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的半数以上。
但是，它们虽则卖夜市，才过十点钟，所有的光亮便已全部熄灭掉。现
在是狗的城市了。它们奔逐着，叫嗥着，在绝对的黑暗中，使一个不习惯早
睡的旅客，在枕上会仿佛感到土匪来攻城的朕兆。
赶街子是使人们的生活形成一种特殊样式的主因。这里的人从来不作每
天的计划。一日之计在于晨，这句古谚是于他们没有用处的。对于他们，每
一个月并没有三十天，而是只有六天，因为他们每五天赶一次街子。一切的
事情都得在街子天做。买鱼肉鸡蛋，蔬菜米粮，均须到街子天，错过了这个
街子天，就得等下一个街子，于是五天就很容易地过去了。约会什么人，也
得等街子天，这个街子天他如果不来，则必须等到下一个街子天才会来，因
为在这两个街子天中间的四天里，他还得轮流去赶四个地点不同的街子。
医生也是赶街子的。人们倘若生了什么病，五天之内没有变化是幸福的。
医生给你诊了脉，给你留下五天服食的药，你就得等到下一个街子天再请教
他。否则，倘若你的病不幸而在一二天之内有了变化，那么，这回是轮到你
病家赶街子了，你可以被抬舁着到别个城市或乡村里去寻找你的医生。
警察也是赶街子的。据说从前这里曾经有过十五名警察，和一个警察局
长。因为生活程度高了，而警察局的经费没有增加，所以不得不把警察的人
数从十五名裁减到九名，又从九名裁减到三名，生活程度高了五倍，所以现
在是三名警察吃十五名的口粮。在平时，一名警察充当局长的仆人，两名警
察轮番在城里十字街中的鼓楼下站岗，城既然小，四面一看就可以看到城门
口，有一个警察也就尽够照管了。但在街子天，汉人和夷人在城里乱挤，即
使连那充当局长仆人的警察也出动，还是不够维持秩序，所以不得不让那几
名被裁的警察来临时服务一下。这就是赶街子的警察。谁知道他们在非街子
天做些什么事呢。
人们永远是很迟缓，永远是很闲懒，永远没有时间的观念。很少人家有
一个钟或表。既然今天或明天都没有什么关系，上午与下午更有什么分别呢。
你说，这不是赶惯了街子所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吗？
我不喜欢，并且也不习惯于这种山城里的生活，但我既在这里住了几天
之后，也似乎稍微发现了她一点好处。我常常会想起“山静似太古，日长如
小年”这一付对联，仿佛很可以用来贴在这里的城门上。然而这种和平与淳
朴的好处，到底只堪从想像中去追求的，比如你身处于一个烦嚣的都会里，
偶尔憧憬一下这样的山城生活，那是对于你很有补益的，若果你真的来到这
里住下去，你我一样，我想你倘若不能逃走，一定会自杀的。然而你或许要
问，为什么我终于没有自杀，而还在这里住下去呢？是的，请你凑过耳朵来，
我将指点给你看一个地方，并且告诉你，那是怎样一个地方，会使我对于这
寂寞的山城抱着希望。
（选自《待旦录》，１９４７ 年 ５ 月，上海怀正文化社）
《栗和柿》
南寨是长汀郊外的一个大树林，但自从大学迁到这里来之后。它便成为
一个公园了。我们很不容易使僻陋的山城里所有的一切变成为都会里所有
的。例如油灯，不可能改成电灯，条凳不可能改做沙发，但把一个树林改成
公园却是最容易的事。虽说如此，这公园里还没有一个长椅足以供给我们闲
坐。因为此地原来有两个用国父及总裁的名字为题名的公园，那里倒尽有几
个长椅，甚至还有亭子，但我们宁愿喜欢这个没有坐处的树林。我们每天下
午，当然是说晴和日子，总到那里去散步。既说是散步，长椅就不在我们的
希望中了。何况，倘若真需要坐下来的话，草地上固然也使得，向乡下人家
借一个条凳也并不为难。
我到这个小城里的第三天，就成为日常到那里去散步的许多人中间之一
了。也许，现在我已成为去得最勤的一个了。这个季节，应当是最适宜于我
们去散步的季节了，虽然在冬尾春初或许将更适宜些。因为这是一个绵延四
五里，横亘一二里的柿栗梅三种树的果树林。那里的树，差不多可以说只有
这三种，若说有第四种树木的话，那是指的少许几株桐子树，而这是稀少得
往往被人们所忽略的。
栗与柿是同一个季节的果木，秋风一起，它们的果实就开始硕大起来了。
栗子成熟得早一些，柿子的成熟期却可以参差到两个月以上，因此，由于它
们的合作，使我们整个秋季的散步不觉得太寂寞了。当我最初看见树上一团
团毛茸茸的栗球，不禁想起了杭州西湖的满觉陇，那是以桂花与栗子著名的
一个山谷。是的，桂花也是秋季的植物，它给与我们的愉快是那些金黄色的，
有酒味的花。不知谁有那么值得赞美的理想，在那山谷中栽满了这两种植物，
使我们同时享受色香味三种官能的幸福。从这一方面想起来，我感到第一个
栽种栗柿而遗忘了桂树的长汀人，确是比较的低能栗子成熟的时候，它那长
满了刚鬣的外皮自己会得裂的。但它的主人却不等到这时候，就把它取下来
了。那是怕鸟雀和松鼠会趁它破裂的时候偷吃去。人们取栗子的方法是先用
长竹竿打它下地，然后用一个长柄的竹钳子来夹起扔进一个大竹箩里去。这
样，它虽然有可怕的刺毛，也无法逃免它的末劫了。我每天看见老妇人在仰
面乱打那些结满了果实的树枝，而许多小孩子在抓着一个与他们的身子一样
长的竹钳子奔走拣拾的时候，又不禁会忆起古诗“八月扑栗”的句子，这个
扑字，真是体物会心而搜索出来的。
这几天，树上的栗子差不多完了，但市上却还在一批一批的出来。这是
因为近年来外销不畅，而这又是一种可以久藏的干果。但是，抱歉得很，除
了把它买来煮猪肉当菜吃之外，我却不很喜欢吃栗子。至于柿子呢，虽然从
前也不很喜欢它，而现在却非常欣赏它了。我发现我对于果物的嗜好，是与
它的颜色或香味有关系的。栗子就因为特别缺乏于这两个条件，所以始终被
我摈斥了。这里，你也许会问我：柿子并不是近来才变成美丽的红色的，何
以你到如今才嗜爱它呢？是的，这必须待我申述理由。原来我对于柿树的趣
味，确是新近才浓厚起来的。记得幼小的时候，在我家的门前有一个荒废了
的花园。那园里有一个小池塘，池塘旁边有一株大柿树。这是我所记得的平
生看到的第一株柿树。不幸那柿树每年总结不到几十个果实，虽然叶子长得
很浓密。当柿叶落尽的时候，树上再也看不见有什么柿实，于是在我的智识
中，向来以为秋深时的柿树，也像其他早凋的树木一样，光光的只剩了空枝。
现在，我才知道不然。柿树原来是秋天最美的树。因为柿实殷红的时候，
柿叶就开始被西风吹落了。当柿叶落尽的时候，挂满树枝的柿实就显露出它
们的美丽来了。而且，这里的柿树的生殖力又那么强，在每一株树上，我们
至少可以数到三百个柿实，倘若我们真有这股呆劲，愿意仔细去数一数的话。
于是，你试想，每一株树上挂着三百盏朱红的小纱灯，而这树是绵延四五里
不断的，在秋天的斜阳里，这该是多么美丽的风景啊！我承认，我现在开始
爱吃柿子了。
但其理由并不是因为我发现了它有什么美味——事实上，曾经有许多柿
子欺骗了我，使我的舌头涩了好久，——而是因为我常常高兴在把玩它的时
候憧憬着那秋风中万盏红灯的光景。俞平伯先生有过一联诗句，曰：
遥灯出树明如柿， 倦桨投波蜜似；这上句我从前曾觉得有意思，但只是
因为他把遥灯比做柿一般的明而已。至于“出树”这两个字的意思，却直到
现在才捉摸到。可是一捉摸到之后，就觉得他把灯比之为柿，不如让我们把
柿比之为灯更有些风趣了。
当这成千累万的小红纱灯在秋风中一盏一盏地熄灭掉，直到最后一盏也
消逝了的时候，人们也许会停止到那里去散步了。于是天天刮着北风，雨季
侵袭我们了。在整天的寒雨中，那些梅树会得首先感觉到春意，绽放一朵朵
小小的白花了。我怀疑梅花开的时候，是否能使我觉得这个公园比柿子结实
的时候更为美丽？因为我仿佛觉得梅树是栽得最少的一种。但一个已在这公
园中散步了三年的同事告诉我，并且给我担保，梅树的确比栗树和柿树更多。
他说：“当梅花盛开的时候，你不会看见柿树了，正如你在此刻不看见梅树
一样。至于栗树呢，即使当它结实的时候，也惟有从山上，或最好是飞机上，
才看得出来。”
既然人人都说这公园里的梅花是一个大观，当然我应该被说服了。好在
距离梅花的季节也不远了，关于那时候的景色，我必须等亲自经验过后才敢
描写。不过，使我奇怪的是，本地人仿佛并不看重他们的梅花。他们的观念
跟我们不同。我们在一提起梅树的时候，首先就想到梅花，或者更从“疏影
横斜水清浅”这诗句，联想到林和靖，孤山，放鹤亭，等等；而他们所想到
的却是梅子。我们直觉地把栗与柿当作果树，而把梅当作花树。他们却把这
三者一例看待。我想，即使柿与栗都能长出美艳的花来，也不至于改变了他
们的观念。因为花与他们的生活没有关系。一个摘柿子的妇人曾经对我说，
明年是梅子的熟年，市上将有很好的糖霜梅和盐梅。她并且邀我明年去买她
的梅子，但是她始终没有邀我在新年里去看梅花。多么现实的老百姓啊！
（选自《待旦录》，１９４７ 年 ５ 月，上海怀正文化社）
《怀念云南大学》
昆明终于被轰炸了，云南大学终于也轮到了。据无线电报告员的说法，
她已经“Ｓｍａｓｈｅｄ”了。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我感受了一种奇异的情绪的紧
张。因为云南大学是最后一个未迁移的国立大学，是最后一个被炸毁的国立
大学，尤其因为是我在抗战三年来所任职的地方。我看见云南大学怎么繁荣
起来，我看见她怎样成为抗战大后方的一个最高学府，现在，当我离开它不
久，它也终于遭逢到这悲壮的厄运。虽说是早已预期着的，但是一旦竟实现
了，却总不免使我感到甚大的悼惜。
云南大学的校舍，在抗战以前，恐怕是全国国立大学中最不好的，但是，
在抗战以后，无疑地她成为全国国立大学中最好的了。
民国十二年唐继尧省长独资建造的会泽院大楼，是云南大学的主要校
舍，她那法国式的杰阁崇楼，是使迁徙到西南去的大学生意想不到的。一个
从统一考试分发到云南大学去的江西学生，曾经在他的作文簿上天真地表示
了他的惊讶。他以为西陲边僻之区，哪得有这样堂皇的建筑物。近二年来，
这雄踞在昆明城北，而俯瞰着翠湖的会泽院，不但为数千学生攻读之所，而
且举凡一切关系着抗建大业的学术会议，差不多全是借她做会场的，中国工
程师学会年会，中国科学社年会，中国经济学会大会，民族学会成立大会，
尤其是最可纪念的集会。然而，现在，我想第一个炸弹一定是落在这大楼上
的。
国立云南大学的前身是省立云南大学，省立云南大学的前身是私立东陆
大学——这是唐继尧省长出资创办的，唐自署东大陆主人，故学校即名“东
陆”——而私立东陆大学的前身则为贡院。除掉会泽院及科学馆两座大楼是
新造的以外，其余的校舍都是就旧有贡院房舍修葺改造的。这些屋舍，虽然
显得破旧，但是从历史意味上讲起来，其对于云南文化的价值，却比那两座
洋楼重要得多了。袁树五先生所著滇绎谓“数百年科举人才皆出其中”，而
光绪年间又曾“添号舍至五千”，可见当时规模之大。现在这五千间号舍虽
已无存，但那画栋雕梁的衡堂与至公堂却还是庄严地存留着。
至公堂现在是云南大学的大礼堂，又兼作大教室用。二梁上还留着一块
匾额，文曰“乾坤正气”。我何以还能很清楚地记得这块匾额呢？这是应当
提到同事某君的妙语了。某君是教历史的。因为他的功课排在清晨第一小时，
多数学生常常迟到。一个冬天，某君到至公堂去上课，一个学生也没有。等
了一二十分钟，才陆续地赶到了。某君便指着这个匾额对学生说：“这里本
应该有乾坤正气。可是我来的时候，既不见一个‘乾’，也不见一个‘坤’，
只有我这么一团‘正气’而已。”这是至今还流传在学生口中的幽默话，现
在呢，我想这孕育乾坤正气的大堂也该毁于敌机了吧。
在会泽院之东，校长住宅之前，有一个小小的六角亭子，这是风节亭。
我常常劝在那亭子里温读功课或晒太阳的学生抬起头来读一读那块小匾额上
的文字。原来这是明末滇贤王锡殉节之处。王锡，禄丰人，天启壬戍进士，
官至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致仕后适逢沙定洲之乱。沙定洲把他拘禁起来，
逼他草奏表，请朝廷正式任命他为云南藩镇。王锡不屈于威逼虐刑，在这风
节亭上作诗一首，绝食而死。这可以算是云南文人之不为伪组织恶势力所移
的一个典型。当此国难时期，这个凛凛有生气的亭子屹立在西南一大学府中，
实在是对于青年颇有意义的事。然而这个亭子早已欹斜了，早已用三根木头
支撑着危局了。经过了这一次的炸震，我想，它即使没有直接受到炸弹，也
该已倒坍了吧。
明末永历帝到云南的时候，这贡院又曾经做过这个末代帝王的最后一个
行宫。云南大学所可以纪念的倒并不是这一段使人感慨的史实，而是改作行
“文
宫的时候所张挂的一副门联。这也是袁树五先生告诉我们的。那联语曰：
运天开，风虎云龙际会；贤关地启，碧鸡金马光辉。”我觉得这副对联很表
示了当时的云南，真是一个中兴根据地的气象。如果吴三桂稍稍有一点国家
民族观念，而不演出金蝉寺那一幕叛逆的悲剧来，明朝是不会亡的。然而，
明朝终于还是亡掉了。贡院的行宫又冷落下去成为清朝的贡院。渐渐地这贡
院又热闹起来，许多文士想从那里在新朝中求官觅爵。热闹了二百余年又冷
落下去，到最近又成为抗战建国的文化机关。如今这个文化机关又被摧残了。
抱着残书，不免要开始过一种艰苦的流离迁徙生涯的一二千大学生，现在正
作何感想呢？如果一想到五华山上，平西王的宫殿也已成为陈迹，我想他们
总应该毅然地决定其前路吧。我在这里寄与无限的同情。
（选自《待旦录》，１９４７ 年 ５ 月，上海怀正文化社）
《文学之贫困》
近代文学之繁荣，似乎不能不归功于资本主义之发展和教育之普及。因
为资本主义之发展，文学之宣布获得了最便利的工具；
因为教育之普及，文学之欣赏增加了大量的群众。我们看近五十年来，
美国文学之所以如火如荼的热闹起来，就可以证明她是获得了最好的发展条
件。
但是我常常怀疑，我们这个时代，到底是不是一个文学最丰富的时代？
或者说，到底是不是一个比古代更丰富的时代。
现代人对于文学这个名称的观念，具体地说起来，仿佛就以为这是诗歌，
小说（长篇及短篇），戏剧，散文的总称而已（有些人还主张加上杂文和报
告两类），在这些项目以外，仿佛就没有了文学的疆域。或者还有些人，认
为文学的疆域不能限制得这样狭窄，他们要把别的一些文学撰述拉进来算做
文学，于是把上述的四种东西称之为纯文学。这样对于文学的疆域之观念固
然开拓了不少，但是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这四者仍然被约束在一个“纯”
字范围里，作为自成一个流派的东西。
这是现代人的文学观念。在古代，无论中国或西洋，却并不如此。希腊
人所谓文学，是连历史，哲学，演说辞都包含在里头的。而且，她们还占了
文学中的主要地位。中国也如此。孔门四教，以文为第一。而这个“文”字
是统摄六艺而言的。古典的文学观念，似乎以中国为保持得最长久，一直到
晚清，历史和哲学始终没有被赶出文学的大门之外，而小说始终没有被请进
会客厅。自从西洋的近代文学观念及教育制度被贩进中国来之后，于是，小
说被选录进中学国文教科书，而哲学及史学在大学院中别自成为一系了。现
在，大学中国文学系的科目，只有历代文选，诗选，词曲选和一门文学史了
（虽然还有一个语言文字组，但不久比较语言学发达起来，眼见得她也快要
别成一系，退出文学范围了）。文学的观念及文学的教育制度，都在倾向着
愈纯愈窄的路上走，而说这个时代的文学会比古代更丰富，我很怀疑。
再说，文学对于人生及社会的作用，现代也与古代不同了。文学修养在
古代的教育制度中，不过是为一个企图作高深的学术研究的学生打定一个基
础，或者是为一个仅仅预备作健全的公民（或曰士）培养一点文化程度而已。
因此，一般的智识阶级都有良好的文学修养，而文学也还不能成为专业。历
史，哲学和政治都是文学的进修科目（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Ｃｈｕｒｓｅ）。没有优越的文学
修养者，决没有希望成为一个历史家，哲学家或政治家。反之，诗人和戏曲
家，如果他只能写诗与戏曲的话，他们在当时的地位是不会太高的（事实上，
古代没有这种文学家。在中国，直到汉代才有司马相如之流的辞赋家出来）。
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又称赞子贡“始可与言诗矣，”原来是为了
子贡能“告诸往而知来者。”子贡也是一个“可与言诗”的高材生，因为他
能够从诗句里参悟到“礼后”，这些都可知现代之所谓纯文学，在古代只是
智识阶级的共同必修科而已。
纯文学作品对于社会的作用，在古代，也并不像现代一样地只是被当作
民众的读物而已。她多半是辅助政教的东西。“诵诗三百，”其目的是要他
使于四方而能专对。登高能赋，才可以做大夫。甚至司马相如枚乘之流的纯
文学家，他们的赋也多少要有点讽喻作用。希腊也是如此，戏剧是用于宗教
典礼的，诗人大多数皆做墓铭和格言，其作用皆不离乎政教。
而现在呢？我们的文学家所能写的只是小说，诗歌，戏剧，散文，上焉
者兼有四长，便为全才，下焉者仅得一技，亦复沾沾自喜，俨然自以为凤毛
麟角。历史，哲学，政治以及其他一切人文科学全不知道。因此文学家仅仅
是个架空的文学家。生活浪漫，意气飞扬，语言乏味，面目可憎，全不像一
个有优越修养的样子。就其个人而言，则上不能恢宏学术，下不堪为参军记
室；就其与社会之关系而言，亦既不能裨益政教，又不能表率人伦。至多是
能制造几本印刷物出来，在三年五载之中，为有闲阶级之书斋清玩，或为无
产阶级发泄牢骚之具而已。
让我们再看一看被现代文学所挤出去的历史，哲学或政治，现在成为一
个什么样子了呢？现代的历史家，多数皆在摘句寻章，做几套分类卡片上的
工夫。他们说这是科学方法。自从这种科学方法占领了史学之后，我们的历
史家就无需乎先成为通人。因此现代的历史著作大多数皆支离破碎，以一斑
为全豹，而缺乏磅礴宏伟的巨著。历史家可以不必长于文学，我们怎能希望
历史著作成为文学呢。
哲学方面的情形似乎更坏，尤其是在我国。哲学是民族文化的骨干。一
个民族的文化自有其固有的哲学。欧洲哲学对于中国民族的关系，远不如印
度哲学之重要。而现在中国谈哲学者，不知有几个先从印度哲学及中国哲学
下手？大学一年级的哲学概论多半都靠了一本 Ｐｏｕｌｓｏｎ，试问读过这门功课
的学生，到底有谁觉得从此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发生了了解？让我再退
一步说，即使专治西洋哲学者，有几个人能写一本典雅畅达的小书，给我们
介绍西洋哲人的思想及学说。就说翻译罢，我们现在所有的尼采，倭挫，叔
本华等人的译本，有哪一本是出于一个有文学修养的译述家之手的？
至于政治，法律，外交这些学问，本来是尤其需要一个丰富的文学基础。
而我国的政治家、法学家及外交家中间，又有几个懂得文学？质胜文则野，
政治，外交，法律，这些都是最“质”的学问，如果没有“文”去调剂一下，
其势必不免于“野”。我们的政治家，法学家及外交家恐怕正有许多野气。
听说英国的教育制度，凡读政治，法律及外交者，必须先是一个文学士，我
想这个办法是很有道理的。从前东吴大学的法科，必须大学文科二年修毕后
才能进去，而近来却跟着国立大学而取消了这个限制。这似乎颇使人有“道
在夷狄”之感了。
我 并 不 主 张 文 学 观 念 之 复 古 。 但 我 不 赞 成 一 般 文 学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与纯文学（Ｐｕｒ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这两个名称之对立。历
史、哲学与政治应该与小说，诗歌，戏剧同样地成为一个有文学修养的学者
的表现。文学家不应该仅仅是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的写作者的尊称。甚
至，文学家也不应该是一种职业。（据我所知道的，恐怕只有美国有职业的
文学家，因为美国的 ＢｅｓｔＳｅｌｌｅｒ 可以藉此生活，而欧洲及英国则不然。）而
历史、哲学及政治家必须先从文学入手。在教育制度上，我以为大学中国文
学系的地位不应该和土木工程系，会计系等专门技术的学系处于同等地位，
她至少应该成为文法学院各系的先修系或共同必修科。照现在的情形看来，
我们显然可见文学愈”纯”则愈贫困，纵然书店里每月有大量的诗歌，小说，
戏曲，散文出版。——这是出版业的繁荣，不是文学的繁荣。
不过，说到这里，不禁又慨想到我们的文学界，即使在这个贫困的纯文
学圈子里，也还显现着一种贫困之贫困的现象。抗战以来，我们到底有了多
少纯文学作品？你也许会说：我们至少有了不少的诗歌和剧本。是的，我也
读过了不少的诗歌和剧本，但是如果我们把标语口号式的诗歌和文明戏式的
话剧算作是抗战文学的收获，纵然数量不少，也还是贫困得可怜的。
在纯文学都还没有丰饶的时候，来希望我们的文学开拓她的疆域，我知
道，或许是一种奢望了。但是，我相信，文学的疆域开拓之后，现在之所谓
纯文学说不定倒可以相当的丰富起来。因为文学家的智识和生活丰富起来，
文学的内容自然也充实起来了。
三十一年九月八日（选自《待旦录》，１９４７ 年 ５ 月，上海怀正文化社）
《一位性学家所见的日本》
德国性学大师马格奴斯·希尔许斐尔博士，在一九三一年三月一日，从
旧金山出发，取道日本、中国、南洋、印度、埃及而回德国。这一次远东、
近东的旅行，结果是写出了一本趣味非常丰富的游记。书名《男男女女：一
个性学家的世界游记》。一九三五年美国濮德曼书房印行了格林氏的英译本，
遂成为当年最畅销的一本读物。
这是一本性质很严肃而内容极饶趣味的著作。作为一个性学大家，作者
在这个旅行中，向远东、近东各国的两性关系作了一次仔细的考察。在“两
性关系”这个名词的涵义中，包含着性风俗、婚姻、妇女运动、妇女与宗教、
性病这许多问题。作者是个专研究性学的医生，又是一个有精细观察力的民
俗学家，同时还是一个一等的文章家，所以这本书既不是枯燥的学术著作，
又不是轻薄的浪子日记。从这书中，我们可以获得许多两性问题的知识，同
时又可以知道欧洲人对于东方的两性观作何评价。
作者所记日本的两性关系，及其对于日本的感想，我觉得最亲切、最深
刻，这或者是因为我们平素最知道日本的情形之故。但一个初次旅行日本的，
尤其是仅仅滞留了六个星期的欧洲人，对日本就能有这样深切的观察，也不
能不使我们佩服了。
日本在近几十年来，拼命自诩一切文化水准已赶上了西洋，但事实上，
它只做了一个表面，沉溺在它的假文化底里的，还是一个古旧的封建社会。
关于日本妇女的地位，作者说：“日本妇女的地位，虽然从第一次欧战
以后便大为升格，但是古老日本的旧传统，还是没有克服。这旧传统就是以
为每一个好的日本妇人必须对于男子尽三种的责任——在出嫁以前，她必须
侍候她的父亲；出嫁以后，侍候丈夫：丈夫死后，侍候长子。
“由父母主持的婚姻，并没有取消多少。年轻的日本之所谓‘自由恋爱’，
其意义只是说，一个青年可以自由选择配偶而已。青年男女之由于恋爱而想
结婚的，至今还被社会目为有妨名誉的事。所以几乎每天，我可以在任何报
纸上，找到恋爱男女因双方或一方父母之不赞成其结婚而情死的记事。”
关于日本的妓女生活，作者说：“在日本，有没有卖买少女的事实呢？
许多人都相信那是已经没有了。但事实上却还是很普遍地流行着。只有在再
三申明之后，你才会相信那些父母们真的愿意把他们的少女卖几百元。虽然
他们表面上说是‘出赁’的，但这并没有改变了卖买的事实。
“一个酗酒的父亲带了他的女儿到城里去卖，并不是稀罕的事情。到了
少女卖买的经纪人那里，办妥了交涉，让那经纪人赚了一笔回佣之后，那父
亲就领得了一笔钱，留下他的女儿走了。而他所得的那笔钱，也许在他到家
之前就花完了。
“于是那女儿的责任，便是自己赚回她的身价来，每一次给人发泄过性
欲之后，她就可以付还一小点债务。但如果要把这笔债务偿清，通常总得好
几年。除非有人愿意花一笔大钱向妓院老板买她回去。
“这就是每一个日本淫卖妇的梦想了。因为她们虽然并不对她们的职业
发生兴趣，但是她们乖乖的接受着，把这当作是做女儿的责任，是不能、而
且也不愿意逃避的。她们本人及父母，双方都不把这件事情认为是可耻的。
尤其是在婚姻——，一个曾在妓院里过几年的少女，并不会因此而减少了她
的结婚机会。而且还有些人喜欢娶一个做过妓女的女子，因为他们希望她能
有精明的性智识及技术，或是因为他可以从她那儿得到一笔卖淫积蓄下来的
嫁资。”
这种妓女制度，作者说：“虽然有许多日本人不以为然而主张禁绝，但
社会上多数人，尤其是那些花街柳巷的地主，却不愿意它消歇下去。而且东
京的警察总监，还主张应该让它更繁荣起来，以增加旅行家的消费而有利于
国库收入呢？”
至于日本的宗教，在佛教与神道（或祖先崇拜）这两种国教以外，作者
以为古代的生殖器崇拜还普遍地存留在日本国内。作者以为祖先崇拜原是从
生殖器崇拜而来的，所以日本的生殖器崇拜，即是其国教神道的原形。作者
记载他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地的乡村中看到的各种象征生殖器的石柱，在
大城市里，虽然因警察厅目为秽亵而肃清了，但在东京上野公园里的一个小
洲岛上却还有一条挺起的雕刻着神象的生殖器石柱，日本男女常常用花圈花
束去献奠这种生殖器石，作者把这些崇拜生殖器的日本男女归纳为九类：
（一）不生育的妇女（此类人数最多）。
（二）哺育婴儿发生困难的，或子女患病的妇女。
（三）患小腹病，尤其是泻血的妇女。
（四）患阳萎症的男子。
（五）患梅毒、尤其是白浊症的男子。
（六）不幸的情人，他们常常在这生殖器石旁边双双情死或单独自杀。
（七）孤寂的青年男子或女子，情欲方面有苦闷者。
（八）妓女及妓院老板，来此祈求生意兴隆。
（九）丰收或霪雨之后，人们亦多来此祈祷。
尤其有趣味者，是作者记载着他曾获得了十余个精美的生殖器石，大多
数都是从不能生育的妇女家里得到的。由此可见日本一般民众，至今还是生
殖器崇拜者。
日本人是非常尊敬其天皇的，前几年，我们的《生活周刊》上载了一篇
关于天皇的小文，日本政府便小题大做说我们侮辱了他的天皇了。但在希尔
许斐尔博士的书中，作者却对天皇作了更幽默的描写。或许因为作者是个德
国人，是日本的同志，所以不敢提出“抗议”吧？现在且把作者记载他参加
皇宫中樱花节宴会的两段关于天皇的文章抄译出来：
“当天皇走过时，人们便退立在两条绳子的后面，形成一条过街。在日
本，面对面地看见天皇是不容易得到的机会。因为当天皇从他那躲在御园深
处的宫中出来的时候，街路上的民众必须立刻背转身子去，不准看见御车的，
这个规矩，还是为了表示敬意呢？抑是为了防止暗杀？我可不能断言了。”
“据日本的神道讲起来，日本天皇是天神在凡间的一位代表。所以，你
可以在每一家妓院里都看见有一幅天皇及其皇妃的肖像挂着。一个淫卖妇及
某嫖客，在做那为了她的生意及他的情欲而做的事情之前，他们也决不会忘
记先向他们的御容鞠躬致敬的。”
作者在这一次东方旅行中最感到奇怪的，乃是东方的妇女都向他请教如
何才能生儿子。这情形恰与欧美相反，因为欧美妇女所要问的却是节育的方
法。在日本，这个人口已经过多的国度里，非但民众们要多产，而且政府还
仿佛在奖励多产，作者因此看出了日本的危机。在离开日本后，作者在船上
记下来的一段对于日本的感想，是值得全部移译出来的：
“日本呀，再会了。你们的乡村之美给我了许多，你们的古代艺术与文
化给我了许多，而你们这国度里不断地繁殖起来的那些有天才的刺激力的人
民，乃是给予我观感最多的。
“但是，如果要我对你们致几句颂辞的话，那可抱歉了。因为，在你们
的已消歇了的过去，以及忙忙碌碌的现在中间，如果你们希望产生一个幸福
的将来，你们必须改变许多事情。
“最要紧的是，跟着时代的趋势，教育你们的妇女，使她们获得她们自
己的人格，现在，她们大多数还不是独立自由的生物，而是男子们的可爱的
玩物。你们不能再让那些把妇女当作商品而出卖其肉体的日子悠悠如故地过
去，作为一个性学家的我，如果不把我的手指按在你们的国家机构的这一个
破烂的创口上，那就是我对你们不起了。
“其次便是你们中有许多人夸炫不已的国家情绪。这种情绪，使人们得
到的印象却仿佛是一种补偿过度的自卑感。固然，在我们欧洲人中间，这种
国家的自我主义，通常称之为爱国狂的，也已达到了极度；但是，在你们中
间，这种爱国狂却是用一种生物学的性现象点缀起来的，而这是非常危险的。
“你们自己骄傲着，以为你们的生殖率之增加，已使你们的人口可以每
年增加一百万；而其他强国，如英美德法诸国，则人民的生殖率正在逐渐减
少下去。你们的生殖率愈涨愈高，现在已超过了第一次欧战以前的德国之生
殖率了。
“而同时，你们这个国度，事实上已经有人口过多之患了。一个国家在
人口过多之后，只有两个办法：节制生育或扩张领土。你们仿佛是在挑着第
二个办法做。你们向台湾、朝鲜、满洲伸张势力。然而你们如果要扩张领土
及增加国力，你们必须要捏造出（我并不说“拿出”）别的理由——一些稳
当的，威风的，人道的理由来。但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人家相信你们的
理由，那就只因为他们没有看明白你们的行动的真正的动机。
“作为一个日本人民的真正的忠诚的朋友，我要劝告你们：维持一个顾
及到人口问题的政策。对于人口问题及节制生育问题，不要为欧洲文化所束
缚。在历史上，真正的和平及文化，没有人口政策是不会获得的。只有在根
据于科学的性学原理的全部的性制度之改革的保护之下，你们的将来才能幸
福，或是你们才能创造幸福。否则……”
（选自《待旦录》，１９４７ 年 ５ 月，上海怀正文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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