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看着无数的人都辗转于饥寒死亡之中，我忘记了个人的哀乐。
乡下的人们的生活是很苦的。我每天对着一些来自田间的诚
实的青年热情地谈论，我不能不悲哀地想到横在他们脸面前的未来：贫
贱和无休息的工作。同时我又想到居住在都市里的人们，和很有力量可以作
事情然而不作的人们 ：
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
这两句话象两条鞭子。但我也想到我自己。在已经逝去了的那样悠长的
岁月里，除了彷徨着、打寻着道路之外，我又作了一些什么事情呢？就在现
在，我也仅仅能惭愧地记起我那计划中的长篇故事。
这时一位在南方编杂志的朋友来信问我是否可以写一点游记之类的文
章。因为暑假中我曾回家一次。这使我突然有了一个很小的暂时的工作计划，
想在上课改卷子之余，用几篇散漫的文章描写出我的家乡的一角土地。
这就是《还乡杂记》。一个更偶然的结成的果实。
当我陆续写着，陆续读着它们的时候，我很惊讶。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
我的情感粗起来了。它们和《画梦录》中那些雕饰幻想的东西是多么不同啊。
粗起来了也好，我接着对自己说，正不必把感情束得细细的象古代美女的腰
肢。于是我继续写下去。但这时我又发现对于家乡我的知识竟也可怜得很，
最近这十三天的停留也没有获得多少新的。真要描写出那一角土地的各方面
不是我的能力所能达到。我只有抄写过去的记忆。
抄写我那些平平无奇的记忆是索然寡味的，不久我就丧失了开头的热
心。我所以仍然要完成它，不是为着快乐，是为着履行对自己约定的允诺。
因此这件小工作竟累赘了我一年。一年是很长的，我那个长篇故事也在
我心里长得成熟了，我要让那里面的一位最强的反对自杀的人物终于投海自
尽，因为一个诚实的人中有用他自己的手割断他的生命，假若不放弃他的个
人主义。
“活着终归是可赞美的”
现在让我重复一遍我开头的话吧，假如十年以前有预言家劝我献身文
学，并断言除了伏案写文章而外再没有旁的工作于我更合适，更理想，我一
定要大声地非笑他。
十年以后呢？我同样不能想象。
不过，我一定要坚决地勇敢地活下去。活着终归是可赞美的，因为可以
工作。
一九三七年六月六日深夜，莱 阳
（选自《还乡日记》，１９３９ 年 ８ 月，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
《树荫下的默想》
我和我的朋友坐在树荫下。六月的黄金色的阳光照耀着。在我们眼前，
在苍翠的山岩和一片有灰瓦屋顶的屋舍之间，流着浩浩荡荡的东去的扬子
江。我们居高临下。这地方从前叫西山，但自从有了一点人工的装饰，一个
运动场，一些花木和假山石和铺道，便成了公园。而且在这凉风时至的岩边
有了茶座。
我们就坐在茶座间。一棵枝叶四出的巨大的常绿树荫蔽着。
这种有椭圆形叶子的乔木在我们家乡名黄桷树，常生长在岩边岭上，给
行路人休憩时以清凉。当我留滞在沙漠似的北方我是多么想念它啊，我以不
知道它在植物学上的名字深为遗憾，直到在一本地理书上读到描写我们家乡
的文字，在土壤肥沃之后接上一句榕荫四垂，才猜想它一定是那生长在热带
的榕树的变种。
现在我就坐在它的树荫下。
而且身边是我常常想念的别了四五年的朋友。
我将怎样称呼我这位朋友呢？我曾在诗中说他常有温和的沉默。有人称
他为一个高洁的人。高洁是一个寒冷的形容词，然而他，就对于我而言，是
第一个影响到我的生活的朋友。他使我由褊急，孤傲和对于人类的不信任变
得比较宽大，比较有同情。就他自己而言，他虽不怎样写诗却是一个诗人。
当我和他同在一个北方古城中的会馆里度着许多寂寞的日子，我们是十分亲
近；当我们分别后，各自在一边受着苦难，他和肺病斗争而我和孤独，和人
间的寒冷，最后开始和不合理的社会斗争，我仍是常常想念他。他是一个非
时间和生活上的疏远所能隔绝的朋友。
这次我回到乡下的家里去过完了十三天假日，又到县城里来冒着暑热，
等着船。又等了三天的船。正当我十分厌烦的时候，他坐着帆船从他那闭塞
的不通邮讯的乡下到县城里来了。
但我们只有着很短促的时间。今天夜里我就将睡在一只船上，明天清晨
我就将离开我的家乡。我的旅程的终点乃在辽远的山东半岛的一个小县里。
我将完全独自地带着热情和勇敢到那陌生地方去，象一个被放逐的人。
我们说了很多的话，随后是片刻沉默。就在这片刻沉默里，许多记忆，
许多感想在我心里浮了起来。
北方的冬天，已经飘飞过雪了。一种奇异悒郁的渴望，那每当我在一个
环境里住得稍稍熟习后便欲有新的迁移的渴望，又不可抵御地折磨着我。我
写信给我的同乡，说想搬到他们所住的那个会馆里去。回信来了：“等几天
再搬来吧，我们现在过着贫穷的日子。”那会馆里几乎全是一些到北方来上
学的年轻人，常常因家里的钱寄到得太迟而受窘迫。但我还是搬去了，因为
我已不可忍耐地厌倦了那有着熊熊的炉火的大学寄宿舍，和那辉煌的图书
馆，和那些放散着死亡的芬芳的书籍。
搬到会馆后我的屋子里没有生炉火，冷得象冰窖。每天餐桌上是一大盆
粗菜豆腐，一碗咸菜和一锅米饭。然而我感到一种新鲜的欢欣。
因为我们过着一种和谐的生活。而我那常有温和的沉默的朋友那时候更
常有着温和的微笑。在积寻雪的日子，我往往独自跑出去享受寂寞，回来便
坐着写诗。那是一些很幼稚的歌唱，但全靠那位朋友读后的意见和暗示我才
自己明白。所以他又是第一个影响到我的写作的朋友。他使我的写作由浮夸，
庸俗和浅薄可笑的感伤变成比较亲切，比较有希望。他自己是不常写作的。
但有一次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册手抄本给我看，上面写满了用小诗形式记下来
的诗的语言，象一些透明的露珠那样使我不能忘记。到现在我还能背诵出其
中的一些：
寂寞的秋
猫儿绕着我的脚前脚后
吹去爬到我书上的虫儿
使它做一个跳岩的梦
迟晚的北方的春天终于来了，或者说已是初夏，因为在那古城里这两个
季节是分不清的。每个院子里的槐树已张开了它的伞。他的窗前已牵满了爬
山虎的绿叶。我常常坐在他的屋子里闲谈，或者谛视着在那窗纱上抽动着灰
色的腿的壁虎。他呢，他望着屋檐下的去年的旧蜂窝想念他的昔日。我们都
感到最好以工作来排遣寂寞了。于是我们自己印一种小刊物来督促我们写
作。
这小刊物印行了三期便没有继续，因为我被折磨于一种生活上的纠纷，
一种燃烧着自己的热情，再也不能安静地提起笔来写一点什么。那郁热的多
雨的夏季啊，我第一次背起了爱情的十字架。
我常以我那位朋友的屋子为我的烦忧的托庇所，因为在那里我可以找到
平静、友谊和莫逆于心的谈话。有时我们一同缓步在那些曲折的多尘的小胡
同里，或者在那开着马樱花的长街上。
一个晚上我们又走进了一个常去的荒凉的园子里。隔着暗暗的湖水，我
们停下来遥望对岸的树林。我突然想起了家乡。而他也谈起他将来愿意回到
乡下住着，常常坐在屋侧的池塘边的树荫下钓鱼，并且希望那时乡下的交通
比较方便，邮差从池塘边走过，时常把远方的信亲交在他手里。
不久他就离开了那个古城，回到混乱的文化落后的家乡去寻找职业。没
有发现适宜的工作却发现了肺病。他吐血了。这个悲哀的消息给我带来惊讶，
忧虑，我想起了他瘦弱的身体，困难的家庭状况和家乡的那种折磨人的社会
环境。
全靠他自己，他和那可怕的疾病斗争了四五年还是坚强地活着。在这中
间他还断续地以劳力去换取一种极简单的生活。
在一封信里他写着：“我宁愿挑葱卖蒜，不和那些人往来。”那些人是
什么人呢？不待推测，我就想到那是充满各地的闭着眼向社会的上层爬的人
们。后来他又寄一些新的小诗给我，当我读到其中的这样一首；
我愿是一个拣水雀儿
在秋天的田坎上
啄雨后的露珠
我起了许多感触。我联想到一位古代的愤世者的话：“世间无一可食，
亦无一可言。”
现在我们见面了。他更加瘦弱而我则带着风尘之色。让我们为着想起了
那些已经消逝的岁月再沉默一会儿吧，那些寂寞的使人老的岁月。
我已经开始走入衰老的季节了，却又怀抱着一种很年轻的感觉：仍然不
关心我的归宿将在何处，仍然不依恋我的乡土。未必有什么新大陆在遥遥地
期待我，但人却甘愿着风涛，带着渴望，独自在无涯的海上航行。
是什么在驱策着我？是什么使我在稍稍安定的生活里便感到十分悒郁？
对于明天我又将离开的乡土，这有着我的家，我的朋友和我的童年的乡
土，我真是冷淡得如一个路人吗，我责问着自己。我不自禁地想起一片可哀
的景象：干旱的土地；焦枯得象被火烧过的稻禾；默默地弯着腰，流着汗，
在田野里劳作的农夫农妇。这在地理书上被称为肥沃的山之国。很久很久以
来便已为饥饿、贫穷、暴力和死亡所统治了。无声地统治，无声地倾向死亡。
或许这就是驱使我甘愿在外面流离的原因吧。
是呵，在树荫下，在望着那浩浩浩荡荡的东去的扬子江的时候，我幻想
它是渴望地愤怒地奔向自由的国土，又幻想它在呜咽。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一日下午，莱阳
（原载 １９３７ 年 ８ 月 １ 日《文学杂志》第 １ 卷第 ４ 期）
《某县见闻》
一
我到电报局发一个电报。我把一张写好电文和号码的信笺从柜台上的小
窗户递进去。那坐在办公桌的侧边的职员，一个穿着藏青色西服而且偏分着
头发的年青人，接过它去看了一下，便大声的说道：
“济南已经不通电报啦。”
“怎么就会不通呢，我刚才从那边回来？”
“你看那墙上贴的布告吧。”
我真有点儿不相信。那是一九三七年九月，不但济南没有失陷，就是南
京，上海，太原都还在我们的军队的手中。于是我走到墙跟前去读那布告。
那上面大意是说湖南，湖北，安徽，河南等省调动军队，官电甚忙，暂停收
发人民拍往那几省的电报。总之，其中没有山东。
“那上面没有说济南不通，”我走回柜台前去这样说。
“济南不是在湖北吗？”
“谁告诉你济南在湖北？”
“你说在哪一省？”
“山东，”我生气的说了这两个字，仿佛不愿多说了，但接着又补上一
句。“假若你不信，你可以拿你那簿子来翻一翻。”
电报终于发了，不过当我走出电报局的大门，走到大街上，我
还在想：一个电报局的职员不应该不知道济南在那一省呀。
二在一个亲戚家里，在那阴暗的潮湿的小屋里坐着我，我的一个刚在初
中毕业兄弟和两个亲戚。一个已七十多岁了，比我大两辈；一个是平辈，大
概比我还年青一点。
我们谈到一种可怕的东西，白面。虽说我还没有看见过那种东西，但回
到县里来听得的消息已很够使我仿佛看见一个暗暗的存在着的可怖的网了。
这想象显然与我曾经读过的一本高尔基传记有关系，那上面说旧俄时候的密
探势力象一个暗暗的存在着的黑色大蜘蛛网，而沙皇就是那网的中心的大蜘
蛛。白面之流入四川据说是最近一两年的事，然而已经造成了一个巨大的细
密的网了：除了在城市里“不胫而走”外，它已深入到每一个乡场，而且据
说有些乡场上已能自己制造。
我的那位年青的亲戚谈得很起劲。他说他亲眼见过了几十家人因为抽白
面而破产，而流落，而倒毙。他说万安桥头晚上站着的那些象上海四马路的
野鸡一样的妓女都是抽白面的女人。
我的兄弟的主张是严厉的禁止：完全枪毙。
然而我那位七十多岁的亲戚却提出异议，他说那不过是嗜好罪，不是死
罪。
后来我才听说他家里，除了他和他的儿子而外，他的儿媳妇，孙子，孙
媳妇，甚至那不过几岁的曾孙都有那种嗜好。
这使我疑惑。严厉的禁毒条例不是贴在城市里和乡场上的墙上吗？不是
还有着负禁毒禁烟的责任的机关吗？于是我又隐隐约约的听见这样的话了：
还有人从中渔利，从白面贩身上渔利，象挤羊子身上的奶一样，挤干了又放
它出去吃草，吃饱了又捉住它来挤。不过这只是一种隐隐约约的流言而已，
没有人大声的说出来过，没有人负责的说出来过。唯一的昭昭在人耳目的事
实据说是有一次，一个白面贩从监牢里被带出来枪毙，他走过街上的时候大
声喊道，“真是不讲理呵，把我的金藤子些拿去了还要枪毙我吗！”
其次是我的一个亲戚告诉我，他有一个远房的侄儿在一个小县里当区
长，当了半年就弄了三四千块钱。“怎样弄的呢，一个区区区长？”我问。
“那地方出烟，他大概是从私烟贩子身上弄来的，”他象说一件极平常的事
情那样安静地说。
三
我时常到书铺去看看，由于寂寞。除了一家常到新书的生意较好的书店
而外，大点儿的书铺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名字是一个字也不错，但并
不是真的支店，只是不知是用什么方法把那招牌取来而已。这两家是几乎不
到新书的，因此都很冷落，但我也时常去看看， 看那些旧书，间或也挑选那
没有读过的买几本。
有时正在我挑选着书的时候，楼上便飘下了打牌声。
这有什么可怪呢，我认识的人便向我说过，他们有时到商务印书馆或者
中华书局去打牌。并且他们还说过书店成为麻将俱乐部的原因，那是一种联
络，对教育界人士的联络，为着推销他们的教科书。
但我不能不有一点感慨。
我感慨着这些人既不能热情的工作，而又没有正当的娱乐。
我感慨着麻将耗费了中国人的无数时间，无数精力。
当我对成人们不满的时候我常把希望放在下一代人的身上，然而在有着
抽白面，抽大烟，打牌，酗酒以及胡里胡涂过日子的成人的家庭里，儿童们
能够在身体上精神上都健全的长成起来也实在是难事呀。
有一次我到一个认识的人的家里去，又碰上他和他的朋友们在打牌。为
着礼貌，我不能不在那屋里坐一会儿。于是我很觉奇怪的注意到那牌桌子侧
边的一个用旧报纸盖着的旧网篮子。那里面是装的什么呢，那也许曾装过书
籍，旅行的铺盖卷，食物以及破皮鞋之类的网篮？我正在猜想的时候，一个
婴孩的哭声从那里面发出来了。
我感到那是一个很好的象征：那个中国婴孩的“摇篮”。
不过我还得说明一句，它还是极少数的幸福者之中的一个，因为它出生
在中产人家，不至于饿死，冻死。
四有时我在街上碰见了征发出省的壮丁的行列：穿着褴褛的甚至不能蔽
体的衣服，每人手中拿着一个土碗，一 双竹筷，默默的走着，象一群乞丐。
有时手臂上还系着棕索，一串一串的系着，象一群犯人，那种木然的神气仿
佛说他们对于他们的新环境和行动和未来都莫明其妙。而且仔细的看一下，
那长长的行列里有些人是一点儿不“壮”而且尚未成“丁”。
为着解答我的疑惑，一个从乡下来的朋友这样说：
“我们乡下的壮丁是用钱买来的。大家都不愿当壮丁，所以只有一家出
点儿钱，凑起来买那些流氓，■神，抽白面的去，五块钱一个。”
“五块钱就愿意吗？”
“他们还有逃跑的希望。联保主任就教他们逃跑的方法。”
是的，送到城里来后的壮丁就时常有逃跑的。为着填补名额，城里还闹
过几天拉壮丁。据说从乡下来的土头土脑的人走到僻静的巷子里便有被拉的
危险。
至于旁的乡下的情形是不是都和我那朋友所说的一样呢？也不一样的。
我到乡下去过了一趟后才知道各处有各处的办法。比如有一乡抽壮丁的方法
是拈阄。这种极古老的方法是可以使简单的农人无怨言的，除了埋怨他自己
的运气。
当我从乡下回到城里来，路上经过一个地方，有一个衣服穿得干净一点
的农人向几个人大声的吵着什么，仿佛刚才发生了一件什么严重的事情：
“要还驼的！我说他要还驼的！”
我停下来和他谈了一会儿，才知道他是一个保长，刚才发生的事情是去
捉壮丁，打了一场才捉住了，不过被捉住的仍然不服气，又哭又吵，说联保
主任收过他十块钱，包不抽他当壮丁。所以这位保长说联保主任一定要把钱
还出来。
“你们怎么不到区长那里去告他？”我问。
“告他！我们怎么莫有告他！他约区长筛了七百块钱，专员筛了两千块，
什么事都没有了。”
他把数目说得那样确定，仿佛他亲自数过一样。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三日在成都追记
（原载 １９３８ 年 ４ 月 １６ 日《工作》第 ３ 期）
《川陕路上杂记》
梓■之夜
梓■。一个四川北部的小县城。
没有报纸。没有中级学校。这小县的全县人口约共十七万，而烟民竟约
有八千，据说每月县政府要解走公烟卖的钱和灯捐三万多。
旅馆里的客人就可以随便买烟膏来抽。
一天晚上，我睡得很早。上床后听见隔壁房间里有陕西口音的谈话声，
呼呼的抽大烟声。继续听下去，还有低下的女人的声音在劝着“吃一口”或
者是“再吃一口”。
从那女人的一些零碎的话推测起来，似乎她是因为抽大烟而穷困而开卖
淫的。无疑地她现在是被叫来陪烧烟。
那些听不完全的陕西口音谈到了成都的“三益公”，那是在成都最热闹
的大街春熙路上的一个古怪的营业场所，里面有着戏院，茶馆，理发店和澡
堂。“有一次我去那里洗澡，”有一个在这样带笑带骂地大声地叙述，“我
说，喊一个擦背的来吧，他妈的，来了一个是女的！”另外一个说到擦背的
男孩子，也带着很猥亵的口气。他说某一个阔人的儿子去洗澡，一次给某一
个擦背的男孩子六十块钱。
后来那个陪烧烟的女人似乎要走了，在用低小的撒娇的声音争着钱：“再
给我两角钱。”说了许多告哀怜的话才似乎达到目的了。这时那给钱的人开
心地说道：“就在这里睡一晚吧，给你五角钱。”“不行，”低小的声音这
样回答。“六角钱？”“不行。”“七角钱？”“不行。”“八角钱？”“不
行。”……那男子这样开玩笑地象唱一个非常简单而又非常下流的歌似地逗
着那女人，结果还是那女人的很 低小但听得清楚的声音结束了这对白：“给
我两块钱吧。”
那女人终于走了。那屋子里的两三个陕西口音的人说了几句话也都不做
声了。最后的两句听得很清楚。一个说：“真是又可怜又可笑。”一个说：
“她大概有三十多岁啦。从前两块钱还不行呢。”
夜是凄惨地静。
第二天起来，我好奇地猜测着那两三个陕西人是谁。旅馆里住着好几个
陕西人，有的是做生意的，有的穿着漂亮的黄色军服。他们都有着成人的正
经的脸。我无法猜测。
白龙江边的两个插曲
白龙江在奔流着。
载着我们和几十箱汽油的汽车驶到这样嘉陵江的支流的岸边停住了。这
里叫郭家渡。因为下了几天雨，江水骤然涨高了起来，而且流得很急。
公路得从江面走过去，然而没有桥梁。
四川公路局的先生们是聪明的，他们会用木船来代替桥：汽车坐在船上
便可以从江面走来走去了。木船不会自己走动，作为它的人造的脚有着木桨，
舵，篙竿和船夫的手臂。在白龙江，还得加上拉纤夫。由于江水奔流得很急，
木船必须先让许多拉纤夫背着纤索拉到上游，然后斜斜地划过对岸去。
今天，一个拉纤夫被白龙江吞食了。当我们的汽车到了宝轮院便碰着这
样一个悲惨的消息：今天淹死了一个人。到了江边才知道是一个拉纤夫。
我们下了车，站在江边眺望。江水从左前方的山峡间冲出来，由于山势
的控制，突然转了一个九十度的角度的大弯，然后伸直地奔向另一山峡。碰
着了挨近江边的或隐或现的石头它便发出阴郁的怒吼。
在对岸，三辆载着故宫博物院的古物的汽车停着，象三只愚笨的甲虫。
在挨近对岸的那边，一条狭长的沙坝静静地伸入上游，伸入水中。
今天，那个不幸的拉纤夫就是为了一辆载古物的汽车要过河，就是背着
纤索走在那条沙坝上，走着，走着，一下失足落到水深处去了。奔流得急的
江水带走了他，没有一点声息。没有捞着尸首。他还有年老的父母。他还有
妻子和一个小孩。不幸的消息到了他家里，他的父亲用脑袋在石头上撞，他
妻子哭着奔到江边，要跳水。
其他的拉纤夫们简单地，零碎地把这些说了出来，似乎心里都填满了悲
戚和愤怒。他们一定在想着这种职业的悲惨性。他们每月工资七元至九元。
淹死后的抚恤费每人三十元。他们每人穿着一件青布背心，在胸膛的两边现
出六个白布做成的字，每边三个：“昭化车站船夫”。
一个年青的小个子粗野地骂着，说他们今天忙得还没有吃晚饭，说那位
死者正当他的母亲把午饭送来，他才吃了两口便放下，便去拉纤，便死了。
天色已晚。从远远的山峡间，黄昏象蓝色的薄雾一样慢慢地展开。
我们的汽车还是停在河边。我们到时木船已划过那边了。隔着相当宽阔
的河面，我们望见那边的一辆古物汽车象愚笨的甲虫那样蠕动着爬上了木
船，那边的一些拉纤夫弯着身子，背着纤索走在那条沙坝上，然后那只木船
终于越过疾流和宽阔的河面，斜斜地冲到了这边渡口。
这时我在想着一张旧的成都《新新新闻》上的一条消息。那是关于中英
庚款本年度的分配计划的。中间有一项是垫付故宫博物院古物运费六十余万
元。
我们的汽车决定开回宝轮院去过夜。宝轮院离郭家渡十里，在申报馆的
地图上是“保宁院”。在那里的车站的门前挂着这样一个木牌：“四川公路
局昭化车站”。但昭化县城还在几十里以外。
白龙江在阴郁地奔流着。
当我正坐在烛光下记着日记，老杨喊我们出去看“啄啄神”。
不远的一家人户的门前已挤满了人。我们从人的肩头间望进去。屋子里
摆着两张方桌子；里面的一张上供着一个塑成坐着的姿势的神像，伸着两只
胖大的腿和脚，象一个大胖子；外面的一张上点着香烛。桌子的右边，一个
男子在做着法事。他穿着蓝布衣服，和普通农民的装束一样，只是头上用红
布缠着几片象花冠一样颤动着的白纸。他低着头，躬着背不住地可怕地颤抖
着，颤抖着，过了许久，然后用手拍着桌子摇着“师道圈”，然后抱着神的
右脚，一边用脸去擦，一边继续颤抖，然后跳了几下，用一种奇异的毫无意
义的声音唱了起来。在旁边，另外有一个人在翻译着，说的是病人得病的原
因。
我们回到栈房后，一个伙计告诉我们那家的小孩病了，所以清“啄啄神”
来医治。“‘啄啄神’会检药呢，”他说。“有一次，那个请啄啄神的人正
在扶着神的脚检药，一个兵进去看。突然给他一耳光，叫道：‘你不扶着，
看它还动不动！’结果它哪里会自己动呢。”他说那个人专靠“啄啄神”吃
饭。降神一次可以挣几角钱。“啄啄神”是木头做成的，手脚可以活动。
这使我想起了伊凡诺夫的《当我是一个托钵僧的时候》。当那小说里的
主人公第一次公演吞剑的把戏，当剑插入他的喉头，痛得很厉害，当他的班
主向他说，“你怎么不向观众笑呢”，他便忍痛做出笑容。
（选自《星火集》，１９４５ 年 ９ 月，群益出版社）
《我歌唱延安》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
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
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
在青年们的嘴里，耳里，想象里，回忆里，延安象一只崇高的名曲的开
端，响着洪亮的动人的音调。
这简短的只有两个字音的名字究竟包括着什么呢？
包括着三个山：西山，清凉山，宝塔山。
包括着两条河：延水，南河。
包括着三个山的中间，在两条河的岸上，一个古老的城和它的人民。
包括着历史和传说：韩琦，范仲淹治理过的宋代的边城；明代以前相当
繁荣，回回叛乱以后才衰落下来……假若你去访问清凉山上一个六十岁的老
人，虽说他卧病床上也会滔滔不绝地从同治年间谈到现在。但是让我只谈现
在吧。
包括着陕甘宁边区政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毛泽东同志。
包括着一些学校：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
包括着不断的进步：
两年以前，“红军”未到的时候，这是一个荒凉的穷苦的城，然而人民
的背上压着繁重的捐税，每月每家要出几元或者几十元。现在，商业繁荣了
起来，有了三万以上的资本的商号。
一年以前，“红军”已改成了八路军的时候，人口还只有四五千；饭铺
只有四五家，使用着木头挖成的碟子，弯的树枝做成的筷子；商店没有招牌，
买错了东西很难找到原家去换，因为它们有着同样肮脏，同样破旧的面貌；
大礼堂没有凳子，舞台上只有一盏煤汽灯，十几只洋蜡做成的“脚灯”，简
单的舞蹈和“活报”。现在，人口增加成一万多；街上充满了饭铺，饭铺里
有了叫“蜜汁咕噜”或者“三不粘”的延安特别菜；所有的商店都换上的蓝
底白字的招牌，浅蓝色的铺板，象换上了新的整齐的衣冠；大礼堂演着三幕
戏，放映着有声电影，《夏伯阳》或者《十月革命中的列宁》，而且观众要
按门票上的号数入座。
两月以前，当我坐着车子，大睁着眼睛走进这个城的时候……
在这短短的两个月中也有了许多改变了。代替了一下雨便泥泞难走的土
路，一条石板铺成的漂亮的街道从南门一直伸到城中央的鼓楼而且还在向前
爬行，不久便会伸到北门前去。
这个活着的城象一个活着的人，不断地生长，不断地改变它的面貌。
“延安有什么可写呢？延安只有三个山……”我们这民族的巨人毛泽东
同志穿着蓝布制服，坐在一间窑房里的一条小白木桌前，幽默地客气地微笑
着向我们说，当我们告诉他想写延安。但是他接着很正经地，很肯定地，虽
说仍是客气地加上：“也有一点点儿可写的。”
一点点儿？依据我两个月来的理解，依据我诚实的语音，这个形容词的
正确的解释应当是“很多很多”。我充满了印象。我充满了感动。然而我首
先要大声地说出来的是延安的空气。
自由的空气。宽大的空气。快活的空气。
我走进这个城后首先就嗅着，呼吸着而且满意着这种空气。
这里没有失学或者失业的现象。没有气丐。没有妓女。对于外面的深怀
成见，专门造谣中伤的人们，“顽固分子”。
这里流行着一个非常宽大的称呼：你觉得太宽大了吗？
“是呀，太宽大了！”一位曾经在巴黎生活了十年的女作家大声地叫着
说。因为她非常关心延安。因为她听说日本报纸上已登出了这里的后方医院
的照片。因为她认为有些不三不四的新闻记者应当加以限制。因为他们有着
值一千块钱以上的夜间可以摄影的开麦拉。
但是这对延安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损害，敌人直接地或者间接地买去了
一张照片。敌人的特务机关布满华北，敌人买去了众多的华北地形的测量图，
然而却买不去更众多的华北的人民，在华北许多城市失陷以后，我们还是陆
续地建立起来了许多游击根据地。
你还是认为对外面来的人应当加以限制吗？
“不，我们不愿加一点儿限制，”一位高级工作同志在一个集会里说。
“我们认为到延安来的知识分子都是中华民族的精华。假若有一万个科学
家，工程师要到延安来，我们就五千个窑洞给他们住。”他说到抗大的名额
满后在从这里到西安的沿途的电线杆上都贴着“抗大停止招生”，“抗大停
止招生”，但还是有许多青年徙步走来，而且来后还是得到了学习或工作的
机会，没有一个人被拒绝回去。他说到认识人不能单看缺点，而且从缺点也
可以看出长处：骄傲的人有自信心，可以把计划好的工作交他去做；怯懦的
人谨慎，可以当会计；吊儿郎当的人会交际；而普通认为背景复杂的人多半
经验丰富，知道许理论，总会接近真理，承认真理……
但是，但是这种自由的宽大的空气不会影响到工作的紧张，生
活的严肃吗？
“是的，边区讲民主，又讲集中，”一个从友区来的参观者向我们的陕
北公学校长成仿吾同志发问了。“但为什么我们的学校一实行民主便弄得乱
七八糟，不能集中呢？”
“是的，边区增进工作效率的方法有突击，竞赛，”另一个参观者，一
个友军里的高级政治工作人员，也发问了，“但为什么敝军里采用这些方法
不能收到效果，而且大家认为什么飞机，乌龟是骗小孩儿的呢？”
“这大概，这大概，”穿着布制服，麻草鞋，端坐在一条木桌前的成仿
吾同志回答，“因为边区有着共产党的存在。有一个号召，党员首先便作起
来，便没有问题了。”
为着证实这个解释的正确性，一个同志告诉我这样一个小故事：今年秋
天。天气已冷起来了，正在修筑着的汽车路要通过一条小河流。工人们站在
河边，望着澄静的寒冷水，有点儿迟疑，政治委员首先赤脚跳下去，大步走
着，说“不冷”。于是大家都跳下去。于是大家在淹没脚胫的水中工作，直
到起来时有些人的脚上的皮肤裂开了，出着血。
这是一个动人的例子。然而一般地说来，在工作的困难的岸边，并不是
一定要共产党员先跳下去然后大家才跳。许多非共产党员也一样紧张地工作
着。
那么缺点呢？缺点呢？难道一点儿缺点也没有吗？
“说到缺点我却还没有发现。我才到两天。呼吸着这里的空气我只感到
快活。仿佛我曾经常常想象着一个好的社会，好的地方，而现在我就象生活
在我的那种想象里了。”
两个月以前，当我在鲁迅艺术学院的一个座谈会上这样结束了我的拙劣
的谈话，一位曾经学过两年海军的文学系的同志站起来了：“我们的生活也
并不是毫无困难。我们写东西的时候没有桌子，只有一块放在膝头上的木板。
下雨的天气，从窑洞里走下山来路非常滑，常常一个一个地跌倒，满身是泥。
冬夜里钢笔尖都冻结了，要放在嘴里呵几口气才能写字……”
两个月以后，当我这样素朴地歌唱着延安，我承认我们的生活并不是毫
无困难。但比较一年以前，一般的物质生活已有了很大的进步，而且我们成
天紧张地快活地工作着，很少的很细微的物质生活上的困难象放在三床鸭绒
被下面的几粒豌豆，恐怕真要传说里的公主睡在那上面才会辗转不安。
所以这不能算作延安的缺点。这一点儿也不能使那些深有成见，专门造
谣中伤的“顽固分子”满意。因为他们不眼睛，不相信理智，却相信着怪诞
的幻想。当八路军在华北建立着，巩固着发展着许多游击根据地的时候，当
八路军的兵士们在前线流着血的时候，他们在后方互相做着鬼脸地冷冷地
说：“八路军游而不击。”
他们的神经非常锐敏，听到“八路军”便联想到“共产”，便想到他们
的银行存折。
那么错误呢？错误呢？难道每一个人都没有犯过错误吗？
“错误在延安不能长成起来，”一位诗人同志告诉我。“今年春天。抗
大的一个小队里竞赛着内务的整齐。因为被窝厚，不容易折成现直角的方形，
有人发明了用牙齿把折痕咬成一条直线的方法。而且有人仿效。这把我气着
了，我给毛主席去一封信，我说，假若延安出了几个用牙齿咬被窝的斯塔哈
诺夫， 不但是中国的笑话，而且是世界的笑话。很快地这种错误便被纠正了。”
所以我说延安这个名字包括着不断的进步。
所以我们成天工作着，笑着，而且歌唱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