写出了十多个典型人物的 “速写”，似乎还没有见过。
我们将这 《一千八百担》和《天下太平》比较，就不能不说《天下太平》
差得多。 《天下太平》是正规的短篇小说的形式了， “人物”只有两三个，然而除了主角王小福写得还好，其余二三个配角都不大行；全篇的故事其实也简单，然而反不如 《一千八百担》那样紧凑；全篇字数比《一千八百担》
少了将近一半，然而我们读去反觉得拖沓冗长。
即使拿这 《天下太平》跟另一篇“速写”体的《黄昏》比较，也还是《黄昏》好得多。 《黄昏》的字数又比《天下太平》少了一半多，《黄昏》又是简直没有故事的，然而 《黄昏》有的是错综缭乱的人生的侧影，——这些侧影互相映射，成功了不下于 《一千八百担》那样巨大篇幅里所展示的农村穷困的写真，这些侧影像电光似的在篇中掠过，然而在我们读者脑膜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痕。 《黄昏》的字数虽然比《天下太平》少了一半多，但是我们读了却觉得醇厚充实胜过 《天下太平》。并且《黄昏》中写花尽了家产而靠打鱼，偷鸡摸鸭过活的家庆膏子，写桂花嫂子丢了七只鸡，三太太喊魂，松寿针匠夫妇的吵架，写敲锣筑堰，写桂花嫂子砍刀板咒，——这一切，都只轻轻的几笔，然而我们的印象比 《天下太平》王小福的悲剧要深得多；我们读过后掩卷静思的当儿，仿佛还听得桂花嫂子砍刀板 “朋的”“朋的”惨厉而凄凉的声音。
我们还可以将两篇短短的并不属于农村破产题目下的来比较一下。
这就是那篇 《金小姐与雪姑娘》和《卍字金银花》。这两篇都可以说是描写恋爱的 （虽然后者不能说是只描写了恋爱），《金小姐与雪姑娘》用的是正规的短篇小说的形式，而 《卐字金银花》却是“速写”，但又是后者比前者写得好多了。 “金小姐是被这社会取了封建传统的毒害给沦落了的，雪姑娘是被这社会取了资本主义的方式给蹂躏践踏成污泥的！我是个被遇养支配在一个懦怯可耻的人格中的人，对于这杀人的社会，毫不能拿出力量予以摧倒；只拘守着自己的命运，静候历史车轮的推进。……” （《西柳集》一一九页）这是 《金小姐与雪姑娘》全篇的柱意。这是用 “第一人称”写的，主角是金小姐，雪姑娘，以及那个 “我”。然而在“人物”描写上，我们觉得只有那个 “我”是“客观的存在”；金小姐已经是附属于“我”的叙说中的一个 “半实在”的“人物”，至于雪姑娘则除了前半篇中那个 “我”的回忆，以及后半篇中突然地出现又突然地隐去那样 “插图”似的描写外，她只是个影子似的，一个 “抽象的存在”。我们不能直接感觉到有雪姑娘这么一个 “人物”，我们对于她的一切感觉，几乎全是由那个“我”的叙说里间接得来。即如后半篇中雪姑娘突然出现以后，作者是用了正面的描写了，雪姑娘 “本人”是带到我们面前来了，然而那五六页的“雪姑娘登场正戏”却不知怎地总觉得看去不精采，我们对于这位 “被这社会取了资本主义的方式给蹂躏践踏成污泥的”女子本该有的同情心，却不能被强烈地唤起来，——不，我们也许感得她有点恶俗。而且我们又总觉得即在此五六页内，雪姑娘这“人物”还是透过了那个 “我”的视线间接地在我们面前出现。
再看 《卍字金银花》这小小的“速写”，可就完全不同了。这也是用的“第一人称”，笔调上和《金小姐与雪姑娘》也大致仿佛，这里头所写的女子也是 “被这社会取了封建传统的毒害给沦落了的”，可是我们在 《金小姐与雪姑娘》那一篇期望而不得的感情的激动，在这 《卍字金银花》里却意外地得到了。吴先生在这里也像 《黄昏》似的只用了轻轻几笔就把一个可爱的女郎的悲惨的身世——封建传统毒害对于这位可爱的女郎的压迫，很有力地写了出来。他也只用了五六页的篇幅（二千字光景）写这受难中的少妇的“天真可爱的过去”，——这是一个回叙，然而多么轻灵自然，并且一个天真可爱十一二岁的女孩子就活现在我们眼前，是一个血肉的活人！这一 “回叙”，像一道电光似的照亮了眼前这受难中的少妇的悲惨身世，更不用再多费笔墨就引起了我们对于这少妇的强烈的同情，以及对于封建传统的刻骨的憎恶了。在 “速写”体上，吴先生常常能够创造出这样惊人的“神奇”来！
我想我已经比较得够了。要是你细心读了 《西柳集》，你不会感觉不到这一点。但是为什么 “速写”体写得那么好的吴先生对于“非速写的”——连绵发展着的故事，弄弄就会碰壁呢？
这一个问题，我还回答不来。倘说写了 《一千八百担》（虽则也是速写体）的吴先生除了短短的“速写”就无所措手足，那是不合理的！我们从《一千八百担》知道吴先生有精密的组织故事的能力。所以 《西柳集》中诸篇“速写”体的无例外的美妙，或者可以在吴先生的自序里得一点消息。在 《西柳集》的序里，吴先生这样诚恳地对我们说——
在学校里读书，生活很是干枯，每喜于闲暇时候，自己练习作文。……这里收集的几篇东西，有的似乎是小说，有的其实不是；但都多少说了点故事。内容的五颜六色，正展露着现代一个知识青年如我者之真实的灵魂。写法和所用的文字底调子，也都不甚相同。那是因为自己还在练习的原故。
各篇次序都是依照写作的先后编排的。前面几篇，实在幼稚得见不得人；后面几篇稍稍进益了一点子。本想好好挑选一下的；苦于写的不多，经不起严格的挑选。但愿不久能有较裕的时间，再用心写点象样的出来。
我们知道，要写一篇连绵发展的故事，即使不很长，事先的 “构思”往往比写作的时间会多上几倍。并且那一段时间里，需要全神贯注。倘使一会儿要搿了书包去上课，一会儿要做课题，一会儿读历史，一会儿又是古典诗词，那是不能够把一件连绵发展的故事 “构思”得精密的。“速写”则不然，哪怕是长到二万多字的 《一千八百担》，因为其中动作的发展不是连续性的，构思的时间可以少些，就是半途常常被别的事情岔断，也还不要紧；即使写作的时候时时岔断，也还不要紧。这种经验，我猜想来凡是写过多少的人总都有的罢？吴先生大概很吃了想得正入劲忽而上课钟又响了的亏罢？这是顶可能的一回事。然而这种环境上的困难并不能阻止一个人的创造才能的发挥，吴先生的 《天下太平》比起《金小姐和雪姑娘》来，已经好得多，不过他的 “速写”体的几篇光芒更觉炫耀罢了。
最近听说吴先生的学校生活已告一段落，而为生活所迫，他将去教书了。
听说他有写一个长篇小说的计划；他是“在一个宗法社会生长的，廿余年中，眼望着那社会塌台，也很明白它是怎么塌台的”，他计划中的长篇就打算包罗了二十年中的社会变化。他打算分四部写， “五四”前为一本，“五卅”
前为一本， “九一八”前后各一本；他将“从经济上潮流上的变动说明这些人物的变动和整个社会的变动”。他的 “这些人物”将是他最熟悉的亲戚本家或邻舍。他打算 “多花几年时光，慢慢的写，慢慢的修改”。他担心的就是 “做了事”以后也许更没有时间来写了。这个我们也替他担心的！我们希望他会对付出一点时间来！
在这里把吴先生想做的事先来发表，是冒昧的；但热望着的我们很喜欢报告读者不是 “再没有人殚精竭虑用苦工去认真创作”像某先生的武断，虽则吴先生实在也是 “家境不好”的。
（原载1934年 11月1 日 《文学》3 卷5 号）
《“健康的笑”是不是？》
一
前些时候，张天翼先生发表过一部长篇小说 《洋泾浜奇侠》（连载《现代》杂志）。这是一部“幽默”的讽刺的作品，多少有点摹仿《吉诃德先生》。
这是张天翼先生有意想来 “幽默”一下的作品。
我们在张天翼先生的初期作品中，例如短篇集 《从空虚到充实》，也常常看到片段的 “幽默”。张天翼先生的作风里本来就不缺少了“幽默”的成分，但他有意想来 “幽默”一下的《洋泾浜奇侠》却不能不说是失败的作品。
这一部小说的头几章，并不怎样坏，可是到后边就不免带点儿 “油腔”了。
然而这不是因为张天翼先生没有“幽默”的才能。他有的！我们相信“幽默”的作品也和其他风格的文艺作品一样，需要真切深刻的生活经验，而且是在 “哭不得，只好笑”的当儿把苦辣的生活从反面表现。——所谓“含泪的苦笑”就是。自然，我并不以为 “幽默文学”只限于这么一个境界，“幽默文学”还有并非“苦笑”而是“善意的谑笑”的，例如，马克吐温（MarkTwain）和契可夫的一些作品，还有 “觉得什么都不行的毒辣的冷笑”，例如新近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意大利戏曲家小说家比兰台罗，——他的 “冷笑”可就不卫生得很；粗说起来， “幽默”同而所以 “幽默”者不同之故，还不是受了时代和环境的决定，还不是受了个人生活经验的染色么？不过我们在本文中姑且只就上述第一种的 “幽默”来作为论据。
既然是 “苦笑”了，有时就不能“勉强”。勉强的“笑”，——假笑，常使人肉麻 （我们现在市场上颇有些“幽默”是只好归入这一类的），但勉强的 “苦笑”，——未成熟的“苦笑”，就会使人感得无味。《洋泾浜奇侠》
就在这上头出了毛病。我在上面说过，张天翼先生写这部小说多少有点摹拟《吉诃德先生》。“摹拟”并不一定坏。也并不是因为“摹拟”，故而就坏了。问题是在张天翼先生太粘住了 “洋泾浜”三字做文章。要是我们仔细一考察，就知道所谓 “武侠小说”者，虽然出产地是“洋泾浜”，但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成为一部分落后民众的 “理想”的所谓“武侠迷”，却在中国内地的各处，而不在 “洋泾浜”，——至少“洋泾浜”不是个主要的地方。在“洋泾浜”找“奇侠”，差不多就等于大世界新到什么三只脚的猪或是什么“大头的小孩子”，只是一般小市民的好奇心的满足。这材料是比较的薄弱，然而张先生拉长了做，于是写到后来就成为勉强的 “苦笑”。
再者，我们说张天翼先生的 《洋泾浜奇侠》“摹拟”了《吉诃德先生》，也无非以为张先生打算写一部 《吉诃德先生》那样的小说罢了。《吉诃德先生》的作者塞万提斯写那小说的动机并不和张天翼先生一样。塞万提斯有意要讥笑的，不是那位 “悲哀姿态的骑士”吉诃德，而是那时候盛行的“骑士文学”（武侠小说）。《吉诃德先生》第一部出世时有作者的一篇序，很“幽默”地挖苦着那时候的 “骑士文学”。对于那“骑士制度”本身，塞万提斯倒是很怀恋的。然而张天翼先生却不是那么一回事。他是憎恨 “武侠迷”的，他是用了 “幽默”的形式去写他正面的意思的，可是讽刺的幽默的作品主要是从后面说，你从正面说，就更加难以写得好。 《洋泾浜奇侠》一开头你就把那主人公的 “全身”看得雪亮了，你已经知道他是何等样的人，因而你再看下去时无非看他闹出多少 “笑话”罢了。这一点读者方面的“心理”，——只准备看书中的主人公再闹出些什么笑话，是张天翼先生自己惹出来的，他自己惹的事，只好自己来收场，结果也就无意中自己弄成了为要叫人“笑”
而编造 “笑料”。于是书中主人公的一幕一幕的动作只成了“笑料”，失却了 “发展中的人物”的意义，于是全书的苦辣的社会意义也在“笑料”中隐晦了；于是最后因为 “笑”的太多，读者笑不出来了。
我所谓 《洋泾浜奇侠》是失败的作品，就依据了这样的检讨。然而我们并不因此否定了张天翼先生的 “幽默”的天才。他有的！读了他最近的短篇集 《移行》我这确信就有了例证了。
二
《移行》内共收短篇九个，大多数（恐怕全是）《洋泾浜奇侠》以后的作品。
九篇中间，除了作为集子名的 《移行》，以及《保镖》，《朋友俩》，——共三篇，此外六篇，占全书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大体可以说是 “幽默”
的笔调。尤其是第一篇 《包氏父子》和最后一篇《欢迎会》是张天翼先生最好的 “幽默”作品，——哦，即使说是近年来“幽默”潮中最杰出的作品，也不算过分罢。
正像我们上面说过的那样，张天翼先生的作品无论是什么题材，无论他用的是怎样的笔调，总有些章段是颇 “幽默”的；现在，他的《移行》，《保镖》， 《朋友俩》等三篇也保有他这特性。但虽则颇多“幽默”的成分，这三篇并不是 “幽默”的作品。《移行》写时代的某种典型的青年——感情上想把生活过得 “合理”些（那时的热情倒也真而且纯），但因为只是热情的冲动而没有思想上的认识，所以受了些刺激便消极了，碰到了引诱也便抵抗不住了。这样的题材，有许多作家应用过。张天翼先生在这篇 《移行》中也不过重复一下，没有多大的精采。他写那女主角桑华在两条生活路的交界处徘徊不决时的苦闷暴躁，大概是很费了些苦心，可是正像他在这篇小说中点缀着的唱昆曲的胖子似的，人们从风送来的曲调声中 “想到那胖子在哭丧着脸榨出这些腔调，还淌着汗，脖子上的青筋有三分来高” （《移行》页二二三），我们也觉得张先生虽然写的认真，我们却一面代他吃力，一面也感得他吃力不讨好。 （自然，我也明白张先生在这儿有他写不好的别的原因，例如下笔时的拘束。）《保镖》写来就比《移行》“松动”得多了。我们并没感得张先生在那里 “淌着汗”，“青筋有三分来高”，“榨出那些腔调”了，我们看见张先生又轻松又灵敏地写出了那个 “保镖”的阴狠，以及那位“被保者”的“蠢笨”——然而我们同情这个蠢笨的人。我们爱这人。张先生嘻皮笑脸地把他的题旨表现得非常清楚。
《朋友俩》是张先生爱用的儿童做主角的一篇轻松的故事。周妈的儿子小胖子尽管在雪地里打滚，弄得全身衣服都湿透，尽管在大雪天里被差出去买橘子，冻肿了的手背裂缝出血，然而他不生病，至多肚子疼一回，泻几次。
然而太太的儿子期期 “给包得像粽子，只露出两只眼睛，奶妈提个脚炉挨着他”，躲在那关紧了窗，火炉生得很旺的客厅里—— “特别包厢”里，看小胖子在院子里搓雪丸子扔雪丸子，可就生了病，——据说是白天着了凉了。
那个在雪地里 “打把式”给期期看的小胖子肚子泻着还被差出来给期期买橘子，可是他泻了一会也就好了，而那个连风丝儿也没碰着的期期却就此病了死了，德国医生也不中用。记得冰心女士在小说 《分》里借一个屠户的初生的孩子表示了这样的意思： “我们好比路旁的青草，踏不死。”小胖子也就是这样的 “青草”。
三
此外的六篇不妨说大体是 “幽默”色彩很浓厚的作品。
但是也有个分别。
像题名为 《笑》的这一篇，即使张先生开始写的时候还是他那照例的嘻皮笑脸的神气，但愈写下去他的脸皮便愈绷愈紧，终至于那位被侮辱被欺骗的发新嫂 “又抓起一把茶壶来要摔的”时候，我们想象得到作者的张先生大概一点笑意也没有。
因为 《笑》是写一个土豪九爷勒逼发新嫂（一个为了丈夫被抓到九爷跟前讨情的乡下女人）出卖她的 “贞操”，并且勒逼这个可怜的女人像出卖肉体的娼妓似的朝他笑， “笑一个！——不笑不行！”而且后来九爷达到了目的，给她一块假洋钱的时候，还要 “笑一个，笑一个才给你！”而且后来那女人没奈何在茶店里找着了九爷请他换一块好的的时候，还是要“笑一个”！
——自然，即使发新嫂当真 “笑一个”，也不会当真就换给她的。是这样的故事，谁要能够 “幽默”地写出来，那才是怪事！
然而 《笑》跟《保镖》又不同。在《保镖》，作者大概并没有给故事穿一件 “幽默”外套的意思，他直捷地叫那位“保镖”打一个代表坏人的白脸。
在 《笑》呢，作者大概为了某种方便计，打算从侧面写，所以开始的时候那位九爷是鼻子上涂着粉，颇有点 “小丑”的样子。但是题材限定了这不能用“小丑”当主角的，而作者亦看得清楚，所以结果是一群露出牙齿狞笑的恶鬼围住了一个可怜的牺牲品。在发新嫂这面的痛苦的心理是描写得异常出色的。
《笑》，不能归在“幽默”的账上去。
那是 《我的太太》和《直线系》两篇，“幽默”的味儿更加多。
这两篇的主人公全是些 “失去了过去的黄金时代”的没落的人们。然而是两个 “型”。在《我的太太》中，那位“从前”的小姐始终不能忘记她“过去的黄金时代”，她时常哭，她的唯一的声诉是：“我一生一世……我从前……我一生一世没煮过饭，我向来……我向来……” （《移行》页九六）她那穷光蛋出身的丈夫，虽然 “上代可一点不含糊是念书做官的：太公做过一任知府，爷爷在京城里当都老爷” （页九一），但到底远了，到他身上只是个“老相”罢了，所以他就没有 “从前”，也不专想“从前”，他得了两块多钱的犒赏就买了一只鸡一斤肉打算快快活活过年了。 （页一○○）他不像他太太那样永远不肯忘记 “从前”就把“现在”的自己弄瘦弄成了病。他固然也找牛半仙什么的看过相 （页九七），然而他不像太太似的整天叹着“命苦”。
《直线系》里的敬太爷和敬太太就另是一种“型”了。败完了家当的敬太爷是什么都能忘记的，——除了他的 “官派”，因为还有一个穷无可归跟他同住在坏屋子里的 “从前”的老家人高大在那里做敬太爷不忘记“官派”
的资料。敬太爷两三日没得吃饿急了的时候，也能把 “眼睛一闭，眼角上就给挤出一颗一颗的水” （页一二三），于是也想起“从前”，但他只觉得“都像一个梦”， “呃，从前未免太远了点儿：那是在前一辈子的事。他只要想起前几天那些好日子，他肚子里就得有种酸不像酸，甜不像甜的回味。前几天他太太跟他三相公还待他那么好——讨来的东西，总得分给他点儿吃的，他不像现在这么挨得难受。可是这也是前一辈子的事了。……” （页一二四）他关心的是 “现在”。敬太太也不是死记住了“从前”的，她也不怨什么“命苦”。她关心的是“现在”藏在她身上——裤裆里的一张二十枚的铜元票（买东西还得打六折）不被敬太爷偷去。 （页一三三）连饭都没得吃的人自然没有空工夫去想 “从前”或怨“命苦”了。他们已经是完全麻木的人了。
张天翼先生写这两种 “失去了黄金时代”的人都用了“幽默”的笔调。
他对于这两种人一样的不同情 （他们也值不得同情），但在前者——《我的太太》，他的 “幽默”是轻松的淡笑；在后者——《直线系》，他用了磔磔的冷笑。而这不同，也是多少被不同的题材所决定。因为在 《直线系》中，他不但写了没落的人，他更主要的写了可惊地衰败的乡村以及连敬太爷他们身上的破衣服，屋里的估过只值二百文的破桌子都要的一群可怜见的 “强盗”。
和 《我的太太》一样是轻松的淡笑的，还有那篇《温柔的制造者》。
这里写的是一位自以为 “有聊”而其实很“无聊”，自以为“生活”需要他而其实 “生活”已经唾弃他，自以为“生活充实”而其实却很“空虚”
的大学教授什么的中年男子——老柏。他用 “那个”二字来代替了“恋爱”
二字，为的他“一提起爱呀恋的那些字眼总怕肉麻”。（页一九一）他的“人生观”是 “除开两性间的那个，还有更重大的东西”。（页二○一）然而他—— “一个做了两个孩子的父亲的角色”（页二○○），却还要“那个”。
他的对手是 “比他小十一岁。本来他不过受了她哥哥托付，对孩子似地照应着她。他像个做爸爸的：他禁止她拍粉涂口红，指导她看些什么课外书。可是后来——他们那个起来”。 （页二○○）他对朋友们说：“我们的那个是很第亚来克谛克①的，她进步得很快。我们将来……我现在叫她先认识认识这世界，叫她……然后走上这条必然的路。” （页二○○）他和她，每天——或者隔一天罢，在公园里会见，手携手走着； “于是背书似地告诉她：他反对小姐少爷式的 ‘那个’，他反对喝水论的‘那个’。顶标准的‘那个’应当建在僚友关系上面：两口子走着一样的步子，能合作， ‘这就是说，配偶要是个同志。’” （页一九五）对啦，“她现在已经在跟他合作：他计划着一部分析中国社会结构的大着作，她就自告奋勇要给他整理一部分材料。”
（页二○○）“不过她着手很慢”，有时他问起时，“她一下子想不起来”
问的是什么。 （页二○一）然而事情还有糟的：她每回见着他，就 “需要温柔”——亲嘴。她轻轻叹口气说： “我什么事也干不下，只是想着你……”（页二○一）她又嫌他不打扮： “你故意这么随便的，我知道。你把我不当回事。”她怕他的“那个”会幻灭， （页一九七）于是他每次又得“解释”给她听：“总而言之是这样：正确的那个是不至于幻灭的。……” （页一九四）他两手捧起她的脸来， “你很有希望，你将来……我们将来……是的，我们的那个能促进我们的工作。……” （页一九五）但是事实上相反。她 “自告奋勇”要代他整理的材料永没有整好的希望，她连他指点她看的课外书也不曾翻动过；而他呢，每次回到寓处，——十点钟了，他看见 “许多信没回。《劳工法》的讲义得赶快往下写。他还得跟许多人去谈话。桌上还放着一个学生写的关于远东情势的文章，他压根就没翻开来过”。 （页二○二）甚至为了她“那个”之故他发心要写的一篇“恋爱论”的初稿也是 “一直耽搁了两个多星期”。（页二○三）他下课回来只想到写信，想到把讲义干下去，然而，女的来了电话， “约好的是今天”。他每次很晚回来，在洋车上打盹。 “一想到什么事都没做，他就着急起来。有时候想发脾气，可是不知道这应当怪自己，还是应当怪别人。” （页二一二）他觉得真糟糕： “她要温柔：除了温柔就没有世界似的。人身上怎么出得那么多温柔呢。精力总得用在更重要的一方面呀。”
终于在某一晚，他宣言说：“我真得做点事，我真得……我那儿的，……嗳，这么下去怎么办——什么都丢了，要紧的事……” （页二一四）于是他们商量好 “隔些时别见面罢”。分手时候， “他们亲了很多嘴，……不止三十五个。”（页二一五）老柏回家去坐在洋车上，心里想“解放了，对不起”。
但 “他心脏忽然酸疼起来，他几乎要叫洋车打回头”。（页二一六）他对自己说， “对不起，请克制一下。”这才没有叫洋车打回头。“第二天他什么也不想，只安排着回来之后做些什么事。可是有时候也会触到 ‘那个’上面去。” “真糟糕，”他说，“谁都以为自己的那个是对的，是了不起的。老张，你说惭愧不惭愧。可是我和她在生活上……”他点上一支烟，坐到桌子边。咂一下嘴，他轻松地嚷了起来： “对不起，得做点工作了。是的，得做点正经事。是的，是的，对不起。嗳。” （页二一六）这就是老柏的 “第亚来克谛克”恋爱的故事。那个女的，固然是生活空虚，而且 “生铁闷得儿”之至；但这位老柏先生除了骗人自骗的一套“公式”
外，实在也是个生活空虚的人。他在给人 “温柔”的时候，觉得他的正经事全被 “制造温柔”所耽误，但既“解放了”以后，他又想到“那个”。这样一种人是现时代的特产！张天翼先生很 “幽默”地给表现出来了，可是你读这篇的时候，你也许不笑；你读过后一回想，你就一定要笑。读过后能叫你忍不住笑的，是 “幽默文字”的最上乘。果戈理的作品的 “幽默”大都全是如此。张天翼先生在这 《温柔的制造者》，庶几近之。
① 第亚来克谛克：英语dialectic 的音译，辩证的。
四
但是 《移行》集中最好的两篇，在我看来是《包氏父子》和《欢迎会》。
像 《温柔的制造者》那样的作品，它的材料根本就是“幽默的”。然而《包氏父子》和《欢迎会》都是很严肃的题材，（说不定又有人要来“批评”
道：题材有什么严肃不严肃？那么，让我先来多说几句罢。我是指 《包氏父子》和 《欢迎会》这两篇里的题旨倘使从正面表现出来一定叫某些人大惊小怪的。）张天翼先生也用了 “幽默”的笔调写将出来。
《包氏父子》里的老包——刘公馆的三十多年的老用人，省下钱来，还借了债，给他的儿子包国维进中学。老包自然有他 “美满的梦”：儿子读完了书，做官，自己便是老太爷。他也不知道儿子究竟读些什么书，成绩单上有五个 “丁”，只一个“乙”——那是什么“体育”，小包得留级，这一点，老包倒也晓得。这一位将来要做 “官”的儿子在家里架子大得很；老包和他的朋友——刘公馆的大司务之类，自然很敬重这位未来的大老官。小包的“体育”是考到了 “乙”等的，他的“美满的梦”是补到一名正式的篮球员，于是在某次赛球中大出风头，于是他所单恋着的什么安淑真就能够容易到手了。他常到篮球队长郭纯的家里玩。郭纯是一个阔少爷，有许多西装，他接待这位老穿一件自由呢棉袍的蹩脚同学就好像少爷们养一个帮闲。故事开场的时候，老包正在走头无路凑不起钱来缴学费等等。中间有一项 “制服费”
二十元。老包想想上学期刚做了一套，还是挺新的，或者求求学校的办事人，将这二十元免了罢。可是不行！总算硬赖掉了一笔到期的债，这才把儿子的一切 “费”都缴清了。阴历过年那天，小包去上学，老包在刘公馆的门房里敷衍债主陈三癞子，中人是剃头店老板戴老七。债主和债户和中人磨到四点钟光景，忽然小包的学校里送一封信来给 “包国维的家长”，请马上到学校里去。陈三癞子恐怕老包溜走，也跟了去，还有中人戴老七。到了校里才知道小包跟另一同学受那位阔同学——篮球队长郭纯的唆使，将又一同学打伤了。郭纯是跟那被打的学生争夺一个女同学。受伤者的家长要求赔偿医药费，老包如何拿得出？学校又将小包开除了，学费不肯还，制服已经量好身材定做去了，制服费也不肯还。老包跪下去求，都不中用。就在那学校的办公室里，他 “忽然瞧见许多黑东西在滚着，地呀天的都打起旋来”。他喊着“包国维开除了，开除……赔钱……”就一屁股坐到了地下。 （页九五）你读这一篇故事的时候，你看了老包那种寒伧的样子，小包那种瘪三神气，你忍不住时时要笑的；但是读完以后你闭了书想一想，你把书本子拍一下，再想笑也笑不出来了。因为你从那个可怜的老包—— “向上爬论”的信仰者，想到了世上许多那样望子成名的糊涂虫，许多那样拿着学校的空头支票的父母；你从那混账的小包想到了世上许多那样的 “青年”中学生；你从那小包的学校就想到了许多 “缴费”要缴在银行，开学在阴历大年夜——这样形式主义的教育机关！这不是一些可笑的问题了！ 《包氏父子》跟《温柔的制造者》恰恰相反；后者你读时也许不笑，回头一想就得笑起来，但前者你读时一定要笑，读过后就一定笑不出。 “幽默的作品”就有这第二种的风格！
《欢迎会》和《包氏父子》就是同一样的风格。本刊第三卷第三号书评《两本新刊的文艺杂志》曾经介绍过这《欢迎会》的上半篇，现在我们可以不必重述，只讲这篇小说的结束罢。这篇的结束是体育主任兼编剧兼导演兼后台主任赵国光先生的 “杰作”——理想派，也就是未来派，也就是爱国派的话剧 《还我河山》第一幕因为“后台”手续的错误把剧中卖国贼的“台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