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一个青年电机工程师不满意地说，“这些人花费太多的时间在唱歌
上，但现在还不是唱歌的时候呀。”一年以前，我在外面，我在一本谈延安
的小册子上碰见了这样一个老实人，我笑了，我喜欢他。同时我想，延安的
人们那样爱唱歌，大概由于生活太苦。然而我错了，刚刚相反地，是由于生
活太快乐。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夜，延安
（原载 １９３９ 年 ２ 月 １６ 日《文艺战线》创刊号）
《七一五团在大青山》
我将叙述人的温度征服了寒冷。我将叙述荒凉的山群和散漫的落后的人
民怎样在人力之下变成了坚硬的堡垒。我将叙述战斗和死亡。
我不是叙述几个新的英雄的探险事业，而是叙述一千几百个人完成个政
治上的任务，建立大青山抗日根据在。
在我开始我的叙述之前，我亲切地想起了你，七一五团。代替你的正式
的番号，我愿意叫你为“年轻的团”。这不是说你的年龄还幼小。我知道你
是走过雪山，草地，你经历过许多岁月和战斗。
这由于在一九三九年二月，在河北河间代刘庄，我和你在一起过了一礼
拜，而你给了我这样一个印象：你很年轻。你象早晨一样年轻。你象一个十
九岁的男孩子一样年轻。你快活，勇敢而且强壮。只有一个年轻的人才能带
着欢笑和好脾气去事困难的工作。
而且我想起了你，王向荣同志。你这个二十四岁的团长，你开始献身革
命的时候你还是一个小鬼，你还要别人把你抱上马背去。现在你却有着高大
的个子，洪亮的声音，充满了健康的血色的脸面。我很奇怪为什么残酷的战
斗和艰苦的物质生活都一点儿不能妨害你的生长，你的发育，你的青春的开
放。你这个年轻的漂亮的团长，假若把你放在法国的爱情小说里面，放在华
丽的宴会中间，你一定要引起许多贵妇人的倾心呢。然而我们不是活在那些
无聊的小说里而是活在战争中的中国。而且我们活着不是为了那些卖风情的
贵妇人而是为了无数苦痛的，不幸的中国的人民。我们还是这样更好一些。
为着要象一个真正的人一样活着，我们在目前还是更愿意吃着小米饭，进行
着战斗，而且甚至于缺乏着充分的安稳的睡眠。是的，王向荣同志，你眼皮
有一点儿肿，你眼角有一点儿发红，你昨夜一定没有睡得好。昨夜，在两支
白洋蜡的光下，你和几位同志对我谈着大青山的情形，一直谈到十二点。而
现在，在这早晨，你又在忙着接电话。你在倾听师部参谋长的指示，而且跟
着又得把这个指示传给你的一个营。
而且我想起了你，朱辉照同志。你从前是一个矿工而现在是团政治委员。
和我谈了一夜还不厌烦，在这早晨，你还要把十万分之一的军事地图在炕席
上，让我看一看纸上的大青山，让我看一看哪儿是萨拉齐，哪儿是察素齐，
让我看一看那些表示山峦突起的密密的黑线圈间丰的高度， 拔海 ２６１５ 公尺或
者 ２５３９ 公尺。你一边指点，一边说，“在包头东北的高山上，可以望见黄河，
可以望见黄河南岸的灯火。”
而且我想起了你，你常常低吹着口哨的快活的教育股长，吴融锋同志。
我不能忘记那些你对我谈雪山，草地和西康蛮子的夜晚。你说雪山上面积着
万年雪，身体不好的人爬到山顶便会呼吸困难，全身发抖，而且倒下死去。
你说草地都是山上的平原，里面有着一块一块长着青草的烂泥地，失足到里
面便会渐渐陷下去，无法出来。你说男女蛮子都穿着白色或者黑色的羊毛布
长袍，吃着青稞面和茶和酥油做成的粘粑，晚上围着屋子中央的火盆睡。你
说他们很珍视珊瑚：一颗珊瑚珠可以换得许多食品。你说女蛮子的牙齿并不
刷洗，然而却雪一样白。
而且我想起了你，一营营长傅传作同志。在一个清晨，在村口的一个空
场上，全营的干部和战士背着枪和手榴弹和蒿草做的伪装，在你面前站成一
个整齐的讲话队形，而你是怎样大声地，有力地对他们讲着话啊。你们将去
完成一个紧急的秘密的战斗任务。
你们那样坚决，那样镇定。你们很迅速地开走了，在我的注视之下，在
爬在树上，站在屋顶上的老百姓们的注视之下。后来不久，和着胜利的消息
一起，传来了你带伤的消息。
而且，最后，我想起了你，我忘记问你的姓名的排长。在深县战斗之后，
你失掉了联络。然而经过了十七天，你终于辗转地找到了转移后的部队，终
于回到二营里来了，带着七八个同样失掉了联络的弟兄，带着各人的武器。
当二营营长问询了你一会儿，拍着你的肩膀叫你赶快去吃饭，你把你身上的
盒子和子弹袋解下来放在炕上，而且数着子弹的数目，表示一粒也没有遗失。
我将叙述你们在大青山的故事。我希望我的重述一点儿也不违背你们嘴
里所说出的真实。
经过了几天的休息和整顿，经过几夜的充分的睡眠，驻扎在平鲁以西贾
家堡一带的七一五团开始了第二次向北方的进军。
坚强的进军。浩浩荡荡的进军。伪装，马匹，武器和人在山谷间流动着，
象一条河。一个正确的实现为一个雄壮的行动。普遍的政治动员克服了情绪
不高和逃亡。
也许有人想起了第一次进军的经过：在凉城厂汉营遭遇了敌人的九路围
攻，全团从一个很小的缺口突围出来，继续行军一天一夜，没有吃一顿饭；
在厂汉营北边的马营村又遭遇了敌人的七路围攻，而且遭遇了一整夜的大
雨，突围出来后全团在有着半人深的水的河里走着，湿透了所有的衣服；后
来，为了迷惑敌人，才向西转移，向南转移，回到了原来的驻扎地。
也许有人想起了第一次进军前的个别分子的动摇：寒冷的传说是怎样苦
恼着他们啊，当他们听说在绥远，在冬天，人的鼻子耳朵会冻掉，大地会冻
裂到一尺多宽，口沫落地马上就凝结成冰，戴皮手套必须握成拳头，下大雪
后积雪会把门完全封住，早晨起来必
须用锄头挖出门来，而且刮着绥远人叫为“白毛旋风”的旋雪的时侯，
没有了太阳，没有了村子，没有了道路，谁都不能出门行走。
然而这些都已经过去了。这些记忆应该让位给信心和希望。
三个经常保证着部队的胜利的条件，坚决，秘密和迅速，保证着这次进
军的胜利。
敌人的眼睛是老鼠的眼睛。敌人的行动是乌龟的行动。
经过了几天的白昼行军，经过了一整晚的夜行军，他们通过了平绥路。
告别了山西，告别了暖和的八月，九月一日，一九三八，他们到达了目
的地。
这里是大青山了。连绵的山群。起伏不已的山群。牛车路蜿蜒在山沟里，
爬行在水旁的沙滩上，而且曲折地盘旋到山顶。马群，羊群牧放在长着青草
的山坡间。黄色的莜麦在开垦不久的肥沃的土地里等待着收割。
这里是大青山了。这是大青山的人民，他们吃着莜面，穿着羊皮，住着
土房子或者窑洞（在蒙人的屋子的门外常常放着一个蒙古包，表示他们没有
忘记他们是游牧民族的子孙）。寥阔的土地。稀疏的人口。这新来的一团人，
这在天亮时突然出现使人不知是从哪来的一团人，必须分散地住到三四十里
以外，才能全部都找到了屋子，炕和饮食。
这里的人民好久没有看见过祖国的正规军了，自从傅作义将军退出了绥
远，自从这块寒冷的然而肥沃的土地上有了“皇军”，“西北边防自治军”
和“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他们，蒙人和汉人，必须在账簿上，书信上，或
者货特的发单上写着古怪的新的年号，“成吉思汗七百七十三年”。他们，
蒙人和汉人，在日本特务机关的挑拨之下，增加了种族间的隔膜：他们经常
地听到那些卑污的阴谋者说着八月十五汉人杀鞑子的故事，说着这样一句古
怪的话，“现在不是中华民国的天下，是成吉思汗的天下。”
然而他们知道随着这些变迁而来的是些什么。他们知道“皇军”到一个
地方就要“花姑娘”。他们知道身上增加了负担：现在连喂马都要上税。他
们知道碰见了“皇军”必须行鞠躬礼，而且有时会被他们当作马，被骑在自
己的背上，让他们笑。他们知道包头或者归绥的城内，日本浪人常常把一些
商店的主人赶走，把屋子占据去开赌场，澡常和妓院，而那些“西北边防自
治军”常常这样实行着“自治”，睁着眼睛说一只铜戒指是金的，向街上的
商店押十块钱，二十块钱。
他们知道土匪比从前更从，更猖獗，常常“请财神”；使用残酷的刑罚，
而且一牛车一牛车地拉走妇女。
现在他们实在欢迎着这支祖国的军队，这支说话和气，买东西给钱而且
耐烦地讲着抗日道理的军队。他们实在还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军队：住在他们
家里象亲人一样亲切，象客人一样客气，而且走的时候把院子，屋子和炕都
打扫得干干净净。他们实在还没有听见这些道理：祖国还有广大的土地，众
多的强壮的军队，而“皇军”象一条可怜的牛，前面头碰到坚硬的墙壁上，
后面被拉住了尾巴，不管怎样发急，怎样拚死拚活，最后它只有白送上一条
命（然而他们和那些甘心给他们做奴才的中国人从前都说，“中国完啦”，
“中国只有两架破飞机啦”）。
不久之后，他们更崇拜起这支军队来了。
九月三日晚上，就在他们到后的第三天，七一五团攻下了陶林。九月十
日晚上，他们攻下了那个有着宽阔的街道和漂亮的商店的乌兰花。跟着来的，
不管对日军，对伪军，对土匪，都是一些光荣的胜利的战斗：后窑子战斗，
榆林滩战斗，不拐战斗，苏波盖战斗，陶思浩战斗……
他们传说着二连的战士们都是边长当的，当这一连紧接着了三次硬仗之
后。
伪军们更传说着是“神兵”，要在子弹头上涂了黑狗血才可以打得进，
传说着八路军作战前先要吞符水……
然而这支军队仍然不过是人。他们仍然会死伤，会肚子饿，会感觉寒冷。
当他们走进这寒冷的地域，这寒冷的季节，他们身上还穿着单衣，脚上还穿
着草鞋。九月十三日，大青山就飞了第一次雪。他们只有和寒冷斗争。他们
还得在寒夜里去攻打敌人。陆续地经过了两个月，由于人民的同情和拥护，
由于“动委会”的帮助和动员，全团的人才都穿上了皮衣（用他们自己的话，
“一身都是毛了”）。
除了这些新或者旧，好或者坏的羊皮，还有另外许多东西使他们温暖。
革命的传统，抗日的理论……而最主要的是建立根据地的艰苦的工作。
首先，以归绥到武川的那条路线为界，这长约千里，宽约三百里的区域
被分作两半。团长王向荣带一些干部和战士到东部，团政委朱辉照带一些到
西部。东部的主要根据地是陶林，武川间的大滩（就在这里他们建立了一个
抗日政权，武川县政府），其次是四个工作区：归绥东北部，陶林西南的索
拉特，武川，陶林间的土城子，平绥路南的满汉山。西部的主要根据地是萨
拉齐，固阳，武川的交界处，其次是三个工作区：武川西北部，固阳东部，
萨拉齐，固阳和包头间。
对于蒙人，他们提出了“蒙汉联合，共同抗日”的口号，揭破了日本特
务机关的阴谋，而且和蒙人武装订立着互不侵犯条约。从蒙人也就一样地得
到了拥护和帮助。他们给军队送马匹。他们为军队到包头或者归绥城内去买
药品，当寄养兵在他们家里，而且遭遇到敌人的搜查，他们说是他们家里的
人。而那个管东公旗武装的五十三岁的赵太保官府更是怎样快活地，亲切地
招待着一个被派去和他接洽的政治工作人员啊：他说他到过北平，南京；敌
人请他去作师长他不去；他清楚国际的情势，中日力量的对比；他知道伪自
治政府有名无实；他问到八路军从前的经历，而在最后，他承认八路军到了
他的区域内，由他供给粮食。
对于土匪他们主要的是争取。对于这些情形复杂的土匪，有的几代人都
是以抢劫为生，有的大部分抽大烟而且带着女人，有的上级还好而下级却难
于说服。争取是很困难的工作，而且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即使他们都愿意
接受收编也无法供给他们的服装，武器和军费。他们只有逼迫土匪到敌人所
在的区域去活动，去和敌人作战。
对于由过去的保安队和土匪合编成的伪军，对于这些常常说他们并未忘
记祖国，不过反正的时机还没有来到的伪军，七一五团除了必要时的战斗而
外，也个别地和他们通信。这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敌人来围攻时他们预先通
信。敌人命令他们进攻时他们并不认真打。而且，当一个伪军里的旅接到了
七一五团的信，他们晚上召集团长以上的人关着门读着，商量着，一直考虑
了两夜。第三天，一个五十六岁的蓄着长胡子的参谋被派来了。他叫魏世泰。
他从前是归绥城里的中学教员；在伪军里仍然秘密地做着救亡工作；因
为收编了不少的土匪，他得到日本特务机关的信任。他谈得那样清楚，那样
坚决（“他谈抗战问题比我还强，”朱辉照后来提到他时总喜欢这样说）。
他说他们的部队一定要反正过来。他回去不久之后，那一旅的两个团终于反
正了：打死了十几个日本人，冲破了敌人的包围，而这个动人的秘密工作者，
这个爱国的老战士，就在这次战役中献出了他的生命。
至于敌人——这些侵入亚细亚大陆的海盗们的窘状还需要提到吗？在大
青山，在七一五团到了以后，谁不知道他们只不过守着几个城，守着平绥路
上的几个车站？
我们的数目很少很少的。他们的可怜的或者可笑的故事却很多很多。
然而我不想在这里叙述。
因为我要叙述的是七一五团和大青山，是七一五团怎样从敌人的统治下
夺回了大青山，是大青山的荒凉的山群和散漫的落后人民怎样能结合成了一
个坚硬的堡垒，或者说这一块长约千里，宽约三百里的土地，东到陶林，西
到包头，固阳，南到平绥路，北到乌兰花，怎样变成了一块不能消化的石头
梗塞在日本军阀的喉间。
十二月十九日，七一五团离开了这块土地，然而他留下了二十几次的胜
利的战斗的影响，留下了一个抗日根据地的雏形，留下了它的一营，和它在
这里新扩大的一千多骑兵，和十个游击队。
我徒然吃力地叙述了我的故事，我徒然让我的想象追随我所听来的事实
奔驰了一个寥阔的区域，一个季节，因为我几乎一点儿也没有叙述出你，年
轻的快活的七一五团，在那个有着浓厚的色彩的地方，完成着一个伟大的艰
苦的任务时所经历的动人的战斗，事件和日常生活。我才知道比较于实际的
行动，历史是多么贫乏无味。我才知道比较于活的事实，传说是多么拙笨。
我才知道比较于生活本身，想象和推论是多么没有颜色。我才知道与其作一
个成功的故事重述者，我还是宁愿作一个生活中的失败的人物。
当我随着你的师部从山西到河北，当你的兄弟七一六团到了那个大平原
上便连接地进行了几次残酷的战斗，需要着休息，当你的长官贺将军叹着说，
“假若我现在身边有两旅人……”（随着他到河北的作战部队只有七一六团
和一个游击支队），我便想到了你，七一五团，我知道你将到来。然而我不
知道将在哪一天。二月十日，一九三九，我和政治部在武强东唐旺而师部在
半里外的任家庄，拂晓便得到了“战斗准备”的命令。那天炮声是怎样象雷
一样
不断地响着呵，而且机关枪声都听得很清楚，而且敌机就在我们的村子
的上空回旋，扫射。我们的村子外边在挖着散兵壕。土墙上在挖着枪眼，政
治工作人员和小鬼都背上了手榴弹。因为几里地外战争就在进行着，而且大
家知道在那里抵御着敌人的只有一个作战能力不大强的河北本地的游击队，
然而敌人并没有攻到我们的村子来。我们仍然在那里睡了安静的一夜。第二
天我们才知道敌人的退却是由于你的突然的来到，你的突然的打击。
十五天后，我到你驻扎的村子里去。我才更多知道了一点儿那天的情形，
那天早晨你刚从一个多月的长途行军到达了深县北杜庄，刚准备宿营，刚进
屋，便发现了敌人的进攻。虽说当时敌情不明，部队又连接着行了三晚的夜
行军，一天一夜没有吃饭，你还是英勇地应战了，而且后来敌人增援到两千
多人，坦克车装甲车六辆，你还是支持到下午三点才开始脱离战斗。而且脱
离战斗的时候，你的一个副班长因为带了伤，独自落在后面，便把一个手榴
弹放在胁下，自己拉了引线炸死自己。
九月十一日
（原载 １９４０ 年 ２ 月 １６ 日《文艺战线》第 １ 卷第 ６ 期）
《一个平常的故事》
——答中国青年社的问题：“你怎样来到延安的？”
我来到了延安。难道这真需要一点解释吗？
在开出了许多窑洞的山上，在道路上，在大会中，我可以碰到太多太多
的我这样的知识青年。我已经消失在他们里面。虽说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
有他的故事，当我和他们一样忙着工作和学习的时候，我为什么要急于来谈
说我的？
因为我曾经写了《画梦录》？
这不是一个好理由。那本小书，那本可怜的小书，不过是一个寂寞的孩
子为他自己制造的一些玩具。它和延安中间是有着很大的距离，但并不是没
有一条相通的道路。
或者因为我来得比较困难，比较晚？是的，我时常感到比我更年轻一些
的人要比我幸福一些。我回顾我的过去：我真是一条太长、太寂寞的道路。
我幼年时候的同伴们，那些小地主的儿子，现在多半躺在家里抽着鸦片，吃
着遗产，和老鼠一样生着孩子。我中学时候的同学们现在多半在精疲力竭地
窥伺着、争夺着或者保持着一个小位置。我在大学里所碰到的那些有志之士，
从半喜欢做着过舒服的生活的梦，现在大概还是在往那个方向努力。从这样
一些人的中间我走着，走着，我总是在心里喊，“我一定要做个榜样！”我
感到异常孤独，异常凄凉。来到延安，我时常听见这样一个习惯语：“起模
范作用”。有一天，我突然想到它和我自己的那句话
的意思差不多。不过大家说着它的时候，不是带着悲凉的心境而是带着
快活的，积极的意味。
当我把这一类的感触告诉一个参加“一二九” 运动的同志：“我们不同，”
他说。“我们的道路是很容易的，就象自然而然地走到了这里一样。”
是的，他们是成群结队地、手臂挽着手臂地走到这里来的，而我却是孤
独地走了来，而且带着一些阴暗的记忆。
我想我大概并不是一个强于思索和反抗的人，总是由于重复又重复的经
历，感受，我才得到一个思想；由于过分沉重的压抑，我才开始反叛。
我时常用寂寞这个字眼，我太熟悉它所代表的那种意味、那种境界和那
些东西了，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到现在。我怀疑我幼时是一个哑子，我似乎就
从来没有和谁谈过一次话，连童话里的小孩子们的那种对动物、对草木的谈
话都没有。一直到十二岁我才开始和书本、和一些旧小说说起话来。我时常
徘徊在领居的亲戚家的窗子下，不敢叫一声，不敢说出我的希望，为着借一
本书。当我苦于无法借得新的读物，我夜里便在梦中获得了它。但当我正欢
欣地翻阅了那丰富的回目，开始读它，我就醒来了，它就从我的手指间消失。
对于正面的生活，对于人，我都完全没有怀疑过它们，我以为世界就是这样，
我不能想象它还可能更好一点。我承认了它。
十三岁的时候，当我又在私塾里读着家里仅有的另一些旧文学书籍，一
个叔父告诉我一个他辗转听来的道理：地象一个圆球。
我不相信。我的理由是那样可笑。我心里想：我所读过的书上都没有这
样说过。“读着《礼记》上的“曲礼”和“文王世子”，我想作一个儿子真
麻烦。但我的思想并没有滑到那些礼节好不好、应不应该有上面去，只有接
着想，好在现在大家都不照着书上所说的那样 做。当我象一个小孩子那样哭
泣着，要求着家里让我去上中学，我已经十四岁了。我并不曾明显地想到新
式学校比私塾好，仅仅由于一种朦胧的欲求，一种几乎是自然而然的对新环
境的渴慕而已。
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时代到来了。由于地域的偏僻，中国的第一次
大革命并没有给与我多少影响，它留给我的一些较深的印象不过是五色旗被
青天白日旗代替，当地驻军的布告上把“讨贼联军”必成了“国民革命军”，
和重庆大屠杀后被难学生家属们寄到我们学校来的红色的传单。我自己另外
经历了一点寂寞的事情。这使我象一个小刺猬，被什么东西碰触了一下便蜷
缩起来。
我用来保护我自己刺毛的是孤独和书籍。汉斯·安徒生的《小女人鱼》
是第一个深深地感动了我的故事。我非常喜欢那用来描写那个最年轻的人鱼
公主的两个外国字：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和 ｔｈｏｕｇｈｆｕｌ 。而且她的悲惨的结果使我第
一次懂得了自我牺牲。不知这三个思想（美，思索，为了爱的牺牲）是刚好
适宜于我吗还是开启了我，我这个异常贫穷的人从此才似乎有了一些可珍贵
的东西。我几乎要说就靠这三个思想我才能够走完我的太长、太寂寞的道路，
而在这道路的尽头就是延安。但它们也限制了我，它们使我不喜欢我觉得是
嚣张的情感和事物。这就是我长久地对政治和斗争冷淡，而且脱脑了人群的
原因。我乖僻到不喜欢流行的、大家承认的、甚至于伟大的东西。在上海住
了一年，我讨厌体育活动，我没有看一次电影，而且正因为为当时社会科学
书很流行，几乎每个同学的案头上都有一两本，我才完全不翻阅它们。在一
个夜里，我写了一首短诗，我说我爱渺小的东西而且我甘愿作一个渺小的人。
我有点儿惋惜那些少年时期的作品后来被我烧毁了，因为我现在很想看一看
我那时是怎样幼稚地说着那种幼稚的思想。那时我十八岁。
这个幼稚的时期继续得相当长久，一真到我二十二岁，也就是一直到我
大学二年级。我给我自己制造了一个美丽的、安静的、充
满着寂寞的欢欣的小天地，用一些柔和的诗和散文，用带着颓废的色彩
的北平城的背影，用幻想，用青春，而且，让我嘲笑一下那时的我吧，用家
里差不多按期寄来的并不怎样美丽的汇票。生活在这样的小天地里，我并不
感到满足，如我曾经在别处写过的，“每一个夜里我寂寞得与死临近”，而
且，“我遗弃了人群而又感到人群所遗弃的悲哀”。我写着一些短短的诗和
散文，我希望和我同样寂寞的孩子也能从它们得到一点快乐和抚慰，如同在
酸辛的苦涩的生活里得到一点糖果。我觉得这是我仅能作到的对于人类和世
界的一点贡献。我没有更大的志愿，更大的野心，因为我象一个无知的孩子，
对于许多事情还没有责任感。
但在这种生活里，新的思想也在开始生长，虽然仍然是不健康的，近乎
虚无主义的，在我的思想里它到底是新的。一个阴晦的下午，我独自在一条
僻静的街上走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卖报的孩子从我的对面走过来，挂着一个
盛报纸的布袋，用可怜的声音叫着一些报纸的名字。我看着他，我忽然想起
了我家里的一个小兄弟。一种复杂的思想掠过我的脑子，我想到他和我的那
个兄弟一样年幼，为什么他却要在街头求乞似地叫喊着；我想到人类为什么
这样自私自利；我想到难道因为他不是我的兄弟，我就毫不注意，毫不难过
地让他从我身边走过去。我忽然决心买一份报给我，因为没有零钱，我给他
一块钱让他找。当他到街旁的小铺里去兑换，我又忽然想，难道我真还要他
把那点钱找还我吗？于是我跑进胡同里，一直跑回了我住的地方。一种沉重
的难过压在我心里，我哭泣了一会儿。
当我恢复了平静，我却责备自己是一个傻子，因为我想那个诚实的孩子
一定在那条街上寻找着我，焦急地而又疑惧地。我不安了许久。我后来想写
一个故事来说明一个新生长起来的思想。一个乖僻的年轻人在一些陌生的地
方流浪了许多年，最后在一个城市里得了沉重的肺病。他家里人的得到了消
息，远远地跑去看护他，而且偷偷地为他哭泣。但他并不感谢他们，反而被
触怒了似地说：“正因为每个母亲只爱她子，每个哥哥只帮助他的弟弟，人
间才如此寒冷，使我到处遇到残忍和淡漠，使我重病着而且快要死去。”我
的生活限制着我的思想更进一步。我不知道人间之所以缺乏着人间爱，基本
上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我不知道唯有完成了社会的改革之后，整个人类
的改革才可能进行，而在进行着社会的改革的当中，一部分人类已经改变了
他们自己。而且我是那样谦逊，或者说那样怯懦，我没有想到我把我所感到
的大声叫出来：“这个世界不对！”更没有想到我的声音也可以成为力量。
但我终于从幼稚走向成熟。我丧失了我的充满着寂寞的欢欣的小天地。
我的翅膀断折。我从空中坠落到地上。我晚上的梦也变了颜色：从前，一片
发着柔和的光辉的白色的花，一道从青草间流着的溪水，或者一个穿着燕子
的羽毛一样颜色的衣衫的少女；而现在，一座空洞的房子，一个愁人的雨天，
或者一条长长的灰色的路，我走得非常疲乏而又仍走着的路。
我曾经把我的这个改变比作印度王子的出游。在这两个时期的中间，我
的确有过一次旅行。然而现在想来，并不是从那次旅行我才看见了人间的不
幸，因为它并没有使我遭遇到什么特殊的事件，还是从小以来的生活经验的
堆积使我在这时达到了一个突变。
我到底不是一个思想家，我十几年的经历，感受，似乎还比不上人家一
天的出游。现实的荆棘从来就不断地刺伤着我，不过因为是比较轻微的刺伤，
我这个年幼的堂·吉诃德才能够昂着走了一些日子。而且在北平的那几年，
我接触的现实是那样狭小，一个小职员的家庭，一个被弃的少妇，一些迷失
了的知识分子。而更深入地走到我生活里来的不过是带着不幸的阴影，带着
眼泪的爱情。我不夸大，也不减轻这第一次爱情给我思想上的影响。爱情，
这响着温柔的、幸福的声音的，在现实里并不完全美好。对于一个小小的幻
想家，它更几乎是一阵猛烈的摇撼，一阵打击。我象一只受了伤的兽，哭泣
着而且带着愤怒，因为我想不出它有着什么意义（直到后来我把人间的不幸
的根源找了出来，我才知道在不合理的社会里难于有圆满的爱情）。然而在
另一个意义上它的确教育了我。
唯有自己遭遇过不幸的人才能够真正地同情别人的不幸，而一个知识分
子，我想诚意地说了出来反而并不是可羞耻的，更要不幸降临到他身上他才
知道它的沉重。在以前，虽说我感到我随时可以为别人牺牲，我至多至多只
是消极地做到不损害人，不自私自利，对于人我仍然是漠不关心的。在这以
后，我才如我在别处写过的，“对于人间的快乐和幸福我很能够以背相向，
对于人间的苦痛和不幸我的骄傲只有低下头来化作眼泪。”我的偏爱的读物
也从象征主义的诗歌、柔和法兰西风的小说换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受难的
灵魂们的呻吟。虽说我自己写的东西仍然远离现实，象霍普特曼的《寂寞的
人们》中的那个失掉了丈夫的爱情的妻子，一边痛苦到用针尖刺着她自己的
手指都不能感到疼痛，一边还对她的婆婆谈说她的幼年的梦想，又象那为着
同情当妻的人的痛苦而决定放弃爱情的女客人，在黄昏里，对她将要别离的
爱人，在钢琴上弹着悲哀的小曲。
我到天津的一个中学去教书。在那教员宿舍里，生活比在大学寄宿舍里
还要阴暗。那里充满了愤懑而又软弱无力的牢骚，大家都不满于那种工厂式
的管理和剥削，然而又只能止于不满。我开始感到生活的可怕：它有时候会
把人压得发狂。一个独身者在吃饭的时候对我叹息说：“我们太圣洁了，将
来进不了天国的。”他本来可以到旁的地方去做事情，但他又不愿离开这个
都市和它所有的电影院，溜冰场，网球场和抽水马桶。因为一个同事病了，
一个比较起来还算很强壮的人竟■斯底里地哭了起来。当他早晨看见阔人们
的子弟坐着汽车来上学，他总是对我说：“他们一定觉得我们还不如他们家
里的汽车夫！”或者，“我们有一天会被他们的汽车压死的！”他是我在那
种环境里的唯一的朋友，唯一互相影响又互相鼓励的人。在黄昏中，看着远
远的烟囱，看着放工回来的小女工沿着那从都市的中心流出来的污秽的河水
的旁边走了过来，我们开始谈说着资本主义的罪恶。在我的班上，一个买办
的儿子白天听我讲授着白话文，而晚上回到家里，又从他的家庭教师读古老
的经书。我对我的工作和生活渐渐地感到了羞耻。我仿佛看见了我将被毁坏。
而在这时候，学生运动起来了。它更使我们处于一个非常难堪的尴尬的地位，
在学生和学校的中间，我们是可怜的没有立场的第三者。当“五·二八”那
天，游行的队伍一阵暴风雨似地冲到了我们的宿舍外边的操场上，欢迎着我
们学校的学生们参加，热烈地开着会，呼口号，那象一堆突然燃烧了起来的
红色的火，照亮了我生活的阴暗，然而我却只能远远地从寒冷的角落望着它，
因为虽然我和他们同样年轻，同样热情，我已经不是一个学生而是一个被雇
佣者。
我总是带着感谢记起山东半岛上的一个小县，在那里我的反抗思想才象
果子一样成熟，我才清楚地想到一个诚实的人除了自杀便只有放弃他的孤独
和冷漠，走向人群，走向斗争。我才肯定地想到人间的不幸多半是人的手制
造出来的，因此可能而且应该用人的手去毁掉。在那个有着“模范县”的称
号的地方，农民是那样穷苦，几乎要缴纳土地的收入的一半于捐税。那些在
农村里生长起来的青年，那些在他们的前面只有小学教师的位置、每月十二
块钱的薪水和无望的生活等待着的师范学生，经常吃着小米，四等黑面，番
薯，却对于知识那样热心，象一些新的兵士研究着各种武器的性能和使用方
法。而且他们那样关心着政治，有几个因为到邻县去作救亡的宣传而被逮捕。
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我并不是孤独的。我和他们一样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我的情感粗了起来，也就是强壮了起来。当我看见了一些丧失了土地的农民
带着一束农具从邻县赶来做收获的零工，清早站在人的市场一样的田野里等
待着雇主，晚上为着省一点宿店的钱而睡在我们学校门前的石桥上，又到青
岛去看见一排一排的别墅在冬天里空着，锁着，我非常明显地感到了这个对
比所代表着的意义。我把我这点感触写了一首短诗，我写着：“从此我要叽
叽喳喳发议论”，就是说从此我要以我所能运用的文字为武器去斗争，如莱
蒙托夫的诗句所说的，让我的歌唱变成鞭■。
抗战来了。对于我它来得正是时候，因为我不复是一个脸色苍白的梦想
者，也不复是一个怯懦的人，我已经象一个成人一样有了责任感，我相信我
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做一些事情。我回到四川。
我发现我的家乡仍然那样落后，这十分需要着启蒙的工作。在我教着书
的一个县里的学校里，教员们几乎成天打着麻将。当上海失陷、南京失陷的
消息出现在报纸上，他们也显得不安而且叹息，但仍然关心他们的职业和薪
金更甚于关心抗战。那个五十多岁的半聋的校长，一个从前在日本学工程的，
在教员休息室公开地说中国打不赢日本。但是，他接着补救几句，中国还是
不会亡。他说从历史上看来，中国没有灭亡过。当大家问他元代和清代算不
算异民族统治，他才装着没有听见，停止了他的政论。而且我不喜欢我班上
的许多学生那样安静，那样老成。他们对于学生是有着许多意见的，然而他
们却很少正面地提出来。我甚至于有一次对快要毕业的那一班说：“我看你
们比我还世故。”我希望他们多管一些事情，首先从学校里管起。我并不是
单责备他们，我没有忘记文化的落后，军阀官僚的统治，革命的低潮，职业
和生活对于知识分子的威胁都帮助了某一部分人所施行的训练，那种使年轻
人丧失了理想、热情和勇敢的训练。我只是希望能够见到一种蓬勃的气象，
一种活跃。后来一件小事情使我感到我需要离开那个环境，我到底不是一个
艰苦卓绝的战斗者。我自己还需要伙伴，需要鼓舞和抚慰。一个比较热情的
学生写了一篇文章，慨叹着县里的人对于抗战漠不关心，学校里的一位主任
劝他不要发表，并且说：“你责备别人，应该先从自己做起。”他真的就请
假回乡下去作宣传工作，而且不久以后，带着一笔募捐来的钱回到了学校，
这时候那个主任对我说到他，就只轻轻的一句：“我看他有点神经病。”
我到了成都，我想在大一点的地方或者我可能多做一点事情。
我教着书，写着杂文，而且做一个小刊物的发行人。我和一个朋友每期
上印刷所去校对；我几十份几十份地把它寄发到外县去，送到许多书店里去；
我月底自己带着折子到处去算账。我的文章抨击到浓厚的读经空气，歧视妇
女和虐待儿童的封建思想的残余，暗暗地进行着的麻醉年轻人的脑子的工
作，知识分子的向上爬的人生观……但当我的笔碰触到那个在北平参加“更
